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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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按其内容分为饮食、服饰、居住、交通、婚姻、丧葬、卫生保健、交际、经济生产、宗教信仰等大项，力求全面反映秦汉时代的风俗特点。

书籍目录

序导言第一章 饮食风俗  第一节 饮食结构    一 主食    二 蔬菜    三 内禽蛋    四 水产及海产品    五 调味原料    六 水果    七 饮料  第二节 厨房设施及厨事活动    一 厨房    二 厨房设施与用具    三 厨事活动  第三节 食物制作     一 主食的制作    二 调味料的制作    三 菜肴的制作    四 水果的制作  第四节 饮食的器具    一 盛装类食具    二 进食类食具    三 饮用类食具    四 食案  第五节 饮食习俗与风尚    一 社会各阶层的饮食    二 宴饮    三 饮食禁忌第三章 服饰风俗  第一节 服饰原料和种类    一 服装原料    二 服装    三 冠履    四 杂服饰  第二节 身体妆饰    一 女性妆饰    二 男性妆饰  第三节 社会诸阶层服装    一 香族服装    二 官服    三 军服    四 其他各阶层服装   第四节 区域性与时代变迁第三章 居住与建筑风俗第四章 交通行旅风俗第五章 婚姻风俗第六章 卫生保健风俗 第七章 丧葬风俗第八章 农业生产风俗第九章 信仰风俗第十章 节日风俗第十一章 游艺风俗 第十二章 交际风俗与社会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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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了解秦朝和汉朝的风俗吗？你了解秦汉风俗的形成背景和特点吗？请阅读《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详细介绍秦汉风俗的方方面面，在书中你会了解到秦汉时期的饮食风俗、丧葬风俗、交际风俗等等。还等什么呢？赶快阅读吧！

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历经数载之艰苦努力，集众多专家学者的智慧与成就，这部《中国风俗通史》终于编纂完成了。在此之际，我们作为本书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深感欣慰。    风俗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历代统治者和儒家士大夫往往将其提到安邦治国的高度。如西汉时的贾山，在《至言》中指出：“风行俗成，万世之基定。”(《汉书，贾山传》)应劭在《风俗通义》序中也说：“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提倡移风易俗，强调教化和示范的作用。《荀子·乐论》曰：“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说苑·政理》曰：“圣人之举事也，可以移风易俗，而教道可以施于百姓。”《孝经》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因此，研究中国风俗的历史，总结中国风俗的演变规律和经验教训，不仅有助于人们深入地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促进中国历史学、民俗学的建设，而且对于推进当前的两个文明建设，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风俗的含义，古人多有解释，如东汉班固《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新论·风俗篇》亦曰：“风者气也，俗者习也。土地水泉，气有缓急，声有高下，谓之风焉；人居此地，习已成性，谓之俗焉。”从这些古人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风”就是指因水土、气候、物产等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风尚，而“俗”则是由社会生活条件不同而形成的社会行为习惯。两者相加，就是风俗，即：风俗是一个地区和民族长期形成的社会风尚和民众习惯的合称。它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而又非常独特的一种文化现象，像一面镜子，生动而具体地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具有地缘性、民族性、传承性、社会性和自发性的特征。    风俗的内涵极其广泛，涉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诸多层面。历来有关研究著作论述的范围颇有出入。我们经过多次讨论，在认真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力求有所突破。按其内容和形式，将其分为饮食、服饰、居住、交通、婚姻、丧葬、寿诞、卫生保健、交际、经济生产、娱乐、宗教信仰等大项，并努力探讨各个时代风俗的基本特征及其演变规律。    从创意到全部书稿交付出版，历时数年。在此期间，虽然我们反复就全书编纂中的有关问题进行学术商讨，但因整套书的作者较多，编写的时间又比较仓促，故对全书框架的磨合及各卷的衔接以及其他一些具体问题的把握上仍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敬请方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按时代划分，共分为原始社会、夏商、两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西夏、元、明、清、民国十二卷，力图全面系统地反映中国风俗发展的历史轨迹。至于各卷的章目设置，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力求反映各个时代的风俗特点。      本书的编纂和出版，得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领导和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表谢忱。又，本书的编写除运用我们长期积累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外，还参考和引用了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特在此一并向所有给本书提供借鉴的学人致以衷心的感谢！                                                         陈高华  徐吉军                                                             2001.6

章节摘录

书摘    关于秦汉时期的委婉用语所知不多。留载文献最多的是死亡委婉语。反映山秦汉人对死亡的强烈的规避心埋。民间较常见的这类用语有“物故”。关于“物故”之意，《释名．释丧制》云：“汉以来谓死为‘物故’，言其诸物皆就朽故也。”高堂隆的解释是：“物，无也；故，事也。言死者无复所能于事也。”④二者虽异，但在释“物故”为死上则是一致的。出土的汉刑徒墓砖铭对此提供了佐证：如“无任河南雒阳髡钳赵巨元初六年闰月四日物故死”；⑤“□□无任东郡双完城旦□侯□延光四年物故在此下”⑥。类似的说法还有“大琦”、“不讳”。《说文》“1*部”云：“2*，弃也，……俗语谓死曰大2*。”  《后汉书·桓荣列传》“如有不讳，无忧家室也。”李贤注：“不讳谓死也。死者人之常，故言不讳也。”在秦汉等级社会中，对死亡委婉用语也给予相应安排。皇帝死亡通常称“崩”。尽管《释名·释丧制》关于崩系“坏之时形”的定义确切无误，但汉代上层社会却要对此引申出另一番解释：“天子称崩何?别尊卑，异死生”，“崩之为言，然伏僵，天下抚击失神明，黎庶陨涕，海内悲凉。”①又称“登遐”②，“登遐”者，远游也。上层社会“以为有尊卑之礼”③的这种心态也表现在其他一系列与死亡有关的用语上。诸如“士日不禄，不复食禄”④，“不终君之禄”⑤；“大夫日卒，精耀终也卒之为言终于国也”；“诸侯日薨，国失阳”；而普通百姓则只配“日死”⑥。    秦汉交际用语折射出社会等级文化状况。从语辞形态看，自谦语辞“臣”、“仆”、“妾”均是先秦时社会下层集团的称谓，在秦汉时期它们仍指代奴或服刑者；而尊称语辞中的“公”、“子”、“君”、“卿”则是先秦时代的官爵甚至君主的指代语辞。这意味着汉代人的自谦辞是在语言定位中降低自己的社会地位，与之相应的尊语是在语言定位中提高对方的身份。女性自谦语的种类略少于男性，而对女性的尊称语辞种类远逊于男性。这似乎是两种因素的结果：其一，女性地位低于男性。秦汉妇女地位虽不似宋元以后那般低下，但男尊女卑仍是时代主流。可被视为女性自觉约束文献的班昭《女诫》指出：“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择辞而说”即是对女性语言的限制。其二，女性社会交际密度低于男性。汉代女性主要从事符种家务劳动和活动，因此，某此职业性敬语便不可能出现在她们身上。更重要的是，较低的社会交际密度在本质上对语言的丰富化是排斥的，从而使汉代女性无法拥有较多的尊语。    秦汉交际语是这个时代社会风气的写照。汉代交际语有两个突出的迹象。第一，尊老敬语广泛出现和普遍使用，其中，既有对老年男性，也有对老年女性；而且，尊老敬语方面有6种，遍及全国各地。这不仅印证了文献和文物中关于养老尊老习俗的大量材料，而且，也表明尊老并不止是官方的提倡，它已深深地渗人民间。因此，汉人对老年的观念以及对汉代社会的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第二，“毋恙”、“强饭”、“善酒食”、“加餐饭”等祝辞，是汉代人追求以饮食为象征的物质享受，以及惧怕疾病、渴望长寿心理的直接写照。至晚在明代定型、并延续至现代的中国人常用的见面礼节用语“吃了吗”②，可能即滥觞于这类祝愿用语。书摘1    关于汉代普通百姓厨房的建筑结构和面积，文献没有明确记载。从出土文物看，汉代厨房的屋顶建筑多为悬山式建筑。如四川郫县、河南陕县出土汉画像石上的厨房，以及郑州出土的厨房模型即是如此。从郑州乾元北街西汉中期墓出土的陶院落模型以及郑州南关西汉晚期墓出土的陶屋来看，厨房的面积较大，接近起居室，而且高度较高。前者与汉代民居中厨房需要放置的多种厨事用具以及储藏物品有关，后者则显然是出于通风的考虑(郑州乾元北街出土的厨房模型有五扇窗户，这是汉代厨房注重通风的又一证明)。汉代民居每间面积约为10—15平方米，如按乾元北街的模型比例，则厨房似接近或略小于这个面积。不同阶层厨房规模也有差异。现有资料表明，贵族厨房的面积大大超过了普通百姓家中厨房。徐州北洞山和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均系仿宫室建筑，面积基本符合地上建筑原貌，为认识汉代贵族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其中北洞山的厨房由三间组成，其一是灶房，面积为6．9平方米；其二是附设水井的旁室，面积为25．3平方米；其三是柴房，面积发掘者未注明。三者相加，厨房面积至少在32平方米以上。狮子山的厨房亦由三间房屋组成，其面积分别约为44、18和18平方米，总计达肋乎方米。在厨房的内部结构上，厨门往往被设计得较大，如郑州南关159号汉墓中的厨房模型的前壁正中所开的四方大门，系所有建筑物中最大之门。这样的设计应当是出于运送食物的需要。    汉代厨房建筑和设备状况的阶层区别是显而易见的。贵族、官员、商人拥有政治特权和雄厚的经济力量，其厨房建筑的奢华程度远远超过普通百姓。兴建住宅是社会上层追逐的生活目标之一。西汉中期，免官家居的杨恽“起宅室，以财自娱”。东汉时宦官徐璜等人因助桓帝诛灭梁冀有功，同日封侯，“皆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伎巧”。其厨房当也相应造型精致。普通百姓家庭的厨房则只有灶台和釜、甑等必须具备的食具。而生活极度贫穷的百姓居室中甚至没有厨房的位置。汉末长安文人扈累用草为帘，其内“施一厨床，食宿其中”。他们的炊事活动只能在露天或宿处进行。    两汉时期各地广泛分布饭馆、酒店。城市中有许多人从事食品制作。“熟食遍列，散施成市”的情形在社会经济繁荣的西汉中期已十分普遍。辛延年《羽林郎》一诗以当垆酒家胡女的口吻描写道：“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就我求珍肴，金盘脍鲤鱼。”饭馆饮食的丰盛程度可见一斑。在灾荒年间，长安城中也有“卖粱什肉羹”的餐馆。乡村中也有饭馆和酒馆。《汉书·高帝纪上》载，沛县丰邑就有王家和武家两座酒馆。乡村道边有贩饼之家，出售饼及蒜齑。贵族、商人或其他富者是饭馆酒店的常客。《续汉书·五行志一》载汉灵帝在皇宫西园化装成商人，让宫女扮成饭馆主人，“行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共饮食以为戏乐”。为过往官员提供食宿的传舍机构(见第四章)也有厨房。饭馆和酒店厨房的规模应大于一般人家中的厨房，设施也会更完善。    二、厨房设施与用具    与厨房有关的设施中，水井和灶的地位最为重要。生活用井与厨房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流行着“井水溢，灭灶烟”的童谣。汉代有关考古资料表明，厨房附近大都有水井。山东平邑和微山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上，作为厨房象征的灶的左方是一口井。将水井安排在厨房附近，显然是为了便于洗涤食物。    灶是厨房内部最基本的设备。《释名·释宫室》曰：“灶，造也，创造食物也。”在各地出土的庖厨画像砖石及厨房模型中均将灶放在突出的位置上。西安出土的陶灶上刻有“直二百”，这大概是当时民间灶的常见价格。灶在各地的形制有所不同。西汉时期关中地区的灶多为平面马蹄形，至东汉时逐渐演变为方头，大都有两个火眼；中原地区的灶为长方形，西汉时大多只有一个火眼，东汉时火眼增至二、三个；而介于关中与中原之间的地区如今河南陕县出土的陶灶则兼具马蹄与方头二式，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炊具的交流状况。北方地区灶的隔烟墙设施较为复杂；吴楚地区则流行船头灶，并有具备四个灶门和火眼的“都灶”。汉代的灶不仅讲究实用性，也逐渐注重其外在的美观。西汉初期，灶的外形往往比较质朴。西汉中期之后，人们在灶的表面装饰多种花纹和图饰，兼具实用性与审美性。    炊事燃料主要有薪、苇、草、炭。其中，薪的使用最为普遍：薪即木材，武帝时大臣汲黯用“积薪后来居上”之语批评皇帝用人重新轻旧。由于薪是烹饪的必备物品，因此它得到汉代人重视。《四民月令》规定，在“霖雨将降”的五月，应储备薪、炭等燃料，“以备道路陷淖不通”。当时有专以卖薪为生者。《汉书·朱买臣传》载朱买臣落魄时“刈薪樵出卖，以给食”。都市由于居民居住集中，薪材的消耗量要大大超过同样空间面积的乡村。《史记·货殖列传》载“通邑大都”一年要出售“薪稾千车”。    当时是否以煤为生活燃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关于汉代用煤炊事有如下材料：《太平御览》卷六0五引陆云与其兄陆机书中谓汉末曹操曾藏“石墨数十万斤”作为燃料。《续汉书·郡国志四》“豫章郡”条李贤注引《豫章记》谓上蔡县“有葛乡，有石炭二顷，可燃以爨”。巩县铁生沟和郑州古荥镇西汉冶铁遗址出土的煤饼，大都分布在住宅附近，可能是作为生活燃料。相传本世纪三十年代辽宁抚顺汉代玄菟郡居住遗址中有一火坑的烧火口旁发现有散乱的煤灰，“表明抚顺的煤在汉代早已被当地居民取暖做饭利用了”。不过，由于这些证据均属间接，加之“从汉墓中出土的陶灶造型看，灶型似不适于燃煤”。因此，即使当时烹饪食物时出现以煤为燃料的情形，大概也不具有普遍性。    从现存史料看，阳燧是秦汉时期的重要取火工具。《淮南子·天文》指出“阳燧见日，则燃而为火。”考古发掘出多枚西周中晚期的阳燧，证实使用阳燧历史悠久。不过，据《周礼·秋官·司烜氏》的说法，阳燧是祭祀时所使用的取火之器。如果《周礼》所说不误，则到了汉代，阳燧已从祭祀圣堂进人民间生活。但由于阳燧的工艺制作过程较为复杂，大多数人对阳燧引火的原理也不甚明了，所以秦汉时期一般人家亦用刀剑等金属器物向日取火。此外，汉代还普遍存在用燧石和钻木取火的情形。用物体摩擦引火在汉代是常识性知识。如《淮南子·原道》说：“两木相摩而然”。汉乐府诗亦有“凿石见火能几时”的诗句。燧石时称燔石。《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简214·4云：“出钱六买燔石十分”，说明燧石是一种日用商品。用于钻木取火的工具称为木燧。敦煌西汉后期墓中出土有一长方形木棒，一端削成握柄，两侧钻未穿透圆孔90个，其中一孔内有火烧的痕迹。类似的器具在西北地区的9个地点共出土11件。与阳燧不同，木燧和火石不受自然条件影响，如《礼记·内则》疏皇氏所指出的：“晴则以金燧取火于日，阴则以木燧钻火。”考古发现的以钻木和燧石取火的情形多在西北地区，可能与边塞报警需要有关。从文献中散见的有关描述看，秦汉时普通人家可能通常用草木余烬保留火种，并用麻或草结扎起来引火。汉初蒯通曾讲述一则“束缊请火”于邻家的寓言。总之，日常生活中火的使用对于汉代人来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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