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曲与性别

出版日期:2013-9-1
ISBN:9787516133612
作者:陆正兰
页数:252页

作者简介

《歌曲与性别: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讲述性别不固定，在歌曲中尤其如此，偏偏性别问题是当代歌曲最核心的问题。自古至今，言男女之情是歌曲压倒性的主题。不仅歌分男女，而且亦男亦女、非男非女、不分男女的歌中也充满了性别性。歌曲的性别性是流动的，因为歌的文本身份，符号自我，文化主题都是流动的。笔者从事歌曲研究十余年，从事性别研究亦有十余年，这两个课题合流后，漩涡转动更有妙趣。

《歌曲与性别: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分内外篇，十二章，分别从歌曲的文本性别和文化性别，阐释了当代歌曲中特殊的性别性。

书籍目录

导论

内篇 歌曲的文本性别

第一章歌曲的性别结构生成

第一节呼应结构

第二节“兴”为一种特殊的呼

第三节歌词的内部性别呼应

第四节歌词与音乐的性别呼应

第五节歌词与文化语境的性别呼应

第二章人称与歌唱主体的性别

第一节歌曲的基本表意模式

第二节表意模式的三层言说主体

第三节四种人称关系变体

第三章歌曲文本的性别身份

第一节文本身份

第二节文本的性别身份

第三节文本身份与歌曲分类

第四章男歌与女歌

第一节男歌的文本特点

第二节女歌的文本特点

第三节男歌、女歌文本的性别差异

第五章男女间歌

第一节男女间歌中的性别角色

第二节男女间歌中的性别呼应

第三节 冲突与复调：男女间歌中的新模式

第六章跨性别歌与无性别歌

第一节跨性别歌的文本特点

第二节跨性别歌的性别间交流意义

第三节无性别歌的文本特点

第四节无性别歌中的性别偏边

外篇 歌曲的文化性别

第七章歌曲文化性别的传播机制

第一节歌曲传播的主体播散

第二节歌曲文本创作的性别意图

第三节歌手赋形性别意图

第四节歌众传唱的实践性别

第五节歌曲伴随文本的性别建构

第八章歌曲的叙述转向与性别新伦理

第一节歌曲的两种构造成分：抒情与叙述

第二节歌曲的意图时间性

第三节叙述三素的凸显

第四节歌曲叙述中的性别伦理

第九章女歌中的女性自我矮化倾向

第一节他者眼中的“美”

第二节女性矮化的几种异形编码

第三节爱与权利的二项悖论

第十章摇滚歌曲的阴柔化倾向

第一节摇滚歌曲的文本性别

第二节摇滚歌曲的性别历史演变

第三节阴柔化不是女性化

第四节摇滚阴柔化的双重意义

第十一章歌曲中的情感焦虑

第一节歌曲中的焦虑主题

第二节情歌中男性的焦虑

第三节情歌中女性的焦虑

第四节跨性别歌中的情感焦虑

第十二章“中国风”流行歌曲的性别诉求

第一节“风”与“中国风”

第二节 中国风歌曲的几种性别编码

第三节中国风歌曲的性别含义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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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2条)

  •     一、漩涡转动：歌曲研究与性别议题的“合流”在人类社会中，与性别问题相关的实践生成了一个意义丰厚庞杂的文化场域。在这一场域中，性别管控与颠覆的戏码持续不断地上演，为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艺学、符号学以及文化研究等领域贡献了诸多热门议题。福柯曾经感慨：“我们认为性是重要的，以致对它过分担忧，并且努力去认识它。于是，数世纪以来，性变得比我们的精神和生命还重要；而且一切世界之谜与这一秘密相比都微不足道，这一秘密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是极其微小的，但是其密度却使得它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要严重。”虽然学界歧见迭出，但对性别话题的深入阐发，有力地推动了女权主义的发展，性别平权的意识日益深入人心。而受益于后现代文化思潮，晚近的性别研究立场日趋开放：更具颠覆性和多元性的性别实践得到了宽容的对待。然而，与新潮的先锋文化和激进的学术新见相比，大众文化的表意实践难免相形见绌：守旧的性别方阵看上去依然固若金汤。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种典型样式，受制于商业利益的流行歌曲并不适宜植入反叛的文化基因。透过性别的视角观察，大多流行歌曲应当铭刻着传统的性别文化心理，保有“因循守旧”的强大惯性。性别方阵中的流行歌曲，真的是如此铁板一块吗？陆正兰教授的新著《歌曲与性别——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对此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照和考辨，为我们呈现出歌曲研究与性别研究“合流”之后的生动图景，揭示出当代流行歌曲性别研究的复杂面相。作为一种通俗抒情的载体，流行歌曲惯于表达“男女之情”，因而其“性别性”（genderness）理应非常醒目。如此一来，歌曲研究与性别研究的交叉融通按理说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与西方相比，中国现有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却难以令人满意。这是一个饶有趣味却乏人问津的领域。对此现状，陆正兰教授有着深刻的分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大众’与‘流行’代表了流行歌曲的观念，也正因为这两个集合意义的词汇，所以流行歌曲比其他艺术体裁更容易遮蔽其文本的性别性。”这是一个独到的见解，它指出了流行歌曲“性别性”存在方式的吊诡之处：无处不在却令人习焉不察。也正因为如此，《歌曲与性别》一书显示出理论探索的敏锐和新意。按照文化符号学关于“标出性”的解释，男权主导的社会意指体系中，男性作为“正常”性别占据“非标出项”，女性则沦为“标出项”，颇有附庸和异类的贬低意味。这也正是女权主义者激烈反对的一种意指行为，她们试图挑战男性主导的表意体系，带给男性以“边缘造反”的压力。女性自身负载着深刻的性别差异体验，因而具备从事性别问题研究的自觉和优势。作为女性，陆正兰教授自踏足学界就开始注目性别问题。与此同时，她还在歌词歌曲研究领域深耕多年，2007年出版了国内第一部以“歌词学”命名的专著，为此做出了开拓性的理论贡献。《歌曲与性别》一书是作者推进歌词歌曲研究和性别研究的成果。作者在《后记》中自谓“这两个课题合流后，希望呈现给读者的漩涡转动更有新意，更具妙趣。”透过当代流行歌曲的性别演绎，作者掀开了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性别实践的帘幕，并对其中的性别管控、压制和自我矮化等表意行为予以深刻剖析，自始至终贯彻性别平权的基本立场。这也是流行歌曲性别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作者立足性别维度对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生产、流通机制加以分析和批判，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自身的歌词歌曲研究，为当代流行音乐研究的学理化增添了新的厚重成果。二、性别方阵：流行歌曲性别身份建构的固化在总体结构上，《歌曲与性别》一书参照雷内·韦勒克（Rene Wellek）对文学研究所做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划分，以“内篇：歌曲的文本性别”和“外篇：歌曲的文化性别”的架构总揽十二个篇章。“内篇”主要聚焦“歌曲的性别结构生成”、“人称与歌唱主体的性别”、“歌曲文本的性别身份”、“男歌与女歌”、“男女间歌”、“跨性别歌与无性别歌”等议题；“外篇”则着重关注“歌曲文化性别的传播机制”、“歌曲的叙述转向与性别新伦理”、“女歌中的女性自我矮化倾向”、“摇滚歌曲的阴柔化倾向”、“歌曲中的情感焦虑”、“‘中国风’流行歌曲的性别诉求”等议题，比较全面地涵盖了当代流行歌曲性别研究的基本问题，深入周全地阐释了当代流行歌曲中特殊的性别性。虽然当代流行音乐研究需要以理论阐释来增强其学理性，但在此过程中应当避免对西方理论的生搬硬套。陆正兰教授对此始终保持警醒：“正因为当代中国流行歌曲所建构的性别文化表现出了自身的特点，现有的中西方女性主义性别研究理论，并不能套用于中国流行歌曲生产及流通的文化实践，所以从流行歌曲性别意义特殊的生成和传播机制出发，归纳其独有的性别理论就显得格外重要。”《歌曲与性别》的论说立足于当代本土流行音乐的实际状况以及中国大众文化的性别实践，概括和生发出了一系列真正具有阐释效力的理论话语。确定性别身份是流行歌曲性别研究的关键问题，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众多主体卷入歌曲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流程当中，他们都试图对歌曲性别身份的建构施加影响，其中传统文化程式的规约、商业利益的精算、创作和接受者性别认同的差异、不同文化主体的博弈等因素都使得歌曲的性别身份难以定型。《歌曲与性别》一书区分了流行歌曲“文本性别”和“文化性别”的概念，作为“内部研究”范畴的“文本性别”相较而言容易确定，其依据主要取决于歌词。在此，作者并未固守文学文本性别身份划分的习见，即文本性别主要取决于作者的生理性别。作者认为，歌曲的“文本性别”应当与创作者的生理性别脱钩。如此一来，创作者其实是歌曲文本性别的代言人，他拥有代理各种性别身份的自由。“词作者不是歌词中的言说主体，他可能会和某一首歌中的言说主体有某种情感上的重合，经由词作者言说出来，也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主体，甚至包括性别上的不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同一词作者在不同的歌中有很多种不同的‘我’。”《歌曲与性别》一书依据歌曲的文本性别来对歌曲类别进行划分，主要分为男歌、女歌、男女间歌、跨性别歌及无性别歌。《歌曲与性别》的研究表明，总体而言，男歌和女歌这样具有鲜明性别差异特质的歌曲，其题材范围、情感聚焦点、意象选择等方面都泾渭分明，而且这些差异都与传统的性别文化程式高度契合。流行歌曲的表意体系依然难以逃脱传统文化的性别方阵。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认为人类的性别实践其实是性别化的身体的一种操演行为：“如同其他仪式性的社会戏剧一样，性别的行动也必须有不断重复的表演。”流行歌曲同样加入到这样的重复性操演当中，以强化社会对性别身份的一致性管控，实现一种强制性的政治文化运作。《歌曲与性别》中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作者由此揭示出流行歌曲重复操演传统性别身份的实质：“流行歌曲维护的依然是性别文化固有的群体心理：男人需要女性的矮化以衬托他们的自信，而女人也只有通过矮化自我，才能保持她们在感情中的地位稳固。”这样缺乏新意和颠覆性的性别身份建构，是对既定性别身份格局的固化。而且，作者发现，某些流行歌曲的性别表意比现实状况更加陈腐保守。这种回溯传统的“自我矮化”现象更值得反思：“大多数‘女性歌曲’自我塑造的女性形象，比现实女性更加保守，更加‘女性化’，更像是传统社会里‘女性美’的现代翻版。”毫无疑问，这不利于妇女解放和性别平权事业，更无法容纳那些多元的、激进的性别文化实践。当然，流行歌曲的性别表意模式非常丰富，并非铁板一块。除了男歌和女歌之外，男女间歌、跨性别歌及无性别歌的大量存在，就为性别沟通提供了新的可能。对于创作者来说，流行歌曲的性别表意空间其实非常广阔，即便是展现多元性别意指的歌曲，也可以在题材范围、意象选择等方面突破既有程式的束缚。这样做不仅是艺术创新的要求，也是性别身份颠覆与重构的要求。三、身份颠覆：性别操演与创作式解码 流行歌曲难以显露激进的锋芒，这并未偏离大众文化的正常轨道。然而，面对如此“不思进取”的性别表意文本，难道那些具备现代性别意识的歌众注定无所作为了吗？流行歌曲接受者如何发挥自身的能动性，积极参与到歌曲性别身份的建构当中？如何透过流行歌曲的演绎从固化的性别方阵中突围？对于这些值得反思的重大问题，陆正兰教授在其早先的歌词研究中已经有所涉及。在《歌词学》一书中，作者回应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三种解码”理论，提出了适用于歌曲接受的第四种解码理论——“创作式解码”（Creative Reading），即“歌的接受，一开始是模仿，不久就变成自我表达，自我创造，而自我表达中不可能完全遵循制作精英所规定的模式，而是就自己的身体条件、感情需要、精神追求，予以改造。一首歌是否成功地流行，最后取决于这种‘创造式解码’。歌曲会在这二次创造中发生个体化的变形，再生出歌曲的意义。”这一学术新见弥补了霍尔理论的缺陷，对于歌曲及其他一些艺术样式的解码方式做出了更加科学有效的阐释。“创作式解码”赋予歌曲接受者以极大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为歌曲性别身份的消解和重构提供了可能。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理论否定了性别身份的本体论建制，力图为性别身份的颠覆实践打开缺口。而巴特勒的观点同样为《歌曲与性别》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她认为：“我们可以把性别看作，比如说，一种身体风格（a corporeal style），就好像一项‘行动’一样，它具有意图，同时也是操演性质的；而操演意味着戏剧化地、因应历史情境的改变所做的意义建构。”这种性别操演既可以维护既定的性别身份秩序，同样可以做出改变而颠覆它。由此可见，性别操演既可以是保守的，也可以是激进的，它内在地孕育了性别身份重构的可能。事实上，在歌词创作中，词家的性别代言行为也可以视作一种性别操演，古代即已出现的“男子作闺音”传统就完成了一种颠覆性的性别身份建构。而在当代流行歌曲文本性别的塑造过程中，歌手的“性别赋形”行为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赋形性别，是歌曲流传重要的一环，很多跨性别的歌和无性别的歌，因为歌手的性别赋形而成为一首男歌或女歌。”这种“性别赋形”行为其实是歌手进行的性别操演。具备鲜明性别身份的男歌、女歌还可能被异性歌手翻唱，并可能颠倒其性别身份，重新纳入歌曲的流传进程当中。巴特勒认为，性别身份颠覆的可能性存在于既有的性别秩序和“律法”框架之内，而且，“个人与政治的能动性的起源不是来自个人的内在，而是在身体之间复杂的文化交换里、通过这些交换产生的；在这些交换中，身份本身不断地变动，事实上，身份本身只有在一个动态的文化关系领域的语境里，被建构、被瓦解而重新流通。”性别身份重建并非在崭新的文化土壤之上另起炉灶，而是在现有的文化语境当中完成。个体的性别表意行为是一种文化交换的实践，而歌曲的接受和流传就是如此的过程。《歌曲与性别》一书关于“歌众能动性”问题的论述也归结到了“性别操演”理论：“歌众的意义实践意味着一场巨大的性别狂欢，面对歌曲这种文化消费品，我们看到，每个歌众都有可能通过‘演唱’进行一种性别操演。这种‘实践’在性别文化意义上具有巴特勒所说的性别操演的两重性：要么被动地模仿，以保存或加固原有歌曲中的性别秩序；要么通过再创造，颠覆原有的文本性别意图。所以，性别文化意义的最后实现，还是，也主要是由歌众的声音主体来体现的。”歌众的传唱是决定一首歌曲能否流行的关键，歌众的能动实践决定着流行歌曲的性别文化意义如何实现。歌众被寄予颠覆性别身份的厚望，但是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陆正兰教授的调查表明，大多歌众并未挣脱歌曲文本性别身份的枷锁：“歌众总觉得自己的表演，要符合歌曲已定的性别身份。……歌曲文本的性别性已经演化成文本所固有的社会性别性。”这个多少有些令人沮丧的发现说明，流行歌曲生产和流通中的性别表意活动是整个社会文化实践的一部分。人们性别身份的多元建构与自由颠覆，取决于现代性别意识的觉醒，这必定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流行歌曲是适合大众抒情的通俗文艺，通过歌曲的演绎来传达现代性别意识，是大有可为的。可以想见，“歌曲与性别”的纠缠不会停歇，关于这一议题的探讨也将持续下去。首发于符号学论坛：http://www.semiotics.net.cn/index.php/welcome
  •     从古希腊的“四艺”说起，音乐是同天文、几何、算术一同被毕达哥拉斯学派所重视的门类。在古希腊的哲人看来，音乐是所有技术中最高等的，因为它最符合人的心灵结构，而人的心灵结构又是同宇宙秩序相一致的。所以，几千年前，从人类最早的文明起，音乐就已经在历史上奠定了它的重要地位。也正因为音乐自身的通灵性和受众的广泛性，音乐已经成为当下世人娱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方面。“性别”作为音乐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无论是曲词的创作还是歌手的演唱都不可回避性别在流行音乐中的作用。陆正兰的《歌曲与性别——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以下简称《歌曲与性别》）就是把流行音乐的“性别”作为切入点，将流行音乐分为“歌曲的文本性别”和“歌曲的文化性别”内外两部分，从歌词文本的内容所反映的性别元素到探究歌曲文本的性别身份，以及最终讨论流行音乐性别书写背后的深层社会文化原因。整本书结构清晰，内容丰富，系统地梳理了当代流行音乐中的性别元素书写，对当代流行音乐的研究有巨大的参考价值。一“歌是一种呼应交流方式”无论是自我呼应还是通过歌曲寻求他者的呼应，都是人自身对自我身份价值的探索和寻求定位的方式。陆正兰将音乐的这种交流方式称为“呼应结构”。一方面歌曲内部所反映出的歌词文本内部语意性别呼应，以及歌曲的歌词内容和音乐风格的呼应，“歌词呼应音乐，包含性别呼唤”；另一方面是歌曲的发出者与歌众之间的呼唤和应对系统，一首歌曲的最终完成需要歌众的参与，“歌众必须倾听、愿歌、能歌，才能做出完整主体的反应”，至此，歌曲所携带的符号意义才被接收者接受，召唤者所授予歌曲的完整意义才得以实现和表达。通过歌曲的召唤，歌曲所蕴含的情感经验以歌曲作为媒介将召唤者和被召唤者的情感共同处进行联结，特定的社会心理结构早就了歌曲中特有的性别结构生成。二歌词文本中不同人称的运用，让作为情感传达媒介的歌曲所表现出的意义意蕴深厚。“我对你说”结构的存在占据了当代流行音乐的半壁江山，是歌曲做基本的表意模式。这种表意模式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因为歌曲演唱的类演示性形式，即使歌曲文本中并没有明确的“我”“你”人称代词的出场，类演示性形式很明显可以让歌众体会到歌曲背后的发送者“我”对接受者“你”的情感诉求。歌曲中所存在的“三层言说主体”是个很有趣的现象。首先是歌词的“隐含言说者”，它不同于真实的词作者；而讲述主体就是歌曲中的第二层主体，如同叙述学中涉及的叙述者；第三种主体则是文本中（故事中）被言说的行动主体。在具体的过程中，广泛的歌众大多并没有能力意识地将此三者进行区分，但这并不影响歌众对歌曲“三层言说主体”作用下的综合把握。歌曲文本性别身份的判定离不开对符号文本意义的把握，歌曲文本同样具有不同的文本身份。在《歌曲与性别》中文本身份不同于创作者身份，“一首歌的词作者、曲作者、策划人、出品人、录音师、演唱者等身份，最后都隐藏于背景之后，留下来的只是歌曲的文本身份。”“文本身份是文化直接作用于文本表意的结果，是文化给予一个特殊符号文本集体的规约性。”所以，一首歌曲的文本身份是受到文化背景等综合影响而形成的，在《歌曲与性别》中着重讨论的是歌曲文本的性别身份。文本性别身份是歌手通过歌曲向受众所传达出的社会性别选择的身份，而非词作者。词作者可以针对不同的歌手创作出不同的歌词，而不同的歌手也可以演绎不同风格的歌曲，但一首歌曲在特定社会环境选择下形成的文本身份却是其所特有的。三在对歌曲性别身份进行分类讨论过后，《歌曲与性别》将目光转向歌曲文本外部。歌曲产生与流传需要五个基本环节：歌词——音乐——表演——媒介——传唱。这五个环节的共谋对歌曲文本性别的生成产生影响。歌众对歌曲的理解、再加工和传唱是歌曲意义实现的“再生性”和“意动性”体现。歌曲性别身份也投射在伴随文本中，通过对伴随文本的有效把握歌众可以有效地将歌曲同自我音乐选择相联系。在对歌曲的选择和演绎上，不同性别的歌众反映出不同的“场”，女性歌众更多倾向于趋近社会文化规范的“场依存性”，而男性歌众则更多反映的是“场独立性”。当代流行歌曲中表现出了女性的自我矮化倾向，摇滚的阴柔化趋势以及情感的焦虑等。这些意识的流露更多反映的是社会规约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时代烙印在流行歌曲中的表现。流行歌曲是大众文化的缩影，所体现的是广泛受众的思想表达，女性的自我矮化“是性别文化所固有的群体心理：男人需要女性的矮化以衬托他们的自信，而女人也只有通过矮化自我，才能保持他们在情感中的地位稳固。”时代和社会的多元化和物质化让越来越多的人被无目的的紧张和焦虑感包围，歌曲中也将这种焦虑进行言说，通过音乐的方式达到宣泄的目的。《歌曲与性别》用女性主义、符号学理论对当下流行音乐进行系统分析，但笔者在阅读之后还有一些关于歌曲的问题没有得到答案，比如为什么当下的流行歌曲类别范围最广的是情歌，在这之中失恋和悲情的歌曲又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歌众对爱情悲歌的钟情不仅仅是在悲伤的时候，即使在快乐的时候也对其情有独钟。爱情的主体离不开歌曲中的性别书写，爱情主体的歌曲应当单独成章进行系统分析。虽然，国内的流行音乐相比欧美落后20年，但随着音乐质量的提高，以及受众对音乐品鉴能力的提升，流行音乐从曲词的创作到后期的出版推广都越发专业化和成熟化。正因为流行音乐具有广泛的受众，所以，对流行音乐进行研究能够更好的把握其背后深层的社会文化意义。首发于符号学论坛：http://www.semiotics.net.cn/index.php/publications_view/index/4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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