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书评

一个欧洲学者眼中的中国思想

——读弗朗索瓦•于连《从外部反思欧洲（经由中国）》读这本书，完全是因为受到一个讨论影响所致。我一个同事对古代文学乃至文化都很喜欢，而我，更多喜欢现代文学、现代文化。当两个人就二者孰优孰劣展开讨论时，相互间的知识空洞现象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在我，当我有意要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时，如何给这种文化定义，又该以什么标准去否定它就成了一个必须予以正视，给出答案的问题。可惜我在这上面根本不怎么懂，两人讨论半天，谁也无法说服谁，平局告终。此后一天，去图书馆闲逛，刚好就发现这本书，心想如果自己不知道，看看外国人怎么看待中国与中国文化也挺有意思的。于是就带出来，一翻之下，竟然颇为喜欢。不为它写点东西，还真觉得对不起这么投入地看这本书呢。一、中国文化：反思欧洲文化传统的一种新工具就像译者无法为之定论一样，我也不知道称弗朗索瓦•于连为汉学家还是哲学家好，他亲身来过中国，能流利讲汉语，可熟练读中文无论文言还是白话写就的书，并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研究，甚至他所写的每本书基本都讲到中国，但他又不像传统汉学家那样结合中国具体的时代与社会进行考据论证，细致剖析，却是拿他理解的中国思想同欧洲做对比，以求“用一种别样的光亮”照亮欧洲。他还当过国际哲学学会会长，可惜用他自己的话讲，两个专业的学者都不愿意承认他的地位，于是我干脆就懒惰些吧，“学者”反正是个通用词，用这个词形容他总没错——学者弗朗索瓦•于连。本书是在他同人谈话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一部书，通篇都是对话，基本上是于连说的多些，主要谈论的也是他的思想的出发点，他的思考形式与内容，兼有他对传统与现代中国的看法。 在这篇对话中，于连不时强调，他之所以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对这种文化本身有何深究的兴趣，更多则是为了考察一种与欧洲思想文化的思维模式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文化的思维方法，并想试着用这种新型思维方法来反观欧洲思想文化。可以说，于连思考中国，并不是为了更深入认识中国，而是想以之为工具，从别一角度，用别一种方法来反观欧洲文化自身。于连认为：从语言学上来看，排除印欧语系，在欧洲文明以外，只有中国文明能真正成为一个参照物——“从严格意义上讲，唯一拥有不同于欧洲文明的异域，只有中国。”中国在欧洲之外，既不同于欧洲，也不与欧洲相似。当欧洲遇到中国时，在语言和历史上都遇到了不可归类的情况，在原则上遇到无法做任何直接比较的情况。帕斯卡尔说中国有“不可归类的理论丰富性”，既可以让欧洲黑暗，又让欧洲有光明可寻。于连的思路由此就非常清晰，他思考中国，不过是为了找到另一种方法来解决欧洲思想上一些历史遗留下的悬而未决的问题，给迷茫中的现代文明找条出路。所以从本质上，以我个人观点，尽管于连懂中国文化，但他真的不是汉学家，而是一个别具一格的、梦想拥有独特思考方法的欧洲哲学家。他关照中国，目的仍然是为了回到希腊，回到自己的文化中。基于上述认识，于连的中国研究就明显不同于他的先辈哲学家，如黑格尔。黑格尔从欧洲逻辑中心出发，认为中国没有什么哲学，有的不过是道德伦理。于连不同意黑格尔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思维不像欧洲思想那样喜欢追问事物背后的概念，于是中国没有对“存在、上帝和自由”这三大哲学问题的思考。在于连看来，这并不能简单看作中国思想的落后面，反倒可以看作中国的合理的独特处，可以反过来用之检验西方思想的不够完善的地方。于连把对数学的态度不同看作中西文化思想不同产生的根源。西方重数学逻辑推理，中国则有意忽视它。因此产生一个有趣现象：西方哲学发达，中国智慧发达。不知道于连的这种思想会对西方产生什么影响，对我们中国人而言，它其实就是在增加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信心。然今世之中国人，尤其是在当今政权里长大的年轻人，已经从传统中脱身出来，对逻辑的重视也在加强，整个说来离西方更近，距传统甚远，断裂几乎不可避免。在这样一种现实境遇下过于重视于连的观点，是否反而造成一种倒退也未可知。二、于连眼中的现实中国于连在中国呆了两年多时间（1974——1976），其时正是中国社会、政治起伏最为剧烈的一段时间。于连目光所及，有中国当时重要政治人物，也有普通群众，更有中国种种在他看来别致的政治思维。说实话，他谈论现实中国的很多文字，很能激起我的阅读兴趣。其有趣程度，远超过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首先，于连发现中国人很少正面拒绝人，而是通过种种具体行为向你说明他的拒绝态度。于连要学古典汉语课，没人说不可以开，但是一直就是没有这门课。于连政治行为不够先进，不能跟随着政治决策者走。政权人物也没有直接批评他，而是很高调表扬其他照章办事的人，暗地里指出他的不对。其次，于连还发现中国媒体的“细腻润色”的本领。关于邓小平，先有“批判邓小平”的标语，然后是“邓小平的错误”，接着错误也不提，邓小平就平稳出山了。对毛泽东的反思也是如此，首先是在报纸头版开头取消毛语录，却在其他部分继续采用，然后讲语录的黑体取消，最后强调毛语录中有利于批判他的话。然后开始不点名批评，用的还是毛自己的批评话语。“日复一日的改变从不提供足够的差异让那些先前的坚决反对派抓到把柄，大家身不由己就成为正在发生变化的共谋，与这种变化同行（关于这点，的确很有意思，现在通用的“下岗”一词，其实以前就是批评西方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失业”一词的换汤不换药，此外还有诸如“负增长”，明明就是倒退，还来个好听的名字，等等等等）。于连还提到一个法裔中国人讲述自己劳改生活的书《毛的囚徒：在中国劳改营里的七年生活》，据说这本书的作者是中国当时劳改营里唯一活着出来的西方人。这本书也很有意思。当这个法国人在半夜里从床上被抓起来的时候，他的妻子在旁边只能说：“去吧……要好好劳改。”读到这里，忽然就让我想起古时候皇帝或者官吏给臣民治罪的场景，那些受罚者即使要被砍头，大多也还会磕头谢恩。古今真有相同的地方呢。于连由这个法裔中国人的劳改生活深入谈论下去，他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索尔仁尼琴，一方面同中国没有宗教有关，此外，也同中国劳改与苏联劳改方式不一样有关。苏联是非常残暴的，完全以暴力使你屈服，中国则不同，中国很多时候让人自觉屈从，进行自我操纵，自我批评，从而使受压迫者最终不自觉地成为暴政的合谋者。对末代皇帝的改造也是如此，无论苏联还是法国，皇帝被推翻的下场都是被砍头，中国则只是改造。这种改造明显造成了被改造者对于现实的无奈接受。反抗减少了，之后的回忆书写，温情自然有所增加。于连认为，无论西方怎么想进入东方，总是会受到文化屏障的制约。古时候的传教士尽管在中国可以展示他们的物理化学技巧，却因为中国文化对此不怎么重视，因而受到冷遇，甚至传教士自己也最终被强大的中国文化所改造。现代小说家鲁迅在利用弗洛伊德时，也并没有一以贯之，开始是性意识的张扬，然到最后，仍然回归国族叙事，还是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上了。三、一点题外话关于翻译：在本书的前面，附有作者的简短声明，声称对因为译者用词不准造成的误解，一概不负责任，我刚看到的时候尽管佩服作者的严谨态度，还是有些想笑他的这种行为，从来没见过。书翻过后，才知道，作者的说明并非毫无用处。翻译家在文中起码有两个明显可以更正的漏洞。其一，当于连在香港待的时候，他到了新亚学院学习，徐复观在那里教过他。徐复观作为新儒家的一个重要代表，其名字一个翻译汉学的翻译家都不知道，也有些太说不过去了。其次，文中出现两篇论文《赞澹泊》与《赞平淡》，该是同一篇吧，不知为何译者竟然有不同的名字出来。在此我不免恶毒怀疑，是不是译者自己翻译之外，还请人代笔了，以至于造成一些不同一的地方，又因为枪手能力，造成了连徐复观都不知道的现象出现。此外，任继愈老先生在开篇作序：“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世界知道中国，不自今日始，回溯历史，中外文化交流共有五次高潮。文明交流的深度、广度也是近代超过古代。”别的就不说了，不知道最后“也是”二字因何而来。这样的文笔，实在也不像一位名家该有的吧！最后，当我们再次回归于连思考的对象时，正像我上面已经指出的那样，于连面对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我们这个时代，其作为资源的实际功能已经被弱化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经历了一定时间的断层，当它再次被提到台面上时，西方的文化资源，尤其是被修改很多遍了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在年轻国人的文化积淀中居于主导地位，传统已经被深深压制到意识的最深层。此时无论提倡“国学”还是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大概也只能唤起一些久已遗忘的记忆。想要恢复传统的思维模式，可能更多的要被看做臆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