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约定的场所》书评

2013年的【读后感】宗教情怀——没有自愈的中二病

《地下》是非常厚的一本书，感觉非常冗长，看了也就忘了。而虽然《地下2》篇幅不长，可看了第一篇，就马上对被采访那位曾入教的成员，产生了很大的共鸣。感觉如果在高中大学的年代，遇上这个教派富有朝气的草创阶段，那么自己加入的几率还是很高的。怎么说呢，这几个被采访的信徒大都是“过于认真地”去思考，希望追求“纯粹的”人生，对社会常有一种“不适应”的感觉，还有或多或少的，还有一些被称之为“创伤”的东西…… 所以说，如果在“对”的时候，遇上它，如果我还是没有加入，那我只会觉得自己是不够勇气而已。村上形容他们都是良善的人、真挚诚恳的人，不肯认同资本主义社会主流价值和道路的人。但是，致命的“纽扣系错”，到底是在哪里开始的呢？现实之相是如何被一步步扭曲，回过神来时，那个应许之地，如何变成了并非自己追寻的场所呢？这就是本的书题所指。（中文书名《在约定的场所》The place that was promised，是否该译为“应许之地”更确？）对这个WHY和HOW的解答？村上提出了几个互有交集的考察视觉。其一、没有自愈的中二病，精神上的发育不全村上觉得，年轻人嘛，多多少少思考什么“为什么活着啦”“做这个也解决不了什么之类的大题。问题是，这个思考的边界，到哪里、到什么程度才不会逾越社会的常轨？这个度在哪里？在村上与河合隼雄对谈之中，提到拯救之道——在感情。要靠感情，去打断这个脑子里的逻辑化思考。一般的人，想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启动一个平衡装置，自然地切断思考的流程。是父亲母亲之类的，非常亲密的人际关系纽带，形成一个阻尼、或者说羁绊，不让人直奔那边去，一头钻进一个封闭的思考盒子。如果接受不到父母的关爱，这个装置就很难发育。这样说来，一切宗教的出家人，全是病人。所以，村上春树也好，河合隼雄也好，大概他们心智都太“健康”，太“正常”了吧，可以说对宗教情怀之类的是天生缺乏共鸣的。那些全是病人，“说可怜，也的确够可怜的。”他们对谈中不止一次发出那样的感慨。顺带一提，早在《远方的鼓声》这本游记里，看到村上在希腊等地走过很多修道院接触修士的时候，就感受到村上对宗教感情有一种隔膜、敬而远之，甚至可以说是隐隐的敌视的态度。关于宗教作为一种精神疾患，依稀记得在多年前读过一篇文章，提到其实佛陀也可以说是一名神经症的患者。记得那篇文中提到，所谓一般的“正常的人”，有一种能力，就是把世界碎片化，以不连贯的、富于弹性的逻辑，去处理各个片段的经验。也就是说，把人生的经验，每次只掰下其中可消化大小的一块，去处理。而神经症患者则有一种倾向，要把整个生命的经验，以一以贯之的视野去统合，想一口吞下整个人生的经验，结果给彻底噎着了。因为人必有一死；甚至所有文明都如浮沫般偶然，来去匆匆；整个宇宙皆是时空能量的无目的的游戏起落，如果紧抱这几个大前提，那么整个人生，难免会被刷上彻底虚无的底色，一切措施为，都变得无比荒诞。我尝试找回这篇文章，发现此观点原来是出自佛洛依德直传弟子奥托•兰克（Otto Rank）之手。佛洛依德最出名的弟子莫过于阿德勒（Alfred Adler）和荣格（Carl Jung），前者提出“超越自卑”，后者提出“集体潜意识”，都以与老师分道扬镳告终，而这位弟子也不例外。1924年，兰克与费伦茨合著的《精神分析的发展》中，提出了缩短精神分析疗程的想法——不要过多关注患者的童年经验，而应关注患者当前的情感体验。同年，兰克又出版《出生创伤》提出了俄狄浦斯情结可能不是精神分析理论中的至上解释，而认为前俄狄浦斯时期母子间的关系（分离焦虑）更为重要。1926年，兰克与弗洛伊德决裂。我重新找回那篇文章，在其中不但发现古往今来所谓“出世间”的畸人的心理原点，甚至可以看到其前行的逻辑发展进路。（文章引录如下，括号里是我加的注。）“对于一种不受本能制约的动物，生活是个压倒一切的难题。个体面对世界，人必须保护自己，只能像其他动物一样，把世界狭隘化，关闭经验，发展对于世界之恐怖以及自身之焦虑的忘却状态。”（兰克把这个心理自我保护的策略，命名为"部分化"Partialization。）“离开“部分化”，人会失去行动的能力，生活变得不可能。”（坚持对“世界之恐怖”以及“自身之焦虑”的“忆起状态”，佛家有两个词，一个是“三界火宅，如救头燃”；另一个是“大事未明,如丧考妣”。）“换言之， ‘正常’人，就是从生活撕下他所能咀嚼和消化的东西，仅此而已。所谓‘善于适应的人’，就是精于此道者。他们把思想局限在生活中的小问题上，社会向他们提出这些问题，引起他们的烦恼，于是他们就以这些烦恼消磨自己。克尔恺郭尔称他们‘用琐碎之物来平息自己’——这样他们就能过正常的生活。这种‘精神正常’的本质，就是对现实的拒绝。”“相反，神经症恰恰表达了生活的真理。某些人不像一般人那么深地陷于一般意义的社会之中，没有那么深地受到社会程序的影响，不轻易作出无意识的文化行动，不撕下一只动物力所能及的一份，囫囵地面对作为一整套难题的世界，以及由此引出的全部生存地狱，结果是面对不胜负荷的世界，个体无比脆弱，寸步难行。”“兰克说：神经症类型的人……把周围现实当作他自我的一部分，这解释了他与周围现实的痛苦关系。因为所有的外部过程，无论其自身是多么缺乏意义，最终都与他相关……他在一种巫术般的统一体中与周围的生活整体相连，其程度远远超过调节型的人，后者能满足于作为整体之一部分的角色。神经症类型的人则潜在地把整个现实都引入了自身。”（“万物释备于我”、“色身、外泊山河虚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是否就是这个进路？）“神经症……一方面，自身与周围的世界相融合，并过多地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因而丧失了自己对生活的要求。另一方面，又把自己与周围世界相隔离，以便向世界提出他自己完全的要求，并因而失去了按世界本身的要求生活和行动的能力。”（佛家的“万法唯识”，即以其一元论的策略，把外在万法，完全纳入内心，完全招安了外在。“外”没有了，当然没要求，也不需要做出任何响应。“依报随着正报转”，把外在的环境，单纯看作是内心的投射，从而消解了以外在行为改变世界的心理能量。）“人格学在这里遇到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人不能平衡他们的存有欲望呢？为什么他们要走极端呢？答案显然必须追溯到个体的生活历史。……在成长过程中，他们不让自己自由地进入适宜的文化角色。他们不愿意在他人的游戏中没头没脑地失落自己。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他们与他人的关系大有问题，他们没有能力去发展必要人际关系的技巧，以自动地安宁从事社会游戏，无忧无虑地与他人一道从事游戏。如果你不卷入被他人视为理所当然的营生的那些事情，你自己的生活就成了一个彻底的困难。极而言之，这为我们刻画出最典型的精神分裂的人格类型。”有意思的是，兰克在此进一步指出，神经症的人格动力学成因——由于“个体生活史”的缘故，失去了“发展必要人际关系的技巧”，“与他人的关系大有问题”。简单地说，就是个体心理精神发育的不健全，这恰恰与河合隼雄论调一致。而河合本人，正是把从精神分析的荣格学派发展而来的箱庭疗法（沙盘治疗）引入日本的开山祖师爷。当简单的幻觉、谎言失效之后，就产生了主流社会的游离分子、不适应者、病人。他们是可疑的人，实际上不可避免地，也是危险的人。

作为一种集体意识

《地下》和《地下2》分别是对受害者和施害者访谈的两部作品。但这样分的话，其实已经是一种集体意识了，作为受害的集体意识和施害的集体意识，而“集体”，总有变得“异味”。如果我们不认真审视和隔离这种集体意识，很容易陷入到一种相对的不论是“善”还是“恶”的相对主义中。对的，我认为存在“绝对的恶”，不加修饰，原原本本的恶。就是把对大自然法则的一种对抗。记得小时候就看电视看过什么“奥姆”、“沙林”什么的，因为那时的确沸沸扬扬，因为小还不知道是什么来的，以为是什么战争之类的。不到的确是战争，个人的与个人的，个人的与宗教的，个人的与社会的。但如果我们不从每次这样的战争后留下的东西去认真看待问题，审视问题，那么这些战争以后还是会不断发生，而且以各种各样其他的方式。或者，我们人类历史上这样的战争太多了，很多都被人遗忘了，但如果我们不到达约定的场所，那只会失去更多的场所。

我只想找到一点活着或者死亡的价值

我是不看灾难片的，因为非常容易代入情绪。即使是《2012》这种水的不能再水的灾难片，也足以让我看过之后的那个晚上无法好好入睡。我躺在床上反复的想，如果闭上眼睛，天崩地裂，大地震，大海啸来袭该怎么办，我反复的想好想这件事很快就会发生，直到头疼的不行才勉强睡了过去。只是因为没有经历的恐惧。对于身处在岛国的日本人来说，地震海啸什么的大概只是如过眼烟云般存在吧。这是他们一出生就面对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仔细想想也没有什么抗不过的，历代不都这样了。相比自然灾害带来的苦难，东京地铁毒气事件对人们内心的冲击可能更大。在现有的自然环境下，即使再恶劣，人们也可以抱着“既然如此还是好好生活”这样的态度生存，但奥姆教却真真的打破了这个幻象，告诉人们，这个社会是从里面开始腐朽的，我们的周围，就是有这种未知的危险，是来自于人而非自然的，即使没有天灾，我们也无法真正的幸福。这才是令人们安全感崩溃的焦点。人们将奥姆教徒与普通民众分割开来，就是企图用这种分裂，来找到一个寻求安全感的点，而这个点无疑使奥姆真理教成为了靶子。当作为教主的领袖遭到逮捕，人们可以发泄愤怒的机会就只剩下这些虽为教徒却并没有参与其中的普通人。他们租不到房，不能好好工作，社会体制总是有意或者无意的抛开他们。这是社会针对“善与恶”简单划分的结果。村上的采访，似乎就希望从侧面剖开一个口，让民众看一看真实的奥姆教背后的教徒。听听他们的生活和对于奥姆真实的理解，这比起媒体博眼球的炒作更有分量。采访中重复的提到是“诺斯特拉达姆斯的预言”，这个预言我多少知道一点，最开始听说是看了樱桃小丸子。看小丸子因为一个预言吓得半死，也可知当时这个预言影响力之广，这大概就是20世纪的2012吧。会对末日如此信服和关注，本身不也是说明了什么社会问题吗？在现有体制下如果生活的很好，应该没有人会去在意末日的降临吧？在奥姆教徒的口中，“末日”这个词却被反复的提及——末日意味着重组。对于按动人生重组按钮的向往。“我们这代人是在日本变得富裕的时代长大的，具有从那里观望社会的意识。而且，我无论如何也适应不了那里的成年人社会，感觉上好像扭曲的不成样子。这样，我就开始思考：有没有同那个不一样的另一种生存方式、看待世界的方式呢？”说到底，大家都是怀抱着对于射界矫枉过正的末日式感情那样的东西。对于社会本身在不久的将来的发展。对于生命本身的走向都深深的忧虑着。末世就成了奥姆真理教的一个主轴。如果说奥姆真理教是散发这种“恶”的武器，那么这个社会，究竟是不是培养这种恶的土壤呢？在战后的日本，人们积极投入重建家园的活动中，之后又生活在高经济增长的泡沫之下。生活的问题当然是有，对人生的意义，生活的希望充满了疑惑，但总体还是向上的，总觉得只要日子过好了，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大家只是埋头奋斗，都没有人会停下脚步想做这一切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终于有那么一代人，赫然发现这个社会并没有因为变富而有所变化，内心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这个时候，他们开始重新审视，社会究竟是什么，真的要打磨自己而要去适应么？那人作为“我”的意义又在哪里呢？怀抱着这样的问题开始向外看的年轻人，却赫然发现没有他们可以呼吸的空气，没有一个途径可以帮助他们解释问题。这时奥姆教打开了一扇门，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如同困兽嗅到了新鲜的空气，即使这空气是毒药，对他们来说也具有致命的吸引力，所以年轻人争先恐后的陷了进去。换句话说，这些奥姆教的信徒，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社会共同体”的漏网之鱼，他们不愿意依附于社会体制，期待寻求新的出路，而社会又缺乏吸纳这些人的网，于是只能任由他们自生自灭。而奥姆真理教，无论如何，在某种程度上都解释了他们对未来的疑惑，所以这些年轻人，纵然知道奥姆教做错了事，谈到做教徒的生活，也表示绝不后悔。说到底，这似乎也并不是某个邪教的错误那么简单。

如何界定“他们”或“我们”

“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呢？如果没有出家，仅仅信教。如果没有入教，仅仅向往。那么他们只是与身边的人、事格格不入，只是身体或精神状况不佳，只是每天思考没有答案的问题，寻找把生活科学化的途径。我是不是也可以归为此类呢。我或许还不如“他们”。不愿也很难被归入“大众”一类，精神抑郁，身体虚弱，总觉得哪天昏睡之中会默默走向窗子，毫无情绪地走出去；对周围的人怀有恐惧和疑虑；从小思考为什么活着，为什么这样活，为什么我是我。但又害怕被大众抛弃，装出一副顺势的嘴脸，躲在众生之中，上班、做饭、购物、看电影。曾有位抑郁症的室友，一发作就停不下来，嚎啕大哭，举刀割腕。心里会暗暗怀疑，她是不是真的控制不住呢，需要我们的同情还是医生的药？而自己也常常走到那样的边缘，却总想把自己伪装成正常的人，也许别人都忍住了呢？也许自己这样并不算什么。的确很困惑别人到底和我一不一样。我知道很多人是惜命的，也知道大部分人不会去思考人生意义。但是自己真的有资格成为“他们”吗。恐怕真的有那样吸引我的宗教也很难抛弃“大众”这一身份加入进去。顾虑重重，骑虎难下。

对在现实生活中很难生存的人意义重大的一本书呐

看完《地下》然后迫不及待的买了这本书来看的。《地下》给人的感觉是拉拉杂杂，没完没了，并没有体会到如村上所言的对人的乐趣。反而这本书给人的印象更深入。对个人来说是个很大的启发。进入奥姆真理教的人内里都有一块神圣的净土，那里与世俗里的混乱、烦恼水火不容。但是终归来说，就如村上说的，如果把自身逻辑远远的背离现实，那么总有一天会被现实狠狠的报复。这一点上来说，个人深有体会。不论如何，去眅依与诉求于别的人，别的集体，或者别的什么信仰，很多本质性的东西依旧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因此每陷入迷途与困惑的人唯一能够做的，仅仅也只是能够让自己更加强大，紧紧坚定的相信自己。但无论如何都应该让自己置身于现实的混乱与烦恼的泥土里。仅仅于此，才不会有所谓的迷失。

一位作家的成长

不同于村上的其他小说呈现的文本意识和故意的内容意识，这次的《在约定的场所》是一本关于奥姆真理教中八位信徒或原信徒与村上春树的访谈录，呈现的是尽可能的对事实的关照，他脱离于坊间的忠忠平说，为寻求一种客观以及探寻如此的“恶”是如何产生的。 麻原彰晃和他的奥姆教义进入了一些对生活有着积极思考的人们的生活，以救世主的姿态张开双臂欢迎他们。在这样的教义中，个体是免除责任的，没有责任也就无从抵挡恶的诱惑。于是毒气泄露。村上无疑是一位不断探寻的作家，“作家有两种：追求故事的，和追求语言的。他想了很久，决定自己要做一个主要追求故事的作家。”这次的故事讲得很好，虽然不是他来直接讲述，他呈现出来了。从《地下》再到《在约定的场所》，我们看到了这位追求故事作家的姿态。

X

这不是一本小说，而是村上春树采访八名奥姆真理教的访谈录。这些人都不是恐怖分子，而是从现实社会中跌落到奥姆真理教这个大托盘中的普通人。第一个信徒，从小喜欢对人生发出这样那样的疑问，继而钻研，爱独立思考，对于寻找人生意义这件事，也有着自己的目标，那就是希望将宗教理论化，把虚无缥缈玄而又玄的宗教的东西抽象出科学上的理论的东西。这是一个纯粹为了求知解惑而加入奥姆的人。第二个信徒，简单说来，是因为喜欢一个女人而加入奥姆的，因为女人在那里边。第三个信徒，这是一个从小就思考“自己为什么活着“的人，年轻时就想好了将来必定出家，所以去研究哲学，基督，佛教，密宗，进而进入奥姆真理教，就仿佛是在走小学，中学，大学的流程一般。职业是一名小学教师，说起教孩子们的事，脸上还绽开笑容，可是至今家里还摆着麻原彰晃的照片，沙林事件后仍然是奥姆教徒。他内心存留的是加入奥姆教给他带来的美好的那一部分，至于邪恶那部分，与他无关。这该怎么说呢，他确实没做什么坏事呀？甚至没有看见过。第四个信徒, 生活上并没有多大的不满和困难，只是觉得人生过于平淡，也许是无聊而已，想加入宗教玩一把。由于目睹了奥姆许多不人道的事情，受不了而逃离，从而成为一个奥姆教的批判者。这是一个理性的人。以村上的话说：“消灭欲望或者烦恼，那当然是个人的自由。可是把自己的类似自我行动原理那样的东西托付给他者这点，客观看来，是包含极大危险的行为。”这个人是很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如果要信教的话，佛教才是他最好的选择吧。第五个信徒，女生，这一家子从小就是灵性很高那种，16岁时就和两个哥哥加入了奥姆真理教，高中时就出了家，对世俗生活完全不感兴趣，只追求精神上的东西，所以只有活在宗教的氛围中才觉得有点价值。在梦里，她看到自己的前生是一位男性，沙林事件后，她开始以做蛋糕维续生活，但是因为是“奥姆真理教的人开的蛋糕店”，所以生意也很难好的起来。村上一针见血的指出：“奥姆真理教对她来说，就好比一个乐园那样的东西。对于世上有这样的人也未尝不可，何必大家非得在现世中摩肩接踵气喘吁吁生活不可呢？但是，归根结底，所谓乐园那东西哪里都不存在！”第六个信徒，文艺青年，抑郁，厌世，看了麻原彰晃的书后觉得相当了不起，从而加入教团，因为画画的技术，而得以进入奥姆教里面那些工业技术的各个部门干活，并且做到了中级管理者的级别。在教团里面，慢慢体会和外面的世界其实没什么区别，中途想过退教，但是估计想到外面世界和这边也差不了多少，并且抱着“反正都是为了救赎”而继续留下。对奥姆真理教持批判的态度，却丝毫不后悔在教团渡过了六年时间，他说在教团中积累了各种各样的实践经验，搞印刷装订啊，做动画啊，焊接啊，这些对他的生活也是一种帮助。宗教其实最应该在组织有意义的社交和实践方面发挥作用，这些奥姆真理教做了，但最终却滑落到恐怖主义的一端，成为一个邪教团体，从而暴露了做这些事的意义，其实并非为了修行。第七个信徒，从小缺少父爱，后来父母又离了婚，总之心理上是那种小时候受过不好家庭影响的儿童，和那些精神追求者不同，这个貌似是红尘玩腻了，误打误撞加入教团，由于是美女，曾被麻原彰晃要求过性关系。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第八个教徒，看那情形，是被一个关系很好的朋友拉入教团的。天文地理之类的专业的研究生，曾被麻原彰晃命令开发电脑的地震预告软件并成功预告了阪神地震，在教团的科技省从事占卜，星象一类的神秘学研究。这个人说的话，我是一句没看懂。就想村上说的“他似乎愈发陷入意义的语言化这种在某种意义上没有出口的个人循式之中”。我想村上采访他时，是最没有意思的吧。

“纯粹”是种迷人的危险品

与《地下1》中受访的“被害者一方”相比，《约定的场所》里的“加害者一方”即奥姆信徒（原信徒）们身上的个人性则显得未必那么引人注目。虽然村上极力想为每一个当事人还原出只属于他（她）的精神轨迹，只属于个人的生存状态，可是他们身上的某些共性却毫不费力地浮现了出来。村上自己也说，无法忽视这些人所共有的一种气质或者思维。所以，如果对“被害者”来说，东京地铁沙林事件是一场意外（其实从宏观上来说也未必如此），那对每一个加害者来说，或者对奥姆这一体制来说，这起事件无疑是一种必然。这些人几乎都带有强烈地非现实性的“问题意识”，一种执拗地“逻辑思维”。在不断运转的社会齿轮中还拿出闲余思考着类似“社会何以如此”“世界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奢侈问题。毋宁说，性格上有着一种不合时宜地使命感，不论是对自身生命还是对世界本身，似乎都不能满足于“就这样安安稳稳走下去”的模式。在自身处理问题的习惯上显然有与社会格格不入之处。而村上觉得关键是，社会上没有一个机制或者说“托盘”来接受这些“格格不入”的人。虽然谈到这些的时候就扯出什么“童年创伤”“家庭问题”是种老生常谈又偷懒的方式，但村上注意到这些人莫如说都和家人感情梳理，跟周围人保持着乖离感。因此，当面对没有办法接受他们的社会时，便没有周围的“现实性”牵绊来阻碍自己，以至很容易孤注一掷地进入奥姆这种能提供一种“彻底解决问题的方式”的体系中。这种体系就像是一个匣子，可以封闭掉其他回路。在奥姆中所谓“万精油式的答案”就是“这是业障”，遇到什么问题都是一句“这是业障啊，为了修行要跨越”。换个角度想，这无疑是一种极为“纯粹”思维模式。想想二战时日本的神风特攻队，希特勒的盖世太保，斯大林的肃反，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剩下的联想起来应该不难），这些体系里无疑都深藏着“纯粹”这一因子。所谓“纯粹”，某一方面的表现就是在意识里对“善恶”的界限清晰做出划分，自己所践行的道路是“善”的，相反，另一条道路则是“恶”的。没有什么相对性的变通。因此为了这一纯粹的善，实行何种形式上的实践都是在所不惜的。事实上，“历史上为了恶而实行的屠杀不见得有多少，而持有善的救赎的思想大开杀戒的例子则多得一塌糊涂”。不是说“善”比“恶”更为拙劣，而是说纯粹化的善恶分界必然导致对待敌人的残忍。本来世界上也没有原意上的“善恶”。尼采在《道德的谱系》里解构了西方人的善恶传统，我们东方人更加没有什么原罪意义上的善恶观了。进入到某一种体系中，全然信仰了那一体系所制造出的善恶分界，并且不遗余力地实践，这种事情历史上简直不胜枚举，我们这里也没少干就是了。这样看来，“纯粹”这种东西里天生带着某种危险性，在美好外表下包裹着的黑暗之心。这种设定对我来说简直致命，毋宁说我觉得这极为迷人。就像《奔马》里飯昭勋那样的少年，毫无杂质地奔向他眼中的“美”。可这种“美”对别人来说全然是劫难。癫狂本身就连带着牺牲和不屑。所以村上讨厌三岛其人真是再合理不过了，他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小说家。就像理查德·罗蒂对奥威尔和纳博科夫的解读一样。最后，这是我读过的译得最差的一本村上。事实上，这种纪实类的作品已经将“还原作者风格”的难度降低了很多，对话体至少得做到自然流畅吧。可这书里的中文有多少语句不顺的地方，日语中的中文词被直接拿过来用的，“指示代词”不加解释照样反正“那样”“这样”的，片假名外来语不加求证和注释一股脑音译的。诸如此类得过且过的，完全不符合中文用语习惯的做法毋宁是对认真进行采访的村上君的失礼，也是对我们这些读不到或者读不懂日文原著的人的轻蔑。

哲学家和哲学爱好者的区别

文/安之今天一口气阅读了完了《地下2（在约定的场所）》，并观看了NHK的关于奥姆真理教的视频。心里闷着什么东西一样，必须要把心里所有的念头都写下来。说起任何邪教行为，绝大多数人的第一个念头大概并不是“可怕”而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奥姆真理教的骨干成员大多是社会精英，亲手实施了东京地铁沙林事件的林郁夫更曾经是医院的主任。在常人的眼里，他们尽管过着有压力的生活，但是物质生活肯定是足够的；家庭兴许不和睦，但是他们应该有着调节自我的能力。实际上，任何一个团体的成员都不会是由于同一个目标而进入。对于很多人，奥姆真理教是一个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封闭框架（村上管它叫“黑匣子”），而对于极其少数的精英们来说，它是一个能够实现心中理想的同盟阵线。在书中和纪录片中，无论如何都没提到教团中有学哲学的，更多的是工科、医科的人。很多成员都是有哲学性思考的，书中的几个奥姆前信徒，都是抱有着“寻找纯洁/纯净的本真”的心思皈依了这个宗教。对于本科在美国读了哲学专业的我来说，“受过专业的哲学训练的人和爱好哲学的人到底有什么不同”一直是个令我好奇的话题。当然，不同的哲学家有着不同的经验和人格、思考方式和内容，不同的哲学爱好者也有着不同的程度。只是不负责任地列举几个没有经过事实检验的特点的话，我想作为一个哲学家首先具有的最基本的能力是对不同哲学家的论述（argument）有着自己的理解和判断。这是因为受过哲学训练的人首先对人类思想史上曾经放过光芒的所有思想都进行了了解，尽管他们也会敬仰某位天才般的人物，但是他们都心想着跟他们比肩。再谦逊的哲学家在说出自己的观点和论述时，都是个不折不扣的自大狂，谦逊只是他们体面的修养而不是作为哲学家的修养——哲学家的修养体现在他们的思想而不是人格上。这个区别，实际上并不是来源于“受过哲学训练与否”，而是由“是否付诸时间、精力和意志来独自创造/发现自己的对于世界的解释”。哲学训练必然要求时间和精力，所以只是“独立的哲学家人格”的充分条件。奥姆真理教的很多有着哲学思考的成员，在提出问题-提出答案这一个过程中，大多只是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来自于灵光一现的灵感和情绪，却终究没能隐隐形成体系。面对着大声呼喊着“纯粹”、“解脱”、“开悟”的奥姆真理教，他们就如同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一样依附在了那个封闭的体系。说到底，这些有着哲学性思考的成员，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人在这个混沌（chaotic）的世界必须要经受痛苦、孤独和时间的流逝，才能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解释。正如许多成员所提到的那样，他们在教会获得了“充实感”、“满足感”、“愉悦感”、“归属感”以及“安全感”。起初的哲学思考不过是这些情感需求的伪装。无意评价它们的好坏，人人都有这样的需求。但说到底，宗教作为一个集团而不是哲学的那个部分，是无关乎哲学而关乎上述所说的那些情感的。诚然，理想化的宗教能够超越哲学，因为这些宗教往往带来的不单是心智上（intellectual）的启发，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引导人获得超凡脱俗的精神（spiritual）体验。在任何一个宗教框架下，这样的修行都能够引导人们彻底摆脱人世间的苦难。你看，宗教把事情简单化变成非黑即白，本来就是骗些没能独立思考的人。而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哲学家，比起解脱，更想在这个世界上闹腾点儿幺蛾子。写到最后，虽然我洋洋洒洒地夸赞了哲学家们，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仅仅是提起“奥姆真理教”的名字，我都感觉到触碰到了某种有着巨大的力量的混沌——一种令人恐惧和恶心的存在。它不是邪恶，是使得人的种种欲望的混合体最终朝向一个不可预知的方向发展的力量。我们不是活在充满了消费主义和物欲的现代社会，而是集体意识所构建出来的巨大钢筋森林，数千年的文明以黏着的血肉作为水泥，欲望从窗户中吐泡最终在空气中形成灰褐色的云。意识森林每时每刻都在重组，有形又无形的它吞吐着人的念头。而奥姆真理教徒和每一个更愿意接受封闭的世界框架的人，并不会被它碾碎，但失去了去这个意识森林的花园去看看的机会。那里有着奇怪的老人和小孩，大树和花丛，炸薯条和热狗的味道伴随着叫卖声和虫鸣声传来。至于我们是否真实存在着，阳光和微风会告诉我们答案。

从奥姆自身进行反思

其实在看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时，开始觉得那些加入奥姆的人是完全可以被理解的。加入组织之后，不用自主思考，“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样活着真的很轻松。然而思想在别人手中，还不如死亡来的痛快，因为当他命令你做坏事的时候，你很难拒绝。第一位奥姆真理教徒所说的一些话，何尝不是也在自己脑中出现过呢。人终有一死，无论是流浪汉还是总理大臣，结局都一样，那么从出生到死亡中间的时间，做了什么努力又有什么用？消极的想法，知道不对，但现在依然不知道为什么不对，很有说服力的话现在还没听到过。除非是为社会，别人做了些什么。p153年轻时那种事是有的吧？自己脑袋里想得天花乱坠，而一旦落到自己实际生活这个现实层面上，看到的就全都是自己笨拙的真相。大一、大二时畅想自己的未来，但等到大三的时候却开始迷茫，发现梦想很灿烂，但现实就是直白的普通。

探索邪教徒的心灵世界

1995年3月20日的日本东京地铁站，奥姆真理教教徒在地下铁三线共五列列车上发放沙林毒气，造成13人死亡，约6,300人受伤——这就是震惊一时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彼时的村上春树正在美国游历，等事件稍微沉淀下来，村上回到日本，做出了一个看似和职业小说家十分相悖的决定，去采访沙林毒气受害者，后来根绝这些采访录音整理成了一部纪实文本《地下铁》（大陆版译作《地下》）。时隔两年后，村上春树又对奥姆真理教原信徒进行采访，再加上与日本著名心理学家河合隼雄的对话录，出版续作，算作《地下铁》的承接——《在约定的场所》。常人对于邪教组织成员，大多以“还是避开为妙”这样的态度处之，而学院派的学者对此也只做出社会学意义上的研究判断，很少触及到教徒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生活。一个邪教组织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以至于教徒完全沉浸在教主为他们营造的终极救赎氛围中，而全然不顾现世的规则法律，理由仅仅是组织的“洗脑”洗的彻底这样简单吗？显然不是。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每个个体是怎样在他们认为非常“合理”的情况下找到了这一“组织”，并愿意为之肝脑涂地的。村上春树在对这些原教徒采访手记中，开篇总是对他们的成长背景做一个简单概括，这个概括当然不只起到介绍人物背景的单一作用，事实上每个人性格的养成，总与少年时期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些原教徒大多都是性格孤僻，喜欢思考宗教性问题，成人后他们并不愿意过多的与世俗生活产生联系，甚至不愿意做普通的工作。思考终极问题远远比这些更重要，于是麻原彰晃领导的奥姆真理教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与这些人“一拍即合”。与其你单独思考“死亡意义，终极救赎”，不如我来告诉你，你的一切困惑都能在这里谋求到解决的方案。教徒们于是慢慢把思考的权利让渡出去，他们只负责修行，他们以听从命令的形式谋求更高层面的“参悟”。这批人其实并非毫无思考能力，很多人甚至读过许多哲学名著，但却依然无法抵挡这致命的诱惑。随着交流的深入，村上春树试着用自己的问题意识主导教徒的诉说，在被问到当教主要求为了达到终极救赎是否可以在现世不顾一切不择手段时，很多原教徒其实是抱持一种相当犹豫（有的甚至断然否定）的态度的。是的，这些的确不算是奥姆真理教的“忠诚”信徒，以至于我有时候发生了这样的怀疑：这些人会不会一开始就是抱着一种游戏的态度来入教呢？发出这样的疑问，实在是拜当今媒体之所赐。“树立典型”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只是极权国家的专利，现代媒体无疑也深谙此道，譬如一些被访者就认为媒体并没有抱着真诚的态度去理解这些教徒们的所思所想。似乎有了那几个施放毒气的罪犯，媒体几日连篇累牍的报道，关于犯罪事件的讨论就可中止了。而媒体这样做的直接后果便是，，这些原教徒更加遭受社会舆论的歧视、非议和谴责——从而衍生出的恶果就是，沟通机制的丧失，使得这批教徒再一次对社会投来憎恨的目光，恶性循环。在2010年出版的新作《1Q84》中，村上春树让主人公青豆与邪教头目的一次对话中大谈“善恶”之间的转换，其实正是村上在听完这些叙述者之后的启示。善恶并不是截然对立分明而是暧昧混沌的，甚至有时善中带恶，恶中夹善。媒体标签化的报道非但不能缓和两者之间的矛盾，反而会把沟壑越拉越大，后患无穷。《在约定的场所》比《地下》更具备思考的深度空间，关于现代社会下人的异化，关于正视宗教性问题……那句谚语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有时思考就是人类的宿命，逃也逃不掉。

The place that was promised

昨年也是在这个时候有幸阅读了村上的《地下》，而近日在读《在约定的场所》的过程里，内心煎熬十分复杂。两部作品的交相呼应贯穿始终，这样写实的纪实文学，对于一个村上文学的喜爱者，真是一件莫大的精神愉悦，从村上的字里行间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日本社会。无疑地讲，《海边的卡夫卡》《1Q84》都能在两本地下中找到模型，找到参照物。《1Q84》的文学世界和两本纪实文学的纪实内容是何其相似。“或许他们问题考虑的有点过于认真了，或许心灵多少有过创伤，或许因为无法同周围人息息相通而多少感到烦恼，也可能因为找不到自我表述的手段而在自尊与自卑之间急剧徘徊。那或许是我，或许是你。把我们的日常生活同含有危险性的偏执型宗教隔开的那堵墙，说不定比我们想象的单薄的多。”而这些人就是生活在你身边的皮普通的人。这和前不久读过的太宰治的《人间失格》有些相似的情绪，读这样的文字，就像是在不停地揭自己的伤疤。每一个“不会做人”的英雄都值得尊敬。这套准则并不适合每一个人，人类是有着极为复杂情感世界的动物，很多人都会在自己偏执的世界里自以为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眼前的生活还是最重要的，毕竟我们没有那样的极品才华，也希望能安定富足的生活。关于集体，群体认识的认知，可以参照勒庞的《乌合之众》以及埃里克·霍弗的《狂热分子》，领导者和群众确实有显而易见的差别，也许是天资禀赋。人与人简直的差别确实非常大，个体意识强弱的差异都是造成这样现象的原因。具有强大的精神意识的精英分子领导意识淡化的群众群体。他们精通社会学，群众心理学，能够窥探到社会这道大墙下的缝隙，把握时机达到一己的目的。麻原彰晃有着这样的强大自我个体，有着这样着实让人惊叹的能力，构建了自己的理想国，准确地讲是一群狂热圣徒所寄托的理想国。这样的乌托邦具备了一个小社会具备的条件，划分层次清晰，各尽其职，分工明细，并且在大实体的内部炽热燃烧，在淡然平静的氛围下构筑着自己的精心谋划。希特勒，这种意识的典型代表。在村上这次的8名奥姆徒众的访谈中，让我记忆最为深刻的是神田美由纪的那段记录：“说实话，我的前生是男性”十六岁得到麻原彰晃的书，看后受到震动，和两个哥哥兄妹全部加入奥姆真理教。不就为集体修行而从高中退学出家。年龄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尤其是在这样青春懵懂的岁月，想着父母苦苦的哀求，不得不为之动容。这又让我想起了三毛在《亲爱的三毛》里奉劝年轻人说的话，没有经过彻夜的痛哭的痛苦不是真的痛苦。年轻人有过于敏感丰富的内心，但是当下的想法无法同幼稚抛开干系，那时你还不懂什么是：“责任感”，自会率性而为，始终切实的想着自己。麻原彰晃的组织体系极为严密，这又超出了常规的社会概念。奥姆真理教的科学省聚集了大量精英知识分子，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开发出沙林这样的生化武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麻原彰晃的教徒构成富有多元性，能够让构成的这套体系完整的运转起来。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想了很多。我觉得最好的修炼，不是寻求宗教意义上的解脱。最好的修炼应该是与书本结行，与无数先哲对话，这样再强大的自我意识和承载某种教义的组织都无法对你构成影响。沉湎在文学和艺术的世界，是多么的美妙。也许构筑在你心中的恶体之墙会崩塌，你会透过不断的自我感悟和开化重新认知这个世界。像mozart一样成为领域天才，像《刺猬的优雅》，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希望一辈子都在阅读、看电影和听音乐中度过，做一名“康德的崇拜者”，如有闲暇，还常常思考美学问题。村上在书中谈到，日本人把“忍耐”“努力”排在第一，把“自由”排在了第五。作为欧美化的日本人，作为崇尚自由的村上自然深感诧异。出于好奇，特地找出了麻原彰晃的照片看了看，最后麻原彰晃也得到了应有的罪惩。没有人有权力剥夺别人的生命，不论出于何等的名义。村上不仅有细腻的情感，能娓娓道出村上式的情怀，同时也能写出这样洞察社会，触及日本社会根基的纪实文学。每每想到在当今的时代，能幸的有村上这样的大家存在，每每想到此，都会会然一笑。这个时代，是否太寂寞——人们用电子邮件的时代，再也没有了亲切；尽管电脑中打出的字是全天下最标准、最漂亮的字，可是却缺少了美丽的味道。幸运的是，有书本作为朋友，是真正可以穿越时空去和作者对话的。“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王小波的这段话能恰如其分的形容我此刻的心情，相信无数失去的对智慧的追逐者，都有这番心绪吧。

宽容的平台

这本比起地下1来更能吸引我，走上非同寻常道路的人，比起平常百姓更有其吸引人和独特之处。当然，这不代表自己更赞许前者的道路和具体做法。与村上的感受相同，读毕此书，更突出地感觉到因为某种原因（或许正如村上所说，缺少一个接收从社会边缘跌落的人的平台），奥姆式的概念，结构，与我们并不遥远。加入奥姆这一机制的人，大多并非通常定义下的弱者，但其内心情感世界大多有独特缺憾（以家庭的分崩离析或缺乏凝聚力为主），因而更难保持平衡。另外，了解了那些施暴者其实与我们并无明显差别，而在希求地地道道活着却被利用误入歧途的过程中同样扮演受害者角色的事实，有助于我们以一个更宽容的态度面对历史和社会问题。

地下

这是一本让我反省的书。我不停的动摇，像风中的芦苇。信仰邪教的他们与信仰正教的我之间到底有多少差别，我看不出来。在看细井真一的自述时，意识到他的想法与我如出一辙时多少让我有些震憾。我与他有什么不同？如果我有和他一样的机会，难道我不会误入歧途？当我沿着村上的思路以旁观的角度去分析他们的时候，我多少能明白我身边的人看我是什么样的感受了。而当下的我，正处于跳出来审视我自己信仰的阶段。我模糊觉得有什么不对，这书提醒了我，我也极有可能陷入一个危险的境地。我该何去何从，我在努力寻找正确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