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云集》书评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小书剪裁 十分适合放在身边带着这样的小品文集子 当然不及小说来得有趣可是闲淡恬静 自有慢慢细水长流的深韵还算喜欢 觉得人在长大的时候 还是要读一些这样的书不一定完全赞同作者的观点 却要学着看人生

说不可说之悲哀——读《看云集》

说不可说之悲哀——读《看云集》如止庵在前面的《关于<看云集>》所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周作人的思想与文风均在酝酿着一个重大变化。《看云集》之名取自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但读者若以为这本集子也如书名所显示的那样悠然淡泊，恐怕未能得其意旨。周作人是典型的一介文人，语言文字是文人安身立命的基础，然而周作人在此时期却紧迫地感受到文章之无力与无用，既不能表情达意，又不能改良社会，“五四”时期的启蒙旧梦已恍如隔世。所谓“坐看云起时”，亦不过是“行到水穷处”之无奈选择而已。三十年代，周作人的文风转入以抄古书为主的“文抄公体”，其看似愈发“清寂无为”的背后，正是对现实越来越浓重的悲哀。在《自序》中，周作人花费了一番笔墨来“唠叨”地说明“序虽做不出但还是要做”，又自谓“可是说也奇怪，近来老是写不出文章，也并不想写，而其原因则都在于没有什么意思要说。”其实周作人一生笔耕不缀，是位公认的勤奋的作家，而且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对国家社会民族深重的忧虑感，面对如此世风，又怎么可能文思枯竭，以致无话可说呢？然而周作人深深地感受到文字之无用，这对于一个文人而言可说是最严酷无情的致命打击。在《三礼赞》之二《哑吧礼赞》中他说：人类能言本来是多此一举，试看世间林林总总，一切有情，莫不自遂其生，各尽其性，何曾说一句话。古人云：“猩猩能言，不离禽兽，鹦鹉能言，不离飞鸟。”可怜这些畜生，辛辛苦苦，学了几句人家的口头语，结果还是本来的鸟兽，多被圣人奚落一番，真是何苦来。从前四只眼睛的仓颉先生无中生有地造文字，害得好心的鬼哭了一夜，我怕最初类猿人里那一匹直着喉咙学说话的时候，说不定还着实引起了原始天尊的长叹了呢。……中国处世哲学里很重要的一条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哑吧者，可以说是能少一事的了。语虽诙谐，其背后的悲凉却不言而喻。而在《草木虫鱼》的《小引》中，连这种诙谐也退去不见，只剩下赤裸裸的令人悲哀的真相：……死生之悲哀，爱恋之喜悦，人生最深切的悲欢甘苦，绝对地不能以言语形容，更无论文字，至少我是这样感想，世间或有天才自然也可以有例外，那么我们凡人所可以表现者只是某一种情意，固然不很粗浅但也不很深切的部分，换句话来说，实在是可有可无不关紧急的东西，表现出来聊以自慰罢了。……文学呢，它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它不能那么解脱，用了独一无二的表现法直截地发出来，却也不会这么刚勇，凭空抓了一个唵字塞住了人家的喉管，再回不过气来，结果是东说西说，写了四万八千卷的书册，只供闲人的翻阅罢了。类似的几乎如出一辙的话语，在《志摩纪念》中又出现了一次：我相信写得出的文章大抵都是可有可无的，真的深切的感情只有声音，颜色，姿势，或者可以表出十分之一二，到了言语便有点儿可疑，何况又到了文字。文章的理想境界我想应该是禅，是个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境界，有如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或者一声“且道”，如棒敲头，夯地一下顿然明了，才是正理，此外都不是路。我们会想自己最深密的经验，如恋爱和死生之至欢极悲，自己以外只有天知道，何曾能够于金石竹帛上留下一丝痕迹，即使呻吟作苦，勉强写下一联半节，也只是普通的哀辞和定情诗之流，那里道得出一份苦甘，只看汗牛充栋的集子里多是这样物事，可知除圣人天才之外谁都难逃此难。“写得出的文章大抵都是可有可无的”，这句看似平实的结论实质上饱浸着一种透骨的悲凉。立言不朽、文章经世、诗赋传情这些笼罩在“文字”上的神话，在这一句话面前统统被打得支离破碎，不复原形。“文字”的信仰已被打破，但作为一个文人，又从何处再寻得一个支持他安身立命的信仰呢？周作人显然在经历着内心的空虚与彷徨，因此才会发出这样的“麻醉礼赞”：信仰与梦，恋爱与死，也都是上好的麻醉。能够相信宗教或主义，能够做梦，乃是不可多得的幸福的性质，不是人人所能获得。恋爱要算是最好的了，无论何人都有此可能，而且犹如采补求道，一举两得，尤为可喜，不过此事至难，第一须有对手，不像别的只要一灯一盏即可过瘾，所以即使不说是奢侈，至少也总是一种费事的麻醉罢。至于失恋乃至反目，事属寻常，正如酒徒呕吐，烟客脾泄，不足为病，所当从头承认者也。（《三礼赞》之三《麻醉礼赞》）而他也似乎找到了一些“麻醉”的方法，如关心现世的凡俗的人和事，致力于人类学与民俗学的研究：我们平常只会梦想，所见的或是天堂，或是地狱，但总不大愿意来望一望这凡俗的人世，看这上边有些什么人，是怎么想。社会人类学与民俗学是这一角落的明灯，不过在中国自然还不发达，也还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发达。我愿意使河水鬼来做个先锋，引起大家对于这方面的调查与研究之兴趣。（《草木虫鱼》之《水里的东西》）虽然周作人极欣赏《圣经》的《传道书》所言：“虚空的虚空”，“我又专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智识就加增忧伤”，但仍然说：察明同类之狂妄和愚昧，与思索个人之老死病苦，一样是伟大的事业，积极的人可以当一种重大的工作，在消极的也不失为一种有趣的消遣。虚空尽由他虚空，知道他是虚空，而又偏去追迹，去察明，那么这是很有意义的，这实在可以当得起说是伟大的捕风。（《伟大的捕风》）继之又引帕斯卡尔《思想录》著名的“人只是一根芦苇”一段作为佐证。然而周作人就真的能完全“麻醉”吗？周作人是一个清明的理智主义者，对于一切迷信与狂信均无好感，在《专斋随笔》的《介绍政治工作》中毫不客气地指出“口号与标语”“不过是东方文明的把戏，是‘古已有之’的东西，玩了没有什么意思”，“假如相信它有实在的神力，那就有点近于符咒，或者只是根据命令，应时应节地装点，这又有点类似八股了。”在《文字的魔力》中又揶揄了一番“鬼画符”、“对我生财”的标语和才子佳人一类戏曲小说，末尾引蒋观云“文字成功日，全球革命潮”，显然是在暗讽当时一些口喊“革命文学”口号的“革命文学家”。由此可见，一切热狂的迷信与“麻醉”都是为周作人所不取的。周作人在此书的《自序》里已经郑重其事地引了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以此自号为“知堂”，所谓“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智识就加增忧伤”，实际上不是正中以学识丰赡著称的周作人的痛处吗？在《麻醉礼赞》的最后，周作人写道：“话又说了回来，我们的生活恐怕还是醉生梦死最好罢。——所苦者我只会喝几口酒，而又不能麻醉，还是清醒地都看见听见，又无力高声大喊，此乃是凡人之悲哀，实为无可如何者耳。”这一种“无可如何”的苦味渗透在书中的角角落落。周作人深感文字之无用，然而除文字之外他又无可用功之处，于是最终还是只有写文章一途，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写与不写，说与不说的两难局面中，周作人的无奈与悲哀展露无遗。他在《三礼赞》之一《娼女礼赞》所引日本歌人石川啄木语，实质上亦是他的夫子自道：“我所感到不便的，不仅是将一首歌写作一行这一件事情。但是我在现今能够如意的改革，可以如意的改革的，不过是这桌上的摆钟砚台墨水瓶的位置，以及歌的行款之类罢了。说起来，原是无可无不可的那些事情罢了。此外真是使我感到不便，感到苦痛的种种的东西，我岂不是连一个指头都不能触他一下么？不但如此，除却对了它们忍从屈服，继续的过那悲惨的二重生活以外，岂不是更没有别的生于此世的方法么？……”当然，全书除了这样一些“说不可说之悲哀”的段落之外，也还有不少其他题材的文字。如《哑吧礼赞》中评息夫人的故事这一段：……她以倾国倾城的容貌，做了两任王后，她替楚王生了两个儿子，可是没有对楚王说一句话。喜欢和死了的古代美人吊膀子的中国文人于是大做特做其诗，有的说她好，有的说她坏，各自发挥他们的臭美，然而息夫人的名声也就因此大起来了。老实说，这实是妇女生活的一场悲剧，不但是一时一地一人的事情，差不多就可以说是妇女全体的运命的象征。易卜生所作《玩物之家》一剧中女主人公娜拉说，她想不到自己竟替膜不相识的男子生了两个子女，这正是息夫人的运命，其实也何尝不就是资本主义下的一切妇女的运命呢。这正是周作人所一贯关注妇女问题思想的体现。另外《草木虫鱼》数篇，表面上谈的虽是寻常风物，但仍暗含对政治社会之褒贬意见，如在《金鱼》一文中，说讨厌金鱼是因为金鱼像“扎了小脚的新嫁娘”，就很明显的表现出周作人对封建礼教的厌恶。其余如“人造的死海似的水洼都没有多大意思，就是三海也是俗气寒伧气，无论这是那一个大皇帝所造，因为皇帝压根儿就非俗恶粗暴不可，假如他有点儿懂得风趣，那就得亡国完事，至于那些俗恶的朋友也会亡国，那是另一回事”，就更见辛辣了。至于《两种树》这一类的文章，则是周作人所最擅长幽雅隽永的咏物小品文，读之只觉疏朗有致，清淡有味。此集中又多收有周作人为他人之书所作的序言，大多写得平平，惟《冰雪小品选序》与《枣和桥的序》可与《论八股文》（后收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并置而读，都是阐发周作人“言志”与“载道”、现代文学系续继明代文学新思潮的文学观的文章。《战中人译序》可以书末《关于征兵》并置而读。又此书中多讽刺鲁迅与左翼作家之语，如《中年》所说“中年以来重新春行秋令，大谈其恋爱等等，这样地跟着青年跑，或者可以免于落伍之讥”，“但如见到一个社会栋梁高谈女权或社会改革，却照例纳妾等等，那有如无产首领浸在高贵的温泉里命令大众冲锋，未免可笑”，《志摩纪念》里的“自己未必相信，也未必望别人相信，只觉得非这样说不可，知识阶级的人挑一副担子，前面是一筐子马克思，后面一口袋尼采，也是数见不鲜的事”，包括之前所引的蒋观云两句诗等等，这些诚然是心胸狭窄的诋毁和攻击，无足可取。但是，书中最后一篇文章《关于征兵》的最后一段“我觉得我国人最缺少的便是诚意，上上下下都是你骗我我骗你，说诳，用手段，取巧，笼统地批评一句，正如笑话里所说，割了叫化子的股去做孝子”，又不能不令人想到鲁迅关于中国人 “瞒和骗”的议论。其实，“说不可说之悲哀”在鲁迅又何尝有半分少于周作人，兄弟二人最终同途而殊归，奈何？2012．5．14~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