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的火焰

作者简介

20世纪初期，伦敦的布鲁姆斯伯里城区汇集了一群充满智性的年轻人——弗吉尼亚·伍尔夫、克莱夫·贝尔、罗杰·弗莱、E.M.福斯特、梅纳德·凯恩斯……他们聚谈终夜，彼此欣赏，珍视理性碰撞的火焰，信奉宽容和怀疑精神，蔑视“维多利亚英国”的审美情趣和道德习俗。他们的交往圈松散而富有个性，备受攻击也极享尊崇，在五花八门的定义下，在褒贬不一的评论中，为英国现代文化史留下了精彩的一笔。昆汀·贝尔作为布鲁姆斯伯里的第二代成员，以自身为一种资料来源，于简练、精致的笔触中展现了该文化圈的形成、发展和基本特征，勾勒了主要成员的鲜明个性，为我们留下了一幅粗细结合的布鲁姆斯伯里“素描图”。



目录： 

导言

1914年前的布鲁姆斯伯里

战争

1918年后的布鲁姆斯伯里

布鲁姆斯伯里的个性 

译后记

书籍目录

导言1914年前的布鲁姆斯伯里战争1918年后的布鲁姆斯伯里布鲁姆斯伯里的个性 译后记

内容概要

昆汀·贝尔（Quentin Bell, 1910—1996），英国著名的艺术批评家、雕刻家、画家、作家，苏塞克斯大学历史与艺术理论教授；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主要成员克莱夫·贝尔和瓦奈萨·贝尔的儿子、弗吉尼·伍尔夫的外甥。其著作有《弗吉尼亚？伍尔夫传》、《回忆布鲁姆斯伯里》等。 季进，文学博士，现任教于苏州大学文学院。著有《钱锺书与现代西学》、《李欧梵季进对话录》等，译有《中国文学律条与苏联影响，1956—1960》（福克马著）等，主编有“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

章节摘录

书摘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我们发现，那些不断进步的使徒们，打扫干净了教堂中的圣餐、圣坛、牧师和讲坛，只剩下光秃秃的伦理誓言的空架子。他们回到装有窗帘、铺着垫子、装潢精美的家里，在这里，各种沉湎于性的迷信，因循守旧的专制，情感的伪善之言，都可以用来掩盖肮脏的、从未打扫的角落，还有那些说不出名字的尘世的污秽。    到了1900年，似乎应该重新审视一下人类情感了。老一代宣称寻找真理的重要性，宣称完全彻底地忠实于《摩西五经》的重要性。我们暂且不要低估了前辈人的这种做法，仍有很多人准备对19世纪不可知论的问题提出虚假的答案。然而，到了20世纪初，提出另外一种问题应该是合乎时宜的。    人际关系中所需要的是一种新的诚实，新的宽容，我想，每一个想成为布鲁姆斯伯里一员的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无疑也有一些人是从更加政治化的立场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一个家长制的家庭只是一个家长制的国家的最小单位；军事的和教会的组织、世袭爵位的政体和英帝国的观念，都建立在对自然权利和职责理解的基础上，而这两者分析到最后，又取决于力量和顺从的传统。当剑桥的年轻人往外看世界时，他们寻求并且发现了自由价值充满希望的复活。在法国，甚至在德国，教权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力量，暴力和非理性的力量，从来也没有受到过像现在这样的挑战。英国的帝国扩张冒险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评。一个社会，如果像当时的英国社会一样，成为躲避社会风暴的避难所，那它就很容易对未来充满希望。    现在，人们倾向于寻求一种事态——以理性代替非理性，以爱代替憎恨，这种倾向已经广为传播，人们也许可以从G.E.穆尔的哲学中找到思想解放的强大武器。一种道德，就像所有立法的道德一样，是建立在一种假设的基础上的，即某种行为是邪恶的；价值观念只能存在于某种思想状态之中；有的人相信必须通过强制力量把道德价值强加于人，一旦以理性之光来审视所有的道德问题，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哲学是很难维持的。最有价值的思想状态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都和英雄、圣人联系在一起，而是与对美、爱和真理的思考联系在一起的。    这样的思考，带有一种目的性的思考，表明了非常被动的宇宙观。然而，就其含义而言，《伦理学原理》无疑是一本富有革命意义的著作。就像梅纳德·凯恩斯所说，它涉及了对道德习惯、习俗和传统智慧的批判。这样一种和平方法和革命性目的的结合，在我看来，就是布鲁姆斯伯里的特点之一。    P26-27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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