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院研究》章节试读

《中国书院研究》的笔记-第28页 - 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刍议等章节

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刍议：
朱熹曾经非议科举，指责官学，徒以利禄、功利为务，他鼓吹居敬穷理，高明自得。在《白鹿洞书院教规》的跋语中写道：“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而推以及人，非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钧声名，取利禄而已也”。……朱熹兴复的白鹿洞书院曾经是学者自择课题，各抒己见，兼容并蓄的论坛。这种讲坛在当时对促进思想交流，繁荣学术研究多少起过一些积极作用。但是朱熹及其门人后学的一再努力，不仅在使书院成为官学，而且在于使朱氏理学亦成为学术讲台上的“官学”。这就使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时所继承和发扬的古代书院传统遭到了自我否定。其后果：一是不断加深门户之见；二是使学校、书院中仅有那一点微弱的务实之学，受到进一步排斥。……书院高官是古代书院发展的末路。有的教育史家将书院之不同于官学而颇有生气，取得了教育史上重要地位的原因归之于并非官学，有想法的办学自治权。这样，设官问题就成为书院是否具有特殊存在价值的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了。许多教育史家以为，书院设官始于元代，其实宋代就开始了。窃以为如果不算晏殊、范仲淹改应天府书院为府学的话，那么设官的主意恰好来自朱熹这位兴复、创办书院的大师，成其事于大力支持书院建设的理宗皇帝。元不过是因循宋制罢了。（李才栋《中国书院研究》P28-P29）
清代书院经济来源变化及其意义：
书院的经费能否得到保证，这是书院生死存亡的关键。正如朱熹所说，置田，买牛等都是书院的“久远之计”。一般是建立一种“基金”，或田地，或池塘，或房产，或某一种产业（如田庄、典库、盐店、书局等），或一笔现款，使之在运作中得到收益，来维持书院的开支，包括房屋的修缮、增建，教师的束修、薪金，学生的膏火、奖赏，仆役的工食银，购书、刻书的投入，以及祭祀等日常开支。
从书院的发展历史来看，开初主要依靠土地资源的“出息”。……这些“出息”，究竟是地租，还是陈氏子弟劳作的产出呢？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从陈氏子弟均需自己参加劳动，不置奴仆的情况看，恐怕其“出息”不完全靠“地租”。再如宋初民间人士在南唐庐山国学的地基上创建白鹿洞书堂（书院）。其师长已无法继续领用官府奉禄，办院的其他经费亦已无由向“财政”“报销”。书院只能依靠原有的数十顷学田以维持生计。太平兴国五年（980）洞主献田得官，白鹿洞学馆（书院）从此失去了经济来源而废弃了。
据许多人研究，唐、宋、元、明书院主要依靠田亩的租金来维持各项开支，官绅、士民的捐赠，大多为银钱（也有直接捐田地和房产的），除了成笔花费在修建外，大都用以购置田亩。这里要说明一点，许多书院的创建，在记述中往往讲是某某官员所为，这些书院亦被后人说成是官办书院，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真实情况是官员们的“倡捐”。官员们尽管也拿了一些钱银出来，而民间士绅捐者无论在人数和钱银数方面往往都要大大超过倡捐的几位官员。以白鹿洞书院于明正统间（？正德？）的重建为例，一般都记载是知府翟溥福所为，因此，这时的白鹿洞亦被断言为官办的书院。其实翟氏不过是倡捐而已，主要的捐资者，据考证实为南康府士绅叶刚、杨振德、梁仲、万志谦、彭孟鲁、余康常、杜子诚、杜子章等人。此时的白鹿洞书院实质上是一所地方公众集资重建的书院。
清代中后期，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如江浙、皖赣、闽广等地靠近地市的书院中，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土地的出息逐渐被房租、店租、存款利息、自办产业的利润所替代。……
清代一些笃信儒术经商致富的士大夫对书院的关心与单纯依靠地租为生的土财主相比愈来愈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
城市中经营工商业的儒生对书院的捐赠，逐渐成为书院流动资金的重要来源。儒商们以其工商利润的一部分来支持书院的维持和发展。书院的经济来源由地租转向工商利润，这是一个重要的讯息，意味着书院的社会经济背景正在逐渐由“土地”转向工商业。道光前后书院的规章、课程几乎依旧，然而其依靠和服务的对象却已逐渐转向经营工商业的儒生。这预示着书院本身即将产生巨大的变革。（P304-P306）
学田之设，非自北宋始：
朱熹《申修白鹿洞书院状》称：“南唐之时因建书院，买田以给生徒，立师以掌教导，号为国学。”
……
官方学田之设，非自北宋始。其起始时间至迟可前推至南唐。（P55-P56）
我国古代书院的特点和研究书院的价值：
我国古代的书院（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始建于唐代后期，经五代，至北宋得到了较大规模的发展，成为当时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至南宋，书院作为一种学校教育模式，它的办学和教学经验日见完善、成熟。这时以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主持或兴办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丽泽书院、象山精舍等为代表，以其办学和教学经验所构成的模式，成为尔后书院的榜样，对其后七百余年的建设和教学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书院的开创是建立在私家聚书、藏书的基础上的。中唐以后，由于军阀混乱，天下大乱，士人避乱于比较安定的穷乡、僻壤、山林之间，或聚族而居，耕读为业；亦由于雕版印刷事业的发展，印刷书籍逐渐流传，聚居之家或隐居之士，有建书堂或书楼、书屋、书舍，以至书院聚书，以资读者者。久而久之，原为聚书、藏书之堂屋、院舍，又由于官家“庠序不修”，“士病无所于学”，而逐渐发展成为学者讲学说书之所，士子求学读书之地。这就是具有教学授徒职能的书院产生的大概经过。
书院作为起源于私家藏书、教学的古代的大学，在它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办学和教学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官学相比，确有很多长处。……综合各家之言，至少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书院由聚书、藏书开始，逐渐又进而发展了著书、编书、校书、传书等项事业，又成为学者进学说书、士子求学读书的教育机构。它不但以大学著称，而且又是学术研究和学者以文、以学会友的重要场所。
……书院的师长既从事教学，又从事学术著述、学术研究。宋以后，不管是理学家还是汉学家，他们中间很多人的重要著作，就是在书院中的讲义和教材，或者是在主持书院教学中完成的。
书院往往成为学派活动的基地，甚至是某学派的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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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著名书院在学术上又实行“兼容并蓄”，推进不同学术流派、学术观点的发展、论争。有的书院还同时或更替地聘请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前来讲学。有些学者还主张：正因为有不同的学术观点才需要讲学，在异中求同，在同中见轻重，见长短。如明代吕柟在答“问今之讲学，多有不同者如何”时说：“不同乃所以讲学。既同矣，又安用讲耶！故用人以治人者，不可皆求同。求同则说谄面媚之人至矣！”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时，就特意请他的论敌陆九渊登台讲学。
二、鉴于书院系私人、家族或地方公众所建，故能以其条件之不同而因院、因师确定各自的办学方针、课程设置。在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具有不同培养目标和办学形式、不同治学风格和教学方法，不同教学内容和思想倾向的书院。有的书院注重义理之学，有的则重视诗文，有的重制艺贴括，有的讲究考据之学，也有的重视经世致用。同是讲义理，有的宗程朱，有的专陆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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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绝大多数的书院是不分科的。但也有分科的。清代颜元主持的肥乡漳南书院即实行分斋教学。漳南书院设有“文事”、“武备”、“经史”、“艺能”四斋，并暂设“理学”、“贴括”两斋。前四斋或课以“礼、乐、书、数、天文、地理”；或课以“黄帝、太公以及孙、吴五子兵法，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或课以“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或课以“水学、火学、工学、象数”。后两斋或课以“静坐，编著程、朱、陆、王之学”；或课“八股举业”。
明代嘉靖间江右王门子弟邹守益，刘邦采等人开创“惜阴会”，王守仁作《惜阴说》相赠。自此以后大江南北陆续建起了各种讲会，涌现了一大批讲会式的书院。嘉靖中徐阶执政，由他带头又会讲京师灵济寺，为宣讲式的书院的发展带发头。讲会式书院，宣讲式的书院与原有的聚徒式的书院鼎立而三，使书院的发展朝着多种形式的方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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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书院一般具有鲜明的自治性质，这与官学不同。书院从民间集资兴建，或由个人出资，或由家族筹集，亦由地方公众筹集钱银、田地和房屋的，其中还有的是地方官吏带头倡捐。公众兴办的书院中，一般都会推举若干经理人员轮流值年负责，掌握办学经费，修缮院舍，购置器具，聘任山长，并与山长共同商办书院大事。很多书院尚吸收年长学生参加书院管理，担任堂长、斋长、管干、典谒、经长、引赞等职事，管理风纪、事务、迎宾、祭祀、图书、作息等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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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院往往聘请学有专攻，德高望重的名师主持院务，为一院之长。这种院长也就是主要的讲师，或称山长、洞主、山主、掌教、主讲、主席等等。选聘什么样的人来主持书院，这往往是书院声望高低、教学成败和能否使四方学子闻风而聚的关键。
书院可以选择学生，自行确定招收对象的资格、程度、志趣，甚至籍贯、行业和宗族。因此不同的书院在上述几方面可能很不相同。有的书院只招举人，有的招生员和监生，也有的招童生，有的则仅要求志趣相投。有的书院以家族子弟为主要对象，有的则有地域限制，也有的不管哪一族，哪一姓，哪一地，来者不拒。有的对来学生徒要进行考核，亦有的著录即可。
在书院盛行的时候，学子亦可以自己择院，择师。某一书院苦有名师掌教，则四方游学之士即会闻风负笈而至，甚至不远千里，“裹粮”而来，“结庐”而居。有的名师解聘离职，讲学他院，许多学生亦会结伴随行；有的还集资建院，礼请老师留住讲学。书院一般地讲不可能授予学生一种什么“出身”，“功名”，“官诰”，用今天的话讲，不能给学生一张“文凭”，一只“铁饭碗”，然而它却能吸引学生。有的论者可能认为书院有膏伙可以养士。不错，不少书院是有丰厚的膏伙的。但大部分书院的膏伙很薄，有的没有，但仍能产生吸引力。这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四方士子闻风而至，主要是为了求道问学，为了自身在知识、德行、才智……上有长进。……另一方面看，那就是书院及其师长，确实能够使慕名而来的士子有所得益，比个人苦读会有显然不同的长进。
五、书院的教学活动有好多种形式。前面讲到的聚书、藏书是书院的重要特点，书院中许多教学活动是围绕着书展开的。书院中学生大量的时间是在教师指导下认真读书，自行理会。教师要说的话，亦往往通过自己的著述，让学生自行钻研，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实行自学为主。
书院中虽然实行的是自学为主，但也不是像某些学者所言完全不由教师讲课。实际上除学生的“自行理会”之外，还有教师的“升堂讲说”，师生的“质疑问难”，学友的“互相切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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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的教学活动并不局限于斋、舍、讲堂之中。前面讲到的祭祀、展礼，朱熹提倡的优游于山石林泉之间，胡瑗实行的游历名山大川，考察历史名物，以及许多学者所做的师生共同访学，参加讲会，会讲等等。我认为，都应看作是书院教学活动的继续扩展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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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起源于私人的聚书、藏书，讲学、授徒。它本来曾经是作为官学的对立物而出现的。但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变为官学，它的标志就是由朝廷设官治理。在南宋理宗度宗当政时，书院发展很快，据《读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称：“或间有设官者”。查史料，先是由州学教授或添差州学教授兼书院山长，继而予书院山长以“州学教授并视”。后来又以庶官、祠官兼任书院山长，原来书院为私学，山长系公众聘请，此时书院设官，由朝廷授官主持。聘与授，一字之差，性质不同。过去的教育史大都是只讲元代书院设官，其实从宋代就有了。元代书院山长其地位相当于州学学正。比路郡学教授要低一级，也就是说比宋代山长的地位要低。书院设官一事的下限约为明洪武初。据说明初还有荐授山长的。书院由朝廷设官治理，此时虽名为书院，实为官学，当然，就在这个时候，仍有大批民办的书院，或者改个名字，称为义塾、学塾、学舍等，办的还是书院，还是私家创办，聚书教学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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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自产生至改为学堂一千多年中，总的讲是私学。然而却长期存在着官学化的问题；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办学风气、组织管理等各方面存在着日益严重的官学化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朝廷和地方官吏对书院的控制日益加强，教学内容由于官方的种种限制日益贫乏，治学风气、教学方法由于官僚习气的影响而日见单调，以至僵化。……许多书院的山长或“疲癃充数”，“多有庸恶，陋劣，素无学问，窜处其中”。
再则是大部分书院逐渐沦为科举考试的附庸。课试，讲习，无不以科举为目标，以闹墨为中心。……士子孜孜于“贴括”，既不研习经书义理，亦不知历史掌故，更不明经世致用之学。连士大夫都大呼：“经史之故籍无存”，“圣贤之实学无与”了，绝大多数书院都成了研磨登科应举敲门砖的“作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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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完全离开了书院的研究，那么要弄清唐以后，尤其是宋以来的教育发展史，文化学术思想也是相当困难的。
宋以来的许多思想家，教育家都与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 （P99-P111）
关于书院讲会与会讲的答问：
“讲会”与“会讲”两辞虽常有人混用，但实非相同概念，似应各有涵义。“会讲”系学术聚会、学术讨论或会同讲学等活动。而“讲会”乃学术组织、学术团体，故有“联讲会”说。
“讲会”在宋代有，明清亦有；宋代有“会讲”，明清仍有之。
正因明代中叶以后书院讲会组织与多种会讲活动之普遍展开，促使书院之教学规范及教学组织形式有了新的发展，产生了讲会式书院、宣讲式书院，与聚徒式书院鼎足而立。（P111-P116）
关于书院讲会与会讲的再答问：
一、讲会是学术团体、学术组织，会讲是学术聚会，学术讨论，与会同讲学等活动。讲会一般都定期会讲。二、会讲大都有不同观点的辩论，往往也就是讲会中有不同意见的交锋。三、宋、元、明、清，均有讲会和会讲。
明嘉靖、隆庆间，王阳明立派讲学，尤因王门后学的竭力倡导，讲会组织几乎遍布大江南北，出现了讲会式书院与聚徒式书院并驾齐驱的局面。
“讲会”与“会讲”是两个概念，必须加以区分。会讲，作为学术聚会，当然与讲会有密切的关系，是讲会组织的一种活动方式。……将学术组织与该学术组织的某种活动方式从概念上加以区分是完全必要的。尽管这种活动方式十分重要，并与学术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P117-P120）
关于几所书院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一、关于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的问题
关于唐开元间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特别是他们与唐末聚徒讲学书院的关系问题。前次，我引用清袁枚《随园随笔》中的一段话说过一些意见。袁枚说：“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
有的知名学者，例如陈登原先生，在他的名著《中国文化史》中说过：“书院之始，起唐玄宗间，时有丽正书院、集贤书院”。我以为丽正书院、集贤书院只是书院名称的始用，而非聚徒讲学书院的起始。研究书院应该讲到书院名称的由来，但必须区别丽正、集贤这类书院与聚徒讲学书院的不同性质。
从出现的时间看，丽正、集贤书院固然建置在前，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产生在后，然而他们之间并无直接承继关系。
目前，对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产生的原因在学术界一般认为有三个因素，一是中唐天下大乱，官学废坏，以至“士病无所学”；二是佛道，主要是佛教禅宗丛林“依山林，即闲旷”、讲经、说法的影响；三是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书籍的生产量、发行量的增加，民间逐渐出现了一批书堂、书楼、书舍、书院等藏书机构。这三种因素中何者为主呢？我以为应从直接表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方面去探求。而雕版印刷术的出现正是书籍生产过程中具有革命性质的变化、发展。它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普及，为教学方法、组织形式的变化，创造了新的物质条件。正是印刷术的出现和发展，使书院，这种以指导学生认真读书自行理会为主要教学形成的，在当时来说是新型的学术教育机构得以产生，并逐步发展成为宋元明清四朝、发挥重要作用的学术机构。
应该说，产生书院的三个因素之中最重要的因素在开元间尚未成熟。开元盛世，印刷技术尚在萌芽状态。
关于鹅湖之会与书院和讲会的关系
近几年来，有的学者论及书院讲会必自“鹅湖之会”始，我以为这乃是一种误会。
鹅湖之会可以称之为会讲，但只是朱熹、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等人临时相约的学术聚会，并非讲会的会讲活动，亦非书院的会讲活动，更不是书院讲会的会讲活动。
第一次鹅湖之会是淳熙二年（1175），第二次鹅湖之会是淳熙十五年（1188）。而鹅湖书院则始建于淳祐十年（1250），相差六七十年。淳熙间既然还没有鹅湖书院，何有鹅湖书院之会讲呢？（南轩按：这种“误会”主要是对“会讲”、“讲会”的概念的理解不同导致的。）（P121-P133）
朱熹与中国书院：
朱熹热衷于私人讲学的精舍与精舍一样不受朝廷拘牵的，民间公众创办的书院。
朱熹所以会这样做，首先体现了我国自古以来儒家学者私人讲学的传统。特别是因为此时的朱熹所提倡的周、程理学尚未成为朝廷支持、推尊的官学，只是一种学术流派。在南宋初期，高宗赵构、秦桧当政时，理学尚处遭禁的地位。即使在孝宗时期，也只能在私家、民间讲学活动中才有较充分地表现自己的机会。所以这样做还因为朱熹对当时的官学和科举颇有不同看法，甚至可以说是很有意见。……总之，在朱熹看来当时的官学和科举鼓励的都是追求名利，其内容则为声病、辞章、或记诵文字，既无补于实用，更谈不上诚意、正心、道德修养，故必须认真改革。他主张要走学习圣贤的道路，以明“政事之本”，“道德之归”，并“访求名士以为表率”。
……
朱熹采用多种教学形式。有教师的升堂讲说，有生徒的潜心读书，有师生之间的质疑问难，有生徒之间的互相切磋，有祀祠先圣、先贤的祭礼，亦有处事应对的仪礼，每有闲暇复率生徒优游于山石林泉之中。并有讲会之类的学习组织。
……
我国古代具有学术性质的书院始于唐代后期。我国春秋以来，就有私人讲学的传统。汉代人立精舍，精庐讲学已成为风尚，成为当时大学教育的主流，而官学则相形见绌。然而当时书的生产能力极为低下，或为竹简，或为帛书，尽管到了东汉已有纸的发明，但仍需手抄，故书皆得之不易。师徒传递“皆用口授”。……隋唐时发明了雕版印刷术，这就促使了书的生产力得以大大提高，使得民间藏书量大大增多，这种进步使教学形式发生变化。士子求学可“视简而诵”。这就为新型的学校－－书院的出现创造了基本条件。唐天宝以后，宦官乱政，军阀割据，天下扰乱，官学废坏，“士病无所学”。加上释氏寺院、道家宫观往往依山林，即闲旷聚信士讲经说法的诱发。这就产生了设置于比较安定的穷乡僻壤的书院。
书院与理学的结合过程中是由周敦颐开始，经过二程、杨时、罗从彦、李侗而朱熹，当然也有胡安国、胡宏、张栻以及其他人，一百余年，几代人的努力，才得以完成。从此理学成为书院的指导思想和传授内容，书院成为理学社会化的途径和手段，影响几百年。
我们还可以从南宋政局的发展，并由此而影响学术思想、书院建设的大框架来看待这个问题。南宋初期建炎、绍兴间，高宗、秦桧当权，向金屈服，迫害要求抗金的文武官员和士人，在思想上既禁王学，也禁同程理学，理学家在朝堂受到排斥，只得通过私人讲学表现自己，其带头人是杨时、游酢、胡安国，其学术活动受到压制，书院略有建置。隆兴以后由乾道、淳熙至绍熙，学禁稍解，各种学派纷纷出现，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四大家各立书院，陈亮、叶适、唐仲友、陈傅良以及辛弃疾等亦争鸣期间，堪称为宋代学术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这时书院事业得到很快发展。但是在朝野仍有相当有力的反对周程理学的势力存在。朱熹的办院与教学主张仍难以推广。宁宗庆元、嘉泰、开禧时由于学术与政治的分歧激化，有所谓“庆元党案”。以韩侂胄为首的一派迫害赵汝愚、朱熹为首的另一派，诛连甚广。理学家、包括心学家们的学术、政治活动，以及他们的书院均受影响。可是没有多久，开禧三年（1207）韩侂胄被杀，史弥远掌权，弥远乃杨简门徒，陆学传人。自此理学家、心学家的处境为之一变，平反昭雪，赠谥封爵，累见载籍。故史书称此时为“嘉定更化”。书院的教学与学术活动得到恢复、发展。
由宁宋嘉定年起，经理宗、度宗朝，书院得到很大的发展。朝廷给予各种支持，赐书、赐额，时有记载。理宗后期，又在部分书院设官治理。先是由州学（府、军学同）教授兼任书院山长。景定间复由吏部注差授书院山长，其待遇与州学教授等，或为添差州学教授。继而由庶官（主要是幕职官员）兼任书院山长。最后，实现了朱熹在兴复白鹿洞书院时的建议，由祠官兼任书院山长。书院设官始于宋末，元代又继承宋制在书院设官治理。
朱熹在世时曾经希望以他他导的书院模式来取代、或者说改造当时的官学和书院，未能实现。至理宗时情况大有变化。这时周、程理学成为官方支持的学问，一部分书院亦成为官学，但是似乎并没有真正解决朱熹当初指出的学校与科举条件下未闻“德行道艺之实”的顽症。（P243-P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