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史学十论》章节试读

《近代中国史学十论》的笔记-第1页

第一篇提到四部分类是书籍文献与学术流派等同的习惯见解；第二篇用《山海经》沉浮映照史学演变历程，以崔述的迷思说明国人自己“忽视中国”的现象与近代中国学术传统的中断和国人历史记忆的无意识改变，民初学人过强的“预流”心态等写的不错；第三篇复调音乐（主题与变奏）作为表述近代中国各面相的多歧互渗和学术发展的比喻性框架（对比单一线性论述）；第五篇关于“同情之理解”中语境重建不仅包括“今典”，即使语境的既存典故部分，也尚存重建的需要，而这种理解方法本身存在吊诡，易变为穿凿附会，”自作多情“。此虽老生常谈，但为绕不开的方法论，故而仍值得注意（按：此亦古今之隔，集体的时空代沟对于“心通意会”empathy的挑战）。第九篇谈及昔人校勘注疏时至少无意中有以后世儒家观念反看前人之倾向，也是这一理路下的问题（按：王汎森曾论及，费夫尔研究拉伯雷是不信者或人文主义者时，发现当时的概念工具还不足以产生决然“不信”的概念，说的也是同一问题。见《戊戌前后思想资源的变化：以日本因素为例》），而他者的异常处恰提示了自己的”思想的限度“；第十篇例举了”新旧"之争的盲见后，类推出在二元思维的习见对立观念（或对立双方的中间地带）中引入第三或更多参照系进行观察以形成多元分析框架（按：这也涉及学术的视野，脱离“预流”的人群和现象逐渐失声）。这本书讲的内容其实不多，倒是一引用文献就如同打开话匣子，滔滔不绝，而且车轱辘话来回说，却说得不甚清晰。

《近代中国史学十论》的笔记-第31页

#一段臆測#
《顏氏家訓集解》卷第六書證第十七有雲：或雲：《山海經》，夏禹及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縣不少，以為何也？答曰：史之闕文，為日久矣；加複秦人滅學......
余按；此段後文羅列典籍甚多，旨在說明這些疏中有明顯不是當時人所能知曉的詞彙，事件等，是由於受到後人的孱入，這段恰可以作為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所說的評判古書是否作偽方法的反面例子，早先寫左傳的一條劄記就談到了這個問題，當時舉了吕思勉先生所說的集部與子部的不同作為例子，同樣是後人字句孱入這一個說法。我有一個臆測，即是這種字句是否在被當時人注解的時候以當時地名解釋而誤入原文中。

《近代中国史学十论》的笔记-第49页

胡適先生對於崔東壁的再發現”一直被引為確談，大家都以為在那一百年間就沒人認識到崔東壁的價值，但是羅志田先生經過研究認為他並未被人忽視，以書目答問為入手點，羅先生認為正是由於新一代的學人不再把書目答問作為治學的門徑書而是工具書，所以沒有發現崔東壁一直是被列入國朝經學家的。這一說法經胡適的提倡，再有年輕的美國漢學家寫書贊同，逐漸成為一個非真實的共識，羅先生說這說明了近代中國學術傳統的中斷和國人歷史記憶的無意識改變，有一定啟發。

《近代中国史学十论》的笔记-第35页

梁此言毫无新意，但他认为山海经言，绝非荒谬的断语，却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认识这一段很值得思考，就在于某时期很多人的一些集体观念，我们对待那段时期的历史，看过去可能会觉得那很荒谬，甚至对古人抱有某种莫名的优越感，其实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当时人的眼光里就认为那是对的。

《近代中国史学十论》的笔记-第193页

陈垣1946年6月23日致陈乐素信——予近日所主张凡问题足以伤民族之感情者，不研究不为陋。如氏族之辨、土客之争、汉回问题种种，于民族无补而有损者，置之可也。古人谓食肉不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亦是此意。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 边事篇》“史贵求真，然有时不必过泥。凡事足以伤民族之感情、失国家之体统者，不载不失为真也。”

《近代中国史学十论》的笔记-第90页

乾嘉時章學誠說六經皆史是想提高史學身價，而到民國則是已經被許多人視為無用的六經因史學而增高其價值這一篇論文食療的擴充與儘量不看二十四史更牽扯到史源學的問題，可惜沒讀過相關書籍，沒什麼能說的，很明顯對於史料的運用這種事情本身也是學術史，思想史的一部分。
感覺最近看這些有點多，但是自己卻沒能親身實踐怎樣去運用史料去寫作一篇史學論文，看多了大師的優點與缺點，很明顯自己卻眼高手低，還是要繼續看，努力去寫。

《近代中国史学十论》的笔记-第10页 - 自序處

學問的價值不應該受其社會受眾的一時多寡而定。學問教育並不是古玩：叫得響的不一定好，看得多的不一定有用。

《近代中国史学十论》的笔记-第71页

大纲与史的区别，大纲是将哲学这个科目分类别安排，如试验哲学，唯物哲学，唯心哲学等等各种分类，如同亚里士多德所建立的分类法将哲学按照纲目结构进行分类。史是指哲学如何发展的历史，有开头也有一定时期的总结发展。

《近代中国史学十论》的笔记-第24页 - 西學衝擊下近代中國學術分科的演變

我國向來有四部之學的說法，其實想來這一說法出現也就是千年左右的時間，而且學科之間分類並不顯著，古代士大夫不會在作品自序或自傳中說自己是某某學問家，這其中固然有古代學術定於一尊的影響，更大的原因在於自身心中就沒有那麼明顯的分類，如作者所言的反對將學術分而治之。到了近代面對西學的衝擊，學人開始對固有科目進行劃分，其中有贊同的也有反對的。毫無疑問的談到了國學，而這更像是想在名類繁複的西學體系中找到本國固有學問的位置，新不一定是新，舊也不一定舊，取代也取代不了，他們反而換了另一個名目在神州大地上繼續發光發熱。

《近代中国史学十论》的笔记-第43页

學術界的兩次驚歎說明，近年被學術界稱述甚多的二重證據法對學術的實際影響恐怕沒有我們認識中那麼大腦海中的理念並不一定是事實，這是我在最近讀關於思想史著作收穫的比較重要的一個觀點。

《近代中国史学十论》的笔记-第113页 - 史料的擴充與儘量不看二十四史

裏面講到二陳之所以選從唐到清這一段中古史作為研究專業，除了有時代的考慮，更存著治史為時勢服務的報國心態，據陳寅恪先生自己說，不做近代史研究是因為做了避免不了孱入感情因素，而這樣就做不到客觀了。
我總覺得這種說法在哪裡看到過，但是又想不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