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心剑气相思骨——中国诗词的道与法

作者简介

召唤重生

——《禅心剑气相思骨——中国诗词的道与法》代序

秦鸿

“作为高等院校恢复诗词写作课程后的第一部专业教程，徐晋如《大学诗词写作教程》一著于诗理诗法抉发精微之外，尤重独立高贵人格之树立，对二十一世纪初轰轰烈烈的国学复兴运动的推动功不可没。”

“尽管当时的有识之士作出了挽救的努力，一些高校的中文系甚至还开设了选修课程（现存唯一的教材：国家图书馆，ISBN978-7-5633-6688-0，徐晋如），随著汉语的进一步演变以及与其他语种的交融，到了二十一世纪末，掌握这门技艺的人数已经寥若残星，诗词终于被评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独立思想家的徐晋如，其思想的演变大致可分为前后二期。如果说《人苏世——北大第一保守派思想文录》代表了第一期，那么《大学诗词写作教程》则可被视为前后二期的分水岭。”

数个世纪之后的学者们或许会对这本《大学诗词写作教程》作出如上这番“历史的辉格解释”(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前提是这本小书的发行量大到足以产生一定影响。而这目前正在令晋如头疼：高校往往只使用本校出版的教材，一些教师只能悄然收起对该书的渴慕，自己埋头另编一本。

但对于那些高校课堂外的爱好者来说，该书的正式出版毕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福音：虽然它没有挤进书店的书架，却可以在当当网等不止一处通过邮购获得。回想四分之一世纪前我尝试著学写诗词的时候，所能找到的入门书只有这么几本：王力《诗词格律》，刘坡公《学诗百法》、《学词百法》，《白香词谱笺》——它们给予初学者的一切，还仅仅是技术层面的。

如果仅仅是解决诗词技术入门的问题，过去时代的任何一位塾师都可以轻松胜任。晋如的这些文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在我最绝望的时候完成的，完成它却使得我重新寻找到希望。”一本诗词写作教程的写作可以让作者自己脱胎换骨藉以悟道，其内在的力量是毋庸置疑的。当它摊在我的案头时，仍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文字深处充盈著的血性，而这种血性，冷静的思想家们是无从流露的。如果从我以往的阅读中寻找似曾相识的经验，晚年熊十力的文字焕发著同样迷人的色彩，尽管这可能危及思想的客观性、导致一定程度不宽容。

整本教程即使在讲述格律和写作技巧的章节都贯穿了这股血性，而该书第一编总论的三章更是它最为集中的体现。在驳斥了一贯占据主流地位的“采诗说”、事实上否定了诗歌源自民间之后，晋如揭橥了《诗经》这一传统诗歌源头的贵族身份，从而为真诗人抒发真性情树立了一个标杆。诗人杨启宇对此的概括是“明确揭示忧患意识、悲悯情怀乃诗人之灵魂，中华诗词是以士大夫为传承体之精英文化”——诗歌合由诗人作，舍诗人无以言诗。这本该成为常识的，却长期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所以普通读者视线所及，当代诗词呈现给他们的主要面目，是声嘶力竭的现代应制，以及奄奄一息的仿古赝品。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采诗说称为合法理论的深层基础其实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一论断，它竭力贬低的高贵却是偷换了概念的。晋如在教程中所标举的高贵，我以为最准确的定义当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上述论断则通过持续不断的强制灌输，扭曲了几乎整个大陆汉语人群的思维。循著高贵等于统治阶级、传统即统治阶级愚民的工具这一思路，一切可能体现传统的文化产物都荡然无存，除了统治手段本身。当我们得悉人民大学国学院新风雅诗社成立，《文心雕龙》学会会长、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教授把“能认写繁体字，具备古典诗词写作能力”作为对诗社社员的期望之一提出时，我们在承认其务实之际，也对文化传统断裂得如此彻底感到深切的悲哀。

而诗词是怎样从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地位淡出的，这个问题至今似乎还没有充分的研究，甚至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上个世纪之初，当举国被“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四海臣民之视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时报》1905年9月7日）的呐喊震撼时，救亡是如此迫切，以至于似乎一切传统都成为它的障碍。由此导致的科举废止，并不需要对诗词的当代命运负责——如果提出这样的要求，无异于要求汉语的演化过程本身负责，而我们恰恰知道，诗词的语言从来就没有和通行的语言等同过，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用语。诗词的语言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一如晋如在教程中所述。诗词的当代命运受制于强有力的外部力量则是毫无疑问的——即使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也会将诗词作为自己的创作手段或者创作手段之一，就足以说明诗词并没有因新文化运动而受到有效的扼制。诗词作品一家独大才是造成诗词目前状态的真正罪魁。即使思想解放到今天，割裂的传统仍然没有能够接续——接续的愿望是不现实的，因为它假设传统还没有被从根部砍斫断，假设土壤还没有被盐碱化，换句话说，假设民族精神还没有遭到摧毁。实际的需要是从土壤开始重建，同时摧毁压在这块土壤上的庞大而沉重的丑陋建筑。晋如寄予这本教程的，正是布道般的重生的召唤。这是迄今为止所有诗词写作入门书当中唯一的一本。如果说还有什么缺憾的话，那就是它指引的是已经具备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的大学生，我们还缺少一本面向更为年轻的读者群的教程，而这个群落的人数正在急剧扩充。

让诗词回归为人格完善的手段，这是我所理解的晋如。从讲台出发，晋如开始身体力行他所倡导的现代诗教。

（作者秦鸿，字子云，号军持、雪泥斋主。当代最杰出的词人。有《雪泥词》。上文系给本书第一版《大学诗词写作教程》所作的书评。）

书籍目录

第一编  总论第一章  诗人与铸心/3  诗经是贵族创制——继承古代士大夫高贵的人文精神与高雅的审美情趣——高贵灵魂的基本特征——真正的诗第二章器识与胸襟/19  情感、器识、胸襟与文艺创作——胸襟是什么——两种伪胸襟第三章  体性与门径/28  诗词体性的三个特征——学诗的门径——不可只盯唐宋，须学晚清第二编  诗说第四章  声韵与格律/41  什么是近体诗——分辨四声——十分钟掌握近体诗格律——特例：拗体第五章  近体诗对仗的理论与技巧/57  为什么要训练对对子——《文心雕龙》论骈偶——近体诗对仗要求——对仗的技巧——工对——对仗的基本原则——宽对——借对——无情对第六章  五律作法一：炼旬与字眼/69  诗的句法特征——语序错综、成分省略——十字格与流水对——五言诗句字眼第七章  五律作法二：谋篇布局/75  五律的起承转合——首联起承之法——尾联转合之法——中二联的经营——五言排律及虚字的运用第八章  七律作法举隅/84  五律和七律体性差别——七律的句法特点——七律的章法——作诗两大秘诀第九章  绝句的作法：以渔洋七绝为例/93  绝句起源——古绝与近体绝——五绝作法——从渔洋七绝归纳出十二种作法第十章  五言古诗的作法/110  古体诗非古代自由诗——古体诗的平仄——古体诗的用韵——五古短制与长篇的体性二五古短制的作法——五古长篇的作法第十一章  七言古诗的作法/123  七言古诗与七言歌行的区别——七言歌行的作法——长庆体、梅村体、《秦妇吟》——七言古诗的作法——韩愈、李商隐七言古诗第三编  词说第十二章  填词概说/133  词的起源——词与音乐——词调与词谱——词的艺术风格——词的四个特征第十三章  词的句法、韵位和炼句/148  长短句：词的基本句法——尖头句：词的特殊句法——词的用韵——词用代字第十四章  词的用笔与章法/164  词的九种笔法——起笔——上片的结法——下片的结法——过片的写法第十五章  常见词调作法举隅/180  如何选择词调——八声甘州作法——满庭芳作法——蓦山溪作法——浣溪沙作法——临江仙作法——蝶恋花作法——菩萨蛮作法——减字木兰花作法第十六章  词的修辞与作风/192  柳永词的风格与作法——张炎词的风格与作法——吴文英词的风格与作法——晏几道词的风格与作法第十七章  ■括与寄托/209  ■括：化用诗语——寄托：比兴第四编  结语第十八章  诗词的当代命运/225  诗词的定义——诗词与白话——诗词与今声今韵——诗词与用典——真正的时代气息——鲁迅、陈独秀、陈寅恪、丁宁——新诗与诗词：民族诗歌的两路附录一：近体诗十六式/237附录二：词范/242附录三：诗词古今异音字举隅/261附录四：诗词写作入门宜读/264

编辑推荐

　　《禅心剑气相思骨：中国诗词的道与法》看起来是讲具体作法，其实是教人如何做个真正的诗人。详述诗法，而探本诗心，为坊间一切谈诗词写作之书所未有。且讲得明白精要，实在难得。因诗法繁密，谈起来容易琐碎；诗心深窈，说来又涉玄眇。能讲得如此深著明切，足见功力。

前言

　　“作为高等院校恢复诗词写作课程后的第一部专业教程，徐晋如《大学诗词写作教程》一著于诗理诗法抉发精微之外，尤重独立高贵人格之树立，对推动二十一世纪初轰轰烈烈的国学复兴运动功不可没。”　　“尽管当时的有识之士作出了挽救的努力，一些高校的中文系甚至还开设了选修课程（现存唯一的教材：国家图书馆，ISBN978－7－5633－6688－0，徐晋如），隨着汉语的进一步演变以及与其他语种的交融，到了二十一世纪末，掌握这门技艺的人数已经寥若残星，诗词终于被评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独立思想家，徐晋如思想的演变大致可分为前后二期.如果说么人苏世——北大第一保守派思想文录》代表了第一期，那么《大学诗词写作教程》可视为前后二期的分水岭。”　　数个世纪之后，学者们或许会对这本《大学诗词写作教程》作出如上这番“历史的辉格解释”（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histo－ry），前提是这本小书的发行量大到足以产生一定影响。

内容概要

徐晋如，字康侯，号胡马，江苏盐城人也。诗人，学者，保守主义思想家。已出版《忏慧堂集》《大学诗词写作教程》《人苏世——北大第一保守派思想文录》，另有《二十世纪诗人征略》《孔子的真精神》《中国现当代历史反思》等待梓。诗作功力宏深，慷慨悲凉，前辈学人李慎之许以“字藏珠玑，笔带风雷”，同辈学人余杰、檀作文以为当世诗家第一。

章节摘录

　　第一章　诗人与诗心　　我国文学导源于《诗》三百零五篇。当春秋之时，赋诗言志之事盛行于朝聘盟会之间，贵族子弟皆以《诗》为必修之课程。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即此之谓。《诗》中《雅》、《颂》之部，除少数篇什作用有别，其余多为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对此，自古迄今未有异论，而《国风》一百六十篇，论者颇有以为皆出自民间，如近代说《诗》者多认为《关雎》是当时民间自由恋爱之诗。对于这个问题，钱穆先生指出：“《诗》不云乎，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当时社会民间，其实际生活状况，曷尝能有琴瑟钟鼓之备？又如《葛覃》之诗，曰：言告师氏，言告言归。当春秋时民间，又曷能任何一女子，而特有女师之制乎？故纵谓二南诸诗中，有采自当时之江汉南疆者，殆亦采其声乐与题材者为多，其文辞，则必多由王朝诸臣之改作润色，不得仍以当时之民歌为说。”　　我国现代著名学者朱东润著有《（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一文，也证明《国风》一半以上为统治阶级之诗。而那些不能明确证明为统治阶级所作的诗，依理推之，也当是贵族所作，或经贵族整理。盖民间歌谣自古及今，其形式莫不简单，措词莫不直率，而又不忌鄙俗，如钟敬文先生所引客家山歌：　　门前河水绿飘飘，阿哥戒赌唔戒嫖。　　说著戒赌妹欢喜，讲著戒嫖妹也恼。　　桃子打花相似梅，借问心肝那里来？　　似乎人面我见过，一时半刻想唔来。　　即春秋当时来自民间之歌谣，如“既定尔娄猪，曷归吾艾豭（古音通叶）”，亦与《诗》三百篇大异其趣。两千多年前编定的《诗》三百篇，其文学价值之巨大，内在意蕴之丰富，竟是后世任何民间的歌谣所无法比拟者。若说这些诗篇是产生自民间，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反对《国风》是贵族文学的论者，多以《国风》中出现了很多劳动场面为据，说《国风》作自奴隶农夫。这是不知周代的社会实际，徒以西方奴隶社会说去想象中国的结果。实际上，在周代，农业生产的方式是集体劳动，上自天子，下至列士，都要参与农事。中国古代的贵族和西方中世纪“流血不流汗”的贵族完全不同，他们是亲身参与到劳动中去的。另外，遇有重大祭祀，从天子到普通贵族，从后妃到普通贵族妇女，都会亲身参与劳作，准备祭品。这些，无论是在《左传》、《国语》以及《礼记》中，都有大量的史料记载。　　又，凡诗中描写民间者，并非直事铺陈的赋体，乃是有比兴的意义在。比如收进中学语文课本的《伐檀》，其意义是“刺贪也。在　位贪鄙无功而受禄，君子不得进仕尔”（《毛诗注疏》），而并非什么“劳者歌其事’’的诗篇。诗的字面意义，并不代表.诗的真正意义。《国风》中所有从字面上理解是男女相悦之辞的作品，其实皆别有怨刺之含义，故而在周代，由王室出面，把它们谱以特定的乐调，施于特定的场合。故知《诗》三百篇，贵族之文学也。　　惟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统治阶级不再能够承担本应由他们承担的高贵与责任，这时候，一位伟大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孔子。孔子招收学生，向他们传授本来只有贵族子弟才有资格学习的诗、书、礼、乐、射、御等课程，并通过言传身教，让学生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美德。从此，基于知识和美德的内在丰盈，塑造出一个全新的阶级：士大夫阶级。或者，用孔子的话来说，是大人、君子。他们凭借知识和美德，成为诗国文化的奠基人和实际建筑者。他们是真正的贵族，但不是noble，而是natural aristocracy，即不是依靠出身，而是依靠知识和美德而高贵的自然贵族。不论是在位的范仲淹、王安石、苏轼，还是失位的屈原、李白、杜甫，他们都是士大夫。中国文学的传统，从一开始就不是来自民间的草根文学，而是深深打着士大夫烙印的雅文学。　　方孝岳教授尝以中国文学与欧洲文学相比较，亦得出结论，“中国文学为士宦文学，欧洲文学为国民文学”：　　仲尼之学，学为人臣。自汉世学定一尊，于是士之所学，惟以干禄，发为文辞，本此职志。于是学术文艺界，无平民踪迹。……诗赋歌曲，虽略近单表情感，然考其大凡，或以陈辞巧丽，取悦人君，或以怀抱不展，发为哀怨，皆非平民所可与闻。不似欧洲文学，立于政事学术社会之外，以个人地位，表直观情感，虽与三者有密切关系，然具转移三者之能力而与之并立，不若我国限入三者之漩涡也。欧洲文学发源于神话（myths），民智鄙野，神万物而为言也。其后国际多故，人事渐杂，于是诗歌繁兴，或表神物之信仰，或表英雄之崇拜，或夸武勇，或达敬爱，如Country son9、Lyric Poem、Heroic Poem、Epic等是也。由韵言变为散文，于是有幻言（Romance）之类，国家精神、宗教精神、恋爱精神，俱席卷而入。降及近世，小说戏曲大盛，曲尽情态，气象更富。凡皆本国民之精神，表其对物之情感，或批评，或叹美，或实写，于自身有独立之价值，而不假他物（政治学术等）之价值为价值。作者亦仅持其对物之观念，而绝不有自身地位存于胸中也。　　中国文学不能脱离政事、学术、社会而独立存在，重身份、崇雅正，皆因其源出士宦，是士夫君子之文学。此其所以遗世独立于世界文学之林，而成其为中国文学者。　　其实，在新文化运动以前，《诗经》产生自民间说从来就不占主流。认为《诗经》产生自民间，其说（田记）自汉代。汉代人最早提出所谓的采诗之说。最有代表性者，为东汉公羊学家何休。他在《公羊传解诂》中说：“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南宋朱熹据何休说并信之，认为“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诗集传序》）。　　然而，公羊家注经，多以“六经注我”，大半不足凭信。即以此采诗说而言，究竟是何人采诗、在每年的什么节令采诗、采诗的方式究竟如何，这些问题，汉代人各家说法都不相同，甚至有同一人的说法前后不一的。由此可见，古代并无采诗的定制，更没有明确的证据，各家皆是臆测，这才有关于采诗的纷纭众说。　　汉初说诗者有齐、鲁、韩、毛四家，均没有从民间采诗的记录。在汉代以前的典籍中，也根本找不到从民间采诗的记载。相反，倒是《国语》中两次提到，是“公卿至于列士”、“在列者”献诗：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周语》）　　吾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公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袄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晋语六》）　　《国语》产生的时代甚早，远比汉代人说史为可信。又毛公传（zhudn）诗，去古未远，皆为先秦古说，阐述《诗》三百在周代的政治功用与其真实意义，确然不移。然而，新文化运动以来，以胡适为首的一批人，出于政治需要，完全回避这些对他们不利的证据，在学术上大搞造假活动，这才树立起诗产生自民间的“新文学传统”。　　不仅如此，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还通过概念偷换，大搞逻辑游戏，以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比如鲁迅就说：“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保存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就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诚然，自有生民以来即有随口而歌、自然成韵的韵文，但那些韵文只能算歌谣，不能算作是诗，也不能认为是文学。说一件东西的源头，当然要从它具有成为这个东西的性质的阶段开始说。江河不捐细流，细流和江河都是水，因此可以说江河起源于细流。人体主要是由碳水化合物组成，但我们能说人类起源于碳水化合物吗？显然不能。因此，中国文学的源头，只能从《诗经》算起。　　袁宝泉、陈智贤二位先生积二十余年研究之力，考辨《诗经》民歌说，得出如下结论：　　1.先秦并无采诗的记录。自民间采诗的说法起源于汉代，它是受汉武帝设立乐府呆诗的影响而产生的。　　2.司马迁和齐、鲁、韩、毛四家研究《诗经》的专家，都一致认为《诗经》的作者们为“圣贤”。这表明汉初学者的明确见解，即《诗经》并不是什么“里巷歌谣”或“民俗歌谣”。　　3.根据现有的材料进行考察，《诗经》里能够找到之作者，他们均为奴隶主贵族及其亲信，而没有一个是“民”，这一现象决不是偶然的巧合，合乎逻辑的推论是，《诗经》全部是“圣贤”亦即贵族们的作品。　　4.逸诗的水平不及《诗经》，而本文（按：《（诗经）民歌说考辨》一文）中所引逸诗的作者有周天子、诸侯、大夫等等。风诗是诗经中艺术水平之最高者，如果认为风诗有平民或奴隶创作的民歌，那就无异于承认劳动人民中有生而会作诗的天才，他们没有或仅有较低文化水平，却能够写出艺术造诣很高的文学作品，以至天子、诸侯、大夫等人的作品都无法与之比肩，这显然是有悖于常理并不符合实际的。　　5.朱熹是力主风诗为“民俗歌谣之诗”的。《诗经》民歌说到了他已趋定型。但统计与分析表明，他在解诗时大多沿袭和引申汉　　儒的说法，并无多少创见。朱熹（关于）“民俗歌谣”说，是经不起推敲和检验的。袁、陈二位的论述，见诸他们的专著《诗经探微》，此处兹不备引。　　综上所论，吾国文学传统，实即贵族文学、士大夫文学之传统。中国光辉灿烂的诗国文明，是士大夫创造出来的。汉之大赋、汉魏六朝之古诗乐府，唐之诗、宋之词，莫不如此。惟元曲悖离此一士大夫文学之传统，故元曲之文学价值不能与唐诗宋词相比。今人可诵唐诗宋词名篇无数者，问能诵元曲否？职是之故，今人凡举中国诗歌，类以诗词并称，而曲体例不阑人也。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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