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史学十论》书评

以不知为不有，是谈史学者极大的罪恶。

一篇篇看，到最后几论就几乎是匆匆翻过。说实话是没什么心思看。反复讨论引申的并没有多少内容。中国近代史学的迷茫，就像前次说的，从唯物一统论被开放的现实所打开以后，矫枉过正的现象是无法避免的。平心而论，唯物史观除了在中国经常被用来强奸历史民意以外，其唯物主义根源对探究历史是很得体的。偶然性和必要性相结合，这种解释多美妙。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罗志田更多是立在一个史学史或者学术史的角度来阐述他的理论。他用胡适重新发现崔东壁作为例子来说明民国学界的问题。这不禁是对很多意图将民国学界推举上历史高度的一种反讽。平心以论，民国史学界成绩丰饶，但主旨不明。吸收新学科新名词西方用科学研究历史，也无法舍弃了旧精神旧思想乾嘉考据的眼光，大杂烩的一搅。一直到四九以后也不过是唯物皮乾嘉骨。于是乎，开放以后，看见海登怀特说历史是诗啊，木然遥望西方，不知所措。罗志田在书里引了傅斯年的一句话，“以不知为不有，是谈史学者极大的罪恶。”这句话他一直引用，但是没有列出出处。他在给茅海建《天朝的崩溃》写的书评里也用了这句话。他对该书的评论主要还是体现在对于如何使用当时的观点来看待当时的事情。用章实斋的话来说就是“临古必敬”，“论古必恕”。其实也就是经常所说的设身处地的看问题。今人必然没有古代精神，所以要设身处地看问题显然就更难。无法设身处地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敬，只求能恕已是万幸。

中国近代混乱的中国史学

书中涉及到近代历史学研究的资料比较多.以作者的眼光来看,近代中国正面临数千年未曾有过的大变局,在当时的思想学术领域,政局的激烈动荡即使对于欧美自身来说,变化也是日新月异.西方的史学观对当时信从"尊西趋西"的中国人的影响深刻而复杂.中国幅员的广阔造成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地域性文化差异,以及优胜劣汰的西方史观的直接影响,使从旧学环境中成长的学者在这一阶段失言;带有倾向性的研究结论开始于研究之前---将一种假说或仍处于变化之中的政治学倾向.中国国内的学术研究和发展状况使我们今天更多的接触到的是那一时期的"革命与改良之争".学以致用---学术如何为强国而用的实用主义讨论,在这一阶段以及更漫长的时期,由于中国政局的不断变化和新的尚未形成定论的思想领域的观点,已经产生影响的"新学"被快速的抛弃,投向一个同样不稳定---但却更热烈的革命观点占据更大的影响力,保守人物和原有的新派又一次被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这一时期的实现学界的新派和旧派的模糊化,新旧的界限又极为模糊.很难做出具体的划分.每每自相矛盾,保守派也曾是上一轮的新派,国人真正熟悉的国学淡出思想研究的中心,趋于边缘化,在急功近利趋势下的中国人的学术文化产生了这样的一种趋势,视野的开放又以一种倾向掩盖您一种倾向,而当事人的见解又充满歧义,即便是我们今天所接受的罗素的观点---保存东方的传统的观点也受到胡适的指斥.作者指出的另一方面的实际研究具有特殊意义: 留洋经历较短的中国人在回到本土后对于本土文化的两种渐变的态度,留学时间较短的人在看到国内真实情况后持有的批判态度,要求激烈变革的态度,如林语堂由"科学的国学"的观念转化为"欧化的中国"即是一例.传统的影响力在定居时间不同的群体中同样产生了分化,群体的这一思想的变迁也暗含了在当时的思想和政治的演变的真实现状.史学界只是在后期才较为明确史学的研究方法论,不再受西式分科的影响,以西方哲学,文学之观念探讨中国的文学,不强调分科而研究本国的学术.这一研究的目的的提出和学术史积累不够丰富的现状下限制了思想史的研究的深入,难以突破研究取向和思维方式的壁垒仍然存在冲突.书中另一个有价值的观点来自于以贸易驱动的英帝国扩张主义,[参考<怀柔远人> 何著 清代对外关系研究的书籍]1793年马葛尔访华,由闭关自守转化为限关自首的清廷政治策略.中英两国的文明冲突预示了千年王朝的灭亡,参考书籍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梁启超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 候外庐怀柔远人 何著 清代对外关系研究中国哲学史大纲 胡适 [以文学发挥哲学功能的文学革命,后期演变为中国思想史而不是哲学史的研究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