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

作者简介

《断裂》一书从社会学的独特视角出发，对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生活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断裂”是一个很有穿透力和学术潜力的概念。作者用这个要领来表明目前中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不和谐的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一个命题：90年代以来，一个与80年代有着很大不同的新的社会正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并开始逐步定型化。认识到这一点， 对于我们明确我们社会的历史方位是非常有意义的。

书籍目录

一 断裂的社会

二 增长与发展的新逻辑

三 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挑战

四 资源重新积聚与底层社会

五 快速城市化的前夜

六 “城乡二元结构”与劳动力流动

七 从单位制到社区制

八 信任危机与社会秩序

九 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秩序

十 其他

十一 访谈录――访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

内容概要

孙立平，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并留校任教于社会学系。现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从事社会现代化、社会结构变迁、社会转型学的研究。学术成果颇丰，出版专著10余余部，发表学术论文数10篇。其要著作有：《社会现代化》、《走向现代之路》、《发展的反省与探索》、《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等等。

媒体关注与评论

　　十大问题困扰着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如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地区发展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学者在探索、决策层在思考、人民在期盼。　　作者以创新的思路，借鉴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结合中国的国情，科学的指出：发展经济、合理分配、以法治国、以德育人、体制创新、结构创新、弥合断裂、有机结合，定能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章节摘录

　　第一，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劳动就业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按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2000年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1％(已经至少连续三年都是这个数字)，2002年的目标是控制在3．5％。3％显然是一个大大缩小了的数字。实际上，目前中国的失业人数，是一个很难确定的数字。人们一般认为，实际的失业人员应该是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正式登记的失业人员，二是未进行失业登记的下岗人员，三是只领取部分工资而“放假在家”的人员。而这三个部分加在一起，会大大高于政府正式公布的失业率(有专家估计在10％左右)。而这三部分　　数字，实际上还不包括农村中潜在的失业人口以及已经流入城市的农民工中的失业人口。在失业状况不断严重的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增长和劳动就业之间的关系改变了。以最　　近几年的情况看，1997年我国GDP增长8．8％，从业人员只增加1．1％；1998年GDP增长7．8％，从业人员只增加了0．5％；1999年GDP增长7．1％，从业人员增加0．89％；2000年GDP　　增长8％，从业人员增加0．79％。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已经不能增加就业机会，有人将其称之为没有就业机会增加的经济增长。“没有就业机会增加的经济增长”意味着，对于得不到就业　　机会的人来说，经济增长对他们是没有意义的。如果经济增长伴随着通货膨胀的话，这种经济增长对他们甚至有一种负面的影响。　　第二，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贫富悬殊的状况不仅没有改变，甚至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指出，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到90年代末为0．458。此外几个科研机构研究的结果也都与之大体相似。按照世界银行的看法，这二数据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外，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进入21世纪后，尽管我们没有这几年系统而又可信的数字，但也能大体判断出这个趋势是在强化而不是减弱。从粮食价格的下降中，人们可以判断出农民的收入实际上是在下降的；从城市中失业人员的增加和城市贫困阶层的形成可以判断出在城市中开始有更多的人掉人贫困群体之中。也就是说，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贫富悬殊的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改善，甚至是在恶化的。而贫富悬殊的扩大，会酿成种种的社会问题。　　第三，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社会治安的情况在恶化。在最近几年中，许多城市犯罪率在不断上升。2000年，全国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总数比1999年增长50％。有专家认为，中国正面临第四个犯罪高峰。除了犯罪率明显上升之外，社会治安情况的恶化还表现在，一是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大量出现，二是恶性案件明显上升。据一个广泛流行的估计，目前全国有黑社会人员大约100万人。石家庄市犯罪嫌疑人靳如超在2000年3月制造三起连环爆炸案，共造成108人死亡，38人受伤。11月28日中午12时许，位于深圳龙岗坂田镇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发生两起轻微爆炸事件，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12月15日，西安麦当劳发生爆炸，造成两人死亡。12月23日又有青岛家乐福爆炸案。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发生这一系列的恶性爆炸案件，是过去几十年中没有过的。尽管每一件具体的案件都有特定的原因，但整个社会背景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已经是一个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问题。这种脱节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我国社会发展中一个转折点的出现，即经济增长自然带动社会发展时代的结束。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就需要进行更多的人为的努力。首先，是政府的取向应当逐步从对经济增长的关注转移到对社会公平和秩序等问题的关注上来。这是一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落到实处就更难的事情。因为这需要政府从取向到评价标准的全面转变。也就是说，对政府和官员的评价标准，不应当仅仅看你那里经济增长多少，同时要看你人民生活是否得到了改善，社会公平与秩序的情况如何，社会治安的状况如何。还应当重视社会政策的独特作用。由于上面说到的原因，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政策对于社会政策具有很大的替代性，但在90年代以来，这种替代性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政策具有了越来越大的独立性。社会政策的指向应该是社会公平、秩序和社会安全和稳定。　　　　于是，就造成了这样的一种情形：几乎人人都知道快速的城市化已经是势在必行，但在只要一想到这是涉及一个几亿人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过程，就不能不令人担心，在城市中，这数以亿计的人安排什么地方?特别是他们的就业问题如何解决?如果再考虑到城市中已经存在的数以千万计的失业和下岗人员，这个问题就显得越是沉重。　　在以前的文章中，我已经说明，这个问题事实上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因为，目前在中国除了有2亿多的城市劳动力已经在非农产业中就业之外，还有近1亿个农民工和1．38亿的乡镇企业工人，已经在从事着非农产业的劳动。只是他们本人没有成为城市人口，他们的家属没有成为城市人口。如果我们据此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大大推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而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的一个与之相联系的因素，就是伴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出现的中国可能成为“世界制造业工厂”的趋势。　　现在有许多经济学家预测，加人世贸组织将使得中国经济在整个全球经济中重新定位，其中一个很现实的图景，就是中国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即成为“世界制造业工厂”。而这个　　过程，实际上在改革开放20多年的时间里就已经开始逐步形成。目前，中国有许多行业的产值已经在世界上占据绝对地位，钢铁、煤炭、电子信息产品、通讯、家电、制鞋、五金制品、纺织、服装等行业已形成全球最大的制造基地。有学者分析，这个趋势正在进一步加强，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趋势：即跨国企业的生产中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向中国转移；研发机构开始在中国设立；跨国公司在华采购力度进一步加大。据去年下半年对东京证券市场1143上市公司的调查显示，日本制造业有一半以上的企业准备在今后三年内将生产线移往海外，而这其中71％的企业将中国作为首选基地。尽管目前在有关人士中对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工厂”还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评价，但就总体来说，这无疑是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加速国民经济结构调整，迅速实现新型工业化的机会。　　当然，在这里我们关心的不是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工厂”这个问题本身，而是这个过程对于中国快速实现城市化的意义。　　这个意义其实在中国的某些局部地区就，已经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了。中国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是典型的通过引进外资一形成制造业中心一加速城　　市化的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前，广东省在经济上并不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但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通过外资的引入，以“三来一补”的形式，迅速形成了制造业基地。深圳，过去不过是一个小渔村，现在已经成为拥有400多万人口的现代化大城市。曾经是一个农村县的东莞市，已经发展成为IT零部件厂商集中的地区。1999年，以台资企业为主的东莞市的IT产品出口额达66．8亿美元。据广东省统计局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位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深圳、东莞、珠海、顺德、广州、佛山、中山和惠州等8个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移动电话持有率达到每户1～2部，每10户拥有1～2辆私家车，人均可支配年收人为1万～2万元，人均实际消费也超过了1万元。深圳市的恩格尔系数已经低于30％，可以说是达到了富裕标准。经济的发展，为城市化的过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长江三角洲的发展，也得益于乡镇企业中制造业的发展。而在近些年来，这里开始成为制造业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在苏州，1993年台湾电脑厂家“宏基”的投资者最早来到这里，当时新区周围还都是农田，也没有像样的道路。现在，曾是农田的新区已经成为台湾厂商最为集中的地区。台湾企业在苏州的投资额高达145亿美元，占台湾对大陆投资总额的1／5。在昆山这个县级市，吸引了约1000家台湾企业的投资，平均每一平方公里就有1家台湾企业，密度甚至超过台湾企业最为集中的广东省东莞市。台湾最大的100家企业中有46家在这里建有工厂。截止到2001年底，流人昆山的台资合同金额共有50亿美元、实际金额25亿美元，相当于进人大陆的台资总额的10％。这些制造业发展迅速而又集中的地区，无疑将会成为城市化最快的地区。　　　　对意大利的西西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黑手党，学者们已经进行了许多的研究，他们将黑手党称之为“不信任的代价”。他们发现，在这些地方，存在着一系列令人遗憾的现象：即使　　能够给双方带来利益，人们也不合作；人们用受害的手段竞争；在某些场合，即使人们能够从竞争中得到相当大的收益，他们也不这么做。现在的问题是：这是由于人们缺少理性吗?学者　　的答案是否定的。他们认为，黑手党是对信任普遍缺失的反应。而这种信任的缺失，是在复杂的历史背景条件下形成的。他们发现，这些地方在西班牙统治之前，就存在这样的一些特征：　　顺从而不是反抗统治、贵族贪图享乐、法庭对贵族卑躬屈膝、将个人利益置于公众利益之上、普遍的欺骗、狡猾和偏袒、犯罪和谋杀等。而在西班牙统治时期，这种信任结构的缺失被进一步放大和严重化了。有学者指出，“西班牙人不仅为达到统治目的而利用不信任，他们也教被统治的人民这么做，并把它一代一代向下传”。在西班牙统治期间，一直实行“分而治之”和　　“使之贫穷”的政策，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的人民之间制谴不信任和仇恨，特别是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人之间制造仇恨。在这个期间，存在着一种对信任结构的故意破坏乙也就是说，它　　一方面掠夺着属国的财富，另一方面也掠夺着属国的“美德”。然而，这种对社会信任的破坏是一个相当精致而复杂的过程。因为对于一个外来的统治者来说，他既要“瓦解一个社会的信　　任”　(这有利于他的统治)，但同时又要“保证它成其为社会所需的宏观条件和微观条件”　(这是统治的基础)。按照多利亚的分析，其具体的做法包括，在政治与社会结构上。“封授了大批的新贵族，新贵族的信任不再是社会之间的，而是直接面向国王”。同时，这“也非常有助于在旧贵族政府中产生敌意和动乱”。在文化上以西班牙的行为规范来取代公众信任所依赖的旧规范，“‘习俗的变异’成功的产生了那些保证共和国自身继续瓦解的法律条令”。正如帕格顿所指出的：“实际上，这种文化价值观的变迁所带来的，是一个建立在所有成员相互信任基础上的道德社会的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建立在怀疑和利己、傲慢和自大基础上的贵族专制的社会”。而帕格顿更对西班牙统治者摧毁信任的具体技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信任建立和维持的过程中，信息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西班牙人为了破坏那不勒斯的信任社会，便有计划地减少公民可得到的信息量”。于是，将政府的活动对公众保密，在大学中教授非怀疑性的课程，倡导宗教的盲从等。于是，神秘化和信息的缺乏一起，导致了信任的毁灭，使得人们无法正确地理解他们的公民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西班牙的统治下，那不勒斯成了这样的一个社会：贵族阶层以其地位本来应该对共同体承担责任，但这地位却只给他们带来无知和傲慢；法律文本本应使执法人主持公正，却变成了对无休止的高价诉讼的特许；公众节日本应像罗马竞技一样鼓励平民对勇敢和对祖国的热爱，也变得只是消遣和放纵的场合。因此，“上层愤怒地对待下层，因为上层认为尊敬是他应得之物，下层却认为上层骗取了他们的尊敬；而下层也同样对待上层，因为他们认为上层人物都自视甚高，这样在各阶层之间就既无团结也无友爱。”每个人都不再关心其同胞的幸福，而只关心自己的和近亲的私人目的。在经济活动领域中，则充满着交易的不可预测性，协议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得非个人的广泛合作不可能进行，对超过群体外的人普遍不信任。经济活动领域信任的广泛缺失，必然造成商业的凋零和经济的落后。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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