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猫记》书评

别开生面的历史叙述

《屠猫记》一书，是我在某次促销活动中购买的。买下此书，倒不是因为我真对“法国文化史”有什么特别浓厚的兴趣，主要还是第一眼觉得这个书名挺有意思，加之打折之后尚算公道的价格，于是便有了兴致。由此可见，一个好的书名和合理的价位还是相当重要的~不过，也正是因为买此书缘于购物冲动，买了之后便被束之高阁相当长时间。直到读王笛的《茶馆》一书，里面介绍心灵史和微观史研究时提到本书，才想到自己原来有买过。于是才重新将其从书架上找出，开始阅读。 本书名为《屠猫记》，不过涉及“屠猫”的只是其中的一段而已。全书六个章节，分别对16世纪流传在法国农民间的童话故事、发生在印刷工人中的对猫的屠杀、某个城市市民对其所在城市阶层的梳理、官僚警探对当时知识分子的统计、百科全书派哲学家对知识树体系的修剪以及卢梭如何感染其当代读者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事件加以记叙和探究，从而勾勒出法国大革命前社会中农民、工人、资产阶级、官僚、哲学家、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概貌。这无疑是文化史，但不同于以往，其更注重的是考察身在历史中的当事人对文化的认识和思考，而不是采取以往居高临下的“历史研究法”来划分“上层建筑”。因此这是一部“心灵史”，是对历史中人物尤其是普通人物的心路历程的描摹。在研究手法上，它往往从一个文本，一段记叙推演出当时社会的一个剖面，采取“一叶知秋”的模式，这便是微观史的最大特色。那么，通过上述的六个剖面，作者试图告诉我们什么呢？ 正如作者在文中反复强调的，现代人读历史，往往会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和观点加诸其上。如果说因为某人某事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就认为其同时代人的看法也会与后世一样充满敬仰是犯了明显的“后见之明”，那么以为16世纪的人会和当代人一样思考问题更是“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了。中世纪末期的农民怎么理解童话？今天看来有些残忍的屠猫在当时有何涵义？大革命前的政府对那些启蒙思想家是何态度？知识树的修剪意味着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把思绪放到产生这些问题的时代去，试图以他们的模式去观察和思考。这其实并不是对以往史学研究的颠覆，而是对其的补充和完善。正如从作者选取的文本中，我们能够更为清晰地看到大革命前夕城市资产阶级的兴起、启蒙思想的萌芽和人本思想的逐渐深入人心，而不仅仅是几句刻板的叙述和可能与实际情景大相径庭的“历史结论”。 由此想到，这套历史研究方法对中国历史是否也有借鉴意义？法国几百年前的文化历史已经与今日有隔阂产生，何况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虽说中国有传承至今的统一文字，但思想的流变却也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此外，中国历史向来忽视对普通人的记叙，《二十四史》不过帝王家事，此言非虚。至于那些小民百姓，恐怕只留下一个“被统治者压迫，生活凄惨的底层人民”的刻板概念。至于当事人如何看待自己“被压迫”，是否觉得自己凄惨，谁知道呢？而且，解放以来推行的“政治为纲”的阶级史观，更是对历史问题进行简单粗暴诠释的典型。“某某的思想在其时代具有进步性，但也体现了其身为某某阶级的局限性”，此类分析语句，恐怕各位早已耳熟能详。所以颇希望中国的历史研究者能够看看本书。 最后说下本书的阅读感受。虽然偏学术，不过作者基本抱持了叙述的生动性，加之翻译还算通达，因此并不会觉得枯燥，不必在意注释的读法也不会太累。但是某些章节如对百科全书派的阐释等，如果对其缺乏前期了解的话还是有些难度的。至少那一章我看得十分艰难。在阅读之前多了解一些启蒙运动相关知识也许会有帮助。

我们如何阅读

欧洲文化史专家罗伯特•达恩顿写了《屠猫记》一书，副标题为“法国文化史钩沉”。实际上，“屠猫记”只是六个文本分析中的一个章节。通览之后，最大的感受是这本书是一本教方法的书，中国古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此书的文本分析方法和思路正是人类学、民族学学生必须养成和具备的素质。一本书，六个部分，都是企图通过文本的分析，勾勒出18世纪法国社会各个不同阶层的人的思想和文化的轮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又如何思考，包括农民（鹅妈妈的意义）、早期的无产阶级（屠猫记）、新兴资产阶级（城市即文本）、政府官员（警察整理的档案）、知识分子（《百科全书》）以及阅读者（对卢梭的反应）。法国人类学承袭的是理性传统，无论是涂尔干的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还是后来的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学派。书中后记中也提到法国人类学偏社会学，重量化的分析，“喜欢以计算来衡量心态”[ 罗伯特•达恩特.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283.]，而“通常忽略意义的系统”[ 罗伯特•达恩特.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284.脚注.]。而本书的论述和分析恰恰弥补了以往研究所惯常的缺憾和盲点，反复提醒读者警惕“意图捕捉过去的阅读经验时，最离谱的莫过于假定人们阅读总是按照我们今天的路数”[ 罗伯特•达恩特.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230.]。我们在观察和理解他人的文化，由于文化中心主义的作祟，难免以自己的思维和文化来考量他人的文化，以至于产生文化的误解和隔阂，难以真正理解和把握他人文化的精髓。这是人类学发展中要时时警惕的陷阱。基于这点的考虑，在人类学的发展历史上，美国的人类学传统在博厄斯的领导与影响下，建立了文化相对主义的价值理念，成了从事该学科的研究者必须具备的操守与美德。当然，对他人文化的理解、分析，不仅包括对异文化的观察、理解，同时还要注意对自己文化在几个世纪前或几百年、几十年前的发展、变化。文化是变迁的，文化的内涵和形态一直推陈出新，我们不能想当然的认为我们的祖先和现在的我们对一件事有同样的想法和思路，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的变化，人们观念不断更新，按照今天的路数理解从前的历史，是无法得其真面目，无法探究事实真相的。因此，我们要格外注意，格尔茨对于“地方性知识”的理论在此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仅要从当地人的观点出发，还要从以前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出发。同时要注意进行意义的阐释、文化的解释，分析文字的隐喻、其背后真实的意图，正如书中所说，“阅读是在沟通体系之内积极进行意义的整合”[ 罗伯特•达恩特.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231.]。因此，读完《屠猫记》，我最大的感受是它对人类学民族学学生、研究者在学科方法上的启示与警示意义，还呼应了现当代人类学民族学意义阐释的研究范式。在第一章节“农夫说故事：鹅妈妈的意义”中，列举有很多童话故事，指出在这些繁杂丰富的童话故事后，不论其内容、细节如何变化，都有一个恒定不变的结构。因此浩瀚多变的童话故事可以总结归纳为几种类型。童话的具体内容、细节和风格则随着国家文化传统、社会背景和讲述人不同而变化着。这是不是呼应了法国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施特劳斯的观点？他曾在《神话学》中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即神话的内容或外在形式发生变化，但神话内在的二元对立结构是稳定不变的。当然，这一章节还为我们勾勒出18世纪法国社会的状况与法国农民阶层的集体面貌和审美趣味，传达了当时法国社会特定的世界观：“生活艰困，对身边伙伴的自私最好不要存有任何幻觉，必须要有冷静灵敏的脑筋保护你从周遭环境所能取得的有限物资，道德高调会让你寸步难行。”另外，此章中还暗示了口述历史在文化研究中的独特意义。在妙趣横生的第二章节“屠猫记”中，可窥见仪式的意义，文字如何揭示法国社会的矛盾、勾画各阶层的脸谱，在这里可学习如何分析文本，在历史文献中搜寻蛛丝马迹。最后，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第六章节“读者对卢梭的反应”。产生共鸣是因为它使我想起曾经看过并感动过的一部电影《查林十字街84号》，一个美国女作家向一家英国书店订阅书籍的故事。第六章通过读者与书商的书信，呈现了当时的读者的阅读习惯、对卢梭的看法以及卢梭本人的影像。书中有一句话写得很妙，“或许不会有比这更寻常的了，但是兰森的信函有其意义，意义就在于他们的寻常”[ 罗伯特•达恩特.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259.]。是的，平民百姓、小人物的寻常，也能折射出大历史的印迹。早在多年前，历史界就已经开始反思历史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建构性。大历史反映出特定阶层的特定视角，而小人物、寻常百姓在大历史中不着痕迹，然而历史，并非只是英雄和狗熊的历史，还有浩瀚如大海之水滴的小人物的生活，他们共同汇聚成历史的大江大河。我们挖掘历史的真相，更要倾听草根的呐喊、民间的声音。

钩沉本事

1730年代末期的巴黎圣塞佛伦街，一群印刷业学徒热情洋溢地审判并杀死了他们所能看见的全部猫，包括老板娘的心头宠物，在狂欢的气氛中他们当着老板的面将猫的尸体吊在工场，并在接下来几天里不断模仿当时的情境。他们大笑大闹，又敲又打，还学羊一般咩咩叫，把这当成难得的娱乐活动。如果有人看到以上场景笑不出来，甚至觉得奇怪，这是很正常的现象。生活在当下的我们早已剥离了与18世纪巴黎印刷学徒相同的时空环境。然而最奇怪的地方往往正是历史学家需要用心之处，欧洲文化史专家罗伯特.达恩顿从这个“何以发噱”的问题入手，层层解开屠猫仪式的密码，为我们勾勒出18世纪大革命前夜法国城市-知识社会的观念-“他们想些什么，他们如何阐明这个世界，赋予意义，并注入感情”。一、 屠猫仪式的密码：隐喻与象征“养宠物在工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折磨动物在资产阶级看来也同样不可思议。这两种感受针锋相对，猫夹在当中倒霉透顶。”（P107）作者并不急于直接分析屠猫的事件，而是在第一章浓墨重彩地把17世纪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所流行的童话文本拿来进行民俗学意义上的比对，结合同侪的社会史研究成果，借以明了法国农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概貌。他首先认识到“近代法国初期的农民生活在一个举目皆是后母与孤儿、天地不仁、劳力无止尽、感情生活之粗糙与压抑令人不忍卒睹的世界。”作者在《小拇指》中看到人口危机和弃养儿童，在《玩偶》中看到信任被贪婪所取代，在《荒唐的愿望》中看到填饱肚子的可怜愿望，在《三个纺纱女》中看到少女童工的理所当然，在《莽约翰》中看到少年流浪者的潦倒等等，因此，比起英国童话的温馨和幽默笔调，德国童话的奇想和阴森氛围，意大利童话的谐趣和浪漫色彩，法国童话的发生环境则更多只是在乡村世界本身，关注现实朴质而无奈的生活，那些所谓的巨人和魔鬼，不过都是些天天为锅碗瓢盆吵得不可开交、喘着粗气的土财主而已。在炉火边的口述中，他们贪婪蠢笨，仗势欺人，无时无刻不想着榨干农民的财产，而故事主人公弱小贫穷，唯一能与之抗衡的便是自己特有的狡黠。欺骗和诡计在法国童话中成了战胜敌人的不二法门，《死神教父》的医生欺骗死神，好让自己娶得公主；《无花果篮》的伯努瓦与国王斗智斗勇；《小红帽》的某些版本则描述她是如何撒谎而逃脱了狼口。与其他国家童话中常见的“傻人有傻福”相反，法国童话中的傻瓜则成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是专属于贪婪的敌人以凸显我们主人公的机灵和精明。然而欺骗只是小人物们理想的处世之道，却并不代表革命和暴动。《三样礼物》中的牧童受到后母的虐待，而他的报复只是让那老妇人从早到晚不停放屁，有苦说不出。《魔鬼和马蹄铁匠》中，贫苦的马蹄铁匠戏耍了魔鬼、圣彼得和天使，直到跟上帝平起平坐，但他也没有提出要改变这个社会的要求，在一番闯闹之后仍然继续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现实的生存原因左右着农民的希望，他们并不想推翻传统秩序，既然飞来横祸只有默默承受的份，于是便藉望狡猾谋得旧秩序的立足之地。然而却又使得他们进一步各自为营，不信赖他人。明了童话文本蕴含的背景，屠猫仪式的解读也就容易许多。印刷学徒们多来自破产的农民，他们不可能不理解童话告诉他们的世界和价值观。在现实中，他们经受着种种不公：贫富差距的扩大、工作的不稳定、老板的刁难和拖欠工资，因此学徒们迫切需要狂欢的仪式来发泄对那种固定秩序的屈辱和不满，而猫在中古欧洲又具有两大隐喻：魔力和性欲。前者让猫在许多仪式上都具有着禁忌的信息，为社会所敬畏。而后者则可以指引到老板娘偷情的小道消息。如此一来，这场狂欢的主角，猫成了很好的代言者，并且不至于招致解雇的命运。学徒一如在童话中学到的那样，狡猾地利用象征的仪式，把他们眼中的不公不义世界狠狠嘲弄了一番。当然，革命的冲动同样也不存在，在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精彩绝伦的羞辱也许缓和了双方似乎一触即发的关系。二、 资产阶级：话语与知识“对于现实的认识，塑造了现实本身，而且即将形塑随后百年的法国历史，那一百年不只是马克思而且也是巴尔扎克的世纪。”（P150）作为工人嘲笑的对象，印刷老板们被作者归入到“资产阶级”，然而作者使用这个名词并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眼光而加以考量，原因在于作者看到，即使18世纪中后期的法国，产业革命仍然尚未兴起，技工、店主、自由业者、官员和贵族在组织这个社会，制造业主寥寥无几，所谓“资产阶级”，也就是零售商、高利贷者和作坊主这些而已。即然如此，作为大革命主力的“资产阶级”，又是如何能一夜之间，遍地开花呢？社会的变化确实存在，但是变化并非与海峡对岸相一致。作者拿出来两份文件进行分析，一份系蒙彼利埃“资产阶级”写就的该城总体介绍，另一份系巴黎秘密警察关于434位活跃作家的调查报告。在这两份文件中我们不难看到“资产阶级”在面对自身定位的矛盾心理。作者在前述的童话分析里曾指出可供分析的法国童话文本均是经过“资产阶级”的整理，因此可以想见法国童话中所包含的现实色彩也影响到了这批城市市民。他们对形而上的神学问题敬而远之，对奢华炫耀的贵族气派不顾一屑，所关注的是自身的身份，所追求的也是自己的生活品质。“资产阶级”本属于最低层的第三等级，然而他们当中的先进人士，已经通过购买、钻营、结交、婚姻和贩卖学识等种种手段获得爵位、官位、教职和皇家俸禄，进而与贵族平起平坐，变成了所谓“敕封贵族”。而托克维尔早已指出，在大革命前夜，贵族和资产阶级正在相互隔离，新贵们既不见容于老贵族，也受到那些非贵族的嫉妒。因此对这些新贵而言，旧有的三等级体系已经没有他们的容身之所，他们处心积虑要设置新的属于自己的话语。作者向我们展示，资产阶级的新贵们不断关注并改造传统话语体系，包括城市的各种头衔和服饰，借以表达对自身地位的重视。在“资产阶级”的想象中，第一等级是贵族而剔除教士，第二等级就是他们自己，模仿第一等级，与第三等级形成对立。而秘密警察则发现那些文坛中人不仅善于钻营，寻求贵族的庇护，而且也开始像贵族一样强调荣誉感，甚至不惜为此决斗。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寻找新的词语来准确描述自己。蒙塔利埃的报告使用了“绅士”、“正当人士”和“幸福的人”来称呼自己，这正是一种焦虑心情的体现。秘密警察的报告则不无揶揄地用到了“男孩”这个称呼。称呼的混乱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新贵们身份的不确定性。因此有些人干脆推倒重来，从知识哲学的角度重新界定自身的话语，《百科全书》的面世就是基于这一动力。作者告诉我们，分类代表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各种知识树的尝试也代表不同人对不同话语体系的构建。出身“资产阶级”的《百科全书》派全面抛弃传统的神权知识体系，从他们自身的现实出发，从自己的认识出发，尝试着构筑全新的知识体系。知识就是力量，这部分人敏锐地看到了旧话语与现实的差距越来越大，而这正是建筑自身话语体系的绝好时机。依靠于卢梭和读者的热烈互动，这种差距为日渐澎湃的革命情感所掩埋，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三、 结语本书从问题的提出，到问题的结束，通篇以人类学眼光考察那个时代特定人群的心灵和思维，这是本书能够成为文化研究经典著作的优势所在。通过《屠猫记》，作者告诉我们，一方面，文化意义的理解需要站在具体的人类学理解背景之上；另一方面，文本的考量与历史背景的梳理同样必不可少。朱渊清先生以为，历史研究必须通过文本的解读和阐释。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本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从文本研究发现历史事件的研究范式。

屠猫也有大故事

罗伯特·达恩顿写的这部书，用了一个很有趣的名字，屠猫记。这好像是出自圣塞弗伦街的印刷工人所记载的事件文本。第一部分讲的是《鹅妈妈讲故事》，即法国民间故事集。大概是好几个月前，我买下此书，当时匆匆把序言看完，顿时感到五雷轰顶，五味杂陈啊。五雷轰顶的是，这书仅仅是序言部分就完全颠覆了我对于格林童话或者安徒生童话最初的印象。安徒生童话，是我们在孩提时代都会阅读的一本有趣的书。里面，我到现在，还记得好几个小故事，比如豌豆公主，比如大兵与女巫的故事。记得小时候，我从新华书店里买来此书的插图本，大大的扉页写着安徒生童话，插图精美，论起风格来，我最近在老刘的读库网上看到的最新一版notebook很接近。童话大多来源于民间的故事，各个国家的老百姓，口耳相传，代代念诵，讲这些经典的故事流传下来。大灰狼与小红帽，大概是我们妇孺皆知的经典故事。大灰狼偷偷扮作小红帽的奶奶，想吃掉小红帽，可惜小红帽识破了大灰狼的诡计，并最终逃离大灰狼魔掌。读到前边几页，套用流行的话讲，我完全被雷得外焦里嫩。原始的大灰狼与小红帽的故事来自《鹅妈妈讲故事》，当然，可能还有国别或者话本的版本之分。每种版本都在故事的讲述上，或者情节的设置上存在出入。最早的故事，是大灰狼问小红帽去干嘛啊？小红帽告诉他，去找奶奶。前面有两条路，小红帽选择其中一条，大灰狼就捡剩下那条抄近路，先赶到小红帽奶奶家，咬死小红帽的奶奶，并将之吃掉，剩下的肉切成一片一片码在盘子里，然后装扮成小红帽奶奶的样子，躺倒床上，等着小红帽（是的，你没有看错，原先的故事确实是这样的）。插播一条微博：写东西的时候，正开着电视，电视里放的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这电视剧蛮有意思的，我喜欢沈傲君在里面的扮相，另外，电视剧的片头片尾曲真的很好听，朗朗上口。这故事太残忍，血腥了。这还是给孩子们看的故事么。小红帽到了奶奶的屋子里，并没有看出大灰狼来，大灰狼让她吃肉，她吃的津津有味，故事的最终结局是大灰狼把小红帽也吃掉了。最可怕的不在于此，我们得相信，早先的法国农民，口口相传的故事，真是很黄很暴力。可怕的是，罗伯特·达恩顿多年考证，寻找各种故事的版本，让我在他的讲述里看到令我惊恐的一幕。我得说，我相当佩服精神分析学家，或者文学家之流，可以把红色的连帽衫解构为象征女性的月经，可以把女孩子手里拿的瓶子解构为童贞的象征，可以把猎人解救女孩和奶奶之后，被塞到狼肚子里的石块解构为不孕。虽然，我知道，写作的人，一向喜欢把写作，或者文字的创作原动力归结为性或者欲望，但也没必要什么屁事儿都往那上面扯吧。这两个精神分析家，叫弗洛姆（Erich Fromm）和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不管死没死，以后遇见希望大家可以围观他们。当然，如果上边的人，还在看着的话，可以帮忙用雷劈一下这两个家伙，注意不要劈歪了。

屠猫记

这本书有很强的讽刺意义。它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人类的愚昧。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较快，但是同样的会出现社会矛盾，一旦激化，社会将变得不稳定。此书批判了贵族阶层，表达了对下层人士的同情。通过这本书，可以了解到法国的历史进程。

评论屠猫记

全书六个章节，分别对16世纪流传在法国农民间的童话故事、发生在印刷工人中的对猫的屠杀、某个城市市民对其所在城市阶层的梳理、官僚警探对当时知识分子的统计、百科全书派哲学家对知识树体系的修剪以及卢梭如何感染其当代读者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事件加以记叙和探究，从而勾勒出法国大革命前社会中农民、工人、资产阶级、官僚、哲学家、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概貌。本书用 一个独特的视角来剖析法国文化。

屠貓記——法國文化史鈎沉

這是本美國人寫的法國文化史，截取的時間斷面是十八世紀的法國。這個時間點的選擇是很討巧的，它正是社會劇変之前，而通常社會變革總發生在文化自發變化累積到一定程度時，于是在這個時間切入點中我們可以看到變革的前兆，亦即是後來的法國大革命的預徵。當然羅伯特·逹恩頓的目的并不是要描繪一番當時的文化風情，他的野心并不僅限于此，挑選這個時間切入點只是爲了行文研究的方便，從一個更深入的角度來看，這本書實則可說是他歷史學方法論的闡述。對于本國歷史的研究，在法國歷史學界占主導地位的是年鑒學派，他們相信一切都能用數字以及數字構造的曲綫模式來進行說明，但數字只能說明經濟人口、社會結構等較物理層次的一些問題，一旦涉及文化層面，逹斯頓認爲，年鑒學派的方法存在很大的不規範与不確定性。逹恩頓自己的方式是選擇一些較典型的歷史文本檔案，從一些“現代人會覺得奇怪的地方”入手，從而進行文化的討論。比如說《屠貓記》，爲什麽在十八世紀的印刷工廠裏，殺了主人家的貓這種現代人看來很小的事情，能够成爲工作場所娛樂節目的母題，一再反復地重演幷且成爲工人們歡樂的來源？對貓的屠殺有這麽好笑么？這種疑問緣于當代文化与當時文化背景之間的差异，所以也可說是一種文化比較的做法。而人們所需要記住的最重要原則來自于列維－斯特勞斯（對，沒錯，果然又是他，所以我才會寫嘛……＝ ＝）的結構主義人類學，即，不要用自己的邏輯思維方式來思考其他時代、其他民族的文化現象。比如說狄德羅的《百科全書》，逹斯頓并沒有研究其中包含的條目具體內容，他入手的是狄德羅的分類方式。這確實是個很妙的着眼點，體現的是當時社會對世界的認識，從培根到狄德羅，神學的存在逐漸降低到末端，而到了我們現在，基督教大概只會占據宗教條目下的一點點篇幅，這也是世界觀變化的一種。當然這種將自身代入過去人思維模式來尋找歷史問題答案的方法也并不見得極爲規範，如果是人類學，那至少還有那些土著民族的接觸文本以及表達民族世界觀的故事可以加以佐證，但歷史，大部分時候都只能任由歷史學家自己說了算，如何證明自己所選擇的文本確實具有廣泛的意義和代表性？如何證明自己經由這個文本所推理出來的論證能够被推廣到當時發生的其他歷史事件上？如何保證這樣的論證能够重塑已經解体了的世界？當然這些都是很困難的問題，不過好在逹恩頓還算有自知之明，在結語中他表示，自己并不能保證自己的推論幷非武斷，但至少，能以此書來證明，”穿梭于文本与文意格局之間的重要性“。本書的六個小篇：一、農夫說故事：鵝媽媽的意義在這篇中逹恩頓花了大量篇幅駁斥某些從童話中尋找所謂集體意識的研究方式，通過小紅帽等故事的演変來證明文本变迁中時段的不可考，某時段的集體無意識無法簡單武斷地通過一篇童話而得見，從而引出他自己的對比方式，對法、德、英、意大利等國同一個童話文本母題的對比，從而總結出當時法國民間的文化特質。（法國農民的童話通常都比較黃……云云。＝ ＝）二、工人暴動：圣塞佛倫街的屠貓記這篇寫得極爲精彩。某個印刷業工人在後來留下自己的回憶錄，其中包括自己曾經對貓大屠殺的一幕，印刷廠老闆的老婆養了一隻貓叫小灰，那個年輕的印刷工人和他的同伴們都很討厭他們，于是他和他的夥伴每晚上都爬上老闆的家房頂裝貓叫，騙得老闆相信是有不祥之兆，便令他們將貓都殺掉。老闆娘特意關照，殺貓可以，但是不能殺小灰，而這些工人陽奉陰爲，嘴上說那是當然當然，結果第一個下手幹掉的，就是小灰。而後他們將這一幕在工作場里不斷重演，而這個工人也因此獲得了工作場所的廣泛歡迎。從這個簡單的文本中，逹恩頓討論了整個印刷産業在時代變革之時的特殊狀况，包括當時整個行業工會內部的結構變化，而后深入到文化意識的層面，討論了”貓“這種生物在歐洲中世紀文化中所代表的意義，由此對工人們殺貓行爲進行深入的分析。一氣呵成，非常有趣。（在這篇裏，逹恩頓提到過去歐洲曾經有過這樣的民俗，認爲新建成的房子墻壁裏該砌入一隻活的貓，才能保護房子不受意外損失。這令我聯想到艾倫·坡的那篇《黑貓》）三、資産階級梳理他的世界——城市即文本這篇選擇的是當時某個名不見經傳的作者對法國蒙彼利埃市（Montpellier）的介紹，這個足有426頁的介紹文字巨細靡遺地介紹了整個城市的全貌。選擇這篇文本，一方面是從蒙彼利埃本身出發，這是個正處于冒頭狀態的發展中工業城市，新興資産階級的數量遠多餘祖先陰庇的世襲貴族（按照這個文本，大部分的城市貴族都是通過買官得來地位的資産階級），具有時代的典型特點。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這個作者自己本身，便是站在資産階級角度來看這個城市的。我對工業和資産階級都不是很有興趣，這篇是泛泛看下來的。我就覺得這篇的例子“過于典型”，可能有些失之于武斷。四、警探整理他的檔案：文壇解剖能找到這份檔案算是逹恩頓本事大。這篇的文本是一個秘密警察對當時文壇作家的監視記錄和描述，幾乎包含了當時有名的全部法國作家，而這個警探自身對文學似乎也是頗有興趣，叙述中多有一些表達自身文學喜好的語句。從某個角度來說，也是“過于典型”了的文本。不過顯然足够有趣，所以也無所謂。五、哲學家修剪知識樹：《百科全書》的認識論策略前文已經說過，對世界的分類，其實是最體現一個民族世界觀的。比如說我們對動物世界的分類，爲什麽要按照有脊椎和沒有脊椎的分類呢？爲什麽狼和豹子明明都是有毛的四條腿，一個是犬類，一個却是貓類？爲什麽我不能禿的分一類，有短毛的分一類，有長毛的分一類呢？當然，分類只是爲了方便，但分類也同時表現了一種意識形態，比方說在我們這裏，馬列毛思的作品就單獨分出來一類，相信在全世界的其他圖書館，這類書都是簡單歸于哲學體系之中的。引用書中的一句話，“分類無异于形使權力”，在分類的一瞬間，我們用自己的世界觀對事物進行了定性，而自身仍處于茫然不自覺狀態。通過這篇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百科全書派在逐漸壓制神學而突出理性方面的努力。六、讀者對卢梭的反應：捏造浪漫情好吧這篇我有看沒有懂。可能是因爲卢梭先生的著作，我一篇都懶得去讀……＝ ＝順便說，昨天剛好看到萬萬點那邊說到人擇原理，關于我們的世界爲什麽是現在這個樣子的解釋。事實上這個世界也有可能和我們所認知的完全不同，而我們只是茫然不自知而已。

故事的社会背景

法国民间故事集，一个故事有不同版本，不同版本又反映了民间人民大众真实的生活情况，也反映了最底阶层的人所受的压迫和内心的渴望。哪怕是故事的那些奇想与幽默，也能够令人感受到充满讽刺的绝望与死亡的世界的气息。

读后记

不是评论，作为自己的标记而已2009.3.2今天读完了第二遍。视角有意思。我原来想过这个，某年某月，xx与xx会于哪里是历史，还是“曲有误，周郎顾”一个姑娘看见周郎一时心慌的样子是历史。《屠猫记》恰恰从一个我想过却不常见过的角度去写。作者潜心的态度像一个老小孩。没有看过原版，我以为翻译应该是好的。这本书的妙处让我想把他提到的我还不熟悉的东西找来看看。如果我的知识更多一点，我相信会有更多的阅读趣味。还会有第三遍。

很有想象力的历史研究

对这本书感兴趣是冲着“鹅妈妈”童谣去的。看了以后觉得是赚到了。整本书都很有趣。虽然译序里有提到译者是希望读者透过这本书了解法国人的思维方式，不过我好象还是没有感受到~呵呵~也许是我的领悟力太差。

法国文化的万花筒

《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罗伯特·达恩顿著）是一部比较新颖的讲法国文化史的著作，作者采用随笔的体例，因此也给这本书带来强烈的文学趣味。罗伯特从社会的多方面来看待历史，包括一些容易被人忽视的文献，别出心裁地来解读历史。本书探讨18世纪法国的思考方式，它试图探索那一类我们不熟悉的世界观，以独特的视角为切口，从这些社会现象起到探索当时社会上的人的世界观的作用，给读者以启迪。下面笔者将分章来阐述读该书的一二心得。第一章“农夫说故事：鹅妈妈的意义”，这一章是对民间故事的考据。罗伯特认为这些民间故事触及的是早期现代农民的心灵世界。之后谈到常识问题：常识本身就是社会所建构出来的真实，随文化之不同而各显其貌。那不是集体想象出来强制大家接受的无稽之谈，而是在既有的社会秩序中表达经验的共同基础。作者介绍各种民间故事是如何体现当时法国农村生活的，即农村生活特点是怎样影响流传的民间故事。这些特点包括贫穷的生活状况、阶级矛盾、周围环境和农民的思想等。体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哲学命题。故事中的人他们行旅所经之地，处处危机四伏，因为那时候的法国尚未建立有效的警力。有些故事说明了农民徘徊于留在乡村守贫和走上公路潦倒两者之间进退维谷的窘态。民间故事的幻想和避世趣味是以社会写实为基础。歌谣往往反映特殊的时代背景，例如一些比较古老的歌谣就看得出人口学方面的苦恼。罗伯特把英国的民间故事与意大利、德国作比较，挖掘出各地不同的叙事特点。他发现意大利的版本富喜感，德国的版本以恐怖著称，法国的版本特具戏剧效果，英国的版本逗趣。法国的故事倾向于写实、朴拙、黄腔与喜感，德国的故事则偏向超自然、诗意、离奇与暴力。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差异归根到底是文化的差异。法国故事里的精明狡猾取代了德国故事里的虔敬主义。罗伯特提出，故事发生的背景对故事的理解十分重要。民间故事通常的主题就是弱者智取强者。法国的劣势族群推翻位高权重的强势族群，笔者认为这是在影射法国大革命。而民间故事里的巨人通常就是资产阶级的化身。某些故事体现了农民与特权阶层（当权派）之间的斗争，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最后作者得出结论，老故事变了，本性却长存，旧有的世界观是顽强的，法国人仍然试着要智取体系。　　“工人暴动：圣塞佛伦街的屠猫记”，本章所参考的文本是孔塔记述的屠猫记。笔者认为体现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工人全体和资产阶级的处境是悬殊的，这种悬殊的状态遍及人生的基本要件，包括工作、食物和睡眠。在17世纪下半叶，大型印刷厂在政府的支持下淘汰了大多数的小印刷铺，印刷厂师父形成寡头团体，攫取了这个行业的控制权，职工的处境恶化就是在这时候。雇用和解雇频进频出，很难得会两个星期看到同一批劳工，印刷工人的暴力、酗酒和习惯性旷职也十分严重。社会对18世纪技工普遍的看法便是懒散，轻浮，没有定性和不可靠。资产阶级属于不一样的次文化，那个次文化最重要的特性是不工作，与技工的生活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章里罗伯特所选择的文本是别具一格的，且象征性很强烈。对猫钟情是印刷业中资产阶级那个阶层（即师父那个阶层）的风气，杀猫之举表达了全体工人普遍对于资产阶级所怀的恨意：“师父爱猫，于是工人恨猫。”罗伯特借助了民俗学家的研究成果，挖掘出猫的象征意义。在某些闹趣中，猫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猫暗示着巫术。巫术、狂欢、偷情、闹新婚和屠杀，旧制度的人从猫的哀号里可以听出许许多多的内容。总之，猫在法国民俗的象征意义一言难尽。猫打从上古就是使人类着迷的神秘物，在早期的近代欧洲，折磨动物，尤其是折磨猫，是通俗的娱乐，也就是说这在当时是一种大众文化。所以带有仪式意味的杀猫之举，根本没什么不寻常的，他们生活在处处迷漫传统风俗与信仰的气氛中。相反的，当吉尔姆跟他的工人伙伴在圣塞佛伦街要一口气吊死所有的猫的时候，他们援引了他们的文化中一个人人有份的要素。工人们是以闹新婚的形态进行一场狂欢取乐，他们采取缺席审判的方式对付资产阶级，使用一个既能透露意义所在，又不至于明显到招来报复的象征，这样的象征手法足以掩饰他们施加的侮辱，使自己毫发无损。这一次的暴力突发事件确实有群众造反的意味，虽然仅限于象征的层面。而且猫之为象征，引人联想的不只是暴力，还有性，两相结合正适合用来攻击师母。这是工人阶级用自己的方式，利用仪式和象征对资产阶级进行鞭打和侮辱。风险是这个玩笑的一部分，同时把玩暴力和戏弄被压抑的情感。工人玩两面手法，使用的象征既能隐藏丰富的意义，又足以愚弄资产阶级而不会让他有借口炒他们鱿鱼。但是在本章最后，罗伯特指出，一直到19世纪末开始无产阶级化，工人的抗议仍然大体上保留在象征的层次。　　“资产阶级梳理他的世界：城市即文本”，本章用的文本是对于蒙彼利埃这个城市的描述，即《1768年所见蒙彼利埃市现况》。罗伯特认为都市景观可能负载着浓烈的情感、价值判断与世界观，因此就有了研究的意义。比起描述的对象，他更关注描述的模式是怎样的。即不是要揭露蒙彼利埃在1768年是什么模样，而是要了解《现况》的作者是如何观察蒙彼利埃的。可以发现，在全本书中，罗伯特都将法国大革命看作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他写作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资产阶级设法以自己的自由（特别是自由贸易）和平等（特别是摧毁贵族特权）理念满足平民大众，到1789年，启蒙运动已经大功告成。这一章主要体现的是等级制度，因为《现况》的作者是中产阶级，所以笔者认为从书的内容和表达思想可以看出它完全代表了中产阶级的利益及观点。中产阶级通常有这样的历史观：历史是经济、社会与文化三个层面发生作用的过程，经济的变化引发社会结构的变化，最后促成价值与观念的改变。《现况》里的蒙彼利埃，虽然经历18世纪中叶的扩张，经济仍处于未开发的状态。钱币积累其可观，竟使得蒙彼利埃发展出类似寡头集团的商业势力。这一章也很鲜明地体现了资产阶级贵族化和贵族资产阶级化的现象。比如他说打从法国有企业家以来，他们大体上出生于贵族。商人惯于把资本从贸易转移到土地和官职，买到高阶层的职位后，他们立即跻身贵族之列，其实买卖官职在当时较为常见。罗伯特的比较研究法在此章的体现主要是对历史学家所建构的蒙彼利埃与《现况》里的描述进行对比，以便更好地挖掘《现况》中的有效信息。《现况》前半部分重点讲了大列队行进的实况，对其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包括不同等级的出场顺序、服饰穿戴等等），笔者认为这是等级制度的表现。头衔、身份、团队和等级，这是当时认为社会秩序赖以维系的四大要件。蒙彼利埃的大列队行进，表达都市社会共同的礼制，表达了社会的精髓，也就是表达社会最重要的身份和头衔。《现况》所展现的就是一出人间喜剧，其中包含有各种复杂的矛盾。该书后半部分的重点在于蒙彼利埃的社会与经济生活。这个城市变成了已“等级”为基础的三层结构。作者全面删除教士一类，把贵族提升到“第一等级”，把资产阶级摆在“第二等级”。他把资产阶级等级对立于贵族和普通民众，并且强调蒙彼利埃所有的贵族其实都是资产阶级出身，都是经由购买具有贵族地位的官职而获得“身份”。他乐意接受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贵族化，却反对民众“资产阶级化”。他所描述的社会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贵族与平民。他对“第三等级”向“第二等级”越界感到不安，同时却高兴于前两个等级的融合。作者推出了第一、二等级与第三等级在语言、服装、饮食习惯和娱乐等方面的差异。书中呈现的蒙彼利埃，起先视其为展示头衔的队列行进，然后视其为三个等级的组合，最后视其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场景。总的来说，作者的等级之分吻合了社会的团体性格，可是却未体现社会变迁带来的影响、变化。　　“警探整理他的档案：文坛解剖”，该章用的文本是巴黎警官艾梅里整理的有关知识分子的档案。根据这批档案，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启蒙运动高峰时期的知识分子，他们也是在那个时期开始以一个社会类型的面貌出现。如果把这份材料编列成统计图表，我们可以得出早期现代欧洲文坛更清晰直观的认识。在艾梅里的档案里头，特权阶级占相当重要的地位，教士也占一部分，70%的作家出自第三等级，文坛对农民这一社会团体仍然处于封闭状态。罗伯特在这章里提到，巴士底监狱是法国大革命爆发前激进宣传的中心象征。艾梅里他代表官僚演化过程的早期阶段。我们可以把那些“记事”当作有意义的故事来解读，那些故事透露旧制度之下对于文学生活的一些预设立场。值得注意的是，警方档案里的每个人都在寻求、接受或施与保护伞，羽翼原则扩散及于文学事业的中、下游领域。在艾梅里的报告中不见文人尊严及其神圣不可侵犯的使命，其实作家在18世纪初叶是不受尊重的。艾梅里的工作之一就是追查小册子的作者同时压制诽谤文，他要压制任何可能危害国王权威的言论以保护王国。书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如果占据最高位的保护者不再能够博得臣民心悦诚服的效忠，整个保护体系势必瓦解”，笔者认为这是暗示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然而在艾梅里的报告里，他却没有察觉到启蒙运动，他并没有当它是严重的意识形态的威胁。艾梅里意识到了渐趋高涨的反宗教声势，说明启蒙运动思潮呼之欲出。总的来说，看警方监看狄德罗之辈，我们就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在早期的现代法国现身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哲学家修剪知识树：《百科全书》的认识论策略”，这一章主要讲述了狄德罗编纂《百科全书》的基础工程。《百科全书》是启蒙运动最高成就的文本，它在18世纪掀起一场大风暴。罗伯特说，分门别类意味着行使权力，一切社会行动的流向无不受制于分类体系所划定的疆界。其实，狄德罗和达朗伯拆解知识的旧秩序，又在已知和未知之间划新疆定新界的时候，是冒着莫大的危险。他们在已知与不可知之间确定一道界限，把人们一向奉为神圣的东西从学识的世界一脚踢开。这其实体现了启蒙思想家无神论的思想。此外在这一章还可以看出百科全书派反教会、宣扬理性主义的启蒙思想，他们把宗教附属于哲学，一举抹除宗教的基督教色彩。他们认为世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力，笔者认为这是对文艺复兴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证明了理性的队伍不断往前挺进。《百科全书》中存在知识树的隐喻，它传达了这样的观念：知识茁长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虽然分支繁多。可见，《百科全书》并不单纯的是一部辞典。试图把新秩序套在旧世界，这使得百科全书派意识到一切整顿梳理之举都是武断的。但是他们认为他们能够限定可知的范畴，并且在有限的范围阐明某种真相。他们俩从钱伯斯转向培根找资源来建构知识树。罗伯特独特地看出把他们的地图叠在培根的地球仪上，即可看出知识地形的变迁，这可作为追踪《百科全书》基本策略的线索。他们与培根最大的差别出现在源自理智的科学，也就是哲学。哲学应该是《百科全书》的主干内容之一。笔者认为修剪知识树方法的差异归根到底是思想的不同。在《百科全书》中形态学和知识论两种论证联合出击将正统宗教从现代的知识世界给除名了。总之，《百科全书》一手打造知识的新面貌，最终把知识的主导权从教士转移到献身于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手中，在法国文化史上有重要意义。　　“读者对卢梭的反应：捏造浪漫情”，这一章主要是介绍以兰森为代表的读者对于卢梭作品的阅读经验。笔者认为探究当时的人如何阅读即是探究他们思考的方式。这章利用的文本是兰森写给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信，它提供了丰富的讯息。书中还特别提到旧制度的读者十分关系印刷品的材质一如关心其内容。兰森是卢梭作品的忠实读者，可以说是狂热，卢梭的作品是他的精神寄托和灵魂上的良师益友。在卢梭的作品中，阅读是无所不在的主题。卢梭式阅读掀起一场革命，彻底改变了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进而开辟通往浪漫主义的道路。卢梭要求读者拒绝文学与社会的主流价值，他把他的文本当做两个灵魂之间直接的交流，然后实际的交流却发生在读者与卢梭本人之间。卢梭的小说之所以感人，乃是因为他的人格感人。与以往的文学作品不同，卢梭的作品与读者进行直接的交流，让读者感到情感的真实性。卢梭敢于公开为小说署名，在那个时代是很不寻常的。卢梭是兰森书信中一个挥之不去的主题，卢梭对美德的热爱吸引着兰森。《新爱洛伊丝》或许是18世纪畅销书之首，它激起了人们热爱美德的情操，有一大批狂热的读者。卢梭所接到的读者来函自然成了他的书信体小说的延伸。卢梭式阅读是大革命以前法国的一个重要现象。恩格辛把阅读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从文艺复兴到大约1750年，欧洲人讲究“精读”，到了18世纪后半叶，受过教育的人开始“博读”。卢梭带来了这样的阅读观：读书的要义在于使我们更自由、独立。最后，罗伯特表达了他的观点，在他看来并没有那样一场“革命”发生，不过，读者对于文本的反应方式确实在18世纪发生过一些变化。如果非要把这种阅读摆进一个概括的模式的话，作者认为应该把它安置在17世纪末阅读以求取宠和19世纪以求于消遣之间。　　可以说，作者罗伯特在这本书中所体现的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解读历史，他大量援引了民间故事、迷信、谚语和民俗资料等，而且他会提出各种假定，并且尽力地解决它们。法国的史学方法有三大假定：一、过去可以区分为不同的层面；二、前两个层面（经济与人口、社会结构）不知怎地衍生出第三个层面（文化）；第三个层面的现象也可以使用较深的层面的所用的同一方法来了解（借由统计分析、结构与场合的作用以及对于长期的变化而非事件的考虑）。通常被大而化之地称为“年鉴学派”的这个史学传统大大促进了我们对于过去的了解。罗伯特认为它的贡献很大,超过自从20世纪开始以来的任何一个史学趋势。不过罗伯特仍然是充满着疑虑，尤其是质疑第三个假定。第三个假定提到使用统计分析的方式，法国人试图用计算来衡量心态，但是罗伯特认为那些数字只不过是历史学家本人制作出来的表征，诠释的结果可能因人而异，而且差异甚大。历史与其他职业类别（如经济学、人口学等）不同的是，文化的客体并不是历史学家制造出来的，而是他所研究的人们制造的。它们自行传递意义。它们需要的是有人加以解读，而不是计算。罗伯特指出心灵史发展不如15年前有动力的原因或许在于过度依赖文化的量化，同时低估了社会互动的象征要素。研究人员指出法国家庭生活和英国一样，有着这样的趋势：心态经常在相对稳定的期间发生变化，也经常在动荡不安的时代维持相对的稳定。罗伯特主张结合人类学或许可望为文化史引上新出路。若干历史学家的人类学著作以及人类学家的史学著作已经说明了，这两个学科注定要合流。所以我们可以说，罗伯特在此书中的研究方式正好顺应了这一合流趋势，是具有进步性的。人类学家一贯试着从当地人的观点看事情，试着了解当地人寓意所在，也试着寻求意义的社会面向。他们的工作乃是基于这样的假定：象征是共享的。例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用自己的方式说话，可是我们共享同样的文法。人类学家对语言的执著含有对表意与风格以及语汇与句法的关注，而且这一层关注同时适用于社会与个人。其实研究文化中语言的概念可以使历史学家如虎添翼，例如历史语言学。文化如果有惯用语就能够失而复得。因此文化如果有足够的文本流传下来，我们就能够从档案堆中挖掘出来。我们再也犯不着牵强附会去探究文献如何“反映”其社会环境，因为这些文献全都嵌在既是社会的、同时也是文化的象征世界中。就比如说罗伯特在书中利用警察的档案、兰森的书信等文献来多方面解读法国文化史。附录提供补充文献也是该书的一大特色，这些文献的针对性很强，对前面作者的论述起到印证的效果，是完整的原始材料，正文中引用的只是部分材料，是零碎的。读者也可以在读完提供的文献后对作者所提观点进行质疑，使得本书更具思考性和开放性。作者指出，本书的寓意便是重组两个世纪以前解体了的象征世界。他也看到自己做得不足的地方：无法解决证据和代表性这两方面的难题。但是他指出，证据虽然比较模糊，和致力于未尽妥善的诠释比起来，排斥民间故事之为用是更大的错，笔录虽然差不多就是旧制度的口述传统所遗留下来的全部，虽然不完美，却是我们想要接触过去农民的心智世界时所能自行运用的最丰富的资源。而且通往证据之路的方式就是钻研文献资料。这里不得不提到贯穿全书的比较研究和分析的方法，罗伯特说，我们或许无法超越文化风格的一般考量，但是我们应该接触其他文化的异己性质。说到研究方法，作者还有一个独特的地方，他喜好探索文本中的幽暗处。人类学家已经发现最不透光的地方似乎就是穿透异文化最理想的入口处。当你了解到对当地人特具意义，而你却不得其门而入的东西，不论是一个笑话、一句谚语或一种仪式，你就能够晓得从什么地方抓得到可以迎刃而解的一套素昧平生的意义系统。比如在阐述圣塞佛伦街对猫进行大屠杀时，他找到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最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也许就是一个研究的切入点，因为这背后可能是代表社会变迁，人们的思想与过去很不相同，在我们看来是陌生且困惑的一件事。可是一旦穿透当地人的观点，我们应该就能够明白他们的象征世界。书中的六个篇章是互相联系的，而不是像有系统的专论那样环环相扣。罗伯特把它们当作随笔来写——探测观念并试验文化诠释的不同方向。他证明了来回穿梭于文本与文义格局之间的重要性，重视历史中独树一帜的要素却能兼顾经验的共同基础。但是笔者认为，对于文本代表性的甄别仍然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因为只有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有普遍性才能广而推之。这就是对历史学家对材料敏感性的考验了。最后，此书名为“法国文化史钩沉”，该作品像万花筒一样折射出法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那些我们忽视已久的文献和历史，读后受益良多，作者“钩沉”的目的也达到了吧。

屠猫记：意义与理解的建构

18世纪令人迷思之处在于那正是发生了启蒙运动的时代，哲人辈出，对社会过往的种种弊端口诛笔伐，诉求理性、权利、自由——也因此如果要对启蒙运动进行一番描绘，便不免喧宾夺主，于是就此按下不表。然而罗伯特•达恩顿在《屠猫记》中的切入点很有趣，从文本出发，力图展现18世纪法国人的思维方式。选择分析的文本覆盖了民间故事、技工札记、城市笔记、警探档案、哲人文选，甚至订购书单，于是他的笔下，18世纪的法国，每个等级 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身处其中而不自知。第一章中以民间故事的结构比对贯穿，探求乡村共同的生活经验。虽然比对的是不同国家（意法德英）的相同结构相似元素的民间故事，但是作者并不认为因此就能导出“民族性格”的结论：“文化的差异当然不可能化约成公式，说什么法国狡诈而德国残暴之类，这就太武断了，但是透过比较研究，从而辨明法国人赋予某些特殊的变异，以及他们说故事的方式所提供给我们有关他们观照这个世界的线索，这是办得到的。” 分类是人类学习外部世界的重要方法。根据某一特质分门别类，用已有的思维结构理解，于是便能轻松掌握新事物。以民族为单位应用分类，便容易导出“集体性格论”诸如此类的结论。这种看似文化整体论调或者解释体系把一个民族看成是单一的文化伦理和社会规范的个体反映，主张一个民族只有一种一致性的独特国民性，假设文化是一套民族行为背后的观点、价值观、规范体系，与其他文化全然不同的民族文化背后制约、决定个人的行为特征及其所表现的“共同心理素质”。 “文化与人格”的论述在20世纪流行一时。弗洛伊德开创的心理分析学学派学者从个人的内在驱动力解释人生与社会，形成了“自我”分析范式，遭到潜在地采用社会整体观的人类学者的反驳和批判。英国功能主义者马林诺夫斯基和美国文化人类学者玛格丽特•米德从各自角度对心理分析学进行批判，最后达到共同结论：“心理状态不是由内在驱力决定的，而是由社会的制度特征和文化决定的。”此番批判影响深远，导致了一系列综合人类学和心理学因素的研究，后来被统称为“文化与人格”或“心理人类学”，关注文化与人类本性的关系、文化与人格的关系及文化与个人性的关系，并具体探讨文化为个人所接受的过程、群体人格的形成以及文化与认识论。 特别是“群体人格”一说，由露西•本尼迪克特（《菊与刀》作者）最早提出。然而“群体人格”中除了对“国民性”（或民族性）一词所代表的文明国家内通常的人格类型，还包括原始民族的人格特征。与当时现实情况结合，此观念在别人眼中也带有了近似于“种族心理学”的意识形态特点。发展到心理动力学民族志，便指出了不同文化内部个人心理历程的独特性，以及统一的文化-民族性格的虚无性。发展到“人观”研究，便指出了西方心理学范式并非可以解释一切人类生活的关键。 这一系列理论的发展，说明了无论是用整体论的文化模式谈论“民族性格”，还是用方法论个人主义来叙述人生都是不可行的。前者贬低了文化中人的作用，后者错于在非西方社会之上强加西方文化的理念，以至流于极端相对主义的偏见。文化偏见的形成是基于认定文化（集体表象和制度）单向地决定了其中的个人的性格。也就是说，对于文化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要从多元化的角度进行综合描述。达恩顿便是试图用多元的角度描述18世纪的法国社会，虽然不过是用了一种方法而已——分析文本。单从历史的载体来说，历史往往是书写的产物，而且受人的意志左右——以中国为例——史官好恶，朝代更替，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也因此史学家总是力图找出“正史”以外的辅助材料帮助理解历史，或者说，建构历史。今人的努力在于如何从干扰中发掘到真实。仔细思考其中的干扰之大，便觉得十分不易。人类社会形成已有万来年的历史，各种变化累加，能找到的史前痕迹相当少。此外零落破碎的历史文物，因王朝政治而受到篡改的史书，口耳相传却不能完全相信的民间传说，世代居住却因现代化进程被破坏的古老民居，没落的民间技艺……诸如此类，都告诉我们历史在远去。而且多数时候，“历史”的主要人物处于社会等级金字塔的上方，并不涉及下方的小人物。偏偏他们才是推动历史的主力大军。因此达恩顿的选择角度相对讨巧——每个阶层的“小人物”。能够找到小人物的文本固然多亏了法国文书的保管之完整，但也多亏了这些“小人物”事实上都与当时的“大人物”——上流社会或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或以文流传世间的文人作者——有某种程度的联系，或者本身就属于这几个社会地位：格林兄弟从女仆那儿第一次听来农民的传说，孔塔后来写了一本以自己的印刷技工时期为蓝本的自传体小说，中产阶级的未知作者执意要对自己居住的蒙彼利埃进行一番记录，艾梅里身为书商巡官对巴黎文学界进行普查与记录，引起社会轰动的百科全书学派，地方资产阶级读者让•兰森订阅当时手工制作属于奢侈品的书籍。文本的分析是一份细致活。语言在其中又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虽然在第一章中达恩顿十分反感某些学者对不同版本的民间传说进行心理学分析，特别是性与暴力暗示方面，但这不妨碍他在第二章中为了使读者理解印刷技工的“复本”仪式而努力解释其中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因素。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指出：“当你了解到对在地人特具意义，而你却不得其门而入的东西，不论是一个笑话、一句谚语或一种仪式，你就能够晓得从什么地方抓得住可以迎刃而解的一套素昧平生的意义系统。” 达恩顿在此或许是借用了结构主义的思维方式——对社会文化的结构化，从组成要素出发，以理解这种对于个人来说是全新的社会文化系统。“意义系统”一词或许可以从语言学角度进行分析理解。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符号在本质上是社会的” ，在第五章中“语言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中提到语言学和民族学的关系——“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常会在它的语言中有所反映，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民族的正是语言。” 民族的行为规范由语言体现，也因为语言而有不同的理解。而语言的意义除了词汇本义，还包括与社会连结后所代表的特定含义。这些含义只能为该社会的人充分理解和使用，因为他们就居住在这个社会中。比如对于“穿小鞋”，只有中国人，甚至说只有经历过某段特殊时期的中国人才会深刻感受这个词背后的暴力行径；而“1987”又因为一些社会事件沾上不可言说的色彩，令外人侧目。因为不可能直接观察屠猫之事，只能通过孔塔的叙述才能研究，这就注定了被研究的文本只能是书作者孔塔的版本，而且无法用其他的版本进行检验和校对。这种叙事属于小说或有意义的伪造，但并不妨碍其中体现的印刷技工这一社会层级的生活。原因在于，语言本身虽然是一个系统，但是它具有固定的秩序。除了外部的影响，比如孔塔对故事进行情节上加工之外，所使用的文本语言本身就是契合印刷技工这一层级的规则的，无形中提供了一个了解该层级的语言范本，也就是达恩顿所指的“意义系统”——从语言的不同出发，比对出不同层级的思维方式和相关背景，包括“行话”，历史传承，等级对立，诸如此类。通过语言所体现出来的社会自然不可避免地带有语言使用者的角度感。《1768年所见蒙彼利埃市现况》中不管是作者本身带有的蒙彼利埃地方意识，还是身为资产阶级一员与贵族和平民切割开的意识，都有所体现。这种体现使得学者研究的蒙彼利埃和作者笔下的蒙彼利埃难以相提并论，因为事实和诠释纠缠不清，永远不可能分清楚。但是，研究蒙彼利埃的学者也不可能跳过文本直接碰触到确实真相。因为文本就限定了它能够诠释出的真实。所谓真实，在时空的淹没下，能被发现的只能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因此要求理解真实，就好像要求理解虚伪一样不可行。因为一切理解只能从理解者出发，而正常人都不可能拥有360°无盲区的视线范围，只能跟随双眼的方向。艾梅里对巴黎文坛的档案记录，虽然细碎看似全面，但并不是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完整记录。尽管有诸多线人，但还是会存在不可观测的盲点。而且身为书商巡官，艾梅里有自己的成长环境和观念立场，虽然对文坛中某些人的重要性有所了解，但并不能完全理解他们的事业。但这无可厚非，毕竟身处历史之中。所以直到后世对这一时代进行统一的整合，才衡量出了其重要性。这就是多方的认知之下给出的定位。因此身为后人的达恩顿把眼光放到了百科全书学派上。这一学派根据自己的认识论调整了一直以来的知识体系，对科学和人文有了大致的分门别类，而且看似客观，实际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编写者的主观意识。在那个年代，无疑是一个巨型的武器。这个学派的成果是启蒙了民智——那便是用全新的分门别类对旧的知识政治宗教体系进行炮轰。通过改变认知的方法，或者是谱系，走向未知却更具有人性光明的未来。而阅读是其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方式。卢梭的文本给读者构建了另外的世界——这并不是指不同现在地球维度的世界，而是指存在于文本的世界。作者设计着读者的理解路径，用巧妙的笔法把他们带到想去的终点。其中相关的感情流露、塑造理念，便是文本的作用了。虽然“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不可否认的是，作者在书写文本时渗透其中的世界观其实也是为读者熟知的。也就是说，作者与读者之间存在同一套理解体系，才能产生共鸣，正面例子如让•兰森，反面例子如艾梅里。当然也不可因此设定正反，不过仅就理解与共鸣而言。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和其他许多学科一样，都存在建构的可能性。但由于涉及面广泛而深入，反而使人能认知到其中的真实性。由于语言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不能完全相信文本，或者说完全理解文本，而其中所隐藏的“曾经的历史”便只能继续湮没。但好在，广而深的研究总是能带来一些好消息的，比如罗伯特•达恩顿的这本《屠猫记》。基于可挖掘的真实建构体系，但仍会陷入对其中虚拟成分的怀疑。如果不能对真实性深信不疑，便只能通过多元化的角度寻找更多的碎片以便塑造一个真实。从这个意义来说，历史的真实性虽然存疑，但依旧可以在意义和理解中展示出来。

《屠猫记》和《苏维埃文化现象随笔》

《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作者：[美国]罗伯特·达恩顿，吕健忠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苏维埃文化现象随笔》（作者：闻一，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虽然近年来关于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关系多有争论，但是从革命的角度看，说它们有传递性，这大致是不会错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近年来颇译介出版了一些，我见到的有阿克顿的《法国大革命讲稿》（贵州人民出版社）、弗朗索瓦·傅勒的《思考法国大革命》（北京三联书店）、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的《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克鲁泡特金的《法国大革命史》（华东师大出版社）等。仔细阅读，能提取出有益于我们总结自己的革命史的经验教训的内容来。《屠猫记》这本法国的另类历史记述了为通常我们见到的人类史所忽略的一些文化的、文明的细节：《格林童话》、《鹅妈妈故事集》的残忍暴戾因子、法国街头令人发指的虐猫屠猫狂欢、卢梭对普通公民的影响……如是种种都指向正史。虽然作者本人对这方面的寓意永远语焉不详，然而关心法国革命史的读者一定能会心颔首，并且向作者致敬。和《屠猫记》不同，《苏维埃文化随笔》虽然出诸文化随笔的形式，但是构成这本书的篇章无不直面苏维埃复杂的历史和现状。城建、饮料、口号、招贴画……渗透入日常生活细枝末节的宏大构思改变了苏维埃人，终于在1930年代后期覆水难收。本书的主干内容曾在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连载，书中大多章节，比如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修订、宣传过程中发生的故事的讲述、关于“苏维埃爱国主义”的分析都非常精彩，正如作者在序言部分所言，作者为我们展示了一块非常有价值的“他山之石”。

云凡：没有“文本”，何来“文化”

《屠猫记》是本很有趣的书。作者罗伯特•达恩顿虽然身系名牌大学教授（普林斯顿历史系教授），做学问却丝毫没有学院派的迂气。人们可在他娓娓道来的故事中，找到新奇；还可在他俏皮式的幽默中，领略智慧。所以，此书对学究气的读者是个打击，它无疑破坏了他们一本正经的学术写作和思考模式。随笔式的文学化写作，虽有人不大信服，但谁也得承认阅读此书是一次多么愉快的经历，学术写作竟也可以写得这样充满灵气。此书标题直陈探讨法国文化史，这一内容并无新意。两百多年间，此类著述早已汗牛充栋，既有大写的思想史，又有小写的民俗志，大大小小的学问家为此殚精竭虑，还能写出什么新意？作者为何还要掺和这个主题？“本书探讨18世纪法国的思考方式。书中试图陈明的不只是人们想些什么，而且包括他们怎么思考——也就是他们如何阐明这个世界，赋予意义，并且注入感情。”可见作者明显有备而来，不再随大流地遵循“思想史的高速公路”，而是决定探入一个“未标识”的领域，试图研究“寻常人如何理解这个世界”、“市井生活如何寻求策略”。这一思考路径的独特性，自然成为此书的写作理由。他把故事《小红帽》与近代法国农民的生存策略相关联，还将印刷工人的反抗跟诡异的屠猫仪式相联系；他可以通过一份为人忽视的城市概况解读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还可以利用一份警探的档案，重新制造文字狱的恐怖气氛；稀疏平常的《百科全书》知识体系，他从中读出了躁动不安的反叛，一张简简单单的购书单，他却从中发现了一场卢梭引发的“阅读革命”。从众所周知的民间故事到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潮，作者循着社会阶梯往上爬，“从表达世界观最含糊笼统的陈述着手，而后越来越精确”，娓娓道来的不经意间，为读者勾画了一个迥异于当下的18世纪的观念世界。“慧心妙笔时有创意，一针见血令人惊奇。”《时代周刊》的评价切中肯綮。毫无疑问，这来自于作者的文学敏感度。此外更重要的是，他重视文本，并能对文本进行机智的解读、合理的发挥。从民间故事到城市档案，从书籍订单到著作目录，用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文献来做文章，既可说是《屠猫记》的匠心所在，但也会被诟病为歪门邪道。其实，一部作品受到争议并非坏事，这倒恰恰反映出作品所能启发的思考空间，从而为新的思考提供生长点。正如作者所言，“这些文件不能拿来代表18世纪的思想，当作敲门砖却绰绰有余。”的确，此书的好处不在于在理论上对文化做了多少精深的研究，而在于它以极其个性化的方式为文化研究拓展了一种新的视角与方法。“文化客体并不是历史学家制造出来的，而是他所研究的人们制造的。它们自行传递意义。它们需要的是有人加以解读，而不是计算。”作者的这番解释直刺要害，一针见血地点出“文本解释”对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文化研究离不开文本，尤其是那些稀奇古怪的文本；文化研究离不开解释，尤其离不开基于体验之上的的解释。在此，不妨提及达恩顿的同事克利福德•格尔茨，用达恩顿自己的话说，在人类学领域，格尔茨是他的老师。在其代表作《文化的解释》中格尔茨就一再强调，文化研究的根本任务不是“整理抽象的规律”，而是使“深描成为可能”；不是“越过个体进行概括”，而是在“个案中进行概括”。简而言之，文化研究就是个案研究。这就意味着文化研究反对抽象统摄，重视个别差异。纵观当下诸多“文化研究”的言说，通篇“理论”，却无“个案”，令人不解。有人就曾大言不惭地指出，文化研究就是理论研究。此中除有实证主义之症外，另有其他弊病。现代性的知识语境中，由于把知识看作权力，文化看作意识形态，文化研究亦不可避免地走向文化政治。无论是阶级学说还是权力话语，无论是解构学说，还是他者理论，大多通过对文本的解读，以抵达最终的政治宿求。这就意味着这一基建于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研究”离真正意义的文化研究渐行渐远，换而言之，与其说其是文化研究，不如说是理论研究；它是表面上的文化研究，实质上的理论操练；形式上是个案分析，实质上是意识形态斗争。因此，它不研究真正意义上的“文本”，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敢问路在何方？“改弦更张，结合人类学或许可望为文化史引上新出路”，达恩顿指出了一条更好的途径。人类学角度的文化研究，不仅有助于克服实证主义的抽象性，而且更利于超越意识形态的单一性。因为人类学家没有“一体通用的方法”，没有“无所不包的理论”，他们只能试着“从当地人的观点看事情”，试着了解“当地人寄意所在”，也试着寻求“意义的社会面向”，从“文本的幽暗深处”，真正走近隐匿于历史深处的陌生心灵。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学的分析视角，更有助于建立文化个别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本书的好处太多，无法一一例举。如果说格尔茨《文化的解释》中的观点太过抽象的话，达恩顿这本近似于随笔的著作，足以让我们从直观上体会到个案研究的趣味性、生命感。此外，台湾译者的严谨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整一篇译序中还反复地琢磨着个别语词的翻译。想必，他也从这样一本别具一格的书中得到了乐趣。文·范昀@【读品】

历史要籍选读作业

本书作者根据民间故事、工人手记、警察档案、读者来信等非权威文本探讨18世纪法国的思维方式，并且为之赋予意义和感情。第一章鹅妈妈讲故事——法国民间故事集。从一个家喻户晓的童话故事小红帽下手，写了小红帽的来源、欧洲各个国家小红帽的不同版本，以及一些学者对小红帽的不同解释。从童话故事入手，不仅仅是简单追本溯源还原历史本貌，更是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让我们一次次得到刷新。

15到18世纪旧制度下农民看待世界的方法

节选一、农夫说故事1、早期民间故事如《小红帽》《睡美人》《灰姑娘》都充满了暴力和性。原版《小红帽》狼吃小红帽前让她一层层的脱衣服；《睡美人》中王子已婚，他强暴公主之后，公主生了几个孩子，任然昏迷不醒。后来婴儿在吃奶时咬了她，才破解魔咒。并且王子的岳母是个会吃人的妖精，她企图吃掉女婿的非婚生子女。《灰姑娘》中，灰姑娘成了做家事的女仆，以防止父亲逼她嫁给他。坏心肠的后母想把她推进炉子，却失手烧死了自己的刻薄女儿。就是这样，从强暴与兽奸，到乱伦与吃人肉，样样不缺。法国18世界的故事，赤裸裸的描述一个阴森森的野蛮世界。2、“静止的历史”：历史是长时期结构上的延续。（常表现在乡村层面，如辛亥革命后的中国）3、什一税源于《旧约》，为基督教采用的赋税制度，个人捐出收入的十分之一供教会事业用。4、法国特定的世界观：生活艰苦，对于身旁伙伴的自私最好不要存有任何幻想，必须要有冷静灵敏的脑筋保护自己从周遭环境中取得的有限物资，道德高调会让你寸步难行。法国精神倾向与消极或除去疑虑之用。有别于与它形成对比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理论，没有提供征服世界的良方。它采用的是防卫策略，完全适合受压迫的农民和被占领的国家。在今天，我们任然听到这样的招呼:你好吗？ 我应付的来？（直译：我捍卫自己）5、法国民间故事某种程度上传达这样的讯息：这个世界是由傻瓜和骗子组成的，宁当骗子不要当傻瓜。这个讯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传播，超越民间故事的范围，越过民间生活的范畴，成为支配整个法国文化的主题。最彻底的表现是佩罗笔下穿长靴的猫，那是“笛卡尔式”狡猾的化身。电影《游戏规则》有体现。二、工人暴动·圣塞弗伦街的屠猫记1730年，法国技工文化要素18世纪法国技工生活艰难，地位低下，受旧制度下资产阶级的压迫。屠猫，具有象征意义，是反抗资产阶级的一种保守形式。猫的象征意义：一、性。二、暴力三、巫术 女巫 传说女巫变成猫害人三、资产阶级--城市即文本四、警探整理他的档案--文坛解剖1、法国文坛，人人在寻找、接受和施与保护伞。羽翼原则。婚姻也是一条出路。（蓬巴杜夫人：路易十五的情妇与洛可可风格）那是一个肉体享乐的时代，女人们将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设计成可供观赏的美妙元素：大量的蕾丝花边，大量的薄纱装饰，低胸的领口，夸张的头饰、挑逗的黑痣……洛可可趣味在这里也可以引申为优雅的色情艺术。2、文人共和国是一个模糊的精神领域，而作家散布于社会各处，没有清晰地专业身份。从警探的监视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在早期的现代法国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五、哲学家修剪知识树：《百科全书》的认识论策略18世纪50年代，百科全书学派认识到知识就是力量，起而重新规划知识世界的地图。狄德罗拆解知识的旧秩序，从修剪知识树的意图可以了解百科全书知识的启蒙视野①系统记述“人类知识的秩序与连贯”②表达知识的世界这个概念。知识茁壮长成一个有机整体。百科全书学派，把天启神学与自然神学纳入单独的树，他们同时受制于理性。《百科全书》的《绪论》可以说事启蒙运动的主要宣言。这是一本让我感到读书意义的书，虽然小众。跟着作者进行了一场18世纪法国游，从农村到城市，从资产阶级到知识分子，从技工到贵妇。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忽然感觉，历史和过去学的不一样。历史应该是真实的，有血腥，有暴力，有愚昧，有启蒙。历史的丰富多彩足以让你尖叫。我就像发现了一个朴素，不起眼的，被杂草掩映的山洞。当我摸索进入时，发现了一个水月洞天。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我想看到的也是这样的世界，不管是否丑恶，它孕育的是希望，真实也许就是这样。历史是浩瀚宏大的，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全面的看得清楚。保持开放的心态，不断的研究。

一把不算锋利的刀

美国学者对法国文化的某种“断章取义”，用一把不算锋利的刀，切到了法国18世纪世俗世界的剖面，因为引用的原文就实在是文化史上不显著的篇章，所以拿它们来说的道理也相应寡淡了一些。鹅妈妈讲故事比较法国和德国童话的异制，法国人多诡秘和技巧，德国人重魔幻和阴森。圣塞佛伦街的屠猫记是印刷工人小打小闹的造反。从游兴看1768年法国小城蒙彼利埃社会分层的手稿是资产阶级梳理他的世界。警探兼书商巡官艾梅里的调查报告显示卢梭功成名就正当38岁。 《百科全书》派里狄德罗、达朗伯和早前的培根，各自画了知识树一大棵。卢梭“捏造的浪漫”让读者泪湿手帕又疯狂崇拜，阅读甚至可以改变读者的生活方式。

猫谁惹谁了

真是看不惯虐待动物，认为猫是邪恶的，就要割掉它的尾巴、打断它的腿、拔或烧掉它的毛，甚至活烧、活埋、封进墙壁里，天啊，让我想到了某部金庸的小说。人真是残忍。（不过又说“爱猫的人也爱老婆”可以参考一下。）书里的分析使我对曾经熟悉的欧洲民间故事有了新的见解，故事的背后是大众的思维理念，但悬而又悬的关联，难道也是象红学那样自己陷着自己？

好书

这本书是关于法国文化史的专著，不但角度新鲜有趣，更在史学研究、文化研究的方法上有贡献。以下三章是我最喜欢的：农夫说故事：鹅妈妈的意义警探整理他的档案“文坛解剖 读者对卢梭的反应：捏造浪漫情

巴黎警察对作家的精彩点评

这本书最精彩的部分是警官艾梅里为巴黎作家们包括卢梭等名家编写的档案。档案不仅记录了作家出身，职业情况，重要事件，还有对其面相人品、作品水平的评论，成为那个时代最全面的作家档案。艾梅里对文学作品鉴赏力相当好，他从作家的生平、职业、为人分析到他们的作品，现在看来都让人赞叹。这比当下文学评论的水平高多了。

历史学家的花房

蓝色的巴伐利亚龙胆花，鲜红如嘴唇的罂粟，抑或来自东方的巫蛊之物曼陀罗，一个培植着奇花异草的温室对孩子而言意味着难以抗拒的诱惑力。从充满异域风情的热带植物上缓缓移动的目光里，我们看到了一颗童稚心灵所能迸发出的最强烈的惊异和幻觉。许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温室早已不复存在，孩子也已经长大成人，可是透过无数彩色玻璃，他依然看见那个神秘的童年花房，那些在不断流动的色彩里散发出魔幻般魅力的硕大植物。罗伯特•达恩顿的精神花房源自18世纪的法国生活，他对这个时期的狂热迷恋贯穿了其整个学术生涯，而且，这种迷恋所指涉的对象很可能使受过正规学科训练的人感到无所适从。或者说，达恩顿先生对18世纪的解读不像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那样。从《启蒙运动的生意》到《乔治•华盛顿的假牙》，我们听到了他富于挑战的贩卖声。作为一位历史学家，达恩顿先生面对的最大矛盾之处在于，他所热衷，所痴迷的幻想之源与最终用规范化方式表达出来的东西，两者有着暗不可测的沟壑，要在文本的想象和真实之间保持优雅的平衡绝非易事。大多数历史学家在歧路口选择了恪守本分：历史不需要冒险的勇气，只有耐心、谨慎和严密才是通往真相的唯一之路。然而，《屠猫记》却向我们展现了另一种可能。达恩顿先生极具文学情趣的叙述令我们耳目一新：在年鉴学派大行其道的史学界，他坚持了对自己精神花房的纯真探索，这种迷恋并未随着年岁的增长、学科的规训和知识储备的不断完善而改变，经验的丰足反而使他能够游刃有余。于是，我们的好奇心终于被激发起来，历史学家的花房到底里收罗了一些怎样的珍品呢？让我们从此窗望去：犹如霍夫曼笔下多病的堂兄，终日囚困于六角阁窗不得不极目远眺那样。对于一颗现代心灵来说，18世纪法国的种种图景似乎显得过于遥远，而且毫无意义。我们已经习惯了年鉴学派的计量分析，以及结构主义的功能分类，在现代史学家眼里，历史无非是可以被分割为政治、经济、文化不同层面的社会有机体，宏大叙事一方面消融了历史的终极信仰使其成为一台统计与变化互动的复杂机械，另一方面对日常生活视而不见。谁会关心那些早已消逝在时间洪流中，于深夜的炉火边倾听古老故事的农夫？谁能知道一个警察的档案记录居然描绘出了整个王国的文化地图？这些看似不可能进行的读解，在达恩顿看来却是刺探“文本幽暗处”的最佳切入点。那么我们究竟看到了什么？或者说，应该如何跟随作者的目光去看？一幅五光十色的外省集市图景，在我们看来只有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喧嚣，但是在达恩顿这里完全不同。和那位堂兄相仿，他具有一种惊人的观察力。一些赶着群鹅、衣衫褴褛的乡下小孩，偶尔经过的四轮马车，由本堂神甫组成的咏诵队伍前往教堂，都可以用来津津乐道一番。深入18世纪的心灵，着眼于日常生活的涓涓细流，甚至从一场乡间宴会中，嗅到那场始料未及的革命风暴的蛛丝马迹，这正是作者力图捕捉的细微的，稍瞬即逝的东西。一份旧制度下的档案调查，一则进入上流沙龙的童话故事，一位资产阶级市民无意中信手写下的随笔，以及一个卢梭崇拜者与其朋友的亲密通信，在作者面前，这些日常琐事如同迷宫中的线团，随其渐进过程中，整个18世纪的法国，巴黎与外省，都会与农村，贵族与平民，赫然铺现出大革命之前纵横交错的社会经纬。达恩顿先生对文献的处理能力以及细处方面的雕琢，颇具历史学中的巴尔扎克风格。两者都有一种从一位年轻小姐镶有华丽花边的衣裙上得以窥探整个资产阶级私密空间的非凡禀赋，同一件事物，文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解读竟是如此吻合。从某种程度上看，是否也暗示着这两个领域的互通之处呢？也许正应了拉伯鲁斯的那句名言：“一切均来自曲线”。在历史学家的花房里，我们看到的不止是耐心与谨慎，还有敢于冒险的勇气。文学的虚构与历史的现实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势不两立，有时，一切均通往真相。informationtimes.dayoo.com 2006年08月28日来源：信息时报

大历史or小历史？

很棒的一本书，提供了与我们所习惯的完全不同的一个视角来剖析历史，就像是选取一个切片在显微镜下观察。翻译也颇严谨。难能可贵的是，如同译者所言，这样一本学术味道其实挺厚的书，如果你摒弃那些注释的话，阅读趣味丝毫不减。另外，当当现在只要38折...

群体心灵的边境冲突——方法论篇

这个题目是乱搞的，“群体” 与“心灵”怎么看都存在相当程度的互斥，如此拼凑乃是为了蹒跚地接近此项研究的对象和目的。本书序言开宗明义，界定了民族志历史学家与观念史家的研究分野，民族志史家要“研究常人如何理解这个世界”，并进一步“陈明他们如何在心智上组织现实并且将之表现在行为中”，简言之便是“生活策略”。既然如此，若用“文化”就难免让人感觉死板生硬，并有可能让人轻易代入一整套习俗从而忽略互动层面的意义，因此放弃“心灵”一词着实令人不忍，另外考虑到此类研究在法国称为“心灵史”的名正言顺，如此乱搭似乎也还是可以理解的（顺道一提，如今各种边界都被人们勇敢地不断突破着，想要精当地使用一个词实在是艰难了很多）。所谓方法论，首先要明确其工具本质，不可混乱甚至颠倒手段与目的之间关系，其次要看清此一工具的使用环境与限制，最后才是工具的尺寸、性能。所以说，我向来对方法论的探讨抱有敬畏之心。虽然在预设、命题、模型的阵仗中步履维艰乃是人生常态，但人总会有掀翻棋盘的冲动，最惨的就是摊派之后还要老老实实重新摆过。既然有些事就是绕不开，那么还是直陈难处比较好，要将自然语言转译（化约？）成一套科学的（嗯嗯……）语言，其中艰难处绝非小可，含糊其词一方面保留了弹性与余味，另一方面不免将事情搅得非常复杂，保持简洁风格的重要性正在与此……所以我一向抱着理解万岁的态度面对各式各样的方法论之争。承上文所言，首先应该明确作者达恩顿身为民族志史家的研究目的——“生活策略”，以及他预设的研究背景——历史中的群体心灵生活（拼凑出的词，难免生硬）。在对自己研究进路的分析中，作者对当今法国史学方法的三大假定深表疑虑，这一传统将历史分为几个层面，其中“经济与人口”，“社会结构”是可以测量的，但第三个层面——“文化”却不知是从何而来。虽然如此，“第三个层面的现象也可以使用较深的同一方式来了解（借由统计分析、结构与场合的作用以及对于长期的变化而非事件的考虑）”。在此预设的引导下最普遍的尝试便是以计算衡量心态，然而数据、图标中并不能生出解释框架，“一切来自曲线”，而曲线的特定解释来自特定的观念体系，换言之正来自文化层面，成了一套自足的循环解释。问题实际上转化成历史与认知的关系，人是否可能对于历史形成一个客观的认知？认知（某种程度上只能是主观的）与事实（某种意义上是客观的，但经过叙事建构的事实是否客观？）的距离飘忽不定。究其根本，历史要从个体乃至群体的生活转化为叙事必然遭遇形式的瓶颈，而史家所为则是于古今之变中求得通达理解，并将这一理解以某种具体形式传递下去。正如地图绘制必依其用途（观光？考察？军事？）在种种地势、建筑之间取舍详略，要把真实世界转化成知识谱系图下条目的大段注释注定要牺牲大量信息，而真实（如果是指一种全面的真实）正存在于事物的蔓延交错之中。写作如此，阅读也是如此，种种线索纠缠错杂，不破教条主义简直不能读书。幸好我们生的比较晚，这种尝试的结果已经有了一些端倪，社会史和文化史之间的沟壑便是证据。有鉴于文化课题的制造者乃是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而非历史学家（在这点上区别于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由于研究对象的建构性质而与生活世界的自然语言更有距离），历史研究者需要给予“社会互动的象征要素”更多关注，例如田野调查，以及文献分析，嗯……很像人类学——“人类学家对语言的执著含有对表意与风格以及与语汇与句法的关注，而且这一层关注同时适用于社会与个人”。话说回来，无论哪种方法都有其特质和局限（这话听着很老成，很早衰），应当提防以下两种倾向：一是方法万能论，一是方法万万不能论，虽然这二者归根结底都是极端化取向带来的问题。无论什么方法、模型、理论，最终都的用途都是拿来解释现象，以更加实用主义态度来面对这种困境似乎更佳，通常来说严谨态度与实证精神同源于对现实的尊重，而对现实的尊重则往往于实践中习得。由于与第一手材料更隔一层的关系，依靠文本分析研究历史绝对需要更多的耐心和谨慎，布迪厄要将科学研究变成群体工作便有建立“批评与自我批评”机制之意。人－我界线，这把利剑高悬在每一个研究者的头顶，对了，还要加上时间轴的考量，所谓“四海之内，人同此心”说的是圣人，千万莫要忘记。“探索文本中的幽暗处”，本身就是在冒险，换成探险或许更好，在哪里可以找到钥匙，在哪里可以打通关节，每一次尝试都包含着风险。“证据和代表性”乃是无法回避的两大难题，当我们跟随作者穿梭于“文本和文义格局”，我们应该试着变身成布洛赫笔下的“食人魔”，追踪每一缕气味，寻找猎物——人的踪迹。

某段儿

在当时各种各样的民俗医学里头，即使不提女巫作法，猫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重摔之后欲期痊愈只要从刚被截断的猫尾巴吸血就行了。要治肺炎，把猫耳朵流出来的血拌酒喝。要治腹绞痛，取猫的排泄物拌酒喝。趁热吃新鲜的猫脑，甚至能够使人隐形。

醉翁之意不在酒

时间让物变事变人变，却只是让精神这些虚无飘渺的东西换了装。透过非权威文本，这些没有意识形态施压下的文字，或许展现了18世纪法国最最真切得现实生活，反映了法国“一脉相承”的智取精神。万物在变，本性长存，书中想批判的，想宣泄的，也是说给当今的法国听。

新文化史的经典

早已经是名作了，希望此书可以刺激国人历史写作的想像力。可惜了，译文是台湾学者的，太多译名跟我们的阅读习惯不同。现在的“策划”出书，实在是太懒，拣到篮子里面就是菜，制造出这么多汉语名词的混乱，苦了读者～

法国文化的万花筒

一本绝对新颖的历史读物，从民间故事，特殊事件中嗅到文化的余味，以一个历史人敏锐的观察力和严谨态度，还原了一个为大众所不知的法国底层人民的真正的历史。勾勒出法国人民的心灵世界。幽默、有力，精彩绝伦。给赞

不是一个好译本

不知道其他朋友是怎么看书的，因为特殊原因我非常细致地阅读了本书，发现这并不是一个善本。相对于译者自诩的“从头到尾一字不漏详加复核”，我觉得有欺人之谈。暂且不提所谓海峡两岸用语习惯问题，我想这都是可以克服的，只谈一些规范化和行文上的问题。第一章中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法国民间故事》，屡屡出现在注释中，但很有意思的是，注释中引用该书时，前半章都用法文书名，后半章又都译为中文书名，一本书是否翻译，是不是应该在同一章节中统一呢？第二章中“巴赫汀”是否应该转译为大陆读者比较熟悉的“巴赫金”？第三章中的“喀尔文”转译为“加尔文”？出版者是不是应该注意一下这个问题。第三章里所谓的“玫瑰杯足球大赛”是不是应该译为“玫瑰碗橄榄球大赛”？第四章那堆图表，是不是译者自己做做算术加减就能发现数字有问题？还有人名书名前后译法不统一。比如《鸠让娶贾桂琳》之前作“杰奎琳”，“埃度”之前作“埃杜”，等等。第六章里那个很雷人的书目，不光前后中文译名不统一，连法文都不统一。附录中的书目在宗教类直接就少了一本《基督徒灵修录》。译者只要前后比照一下就不难发现。我还不能容忍译者关于“字”和“词”概念的混淆，我想但凡学语言的人都知道这两者的巨大区别。当然错字以及简繁体转换遗留下来的问题（比如“著”转换成“着”）比比皆是。还有封底居然也有错误：“诡异的的屠猫仪式”，何解？“序论”，正文都作“绪论”的。书的内容还比较有意思，所谓见微知著，对我们有启发。但译者出版者的态度我认为是给本书减分了。本不想写这个东西，但鉴于译者的牛气，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后来者。希望再出的版本能修订一下这些问题。

如何达至心灵？

阅读达恩顿《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遇到了一个我在阅读思想史的时候遇到的相同问题：如何通过留存至今的过去时代的旧物，构想出过去存在过的思想，物质与思想之间究竟通过什么样的的道路，才能有所联系，构建出相对意义上存在的，哪怕是部分的不完整的但却是正确的思想史？达恩顿教授是从心灵史的角度协作这本书的。以法国年鉴学派史学方法的三大假定，把过去分为三大层面：经济与人口，社会结构，文化。在这里，按照我的理解，不论是文化史，心灵史，世界观，还是思想史。它们的内在指代是相似的。达恩顿反对（起码在我看来是不赞成）年鉴学派通过所谓的细小的数目字的衡量以及多种所谓跨学科的研究（它们还是侧重于对于可见的物的研究）就能够重构心灵史的做法——的确很难想像以个如此无法可见的又模糊的概念怎么能够通过细数这个地区的人民生活的遗留进行构件。你怎么单独说通过古希腊罗马的遗址他们种植的作物纺织水平技术水平就能够说，把握了他们的已经逝去思想了呢？这里我说了一个可能是错误的论断——“已经逝去思想”，实际上，我们可以说，要想理解任何一种文化，思想，心灵，我们必须与之建立一种“共同的意义空间”。而这些思想如果已经逝去我们是不可能对其进行复原的。我们只所以可以，是因为，过去是我们如今的一部分，古人的思想仍被我们分享，他们仍然活着。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解说和达恩顿教授文末中所表达的含义是否相同——我们借用人类学的观点来进行历史的阐述，他们的工作基于这样的假设：象征是共享的，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或是借用他们偏爱的隐喻，就像我们说的语言。文化如果拥有足够多保有惯用语的文本中，就能够被发掘出来。这些文本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人生存的象征的世界。我们的语言和他们的所说的内容可能不同，但我们共享一样的语法（相对意义上的），所以我们之间虽然可能有误会及相反的对一样事物的认识，但我基本上是以一种同样的可以理解的方式去理解和运作生活的。即使我们不了解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但是我们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能将网越织越大，拼凑出古人的思想世界。但这世界究竟有多可信？也许只有天知道了。文化史，心灵史，世界观史，思想史。我们只有很少的可能和方法去把握。任何一种想试图重构旧思想地图的行为，在我看来，都只不过“致命的自负”罢了。

《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评介

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丹顿（Robert Darnton）于1985年所著之《屠猫记》（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可称为他的代表作，而经历了20年的学界考验，它也已经确立了其在文化史领域的关键地位，可以说，任何有志于本国或他国或全球文化研究之人，均绕不开该书了。台湾学者吕健忠在2005年移译这部经典（《猫大屠杀：法国文化史钩沉》，台北联经2005年），而新星出版社也买下版权，于2006年在内地出版了《屠猫记》的简体字版（《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北京新星2006年，本文的页码均来自这个版本，简称《屠猫记》）。《屠猫记》中译本面世之前，国内部分熟谙海外研究前沿的历史学者即已在论著中零星提到此书，然多为简介也。以致无法获得《屠猫记》原版之读者，或多多少少有一些误解，误以为丹顿乃是一猎奇之作者；自然，此时此刻的多数学界同仁已可获知，此书之关键在于“episodes”一词——甚至，丹顿教授或有跳出“Cultural History”概念领域之外的冲动，因为他所选取的六个法国历史场景，分别基于六至七种单独的史料。他自己即在后记中承认该书没有以点代面之意图，而只是想探讨一种新的方法论。略读全书，我们可知这六个场景分别对应的首要史料是：一、鹅妈妈讲故事——法国民间故事集；二、圣塞佛伦街的屠猫记——印刷工人所记载的事件文本；三、资产阶级梳理他的世界——描绘1768年蒙彼利埃状况的手稿；四、警探整理他的档案——书商巡官艾梅里的调查报告；五、《百科全书》的认识论策略——狄德罗、达朗伯、钱伯斯和培根的著作；六、读者对卢梭的反应——兰森写给STN公司的信、读者写给卢梭的信。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上述六个场景并没有概括18世纪中叶法国的所有社群，所以如果要说《屠猫记》是一部法国18世纪文化史，那连差强人意的程度都无法达到。如果当时法国的社会情况真如第三章那位古人描绘的所示，那丹顿也是没有涉及教士阶层、贵族阶层、宫廷文化等等方面的。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理解丹顿的写作目的呢？在第一章中，丹顿为了从法国民间故事中看出当时讲故事人和听故事人的世界观，不得不站在西欧的角度来比较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的同一主题的民间故事。第二章进入了读者看到书名后最为关心的主题，但丹顿似醉翁之意不在酒，即不在于复原一个屠猫的场景，而是努力去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印刷工人要用屠杀的手段？为什么他们要用猫作为牺牲品？看来，这不仅仅是印刷工人一方记载就可以回答的。第三章丹顿即提笔进入工人们的对立面：“资产阶级”（法语bourgeois，丹顿在第123页的注释1中探讨了该词在18世纪中叶的用法和象征意义）。这个处在18世纪中叶法国的“资产阶级”，看来并非我们所想像的产业革命中崛起的工业资产阶级，但他们正在崛起，可他们又不喜欢现代意义的资产阶级的某些属性。这种颇为尴尬的心理，同样反映在第四章那位警探的调查报告之中。我们没有能够直接碰触到18世纪的法国“philosophe”（吕健忠译为“哲人”，参见他的译序）圈子，但是，如果他们是我们的研究对象的话，我们如果可以借他们同时代人的双眼，那也是万幸了——如果我们很难令人信服地进入他们的心灵的话。负责调查出版业的艾梅里警官告诉我们，他已经意识到了“哲人”圈子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而不屈不挠的历史学家丹顿仍然希望进入“哲人”们的内心，第五和第六章就试图开拓这样一条途径。他们如何看待知识？他们如何倡导新文化？他们又如何与读者沟通？读过这两章后，也许我们可以窥见一斑。丹顿在后记中坦言，此种对历史的窥视，尽管不足以写出一篇他当时（20世纪80年代）同行认可的严肃的论文，可是他需要他的读者意识到，他是从“文本的幽暗处”进入故纸堆的，“在文本与其文义格局之间来回穿梭，直到清出一条道路穿越陌生的心灵世界”（序言，第4页）。丹顿自己没有意识到，但是从今天看来，他足以成为新文化史之路的开拓者之一。他在后记中批评了同时代心态史中的计量方法，希望能够在历史学中引入人类学视角，但又警惕地不欲让人类学取而代之。我想，在人类学的意义逐渐彰显的21世纪的历史学界，丹顿那时的考量仍然值得每一位希望运用新型方法论的历史学者多多思虑。丹顿希望以《屠猫记》来尝试重写心态史，但读者不应将该书所得出的结论用之四海。这些部分性结论，或许只可称为一种新方法论的实验。可以感受得到的是，丹顿无时无刻在提醒我们，在体察往昔之时，要将往昔视为“他者”，或者说将往昔进行陌生化的处理。他认为，阅读文本的过程中的任何“震撼”和感觉怪异之处，即有可能是“文本的幽暗处”。这时，他会把自己融入到这一文本的语境中去，好像语境也是文本之一，从而将两者同时放在面前的书桌上，左顾右盼地冥想和深思。《屠猫记》六章中，有一很明显的写作理路，即以阅读文本获得偶然的幽暗感为先导，再引入既有的“语境”研究成果，最后将那一段我们最开始无法全部读懂的包含暗语的文字投入语境这盆药水中，希望我们所精心策划的这一实验可以产生解码的功效。问题是，我们何时对既有的语境进行考据和重建呢？语境重建是史学前辈们反复强调的一条史学研究原则（参见罗志田：“‘天朝’怎样开始‘崩溃’”，《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10页）。显然，丹顿无法在薄薄的一本《屠猫记》中贯彻这条原则，但当我们着手希望在自己的史学实验中验证丹顿的方法论时，不能不对此加以注意。

现实性的销融：描绘、感知与文化见证

现实性的销融：描绘、感知与文化见证——读罗伯特·达恩顿《屠猫记》《屠猫记》在西方学界早已被划进新文化史的关键作品目录当中，大陆在今年4月才将这本声名显赫了近20年的作品翻译出版，显得有些姗姗来迟了。早先出版达恩顿的《启蒙运动的生意》，侧重表现了他对阅读史和社会知识变迁所作出的阐释，只可惜此书的销售热情下降之迅速，让人不免有些心寒。《屠猫记》的作风其实与《启蒙》一书并无二致，大体上知识与概念的分析相对更少，而以故事的描绘，心态的呈现和文本分析为主要方式，来源于六个文本的六个故事，兼顾论及由乡村农民直至知识精英的精神世界。达恩顿的重述实际上是对故事的故事化，他将法国式的心灵与文化风貌散布在文学叙述与场景重构当中，作为创作者，他的描绘可能只是为今天的读者去感知18世纪的法国提供一个入口，而不是一种获取知识的途径。涉及到广泛存在于各种文学的或非文学文本当中的原始母题，大多数分析者总是以两种最普遍的方式进入：其一是受到现代文本观念的影响，采取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方法，深究故事背后的象征意义。达恩顿在第一章中明确排斥这种他认为有点故作姿态的做法，回归到故事所体现出来的法国乡村民众的共同经验，这些由生存体验所投射而成的民间故事，其中的情节被反复讲述与不断修改，并保持着独特的法国风格，它们尽管超越确定的时间轴线，却可能更真实地以虚构的方式展示着现实世界的压力与愉悦。第二种比较普遍的方式是以人类学的方式选择对象并聚焦于行为、仪式等细致场景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涵义。在第二章的屠猫故事中，达恩顿是将孔塔的文本作为工人精神状况的一个“复本”来重述的，从中我们感受到饱受压迫的工人以近似狂欢的仪式展开猫的大屠杀，起码在精神上表达了对体制的不满态度。充满象征意义的猫，因此不仅在法国社会存在深远的隐喻力量，同时也出演了印刷工人在现实面前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达恩顿在结语中反对年鉴学派将心灵的历史存在归结到“第三层面”的做法，至少不能以统计数据，公式化的分析来衡量心灵的位置。相对而言，他更愿意将文本缝隙中透露出来的叙述方式作为一个时代，一种人群独特的世界观的表达，因为，心灵与文化史的样貌很难呈现为一种结构，或者以现实的名义作为时代知识而被传播。广而言之，新文化史的大部分作者，都情愿将心灵与精神风貌作为独立的变量来描述，拒绝穿插生硬的社会结构的经济、政治性分析，甚至将后者作为阶段性变化的基石。无论是金斯伯格著名的《乳酪与虫子》还是柯本关于棉衣棉裤与身体感觉的《时间、欲望与恐怖》，同类作品都倾向于将个人与文化形态的关系主要定位在积极体验和锻造层面，私人生活场景的描绘通常成为文化形态的展演剧场，并且他们认为，这种文化叙事才能精确的呈现主人翁们想象、支配与影响世界的心灵。个人不应该是文化形态的一个个脚注，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内心的感知与世界形式或者后来被我们表达出的文化形态是不合的，第三章中出场的不知名的城市居民，他在文本中的所思所想，实际上都是他想象现实世界的存在方式，而并非是要撰写一部单纯的旅游指南。并且，浓缩成为一个文本的城市，它的现实性可能微乎其微并且无关紧要，或者只能作为一种素材，引导我们贴近撰写者的心情，而不是城市本身。对依赖故事的历史写作来说，要以非分析性的态度来处理特定的或者众多的故事是很难出色完成的。达恩顿确实受到吉尔兹“深度描写”的影响，不再去辩解孤立文本的代表性问题。书中六章故事之间组成的关系，仅仅是一种文化史的写作模式，它甚至不提倡读者去追问，写下故事的人是谁，他们为什么写，如何写，或者叙述策略之类的权谋之计。文本都只是一个开放心灵的文字集合，一旦它成为阅读的对象，就不能被敲成碎片硬塞进社会权力关系当中。同样，达恩顿也想过滤掉时间范畴对文化史的束缚，因为我们不能因为文本不具有确定的时间属性，就怀疑作者所透露出来的社会危机和常态。小红帽的故事根本无法以书志分析学的方法来考证，屠猫的事件也很难理清事件本身与文本表达之间的距离。我们不能强求作者以历史见证者的姿态来说故事，还要饱含对历史现实的深刻认识。就连见证者本身的心理状态都是模糊不清的，又为何要将文化史视为现实的再现而不是另一个故事呢。但即使我们以宽容的态度来阅读屠猫和其他故事，故事之外的一些关系还是需要清理的。当这些故事被作为“社会文本”重新被提起时，“社会”与“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到底如何？文本本身的特质是否可以忽略以致仅仅用现代的心灵来感知过去的心灵？构成“社会”的行为导致的文本的形成，以及文本出现后导致的行为，这些过程的头绪纷乱，并且先后顺序的可证明性也很值得考虑。例如最后一章卢梭的作品引起的风潮中，兰森顺理成章地成为卢梭作品尤其是《新爱洛伊丝》两篇序言的忠实实践者，看起来，卢梭关于自己作品的阅读期待都得到了社会读者的如实响应，以及后来引述的“阅读革命”，似乎都可以囊括到卢梭的睿智当中。但考虑到兰森的阅读状态，事实上不可能仅仅来源于卢梭崇拜，达恩顿想通过兰森展现当时人们的阅读心态，却把卢梭置于过分重要的位置，可能他所要展示结果其实正是这个结果的源头。文本无论作为故事还是社会经验，用以表现法国文化史的特殊性都面临两个挑战，一是代表性，二是完整性。潘宗亿曾撰文怀疑达恩顿“建构‘法国性’的可能性”，主要质疑他所选择的文本是否能代表法国某一社群之整体，或者仅能代表法国的某一地区而已。简言之，由文化侧面所展示的法国文化史，如何令人相信有一套超越性别、地位、职业、信仰和地域的共享的符号系统，这不正是所谓的“法国性”的认同基础么。无法找到这种认同的基础，“法国文化”的说法即将成为另一个子虚乌有的概念。另外，我们反复在问写作者和读者的问题：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外界的关系如何确定，单独的作者和读者是否足够代表其他人，或者他们只是社会当中一个不起眼的他者？这些问题都是为了寻找文本中的人与文本外的社会的关系。尤其是新文化史研究加入了人类学的思维方式之后，在仪式/象征、社会行为、文本三者之间获得表述上的平衡往往很难达到。《屠猫记》的六章中，其实也没有明确的表述出三者的具体关系，不过这也只是我们事后该考虑的问题，而不是达恩顿的任务了。最终，书中不仅呈现了小红帽，屠猫的故事，城市风貌和知识分子的精神格局，也令我们获得关于法国文化的认知，而不同方面的认知欲望已经转化成对故事的渴望。故事的质感是跳跃的，不连贯的，主观的甚至偏执的，达恩顿的成功，就在于将现实性销融在这些故事的描述当中。只有当时的人群和当时的文本见证了文化形态的最初风格，我们如果去追逐文化变迁的踪迹，分析它们与时间、结构之间的合作关系，并打造成一个整体成型的轮廓，就会陷入关于心灵和思维方式的更大困惑之中。谁也不能得到任何方面的最终答案，因为我们确实只能以好奇和敏感的态度，去倾听故事背后的声音。

谁有兴趣来做个参照阅读？

(德)聚斯金德的《香水——一个谋杀犯的故事》中的主人公是香水制造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试着用《屠猫记》中“印刷业学徒的暴动”的分析路径，来分析《香水》中香水师行业背后的时代、社会背景。我是力有不逮，但很希望看到哦。

断片中的心灵

通常文化史的研究专注于对精英阶层的考察，在这样的模式之下，构成社会基础的普通人的角色则晦暗不明，与此相应，文化的变迁也往往被视为线性的、自上而下的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的渗透。然而，在考察十八世纪法国的文化史时，《屠猫记》一书则独辟蹊径，从大众文化入手，将不为人所重视的民间故事、作坊工人的恶作剧与达兰贝尔的《百科全书·绪论》、卢梭的作品等等相提并论，展现了作为统一的有机体的文化构成的令人迷惑却又相当迷人的不同层面。以书名所指的“屠猫记”而言，达恩顿依据的文本是一个工人的记录：1730年代，出于对作坊主的愤恨，一群印刷作坊的工人以一场诡异的仪式，大张旗鼓的虐杀所有他们能够找到的猫，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他们师母的爱猫；这件事在他们看来是如此的好笑，以至于事后还不下二十次的模拟当时的情景。对于这样一个在今天看来无趣甚至恶心的故事，达恩顿做了详细的分析。一方面，和十七世纪相比，“屠猫”时代的印刷作坊总体数量减少，单体规模却扩大，家庭似的温情脉脉的师徒关系不复存在，师父（即作坊老板）和工人已分属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工人看来，世道不公不义，人不如猫，所以，“杀猫之举表达了全体工人普遍对于资产阶级所怀的恨义：‘师父爱猫，于是工人恨猫’。”另一方面，法国传统文化已经赋予猫以复杂涵义，猫象征着巫术、狂欢、性、偷情等等，于是，杀猫，尤其是首先杀死师母的爱猫，则直接将矛头指向了师母，暗示她是以猫为跟班的女巫兼荡妇，并顺手就给师父扣上了一顶绿帽子。达恩顿指出，屠猫事件使得工人们将“猎巫、节庆、闹新婚、戏仿审判和黄色笑话”熔为一炉，但却并不意味着公开造反，这只是一个象征，一个在体制和规矩限定的范围内的象征性的抗议。对于文本，达恩顿显示出的独特的兴趣和敏锐的洞察力。在本书的第一篇，《农夫说故事：鹅妈妈的意义》中，达恩顿仿佛做比较文学一般，不厌其烦的考证了《小红帽》、《灰姑娘》、《穿长统靴的猫》等等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在法、德、意、英等国的流传与衍变历史，详细比较了各个版本的异同，梳理出其中隐含的法国特色的母题与背景，最终指出，法国农村流传的民间故事既不提供道德教诲也不经营抽象观念，它只是反映农民对于世界构成的看法与应对的观念，即，“法国的民间故事某种程度上传达了这样的讯息：这个世界是傻瓜和骗子组成的，为人宁可当骗子而不要当傻瓜。”在前两章对农夫的民间故事和工人的恶作剧考察之后，达恩顿继续着他对文本的解读，而对象则从外省的资产阶级对都市生活的观察、警方对巴黎知识分子的记录，直到达兰贝尔对培根知识树的修改以及一名普通读者对卢梭作品的认知。正如其英文书名(The Great Cat Massacre :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所示，达恩顿以文化片段的形式考察了十八世纪法国各个阶层的思考方式——“不只是人们想些什么，而且包括他们怎么思考——也就是他们如何阐明这个世界，赋予意义，并且注入感情。”显然，透过这些文本，除了探寻历史真相，对于达恩顿而言，更重要的是要探索十八世纪人们的心灵状态。而这一目的，与其说是历史学的，倒还不如说是人类学的。事实上，这本书正可以看作是将人类学引入历史学的有益尝试。毫无疑问，这是一本剑走偏锋的书，但是不管走的有多偏颇，我们都不得不承认，这是相当一本有趣的书。

读《屠猫记》

（一）1730年代末期，一场血腥的屠猫运动伴随着猫的惨叫声与工人们的狂笑声，在法国圣塞佛伦街上演。这场被当时的工人尼古拉斯·孔塔所记录的工人运动，相对于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来说毫不起眼，却被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挖掘了出来。对于这场运动，我们分析它的时间、地点、人物与对象可以提出这么几个问题：1． 为什么发生在这个时期2． 为什么发生在法国3． 为什么是工人4． 为什么用屠杀猫的方式5． 为什么屠杀的对象是猫我们先分析前4个问题。1730年代末，正处于启蒙运动时期和资产阶级的萌芽时期。书中提到：“17世纪下半叶大型印刷厂在政府的支持下淘汰了大多数的小印刷厂，印刷厂师父形成寡头团体，攫取了这个行业的控制权”（p81），师父数量的剧减与相同工作场所所容纳的职工数与机器数的剧增，直接导致了职工的处境恶化，他们再也过不上那种“职工和师傅或许生活在一起，像幸福快乐的一家人”（p84）的生活了。师父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升，职工已经被驱逐出了师父的阶级。“显然，资产阶级属于不一样的次文化，那个文化最重要的特性是不工作”（p85），对于的宠物“有个资产阶级养了25只猫，他请来画家为他的爱猫画肖像，喂它们吃烤禽肉”（p78）这种待遇的差别更加导致了工人对师父的怀恨。这样的反差导致工人们内心对“自由、平等”的追求，也积聚了很大的怨恨而寻求机会来释放自己的情绪。而工人采取了屠杀猫而非直接对象为师父阶级的工人暴动，则反应了在当时路易十五的统治下，政治制度并非宽松、权力并非有很大程度上的减弱，也体现着当时专制君主制的力量。而采取这种屠杀猫的方式的意义却只是抒发愤懑，而并不能构成政治上的威胁，正如书中所说的 “这个玩笑必须节制，不能逾矩；规矩所在意味着旧制度下工人阶级的强悍有其限度”（p107），所以它很快地被淡忘出了历史的舞台。第5个问题是罗伯特·达恩顿最想指明的。我们可能简单地认为屠杀猫是因为猫是师父们的喜爱。而师父们的喜爱有很多，他们完全可以杂碎师父们的珍藏品来替代如此血腥的屠猫运动。然而工人们却用残忍的手法屠杀着这些猫，并且还“大笑着”“闹成一团”，丝毫没有觉得恶心，也不认为自己残忍。文章中说“我们笑不出来，这正说明了阻隔我们和工业化之前的欧洲工人之间的距离”，那么这些距离又是什么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看猫究竟有什么特殊的含义。（p85 p99）猫在各种仪式以及节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群众们把猫遭受折磨变成一场粗犷音乐会。他们把这些“具有魔力的对象丢进火堆，借此为下半年驱煞祈服”。这种折磨动物，尤其是折磨猫，是通俗的娱乐。而猫的“具有魔力”全源自于它所暗示的“巫术”。当时的人们认为女巫会变成猫从而施行巫术，而“要保护自己免受猫魔的伤害，当时的人认为有个祖传秘诀：使猫残废。割掉它的尾巴，打断它的腿，拔或烧掉它的毛，这样就能化解它的魔力。”。同样猫还象征着女人的性欲以及男人的绿帽。因此工人们屠杀猫更是对女主人赤裸裸的羞辱，当他们把矛头对准师母的宠物时，正将枪口指向了师母。并且“这样的象征手法足以掩饰他们施加的侮辱，使自己毫发无损”。（p96）巫术、狂欢、偷情、闹新婚和屠杀，旧制度的人从猫的哀号可以听出许许多多的内容。这场屠猫运动也并非是简简单单的杀猫行动，而是蕴涵了仪式意味及阶级意味。他们“完全遵循猫文化的传统准则行事”，因而毫发无损。一次小小的屠猫运动，就可以体现出这个时代的经济发展、文化信仰、政治背景、社会阶级变迁、阶级矛盾等等。（二）也许我们还可以探究这场屠猫运动与法国大革命间一些的联系。在这场运动中，启蒙思想即“自由、平等”的观念已经很好地体现出来了，工人阶级渴望得到他们“充实”的权力，渴望与资产阶级平起平坐。“或许在审判、告解和吊死一堆奄奄待毙的猫的过程中，这些工人存心嘲弄法律和社会秩序”，他们怀恨的，也是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秩序与法律条例。马蒂埃说过：“这次革命并非爆发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反而是在一个极度繁荣的国家里。贫穷有时可以引起骚乱，但不能造成伟大的社会激变。社会激变往往是起于阶级间的不平衡。” 此时阶级矛盾的暴露也为法国大革命做了一个铺垫。（法国p81）而此时的血腥的屠猫也为法国大革命的九月大屠杀做了一场象征性的彩排。在法国人的斗争中，挥之不去的是一种暴力因素。在屠猫的过程中，一直都伴随着笑声——这拉伯雷式的笑声。而在法国大革命中，伴随着《莱茵军进行曲》，工人革命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巴黎。这疯狂的笑声与激昂的歌声同样给他们带来了精神上的鼓舞。他们通过笑声与歌声释放他们的情绪。通过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屠杀猫时会笑的如此疯狂，也不难理解一首歌竟有如此大的力量去激起法国工人内心的斗志。我联想到了地震的能量释放规律，即大地震前会先后几次小震，大地震后又会有几次余震。如果类比到社会激变上，那么这次屠猫运动则是法国大革命前的小小的震动。那么我们通过这些“小震动”，是否预知出“大地震”的到来呢？我们可以举“光荣革命”这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在学习历史时，教科书普遍教我们光荣革命是场伟大的不流血的革命。而在《为不算是革命的革命翻案》（《读书》杂志2010第7期）这篇文章中，陈方正介绍了《一六八八：第一场现代革命》，讲述了光荣革命产生的前因后果，指出“光荣革命”应将其时间从1688-1689延伸至1685-1697，在空间上从英格兰扩充到英伦三岛以至欧陆，特别是荷兰和法国，从性质上从政治宗教扩展到行政、军事、外交、经济、国际关系；因而“光荣革命”这场不流血的革命背后的代价却是惨痛的，他带来了最为惨烈的“九年战争”。“光荣革命”只是一个小小的预兆罢了。因此学习历史不仅仅是要探究以前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更重要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从来可以知往鉴今。从社会小的细节中挖掘出线索来探究现在是怎么样，未来又会怎么样。（三）我们从屠猫这事件中还可以发现一种“文化惯性”的力量。即在这种新的社会阶级关系下，工人阶级还保持着“师父与学徒平起平坐”的观念。因此这种屠猫运动不可能发生在中国，这是中国一直以来的社会阶级关系所决定的。而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一句话如同给了许多农民当头一棒，打破了原有的“惯性思维”，让他们清醒过来，然后起义，然而最终他们还是失败了，只因为这种惯性太过于强大。《后资本主义社会》这本书中，德鲁克提到了由于马蹬的发明促使了骑士阶级的崛起，从而创造了欧洲的封建制度。然而这些发明还是需要顺应社会发展，就像最早发明蒸汽机的是俄国人，而最终改进并且大批量地应用它的却是英国人，这正是英国的社会发展趋势所决定的。反过来，如果工具很先进而社会的制度还像以前一成不变，就会由于这样的“文化惯性”的作用而产生社会激变。在清朝末期，火车引进而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下竟出现了马拉火车的壮观，这也不得不佩服“文化惯性”的力量之大。中国人关车门总是很重，老外认为中国人素质不高。但事实并不是这样。而是因为在中国的车门需要比较大的力气才能关的紧而外国的车子很轻便能关上。由此，如果我们要解决一个“文化惯性”带来的问题，首先是要解决根本上的问题，即将车门做得容易关，而后还要告知大家：车门已经容易关了，不需要太大力气。然而这在现实情况下却很难实现，首先是因为车子已经买了，如果要改的话则需要全部收回统一改装，其次就算告知了全部人，有些人习惯还是无法改过来。当今的中国就面临着这样的难题。虽然已经步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然而人们的思想却很大程度上地保留着小农经济的思维方式，以及科举制度所延续下来的争取功名的思想。因此每个人都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汽车，宁愿每天堵上几个小时。同时也有越来越多工厂建造，然而排污的净化措施却很不完备，环境破坏越来越严重。对于平常的习惯，通过法律及规则条例的强制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因为人们往往不是不愿意改变，而是在文化惯性的作用下，他人这样做，也逼迫自己依旧这样做或者是说人们懒得改变。前几年的“限塑令”的成功实行是一个很好的开端。然而关系到利益的，只有通过寻求重叠共识。如在汽车方面，增加公交车数量与路线从而使出行方便，也就不会每个人都开车了。（四）这个屠猫运动仅仅是整本书的第2章节。那么其他5个章节又想要表达些什么呢？我觉得它想体现的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西川先生说“历史仅记录少数人的丰功伟绩，其他人说话汇合成沉默”，而这本书却恰恰是描述这些沉默的声音。如果把历史比作一条河，那么一般的历史研究都是抓住河面上的浪花来研究河水，也就是说从大的历史事件来探究时代背景，而这本书则是研究整条河流，甚至发掘河流中的鱼虾水藻，从而可以探究出河水的渐变过程，也可以解释大的浪花为什么会如此产生，甚至可以推测下一个浪花是什么时候产生。李泽厚说：“人是文化的沉淀。”所以通过研究文化，便可以推断出这个民族的性格特征。正如本书的第一章节讲的是童话。这些童话不仅仅是一种价值观的引导，更是当时社会文化的映射。从童话中我们可以读到那段尘封了的历史，可以用当时的农民的眼睛去看这个时期。我们从中可以概括出童话的这2个特性：区域差异性和流传改变性。虽然是同一个童话，而“德国的故事保留恐怖和幻想的语调、法国却敲出幽默和家居生活的声调”（p19）。本书的第三章仔细研究了一场大典的列队中的人物的排列顺序、衣着装饰等从而探讨当时的社会礼制与社会结构。他指出“社会‘礼制’不是区分阶级，而是微波荡漾在循序渐进的‘头衔’级别中流过旁观者”，“举行一场大列队进行不啻是对现实进行一次规范。它不只是追求功利目标……其存在的价值也可以在许多文告和艺术作品中看出来——一种纯粹的表达，对自己表达自我的一种社会礼制”，他通过研究列队的行列展示了当时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并不高，而教士仍旧高高在上。这恰恰说明了一种文化的渗透。又通过这种在文本中的文化渗透从而渗透到人的性格中，从而影响人的传统观念、价值取向等等。所以通过研究童话也同样可以研究出这个民族的价值取向，在价值取向中又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经济、文化、政治方面）。如顾颉刚所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正是因为后代君王需要“神权”来巩固政权，从而塑造了充满神力的祖先与自己的神性的体现方面。所以从中国古史或神话中我们可以了解那个时代的封建制度与家族观念，这种对神权的敬畏从而也衍生到了对皇权的敬畏，也影响着中国人的性格。文化是社会状况的映射，这点主要表现在艺术创作上。我们可以从古代书法的进程中来体会这一点：“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清人梁巘《评书帖》），这都与当时社会密不可分。如唐代的书法法度严谨、气魄雄伟，体现了当时封建鼎盛时期国力强盛；而后明清“尚质”，则因为当时八股文的限定使得文人都规规矩矩地写字，不能再随感而发再去尚韵、尚意了，因而碑学书法家在清朝中期不断涌现。（五）本书的意义在于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历史、文化的研究方式。他强调了文本对于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及反对理论概括和数学模式研究而重视个案研究。

章可：文化史的戏里戏外

《屠猫记》是一场噩梦。当被追杀的猫儿四处奔逃发出阵阵凄厉的哀号，一种无可名状的阴郁如毒蛇般缠绕读者的心头。《屠猫记》又是一场狂欢。18世纪的巴黎印刷工人们以在酩酊大醉里反复模仿一出审判而取乐，那源自内心的哄笑喜悦仿佛就能化尽一切的残忍和暴戾。很久不曾读到这样场景鲜活的历史著作了。达恩顿把以往研究法国文化史的那些条条框框都抛在后头，而只是力图讲述一些最真实、最富有感染力的民众生活片断。猫，不再作为一种动物，而作为一个隐喻，一种象征，在近代欧洲通俗文化的洪流里漂浮不定，和每一个人都若即若离。它时而化身为带着高帽子，留长长胡须的女巫；时而又变为农庄里穿着长筒靴的主妇；它代表着温顺曼妙的美人，为所有年轻的男人们梦寐以求；它每晚在夜空下发出无数动人心魄的厉声尖叫，和一切诱拐、强暴、谋杀的声音交相回响。如此丰富多变的形象在时空中缠绕，达恩顿却只是不动声色地一一揭开她们的面纱。屠猫，绝不只是简单的残忍流露，绝不只是简单的折磨动物以娱乐，它更代表了内心某种隐秘欲望的发泄和表达，代表了对可望而不可及的种种魔力和邪力的向往。可怜的猫儿并不知道，它那多戕的命运，正是“文化”所赐予它的，正是“文化”用它那沾满鲜血的双手，指挥着浑不自觉的民众们，支起吊架，在把猫烧得嘶嘶作响的火堆旁边，露出狰狞的笑容。在18世纪巴黎圣塞佛伦街的印刷所，屠猫是一出戏。戏的导演，是两个生活艰辛，却又满腹诡计、颇具模仿能力的印刷学徒。印刷所的全部工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参演了这出戏，还包括他们的主人夫妇，当然，也少不了那些可怜的猫儿。学徒厌恶那为主人宠爱而夜夜嘶叫的猫，于是设计让主人下命令去赶走它们，他们趁此之便，正好抓住那些猫，还上演了一个有模有样的审判仪式。这种仪式和那个年代所有此类仪式一样，有着刻意模仿和亦步亦趋的一整套程序，印刷工们并不想马上弄死猫，他们排好阵式，左右分开，他们穿戴整齐，脸上带着滑稽的严肃，他们各自分工，甚至还有人充当的是猫的告解神父，而丝毫不顾猫儿是否明白忏悔是怎么的一回事。当然，即使那些猫明白，它们也无力忏悔。此刻它们早被打得奄奄一息，绑在绞架上看着自己的血一滴滴地流淌下来。所有的戏，无论如何曲奇波折，之所以要成为戏，在于它们上演给谁看。文化史的大戏让两百多年后的读者饱了眼福，而圣塞佛伦街印刷所的这出戏，则无疑是要给主人夫妇享用的。当女主人恰如其时地出现在审判现场的时候，工人们正要给群猫行刑。于是他们停了下来。一出戏，甚至一部文化史的全部意蕴、全部魅力，就在这一刹那，不声不响地绽放开来。正如印刷工们所期待的，那个女人看到这血淋淋的一幕顿时惊恐万分，尖叫不止。学徒们向她保证并没有动她最心爱的猫小灰，其实他们早已将小灰打死塞进了水沟。从头到尾，把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整套安排所饱含的象征意味，就在女主人的尖叫声里达到了最高潮。这那一刻，性和暴力的象征迅速地结合在了一起，学徒们产生了侵犯女主人，也就是侵犯主人的无上快感，他们以这样一种象征性的攻击对女主人进行了侮辱，让主人戴了绿帽子，而又不构成实质的冒犯。当女主人发现这一切的时候，她实际上感觉遭受了强暴，而又无法回击。这让学徒和工人们获得了最大的乐趣。这正是巴赫金所谓的“性与煽动的狂欢文化”，它让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无法自持，一种炫目迷幻的革命色彩仿佛正要喷薄而出，却又恰到好处地停了下来，驻足于戏和真实的界线之上，享受已有的快乐。叙述这一切，达恩顿始终很冷静，有时会带着淡淡的嘲讽语气，有时也会随着印刷工人们发出会心的微笑。有许多人不由得会问，津津乐道这样一个诡秘残暴的故事也就罢了，怎么还会笑得出来？但达恩顿说，我们笑不出来，就说明了阻隔我们和18世纪那个年代工人们之间的距离，这个笑点所在，这个看上去最不透光的地方，正巧就是我们穿透一种异文化最好的入口处。文化史的一出戏，光表演得活灵活现还不够，它还要让我们每个观众都跑进戏里，和主人公一起嘻笑怒骂，装模作样。印刷工人们所说的每一句谚语，每一个粗口，观众们都能体会，都能随之哈哈大笑。在那一刻，时间的巨墙骤然崩塌，剧院的空间变得无比畅通，观众们一个个都跳上舞台，跃入了另一种生活。虽然同样的平凡琐碎，但所有的一切都那么真实而新鲜。作为二十年来风靡英美的“新文化史”的经典著作，达恩顿坦言写这本书曾受到当代人类学的很大影响。在读到印刷工人们兴致勃勃地为猫搞一场审判的时候，我仿佛产生了一种幻觉，像是穿行在幽暗不明的丛林之中，突然发现了一个陌生的部落，他们正聚在一起举行一个莫名的仪式。开始我完全不明白他们究竟在做些什么，但慢慢的，我发现这一切都充满着意义，让人情不自禁的着迷。文·章可@【读品】

大革命前的分类狂们...

书名：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作者：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译者：吕健忠出版社：新星出版社，2006.04评分：原著10/10，译文9/10十八世纪的普通法国人怎么生活的？他们平时想些什么？他们关心什么？这似乎不是一般正史的研究范围，我们那里可以看到前赴后继的王侯将相，可以看到惊心动魄的战争，但看不到普通人，并且若非断代史，一个朝代也许几段话或几页字就交待完毕了，史家的大笔又开始追逐后浪了。但普通人毕竟也曾在世上生活过。所以，我们又可以在各种各样的历史小说/影视剧中看到了对被卷入历史漩涡的小人物的生活的演绎，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真实活虚构的历史只是个人命运的布景，底色够靓，主人公也就够光彩照人。其实还是有另一种历史，譬如风俗史、文化史和心灵史。伏尔泰可以说是风俗史/文化史的开山鼻祖。在《路易十四时代》之前，经济文化生活在西方史书里找不到位置，有的只是军政大事。而煌煌大著《风俗论》更是让史书跳出了本国/欧洲视界，关注各国/各民族的风土人情，即使书中不少记载拿现代的眼光看存在着错误，也不影响该书的广博和宽容，对普通读者更有莫大的吸引力。罗伯特•达恩顿的《屠猫记》在广义上也属于这一类史书，并且，书中截取的年代恰好也是大革命前的法国，伏尔泰、卢梭等启蒙思想家们一展宏图的时代，虽然伏尔泰不是本书论述的重点。在这本有着很诡异的名字的史书中，罗伯特•达恩顿绝不想老调重弹，即证明教科书上写的：启蒙运动教化了民众，为1789年做好了充分准备。事实上，从他的文字中，我甚至觉得结论即便不是与之相反，也相差不远——在大革命前，很难找到明显的受启蒙思想影响的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的主要市场还是旧式识字阶层（贵族/教士/文人…），此时社会各大阶层最操心的事情莫过于比较和分级，即挤进上一层，隔开下一层。得出这种结论无疑是非常丧气的，幸而只是我个人的理解，罗伯特•达恩顿绝不会这样下结论，他一直在教导他的读者不要轻易下结论，因为我们不可能对十八世纪的人们来一场楚门秀（Truman Show）。证据和代表性一直让写历史的人伤脑筋，而罗伯特•达恩顿绝对是对此最慎重的史家之一，在这方面表现得很稳健，但不要忘了，他可是法国十八世纪史的权威之一。本书的写法相当新颖。三百六十行，达恩顿只挑选了其中的6类人物。可不是乱挑的，这6类人或多或少都能和书籍扯上点关系。而在这6类人中，达恩顿挑选的也是个案，并且不准备推而广之，只是说，某类人中的某些人据现有的资料证明曾经怎么想怎么做过。叙述的次序也是有讲究的。第一章关于偏远农村的不识字的老粗们，第二章是粗通文墨的印刷工人，第三章进步为试图记录现状的资产阶级，第四章再进一步，码字行业的从业者，这一趋势在第五章达到了顶峰，这一章关于《百科全书》的《绪论》，按照定律，最后一章回落，回到了当年卢梭的模范读者。农村的老粗们肯定是离文化人这个概念最远的，本书中的6类人就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记录，然而，在他们那里保留了源远流长的口述传统，他们口述的故事是佩罗（Charles Perrault）等人的创作源泉，《鹅妈妈故事集》在十八世纪的识字阶层里广泛流传并产生相当大的影响，由此开端的民间故事运动回过来多多少少透露出当初讲这些故事的人的心情。从农民的口述到民间故事，中间可能转了几道，也隔了很多年，显然不能算现场目击。虽然罗伯特•达恩顿依据可靠的资料，顺利理清了脉络，对这一过程却依然惴惴不安，但读者看到这一步已经可以满足了，何况散文化的文风和生动鲜明的内容又是那么引人入胜。而对专业人士来说，书中的每一个例证作者都表明了出处和参考文献，即使考证癖也无话可说。这样的安排可以称为完美。后面几章仍然延续了第一章的风格，但在作者这边，显然能轻松很多。这5章所描写的人物都有文字形式的自述或者旁观记录，再结合相关资料，还是比较容易将文本还原到当时场景。另一方面，罗伯特•达恩顿若是小说家其作品肯定会畅销，因为他知道哪些会吸引眼球。第二到第六章里的标题主人公都不算很常规的人物。印刷工人孔塔参与了大屠猫，这在当时并不稀奇，关键在于他还写了回忆录，详细描述了这种在我们看来近乎恶作剧的行径。蒙彼利埃的那位资产阶级作者也一样，他把自己的笔当成CCD传感器，饶有兴趣的依次扫描这个城市的各个阶层，要知道当年可没有数码相机。第四章的警探就更加过分了，一天到晚就知道扒哪些码过铅字的人的衣帽，在大卷大卷的报告里自言自语，评说调查对象。或许可以把他们归为“偏执狂”——对分级或层次的极度敏感。他们都是肉夹馍中的那层肉，即中间阶层。印刷业学徒孔塔的上面有师傅，下面还有黑职工。他盼望着早日步入师傅的行列，却要时刻担心黑职工抢他们饭碗。蒙彼利埃的资产阶级作者也是盼望受封进入贵族行列，同时恼恨他所划分的第三阶层向他们的渗透。伴随着这样的地位而来的，是对级别的敏感，学徒借着屠猫这种拉伯雷式的仪式来消除师傅和自己之间的门槛，蒙彼利埃的资产阶级则干脆否定一般的三级划分，彻底删除教士这一等级，使得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的排行都前进一位，其余的保持原样。要维持这种秩序，仪式和册封都是必要的。所以我们在第2章里看到从学徒到职工的种种仪式，也看到了“先生”这一封号的取得过程。蒙彼利埃的资产阶级自不必说，即便是那位古怪的警探的档案里，文字工作者们中也是分三六九等的，当年的职业文人，也就是没有正当职业的，在档案里只能被称为“男孩”，而不是“先生”，这其中包括狄德罗。第5章的哲学家们把这种喜好的分门别类的行为推到了顶峰，就是说，他们打算通过归类来确认自己的权威。在对人类当时所有的知识进行分类的过程中，传统的神学从知识数的大枝丫移到了不起眼的小树叉上，从而完成了他们的颠覆工作。甚至对于读者，当年的作家们也进行了培养和规划。第6章的感伤读者就是这样一个卢梭的模范读者。这样，到了最后，也许可以说，世界是如此的井井有条了。说这些人安于现状可能不太合适，但安于秩序或者至少他们心中的秩序，我想问题不是很大。这群人和大革命时期的全民激进分子显然有很大的区别，究竟为啥前者会发展成后者？这并不是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作者也没打算告诉我们。罗伯特•达恩顿告诫我们：探索文本中的幽暗处（p287）。也就是说，哪个地方你觉得自己的理解和别人的阐述格格不入，那个地方就是突破口。所以他选取的都是这样一些布满了偏执行为的片段。第二章的屠猫的笑话尤其典型。这些片段不能保证100%的代表性，但确实是理想的切入点。有血有肉的形象容易打动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史书很难做到这样的有血有肉，全景图里有的其实不是群像，而是昏暗的背景上的个别闪光点，当然，更多的时候一个闪光点都找不到。如果说本书研究的领域是历史学和人类学的交叉，那么本书的写作就是史学和文学的完美结合。这本书是今年出版的最令人兴奋的新书之一。由吕健忠这样的译者来翻译本书绝对是锦上添花。在饱受译文折磨之后突然遇上一个清晰、忠诚的译者，不能不说是一大惊喜。个别词语可能不太符合习惯，但译者已经在《译序》指明并给出合情合理的解释，况且《译序》本身含金量很高。非要挑刺的话，只能说作者有些注解很长，当页的底部放不下，经常顺延到下一页的底部，读起来不太方便。同时，这些作者注可能会成为中文读者的一大痛，因为罗伯特•达恩顿的书目列得很详细，却没有一本在国内出版过，读者想要表现得学究也办不到，望洋兴叹！

文人共和国的密码

文人共和国永远是迷人存在，知识分子鬓角墨香的形象重重交织，闪光的字符密码四溢飞溅——总要和这个世界谈谈，考虑叙事如何打捞意义，或者言说如何引领文字英雄抵达地心的荒原。马尔科姆•考利精心回忆着二战期间格林威治村中“文化人”的群像，这群在德法战场中任凭炸弹头顶呼啸而大谈诗与芭蕾的流浪者，只有在回归格林威治村时，才算以某种共同体精神凝聚成一个“穷文艺家聚居区”：“外面的街道就像格伦•科尔曼早期油画中的街道：十九世纪早期的红砖矮屋，怪模怪样的门廊，盖着黑乎乎积雪的人行道，在前景有个老媪弯着腰背着一袋破布”。而聚居在此的年轻人们，毫不介怀身无分文，豪饮纵乐，为拙劣小说写几篇百字书评，以换取一元钱的糊口费。《星期六晚邮报》攻击这群文艺青年“在立体主义和自由诗的伪装下掩藏着莫斯科的异端邪说，总有一天会忘掉他们那荒唐可笑的艺术，回到印第安纳州的南本得去过家庭生活，去当汽车推销员。”而格林威治村民们同样奋起反击：“他们为美国文化写讣告，他们从脚上都掉标准化的美国尘埃”——一言以蔽之，这是一场文人共和国的防御战，一方面是美国中产阶级的巨大传声筒，另一方为美国的崇尚艺术和生活艺术化的信徒。把镜头一转，来到时间稍早的伦敦戈登广场46号附近。一群剑桥毕业的学生相继在此成婚定居，以默契精神和抽象共识浇筑起另一种模式的文人共和国：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国度中“地位稳固的枢密官”是瓦奈萨•贝尔及其姊妹弗吉尼亚•伍尔夫。成员戴维•加尼特回忆道：“它的大多数成员，无论在艺术、文学、道德领域还是伦理领域，都是拒绝接受传统标准的叛逆者。他们是一群具有强烈学术兴趣和伟大创造性的男男女女。”这些人彼此依恋，趣味相投，一同去看歌剧、芭蕾，举办派对，评读剧本，连玩牌也要玩到天亮。伍尔夫在日记中记载了一次与E•M•福斯特的饮酒畅谈，由一本小说引起的女同性恋话题引起了大家激动的情绪，“蓝蝴蝶”般的福斯特坚决反对妇女应该独立于男士世界之外的观念，伍尔夫等女士们忿忿不平。分歧与矛盾在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并不鲜见，但总有某种同一的价值认同将大家拉回准绳附近，如同瓷器上的裂纹，甚至与瓶体本身的花纹暗合一脉。文人共和国的城墙是精神维度的石头与信念维度的水泥所共同堆叠成的，它是体现群体价值的空间景观。有时是凝聚集结的，也会星散于都市角落。穿过毛姆笔下烟雾氤氲、苦艾酒味弥漫、年轻人论辩着绘画与哲学的拉丁区小酒馆，再迎头扎入本雅明所醉心的第二帝国的巴黎城区，眼神犹疑的诗人们彷徨彳亍的林荫大道与拱廊街——文人共和国无处不在。它可以在任何国家或文化背景的大城市里形成，起源于法国而非英国，多少是随着破仑战争以后法国工业的兴起而诞生的——如同缪塞的所相信的那样，他们之所以感到压迫也需要归咎于那位伟大的皇帝，这位皇帝的影子遮盖了他们的童年，也需要归咎于科学或工业革命，或者仅仅归咎于他们周遭人们的搜刮钱财、自以为是的道德观和愚蠢的政治见解，不管怎样，他们只得逃出所属的阶级社会。有些人成了革命者，另一些人在纯艺术中寻找安慰。且把这些纷繁多样的共和国形态搁置一边，如果要追根溯源，文人共和国的最早面目是怎样的？它发生过怎样的演变？原初的密码怎样刺破堆叠的历史资料灿然绽出？在达恩顿的《屠猫记》中，提供了一个小警探的情报手稿，使我们得以通过社会学的方式精准抵达18世纪的法国文坛，一探雏形时期文人共和国的究竟。18世纪，文人这个词还没有发明出来，但知识分子已经在小酒馆这类公共空间大量繁殖，随着启蒙运动接近峰值，独立知识分子群体的轮廓正在析出水面，文艺学术在公共领域向政治化过渡，一种知识-权力处于易手状态引起官方了警觉。一个叫艾梅里的书商业巡官进行了一次不折不扣的“巴黎文学界人口普查”，名震天下的哲人大佬与默默无闻的文坛佣兵都悉数落网。这位新上任的书上调查员是称职的意识形态警察，从种种管道积累大量卷宗、报刊、先民、门房、咖啡馆的闲话都为他对文人的监视提供了素材。而其对作家调查的覆盖面之广又可以推测：他的统计无疑精确可信的反映了文学群落在启蒙重镇中的景象。从历时五年调查，长达百页的报告标题为“作家记事”中，我们窥探到独立知识分子的诞生过程，藉此，他们将正式成为人文共和国里的全权公民。在整幅图景中，以“男孩”一词为界，一个断层出现了。这得归功于艾梅里标准现代官僚政治的那套作风，标准化、风格化、分类归内，如一把小刀利落地斩入乱蓬蓬的法国文坛。在断层的这边，是一群男孩。“男孩”这个词是艾梅里对大多数作家的称呼——即使他们已经成婚生子，几近花甲高龄，不够杰出只是部分原因，男孩似乎意味着那种未经康德意义上的“启蒙”洗礼的人，依附与不能独立。他们是文人共和国身份模糊的“大多数”：资料显示，36%的作家仰赖保护人提供闲差收入。一个作家可以从一个保护者转手给另外一个保护者，跟物品没有两样。身份疑惑的焦虑使他们既非另一种独立公民，又无法被警方定性。他们是文人共和国“面包与奶油”的成分——由于是赞助所得，作家知道奶油该涂在面包的哪一部分。一个叫孟克里夫的作家受省总督赞助，安排了职务，并每年获得6000银元的收入。而在低阶层，一个揉酥皮糕点面团的男仆受杂货商赞助出版《仆役作家》，一位高级妓女与女演员厮混在一起，写了一本书献给蓬巴杜夫人以寻求庇护。大多数人的奋斗只不过是想在《法国信使》读到有关自己的评论，或挤进法兰西学院。总之，根本没人把文学当一项职业。与此相关的，是艾梅里对一些作家的作品并未过多关注，反而着墨于其人背后的家族关系、殉情营私与“保护伞”网络。保护伞一次作为关键词，贯穿全部报告。警方档案里的每个人都在寻求、接受或施予保护伞，尚自王亲贵妇、下至身无长物的小册子作家。一切尽在不言中，永不停止的寻找保护伞，这是文人共和国最早期的游戏规则。那种鲤鱼跃龙门的故事尤为受到这位警察的亲睐，而对作家们表现出来的巴结奉承与保护者的虚荣心，艾梅里也处之泰然。 苍苍莽莽的巴黎文坛，现代知识分子注定不能在这群“男孩”身上诞生。但正是以这群男孩为分野，另一群体崛起了，他们陶铸了最初文人共和国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的形象——要么是弃“保护伞”于不顾的小作家，他们被艾梅里冠名以“很坏的”、“可疑危险”的名号，发放讽刺政府、怀恨侯爵名流乃至国王的小册子，一度使沙龙为聚集地形成巴黎最毒辣的舌头；要么是狄德罗、伏尔泰这样以暗涌形式为“百科全书”奋笔疾书的文人们，暗中改写了雏形中的文人共和国的形态，推动了作家地位演化史，以非暴力的方式夺取了公共领域的话语阐释权与秩序权。 在萨姆•约翰逊著名的《致切斯特菲尔德伯爵函》中，他宣告了一种“清醒”这诞生。这封信被视作文人独立宣言：“维吉尔笔下的牧童终认识了爱神，发现他不过是个荒山野岭中的野蛮人……上苍使我独自完成事业，我不愿公众认为我应感激一个保护人，我希望这不是客薄寡情吧！”围绕着萨姆•约翰逊，文人们纷纷著书立说，伏尔泰1734年的《哲学书简》、达朗伯《论文人与伟人的社会》、《百科全书》第13册都为强调文人的独立性与神圣性。他们重构了巴黎与外省的文化格局，一种哈贝马斯意义上的“文学批判空间”也随之生焉——不妨称之为学术社交模式——“受过教育并且拥有全市的公民在缺乏天生贵族前提下应该形成精英群众，他们的批判决定着公众舆论。”哈贝马斯的话暗示着：启蒙造成了天生贵族合法性的缺省，精英的意义从阶级属性让渡给了文化属性，“男孩”之外的独立作家们在重塑的公共领域中实现了自我理解。当达恩顿将艾梅里的手稿一一解码，无数或颇具风趣、或略含苦涩的个案纷涌而出，以最原始的形态呈现出文人共和国最初的萌蘖与裂变，演化与断层。20世纪，戈登广场46号男女们围坐壁炉，读诗翻书，资产阶级散文化的庸俗退居身外，他们在冥冥中会否与艾梅里描绘的那个“没有表情，举止像羊人怪”的伏尔泰相视一笑？又或者，格林威治村中，那些青年嘴里嚼着难以果腹的面包却依然醉心于抽象的诗意与反抗的斗争，他们会否在暗地里，也早已下决心与“娶了洗衣妇女儿的狄德罗”共同写就一场大千？——无论如何，总得和这个世界谈谈。

被污染的传说

我早些时间对神话学的兴趣很大，甚至还不自量力地写了几篇关于希腊神话的札记。但后面意识到一个大问题。就我的学力而言，勉强可以应付如何去解释文本毕竟这是个比较容易的活，因为有那么多的理论体系可供我们随意引用，更因为解释这个事情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换句话说，对孤立文本的解释，就象一场随意的游戏，大多数时候只是取悦自己，偶尔才取悦别人而探询文本的源流，梳理文本的变化，则是要下苦功的事情，也不是我现在可以做到的事情。之后我试图找寻多个版本的希腊神话仔细阅读，但一则资料难找，再则懒，最后还是搁下了。一种文本在有上下文的情况下，要对其进行解释就难多了，但也更易接近事实。前些天买了罗伯特。达恩顿的《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才看了第一章，就忍不住想向同好作美芹之献。之所以这么猴急，是因为在第一章里清楚的向我展示了小红帽这个童话的诸多版本。在我们以为，童话里总是美好会战胜一切，所有情节都努力向我们证明正义必胜邪恶必败等等。在童话的最新版本里，故事已经被道德污染。这种污染源自于印刷业的发展故事已经不再是讲的了，而是写的，而能写的总是比能讲的有文化故事因此成了道德的载体。故事本身的表演性质荡然无存，而写和讲（表演）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思维方式。或者可以这么说，它们分别代表了精英和群众的思维方式。后者缺乏文以载道的自觉，更多的只是图个乐子。在小红帽的原始版本里，这个机警的小姑娘成了一个贪吃的小姑娘，吃了自己奶奶的血和肉，自己也最终被大灰狼吃掉。一些在后来版本里无关紧要的细节在这里被仔细重复，而重叠是民间艺术里最常见的形式。想象一下：在表演中，重叠是可以带来很大乐趣的。我以前还看过这个作者的另一本书：《启蒙运动的生意》。这家伙的书总可以给读者带来福柯式的乐趣。他善于挖掘主流叙述背后的东西。在考古式的一番挖掘之后，你会发现原来历史，尤其是思想史并非总有线性的流畅。原来之所以显得流畅，那只不过是我们只把眼光凝注在历史的每个断层里特出的文物上面。把这些在自己的层面里显得突出的文物联系起来，我们仿佛就获得了某条规律般的线索。然而，那各个层面的基底和一些灰蒙蒙的东西，仿佛就不存在似的了。前几年，葛兆光出了一套中国思想史，轰动一时。其之所以轰动，不过也是在思想史的讲法上强调关注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所谓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就是非精英的世界，当然也不就是底层民众，他关心的是每一历史层面的一般基色。在这种基色里，他发现一些懒洋洋的东西，甚至是，各层面之间的界限也是模糊不彰的。这也说明了思想史并不是某种清晰的线性流程。在社会学中有一个很出名的说法，说的是在思想世界中存在一个大传统和一个小传统。这也是个不那么要得的简化说法。听起来感觉象是精英们在带领一群愚蠢的民众吃力地前行精英提出的优秀想法总不免被民众庸俗化。这看上去很有道理，比如说佛教思想原本是一个非常精深缜密的体系（顺便说一下，佛教到了龙树的中观在我看来真是超级强，超级强），但在民众那里就简化成因果报应等几个观念。然而，这其实是一种愚蠢的骄傲。在民众和精英之间，其实是一种双向选择，不信看看咱们是怎么对待各种各样的神仙的（儒释道三家都有），群众们对诸教神仙是采用实用而功利的态度的，例如还愿的做法。往深里说，各自的视野不完全重合，甚至是大部分不重合。齐格蒙特。鲍曼在评论关于自由观念在知识分子里面的演变时说了一句大实话：“。。。这些作者们所书写的自由史是其知识界同仁们的历史。。。”，同时他还说：“然而，知识分子对自由概念所进行的学术阐释的重要意义，通常源于这么一个事实，既他们紧紧抓住了所处时代中的真正问题。”真正问题当然是重要的问题，但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所有问题，生活中需要解决的事情大部分都用不上所谓真正问题的答案。杀鸡焉用牛刀不是？例如娱乐，百姓有百姓的方法。百姓的思想方式是不一样的，他们往往更注重一些形式的东西，而不那么看重内容和主题。形式总是相对不那么容易改变的东西，同时，它倒是可以容纳各种不同的内容，一个袋子可以装土豆也可以装西红柿。内容是，经常是可以通约和融合的，而形式与形式之间往往就格格不入。在采用一种思想形式的人看来，用另一种形式思想的人往往不可理喻。于是，知识分子面对群众往往就象西方学者面对“蛮荒”民族那样进行居高临下的考察。这种自我尊贵有时是可笑的。例如对小红帽的传说，著名的心理学家弗洛姆先生，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解释得头头是道，但他使用的竟只是书面化污染后的童话版本！他犯的错误和我面对希腊神话时的一样。呵呵，我忍不住有个卑微而委琐的想法：大人物和我犯一样的错误，真爽！这本书虽然我只看了一章，但已经深深吸引了我。并不仅仅是第一章的内容，从序和目录看，章与章之间的排列是有用意的。它是由农村民众开讲，而后到城市手工学徒，再到 （外省）乡下资产阶级，接着是都市一般知识分子，最后就到了卢梭和启蒙运动。这是一种倒溯的顺序，也更容易让我们看清各级之间的关系。　还必须说的是，这本书写得比小说还好看，即便你对我的阅读感想没什么兴趣的话，我还是可以跟你保证，这本书比绝大多数猎奇小报有趣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