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选集（第10卷）

作者简介

巴金（1904－－）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20年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参加反封建的进步刊物《半月社》活动。为了追求光明，1923年和三哥毅然冲破封建家庭的樊笼，来到上海、南京，进东南大学附中，并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1927年旅法在巴黎读书，并开始了文学创作。次年回国从事文学活动，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救亡工作。和鲁迅有了交往。曾任《文学季刊》编委，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与靳以合编《文季月刊》。抗日战争爆发后，和茅盾创办《烽火》，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文联二至四届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作协上海分会主席、名誉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收获》和《上海文学》主编，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届、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 

    1982年获意大利国际但丁奖。1983年获法国荣誉军团奖。1984年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85年获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外国院士称号。

    1990年获苏联人民友谊勋章。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灭亡》、《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抗战三部曲》（《火》之一、之二、之三），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憩园》、《寒夜》，散文集《新声集》、《赞歌集》、《随想录》（5集）。译作有长篇小说《父与子》、《处女地》，回忆录《往事与随想》。

书籍目录

《忆》选（1933―1936）

忆

最初的回忆

家庭的环境

……

《短简》选（1936）

我的幼年

我的几个先生

《谈自己的创作》选（1957―1961）

小序

谈《灭亡》

谈《新生》及其它

……

《创作回忆录》选（1978―1980）

一 关于《春天的秋天》

二 关于《长生塔》

三 关于《第四病室》

……

附录

我和文学

后记

章节摘录

　　不过我的趣味是多方面的。我跟着三哥他们组织了新剧团。又跟着六叔他们组织了侦探队。我还常常躲在马房里躺在轿夫的破床上烟灯旁边听他们讲青年时代的故事。　　有一个时期我和三哥每晚上都要叫姜福陪着到可园去看戏。可园演的有川戏，也有京戏。我们一连看了两三个月。父亲是那个戏园的股东，有一厚本免费的戏票。而且座位是在固定的包厢里面，用不着临时去换票。我们爱看武戏，回来在家里也学着翻斤斗，翻杠杆。　　父亲喜欢京戏。当时成都戏园加演京戏聘请京班名角，这种事情大半由他主持。由上海到成都来的京班角色，在登台之前常常先到我们家来吃饭。自然是父亲请客。他们有时也在我们的客厅里清唱。　　有一次父亲请新到的八九个京班名角在客厅里吃饭。饭后大家正在花园里玩，那个唱老旦的宝幼亭（我们先听过了他的唱片）忽然神经错乱。跪在地上赌咒般地说了好些话。众人拉他，他不肯走。把父亲急得没有办法。我们在旁边觉得好笑。我和这些戏子都很熟。有时我还跟着父亲到后台去看他们化装。　　一个唱青衣的小孩名叫张文芳，年纪不过十四五岁，当时在成都也受人欢迎。他的哥哥本来也唱青衣。如今嗓子坏了不再登台了．就管教弟弟，靠着弟弟过活。他也到我们家里来过一次。他完全是个小孩．并没有一点女人气。然而在戏里他却改换面目做了种种的薄命的女人。我看惯了他演的那些悲剧，一点也不喜欢。但是有一次离新年不远，我跟着父亲到了他们住的地方（大概就是在戏园里面），看见他穿一身短打，手里拿了一把木头的关刀寂寞地舞着，我不觉望着他笑了。我和他玩了好一会儿，问答了一些事情，直到父亲来带我回家的时候。我想，他的生活一定是很寂寞的吧。　　然而说句公平的话。父亲对待戏子的态度很客气，他把他们当作朋友，所以能够得到他们的信任。他并没有玩过小旦。　　三叔却不同，他喜欢一个川班的小旦李凤卿。祖父也喜欢李凤卿。有一次祖父带我去看戏。李凤卿包了头穿着粉红衫子在台上出现以后，祖父带笑地问我认不认识这个人。　　李风卿时常来找三叔。他也常常同我们谈话，他是一个非常亲切的人，会写一手娟秀的字。他虽然穿着男人的衣服，但是举动和说话都像女人，有时候手上、脸上还留着脂粉。　　有一次三叔把李凤卿带到我们客厅里来化装照相。我看见他在那里包头，擦粉，踩跻。他先装扮成一个执长矛的古代的女将，后来就改扮做一个旗装贵妇。这两张照片后来都挂在三叔的房里，三叔还亲笔题了诗在上面。　　李风卿的境遇很悲惨。后来在祖父死后不多久他也病死了，剩下一个妻子，连埋葬费也没有。还是三叔出钱把他安葬了的。　　三叔做了一副挽联吊他．里面有“……也当忍死须臾，待侬一诀”的话。　　二叔也做过一副挽联，我还记得上下联的后半句是：　　“……那堪一曲广陵，竟成绝响。……惆怅落花时节，何处重逢。”　　后来二叔偶尔和教书先生谈起这件事情，那个六十岁的曹先生不觉惊讶地问道：　　“×X先生竟然也好此道？他不愧是一位风雅士！”　　这“X X先生”是指三叔。三叔在南充做知县的时候，曹先生是那个县的教官。曹先生到我们家来教书还是三叔介绍的。李风卿当时在南充唱戏，三叔在那里认识了他。　　听见“风雅士”三个字，就跟平日听见曹先生说的“大清三百年来深仁厚泽浃沦肌髓”的话一样，我觉得非常肉麻。　　二叔对曹先生谈起李凤卿的生平。他本是一个小康人家的子弟。十三四岁时给仇人抢了去，因为他家里不肯出钱赎取，他就被人坏了身子卖到戏班里去，做了旦角。　　五叔后来也玩过川班的旦角。他还替他们编过剧本。　　我们组织过一个新剧团，在桂堂后面竹林里演新剧。竹林前面有一块空地，就做了我们的舞台。我们用复写纸印了许多张戏票送人，拉别人来看我们的表演。　　我们的剧本是自己胡乱编的，里面没有一个女角。主要演员是六叔、二哥（二叔的儿子）、三哥和香表哥；我和五弟（也是二叔的儿子）两个只做配角，或者在戏演完以后做点翻杠杆的表演。看客多半是女的，就是姐姐、堂姐、表姐们。我们用种种方法强迫她们来看，而且一定要戏演完才许她们走。　　父亲也被我们拉来了。他居然坐在那里看完我们演的戏。他又给我们编了一个叫做《知事现形记》的剧本。二哥和三哥扮着戏里面两个主角表演得有声有色的时候，父亲也哈哈地笑起来。　　在公馆里我有两个环境，我一部分时间跟所谓“上人”在一起生活，另一部分时间又跟所谓“下人”在一起生活。　　我常常爱管闲事，我常常在门房、马房、厨房里面和仆人、马夫们一起玩，常常向他们问这问那，因此他们都叫我做“稽查”。　　有时候轿夫们在马房里煮饭，我就替他们烧火，把一些柴和枯叶送进那个柴灶里去。他们打纸牌时，我也在旁边看，常常给那个每赌必输的老唐帮忙。有时候他们也诚恳地对我倾吐他们的痛苦，或者坦白地批评主人们的好坏。他们对我什么事都不隐瞒。他们把我当作一个同情他们的小朋友。我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他们也毫不吝惜。　　我生活在仆人、轿夫的中间。我看见他们怎样怀着原始的正义的信仰过那种受苦的生活，我知道他们的欢乐和痛苦，我看见他们怎样跟贫苦挣扎而屈服、而死亡。六十岁的老书僮赵升病死在门房里。抽大烟的仆人周贵偷了祖父的字画被赶出去，后来做了乞丐，死在街头。一个老轿夫离开我们家．到斜对面一个亲戚的公馆里当看门人。不知道怎样竟然用一根裤带吊死在大门里面。这一类的悲剧以及那些活着的“下人”的沉重的生活负担，如果我一一叙述出来，一定会使最温和的人也无法制止他的愤怒。　　我在污秽寒冷的马房里听那些老轿夫在烟灯旁叙述他们痛苦的经历，或者在门房里黯淡的灯光下听到仆人发出绝望的叹息的时候，我眼里含着泪珠。心里起了火一般的反抗的思想。我宣誓要做一个站在他们这一边、帮助他们的人。　　我同他们的友谊一直继续到我离开成都的时候。不过我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以后，就很少有时间在门房和马房里面玩了。接着我又参加了社会运动。　　我早就不到厨房里去了，因为我不高兴看谢厨子和老妈子调情（他后来就同祖父的一个老妈子结了婚，那个女人原是一个寡妇）。而且谢厨子仗着祖父喜欢他，常常欺凌别人，也使我不满意他，虽然我从前常常到厨房去看他烧菜做点心。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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