耄耋新作

作者简介

《耄耋新作》收录了作者1999年下半年及2001年全年的作品。其中还选取了2000年的部分作品。我们知道，最近十余年间，先生的专著及其他文章数量之多，水平之令人叹为观止。可见一位耄耄老人的惊人毅力和献身精神。可以肯定，先生的文章还要继续做下去，诚如老人家坦言：即使在劳累时小憩片刻，也仍然像“蜷曲在冰下淤泥里做着春天的梦”的荷花，为的是在明年“开出更多更艳丽的花朵”。

书籍目录

编者的话

一、’99札记

1 《江苏当代著名学者丛书》序

2 《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序

3 风雨同舟五十年――我和民盟的关系

4 在印度文学院授予名誉院士学衔仪式上的演说

……

二、千禧文荟

1 成功

2 佛山心影

3 《西学东传人物丛书》序

4 我和东坡词

……

三、开元笔录

1 谈礼貌

2 悼念马石江同志

3 《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序

4 《名家绘清华》序

……

编辑推荐

《耄耋新作》由沈阳出版社出版。

前言

不知是怎么回事儿，近来我们总想多见上先生一面，为此曾企盼着，幻想着；当真见了面，即聊数语也备感亲切温馨；分别后那情景刻骨铭心，几见梦境；遂又期待再相逢……这是真的，是我们对先生真实感情的流露。先生是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东方文化大师，这已为世人公认；先生所享殊荣，我们自然会有深切的体会。然而，每当我们偎依在先生身旁，却丝毫也感觉不到这是一位大学者，而宛如慈祥的父亲。这也是真的，是我们对先生真实感情的流露。又不知是怎么回事儿，近来我们时常想到青年人。“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然振兴中华的重担就压在他们肩上。都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可是他们的榜样是谁？向榜样学些什么？这似乎是非常严肃而重要的问题。德高望重的先生难道还不应该成为楷模吗？但对许多人来说，则久闻其名而难见其书，于是我们想送给大家一份惊喜——试从先生那洋洋洒洒上千万字的著述中选取一点点，奉献给广大读者。这正应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岂不大可喜哉！当我们最初与先生谈及此事时，未想到竟被婉言谢绝。先生说：“我的书已经出了不少，别再给出版社添麻烦了。”几经“苦磨”，先生终于答应了下来。记得先生最后说：“别忘了把我谈学外语的文章也收进去，对青年人也许会有些帮助……”这便是我们编选这套季老文丛的初衷。本文丛共四卷——第一卷《学问之道》，即为先生七十年来治学经验之集大成者。在先生的这些文章中，不但总结了先师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陈寅恪、汤用彤、朱光潜等人的治学精神、态度和方法，而且发前人未发之覆，创立了独树一帜的治学新观点、新方法。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先生时时上进，时时创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站在2l世纪的战略高度，预言世界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提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先生在全面阐述学术理论的同时，还具体地介绍了治学方法和必备条件，具有极其普遍的指导意义，使人蒙受其利。第二卷《感悟人生》，收录先生论述和侃谈人生的杂文、小品、回忆录、序跋等各类文章百余篇。读罢此卷，老人家那声容笑貌，精辟之言，将永久地铭刻在人们的心田，催人猛醒，激人奋进；读罢此卷，犹如品尝陈年老酒，自有滋味在其中，“世纪老人”非凡的人生经历，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令人受益无穷。第三卷《散文精粹》，是先生长达百万余字的散文作品中的佼佼者。先生的散文创作始于20世纪30年代，一旦攀缘文坛，便初有文名，且如一棵常青树，植根于生活的沃土中。先生满怀着对山山水水，对生养自己的祖国——母亲的眷恋之情，将所思、所念、所感、所怀，以其生花妙笔，浓墨重彩地大书纸上。先生散文的特点是：淳朴恬淡，本色天然，外表平易，秀色内涵，不但使人怡情悦性，获得美感享受，而且为人指点迷津，引向“人间正道”。第四卷《耄耋新作》，收录了先生1999年下半年及2001年全年的作品，首次与读者见面。其中还选取了2000年的部分作品。我们知道，最近十余年间，先生的专著及其他文章数量之多，水平之高，令人叹为观止。可见一位耄耋老人的惊人毅力和献身精神。可以肯定，先生的文章还要继续做下去，诚如老人家坦言：即使在劳累时小憩片刻，也仍然像“蜷曲在冰下淤泥里做着春天的梦”的荷花，为的是在明年“开出更多更艳丽的花朵”。我们还记得，先生在回忆汤用彤先生的文章中写道：“我不谬托自己是锡予先生的知己，我只能说锡予先生是我的知己。”在先生的三千弟子中，我们确信能排列其次，又向以先生为知己而感到无比自豪。我们曾暗自思忖，先生的为人风范和为学精神，倘若能够在我们身上体现于万一，则足矣！愧疚之余，我们只好在已近花甲之年(季老曾说，这仅是他一生中黄金时代的开始)，手捧先生的书，细细地咀嚼和品味，以充实这颗空寂的心灵——愿以此与读者朋友们共勉。在文丛编选过程中，承蒙李玉洁老师大力支持，谨此致谢。胡光利 姜永仁2001年11月9日

内容概要

季羡林，生于1911年8月6日，山东临清市人。1930年入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言语，1935年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和德文、法文、英文、俄文、拉丁文、阿拉伯文等现代语文。在哥廷根科学院院报上发表论文多篇。1946年回国，受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三位先生之聘，为北大教授，并创办东语系，进行东方学研究。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8年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东方文化、敦煌学、糖史等。主持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福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近年担任《儒藏》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的首席顾问。其著作已汇编成24卷《季羡林文集》。此外，他还创作了大量优秀散文、杂文作品。

章节摘录

'99札记《江苏当代著名学者丛书》序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决定出版一套丛书，定名为《江苏当代著名学者丛书》，蒙朱步楼同志垂青，征序于我。这个光荣任务，我本来是不能，不敢，也不应该承担的。因为，除了对初入选的十位著名学者，不管是已故还是健在，怀有很诚挚的崇敬之心外，我同江苏哲学社会科学界联系不多，情况不明，焉敢斗胆乱加评述，乱发议论呢？那样做岂不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了吗？然而，继而一想，最近几年来我对目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处境十分不满，宛如骨鲠在喉；现在有了这样良好的机会，何不一吐为快呢？于是，我就应允了下来，写了这样一篇序。首先我想对本丛书中“江苏当代著名学者”做一个明晰的界定。因为，一般人一看到这个名称，就会毫不犹疑地认为是“出生在江苏的著名学者”。一般的用法确实如此。然而我细绎这十位学者的籍贯，却发现出生于江苏省者少，而生于外地者多。这一点关系并不重要，因为江苏素称文化之邦，历史上著名学者灿如列星，用不着外地学者来增光添彩，自有其辉煌处。然而，现在既然把外地学者列入，就说明，这里的“江苏著名学者”是指在江苏工作的著名学者。这一点还是说清楚了好，免得产生误会。现在来谈关于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处境的问题。最近几年来，我同许多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朋友们一样，痛感我们处境的不能尽如人意，直白地说，就是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受到轻视或者歧视。对于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来说，这是很不明智的，很不利的。建设国家，没有科技是绝对不行的；但是，只重理工而忽视文科就能行得通吗？从近代世界历史上来看，日本是现代化比较早的一个国家。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确实全力学习西方的科技；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忽视文科。西方的政治和法律等方面的学问，他们也兼收并蓄，同时又努力发扬本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到了今天，日本终于成了举足轻重的世界科技大国。这一段历史经验是值得记取的。专就中国而论，我们不是经常说，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吗？这个“特色”怎样表现出来呢？关于这方面的文章简直可以说是连篇累牍，汗牛充栋。我这个人对理论一无能力，二无兴趣。我只读过其中的少数几篇，结果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是，我觉得，或者我幻想，在科技上表现特色是异常难的。即使你达到世界最高水平，同别的国家比起来，也只是量的差别，很难说有什么“特色”。特色只能表现在中国悠久丰厚的文化积淀上发展起来的科技上。只有这样的科技才能在世界的科技坛上别开生面，独放异彩，为人类科技的发展另辟一条阳关大道。而要想做到这一步，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必须同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携手共进，互助互补。我们现在提倡文理交融，我认为这是下一世纪中国教育和科研发展的必由之路。就是根据我上面这一点肤浅幼稚的认识，我觉得，我们举国上下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都应该有足够的认识。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我对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以及其他有关院校和科研机构过去所做出的成绩，表示最高的敬意和感谢；对你们今后的工作，寄予最深切的希望。骨鲠吐尽，序言打住。切望专家学者们不吝赐教。1999年6月18日《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序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近年来致力于出版语言学论著，卓有建树，为国内外语言学界所同声赞佩。最近又推出《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所推八家，实慎重考虑，缜密权衡之结果，对“大家”之名，均当之而无愧。此举实有对20世纪中国汉语语法研究作阶段性总结之含义，这也是顺乎潮流，应乎人心的做法，一定会受到学术界广泛的欢迎。为什么说“顺乎潮流”呢？现在已经真正到了“世纪末”，再过一年，一个新的世纪，甚至一个新的千纪，就将降临人间。所谓“世纪”这玩意儿，本来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没有耶稣，何来“世纪”？但一旦被制造出来，就反过来对人类活动产生了影响。征之19世纪的世纪末，昭然若揭。征之20世纪的世纪末，全世界在政治方面发生了极大的变动，也证明了同一个事实。因此，专就中国学术界而论，包括文理各科在内的众多学科，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对过去一百年的研究历程作出总结。回顾过去，绝不是为了怀古，而是为了创新。规模最大的可能是福建教育出版社准备推出的《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此书涵盖面极广，文、理、法、农、工、医都包括在里面，用的是词条的方式，由各有关方面的专家撰写。估计此书出版以后，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他一些学科进行总结的情况，我在这里就不谈了。谈到汉语研究，我首先要声明，我并非此道专家；有一点知识，也是破碎支离不成体系的。但是，我有一个特点——是优点？是缺点？尚难定论——，就是好胡思乱想。俗话说：“一瓶醋不响，半瓶醋晃荡。”对于汉语语法，我连半瓶都不够，所以晃荡得更是特别厉害。晃荡的结果我已经写在差不多整整三年前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丛书》所写的序中。我这一篇序的主要内容就是讲汉文与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是不同的。写汉语语法而照搬西方那一套做法是行不通的。我最后说到，语言之所以不同，其根本原因在于思维模式的不同。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分析，分析，再分析，认为可以永恒地分析下去。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其特点是整体概念和普遍联系。综合的东西往往有些模糊性。世界上任何语言都难免有不同程度的模糊性，而汉语更为突出。序的内容大体如此。这当然都是“晃荡”的结果。但我自信：其中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可是，三年以来，我既没有听到有人同意，也没有听到有人反对。大概是我“晃荡”得离了辙，不为通人专家所注意，固其宜矣，奈之何哉！ 最近又重读先师陈寅恪先生《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师在六十六年以前已经对汉语语法表示了明确的看法，深刻而有新见。我抄几段他的原话：今日印欧语系化之文法，即《马氏文通》“格义”’式之文法，既不宜施之于不同语系之中国语文，而与汉语同系之语言比较研究，又在草昧时期，中国语文真正文法，尚未能成立，此其所以甚难也。夫所谓某种语言之文法者，其中一小部分，符于世界语言之公律，除此以外，其大部分皆由研究此种语言之特殊现象，归纳为若干通则，成立一有独立个性之统系学说，定为此特种语言之规律，并非根据某一特种语言之规律，即能推之以概括万族，放诸四海而准者也：假使能之，亦已变为普通语言学音韵学；名学，或文法哲学等等，而不复成为某特种语言之文法矣。陈先生在下面又说：往日法人取吾国语文约略摹仿印欧系语之规律，编为汉文典，以便欧人习读。马眉叔效之，遂有《文通》之作，于是中国号称始有文法。夫印欧系语文之规律，未尝不间有可供中国之文法作参考及采用者。如梵语文典中，语根之说是也。今天印欧系之语言中，将其规则之属于世界语言公律者，除去不论。其他属于某种语言之特性者，若亦可视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按条逐句，——施诸不同系之汉文。有不合者，即指为不通。呜呼！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在本文中，陈先生还有一些很有启发性的见解，不具引。我对中国当代的汉语语法研究只了解一个大概的轮廓，详细深入的情况并不了解，这一项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很辉煌的成就，这一点是非常显明的，本书列举的“八大家”，就足以证明这个事实。但是，按照寅恪先生的意见：必须在从事与汉语同语系诸语言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才能产生真正的汉语语法，这一点似乎还没有做到，而我个人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注意到，我们中国语言学家的眼光已经大为开阔了。比如徐通锵先生的《语言论》，在“绪论”中已经讲到“‘印欧语的眼光’和汉语的研究”，企图摆脱“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但是，光这个还是不够的。汉语与同语系诸语言的比较研究，却几乎还是一个空白。邢福义先生在所著《汉语语法学》中，把《马氏文通》问世后一百年来的汉语语法研究大体上分为三期：一、套用期19世纪末期-20世纪30年代末期二、引发期20世纪30年代末期-70年代末期三、探求期20世纪70年代末期一现在。这个分法是有根据的，因而是能站得住的。邢先生说：（探求期）大约已有二十年。基本倾向是接受国外理论的启示，注重通过对汉语语法事实的发掘探索研究的路子，追求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下面邢先生又说道：应该清醒地看到，这门学科距离真正成熟还相当遥远。到目前为止，许多事实尚未得到深刻的揭示，许多重要现象尚未得到准确的解释，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二求”：一求创建理论和方法；二求把事实弄清楚。这都是很重要很中肯的意见。看来邢先生的想法是：所有这一些工作都是探求期第二阶段的任务，也就是说，是21世纪的任务。这种想法也是很自然的，无可厚非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探求？向哪个方向探求？采取什么样的具体的步骤去探求？在这些方面，邢先生的话，虽很正确，但不具体。我不揣庸陋，想补充两点，这两点上面都已经说过了。第一点是，要从思维模式东西不同的高度来把握汉语的特点。第二点是，按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要在对汉语和与汉语同一语系的诸语言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来抽绎出汉语真正的特点。能做到这两步，对汉语语法的根本特点才能搔着痒处。我这些话是不是显然不迂阔了呢？我自己并不认为是这样，我认为，21世纪汉语语法学家继续探求的方向就应该如此。是否有理，那就要请真正的专家来指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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