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托比症候群》书评

《巴托比症候群》

巴托比（Bartleby）一词，来自美国作家梅尔维尔笔下一位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职员。巴托比是一个非常古怪的人，他从来不喝任何饮料酒精，也不阅读任何书籍报纸，常常望着窗外凝视许久，还直接住在办公室里，哪儿也不去，甚至连周末也不例外，每当有人请他聊一些关于自己的事情，或者交代他去做一项工作时，他总是这么回答：“我宁愿不做。”西班牙作家恩里克·比拉-马塔斯以此形象杜撰出“巴托比症候群”一词，特指那些对文学创作持消极态度、甚至拒绝继续进行创作的作家，并写成小说《巴托比症候群》。不过，《巴托比症候群》是一部反传统的小说，甚至可以直接把它看作是一部文学评论集，因为全书由86篇没有原文的批注组成，而小说主人公就在这些批注当中事无巨细地例举所有他认为患有巴托比症候群的作家，简述他们的生平并点评其主要作品。最重要的一点是，书中提及的绝大多数作家并不是比拉-马塔斯虚构的，而是真实存在、有证可查的知名作家。《巴托比症候群》的扉页上写有法国作家让·德·拉布吕耶尔的话：“某些人的光荣或者优点在于写得好。至于其他人的，在于不写。”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主人公始终没有透露自己的名字，不过可知的是他是一个中年男性，单身，先天驼背，最亲近的亲人都已过世，在一家公司任普通职员，经常慌称生病从而宅在家里完成这部关于巴托比症候群的文学笔记。主人公在这部笔记当中例举了上百位现当代作家，范围涉及欧美和拉美文学，其中有的作家患有巴托比症候群，有的作家笔下人物患有巴托比症候群，还有的作家其文字或言论有助于理解巴托比症候群，这些内容都被主人公一并收录进来。主人公之所以热衷于研究巴托比症候群，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试着解析这种负面的冲动，只有挑战穿越这座“不”的迷宫，真实的文学才会诞生······唯有透过探索这座“不”的迷宫，才能找到通往文学创作的道路。”书中一个非常典型的“病例”是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鲁尔福是拉美文学爆炸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出版过一部短篇小说集《燃烧的原野》和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但在这两部作品大获成功之后鲁尔福却终生不再写作，一直从事着抄写员的工作。鲁尔福是这样解释自己为何停止写作的：“因为我叔叔赛勒瑞诺去世了，而我所写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他告诉我的。”鲁尔福的叔叔赛勒瑞诺确有其人，其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但这只是鲁尔福为自己抛弃文学所编造的一个借口而已，因为后来他又改口说：“现在啊，连吸食大麻的瘾君子都可以出书了。最近不就出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书，不是吗？所以啊，我还是保持沉默好了。”鲁尔福的同事兼好友，危地马拉作家奥古斯都·蒙特罗索曾以鲁尔福为题材写过一个寓言故事《最聪明的狐狸》。故事里有一只狐狸，在写了两本成功的书之后不再发表任何新作。在一次鸡尾酒会上，不少人催促狐狸再发表一些作品，狐狸却总是这样回答：“但是我已经出过两本书了。”狐狸认为，那些人实际上只不过是想等他出版一本失败的作品而已，但他是最聪明的狐狸，自然不会掉进这样的陷阱。鲁尔福沉默的真正原由或许只有他本人才知道。而更让人捉摸不透的例子是法国诗人兰波和《麦田里的守望者》作者塞林格，他们的故事更加著名也更加神秘。从某种意义上，这群巴托比作家拒绝写作本身就像是一种行为艺术，他们所有未完成的作品和想表达的内容形成了一部“隐形文本”，而文本就隐藏在“拒绝”这个动作上。当然，创作力的衰竭和写作上的失败肯定是巴托比症候群最主要的病因，但主人公却有意略去对这种病因的探讨，因为在他看来，“因失败而成为巴托比作家，根本不值得给予关注。这种单纯的失败，不足以投射出文学深度，更无法编织出巴托比作家特有的神秘面纱。”那么，如果非要从所有巴托比作家当中选出一个代表来，那一定会是卡夫卡。值得注意的是，卡夫卡和巴托比一样是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普通职员，沉默寡言，不善交流，终日都待在办公室里，唯一不同的是，巴托比总是望着窗外，而卡夫卡却是在写作。比拉-马塔斯绝对称得上博览群书，而他在《巴托比症候群》中如数家珍般地谈及了上百位作家（经查证，其中有7位作家是他虚构的），但只有一位作家受到比拉-马塔斯的尤为推崇，其作品也贯穿全书反复出现，甚至这位作家的形象直接被画到了《巴托比症候群》的封面上：一位穿着黑色西服，短发尖脸，身材消瘦，眼神冷漠而谨慎的青年男子——没错，他就是弗兰兹·卡夫卡。理解卡夫卡就是理解这部小说的关键，也是揭开巴托比症候群之谜的关键。可是，理解卡夫卡本身就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因为他不同于鲁尔福、兰波等直接拒绝写作的巴托比作家，在其病逝之前他都仍然进行着创作，但他的一生却又一直在写与不写之间反复挣扎徘徊，而他的自卑与恐惧源于他的父亲、源于他的工作、源于他的爱情、源于他的生活、甚至源于他的写作以及源于这个荒诞的世界。但遗憾的是，卡夫卡的作品充满了多义性和歧义性，任何企图进行单一性的解释都将失败，对此法国作家加缪在《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和荒诞》一文中有很好的表述：“卡夫卡的全部艺术在于使读者不得不一读再读。它的结局，甚至没有结局，都容许有种种解释······如果想把卡夫卡的作品解说得详详细细，一丝不差，那就错了。”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由，笔记写到最后，主人公不得不承认：“我的日记越写越离题，与一艘迷失方向的船无异，航行在这该死的巴托比病症之“海”上：这个谜一般的主题，没有中心思想，有无数的作者以无数的方式放弃文学，找不到全体适用的单一解答。很难用一句话总结我目前为止所发现的，也很难骗自己已经找到隐藏在背后的真相。这股弥漫在文学里的瘟疫，究竟为何能终结这么多伟大的心灵？我只知道，为了表达这奇特的内容，我已成功航行过一站又一站，透过偶然听见的故事、真实的生活经历、一些零散的句子与无数片段的回忆，发现它千变万化的脸孔。”文学创作究竟是什么？或许并没有所谓的答案。而对于我们这些普通读者来说，似乎也没必要费尽周折去探究那些巴托比作家的“隐形文本”。因为不同于创作，阅读更多时候是一种兴趣，所以找到一部有趣的作品至关重要。比拉-马塔斯的《巴托比症候群》正是这样一部非常有趣并且值得阅读的作品，当然，前提是你并不介意这是一部没有情节的小说。

一部“巴托比症状”作家的世说新语

9/17恩里克追踪作家中的“巴托比症状”，认为那是一种本能的负面情绪，也可能是受到“无”吸引的一种莫名情绪，让某些作家就是无法写出东西来，即使他们对于文学创作抱持着严谨的态度(或许就是这种严格的自我要求，反而使得他们无法真正提笔写作)。有些作家则是在完成一两本书之后，就不再继续写作了；有些作家起初能够非常顺畅地按照进度下笔，但某一天突然停滞，怎么也写不下去了。说到巴托比症状，让我想起迅翁的一句话：人感到寂寞时，便有了创作；人感到干净时，便无创作，因为他一无所爱。鲁尔福和张万新大概是可以归于巴托比作家罢，鲁尔福怀着天纵之才和奇诡的想象，一当上抄书员，就不写了；重庆作家张万新藏着很多好故事，但凡给别人讲过，就觉得再无写的必要了，他就是个野路子。9/21法国古典主义时期最后一位作家拉布吕耶尔说：某些人的光荣或者优点在于写得好。至于另一些人的，在于不写。9/22每当有人问起鲁尔福为什么不再写作时，他总是这么回答：那是因为我叔叔塞勒瑞诺去世了。他就是说故事给我听的那个人，他总是边走边跟我说故事。但他告诉我的，其实都是谎话，所以很理所当然，我写下的一切都是纯粹的谎言。鲁尔福的同事写过这样一个寓言：有一只聪明的狐狸，写了两本成功的书之后洋洋自得，此后他不再发表新作。周围的人每次遇到狐狸时，总是希望他再多发表一些作品。狐狸说，但是我已经出过两本书了。人们说，没错，而且写得很好，所以你应该多写一本啊。狐狸就不再说话了，他认为，那些人只不过想等他出一本失败的作品，但是聪明的狐狸才不会掉入陷阱呢！鲁尔福和蒙特罗索，长年以来在一间光线阴暗的办公室，从事抄写的工作，而且这两位非常非常怕老板。每天下班时，老板总要和每个员工握手，这两位每次都躲在柱子后面，深怕老板迎上来，不是说“再见”，而是说“你们解雇了”。瓦尔泽的挚友西立格有次对他说：或许，你的作品将如同瑞士诗人凯勒一样，永远流传后世。瓦尔泽重重顿了一下，他非常严肃地对西立格说，如果你要重视我们的友谊，从此就不要对我说这般赞美的话。后来，瓦尔泽在精神病院沉默地生活了28年。他认为只有身处低处，他才能继续呼吸。阿根廷作家威尔考克可以说是瓦尔泽不折不扣的铁粉，他曾经发过这样一段声明：我最喜爱的作家是瓦尔泽和费尔班克，以及每一位他们喜爱的作家，以及所有他们喜欢的作家所喜欢的作家。杜拉斯说：我这一生的故事，从来就不存在，没有什么人生的重心，没有什么人生的道路，更没有什么所谓人生一路走来的轨迹。虽然有很大的空间让大家觉得似乎的确有这么个人，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人。9/23当15岁的小文青卡杜在自己的家里终于见到偶像贡布罗维奇时，紧张兴奋地说不出一句话来，他发觉自己变成了餐厅里的一件家具。从此，卡杜为了填补写作梦破碎后的巨大空虚，投入到疯狂的艺术创作中去了。不过，他把自己画的所有家具命名为自画像，且还解释说：因为我觉得自己像件家具，而且据我所知，家具是不写作的。看卡杜的一生，很像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卡杜临死前，留下一段简短的墓志铭，希望家人能将其视作他身后留下的全部作品。这段墓志铭是这样写得：我曾经尝试变成其他家具，不过并没有成功，连这件事都不允许我成功。因此，我这辈子，也只当过这么一件家具。只是，如果我们知道其他家具都是沉默的。那么我的一生也就并非微不足道了。当他死后，他的家人就像处理掉一件多余的家具一样，把他的骨灰安放在巴黎跳蚤市场附近的小壁龛里，而在这个跳蚤市场，能找到任何你想要的旧家具。写过《桥》的哈特·克兰对自己的创作非常严苛，据说，有段时间他读过世界上所有的诗。后来他一直想写一首关于蒙提祖玛二世的诗，那时他才发现，唯一一个值得写作的题材，竟然是令人颓丧。而一个作家真正能写的，唯一能写的，实质上便是“写作的不可能性”。然后，他彻底消失了。介于茹贝尔的不写，夏布多李昂说：你能答应我么？求求你体内那位未来不可限量的作家，请他把一切无谓的偏见与偏执都抛诸脑后吧！茹贝尔答道：我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开始写书，因为我还没找到文思的源泉。再者，即使我找到了源泉我也有更多理由不写这本你希望我写的书。后来他还说：任何人都应该使自己像真正的艺术，而不是像某部单独的作品。波德莱尔：大众是不明就里的，通常也是冷漠无情的，我们难道需要向他们展示作品设计的构想吗？我们有必要解释即兴创作时，不断修改与调整作品的过程吗？解释太多，当初最原始而单纯的感动就会变成矫揉造作、自夸自捧的诈骗了。9/24杜尚说：文字根本不可能真诚反映现实。一旦我们开始使用语句表达想法，所有本意都会遭到扭曲，语言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所有自戕的作家中，最为惨烈的莫过于法国作家尚福，当他发现投注了满腔热血的法国大革命，最后竟成了自己的惩罚。他决定举枪自尽，子弹先是穿破了他的鼻子，贯穿右眼而出，此时他气息犹存，接着拿起一把快刀，硬生生划过咽喉，接着不停地在手臂和腿上割出一道道伤痕，最后才拼命地把刀刺进胸口。他死了。9/25波德莱尔：大众是不明就里的，通常也是冷漠无情的，我们难道需要向他们展示作品设计的构想吗？我们有必要解释即兴创作时，不断修改与调整作品的过程吗？解释太多，当初最原始而单纯的感动就会变成矫揉造作、自夸自捧的诈骗了。兰波17岁时便已写下《醉舟》，19岁之后抛下诗歌，全球浪游了；班奇斯23岁时发表《瓮》，至死就再也没有发表任何作品；还有塞林格。博尔赫斯评价《瓮》，用了两个词，纯净和战栗。他认为班奇斯之所以选择沉默，或许因为，“所谓，世俗学子偏爱英雄遗迹，而非英雄如今孱弱的手掌”；又或许，文学太过虚幻不实，“所求的不过是奉承和赞美”；又或许，他们不愿意虚掷时间于名利；最后，“又或许是班奇斯与生俱来的才华，让他觉得文学这游戏太过简单，根本不值得沉溺下去。”看到这，让我想起后十年基本不写的曹雪芹。佩索阿作为一个名字来说几乎不写，他的一生都是躲在其他名字——多达72个完整的名字后面写作。其中有个以自杀结束生命的特维男爵，佩索阿认为其人格是他的残缺版，他说：我从来不睡，我总活着做梦，或者应该说，我活着时做梦，睡着时做梦，而这样的方式，同样是一种生活。又说：智慧的高贵之处，了解智慧终究有限，而宇宙的浩瀚总能胜过人的智慧。英国作家我最喜欢王尔德，他的梦想是：什么事也不做，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不仅困难，而且非常需要智慧。他曾说：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言，终日无所事事，是能量的最高贵形式，对那些拥有最高级文化层次的人来说，凝思，就是惟一事关存在的事。他还说：真正有天资的人，活着便是为了无所事事。有次他驳斥朋友道：勤奋，是一切丑陋的根源，而我并没有全然放弃思考。另外，如果你想要的话，我可以随时卖给你一个想法。9/26卡夫卡在写给未婚妻的信中写道：我内心深处的恐惧是永远不可能拥有你。最好的情况是，我必须像一只连在潜意识里都忠心臣服于主人的狗一般约束自己，只亲吻你向我伸出的手，从不越界。这种忍耐对我而言不叫爱情，而是一个不幸的信号，预告我即将成为一只“被惩罚永远闭嘴”、永远只能待在远处等待的动物。卡夫卡：人逃得越远，便离目标越远。一切只是白费力气，他们以为自己正在前进，殊不知只是原地踏步，哪儿也没去，但踏着踏着，却直接踏向虚无。叔本华说：极有天分者，从来就不是那些专家们。真正有天分的人，把“存在”全然看作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人道主义只不过给他们提供了新的视野。只有把宏大、精要和广泛的伟大看作研究对象的人，才称得上是天才，而不是那些只知忙着解释单一事件之间的关联性的人。叔本华认为恶疾，就是被劣书毒害。劣书才是摧毁精神与智识的毒药。大部分人喜欢阅读新书，忘记回头看看过去数百年来累积的智慧，大部分作家也都只局限于当下流行的事物，读者大众一代比一代沉沦，画地自限却不自知。梅尔威尔眼中的霍桑：他有一个世人皆知的真相，他总是大声说不，可这个坏蛋就是不肯让自己说是。所有说是的人，都是骗子；至于说不的人——他们为什么说不？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像环游欧洲一样快乐。他们从不肩负重担，只消一件随身行李便可上路，进入永恒——他们表达出了自我。反而是那些说是的俗人，旅行时总是大包小包，该死的！他们连海关都过不去！按：说是的，不一定都是骗子，还有傻子和白痴。说不的除了坏蛋，还有天才，智者，疯子。9/28杜尚在完成名作《大玻璃》之后，一下子觉得自己的毕生创意耗尽，即使日后还有创作，于是索性什么都不画，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下国际象棋了，这一下就下了五十年。我不喜欢齐白石，更加痛恨后来那些批量生产的画匠，其原因也在这里。费里斯贝尔多·埃尔南德兹与胡安·卡洛斯·奥内蒂齐名，马尔克斯、科塔萨尔皆受其影响，但其际遇不佳，少为人知。或许是他拒绝给他写过的很多短篇小说写结尾，导致每一个故事最后都晾在了空中。西谚：一个人写得越多，他便思考得越少。亨利·罗斯28岁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说《就说是睡着了》，未引起什么影响，于是决定转行，尝试各种工作。30年后，这书再版，一下子就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名著。亨利·罗斯决定只要自己活过80岁，一定还要再写本书。第2个30年后，他如愿以偿地出版了新作《野外的仁慈》，由于太长，分成了四部出版。看其介绍，可谓美版《文林外史》，一年后，亨利·罗斯逝世。西梅内斯一生都认为自己随时可能死去，当成就自己文学事业的妻子撒手尘寰后，西梅内斯丧失了写作的全部动力和原因，认为一切都失去了意义，不再提笔写一行字，将自己所有的作品弃之于地，在愤怒中将一切踏碎。他说，我此生最好的作品，便是我后悔曾经写过的这些作品。《猪之三部曲：圈》可以说是对中国摇滚的一次串烧和戏仿，尤其是这一句，“养猪的人就是那杀猪的人，其实是猪翻身做的主人，管起猪来比以前得更狠！”其源头更是来自奥威尔的《动物农庄》。恩里克认为马尼埃尔一生惟一的一部小说《香水地狱》，可以说是巴托比世界里的《堂吉诃德》。9/29德里达：学会生活，如果此事有待于去做，也只能在生与死之间进行。既不是仅在生中，也不是仅在死中。那在两者之间发生的事，并且是在某人所乐意的所有“两者”之间，如生与死之间，发生的事，只有和某个鬼魂一起才能维护自身，只能和某个鬼魂交谈且只能谈论某个鬼魂。因此，必须对灵魂有所认识。尤其是如果说这东西或者说幽灵并不存在，尤其是如果那既非实体、又非本质、亦非存在的东西本身永远也不会到场。“学会生活”的时期是一个没有监护人在场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意义—此开场白正在向我们展示—就是：学会和鬼魂一起生活。

作家们为什么不写了？

“某些人的光荣或者优点在于写得好。至于其他人的，在于不写。”兰波，十七岁时写下《醉舟》，十九岁写下《地狱一季》。在诗的结尾，他写道：“已是秋天了！......没有任何一首美丽的诗歌，能够永享过往既有的成就。”这之后，他不再写诗，也不再谈论文学，转而选择流浪冒险，足迹踏遍德国、塞浦路斯、爪哇、苏门答腊、苏丹等地。荷尔德林，三十七岁时精神错乱，之后一直到他死之前的三十多年里，他都生活在德国图宾根那座小城。胡安·鲁尔福，在出版了成功的作品《佩德罗·巴拉莫》之后，却过起了平凡的抄写员的生活。此后三十年，他不再写作。塞林格，出版了四本作品：1951年《麦田里的守望者》、1953年《九故事》、1961《弗兰妮与祖伊》、1963年《抬高房梁，木匠们/摩西小传》。之后，他再也不曾发表任何新作，直到2010年逝世。费勒尔·莱林，年轻时写风格前卫叛逆的诗，然而到了1960年代末，他却搬到西班牙东北部韦斯卡省的哈卡定居，这之后的三十年，他全心投入到秃鹰的研究中，并成了秃鹰专家。在西班牙作家比拉·马塔斯的《巴托比症候群》里，这样的例子更多，可以一直举下去：罗伯特·瓦尔泽、王尔德、哈特·克兰、贝宾·贝尤、费尔南多·佩索阿......在中国，或许可以想到晚年的沈从文，如今的阿城等。那么，作家们为什么不写了呢？兰波十九岁就享受了文学带给他的荣耀，以及与魏尔伦同性之爱的伤痛，他对名誉与殊荣不屑一顾。荷尔德林，长期处于疯狂状态。胡安·鲁尔福：“因为我叔叔赛勒瑞诺去世了，而我所写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他告诉我的。”塞林格，在新罕布什尔州乡间的河边小山附近买下了90多英亩的土地，在山顶上建了一座小屋，过起了隐居的生活。费勒尔·莱林，转而对秃鹰发生了兴趣。如果去概括，大概可以有如下原因：1：精神错乱、精神崩溃。比如荷尔德林。比如罗伯特·瓦尔泽，他先后在瑞士的瓦尔道和黑里绍的精神病院度过余生。2：才华耗竭，灵感枯萎。3：极不愿成为公众人物，渴望保护自己的隐私和生活。比如塞林格。4：兴趣发生转变。比如兰波。比如费勒尔·莱林。5：对写作要求极高。比如哈特·克兰。至于作者，比拉·马塔斯，在北京塞万提斯学院见到他时，他高大，略显疲惫。至于我，还想再写些。毕竟，还是夏天呢。

世间各态的不

“某些人的光荣或者优点在于写得好。至于其他人的，在于不写。”我想像我这样不写的人能找到一丝理由宽慰了吧。每个作家的不，都有各自的不同，它们连起来构成了一本姿态各异的小说集。这本书开始读时可能会觉得是一本叙事的书，说是小说吧，可能是源于意识到最后的杜撰，在一些真真假假中度过。记忆最深的应该是作者的想象力，杜撰了卡杜及其生平，和关于卡杜的文章《永远看起来像件家具的作者自画像》，当然还有这段墓志铭：我曾经尝试变成其他家具，不过并没有成功，连这事都不允许我成功。因此，我这辈子，也只当过这件么一件家具。只是，如果我们知道其他家具都是沉默的那么我的一生也就并非微不足道了。最后我以为自己想当个诗人，却没想到其实内心深处我最想成为的是诗。其实生活就是这样子，不如诗啊。

从有到无的写作

新京报-书评这病症并非灾难！撰文|于是·名·以典型病人之名命名绝症，比用天文学家之名命名彗星更触目惊心。话说梅尔维尔写完《白鲸》后，多年不得志，1853年出过短篇小说集《抄写员巴托比》，这个怪人总是说“不”。就像现实生活中的霍桑。本书的叙述者是便是一位“巴托比”患者，他年轻时曾写过一本小说，但因为某种心灵创伤，他拒绝再写。但他写日记，记录那些和他同病相怜的作家封笔之谜。他为此失去了工作，还被名叫德兰的研究者讹了不少钱。他经历过电光火石般的爱，也目睹了神秘的塞林格亲吻自己一见钟情的女郎。这位驼背的主人公在叙述自我的时候，似乎并没有巴托比症状，虽然僻世独居，却在文学的世界里忙得不亦乐乎。巴托比，就这样被巴托比患者抽象为一种蔓延于文学时空的病症，病例无数：梅尔维尔、兰波、瓦尔泽、鲁尔福、霍夫曼斯塔尔、卡夫卡、玛丽安·荣格……以及终生自视为“家具”的卡杜等虚构的作家。真实和虚构无与伦比地交融在这部笔记体的小说里，而笔记又以脚注的形式，对不在场、甚至不存在的文本加以阐释，并贯穿于“不”的主线：拥有写作天赋、或已取得写作成就的作家对写作本身说“不”。有人说这是脚注汇成的书，但是不对，短小篇幅的脚注评析中，隐藏了很多虚构的情节和人物，真假莫辨。所以，首先要确定：这是以日记体完成的长篇小说。更何况，还有那么多文坛八卦：哪一位才是品钦的真身？莫泊桑究竟是怎么死的？托尔斯泰封笔时真的坚信“所有文学都是对自我的否定”吗？野史被写得如此好看，怎么还能说是掉书袋式的文本脚注？但，无论如何，这样的书世上少有——著作等身的作家写了一群散落在时空中的、不再写书、甚至从没写出书的作家，无数的作者以无数的方式放弃文学。诸如马拉美的《书》，福楼拜的《男孩》……那些不存在的书，或许是最精彩的旷世之作。·状·名为症候群，固然少不了对症状的分析、归类和描述——封笔是作家身份的自我终结，或因自大，或因妄自菲薄，或是对读者和时代失望，但都没有江郎才尽的意思。借口也有很多（“赛勒瑞诺叔叔去世”已成经典托词），精彩之极，荒诞之极，和旷世佳作一样极具想象力。自杀的作家更甚一步，把肉身都终结了，以此圆满人生的创作。只有极少数量的自杀者才配得上巴托比之名（可惜，作者没有提到三岛由纪夫）。另一种相对柔软但更残酷的是自我放逐，譬如王尔德，在人生最后两年中终于获得无所事事所需的智慧；又譬如避世隐居的格拉克，沉溺于汤汤河水往事；再譬如兰波，将生命的后三十年都用于探险。更极端的是顽强地拒绝写作的大师：贝尤、巴兹伦……人类无法用文字描述宇宙及其真相，当语言的运用只是为了满足阅读，而不能超越人类心灵的界限，“就会沦为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他们都在证明“写作的不可能性”，吊诡的是，反巴托比症的写作者也能因此反证出写作的必要性：只有写作能让我们回忆、思考并感受自我的存在。因此，书中也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谈论到一些反例：有72个分身作者的佩索阿，有写作偏执狂的穆齐儿，有用毒烟扫除巴托比魔障的德·昆西，有身份笔名一大堆的神秘的特拉文，还有“反巴托比”的典型……正反病例互为表里，恰恰构成了写作者的真实群像：他们欲罢不能，他们遥望真相，他们渴求创新，却因此举步维艰。他们亲身演绎了写作之不可能。写作本是从无到有，而巴托比的写作则是从有到无。文学的真谛，和文学的形式、受众，仿佛是背道而驰的（维特根斯坦说：对于不可言说之事，尽情保持沉默）。就因为这巨大的悖论，难怪那么多天才作家要说“不”！·因·巴托比症的真正动因不能简单的归咎于精神失常、个性疯狂、才思竭虑……同样，没有才华也不得志的写作者也不能归于此类。小说中也有令人倍感熟悉的文学青年的形象：写完几行诗就当卷烟纸烧掉的皮内达、奔赴巴黎的双叟和花神却被物本主义搅得写不下去的玛利娅、妄想萨拉马戈剽窃自己的佩雷斯……这些虚构的人物活灵活现，简直是我们当中某些人的写照。问题是，著作等身、拿奖无数的比拉-马塔斯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 他已称为西班牙目前最重要的作家，目前已经出版了近三十部著作，包括短篇、小说、随笔和论文集。《巴托比症候群》最早出版于1999年，是他的第十八部作品，甫一问世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取得了包括法国梅迪西奖、巴塞罗那城市奖等在内的多项欧洲文学大奖，逐渐被其他语言国家的读者接纳，影响力迅速扩大。2013年，法国重要的文学期刊《文学杂志》将他与莫言、门罗、帕慕克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起并列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在回顾和分析史上这些作家的同时，他是否在给自己把脉，甚或已经下药？当驼背的主人公在结尾承认自己已迷失于“不”的迷宫时，比拉-马塔斯的写作抵达何处？你会发现，对巴托比症候群的思索几乎涵盖了写作会遭遇的各种悖论——写可以避免被写，但不能避免被读，双向的被动性导致写作者无法自由。写作可以缔造声誉，但不能避免不进则退的恶名，单向的递进要求让写作者进退维谷（蒙特索罗的狐狸最明白个中的狡诈）。优异的写作者致力于更新和颠覆，但文字跟不上思想和想象的节奏，脑体里的巴别塔限制了旷世佳作的产出。相反，追随潮流会让优异的写作者失去自我的方向。——幸好，比拉-马塔斯的文学体验主要集中于英语、法语和拉美文学中，若是再牵涉到东方老庄，日本侘寂，写作之无这个议题恐怕要陷入更深的迷思。其实不要紧。无字之书根本不是用意所在，没写出的杰作不代表当代文学得了绝症。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受了贡布罗维奇的刺激后一辈子以为自己是家具的文学青年。多么肆意的虚构！多么可能的不可能！这个小故事隐藏在文学巨擘的轶事中，只能说明：书写不可能之可能也能成就一种偏执但杰出的书写。所以，这是写作者对写作的一次持续思考，涵盖了对写作者心理和梦想和忧伤的坦白，挖掘了写作的极限。比拉-马塔斯只是假借（人类共有的）猎奇心，不屈不挠、悲喜交加地宣扬了文学之美妙、之不朽。“这病症并非灾难，而是一支能从中升腾起理性建构的舞蹈。”PS：我实在是喜欢自视为家具的情节，包括墓志铭

网络文学是人类想象力的海洛因

《巴托比症候群》是读得太困难的一本书。
破碎的文学信息和无聊的中心论点让这本书显得太过无趣。因为只写了一本书就对作者进行分析探究，有点“特别”。毕竟不管文学是以记录性或文学性展现，始终都和他人无甚关系。穷追猛打的追问和探究……关你屁事。不过考虑这本并不完全是记录性文学，而是真假吐槽掺半的“注脚”型小说，所以就不多吐槽了。
其次，作者恶作剧般的西语作者和书单也让人无语。嗯，恶作剧，不过对比书里有个喜欢“造假”的作者，算是有一点点可爱吧。
最后，作者反复诘问文学真谛和表现形式，虽然没有定论，但是引发人对现世文学的思考，算是亮点吧。 过去的作家为了艺术、为了记述而作，甚至可以为了寻求艺术或文学的真谛，不断求取。他们不在乎有没有作品，会不会成名，只在乎自身。但是就是这些作家，他们寥寥的作品，璀璨如星。
而如今“作家已经是需要体力更胜于想象力的工作了”。一句话总结的太好。
畅销鸡汤的作者辗转于舞台或各类发布会上，网络文学的作者守住电脑拼命更新，文字对于这些人们的作用，成名或金钱的驱动明显大于真理。
再说读者。需求决定市场。快读文学盛行必定是因为读者的喜爱与支持，畅销榜前几位总也是少不了几本鸡汤读物，也不怪作者为了圈钱而去取悦读者。所以，鸡汤越来越多，网文越来越盛行。究其因，无非一个爽字。鸡汤的内心戏可以参照十二星座盛行的原因，每个人身上的那点矫情被捋顺了写成了故事，人都自恋，在一个故事里看到一点自己身上的苗头就和戳了g点一样嗨；网文就更不用说了，从另一条路实现大众的意淫，简单快捷，花样百出——你爱帅哥，那就给你配个专一多金的总裁；你爱美女，就给你配一堆身怀绝技美绝天下的娇娃——你要的什么，这儿都有。所以说什么，快读文学是人想象力的海洛因。让人沉溺、无法自拔。
文学已近崩塌。是作者的选择，也是读者的。总而言之，希望那些不为钱不为名，依旧愿意坚守本心的作者多一些，更多一些。

文学的沉默

这是一本没有文本的书，是一本日记形式的脚注。在“不”的迷宫里，“我”天马行空地纵览文学史上放弃写作的作家或是以其为题材的作品。文本中既有知名作家的八卦纪事，也不乏杜撰出的确有真人原型的作家故事。在真实与虚构的相互交织中，展开一场“写”与“不写”间的较量。通过“我”的调研，可以整理出作家拒绝写作的各式各样的缘由：胡安·鲁尔福因为叔叔塞勒瑞诺去世，已没有人再给自己讲故事；菲利佩·阿尔法乌的借口是学习英文给自己造成了疲惫；苏格拉底和兰波的幻想太过飘忽不定，无法收录于文字；贝宾·贝尤为朋友而写作，从不致力于出版；司汤达说“现在不写是因为在等待灵感”；贝尔纳多·阿特萨卡认为作家由于需要应付各种采访、聚会、研讨会和媒体发布会，写作在当今已经变成一种耗费体力的工作；波德莱尔告诫艺术家不应该向外界透露内心的秘密；杜尚认为文字不可能真实地反映现实；尚福否认语言可能拥有的力量；比达尔-福尔奇说拒绝可能会造就对高尚灵魂的追寻；《钱多斯伯爵的信》中表达出“作家对于文学表达与人类社会的本质已经产生了信心危机”的观点，认为语言不能表达出普遍的美与价值；巴黎一家报社如是评价王尔德，“当我领悟到生命的真谛与欢愉时，我便无物可写了。”拒绝的作家不仅给出了不写的理由，而且还从不同角度立体地做解释，看上去似乎写作才是一件值得商榷的事。当今的文学，与其说是创作，不如说是复制前人的智慧。罗贝托·巴兹伦将书视为“页脚注解的膨胀”。博尔赫斯在印第安纳大学做访谈时说，“也许每一个时代都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写同样的书，只是改变或加入一些细节。”作为作家的博尔赫斯自然是拉美文学的翘楚，但他更自信于自己“极好的读者”的身份。敏感、勤于省思让他一本书反复阅读。在大家面前，我们不禁哑然。是炫耀一年内读过几千本书的读者更聪明，还是细嚼文本、透过自己的一次次人生经历体会作者意图的人更明智？叔本华道，“大部分人喜欢阅读新书，忘记回头看看过去数百年来累积的智慧，大部分作家也都只局限于当下流行的事物，读者大众一代比一代沉沦，画地自限却不自知。”批量化的出版也助长了这种狼吞虎咽式的写作和阅读。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警觉地停下奔跑的步伐，坚定地说出了拒绝创作的宣言。他们正是书中的巴托比们，他们用良知捍卫语言的神圣。在塞院主办的对话刘震云老师的座谈会上，作者比拉-马塔斯讲述了他对于“文学终结论”的看法。大意是这样的：如今文学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哪怕一张地铁票都可以成为文学的载体。可怕的不是形式的变迁，而是思想的终结。他在上海参观了一个书法展，其中一件展品上只有三个中国字，那块两千多年前记录在石头上的文字是他一生看过的最短的文章。只要思想永存，文学是无关形式的。书籍会被遗忘，但伟大的作者可以让他操控的文字成为我们语言的一部分，让他创造出的形象历久弥新。四百年前的堂吉诃德至今仍旧鲜活，17世纪的哈姆雷特永葆生命力。我们相信塞万提斯在写作时不是为了展现他高超的文学技巧，更不是为了博人眼球。他的责任与担当激发文学才能，让他在坎坷的一生中不断与封建社会的腐朽与黑暗斗争。“当语言的运用单纯只是为了创造阅读上的效果，而不能够超越人类心智的界限，就会沦为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文中出现了两种骗子，一种是只为世俗名利的低级骗子，他们单纯为了写作而写作；另一种则是大师级的骗子，也就是许许多多巴托比们，他们通过消声“骗”来了艺术界和大众的肯定和赞扬，在“被写”的名录中“骗”到一席之地。当“我”记录下这些赞扬时，会不会感到一丝欣喜与安慰呢？毕竟在时代的变迁与物欲的横流下还能有人关注这样一个甘心沉默的群体。文中的“我”自言自语，与幽灵对话，做奇怪的动作，乐此不疲地称自己是“瓦特翻版”，幻想自己是马，在现实与梦境之间穿梭，假装家里没有人为“我”点灯，假装是最后一个撞上家具的人。“我”变成了诗，变成了一位掌控自我的暴君。叙述者以极端的方式展现着文学脱离既定轨道的一面。但在这沉默消声的背后，有一种声音一直在脑海里回响。藏在心中的创作永不停止。“在福斯的眼里，依旧能看到灿烂而坚定的目光，但愈加安宁。这道光芒中隐藏着一个秘密……我们可以听见远方海上传来的低语：‘虽然福斯已不再写诗，但往后，他仍将在每夜的梦里重温有诗的乐趣。”

书摘

好像讲了个什么，好像又没讲什么。看别人为什么停笔，也就慢慢看完了。就记些被打动的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