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居的时代

作者简介

本书是著名女作家王安忆的中短篇小说集。选收作者的短篇小说九篇，中篇小说五篇，汇集了作者近两年中短篇小说创作的主要成果。这些作品，大都选材多样，视角独特。有反映城市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和富于人文精神思考的，如《小东西》、《聚沙成塔》、《忧伤的年代》、《我爱比尔》等；有表现在那特殊年代的知青插队生活的，如《蚌埠》、《姊妹们》、《文工团》、《隐居的时代》等；也有描绘城市风物人情、村民意识演进的，如《杭州》、《天仙配》等。从中显示出作者擅长写人、述事、抒情、状物的独特艺术风格，可谓自成一家。小说的内涵丰富，文笔优美，表述含蓄，极少直露的痕迹，读后给人以艺术美感的享受，又耐人咀嚼和玩味。

书籍目录

短篇小说蚌埠天仙配千人一面小东西杭州轮渡上聚沙成塔遗民大学生中篇小说我爱比尔姊妹们文工团忧伤的年代隐居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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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著名女作家王安忆的中短篇小说集。选收作者的短篇小说九篇，中篇小说五篇，汇集了作者近两年中短篇小说创作的主要成果。

内容概要

　　王安忆，江苏南京人。中国当代文学女作家，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後，自1980年代中期起盛行於中国文坛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创作类型的代表性作家。曾长时间居住於上海，於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至安徽插队落户。王安忆现任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　　台湾出身的旅美文学评论家王德威 (David Der-wei Wang) 於其小论文《海派文学，又见传人——王安忆的小说》中，谓王安忆是继张爱玲后，又一海派文学传人（见王德威著《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台湾）麦田出版，页 383-402 ），高度评价王安忆在现代中文文坛的地位。

媒体关注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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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随时随地可能遇见意想不到的人，这真的很有趣。这使得我们的经历，变得非同寻常起来，变得富有传奇色彩。在我们所插队的淮北乡村，有着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这样漫长的历史其实却只是由一些固定的人物演义下来的。这就好比毛泽东同志描写的愚公移山：“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就这样，一直繁衍到了今天。这样的以家族为组织单位的乡村，就是一座坚实的堡垒。当你听到村里的狗忽然之间一同狂吠起来，不用问，一定是村道上走过一个外乡人。外乡人头也不抬地，匆匆走出村子，走远了，狗才渐渐安静下来。可是，就是在这样的铜墙铁壁的堡垒中，会有奇遇发生。事情就是这样不可思议。　　在这沉闷的乡村里，竟然隐藏着那样的人和事，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与乡村的环境融合在一起，并不显得有什么特异，看上去是同样的自然，好像他们早就加入了乡村的历史。乡村的生活就有着这样强大的洞染力，它可将任何强烈的色彩润染。很多尖锐的情节，在这里都变得温和了。它看似十分单调，其实却潜藏着许多可能性，它的洇染力就来自这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足以使一切突兀的事情变得平淡和日常。就这样，我在我插队的大刘庄，遇见了黄医师。　　那已经是我来到大刘庄数天以后。我住在公社的一名副书记家中，他的妻子是这个大队的妇女主任。家中有五个孩子，最大的年龄与我相仿，最小的尚在吃奶。除了我，还有一名县城插队知青，也住在他家。主任家住三间两进青砖茅顶大屋，这在我们村庄，算得上首富。后三间是主任夫妇的房间，他们带着最小的吃奶的孩子睡那里。前三间，东边一间锅屋，西边一间住孩子，以及我们两个知青，中间迎门的是堂屋。这天，晚饭的时候，县城的知青收工就回家了，几个小些的孩子早早吃过去玩了，只有主任，主任的大女儿，还有我，坐在堂屋里的案板前吃饭。是收麦的前夕，天已经很长了，太阳虽然下去多时，天光还很明亮。此时的光线非常接近早晨，太阳都是在地平线以下，光是均匀地平铺着，景物倒比强光下的更为清晰。黄医师就在此时，从村道走上了我们的台子。　　主任家的房子，坐落在我们庄最主要的村道边上，高高的台子上。白日里，各家的门都是敞开着，迎门坐在案板前，村道上的情景便尽收眼底。主任首先向着村道招呼：黄医师，吃过了吗？接着，主任的大女儿，县中学的毕业生，应声起身，让出一个板凳，转身又去盛一碗稀饭。这时，才见黄医师在了门口。他大约有五十岁，也许没有，在我们那个年龄里，总是容易把人看老的。他脸色软黄，似乎有些浮肿。他穿着洗旧的蓝卡其人民装，脸上带着谦和的笑容。他走进门来，在板凳上坐下，回答着主任有没有吃过的问题。尽管一再说吃过了，吃过了，可主任母女执意要他喝一碗稀饭。也没有太推辞，就端起了碗。他的脸相有些木，甚至还有些俗，可是态度却十分温和文雅，这就使他显得不一样起来。他说话动作都比较迟缓，这迟缓不仅是出于慢性子，似乎还出于，一种忧郁的性格。他问我多大年龄，住上海哪个区，来这里习惯不习惯。由于我正处在极度的不适应和想家之中，时刻心事重重，所以我也看出他心事重重。我看出他不快乐，不轻松，百无聊赖，而且非常寂寞。虽然，他在这里出现一点没有令我惊奇，可我还是一眼看出他是来自外边的世界。　　主任问他晚上做的什么饭，他笑着说烧一点米饭。他的笑容里有着自嘲和无奈，就是这自嘲和无奈，说明了他的骄傲。他的态度表明，“烧一点米饭”不是他该干的事情，多少有一些无聊和滑稽。他只稍稍坐了一会儿，喝完那碗稀饭，然后拿着主任塞给他的一大块麦面饼，告辞了。这时节，只有主任家还有麦面饼。他说有了这块麦面饼，明天早上就能不烧锅了。他慢慢地走下台子，天色略有些暗，却还不十分暗，他的背影依然很清晰。他有些背驼，不知是生来如此，还是境遇所致。他的步态与庄里人绝然不同，是较为笔直的步子，双膝并得较拢，脚跟比脚掌先落地半步。这种步态，要遇到下雨天，可够他受的了。庄里人走路都有些岔开腿，箩筐似的，其实并不箩筐，脚跟与脚掌是同时落地的，这样，立足就稳。在泥泞的地里，可像撑船似的左一划右一划，乡里人叫做“岔泥”，从泥里越过去的意思。黄医师的步子，却是“岔”不开泥的。他背着手，手里掂着那块宝贵的麦面饼，而一点不知这饼的宝贵。饼是发面的，碱性不大不小，真够香的，围着锅贴一圈，锅一圆汽，灶里就停了火，等锅略凉些，才揭锅。这饼就是在这略一等里，陡地发起来，像胖娃娃的脸。然后一只手摁着饼，另一只手就拿锅铲铲饼，一铲便离锅。饼面上还留着摁饼的手指头的螺纹或者簸箕纹。　　黄医师是蚌埠下放的医师，同他一起下放我们庄的，还有张医师、于医师。我们庄的农民都称他们为“医师”，而不是“医生”或者“大夫”。　　“医师”这种称谓显得十分专业化，十分严格。表明了我们在对他们的郑重其事的态度。这支蚌埠医疗队住在我们庄东头，大队部的院子里，四间正属分为两部分，住张医师一家和平医师一家。他们都是合家下放。而黄医师则是单身一人，住东边一间倒屋。西边的两间侧屋就是医院的诊室，药房。可黄医师通常是不去那里的，他在自己的小屋里看病，这带有些私家诊所的意思。　　黄医师是名医，专治五官科。他所在的蚌埠的那个医院，过去以他而得名。现在，他到了我们庄，我们庄也因此而得名了。许多病人从老远的地方，坐车坐船再加步行，走过一个庄子打听一个庄子：大刘庄在哪？他们就这么终于来到大刘庄，走进费医师的小屋，向他求诊。费医师的小屋很小，只一间，顺山墙放一张床，就差不多满了。他的床，架得很高，是一张宽大的床，床上铺了特别洁白的床单。他就在床沿上侧身坐着，一只手撑着床，另一只手放在架起来的膝上。病人呢，坐在床前的椅子上，述说着病状。这样子一点不正规，倒是很家常。黄医师听得也并不专注，提问很随意，有时候还会岔开话去，和小屋里别的客人说些不相干的事。这情景说是看病，不如说是诉苦。诉说的人是不经意的，听的人也不怎么在意。来的人大都是口讷的农民，三言两语便无话可说，吃苦对他们又是常事，于是就止了下来。黄医师并不急着打发他们，似乎有他们陪伴也好。他也不是善言者，加上心情抑郁，就常常是彼此都默着。在这静默里，他们互相像是很了解的，双方都不感有什么压力，就这么可坐半天。凡是想到这来求医的农民，都是病症严重的，而几经车马周折，来到偏僻的乡间找黄医师的，也都是病症严重的。所以，几乎无一例外的，需要手术。而我们庄没有手术室，医疗队也没有麻醉师、手术护土，手术是不可能做的。最后，黄医师总是说：要到蚌埠做手术。农民往往对手术望而生畏，一听要到蚌埠手术，就更知其不可为了。他们大都是天命论者，心里早已服了病，而到底是看过了黄医师，虽然不是被病苦着，却都心满意足，再不作他想。那些从合肥、淮北、芜湖，甚至就是蚌埠找来的城里人，则是决心下定，对手术也抱科学的态度。这时候，黄医师就会和他们约定到蚌埠的时间。这往往是黄医师回家探亲的日子。　　黄医师回蚌埠探亲很频繁，并且每回都要超假，他是一个恋家的人。我们庄无论干部还是社员，从来没有指责过黄医师的不遵守纪律。农村本来就是散漫的，缺乏纪律的观念，何况人们都同情黄医师的境遇。一个人在此地，不会挑水，不会烧锅，也不会洗衣。人们看见黄医师在塘里将一件衬衣越洗越脏，塘水则越来越浑。他不会将衣服铺在水面上，而是让衣服一径沉下去，搅起塘泥。这是女人的本事，黄医师不会这个，理所当然。他又是干大事情的，去塘里洗衣，实在凄惶得很。人们说，让他在蚌埠多住几日吧！人们又传说，费医师的妻子没有工作，专在家里伺候男人和孩子。孩子有四个，都是儿子，黄医师特别想要个女儿，可是没有。曾经有人开玩笑提议，让黄医师认我做干女儿。黄医师只是笑，并不应声。他显然无意于接受任何干亲。他是一个把家团得很紧的人，性格也比较封闭，这就已经比其他人要感寂寞得多。同他一起下放在大刘庄的同事，又都各是一个家庭，更显得他孤家寡人。你看着他，就知道他的日子有多难熬。傍晚的时候，就是在前面说过的那种均匀清澈的天光里，黄医师就在村道上散步，有从湖里割猪草回来的孩子，就对大人说：看见黄医师了。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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