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北京城
出版日期:2014-10-1
ISBN:9787108050919
作者:董玥
页数:364页
作者简介
本书不是把城市作为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舞台，而是综合考察北京这个古老帝都本身的转型，以及被塑造成现代中国“文化城市”的过程。作者指出，今天所认为的“老北京”其实并不很老，它并不是帝都时代的北京，而是不那么遥远的民国北京。今天对老北京的兴趣在一定程度上是将历史商业化的产物。北京不仅是政治活动中心，也是各类人群的生存社会。在作者的观察视野下，北京城获得了深刻的、实质性的学者叙述。
——唐晓峰
《民国北京城》是第一部对民国时期北京的空间变迁、日常物质生活及其文化表述做出系统研究的重要学术专著，与其他研究北京的著作相比，该书的一个独特视点在于对民国时期北京的普通人群及其日常生活实践的极大关注。“传统的回收”这一概念的独到应用具有很大的启示，它对过去与现在、旧与新、物质与文化的认识提供了一个新的辩证的视点。
——张鹂
书籍目录
序言 （Thomas Bender）
前言
绪论
I 规划北京
第1章
从京师到北平
第2章 权力：城与人
第3章 传统：城市与国家
II 经历北京
第4章 生产：新经济体系中的北京
第5章 消费：空间和实践的等级
第6章 回收：经历天桥
III 书写北京
第7章 社会学：诊察城市病
第8章 历史：记录老北京
第9章 文学：书写新北京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内容概要
董玥 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博士。现为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历史系教授、杰克逊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研究部主任。研究方向为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前期的中国社会历史，著有 Republican Beijing: 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2003）；与他人合作编著有Everyday Modernity in China（2006），The Modern Girl Around the World: Consumption, Modernity, and Globalization（2008）。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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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北京城》是第一部对民国时期北京的空间变迁、日常物质生活及其文化表述做出系统研究的重要学术专著，与其他研究北京的著作相比，该书的一个独特视点在于对民国时期北京的普通人群及其日常生活实践的极大关注。“传统的回收”这一概念的独到应用具有很大的启示，它对过去与现在、旧与新、物质与文化的认识提供了一个新的辩证的视点。 -
北京城第一段真正意义上的铁路，建在紫禁城内。1888年，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把一辆德国小火车送给慈禧，并在她的花园里铺设了铁轨。火车共有六节，现代工业的外壳下，是符合王朝尊卑等级的内部装饰：黄缎是慈禧太后御用的，红缎给宗室，官员则只能用蓝缎。坐上了西洋奇器后，由于担心噪音会破坏紫禁城的风水，慈禧下令不许开发动机，而是由太监拉动火车。从仪鸾殿到镜清斋，火车缓缓“开”了一小段距离，但中国却迈开了一大步：从此她不再反对建铁路了。 8年后，往返于天津与北京的铁路开通，终点站最初在马家堡，1900年被八国联军迁至正阳门，也是同一年，铁路首次穿过了明清城墙。随后增加的轨道像剑戟一般，从各个方向刺穿了这座八臂哪吒城。定时开阖的几座城门永远敞开着，瓮城被拆除，箭楼被推倒，十五座西式车站紧贴城墙，不断地喷吐出浓烟和呼啸声。曾经的帝都威严和风水布局，此时再也无法维持。城墙的命运似乎真的关系到“龙脉”，不久之后，大清也亡了。 但清末洋务毕竟没有伤筋动骨，真正使北京古建筑大面积消亡的，首先是50年代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造，其次是80年代后的大规模城市化建设。尤其是最近三十年，当钢筋水泥建筑成片地取代胡同、四合院时，对于“老北京”的怀旧不断升温。其实早在民国时期，寓居于此的文人学者便已经开始了对于“老北京”的追忆和构建。这些重视细节的私人记录，一反传统地方志中开篇就是“建制沿革”的历史主义视角，把实际上不断流变的北京“永恒化”了。这种处理，就像最近几年的“民国范儿”那样，更多的是一种借古讽今，而非准确可靠的记录。 《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的作者董玥八十年代初就读于北京时，当年的古建筑还基本留存，作者的一大爱好就是“乘着公交车或者骑着自行车去探寻这座城市迷宫般的街巷”。在欣赏古城的同时，老城日常生活的诸多不便也被她亲眼目睹，后来在做北京研究时，她非常注意把精英学者纸上的北京，与普通本地居民生活中的北京区分开来。正如这本书的前言所说：“无论是思考一座城市的过去还是现在，人们首先应该关注的不是城市建筑及其得失，而是居民对于城市的感觉和体验。”因为只有这种有人生存、呼吸的空间才“真正具有活力和动力。” 明朝时，北京大圈圈（外城）套着小圈圈（内城），小圈圈套着皇圈圈（紫禁城）的格局就已奠定。清朝定都北京后，于顺治五年颁布规定，只允许满、蒙、汉八旗官兵及其眷属居住内城，拱卫皇帝，其他民人则一律徙城南，即崇文、正阳、宣武门外居住。由于这种隔离制度，当时来京的外国使节，都习惯于称内城为“鞑靼城”，称外城为“汉人城”。直到一个半世纪后的道光年间，这种人为界限才被慢慢打破。 由于内城旗人高等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他们带着轻音和儿化腔调的满洲式汉语，便非常强势地向外城辐射，形成了今天俗称的“北京话”。尚在频繁使用的恨不得、罗嗦、邋遢、瞎掰、屯、猫腻等词汇，其实都是满语词。所以在清朝统治时，不但满洲人在被“汉化”，汉人也在被“满化”，这种交互耦合形成了一种年代其实并不太久的 “老北京味”。美国“新清史”学派的罗有枝、柯娇燕等人与何炳棣、汪荣祖等华人学者辩论清帝国成功的原因究竟是“满洲本位”还是“汉化”，其实都过于强调一端了。 明代的君主专制加上清朝的族群隔离，其森严的等级感渗入北京城建筑的特征当中。除了中轴线，还有高低差：皇帝站在景山上，可以俯瞰全城，享用视觉特权；内城执勤的八旗守卫，偶尔能在城墙上看到宫殿；但居住于外城居民，就只能想象宫里的奢华和威严了。“城墙之高大令人望而却步，城门之开合蕴含着权力”，打破这种格局的是外来势力。1901年辛丑条约后，京城东南角形成了使馆区，西式高层建筑的出现，打破了皇权对于制高点的控制，“成为对清帝国政治挑战的空间表现。” 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28年军政府倒台，北京虽仍是北洋政府所在地，但由于军阀割据和南方革命政府的威胁，它对于全国的控制力正在削弱。董玥认为，更重要的是1914年袁世凯成立北京市政公所，“将城市管理纳入了一个新的单一管理单元，这标志这一个质的改变。”北京开始向一个现代都市转型，“第一次公开确认自己作为一个城市拥有独立于朝廷及顺天府行政权威之外的利益。”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北京不能再像帝制时代那样，任意地向全国索取各种资源了。 更大的变化发生在1928年北伐军入城后。来自南方沿海的革命军对这座充斥着皇权遗迹的城市毫无好感，“一切都认为要不得”。在他们眼里，袁世凯在天坛祭天后称帝，张作霖对龙椅的觊觎，多少都与这座城市的特殊氛围有关。北京是“一个充满鬼魅的城市，好像如果蒋介石住过中南海这座紫禁城中的奢侈花园，那么他就永远没有能力推进共和意识。” 随着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的经济一落千丈。中央政府每年的巨额开销没有了，大部分官方银行将总部迁到了上海，工业的发展又长期停滞，北京城变得市面萧条，大部分人口处于失业状态。陶孟和在这一时期做了《北平生活费之分析》的著名社会调查，发现工人收入的百分之七十用于购买食品，且基本都是果腹的主食，蔬菜和肉类的摄入量不到十分之一。人力车夫是男性最普遍的职业，他们一天工作十小时，几乎不休假，像老舍小说《骆驼祥子》里的主人公那样，劳累一生，仅有的盼头是拥有属于自己的人力车。 要知道，这一切发生在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期间！更让故都落寞的是邻居天津的崛起。本来北京还可以保留联系蒙古、西北、东北和南方各地的贸易枢纽位置，作为北方一个重要的商品周转中心存在。但天津却凭借其通商港口地位、低税收、工业和技术上的优势，抢走了这一位置。到30年代中，天津的工厂数和工人数已高出北京一倍，洋行更是接近五百家，一举取代北京，成为北方经济的中心。 当时北京唯一能维持的，就是其思想学术中心地位。在官员和资本纷纷南下的时候，江浙皖三省顶尖的知识分子却开始北上。南方文人把持北京教育界的情况早在蔡元培主政北大时期就很明显，时人讥讽道：“北大国文系仍不免有被浙江同乡会、章氏同学会包办的嫌疑。”从五四运动到科玄论战，从《新青年》左转到疑古运动，几乎所有新思潮都发轫于北京，结果就造成了一个吊诡的现象：在经济发展滞后的故都，其学术却是最激进、最领先的；而以新都南京为代表、经济高速发展的国民政府统治核心区，南高学派的中流砥柱柳诒徵、梅光迪等人却都是保守主义者或折衷派。 但北京不再作为首都，对这里的文人学者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解放，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能相对自由地治学并发表意见。这里不是正在建起中山陵等党化建筑的南京，也不是林语堂笔下“空虚、平凡、低级趣味，赤裸裸而无遮盖的金钱崇拜”的上海。南方新知识分子在这里有较高的薪水，占据社会等级中的高阶，带着一种“他者”的目光旁观这座古城。他们一边思考中国的文化与社会转型，一边享受北平的闲适步调，虽然这是和它日益增长的贫困联系在一起的。 但董玥在这本书里最关注的并不是象牙塔里的精英知识分子，而是城市贫民的日常生活。她选择了天桥这个低端市场作为考察对象。天桥并非桥，它得名于附近的天坛，原是清皇室禁地。民国北京的工业虽然薄弱，但手工业、古物回收业却得到了发展壮大。靠近马家堡、卢沟桥火车站，交通便利的天桥地区是这一新兴“回收经济”的中心。这里的特点是物价低廉，游艺荟萃，虽然肮脏、嘈杂、混乱，却又生机勃勃。知识分子喜欢去琉璃厂买旧书，普通市民则钟爱“接地气”的天桥，在那里他们既可以做买卖，又可以娱乐。 天桥这个二手市场，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最佳隐喻：被摧枯拉朽的暴力革命推倒的皇权中国，被五四新文化运动粗暴否定的传统文化，其碎片经过多次周转，最后又汇集到这里，被抚平、组装、漂染，以一种“全新”的形态重新进入流通。天桥象征着民间对官方线性发展，新旧交替的革命叙事的漠视和不信。和民国政治史的尔虞我诈、互斫暗杀一样，在这里每天发生的故事是以旧代新，以次充好，以假乱真，营造出一种进步和丰裕的幻觉：“本来是旧布，经绸缎庄一浆洗，看起来就很光鲜...酒里掺水，而且还会加砒霜、鸽粪一类的东西，使人有醉意而误以为酒有力。” 由于卖家普遍缺乏诚信，但有时又能以低价捡到宝，所以在这里购物几乎就是一场冒险，一场狂欢。“在天桥，社会地位不能保证买到更好的商品。这种对地位区别的否定威胁到了以阶层分化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制度...无视乃至混淆社会分化造成无序、不定乃至狂欢的感觉。”可惜这一切像拉洋片那样，只是现实反转的镜像，当人们走出天桥，这个过家家般的平等游戏就结束了。就好像在革命后的第二天，新的等级制、新的特权阶层和被压迫阶级又会重新形成，甚至比以前更加牢不可破。 其实对于大部分底层民众来说，所谓反封建、革命之类都离他们很遥远，只是少数人的功业，他们最关心的还是在这个日益贫困化的城市里，争取物质利益。西方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参与度较高，且都经过了某种“传统的发明”，即将本国文化精神凝缩到一些具体的风景、人物、事件上，让普通人皆可一望即知大概。由此激发的民族主义情感，在群体动员方面非常有效，最典型的是普鲁士的崛起和德国的建国。虽然其弊端也显而易见：不同国家的民族主义容易走向对抗乃至冲突，并最终演变成世界大战。 但董玥指出，1911-1949年中国近代化的特殊性在于，它还有一个“传统的回收”过程。像天桥一样，这是政治权力之外民众自发的行为，往往是无意识的，所以也就泥沙俱下。其本质乃是弱者对国家机器的消极反抗，拒绝像革命狂热分子那样，为这个或那个主义做出种种牺牲。在上下裂为两截，缺乏沟通的不对称博弈中，民国在大陆仓促落幕了。1949年，共和国重新定都北京，在新政权看来，旧时的皇朝空间此时已经消亡到足够的程度，“可以重新为民族主义国家的仪式服务了。” -
北京城第一段真正意义上的铁路，建在紫禁城内。1888年，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把一辆德国小火车送给慈禧，并在她的花园里铺设了铁轨。火车共有六节，现代工业的外壳下，是符合王朝尊卑等级的内部装饰：黄缎是慈禧太后御用的，红缎给宗室，官员则只能用蓝缎。坐上了西洋奇器后，由于担心噪音会破坏紫禁城的风水，慈禧下令不许开发动机，而是由太监拉动火车。从仪鸾殿到镜清斋，火车缓缓“开”了一小段距离，但中国却迈开了一大步：从此她不再反对建铁路了。 8年后，往返于天津与北京的铁路开通，终点站最初在马家堡，1900年被八国联军迁至正阳门，也是同一年，铁路首次穿过了明清城墙。随后增加的轨道像剑戟一般，从各个方向刺穿了这座八臂哪吒城。定时开阖的几座城门永远敞开着，瓮城被拆除，箭楼被推倒，十五座西式车站紧贴城墙，不断地喷吐出浓烟和呼啸声。曾经的帝都威严和风水布局，此时再也无法维持。城墙的命运似乎真的关系到“龙脉”，不久之后，大清也亡了。 但清末洋务毕竟没有伤筋动骨，真正使北京古建筑大面积消亡的，首先是50年代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造，其次是80年代后的大规模城市化建设。尤其是最近三十年，当钢筋水泥建筑成片地取代胡同、四合院时，对于“老北京”的怀旧不断升温。其实早在民国时期，寓居于此的文人学者便已经开始了对于“老北京”的追忆和构建。这些重视细节的私人记录，一反传统地方志中开篇就是“建制沿革”的历史主义视角，把实际上不断流变的北京“永恒化”了。这种处理，就像最近几年的“民国范儿”那样，更多的是一种借古讽今，而非准确可靠的记录。 《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的作者董玥八十年代初就读于北京时，当年的古建筑还基本留存，作者的一大爱好就是“乘着公交车或者骑着自行车去探寻这座城市迷宫般的街巷”。在欣赏古城的同时，老城日常生活的诸多不便也被她亲眼目睹，后来在做北京研究时，她非常注意把精英学者纸上的北京，与普通本地居民生活中的北京区分开来。正如这本书的前言所说：“无论是思考一座城市的过去还是现在，人们首先应该关注的不是城市建筑及其得失，而是居民对于城市的感觉和体验。”因为只有这种有人生存、呼吸的空间才“真正具有活力和动力。” 明朝时，北京大圈圈（外城）套着小圈圈（内城），小圈圈套着皇圈圈（紫禁城）的格局就已奠定。清朝定都北京后，于顺治五年颁布规定，只允许满、蒙、汉八旗官兵及其眷属居住内城，拱卫皇帝，其他民人则一律徙城南，即崇文、正阳、宣武门外居住。由于这种隔离制度，当时来京的外国使节，都习惯于称内城为“鞑靼城”，称外城为“汉人城”。直到一个半世纪后的道光年间，这种人为界限才被慢慢打破。 由于内城旗人高等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他们带着轻音和儿化腔调的满洲式汉语，便非常强势地向外城辐射，形成了今天俗称的“北京话”。尚在频繁使用的恨不得、罗嗦、邋遢、瞎掰、屯、猫腻等词汇，其实都是满语词。所以在清朝统治时，不但满洲人在被“汉化”，汉人也在被“满化”，这种交互耦合形成了一种年代其实并不太久的 “老北京味”。美国“新清史”学派的罗有枝、柯娇燕等人与何炳棣、汪荣祖等华人学者辩论清帝国成功的原因究竟是“满洲本位”还是“汉化”，其实都过于强调一端了。 明代的君主专制加上清朝的族群隔离，其森严的等级感渗入北京城建筑的特征当中。除了中轴线，还有高低差：皇帝站在景山上，可以俯瞰全城，享用视觉特权；内城执勤的八旗守卫，偶尔能在城墙上看到宫殿；但居住于外城居民，就只能想象宫里的奢华和威严了。“城墙之高大令人望而却步，城门之开合蕴含着权力”，打破这种格局的是外来势力。1901年辛丑条约后，京城东南角形成了使馆区，西式高层建筑的出现，打破了皇权对于制高点的控制，“成为对清帝国政治挑战的空间表现。” 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28年军政府倒台，北京虽仍是北洋政府所在地，但由于军阀割据和南方革命政府的威胁，它对于全国的控制力正在削弱。董玥认为，更重要的是1914年袁世凯成立北京市政公所，“将城市管理纳入了一个新的单一管理单元，这标志这一个质的改变。”北京开始向一个现代都市转型，“第一次公开确认自己作为一个城市拥有独立于朝廷及顺天府行政权威之外的利益。”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北京不能再像帝制时代那样，任意地向全国索取各种资源了。 更大的变化发生在1928年北伐军入城后。来自南方沿海的革命军对这座充斥着皇权遗迹的城市毫无好感，“一切都认为要不得”。在他们眼里，袁世凯在天坛祭天后称帝，张作霖对龙椅的觊觎，多少都与这座城市的特殊氛围有关。北京是“一个充满鬼魅的城市，好像如果蒋介石住过中南海这座紫禁城中的奢侈花园，那么他就永远没有能力推进共和意识。” 随着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的经济一落千丈。中央政府每年的巨额开销没有了，大部分官方银行将总部迁到了上海，工业的发展又长期停滞，北京城变得市面萧条，大部分人口处于失业状态。陶孟和在这一时期做了《北平生活费之分析》的著名社会调查，发现工人收入的百分之七十用于购买食品，且基本都是果腹的主食，蔬菜和肉类的摄入量不到十分之一。人力车夫是男性最普遍的职业，他们一天工作十小时，几乎不休假，像老舍小说《骆驼祥子》里的主人公那样，劳累一生，仅有的盼头是拥有属于自己的人力车。 要知道，这一切发生在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期间！更让故都落寞的是邻居天津的崛起。本来北京还可以保留联系蒙古、西北、东北和南方各地的贸易枢纽位置，作为北方一个重要的商品周转中心存在。但天津却凭借其通商港口地位、低税收、工业和技术上的优势，抢走了这一位置。到30年代中，天津的工厂数和工人数已高出北京一倍，洋行更是接近五百家，一举取代北京，成为北方经济的中心。 当时北京唯一能维持的，就是其思想学术中心地位。在官员和资本纷纷南下的时候，江浙皖三省顶尖的知识分子却开始北上。南方文人把持北京教育界的情况早在蔡元培主政北大时期就很明显，时人讥讽道：“北大国文系仍不免有被浙江同乡会、章氏同学会包办的嫌疑。”从五四运动到科玄论战，从《新青年》左转到疑古运动，几乎所有新思潮都发轫于北京，结果就造成了一个吊诡的现象：在经济发展滞后的故都，其学术却是最激进、最领先的；而以新都南京为代表、经济高速发展的国民政府统治核心区，南高学派的中流砥柱柳诒徵、梅光迪等人却都是保守主义者或折衷派。 但北京不再作为首都，对这里的文人学者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解放，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能相对自由地治学并发表意见。这里不是正在建起中山陵等党化建筑的南京，也不是林语堂笔下“空虚、平凡、低级趣味，赤裸裸而无遮盖的金钱崇拜”的上海。南方新知识分子在这里有较高的薪水，占据社会等级中的高阶，带着一种“他者”的目光旁观这座古城。他们一边思考中国的文化与社会转型，一边享受北平的闲适步调，虽然这是和它日益增长的贫困联系在一起的。 但董玥在这本书里最关注的并不是象牙塔里的精英知识分子，而是城市贫民的日常生活。她选择了天桥这个低端市场作为考察对象。天桥并非桥，它得名于附近的天坛，原是清皇室禁地。民国北京的工业虽然薄弱，但手工业、古物回收业却得到了发展壮大。靠近马家堡、卢沟桥火车站，交通便利的天桥地区是这一新兴“回收经济”的中心。这里的特点是物价低廉，游艺荟萃，虽然肮脏、嘈杂、混乱，却又生机勃勃。知识分子喜欢去琉璃厂买旧书，普通市民则钟爱“接地气”的天桥，在那里他们既可以做买卖，又可以娱乐。 天桥这个二手市场，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最佳隐喻：被摧枯拉朽的暴力革命推倒的皇权中国，被五四新文化运动粗暴否定的传统文化，其碎片经过多次周转，最后又汇集到这里，被抚平、组装、漂染，以一种“全新”的形态重新进入流通。天桥象征着民间对官方线性发展，新旧交替的革命叙事的漠视和不信。和民国政治史的尔虞我诈、互斫暗杀一样，在这里每天发生的故事是以旧代新，以次充好，以假乱真，营造出一种进步和丰裕的幻觉：“本来是旧布，经绸缎庄一浆洗，看起来就很光鲜...酒里掺水，而且还会加砒霜、鸽粪一类的东西，使人有醉意而误以为酒有力。” 由于卖家普遍缺乏诚信，但有时又能以低价捡到宝，所以在这里购物几乎就是一场冒险，一场狂欢。“在天桥，社会地位不能保证买到更好的商品。这种对地位区别的否定威胁到了以阶层分化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制度...无视乃至混淆社会分化造成无序、不定乃至狂欢的感觉。”可惜这一切像拉洋片那样，只是现实反转的镜像，当人们走出天桥，这个过家家般的平等游戏就结束了。就好像在革命后的第二天，新的等级制、新的特权阶层和被压迫阶级又会重新形成，甚至比以前更加牢不可破。 其实对于大部分底层民众来说，所谓反封建、革命之类都离他们很遥远，只是少数人的功业，他们最关心的还是在这个日益贫困化的城市里，争取物质利益。西方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参与度较高，且都经过了某种“传统的发明”，即将本国文化精神凝缩到一些具体的风景、人物、事件上，让普通人皆可一望即知大概。由此激发的民族主义情感，在群体动员方面非常有效，最典型的是普鲁士的崛起和德国的建国。虽然其弊端也显而易见：不同国家的民族主义容易走向对抗乃至冲突，并最终演变成世界大战。 但董玥指出，1911-1949年中国近代化的特殊性在于，它还有一个“传统的回收”过程。像天桥一样，这是政治权力之外民众自发的行为，往往是无意识的，所以也就泥沙俱下。其本质乃是弱者对国家机器的消极反抗，拒绝像革命狂热分子那样，为这个或那个主义做出种种牺牲。在上下裂为两截，缺乏沟通的不对称博弈中，民国在大陆仓促落幕了。1949年，共和国重新定都北京，在新政权看来，旧时的皇朝空间此时已经消亡到足够的程度，“可以重新为民族主义国家的仪式服务了。”
精彩短评 (总计3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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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待的这几年，总是在以为熟悉的地方有新的发现而惊喜……但是隔着时空，对这个城市的熟识还是有着几分游客的理解，等着葱小白看完跟我分享故事和感想！ -
这是一部很认真的城市史，整体结构非常整饬，思维逻辑非常严谨，史实材料非常翔实，择取从封建王朝到现代社会的过渡中强烈动荡的时代，将北京这个帝都在时代中的转型的方方面面都完整地呈现了出来。无论是微观细节的堆砌，还是数据趋势的拜访，对于对城市文化史有偏好的我来说，这确是一部上佳的学术著作。 -
还是挺不错的一本书，用一种国际化的眼光深入探讨民国北京的各种现象的关系。对于很多民间的历史叙述有深入的分析，也帮助我了解了天桥等多个场所的来龙去脉。 -
还成吧，不喜欢民国style，浓浓的装逼作风后面是无尽的自卑（来源于国力） -
民国北京史研究中，少见的富有理论深度与中西对比视野的著作，李金铮老师曾力荐。 -
其实感觉蛮好，就是太学术看得我好困。 -
中文本可读性很强，很好看。材料的使用有当时的限制，一些细节的事实叙述想来会被一些北京史学者或爱好者们抓着挑毛病，但是基于材料的分析才是北京史学者们（不对，是我自己）该好好学习的。 -
非常丰富的一本书，将文学、地理、历史熔于一炉，对于中国现代性之独特路径有非常敏锐的分析。待我好好回味一下写篇书评吧。 -
民国时期的北京天桥市场上人人平等，谁都有机会被骗，因此展示了中国现代性。回收循环的概念其实跟萧凤霞传统的发明别无二致。作者认为现代性应当是多元的，而现代化理论是坑人的。师兄说潜台词便是之后对北京的改造就是破坏了这种本有的现代性。ps：课题讨论基本认为这书已经过时。 -
可惜作者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
第三章“城市与国家”和第九章“书写新北京”比较喜欢（可能因为是自己兴趣），看到后记里说自己离开北京二十五年但是“北京总在心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地位”，还被感动了呢。 -
帝都时代的北京，民国北京。 -
内容详实，附录中的参考书目尤可作为京城研究的参考，但本书内容过于学术化，可读性较一般 -
对我最有启发的仍然是第一部分“规划北京“，当年已经收在周锡瑞主编的文集中。似乎是在invented tradition这一理论的启发下，作者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今天所以为的”古都“事实上是民国”回收“的成果，这个词可以引出不少从建筑史角度继续讨论的话题。第三部分对民国时期社会学研究的综述是学者写学者，可达诛心的境界。相比之下第二部分对经济问题的讨论就捉襟见肘了，天桥这章的说服力特别弱，总觉得天桥的特点和帝制市场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谈论现代性有点牵强了。。。 -
虽有遗憾，但从格局、情怀、分析力到表达力，在有限阅读过已译成中文的研究中国城市近现代史的海外研究中似已最为出色。软硬兼施内外双修，文献梳理完整清晰，理论分析相较类似研究更为饱满。绪论、结语、章七尤佳。编校疏失、前后译名不一等虽较少但都非常显眼，三联令人讶异。 -
有些启发！ -
作者以“回收”这个概念看“现代性”是本书的核心。此外，就个人而言，第一部分中作者从空间变迁的角度去理解北京城在现代化过程中，当局对“帝都历史”的“回收”，略有收获。一个小槽点，第1章中作者所提出的“速度与权力成正比”，感觉在逻辑上有些问题。另外，第6章中作者认为“二手商品的交易带给消费者一种权力感”，个人不喜欢用各种社会学理论去解释人的行为。 -
应该是目前为止写得最好的一部民国北京史了，没有流于简单的史料爬梳，也没有简单地套用“传统的发明”等西方后现代概念，而是挖掘出了北京城变迁的深层文化意义。强力推荐。 -
这种题材还是不要太学术气 -
浏览了一遍 稍微有点绕 里边关于路权体现等级差别的理论不能苟同 难道让速度快的交通工具靠边靠近行人走？？？ -
有理有据，图解分析。是了解北京城最好的一本书。 -
这就是我想写出的论文！！！ -
2016年第11本。全书偏硬，在最后一章和结语中力图得出一些拿得出手的结论，蛮有趣的。如果有什么遗憾，可能就是全书的史料用的有些浮光掠影了... -
本書從城市規劃、經濟生活和城市書寫（社會學、歷史學與文學）三個層次，談論1911﹣1937年的中華民國時期北京城。作者核心觀點是該時期的北京處於「傳統的回收」的「物質和文化生產和流通的模式」（26），即現代性下，「過去」（大到風景名勝，小至盆盆碗碗）都被不斷地以碎片化的方式回收以供當代北京使用，人們也透過回收的傳統，想象未來的北京。這當中既有文人墨客的主觀與主動想象和懷舊，也有底層百姓迫於經濟窘困的無奈之舉。但這些在民國回收的「過去」，未來卻成為人們想象「帝都盛景」的重要資源。最扼要地說，本書希望處理「過去」在走向民國，走近現代性過程中的北京，扮演了什麼角色，尤其在市民生活中扮演了何種角色。 -
作为城市的北平而不是作为国都的北京，令人怀想。 -
读起来很舒服，理论不死板，史实不枯燥 -
序P24-25，Strand和瞿宣颖对于民国北京“”新旧”的观点；P28 民国北京经济地位（1912-1928，1928迁都以后）P36 在中国人对“现代性”定义的过程中，“过去”扮演了怎样的角色？P77 地图7民国时期北京的公园 -
晚上终于耐着性子看完了，最近总是有点心躁，读书不静，得改。看中国城市，总充斥着种种复杂的情绪，来也不是，去也不是，对待记忆也是。 -
“传统发明”与“现代性”的讨论是作者博士论文截点上的学术关注点，“回收再生”意在更多地赋予一个城市的创造性与主体的历史感。个人更喜欢第三部分除社会学外的历史与文学之讨论。【萧凤霞的名字干嘛写成“肖凤霞”，天桥的书写部分主要依靠《天桥一览》和《天桥史话》。另，Opera and the City以及马钊和程为坤的民国、战时北京城书写，可补不足。】 -
个人觉得史料本身更加有趣 关于民国时期天桥回收的描述太吸引人了 -
回收的概念。现代的塑造也是从历史中拾取有效的碎片拼贴而成的。书中对于天桥的描述挺有意思。 -
不清楚为啥这书评分这么高，断断续续看了近两个月，可喷之处尤其多。说真的，读过这书的人你们真的觉得“回收”是个特别牛逼的概念么 -
引言和结语很深入，对天桥的“历史回收”的概念化显然是亮点，将时间的动态和交错的社会阶层关系理论化。对董老师对于“个人”和“能动性”的信念深有共鸣。个人认为现代消费文化碾压传统商家的过程或许也可以深入发掘，至少对当代文化提供了一个反思的角度，看到“周掌柜”那个例子的时候很有感触。另外，细节的确是多到有点啰嗦，在其中寻找思想的启发需要耐心。 -
要谈近代北京，这本书应该是绕不过去的；书中提出的许多命题的意义，则超出了北京历史、乃至城市史的范畴，“回收”概念其实已有社会学的旨趣。不过作者主要还是根据文献和理论来演绎，很少通过调查方式或口述史视角，“回收”这一核心观点是创见，但也有争议 -
所以他们总是有某种穷尽一切的雄心？在读者已经开始有些不耐烦的时候，继续絮叨的资料呈现和讲解？但是……这的确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卢汉超的上海故事里许多不太能讲出来的框架，董玥在北京却成功地搭建起来了。这些框架性的初步讨论，对于思考当下这些未尝不在做某种“回收”的城市，未尝不能提供助益。后记虽然说是由清华的学生试译，但最终没有署译者名，想来作者自己的修改幅度很大，也意味着写好中文很重要呀！ -
传统的回收，也算是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吧，关于空间的分析倒没有太吸引我。 -
“新地缘政治下的北京”一节，一战前后的国际局势如此深入地影响到北京以及内陆腹地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以天桥为案例，作者反复强调（包括前言、绪论、后记）北京城的传统与现代、过去与未来的互动关系、非线性单一的状态，并提出“回收”的概念——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一座城市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冲击，痛苦地蜕变时，可以立刻并完全地斩断、抛弃与过去、传统的纽带，拥抱所谓的现代化。每座城市都在定义自己的未来，“过去”也并不简单地过去。我们对未来的定义、探寻本身即是对过去的诠释、对传统的再造。不独北京如是。 -
近期读过分析的角度和深度都最优秀的社科读物，看得出作者受过非常好的学术训练！“清晰地保留过去，容纳着现在，并且孕育着众多可能的未来”，这就是民国时期的北京。本书最赞的分析是天桥市场如何同时成为北平的垃圾场和镜像，敌人与补充物，如何训练出消费的民主；以及娼妓为什么被民国北平政府合法化。 -
绪论部分非常好~~但是在最后一章文学与城市的部分讨论的文本还是有点少，是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