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留学记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8-04
ISBN:9787101060836
作者:吉川幸次郎
页数:288页
作者简介
本书为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专家吉川幸次郎的回忆录.内容包括:1.留学回忆.对于1928-1931年在中国北京留学期间的访谈回忆录,记载了民国时期中国学术界的动向和北京南京等地大学著名教授的学风掌故.2.中国印象追记.对于当时接触的中国社会风情\书坊书肆\学者人物等的追记特写和理解评述.3.中国文学论.对于中国文学的总体性描述.
书籍目录
总序
译者前言
一 我的留学记
留学之前
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
在尊重西欧的风潮中
京都学界与清末古典学者的接触
与从中国来的留学生的交往
被中国文学的“日常性”所吸引
清朝的学问与欧洲近代思想
一定要自己亲自去力行
毫不做作的人道主义和纤细的魅力
中国研究在京都大学的位置
对现代中国的关心
了解中国的一切
初次到中国：江南的辉煌和富裕
留学期间
种种幸运
到达北京之前
延英舍——寄宿的日常生活
整日埋头于语言学习
到北京大学当旁听生
张作霖的北京撤退——北京大学的复兴
转变期的北京大学
大学、学派、学者——激烈的对立
黄侃给予我的感动
与书店打交道，在北京大学听课
剧院·饭店·名胜古迹
到江南——我被当作中国人
留学收获
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
二 中国印象追记
雷峰塔
C教授
来薰阁琴书店——琉璃厂杂记
琉璃厂后记
南京怀旧绝句
高邮旧梦
购书怀旧绝句
《雨窗欹枕集》和我
柳絮漫话
随笔三篇
中国的警察
法隆寺的松
中国思想史上的人
中国人与法则
中国人与宗教
中国人的幻想力
两个中国——中国的城市与农村
中国人的日本观和日本人的中国观
三 中国文学论
中国文学史之我见
中国文学中的希望与绝望
中国文学所体现的人生观
中国文学的政治性
史传的文学
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
中国的文学革命
后记
编辑推荐
《我的留学记》主要收录自中日建交的1871年至1920年前后的游记，但其中也有一部1862年“千岁丸”航渡上海上海时的比较全面的见闻资料。《我的留学记》由译者根据《吉川幸次郎全集》编选而成，包括三个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我的留学记》，这是吉川先生晚年对其北京留学经历的访谈形式的回忆录。第二部分《中国印象追记》，这是作者归国后陆续写下的对中国的追忆性随笔，包括情感性的怀人篇什和学理性的评论篇什。第三部分《中国文学论》，这主要是从《吉川幸次郎全集》的第一、第二卷中，选出的代表其中国文学总论性质的若干篇论文，以使专业的或非专业的读者，大致了解这位日本中国文学研究大家的中国文学观。
内容概要
吉川幸次郎(1904—1980)，生于日本神户，1923年进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学习，主要在狩野直喜的指导下学习。此外还学习东洋电学。1928年4月，前往北京留学。吉川幸次郎是日本中国文学研究家，京都大学教授，一生著述等身，尤以元杂剧研究、杜甫研究等方面的卓越成就著称于国际汉学界。其主要著作有《尚书正义》《唐宋传奇集》《杜甫笔记》《陶渊明传》等。
章节摘录
一 我的留学记留学之前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先生最初虽然是在入大学前就到上海旅游过一个月，作为留学生在北京，则是在1928年即昭和三年先生25岁的春天，到1931年即昭和六年先生28岁的春天这三年间，留学结束后，又往江南转了一圈，然后回国。这期间所接触到的民国初年学界的情况，在北京的所见所闻等，如能给我们后学讲讲，将是十分有益的事。今天获得这一机会，想先请先生谈谈留学之前的情况，即先生是怎样与中国文学结缘的，留学之前日本学界的有关状况等等。首先从为什么要去中国留学谈起吧。那时的京都大学文学部有三种讲座，持续至今仍是这样，即中国哲学史，那时叫支那哲学史；中国语学、中国文学，那时叫支那语学、支那文学以及东洋史学，这三个讲座也可叫三个学科。这三个学科毕业的学生，原则上都必须到中国去留学。因为这三个学科的毕业生很少，所以都去留学，首先有这种可能性。其次，做中国的学问不可以从来未去过中国。这在最近以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河野所长为团长的中国访问团一行在中国的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有所反映，据朝日新闻社刊出的座谈会记录《中国纪行30日》中，岛田虔次君有十分恰当的论说。他说：京都的支那学是以与中国人相同的思考方法、与中国人相同的感受方式来理解中国为基本学风的。为此，如果不去中国留学就不可能做好中国的学问，这已成了一种规则。我是1923年即大正十二年人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科的，1926年即大正十五年毕业。毕业后去中国是既定的计划中的事，所以说，留学在那时是普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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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了解二三十年代北京的学术氛围和大学情况，看了一些书。其中有一本就是吉川幸次郎的《我的留学记》，是吉川先生晚年对自己1928–1931年间在北京大学留学时的回忆。该书同时收录的还有吉川只身游历江南和北京城的见闻随笔及其对中国文学史的几篇总论性文章，其中的一些记录和看法，还是很有意思，非常值得重视的。但首先还是说吉川先生留学北大的经历，把有趣的片断都摘了出来，以备核查其他，其中很多都值得也需要深入挖掘。有关当时中日之间的情况，我隐约记得同一位长居日本且长年写作日本文化的朋友聊天时，他曾经提到，日本大正年间（1912–1926）曾经有过一阵“民国热”，反华是进入昭和之后的事情（或许我记忆有误，或许他主要说的是学者层面）。不过据吉川先生的回忆看来，当时中日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而且大众层面和学者层面也有所不同，毋宁说，有时候两者竟然是要相悖的。吉川先生写道：我的学生时代那会儿，中国留学生的数量已大大减少，主要原因 是大正时代日本人对中国的蔑视到了绝顶，或者说是处于低谷，与此相伴的是中国方面对日本的感情也非常不好的时期。所谓排日运动到了顶点，因此，来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骤然减少了许多。（第12页）（1928年）在紫禁城的正前方，是北京城们中最大的一个——前门，他的附近就是北京的科技中心，在前门阁楼上，每隔一根柱子就有一块大木板，上面黑底白字地写着“打倒”，然后是跳过二块木板，然后是“帝国主义”。也就是说原来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概是受到日本政府的抗议，或国民政府的排日气氛正好稍稍缓解，就把日本二字除掉了，但除掉的二块木板，谁都知道是日本。……这就像是一种象征。表面上是排日运动，但实际上，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的这段时间内，中国的对日感情到不如说是不错的，特别是北京大学的先生们，对我这样的日本留学生是十分当回事儿的。所以，我的感觉有点像现在的美国青年来到日本所感受。……总之，当时中国对日本的感情并没有口号喊得那么坏。（第46页）当时在日本，正是京都大学中国学研究发展最重要的一段时期。（以前只是知道在日本，有京都学派和东京学派之间的不同，总是主观臆测，感到东京更现代更注重社会科学或者说更西方化，而京都较为传统古典，但究竟是如何，并不详知。还记得上次吉大韩东育教授到过来讲“儒学在近世日本的实存状态”，讲演之前在我办公室还简单地提了一嘴说——京都学派了不起，值得研究——没前文，也没具体说。但他说这句话深有感慨的样子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吉川先生这本书的一些回忆补充了一点这方面的知识。）吉川先生提到：在现在几乎被人们遗忘了，即京都大学一开始，就是本着于东京大学不同的学风而开办的。特别是文学部，最初设置京都大学的理由之一，就是当时日本只有一所大学，易流于独断专行，必须营造一个他的竞争者，这是政府方面的意思。（第5页）京都之地，是远离政治中心的，这里视学术的独立性为最上，处在一种学问应与政治的方向毫无关系的风气之中。（第32页）当时京都大学中国学研究的位置非常高……用我们学生的眼光看，研究中国的先生们在大学同事中也是受到敬重的，受此余荫，我们这些以中国学问为专业的学生从不感觉到自己因此而前途暗淡。在当时的京都大学，以河上肇的经济学、西田几多郎的哲学和我们先生们的东洋学，形成大学的全盛期，是光耀整个京都的辉煌时期。维也纳在哪里，我们并不很清楚，当时的京都也没有音乐，但就像是充满鲜花和音乐的维也纳一样，洋溢着十分欢愉的气氛。同学们做中国学专业的学生，因为老师们都很了不起，所以在同学间也受到重视。……中国研究，就好象在京都大学里占据着一个特殊席位似的。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作比较的是，东京大学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东京大学做中国研究的人，多少总受其他学生的斜眼而视，打个比方说，似乎是被压迫民族。（第31页）关于京都大学中国学的研究特色，吉川强调的是“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即对江户汉学的反动：岛田虔次君有十分恰当的论说，他说，京都的支那学是以与中国人相同的思考方法、与中国人相同的感受方式来理解中国为基本学风的。为此，如果不去中国留学就不可能做好中国的学问，这已成了一种规则。……这种治学态度的中心人物是狩野直喜、内藤湖南两先生，两位先生采取这样的治学态度是对江户汉学的反动，江户时代的汉学是对中国作日本式的解释。其原因从消极方面说，是因为锁国没办法；从积极方面说，江户时代的汉学是一种民族主义的东西，但总之，江户汉学并不真正懂得中国。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必须是一种新的学问。这两位先生都是出生于明治前后，成长于明治中叶，那时的日本学术界，在广泛的意义上，有一种历史学的倾向，即对已认识的事物进行再认识，两位先生就是在这样的学风中成长的。任何现象都必须追寻它存在的根本原因，虽然并不好说他们自己意识到多少，但先生们学问的根基即基于此，是没问题的。（第4–5页）所谓江户汉学，大约就是1603–1867年间的儒学情况，也就是德川幕府时期，此前韩东育教授的讲演，我的笔记大致是这样的：所谓近世日本，主要集中在1603年到1867年间，即德川幕府时期。此时日本结束战国时代，实现了国家统一，逐步开展了市场统一、政令统一以及制度统一的建设。在此背景下，更早前传入的朱子学开始受到日本思想家的重视。这时，藤原惺窝（1561-1619）、林罗山（1583-1657）等人为代表的京都学派（？）便成为德川幕府时期的主流思潮，而其核心即朱子学。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朱子学既弥补了神道教的抽象，又能抵御来自基督教的压力，由此为刚刚结束战乱实现统一的日本社会提供了绝佳的文化资源。由此开始，关于朱子学的阐释与解读，又经历了崎门学派、古学派、国学派等发展阶段，各有其代表人物，且对朱子学都进行了侧重各异的阐释，其背后皆有值得深思的具体语境。大体而言，德川一朝强调功利主义，以此推动社会发展，这在日本对朱子学的择取与解读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大体而言，从“四书”到“语孟”到“六经”到“诸子”到“日籍”，凡五变，每一次的变化背后都有具体的社会背景，其中既有日本社会的特定需求，又与当时整个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社会的变化因素（如明清鼎革）有关，需历史性地加以认识。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迅速脱亚入欧，是与此前一百余年功利主义价值观的积累分不开的。我想，这个或许可以为吉川先生提到——江户时代的汉学是对中国作日本式的解释——做一简单注脚。当然这就扯远了。说回吉川时代。有关狩野直喜和内藤湖南的治学风格，吉川先生有非常详细的论说：先生们（即狩野和内藤）的学问，与其说是对日本汉学，不如说是对清朝学问的祖述和继承，从另一方面来看，江户时代的儒学大致是祖述明代学问的，徂徕也是这样。一直到幕末，清代的学术只是片断性地传入日本。两位先生在维新开放的时代，得以读到许多清朝的书籍，这是比以往中国儒学都更为紧密的学问，因此，不叫它儒学而叫它古典学。对古籍的研究需要精密的方法、好的头脑。以前日本的学问是对明人的误读，而我们要祖述新的清代的学问，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说两先生是对于祖述明代的江户儒学的反叛。内藤先生与狩野先生对清朝学问有兴趣，另一方面确实是因为接触了西洋的学问，认为清代学问的实证性与西洋学问相近，这更促进了他们对清朝学问的看重。这一点确实是这样的。狩野先生是由正规的路径进入东京大学的，在东京大学之前，毕业于一高，那时的一高，与我上学时的高等学校很不一样，其课程的一半都是用外语讲授的，如西洋史、哲学等课程都是用外语教科书的，此外，还有心理学也是这样。所以，狩野先生的英语是很不错的。因此，他虽不是西洋学术的专家，但是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内藤先生是只有师范学校学历的，靠自学成就学问的十分聪明的人，对西洋的文明，也有十分敏锐的反应，由此，确认清朝的学问的历来是中国学问中最先进的，这是把西学作为参照才做出的判断。与此并行的还有一点，我一直认为，在汉文书写方面，狩野与内藤两位先生也大大超过了江户时代的人。但这种优秀的汉文，可追溯到中村正直，他是写了《西国立志编》的人，还可追溯到中江兆民（如他对卢梭的翻译），甚至佐久间象山，象山的汉文几乎没有和文习气。佐久间象山、中村正直、中江兆民都写出了很好的汉文，这也仍可反映出对于西洋语或西洋学的素有训练。（第22–23页）吉川先生如此强调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的西学知识，可见在他看来，研究中国既要从中国自身来认识，更要有西方文化来作参照，这套理念或许也用在了他自身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当中，他的不少观点，很是有启发性。除对知识背景的说明，就是对学术客观性的强调，吉川说：狩野先生反对的东西之一就是dilettantism（原文中用日语外来语表述，指对艺术等一知半解的业余爱好，浅薄的涉猎），历来的汉学就因为有此倾向，因此也遭到狩野的反对。内藤先生是个兴趣和修养广泛的人，他也做美术史研究，但内藤的美术史是科学性的。所谓科学性，即是学问性的，而非主观鉴赏性的。历来的日本文人只是凭兴趣谈论书画。把它作为学问来研究，这反映了两位先生都是反对文人趣味和东洋趣味。（第24页）这一点和“一切都以客观的方法来对待是京大的方针之一。”（第27页）似乎可以互相印证。狩野直喜和内藤湖南是与当时中国学者往来非常密切的日本学者，那么究竟当时日本的中国学者或者更具体说京都大学的学者们看重的中国教授有哪些，吉川书中是这样说的：学术著作方面，在古典学方面，王国维的著作可称是唯一优秀的著作，罗振宇的著作，只能是居于王国维之下。……当时，还有章炳麟的活动，……（但他）并不大与日本学者有交往。除此之外，虽不像罗振玉、王国维那样个人直接与日本学者有接触，但在日本被介绍的，还有皮锡瑞。皮锡瑞著有《经学历史》《经学通论》，曾有中国人说：再没有比皮锡瑞的书更让日本人佩服的书了。……我在北京听过课的先生们，大多数都是章炳麟的弟子。（第34页）关于梁启超的工作，并不曾从先生们口中听说过。他有《历史研究法》之类的书，桑原骘藏先生的课上多少有所提及，但桑原先生的课我并未听过。（第35页）（可见，梁启超的路子并不为京都大学认可。）另外，吉川并没有正是拜访过陈寅恪，仅在由徐鸿宝相邀的饭局上见过陈一次，于是书中也只有一句话——“这人看起来很敏锐，有西田几多郎先生年轻时的风貌”。虽然只是短短的一句话，但评价可谓是甚高的。西田几多郎是日本一位重要的哲学家，乃京都大学教授，为京都学派的开创者与领导者。西田几多郎大概在吉川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高，本书他在写到另外一位中国教授时，做了类似的比拟，那就是黄侃。吉川只身前往江南旅行，专程到南京拜见了黄侃。在吉川看来，黄侃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第73页），且“随着话题渐渐展开和深入，我更感到这人才是真正读书的人”（第74页）。“这并非是与他交谈了什么具体的问题，从气象来看，他就是一位会思考、会读书的人，不是注重于书以外的资料，二十在书本之内认真用功的人”（第94页）。与黄侃的晤面给吉川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此书中也讲到一些细节，谈到初次见面的印象时，吉川的回忆是这样的：“黄侃高高的身材，蓝色的长袍大概是新年的服装吧。小小的金丝边眼睛下面，是精锐的目光，一副年轻的西田几多郎先生的风貌。话锋也如西田几多郎那样豪爽、快捷”（第122页）。吉川还提到留学期间，对当时北京城内文科教授之间的论争与对立，恰逢北伐前后，任何政治变局都与此息息相关。书中写道：北京大学的先生迎接北伐军时，十分喜悦，当时作为北伐军进北京的是白崇禧将军，白将军率领的北伐军，刚到城南的南苑时，北京的文化人代表就前去欢迎，致欢迎辞的是朱希祖先生。朱先生的这份欢迎词登载了报纸上，我读了之后感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有很大跨度的，你们北伐军来到北京，是把从辽金元以至清朝，在不正当势力统治下的北京，恢复成最纯粹的中国，所以，我们表示欢迎，话题要从几百年前的辽代开始。张作霖北京撤退时1928年6月的某日，然后途中在皇姑屯被杀。开始北京报纸上登出的不是死了，而只是受伤了。总之，张作霖死后一星期左右，北京处于无秩序状态，这时，只是靠总商会维持治安。在日本叫商工会议所。我们也觉得很不安定。但北伐军到达北京城外时，各家各户都挂出了青天白日旗。原来旗上的白日，四周是像锯齿那样凹凸不齐的。之后，才有了北京大学的复兴。那时，清一色浙江人的倾向日益强烈起来。非浙江籍的胡适也不再接近北京大学。浙江籍以外的诸先生，便到辅仁大学、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去了。（第62–63页）当时北京大学的老师中，浙江人很多。所谓“当时”，要稍作说明，在北伐成功之前，北京大学也是张作霖系统所统治的，“五四”以来的进步先生们被驱逐。后来，随着北伐成功，张作霖撤退，原来北京大学的先生们又回来了。所以，人文科学系统的文学系中，80%是浙江人，虽然当时鲁迅已不在北京，关于北京大学浙江几多这一点，身为浙江籍一分子的鲁迅，也曾做过自我辩护。（第58页）与北京大学浙江系派相对立的是以吴承仕为首的中国大学，吴承仕同样是章太炎弟子，在吉川看来，中国大学就是与北京大学浙江系教授不和的诸先生组成的，彼此之间的争论非常激烈（书中有具体事例说明）。吉川还进一步指出，“把古代典籍作为研究对象看……往往都是与自身的时间相联系的，那些先生们往往都分属于某个政治派系……中国大学从政治上说是反蒋介石的，与当时北京大学大体上是和南京的国民政府相联结相反，中国大学则与汪精卫、阎锡山的路线相连”（第69页）。这是现实原因，除此之外，吉川认为，还有历史原因，那就是吴派、浙派之间由来已久的对立。他认为，当时执教燕大的顾颉刚和吴承仕被北大排挤，和他们都是江苏人不无关系。这也延续到京都学派的学术，吉川指出，内藤先生近于浙派，狩野先生近于吴派（第89页）。吉川最后还加上一句说：“我也是吴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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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庆幸，我是先看完正文，然后才回头读《总序》的，否则，我很可能会错过这部有趣甚至有些引人入胜的书。这部名为《我的留学记》的书其实包括三大部分：我的留学记、中国印象追记、中国文学论。我最喜欢的是第一部分“我的留学记”，这是一份访谈式的回忆录，从中不仅可以看到吉川幸次郎关于他在1928年4月至1931年2月到中国留学的回忆，涉及这位来自异域的年轻人求学、历览、交游、感受等，以及民国时期的社会侧影、学人状况，而且可以约略看到作为吉川的访谈者的一批日本年轻学人在二战后对中国的理解。访谈中提到大量的历史细节，能够让人更为亲切地贴近逝去的那段时光，吉川本人思路的清晰、语言的幽默，以及对那段中国留学生活的一往情深，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另外，我注意到，吉川在书中分别提及黄侃、陈寅恪与西田几多郎有些相似。其他两部分那些关于中国文学的文字，启人心智的我不想饶舌，只想稍微说一下另一种情形，即，其中有的地方多少是令人生疑的。只是，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原作者（以日文译解汉诗）还是翻译者（将日文译成中文）身上。如，《中国文学中的希望与绝望》一文中的诗歌翻译即存在不少此类情况，试举几例如下。一、该文将《薤露》中“薤上露”的“薤”译为“韭菜叶”，薤是藠头，与韭菜相似，这样翻译也算是一种变通，但读起来毕竟让人感到异样。二、阮籍《咏怀诗》中“出门临永路”的“永路”被译为：“宽阔的街道”。“永”的意思实际上应该是指纵向距离的悠长，而不是横向空间的宽阔。三、李白《将进酒》中“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被译为：“黄河之水是那不断流逝的时间的象征，我们一天一天地变老，朝晨如黑丝的头发到日暮已是白雪。”除了漏译与增译，这样的翻译几乎是把诗歌转化为散文，而且，原诗中那种开阔的气势，动荡跳跃的节奏，还有触目惊心的感觉，近乎消失。四、还是李白的《将进酒》，“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被译为：“豪华的马、有美丽的鬃须的马，珍贵的皮裘，都拿去典当了吧，让孩子去买酒。人生充满忧愁，自古以来直到未来，但不要因此而失去积极的精神。朋友呦，只有超越忧愁，才能生存。”翻译比原诗增加了不少内容，不复旧时模样。五、如果说上面这些问题基于不同的诗歌和翻译理念，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话，那么，该文对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一段内容的翻译，恐怕就不是仁智之说可以解释过去的。杜诗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被译为：“但是，我怀着这样的梦想：建起大面积的住宅小区，和世界上贫穷的人们一起住入进去。到那时，这样矮小的茅屋就没必要了。”这样就把杜甫翻译成自己也想入住高尚住宅小区，而不是原诗那种但愿别人拥有大户型房宅，自己哪怕住着豆腐渣保障房冻死了也没关系的意思了。如此翻译，杜甫那种博大的胸怀显然被严重缩水，翻译与原诗近乎脱轨。这些都是小疵，更让人崩溃的还是《总序》，简直到了令人无法卒读的程度。我不知道这是丛书主编原稿存在的问题，还是由于责编后来的疏忽。这篇不到一万字（以裸字算的话大约七千字）的序言，竟然存在四十多处文字重复的地方。毋庸讳言，我读的时候，注意力基本都被这些重复的文字吸引过去了，对作者想传达的意思反倒感到模糊。不用多举，只要抄出其中两段文字，你就知道我阅读的时候有多么难受。一、“从上海上海登陆后，先后游历苏杭、南京南京、九江、汉口汉口、长沙长沙等地，然后经洛阳至北京北京，最后由天津天津经沈阳、朝鲜归国，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第6—7页）二、“1876年8月，东本愿寺即于上海上海开设其别院，当时中国人称之为‘东洋庙’。其实早在1873年，东本愿寺和尚小栗栖香顶香顶就以调查和布教为目的前往大陆，后以留学身分在北京北京龙泉龙泉寺从本然本然师学北京北京话。《北京北京纪游》和《北京纪事北京纪事》（1873）即其游学记录。其他较著名的游记还有：河口慧海《西藏西藏旅行记》（1904）、橘瑞超《新疆探险记》（1912）、来马琢道《苏浙见学录》（1913）、大谷光瑞《放浪漫游记》（1919）、青木文教《西藏西藏游记》（1920）等。”（第8页） -
这是一本苹果绿封面的小书，中华书局出版。扉页之后有作者的像，作者是一名慈祥的日本长者，名字对于我来说很陌生，叫吉川幸次郎。以至于作者的老师，日本著名的汉学家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等等，对我而言也是非常陌生。然而，伴随着这些陌生的名字在文中交替出现的长章炳麟、王国维、钱玄同和鲁迅等等，确实如雷贯耳。这是不是正正应了吉川先生在文中所说的：“……这样的日本观（认为日本人没有自己的文化）不是对日本作原原本本的、全面的观察，而是只看到日本的一部分，就急躁地认为这就是日本的全部。这种急躁的判断在今天仍持续着，它源于中国人这样的一个传统特性：即对于外国事物的一向的冷淡态度。”（P174—P175）我相信吉川先生说这句话没有任何鄙视或仇视中国的意思。20世纪上半叶，饱受外族侵略的中国急需寻求救国复兴两方，无数的学子漂洋过海，或是到达日本（如鲁迅），或是到达美国（如胡适）学习西方先进的自然、人文科学知识。而作为日本京都大学高材生的吉川，却不顾众人劝阻，毅然选择来到“落后”“贫穷”的邻邦留学，一留就是三年。这不只因为吉川求学的“京都之地，是远离政治中心的。这里视学术的独立性为最上，处在一种学问应与政治的方向毫无关系的风气中。”（P32），也不只因为吉川的老师对他说，学中国的学问，一定要到中国去。最根本的原因，是吉川对中国的莫名的，来自少年敏感之心的眷念。他说：“中国，天生就是我的恋人！”因为“飞入宫墙不见人”的柳絮，只有在中国的江南才能见到。因为“毫不做作的人道主义和纤细的魅力”，只有在中国的《论语》里才能读到。因为中国文学只注目于现实世界，只注目于人，而抑制对神的关心的特点，深深地吸引着吉川，使他发出“无与伦比”的赞叹。然而，这种与众不同的特点，毕竟是来源于中国人封闭、独尊的心态。即是对外国事物彻底排斥的态度。中国的文学博大精深，却仍然存在多方面的不足：1.中国古代哲学缺乏西方的逻辑思辨。中国古代哲学家孔子、孟子、韩非子等，他们的哲学是朴素而不成体系的哲学，因为中国没有“逻辑”这个概念，哲学家们的著作是基于日常生活的产物而非思辨的产物。哲学没有派别，所以儒家在几千年后还是儒家，孔子的思想没有在时代的前进中得到补充和发展。2.中国古代小说起步太晚在中国，最早可称为小说的《三国演义》、《水浒传》比日本的《源氏物语》晚了三百年。中国的文学起于秦朝之后，诗词歌赋等形式层出不穷，唯独小说这一体裁，知道明末清初才得以萌芽。这与我国文学擅长以现实经验为题材，而不擅长想象不无关系。诗词讲究独特的创造形式，如韵律，平仄等等，因此在大众传播发展迅速的今天越来越不受重视，而小说，却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的标准。鲁迅是我国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作为诺贝尔奖的有力竞争者，也拥有了足够的政治资本。但鲁迅却与诺贝尔奖无缘，其中一个原因恐怕是鲁迅没有“拿得出手”的长篇小说。3.中国文学政治性过强中国文学，从古到今与政治都有扯不断的关系，文人大多从政。就连声称“少谈主义”的胡适在美国求学期间也热衷于参与政治集会。由此，中国的通俗文学永远是旁支末流，永远式微。日本有象征非通俗文学最高荣誉的“芥川奖”与之对应的是象征通俗文学最高荣誉的“直木奖”，日本的通俗文学不能说与传统文学并驾齐驱，但其在现当代推理小说上的成就可以说不是任何其他国家所能比拟的。而中国，除了“茅盾文学奖”之外，还有什么可以拿出来吸引广大受众眼球的盛会呢？恐怕连矛盾奖也不可以了吧？关于中国文学的特点与优缺，实在是一个很广很深的论题，在这里只是将自己霎时间想到的一些零碎片段加以记录，以备需要的时候拿出来参考。关于吉川的《我的留学记》，看得最仔细的不是后边的中国文学观部分，而是前边的我的留学记部分。1928年，吉川25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他随老师，也是著名的汉学家狩野直喜漂洋过海来到北京，寄住在犹如日本幕府宫殿的延英阁，适逢中国银纸贬值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请前清遗老教授《红楼梦》学习汉语，到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做旁听生，闲时还到北京琉璃厂淘古籍。这样的生活，何尝不是所有求学的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临别的时候，借着几封介绍信，从北京南下，游历江南，遍访名家。最后在卢沟桥事件爆发前御风而去，回到年少时刻苦学习中文的故土——日本。之后成为京都大学教授，日本中国文学研究家，一生著作等身。可以说吉川是那个时代很特别的学者，同时他也是很幸运的。他出生于当时进步的日本，求学于不被政治干扰的京都大学，留学于新文化运动过后的北京。能够与那些闪闪发光的学术巨擘活在同一时空，与他们有一面之缘或接受他们的教诲。由此，吉川也成为了受人尊敬的学者。至少我是尊敬他的，作为一个日本人，他“没有什么政治性”（P33），把中国视作他天生的恋人。作为一个学者，他谦逊，朴素，有一种古早的文人所特有的清新淡然的气息。作为一个教师，他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到中日文学的异同，将中国文学介绍到日本，以一种不偏不倚，不卑不亢的态度。丛书选目曹根俊虎 《北中国纪行》、《清国漫游志》竹添进一郎 《栈云峡鱼日记》股豚琢 《苇杭游记》中野孤山 《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芥川龙之介 《中国游记》内藤湖南 《燕山楚水》小林爱雄 《中国印象记》夏目漱石 《满韩漫游》桑原（上面一个左耳旁一个步，下面一个马）藏 《考史游记》德富苏峰 《中国漫游记》、《七十八日游记》吉川幸次郎 《我的留学记》
精彩短评 (总计4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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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个日本留学生的视角来看30年代的中国。挺有意思的。若是对汉文化历史有研究的人看这么书会更有收获吧。 -
来薰阁主人“北魏佛像般的相貌”；
书店伙计的称谓为先生。书店与学者为平等关系；
中文语法的最大法则是音调的和谐；
民国的警察曾让作者感动不已，因为警察真的“排难解纷”；
中国文学有重视非虚构的传统；
中国人缺乏幻想力，进而影响其抽象能力；
民国时北平几所大学教授的薪水相当于日本首相的水平；
留学北平时，上午三个小时请人讲授红楼梦，一天一回。下午两个小时练习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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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固有的学问在于发明，不在于发现 -
日式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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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川先生是1930年前后在北京留的学，可是当日中国的国共纷争、内忧外患、群情激昂，在书里都看不到，吉川的生活里有的只是琉璃厂的古书铺和教授烟斗的吞云吐雾。这是因为当时读书确实认真，两耳不闻天下事，还是50年代写回忆录时有意避而不谈呢？ -
浪漫真诚 然到底是个外国人 -
又关心学人八卦又被被批评了= =吴派和浙派倒是第一次知道，还有罗振玉和内疼湖南的情谊，也可以看这篇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0661539/，作者还感慨京都的罗振玉故居已经泯然消失了。。 -
只记住书中的一句话“中国没有产生莎士比亚，但是也应看到，西方也没有产生李白和杜甫” -
吉川先生是汉学大师，其子吉川忠夫也是汉学大家。这本《我的留学记》很好，翻译者钱婉约是著名的研究日本汉学的学者。 -
數度捶桌大笑 -
作者游览完江南之后，说中国天生是他的恋人。不过最重要的是海外汉学论文搞定了(＾－＾)V好爽哦也！ -
游记”中国“我的留学记近代日本人估计删减 -
这书买重了，但是值得！吉川幸次郎先生就是经典！ -
中国确实被日本拿来在显微镜下研究了几百次。 -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何况“东洋人”在文化上可以说和我们是出自一枝。吉川先生是位了不起的汉学家，虽然他的领域我并不熟悉（文学方面我只是知道一点粗浅的知识），但是从他看待中国文化的视角，他的留学体验都能看出他对中国文化深深地喜爱，我们是要感谢这种“喜爱”的，并且这种“喜爱”还有着更深的学术严肃性。 -
看着在近代史上，日本的诸多人物在中国大地上的所谓游历，是不是让我等华夏子民何时也能留下诸多的中国人的日本游记！ -
不似关东的东大，关西的京大远离政治中心，似乎能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中华文化，薄薄的一本访谈录却是包罗万象，北京各高校学阀的争奇斗艳，文学由士大夫独有到白丁普遍化，为日本文化的正名那段很有意思，很想说清日本并不是简单复制中华文化好似没说清 -
看了吉川幸次郎的《中国诗史》，喜欢上他的文字，正如本书后面写的一样他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视角、价值观去评判事情，俨然像一个中国人。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留学期间对中国大学老师的敬佩与羡慕，他说中国的大学老师生活比日本同行富裕的多，有厨师、有车夫、有好几个佣人，我想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民国时期有那么多学贯中西的学者，社会对他们的尊重是他们生存的土壤。 -
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一直停留在历史中。 -
让人惊讶日本学者对中国的透彻研究。这本书非常值得一看。 -
日本汉学者对于中国文学的视角，既是门外汉的视角，又有别于带着中国古典文化环境积淀的土著的门外汉的视角。看到一次次的“悟”，一次次试着从不同的维度去衡量观察生活，也可以看到徘徊在“日式思维”的不够简洁到位的表述。 -
《总序》糟糕透顶。第一部分《我的留学记》很精彩。后面关于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文字，有启发性的意见，但是对部分古诗的翻译不够准确。 -
或许因为是研究汉学，文字之间稍少其他日本文学那种感觉。不过，其实很羡慕那个时代成长的人，尽管战乱，但更见一些珍贵的东西。 -
大致翻了翻，从别国的角度看民国，看自己的文化。有一篇关于中国文学的态度，突然一下子明白为什么我们读的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等，都是在向我们传达他们的精神，人生的阅历太浅，都不曾明白啊~ -
其中《中国的日本观和日本的中国观》一文值得玩味。 -
原来读过。 -
前面回忆的部分还不错，后面关于文学的部分不是很认同 -
第一部分,为访谈回忆,吉川颇萌,读来甚为有趣.第二部分,主要想摘除中日文化彼此的有色眼镜.第三部分,则是一些中国文学史论.总之,还不错的闲书. -
同意楼上。该书总序不仅有语病，且重复极多，标示出来则不堪入目，极其影响阅读兴致。中华书局的书出现如许问题，让人大跌眼镜！ -
前半段的中国纪行没有期待中的价值高。相反，后半段的中国感悟更加可观，论诗极富阐释性。作者虽然谦称自己不够好，不过就行文而言，功底及深，想看专著。 -
哎呀，真是好有意思的一本书。随着吉川幸次郎游历了一番30年代的北平各大学，只是可惜对师大谈得太少，果然北师大当时不怎么受待见啊。此外，中国大学的历史渊源值得日后多关注。 -
2012.2.24 -
和芥川《中国游记》一起，约09年入。相较芥川浑身冒着的不喜欢的劲，这本读着舒服多了。 -
钱婉约的译笔，总是精到。 -
这本书挺有趣 -
日本学者大多仍轻视中国，做中国学的日本人很多都抱着替中国学者做中国学者做不到的中国学研究这样一种态度。但是，中国的学问还是中国人做得最好，所以，首先要听中国人怎么说，在此基础上再思考。ーー为这一态度，向吉川先生致敬。 -
读的旧版 刷同步率 -
还没有细读，买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想看看，民国时候原生态的生活场景 -
八卦不够…… -
总序地名、人名重复错误几达百余处，连呼上当，中华书局竟也马唬如此，让我们还能相信谁？？？ -
好人 -
第一次感觉到，身在中国，蛮幸运的。 -
把整饬看成了捯饬= =很有爱的人儿呀 -
作者论中日文化上相互误解的段落最令人拍案叫绝。 -
有趣的材料很密集，上一个细节还没咂摸完，下一个淌着汁儿的故事又递过来。回忆起在中国各地的新鲜见闻，作者最喜欢用“不愧是中国”来总结，对所研究的学问充满敬意。口述部分的采访者之一是竹内实。 -
印象最深的还是土匪梗和西田几多郎梗，还有就是吉川老师在前两部分中展现的傲娇属性【真的】~第三部分还是有很多启发的虽然吉川对某些诗理解有点偏差 -
书后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观察，对中日文化的剖析更值得关注，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