小姨多鹤

作者简介

二战进入尾声，日本战败投降，大批当年被移民来中国东北企图对中国实施长期殖民统治的普通日本国民被抛弃。十六岁的少女多鹤即为其一，在死难多艰的逃亡中，她依靠机智和对生的本能的渴望逃过了死亡，被装进麻袋论斤卖给了东北某小火车站站长的二儿子张俭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张俭的哥哥据传因为抗日而被日本人杀害，张俭的老婆朱小环因日本鬼子的惊吓导致流产，从此不能生育。国仇家恨的大背景下，日本少女多鹤的介入，使得整个家庭的关系变得暧昧和怪异。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女人多鹤的身份不仅在张家成为重大的情感和伦理问题，在整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民间生活中也成了巨大的政治问题。因为多鹤是张俭欲拒还休、欲罢不能的另一个女人，是生活在朱小环身边的情敌，也是张家三个孩子的生身之母，她的身份和地位成了纠缠张家几十年的头疼事。同时，如何掩盖多鹤的日本人身份也成了张家挥之不去的梦魇。张俭的解决之道是，让多鹤成为朱小环的“妹妹”，孩子们的“小姨”；然后再通过不断的搬迁来遮掩多鹤的日本身份以及畸形的家庭关系。这个奇特的家庭组合在动荡的政治环境和困窘的经济生活中飘摇度日。

几十年下来，日本人多鹤默默而固执地以“整洁、较真”等品质影响着这个家庭，而朱小环等张家人则以 “随遇而安”、“凑合活着”等生活理念改变着多鹤。残酷无奈而又充满吸引力的生活因着他们善良的本性使他们活成了不能分开的一家人。

编辑推荐

　  其它版本请见：《小姨多鹤》　　大历史中小人物的生命歌哭，著名女作家严歌苓继《第力个寡妇》之后，重磅力作。　　王蒙〔著名作家〕离奇而又平实，冷酷却是温暖，丑恶酝酿善良，憎恨变成爱恋，是事出有因还是无辜灾难？不共戴天本来就难分难解。生离死别，呼天抢地，却是娓娓道来。疯狂的历史。强暴了自自然然与普普通通。我们与你们是怎么样被劫持、被污辱与被蹂躏的？什么时候才能够醒转过来？是小说还是生活？竞如此横蛮荒谬！本来可以不这样的嘛。这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唉，严歌苓的新作《小姨多鹤》！　　李敬泽〔著名评论家〕《小姨多鹤》很好看，但是读这部小说却不仅是一次消遣。我们不得不把自己放进去，把我们的记忆和情感放进去，把我们恨的能力和爱的能力放进去，我们不可能无动于衷。这样的一部小说，它会感动人、触动人，会让我们想——不是置身事外，而是设身处地地想，想的时候或许是矛盾的、困难的，但正是在这矛盾和困难之中，我们免于僵硬和干涸，我们发展出更为充沛的道德想象力。　　施站军〔著名评论家〕中国式伦理文化中的“恕”与“亲”，被创作惯性遮蔽了近百年，却被这部作品艺术地激活，并赋予恤暖与柔情的光晕。《小姨多鹤》浑然地带有我们久违了的经典文品：读来多趣、精微、活泼，不失紧凑；思之开阔、雍容、庄重，甚至高深。如此意蕴丰盛迷人、襟怀爽朗阔气的长篇小说，是我们今天对汉语文学持有坚定信心的理由。　　陈冲〔著名演员〕我是一口气读完《小姨多鹤》的。我不得不说这个作品是严歌苓的又一部巅峰之作。作者对人性的深悟使她的作品总是具有极大的魔力，沉重而不失娱乐性，读来如身临其境，如亲密结识其中人物，如一气走过那一段历史——既是个人的也是民族的一段历史。　　姜文〔著名演员〕书在我这儿分好看不好看。《小姨多鹤》就是本好看的书。书中无处不见鲜活的细节。独到的人物刻画，丰富的视觉画面。由此可见作者对于生活的留意，对于他人经历的同情，以及对于我们民族经验的思考。

前言

　　狼烟不止一处。三面环绕的山坡上都陆续升起狼烟。随着天际线由黄而红，再成绛紫，一柱柱狼烟黑了，下端的火光亮了起来，越来越亮。天终于黑尽。火光里传出“啾啾啾”的吼声。　　村子里处处是女人们急促的木屐声。她们佝着腰蜷着腿跑得飞快，边跑边叫喊：“中国人来啦！”自从那种叫原子弹的东西把广岛和长崎夷为平地，中国人就常常来打一阵枪或扔几颗炸弹。女人们很快就习惯佝腰蜷腿地跑步。最后一次满洲招兵，四十五以下的老小伙子们也全走了，眼下剩的村民中，绝大多数是女人。女人们把自己家的孩子召唤回家，十五六岁的少年们已经在护村墙的射击口各就各位。护村墙有半米厚，上下两排射击口，绕村子一周。六个日本村子都有护村墙，是他们从日本刚来的时候筑的，那时都认为本部首长多此一举：中国人见了日本人能躲就躲，躲不过去就鞠躬让道。这些天不一样了，代浪村的人们叫喊“中国人来了！”就像不久前全中国的中国人叫喊“日本人来了！”一样凄厉。　　三天前，六个日本村子的村民集合起来，向满洲最北边的小火车站开拔。那个站叫盐屯，在满洲最北端，是他们从日本来满洲时下车的地方。他们打算在盐屯搭乘最后一班开往韩国釜山的火车。然后他们会乘上回日本的船，顺着他们多年前的西进渡满路线回去。六个村子加起来，三千多口人，不少人把牲口也带上了，给腿脚不灵的老人和不耐劳累的孩子们骑坐，或者拖拉行李。在盐屯站等了一夜一天，等来的却是本部的电报，让村民们立刻退回村里，因为大批苏联坦克已经过了中苏边境，也许会跟他们迎头撞上。代浪村的铃木医生跳上火车，叫村民们别听本部的，前进和后退都是赌博，真正的日本人应该选择前进。火车空空地开动了，一个空空的窗口，伸出铃木医生不甘心的脸，还在叫喊：“跳上来吧！笨蛋！”　　狼烟弥漫过来，低低地压在村子上空，给秋后骤冷的空气凝成一股浓烈的辛辣。火光渐渐繁衍成无数火把，漫山遍野，全中国的人都来了似的。吼声远比枪声吓人：“啾……啾……啾……”　　一个趴在射击口的少年先开了一枪。所有少年们都朝火把开起枪来。他们闭着眼咬着牙，朝密密麻麻的火点子开枪。那些火点子其实还在几里路之外。火把越来越多，一团火光霎时就能繁衍出一群火把。火把却不靠近，吼声也始终远远的，如同天边滚动的闷雷。　　村民们被村长召集到村神社前的空地上，看来不撤也得撤了。　　天就要亮了，远处的小火车“呜”了一声，或许又载来几十车皮的苏联大兵。村长的紧急通知说不背行李，只背孩子。谁也不听，撤离满洲国怎么可以不带行李。他们的村长不该是疏忽这样重要细节的人，这样的大撤离沿途一定会有食宿安排。女人们的脸上都有一种终于熬出头的安详。多年前他们从祖国日本来的时候，旗号是“垦荒开拓团”，那时谁也不知道舒展无垠的田野是他们的政府从中国人手里夺来的。现在中国人的大清算开始了。前几天集市上死了一个崎户村的村民。死得很难看，头发、鼻子、耳朵都不见了。　　五十一岁的村长站在十多个元老前面，沉默地等待木屐声响停下。他说不要相互打听，也不要小声议论。人们照办了。他又说，站得近些，再近些。人群有秩序地动了动，很快成了个方阵。婴儿们都在母亲怀里或背上睡着了，大一点的儿童靠在大人身上打盹。村长的声音低低的，透着抽一夜纸烟的干涩。他说决定是他们共同投票的结果——他和活着的全体元老：一切必须在天亮前结束。村长不是善于言辞的人，想不出话来说的时候就给人们一再鞠躬。他吃力地表达了他的意思：大日本国人是太阳的臣民，战败的奇耻大辱远比死亡更加痛切。他又说苏联大兵昨晚在附近一个日本村子里毙了三四个日本男人，轮奸了十几个日本女人，抢得一颗粮食一只家畜不剩，比匪盗还匪盗，比畜生还畜生。再看看这些山上的狼烟吧！没有退路了！中国人时刻会冲下来！用中国人的话说，他们现在的处境就是“十面埋伏”、“四面楚歌”。　　这时站在最后面的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往一棵山毛榉后面一闪，然后她缩起身子飞快往村里跑去。女孩突然发现她的耳环不在耳朵上。耳环是金的，是她从母亲首饰盒里偷偷拿的，只为了爱美和好奇。崎户村是女孩母亲的娘家，女孩的家在铁道那边的代浪村。十天前，世道刚开始乱，母亲叫她来崎户村照顾有中风后遗症的外祖父。一个深夜，行走不便的外祖父却走失了。外祖父的尸体是村里的狗们发现的，大半个身体在河水里，一双脚卡在河滩的石头缝里。外祖母没怎么哭，能以这样的死来体谅她的丈夫，她很知福。　　找到耳环之后，女孩飞着两只赤脚往村神社跑，木屐给她抓在手里。　　女孩错过了情形的急转。她的身影消失在漆黑凌晨之后，村长代表元老会说，他们替五百一十三个村民做了抉择，就是在听说了苏联大兵在邻村造的孽之后。村长说他替大家选择了一条撤离“满洲国”最尊严、最不痛苦的路线。对于女人，是捍卫贞节的唯一路线。　　人们开始觉得蹊跷了。瞌睡得东倒西歪的孩子们也嗅出命运的存心不良，全都抬头看着自己的长辈。两个女人情不自禁握住了彼此的手。站在最外面的一个女人拉着五六岁的男孩往边上溜了一点，看看，又溜一点，只有一步就要溜进到春天才栽的那片杨树林里了。村长和元老们到底要对他们干什么……　　元老们肃杀地站在村长身后。村长宣布了他们的决定。他说，是日本人，就和日本人一块尊严地去死。元老会想方设法才弄到了足够的子弹。　　人们都惊愕地进入了刹那间的休克。半晌，一个迟钝的人说，是一起自杀吗？为什么？！有的女人哭了：我要等我的丈夫从前线回来啊。村长的声音突然一改，变得凶恶，阴毒。　　村长说：你们想背叛全村吗？　　这时候黑暗已经稀释，每一秒钟天色都浅淡一层。　　取了金耳环回来的女孩此刻站在十来步开外，她正好听到了“自杀”二字。　　村长说是好样的日本人，就好样地死去。他决定由一个元老下手，给每人一个好死。那个元老枪法很准，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死成，这次如愿要为国家捐躯了。就在这个摆放着他们先人灵位的神社前面，每个人都会体面地倒下，死在自己人的群落里。　　女人们开始乱了，语无伦次地找着借口，不愿意接受“好死”。任何地方都会有败类，崎户村也不例外：这些女人谢谢村长，请他别领导她们去死。孩子们不完全懂，只明白“好死”不是什么好事，一律张大嘴，直起嗓门，脸朝天大哭。　　枪声响了。只是一枪。人们看见村长倒在地上。什么都是预先安排好的，村长领头做好样的日本人。村长妻子呜呜地哭起来，嫁给村长之前，她也对着母亲这样呜呜地哭过。现在她哭着就慢慢躺在了汩汩冒血的丈夫身边，就像新婚夜哭着躺在婚床上。她活着的每一天都没想过拧着丈夫的意愿。女人们都呜呜地哭起来，村长夫人这样给他们做榜样，她们还想往哪儿逃。第二声枪响后，村长夫妇成双归去。　　那个七十岁的元老放下冲锋枪，看了看相依而卧的村长两口子。他们的孩子全死在战场上，现在老两口赶去大团圆了。接下来是那几个元老。他们站成一排，背也不驼了，一个八十岁的老头，嘴里拖出口涎，却也不减庄重。老人们很有秩序，一个一个来，如同战败后粮食短缺，排队领饭团子。几分钟之后，老人们的晚辈们全聚拢到老人们身边，聚成永恒的全家福。　　不知为什么人们渐渐安宁了，每个家庭都以老人为中心聚拢起来。孩子们还在懵懂，但感到一种奇特的安全。安全感使一直在嘶鸣的婴儿们也静下来，拇指伸到嘴里，头慢慢地扭来扭去。　　这时候一个声音在叫喊：“多鹤！多鹤！”　　叫多鹤的十六岁女孩此刻瞪着一双疯狂的眼睛正看着这一切。她看见外祖母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所有人在此时唯一的恐怖是没有一具自己的骨血热热地贴着你倒下，再一块儿冷下去。女孩多鹤此刻决不要这种天伦相依。一家一家抱成了团，枪弹都打不开他们。枪手的样子已经不像人了，满脸满手的鲜血。他的枪法很派用场，偶然有叛变集体的人，魂飞魄散地撒腿朝广场外面跑，他的子弹很轻巧地就追上了他们。他渐渐有了经验，好歹把人们撂倒，撂倒就好办了。他的子弹准备得很充分，够他把死亡双份地分发给每个人。　　叫多鹤的女孩看见枪手停了下来。她听见什么异样的声音在很近的地方响着。她已经辨别不出声响是她的上下牙发出来的。枪手东张西望了一会儿，抽出一把插在腰问的武士刀。刚才他的射击成绩不理想，还需要他用刀返工。所有的返工也完成了，他看看刀，又用拇指在刀锋上刮了刮，把它往身边一撂。刀被热血泡软了。他坐下来，解下鞋带，将它的一头系在冲锋枪的扳机上，另一头绑在一块石头上。他脱下泡透了血足有十斤重的鞋子，袜子也是血红的。他两只沾满血的脚夹住连在扳机上的石头，一个打挺。　　“嗒嗒嗒……”　　过了很多天，叫多鹤的女孩子满脑子都是“嗒嗒嗒”的枪声。　　听了多鹤颠三倒四的叙述，五个村长先后跌坐在收过秋庄稼的地平线上，跟初升的太阳同一高矮。　　坐了十来分钟，代浪村的村长站起来。四个村长也跟着站起来，谁都没拍屁股上的泥土。他们得进村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帮着合合眼，拽拽衣服，或许还有一两个需要帮着结束抽动、呻吟、活受罪。　透过树的枝叶看，五百一十三个男女老少像是在野外扎营，一齐睡着了。土地淤透了血，成了黑色。血真是流得阔气，泼溅在树干和树叶上。有这么一家人，枪子都没有打散，血也流成一股，从两块石头之间的浅槽往稍低的地方涌流，却过分稠厚，在石头边沿凝结出一颗巨大鲜红的血球，凝而不固，果子冻一般。　　多鹤跟在自己的村长身后，血的气味膨胀在她的鼻腔和喉咙口，她快要闷死了。她本想找到自己的外祖母，但很快放弃了：大部分人都是从背后中弹，因此全是面朝下倒下的，她没有一丝力气和胆量去一个个地翻身辨认。　　原先村长们来崎户村是要讨论撤离“满洲国”的路线的，现在明白了崎户村的最终发言。在附近的日本村庄里，崎户村是头目，因为他们是第一个从日本迁来满洲开拓的。这时代浪村的村长突然捂住了多鹤的眼睛。他面前，是枪手的尸体。代浪村的村长和这个两度参加世界大战的老神枪手很熟。老神枪手靠在树干上，枪还在他怀里，扳机上拴的石头已经从鞋带上脱落下来。子弹是从下巴射进去的，这时他那个成了空穴的头颅祭器一般对着天空。　　代浪村的村长把自己的外衣脱下，罩在老神枪手残留的半个脑袋上。看来没有什么让五个村长插手帮忙的。那就点把火吧。让苏联人和中国人到了这里不再有什么可糟蹋。　　代浪村的村长说话了。他说，应该这样：每个村的枪手务必负责到底，保证在点上火之后再向自己开枪。村长们应答说，也只能这样，只能依赖枪手的无私了。确实是个遗憾，枪手最终要把自己的遗体留给中国人或苏联人去处理。　　他们谁也没注意叫多鹤的女孩子正悄悄地走开。一脱离他们的视线，她就狂奔起来，背后跟着好大一蓬头发。她不是个善跑的女孩子，如此疯狂地奔跑，也去不掉两胯的那点忸怩。多鹤要跑十多里路，要冒险穿过苏联人出没的铁道，跑回村里去告诉母亲，村长要替大伙当什么样的家。她必须以她不善跑的两腿和村长赛跑，赶在他前面，告诉她看见的那颗全家人的血凝结的血球，以及老神枪手对着苍天的大半个颅腔，他七十多年的记忆、智慧、秘密念头白里透红地飞溅在树干上。她得告诉村邻们这些，让他们在“好死”之前多一些选择。　　就在她看到铁道桥时，从崎户村方向又传来枪声。多鹤脚步乱了一下，然后跑得更快。下了坡，就是铁道桥，已经能看见铁道上停的几节火车皮了。一节车皮的门口蹲着一个苏联大兵，似乎在刷牙。多鹤脸上被树枝划出一些口子，此刻被汗水蜇得生疼。她不能从桥上过河，只有沿着山坡向下游走，找个水浅的地方趟过去。而往下游去的山坡上一律全是榛子树，又密又野，跟它们一棵棵撕扯，她没有时间也没有体力，万一她这点水性不够过河呢？　　多鹤并没意识到自己在抽泣。世上竟有这样彻底的无望。　　她突然掉转头向另一个方向跑去。离此地不远的一个屯子里，有三个常给她家做活的中国人。母亲叫其中一个三十来岁的中国汉子“福旦”。他们和母亲处得不坏，偶尔彼此还笑笑。多鹤可以找福旦送她回家，苏联大兵会把她当成中国人。苏联大兵们对中国女人手脚会老实些。多鹤跟母亲来过这个屯子一次，是跟着福旦来看一个草药医生。可是她一句中国话不会说，怎么能把福旦说动心，掩护她穿过苏联人把守的铁道桥？　　多鹤还没走进屯子就后悔了。一群中国孩子在屯子口玩游戏，见了她便七七八八地停了下来，一齐朝她瞪着眼，面孔铁板。过去他们见了她也板脸，但眼睛从不朝她看。一个孩子低声说了句什么。其他的她不懂，但“小日本”三个字是懂的。她还没想好要不要跑，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已经朝她砸过一块石头来。接下去石头、土块、牲口粪蛋一阵横扫，她要跑已经来不及了，退路和进路都被截断。她只得缩成一小团坐在地上，放声嚎哭。小男子汉们和大男子汉们一样，对于哭泣的女孩都是没办法的。多鹤一哭，他们觉得她和中国女孩一样可怜而讨厌。他们围上来，看了一会儿，一只手上来，轻轻揪起她的一缕日本头发，看看，也没什么特别，又放下了。又一只手上来，把她的后领口往下拉了拉，看了看她的日本脊梁，跟中国脊梁没什么区别。不一会儿，男孩们就被她哭烦了，一声吆喝全跑了。　　福旦一见多鹤，不必听她说任何话，就明白他该做什么：该马上送她回家，绝对不能让邻居看见一个日本小姑娘出现在自己家里。福旦给她披了一件自己的烂褂子，又在她脸上抹了一把泥巴，村里少女过去就这样对付日本大兵的。福旦穷得使不起牲口，用推车把她推着，从铁道桥上穿过去。　　福旦把多鹤送到家时，多鹤睡着了。她母亲请福旦把多鹤放在门内的地板上，轻手轻脚地鞠躬，轻声地道了十多声谢谢。母亲一共会说三四十个中国字，这时都用得超支了。福旦走后，母亲又轻手轻脚摘下了多鹤耳朵上的金耳环，就这样多鹤也没被弄醒。　　多鹤醒来的同时就从地上跳了起来，一切都晚了，村长大概已经回来了。正午的太阳把四野照耀得很白，多鹤的赤脚踩上去感到地面向后漂去。母亲提着水桶小跑着往回走，半佝着身子，不给偷袭者行方便。多鹤顿着脚，怪母亲不叫醒她，现在全晚了。　　多鹤带回来的消息立刻就家喻户晓了。不久，代浪村的人又差几个男孩子把消息送到了另外几个日本开拓团的村子。代浪村没有什么男人，连老年男人也没有几个，村长一直是全体女人们的当家人。一旦村长回来，像崎户村村长那样替他们当家，就什么也来不及了。消息太突然，他们最快也需要一个钟头才能打点好行装。别的可以不带，食物总得全部带走，还有就是每个村分发的自卫步枪，一个村五杆。无论如何，他们必须赶在村长回来前逃走。他们承认崎户村人是好样的，但他们可不要村长领着他们也做好样的日本人。　　太阳下沉时，五个“大日本满洲开拓团”的村民们集中在代浪村的小学校操场上。所有人都在提问，又都在向别人做解答。没有一个人够格给这么大一群人领头。他们只听说离他们五百多公里的一个城市有一个日本收容所，从那里可以搭上回日本的船。这个以女人和孩子为主的群落有三四千人，靠一个中学生的指北针上了路。牲口被抢得差不多了，剩下的是太老的或太幼的。这些老幼牲口就成了老人们的坐骑。　　所有女人们迈着木屐碎步开始了五百多公里的远征。一个叫阿纹的女人挺着八个月的身孕，从队伍前面跑到后面，再赶到前面，缠着每一个人打听她的丈夫桐下太郎和儿子。所有人都累得懒得开口，只是摇头。多鹤背着一袋饭团子，摇摇晃晃跟在母亲身后。母亲背上背着四岁的妹妹，手上扯着八岁的弟弟。多鹤摇摇晃晃地得意自己今天的成功，到底还是赢了一场和村长的赛跑。她甚至没有去猜疑，村长们处理崎户村村民的后事怎么需要大半天工夫。她已经把早晨在铁道附近听到的一阵枪响忘得精光。枪响发自一伙中国游击队员。这是一种性质难定的民间武装，好事坏事都干，抗日、剿匪、反共，取决于谁碍了他们的事，也取决于他们能占谁的上风。他们正打算进崎户村找点什么：找到冤报冤，找着仇报仇，找着便宜占便宜，却遇上了五个撤离到村口的日本村长，就开枪提前成全了他们。　　人们怀念起村长们的好处是在出发后的第三个小时。那时暮色四合，三千人的队伍离开了大路，走上一辆大车宽的土路，队伍变得又长又松散。母亲们不断恳求队伍停下来，让她们哄一哄实在走不动的孩子们。总有女人对自己赖在路边的孩子说：村长来了，还不快些起来！她们想，要是村长在场，也许他能让孩子们用磨得血肉模糊的双脚从地上站起来。就在这时，路两边的高粱地里响起枪声来。首先倒下的是骑在牲口上的两个老人，然后几个顺着路往回跑的女人也中了弹。孩子们挺着肚皮大哭，有个老人还算明白，叫喊道：都趴下，别动！人们趴下来，而叫喊的老人已经中弹了。他们带来的枪还没来得及压子弹，仗已经打完了。等到队伍重整时，人们发现少了三十多个旅伴。谁也没有带刨坑的工具，死者的家属们从尸体上割下一撮头发，把尸体放在路边的沟里，盖上一件像样的衣裳，就继续赶路了。　　袭击每天发生。人们都很习惯死人了，都顾不上哭，只是默默地把死去的人背上背的食物解下来。人们也习惯尊重伤号的意愿，用最快捷、俭省的方法处死他们。也有不愿意被处死的，阿纹就是一个。多鹤看见她的时候，她枕着一块土疙瘩，铺的盖的都是自己的血。从她肚子里出来的婴儿也躺在血里，已经走完了他几分钟长的一生。她挥动着满是血污的手掌，给每个路过她的人喊“加油”，她自以为在笑，事实上是不断龇牙咧嘴。她会对每一个靠近她的人说：“别杀我，我一会儿就赶上你们！我还没找到我儿子和丈夫呢！”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实在看不下去，把自己一口袋饭团子和匕首留给了她。　　老人们给年轻人省饭团子，省子弹，也给他们省事，几个人商量好，过河时往水里一扎，一声不响就没了。　　人们摸索出经验，发现枪弹在夜间的命中率比较差，便改为晚间赶路白天宿营。第五天的晚上，人们起身的时候，发现靠在营地周边宿营的几家全都被刀砍死了。人们内疚地说，实在太累了，没有听见任何声响。有人说，听见了又怎样呢？　　多鹤的母亲教会女人们辨认野菜和野果。路程拖长了一倍，已经断了粮食。她告诉女人们，中国人是很难饿死的，因为他们可以把每一种野草、树叶变成粮食。她这一手是从中国长工们那里学的。好在是秋天，找到一片野坚果林可以采够两天的干粮。所有母亲都替刚进入青春的女儿剪掉了头发，再找来暗色的男孩衣裳给她们换上。尽管路一天比一天难走，队伍每天减员，他们还是把三百九十公里走到了身后。　　一个清早，他们来到一片白桦树林里，准备宿营，枪声却在白桦林深处响起。他们现在已经有经验，立刻闪到树后面趴下来，孩子们全都在一刹那间被覆盖在了母亲的身体下面。对方的枪手们很大方，子弹一排排射过来。反正停战了，弹药不必节省，打着打不着，打个热闹。打得带劲时，枪手们用俄语欢呼。几个刚学会打枪的少年们开始还击。他们吃过开枪的甜头：一次碰到袭击，他们还了几枪，袭击者就作罢了。但这次他们的还击恰恰是个错误，捅了马蜂窝，本来不很认真的苏联大兵打仗打出的惯性又上来了。　　人们丢下死去的，拖着伤号往后撤。地势还算有利，他们后面是缓缓的下坡。撤了一百来米，俄语呐喊突然从另一端冒出来，一个包围圈已经合拢。现在是动也挨子弹静也挨子弹。少年们胡乱打回去，只发几枪，就把自己的方位明示给对方了。很快的，少年们一个个倒下了。　　火力越来越猛，把苏联人惹起性子，就得让他们发作一阵。　　一颗手榴弹在多鹤母亲旁边爆炸了，硝烟散开，多鹤已经没了母亲、弟弟和妹妹。多鹤的爸爸一年前战死在菲律宾。好在眼下的险境容不得多鹤去想她孤儿的新身份。她是一边跟着大伙儿突围一边给全家哭丧的。　　突围出来，各村的人数相加，只剩了一半。从出发到现在，这次的减员占了三分之二。还有一百多个人受伤，一下子把止血药粉全用完了。　　第二天傍晚，人们醒来，发现所有伤员都自尽了！他们在夜里合谋，决定绝不拖累大家，然后悄悄地相互搀扶，走到五十米以外，自尽的方式五花八门，但都在一夜之间做了好样的日本人。　　又过了一天，队伍几乎在山路上爬行。他们一再修改路线，选择更偏僻的道路，而这些路线全都穿行在更深的山里。一连两天没有喝到水的孩子们怎么哄也不动了，母亲背上的婴儿们不是昏睡，就是嚎哭——已经不再是嚎哭，而是发出垂死野猫那样的号叫。　　一颗饭粒都不剩了。水米未进的母亲们仍是把干得起皱的乳房塞给孩子，塞给吃奶的孩子，也塞给半大的孩子，连那些没了母亲的孩子，她们也只好用自己一对乳房去关照。队伍早已无形无状，延绵了三里路长，不断地发现有孩子走失，有大人走死。唯一能让孩子脚开步的一句话是：“马上就到了，到了就可以睡觉了。”他们现在的期待不高，只要能让他们歇下脚就很好，他们早就不信“到了就有水喝有饭吃了”。　　这样一个形如枯鬼的队伍在一九四五年九月的“满洲”走着。满山遍野的秋叶红得火烧火燎。　　“满洲”的秋天很短，早晨他们露营时，四野白霜。他们就靠野果野菜和坚决到达目的地的信仰滋养着五脏和身心。走到第十五天时，人数下降到了一千三百。　　一个早晨他们和中国民团遭遇了。他们不知不觉走得离一个集镇太近，惊动了驻扎在镇上的三百多号团丁。团丁们用的全是日本造的好枪好炮，先堵着打，再追着打。他们跑到了山梁上的松林里，身后枪声才渐渐稀拉。女人们都是身上同时背着、抱着孩子突围的。多鹤背着一个三岁的女孩，正发高烧，吐一口气就在她后脖颈上喷一小团火。女孩的母亲叫千惠子，自己怀里抱一个不足一岁的男孩。她不管子弹还会咬上他们，一屁股坐在地上，嘴角挂着白沫。另一个女人回来拉她，她两脚钩住一棵树，死命抵抗。她怀里的孩子尖厉地哭喊，她大张的两眼看上去是灵魂出窍后留下的空洞。就在这时，她朝怀里哭喊的孩子俯下身，旁边的人只看见她两个刀背似的肩胛骨奇怪地耸立了一会儿。等她直起身，那个孩子就一声不吭了。周围的女人们也一声不吭，怕她似的往后退缩，看她放下断了气的孩子，两手慢慢拄着树干把自己拖起来。　　叫千惠子的女人杀了不足一岁的小儿子之后，又朝多鹤背上背的小女儿扑过来。多鹤哭喊着：明天再杀她，再让她活一天。多鹤到底年轻力壮，杀亲骨肉的女屠夫追不上她。她的大儿子跑到她身后，用树棍劈头盖脸地打下去。她开始还躲，还把两个手护在头上，慢慢她撒开手，任十来岁的男孩把她打成一个血人。　　杀婴就是这样起的头。从这个时刻起，队伍里女人们开始把生病的和太小的婴儿们扼死。出发的时候，发现谁家少了孩子，谁也不去打听。做母亲总得有得有失，总得保全他们能够保全的孩子。连兽类、畜类的母亲都有造物主给的这项特权，一旦嗅到天敌临近，它们无法保全犊子，就宁愿自己先咬死犊子。女人们面孔呆滞，眼睛里都有一种静默的歇斯底里。多鹤始终不让千惠子靠近，睡觉都把病女孩用腰带系在自己胸前。第二天早晨，从母亲手里逃生的女孩竟然病愈了。多鹤把一颗野栗子糊糊喂进她嘴里，告诉女孩，还有一天的路程，他们就要到目的地了。女孩问多鹤，她的脸怎么了。她告诉女孩，这不是她原来的脸，这是涂了河里的黑泥的面具。为什么？因为躲在黑臭的面具后面，她的真脸蛋别人就看不见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就要穿过一个小城镇，不能把真脸蛋给别人看见。女孩子告诉多鹤，她叫佐滕久美，老家在日本上野省畈田县。这是母亲们督促孩子们在路途上背熟的扼要身世，一旦她们遭遇到不测，孩子们好沿着这点线索追寻自己的血缘。　　那是在最终的劫难到来前，两个女孩唯一的一次交谈。　　他们是在深夜启营的。久美的母亲没有醒来。人们把千惠子的一绺头发割下来，系在久美身上，便出发了。　　夜色褪去，另一个白昼翻卷而来。这是秋后典型的好天，人们觉得它格外地好，因为终点站快到了。齐腰深的蒿草经了霜雪白雪白的一望无际。人们太累了，还没躺直就已睡熟。他们睡得死亡般的深沉，上百匹狂奔而来的马都没有惊醒他们。　　连枪声都没有立刻惊醒多鹤。她醒的时候，周围躺着的不再是熟识的村邻们，而是陌生的尸体。

内容概要

严歌苓，美籍华人，出生于上海。从军十五年，1986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1989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硕士学位。现为好莱坞专业编剧。出版有《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绿血》、《花儿与少年》、《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等长篇小说《女房尔》、《美国故事》等多部中短篇小说集。

章节摘录

　　小环穿着花短裤站在石头砌成的水沟那一面，怀里抱着两个包裹，满嘴是血。新月刚从山后上来，那血迹漆黑漆黑。她已经把发生的事讲了：多鹤生了，一对小子。民警们陆陆续续上来，相互之间说：生了孩子？谁生了？是双生子！活着呢？　　等人们集合到排汛沟那一边时，多鹤已经站起来了，穿着左一层右一层的衣服，七长八短，是小环和张俭两人凑的。她半依在小环怀里，一只手扶着松树。人们说找到就好，这下放心了，怀这么大个肚子，怎么敢爬山？母子平安就好，真算是命大。　　他们把手电打开，照照两个孩子，又去照他们的母亲。每一道手电光上来，孩子的母亲就深深鞠个躬，人们于是不求甚解地也回个鞠躬。很快他们又反应过来：好像我们从来不这样鞠躬啊。　　大家嘻哈着说张俭应该散红鸡蛋，别人不散，他们这些三更半夜帮他搜山找人的至少一人够格吃五个红鸡蛋。一个老气横秋的民警叫老傅。老傅一直不笑，认为张俭的当家人当得太差，要不是小姨子，他的老婆孩子今天命都没了也难说。　　事情再清楚不过：两个女人中的产妇是张俭的老婆，穿红花短裤抱孩子的是小姨子。真相给拧了麻花，张俭想拧过来是要费很大劲的。他这时只能随口敷衍，打哈哈说一定给派出所送红鸡蛋。　　到了山脚，左边的小路通向张俭家那幢楼。两个警察抬着多鹤飞快地错过去，张俭急了，问他们要把人往哪里抬？人民医院呀！孩子都生了还去医院于什么？小环也急了，赶上来拉住担架。民警坚持要检查一下，看看大人孩子有没有什么差错。大人孩子都好着呢。好？好也得卫生卫生，万一在这荒山野地里生产出了事，跟组织上交代不了！　　下半夜才把多鹤和两个小子以及被吓着的丫头安置睡下。　　小环让张俭去睡，她要做一夜看护，得保证大人孩子没差错。张俭也搬了把椅子坐在多鹤床边。清早病房阳台上落了几只鸽子咕咕直叫，把张俭从一小觉中叫醒。小环挤在丫头旁边熟睡，她的头占了多鹤小半拉枕头。两个小子都在多鹤腋下。大小男女六口原来睡成了一窝。他抬起头，多鹤正看着他。他觉得他浑身每一处都给她看了很久，非得在他睡着了、全无防备的时候看？他半睁的眼睛又半闭上。外面大亮了，屋里还点着日光灯，多鹤伸出的一只脚惨白浮肿。张俭走出去，在路口的小摊上买了一碗豆浆，让摊主打了两只荷包蛋，又加了五大勺红糖，硬把白色豆浆搅成棕色。他端着豆浆鸡蛋回来时，小环的身子已经彻底睡到床上来了，把丫头挤到多鹤这边。多鹤的眼睛还是盯着他，看他两手捧着蓝边的粗瓷大碗穿过走道。他又想，她这样看他什么意思？刚才走了一路好好的，这时豆浆却泼洒出来。第二天晚上，估摸着所有邻居都睡了，张俭把多鹤和一对双胞胎接回了家。等到双胞胎大孩二孩出了满月，张俭把两张木床加宽了，还是做成炕的样子。大孩二孩跟多鹤睡小屋，他自己、小环和丫头睡大屋。偶尔来个厂里的人和张俭副组长谈事，大屋也是客堂。拼命干活、拼命不说话是张俭的优势，他占了这优势升任了吊车组的副组长。从此张俭基本上不去多鹤的屋。六岁半的丫头已经很好使唤，跟她说，去，把大孩二孩抱来，她就会先抱一个、后抱一个地把两个弟弟抱给张俭。二孩稍微瘦一点，张俭就凭这个记号辨别一对双胞胎。兄弟俩特别能吃能睡，张俭再正眼看多鹤时，发现她多余的肉全化成乳汁，让两个小子嘬走了。多鹤还是多鹤，一天到晚有条有理地做她的那一套。丫头的衣服给熨得光整无比，打补丁的花格子裤还给熨出两道刀刃似的裤线。连丫头去幼儿园别在胸口上的手帕，也熨得棱角分明。生了孩子的第六天，她一早就下床了，拎一桶水，跪在地上撅着屁股把水泥地面擦得发蓝。张俭有两个年轻的工友，是和他一块儿从鞍山来的。二十岁的那个姓彭，二十四岁的那个姓石。组里一共三个从鞍山来的，马上就跟从上海来的、武汉来的开始了对台戏。小彭头回上张家是双胞胎满月不久，他要让张俭给他的入团申请书查查错字。门一开他站在门口不动了。问张俭他们家铺的是什么地面。告诉他跟别人家一样的水泥地，他说不可能。他蹲下去，用手指搓搓地面，说真光溜啊，跟玉似的。再看看他自己的手指，一点灰尘也没沾。他看看张家门口的一排鞋，又看看张家人脚上雪白的布袜子，自己却穿着一双油污的翻毛皮鞋走进来。第二次他是跟小石一块来的，两人做了准备，换上了一双破洞最少没有过分臭味的袜子。　　又过一阵，小彭和小石来张家，发现张家也做了准备，张家的小姨子不声不响把两双木拖板放在他们面前。他们觉得张家的小姨子就跟没长脸蛋似的，看见的总是她的头顶，要不就是她的后脖颈。　　他们来张家最主要是因为小环，头一回来小彭给小环嫂子的一团热乎劲弄得家也不想了。小石听了小彭的叙述，才跟着来见小环嫂子的。小环总是把大围裙往小细腰上一勒，嘴角的烟嘴俏俏地斜着，问他俩想吃什么，嫂子亲手给你们做。小环对油盐柴米一点都没数，只要做出的东西好吃，一斤油她也舍得用。她最拿手的饭食是猪油蒸大米饭。做起来很省事，最合适她这种懒人做。只要有好板油，切碎了和大酱大葱一炒，拌进大米里蒸.香气把楼顶都能掀起来。　　小彭和小石发现张家小姨子从不上桌，她带着三个孩子在小屋吃他们自己的。一次大屋里的人吃乐呵了，说把双胞胎小子抱过来玩玩。张俭高起嗓门，半醉地叫丫头把大孩二孩抱过来。过了几分钟，丫头的童花头出现在门缝里，说：“爸，我小姨说，我会把弟弟摔着，要抱你自己去。”　　张俭三两酒喝成了个小神仙，摇晃到隔壁，见两个儿子躺在多鹤怀里吃奶。多鹤穿一件手套线织成的线衣，中间开襟，这会儿全打开了，两个粉白的奶抵在儿子圆鼓鼓的脸蛋上。张俭从来没注意过多鹤给孩子喂奶的样子，这时他看着看着，心忽地一下打了一个秋千。多鹤用她自认为是中国话的话说他可以抱走了，儿子们都吃饱了，再不抱马上就该睡着了。张俭走上去，手从大孩的颈窝下抄过去。多鹤一耸肩，他的手碰在她奶头上了。他的手凉。头一夜呢，是他的手先认识了她的身体？他没有看她就关了灯。屋子里一点光亮也没有，她就是一条瘦小的黑影。头显得很大，她的头发厚得出奇，虽然头发也是黑色，但它不是他熟识的黑头发，是异类的、蛮夷的黑头发。蛮夷男人们杀人放火，剩下这个孤零零的女人就是这样一条细小的黑影。他在她眼前逼近，再逼近，在她眼前越来越高大。黑暗让高大的东西更加高大。他在她眼前一定是个杀人放火者的巨大黑影。她哭起来，慢慢躺倒在炕上。他可没有对她蛮夷，手脚并不重，只是动作得毫无兴趣。动作很有效率，但绝对无所谓。她哭得越发痛，细小的黑影抖动蜷曲，被碾在鞋底下一条豆虫似的。他蛮夷起来，在发抖的黑影上杀人放火。她对他不是完全无所谓，至少她把他当自己的占领军。敌族女人对占领军是什么心思？他觉得她又这样看他了，满怀暖昧的心思。抬起头，果然，她眼睛非常非常的蛮夷，充满敌意的挑逗。事情还不仅坏在这里。事情坏在他自己。他的心一下一下打秋千，他一步也走不动。　　丫头的声音使张俭猛醒过来。丫头在和多鹤说话，说她不要穿“丸不斯”（日语：Onepiece，连衣裙）。多鹤说：要穿“丸不斯”。张俭发现“丸不斯”原来就是一件花布连衣裙。他怎么会没注意到这两个人一直以来的对话？时而会半句中国话夹一个日本词。这么奇怪的语言，讲到外面去会怎么样？　　“以后不许说那句话。”张俭轻声地对丫头说。　　丫头用跟他一模一样的骆驼眼看着他，蒙昧、无邪。　　“你不要教孩子日本话。”张俭向多鹤转过脸。　　多鹤也看着他，似乎同样地蒙昧、无邪。　　第五章　　一年时间，小环换了两个工作。她先去钢厂当临时工，学刻字码，学会了又说太闷人，刻一个字码把半辈子的心事都想完了。一天要刻十多个字码，那就是好几辈子。她辞了工，在家里待了两个月，又闲得脾气见长，去了一家旅店。小环人喜庆，找工作占便宜。小环上班的那家旅店在火车站附近，南来北往的客人多，她聊天有的聊了，因此看上去一时不会再跳槽。小环手松，从小不懂算计，挣的钱不够她花。上班总要有两身衣服，因此她得花钱扯布裁衣服。扯布顺便也给多鹤扯一身。碰上商店处理零碎布头，她会一次买下十多块，给丫头和两个男孩做一身。两个男孩不过半岁，穿着小环为他们买的花红柳绿的布做成的衣裤，人人都把他们认成一对双生女。小环对旅店工作最大的仇恨是值班。每月底一个星期日她得一连十六小时坐在值班室。　　事情就出在一个星期日。小环一清早去旅店值班，她刚出门张俭就起来了，他伏在阳台的栏杆上抽烟，听见身后有人开窗。多鹤。她的眼睛在他脊梁上、后脖颈上、又厚又硬的板刷头上。小环不在，两人都听得见彼此的心跳似的。　　立了秋热也热得不同。远处钢厂出钢的热气也不会长久停留在空气中。要是这个家没有多鹤该多么好，张俭狠下心这么想。他看见邻居们一家一家地出门，父亲们自行车后座上坐着抱婴儿的母亲，车前杆上坐着大孩子二孩子，抱怨着欢笑着骂咧着从楼下小路拐上大路，让他眼热得痴傻了。他的自行车也能打扮得花花绿绿，前杆上加一把自己焊的小座椅给丫头坐，小环坐在后座上背上背大孩，怀里抱二孩。他们也能是个让人眼热的一家子，偏偏多出个多鹤。张俭抽光两支东海烟走进大屋，听见丫头刚睡醒嘎声嘎气的嗓音。她一醒就跑到小屋小姨那儿去了，丫头似乎说弟弟如何她也要如何。多鹤和丫头的对话谁也管不了，就这样流畅地混杂着日本字。他走到小屋门口，阴沉下一张脸。　　“丫头，咱们家不说外国话。”　　“没说外国话呀。”丫头挑起和他一模一样的两条宽眉毛。　　“你刚才说的话我为啥不懂？”　　丫头愣愣地看着他，过一会儿才说：“那你说的是外国话。”　　他觉得多鹤的眼睛现在在他的右手上。他揍过丫头两回。那是他驴起来的时候。平时他很宝贝丫头，从钳工那里捡的碎钢片给丫头车成扮娃娃家的小桌小椅。他揍丫头的时候两个女人就结成了死党。多鹤会从后面袭击他，用头撞他后腰。小环的嘴是凶器，一长串的恶心话：怎么那么本事啊？在厂里舔领导屁眼做小组长，回来捡最嫩的肉捶！　　他眼睛看着丫头的脚，说：“多鹤，咱家是中国人。”丫头穿一双白色的布凉鞋，多鹤做的鞋面小环纳的鞋底。白布凉鞋外面露着丫头干干净净的脚指甲。这一座城也找不着这样的白布凉鞋和粉白透亮的脚指甲。　　这个家到处可见多鹤不吭不哈的顽固：擦得青蓝溜光的水泥地，熨得笔挺的衣服，三个孩子不论男女一模一样的发式，一尘不染的鞋袜。　　如果什么都能解开重来，如果没有一场战争和日本人在中国畜生了那么多年，张俭会娶多鹤的。他不会在意她是哪国人。　　他就那么站着，站在她一双黑眼睛前，让自己的念头吓一跳：我会娶她？！我是喜爱她的？！　　吃了早饭，多鹤咿咿呀呀唱着日本语的儿歌，把大孩二孩绑在前胸后背，一手拉着丫头。他这才反应过来：这四个人要出门。去哪里？去公园。认识路吗？不认识，丫头认识。　　张俭站起来，一边往赤膊的身体上套衬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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