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

作者简介

现在拿在你手上的《老北京·皇城民风》，是我《老北京》三部曲当中的第二部。和前一部《老北京·帝都遗韵》相比，这一部侧重描绘下层，同时更把一个完整的老北京分解成20多个单项，很有点“庖丁解牛”的意思。旧京文化是一条超大的“牛”，分解首先力求准确，然后才能追求生动。虽然触及到的多是硬件，但更希望通过研究和把玩，去洞悉内中的软件。本书目录曾一度拟得相当“工整”，后来故意“打散”了，使之“错落”成现在的样子，目的是为了让读者“陷进”一个审美的“万花筒”——阅读每一节前，您把它“晃动”一下，它就呈现出预先不可知的新图案来。

    旧京文化的硬件实属“无穷多”，昔日是怎么处理其间的关系的?再者，每一硬件又有高、中、低的层次之分，不同的层次难道就肯各安其位?再次，在驾驭京城的众多因素(如经济、政治、军事、法律、文化、艺术……)之中，昔日又靠什么去谋求稳定?

    仔细品查之后，终于“天机泄露”——传统哲学的一个“和”字，就使旧日京城在以上三个方面“关系不错”，经常不用动刀动枪，通过协调和渐进就解决(或缓和)了矛盾。如今，我们有幸处在历史的新时期，社会矛盾和过去不同了，解决办法也应该不同。位于久远历史上的“老北京”，其经验反倒在世纪末凸现出来，给今人以启迪。

    浩叹，浩叹啊。

    我对此书的满足程度超过第一本。但真正能说明些问题的，恐怕还得是三部曲中的最后一本《老北京·变奏前门》。

书籍目录

自序 

第一章 城池民舍

第二章 街头寻梦

第三章 世相人情

第四章 新旧相衔

后记

编辑推荐

本书是《老北京》系列图书中第一部的拓展和延伸。它仍然保持了原有的独特体例和鲜明个性。本书最大的特色就是名家的撰文和图片的珍贵。这种图文并置、平行展开，又互相勾连呼应、互为备注诠释的编辑方法有很大作用。读者可以从多层面上“阅读”这个城市，在体味、感悟古城的“世态”和“民情”的同时也体验了阅读过程的愉悦。

章节摘录

书摘多年以前，有一次和汪曾祺先生聊起梨园人的容易知足。我说，老一代名伶大多世代居住在宣武¨外那一小块地方，亲戚朋友在那儿，卖柴米油盐的小店在那儿，甚至连戏园子也集中在那儿。简直可以说，几个月不出方圆几里，丝毫不成问题。汪先生听了，点点头讲：“我写过一篇《胡同文化》，你可以找找，看看。”没多久，这篇文章还真让我找到了。汗先生这样说：    “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  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    这是最纯正最地道的写老北京的散文。您光看还不行，得悠着劲儿去读，去吟诵。最后的那个“嘿”字儿最有味儿，不知您吟出味儿来没有?    旧时代的梨园人，可以不问国事，就按照老辈们留下的规矩在胡同中做自己的事，走自己的路。但大街上的新闻，也还是一点一滴渗透进胡同深处，他们尽管足不出户，也可以把时代脉搏掌握得“差不多”。百多年来，京城上空变幻过多少旗帜，但胡同深处依然故我。大街上走过辚辚战车衮衮政客，以及涌现出各式各样的壮烈场面，对胡同来说仅是“水过地皮湿”。    北京人是讲究走路的。因为老北京城无论大街小巷，多是横平竖直，所以北京人走路无法取巧，无论选择什么路线，到头儿都是拐硬弯儿，比较比较也还是一样长短。即使是这样，北京人走路依然是有选择的。走大街，干净倒是干净，就是乱，搅和得你不得安生。穿胡同，鞋子容易吃土，但似乎更安全，你不愿意见的人或事儿，多绕一下也就“躲过去”了。老北京的地名生活化，不像其他城市的胡同街道，总喜欢用城市名称来命名，比如“南京路”、“广州路”什么的。北京的“扁担胡同”有11条，“井儿胡同”有10条。既然人们开门就有七件事，所以北京也就有了柴棒胡同、米市胡同、油坊胡同、盐店胡同、酱坊胡同、醋章胡同和茶儿胡同；既然人在生活中经常要接触金、银、铜、铁、锡这五种金属，于是就又有了金丝胡同、银丝胡同、铜铁厂胡同、铁门胡同和锡拉胡同。走在这类名字的胡同中，人觉得踏实。    北京人走路讲究走胡同当中，那心态是自由的，感情是亲切的。喜欢在胡同中走路的人，多半不会是高官富绅。尽管如此，北京人却又谨慎，无论怎么也不能逾规，不能失去方向感和方位感。前者，是胡同横平竖直，使你随时能知道哪儿是南哪儿是北；后者，是北京人都明确知道自己此时此刻的立足之处，是在京城的什么位置，或者说，立足之处与皇城中轴线的距离与方向。过去，保持这种感觉是一个臣民的本分。在西方，近代奔涌而出的是一种“公民意识”，不论是权贵还是平民，都首先是国家的“公民”。从这一点上说，谁比谁也不差。惟独中国，不管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首先要明确自己是皇上的“臣民”或“子民”。中国从本世纪初取消帝制之后，对皇权的仰视和敬畏有所淡化，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皈依感却没有减退多少。    北京城近半个世纪来发展极快，城区面积扩大了好几十倍。原来南城(宣武、崇文两区)南部有许多“义地”(埋死人的坟茔)，铲平之后都盖起了高楼。原有的四个城区之外，又增添了更多的“城区”，新的高楼大厦连成一片。这种发展有目共睹，但也留下了一个问题：胡同怎么办?老的胡同存在于老城区，老城区中每修建一片楼房，就要“灭”掉若干胡同；与此相对应的，是那些新的楼群之间，又出现了许多“不是胡同的胡同”。但这些“不是胡同的胡同”所具有的，仅仅是供人穿行的功能，名字通常被称为“北三条”、“东二条”什么的。胡同原先的文化功能，在这里已经看不见了，甚至在原来的老胡同中也已淡化。那种自得其乐并自给自足的胡同文化，都已经很单薄脆弱了。相反，原先很少见的以邻为壑的文化心态反倒强了许多。    胡同中多熟人，也多真实的人和诚恳的人。胡同中很少见以邻为壑，但大街上就比比皆是。大街上多大衙门大机关，比的是谁的位高权重，有了事儿走公文，见面得先预约。在胡同则用不着，谁还不知道谁呀，有事儿推门就进，见了面可以拍着膀子聊。    由此联想到唐代的“坊市制度”，唐代居民被强制住在“坊”(整齐划一的方形居民区)中，四周有高墙，晚上坊门一关，就别想自由出入。做买卖也有限制，官府设立了东市西市，什么时候办，什么时候收，都是“官面儿”说了算。后来到了宋代，突破了“坊市制度”，才使商业获得极大发展，才有了《东京梦华录》上描绘的生动场景。随后，一个个朝代飞跃流逝，历史一次次向前奔进，到如今，居民住所间的高墙早已拆除，但心灵上以邻为壑的态势，反倒取代了自得其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    汪先生去世已经有年，倘使地下有知，这《胡同文化》似还可加上几笔。可如今我该如何去告诉他呢?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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