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代香港人》书评

理想已成奢侈品的年代

昨天在港大的书店里站着看完吕大乐的《四代香港人》，书很薄，可算作一篇长文，不经意间便翻到了末页。“四代”香港人。第一代是五六十年代移民高峰到港的一辈，这时的香港在他们眼中只是个不得已的穷白避难所，这代人带着“难民”心态逃到香港，怀念着省城（广州）和上海的生活，但同时，因经历过战灾，他们特别勤奋、知足，甚至忍让。第二代是第一代的孩子，即“战后婴儿潮”那代，吕大乐也属此辈，这些孩子听着长辈的故事长大，却感觉它们遥远不可理解，就像第一代在他们眼中的一样老旧，他们是第一代真真正正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因着第一代的容忍和时代的机遇，他们有着二次、三次、四次的机会，他们充满年轻的激情和狂妄，仍旧勤奋，是他们创造和见证了香港的繁荣，他们骄傲、满口道理，他们曾是最有为的年轻人，现在却又成为了最固执、最自以为是的长辈。第三代被吕大乐称为“不出头的三十”一代，这代人受着第二代的挤压，机会很少，对生活不敢也不可抱高希望，他们无法像第二代般张狂，现实已经足够他们忙，楼是买不起的，升职的机会已夭折于第二代的不言退。第四代是第二代的孩子，正是现在的年轻一代，这代人是真正在富足的生活中长大的香港第一代，良好的教育、多元的课外活动陪伴他们成长，但是他们却又是在第二代的阴影下长大的一代，他们的生活似乎多彩多样，他们的教育大环境似乎容许他们有多元的爱好、兴趣，可是他们只能接受唯一的那套价值观，第二代在经历波折终于胜出后得出的那套道理——目标在于在竞争中获取胜利，考试获取高分完成学历参加课余活动丰富履历统统是手段，都是为了在竞争中拥有更强的装备。第一代经已退出舞台，第三代也似难吸引眼球，社会关注的实为第二代和第四代，一代占着要位，一代本该是希望。吕大乐斥责第二代的不是，他们压抑年轻人，他们忘记了自己年轻的莽撞却深记得现实的胜利秘诀，然后一如既往地自我膨胀；又深为第四代的无法崛起而可惜，这代人已长得那么的“成熟”，像极了第二代，他们聪明却又无比现实，很早就学懂了社会的游戏。第四代和第二代间没有代沟，因为他们间的价值观是那样一致。然而，若一个社会只有那个统一的价值观，年轻人不再反叛，这个社会还如何谈理想，谈发展，谈进步？正是这样，吕大乐才那样地强调第一代的“忍让”，那样地规劝第二代记着第一代的宽容，记着自己成长时有过的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机会。可是，这又谈何容易？别忘了，在那第一代所生活的香港，大家都是一穷二白的人，穷得只剩忆当初和想未来，“现在”毫不吸引；可现在的香港那样繁荣，繁荣得第二代对自己的努力成果珍惜不已，而在繁荣中无忧长大的第四代也不需要主动找乐的创作激情。如此特征的第四代香港人，不能不让我想起T多次提及的我们大陆学生的“早熟”。我顺口地答道，那是现实所逼，温饱了才谈得起理想。可这又是哪方的“现实”？我们中的多数早“温饱”过度了，我们是真正享受着改革开放成果长大的一代。而在那真正的饥饿的年代，青年满腔热情，深信理想。其实，这正是那“无”的巨大吸引力创造着年轻的激情，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是怎样充斥着无限的可能，是怎样的激动人心！那时没有面包，甚至不知道面包长什么样，但正因此，每个青年都在寻找自己的面包，对面包充满期待。可是，当面包已占了主位的今天，又要谁去奢侈地毁掉它、扔弃它，而去制造新的面包？理想，实在是奢侈的；拥有者除了无穷的活力外，还得先看到变的需要和机会，需要社会容得下另一套价值观。

香港故事的悲劇結構

如果陳冠中的《我這一代香港人》帶給香港文化界的，是皆得利益者的懺悔精神，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則在其基礎上，拓展了世代矛盾的討論，並將關注「香港人」的討論範圍，往回擴展到戰後來港打拼的一代，亦即「二、三年級生」（二十及三十年代出生者）。可望在不久的將來，代與代之間的恩怨情仇，將成為港人琅琅上口的新香港故事橋段。呂大樂由他父親的去世，回憶起成長中父輩的生活片段，反思「二、三十年級生」的位置。由難民心態發展出來的價美德：克苦、安份、重視成就下一代、開放，造就了香港其後的發展，其實才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在此基調上，他進而討論自己所屬的嬰兒潮一代的精神面貌如何轉變，代與代之間的互動衝突和社會事件如何塑造其後的「三十世代」和今天仍未成年的「第四代」的精神面貌，預言了香港在未來幾十年的困局。《四代香港人》對長輩懷念，為後輩不值，面對自己則自省甚至有點懺悔意味，因為現在香港的問題，在這位嬰兒潮眼中，都是他們第一代的錯。他們忽視了父輩第一代大智若愚、為嬰兒潮一代架好舞台的開拓精神，兼有一種自我中心的傾向，蕭伯納的名言「三十歲不信共產主義是沒良心，三十歲後仍信的則是沒腦筋」，體現在他們身上，正好勾勒出被壓迫者在建制中嚐到甜頭後的質變，將前人的開放風氣轉為保守，反理想主義，成也嬰兒潮，敗也嬰兒潮。這也是本土文化成型之一代，他們把自己當作第一批開拓者，「我們的香港」，惡果由第三代「三十世代」直接承受。他們對香港的認同更多來自本土流行文化，多少能理解上一代的精神價值，但在社會上卻遭「香港夢」欺騙，明知很多才幹勝過嬰兒潮，卻因人口結構而上位遙遙無期，還要經常受到前輩以「獅子山精神」來「勸勉」要忍耐，久而久之而有年前《香港的鬱悶》尖刻憤懣的反唇相譏。在這樣的氣氛下，二、三十世代多對前景感到暗淡，生兒育女成為高教育水平階層的禁忌，積極向前的信心消磨殆盡。這趨勢在「八十後」一代，嬰兒潮的子女身上延續。被視作溫室中的花朵，肆意裁培，百般塑造，愈發是嬰兒潮價值的接班人，卻獨獨丟棄了可貴的個性和開創精神，絕無法超越前輩。一切猶如馬奎斯的《百年孤寂》。由戰後至今，香港都迷惑於一種「進步情意結」，明天會更好。但代與代之間的競爭，本質上就不是優勝劣敗；當前的怪局，在於可見將來仍會由嬰兒潮一代繼續把持各界領導位置，變革以勢將以他們為中心，窒礙了香港社會的世代流動和轉型。在嬰兒潮以後的，無歷史感而只知超越上一代的成就，而因無處上不在的上一代痕跡而感到壓抑，不斷逃避。並非嬰兒潮本質沒有這個問題，而是他們根本不把第一代放在眼裡，自視為先行者，起碼沒屈到病。「Can do精神」曾是自我完成預言，而今一看，卻成了自我解體預言，空留下「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的開創精神，後人卻無法繼承，教人掩卷嘆息，細說從頭，仿佛一切都早已鑄刻在人口結構之中。即如第一代人的克儉，也脫不了去國懷鄉的無根感，一切都服從經濟規律，文明因素，在此地真竟如此稀薄？始作俑者中人出來懺悔，當然可貴，但我們看到有人以該論述為「容易的出口」，拿來宿命論就合理化自己的消極。在時間之河上，只顧指責污染水源者，不如另謀解藥，就是放下獅子山下式的舊「香港夢」，面對歷史而走我們自己的路。人口結構已註定香港無法再過經濟不斷增長、全民發達的路，唯有多元價值，能解脫「發展」的虛幻，這在《我這一代香港人》曾清楚提到，只不過絕少為人注意而已。這也是悲劇。

看看四代人

《四代香港人》呂大樂表面上，時代之間相安無事。其實，時代之爭即將爆發，安份的第一代人陸續退出了舞台，已經開始長出銀髮的「戰後嬰兒」反而毫無倦意，繼續指指點點。內地，台灣的三是時代意氣風發，香港的確感到出頭無期，生活艱難。至於第四代人，他們打從開始便是輸家。戰後嬰兒潮1946-1965第一代是上世纪2.30年代出生的。第一代人总是为明天的生活而担忧。个人享受似乎从来不在他们的议程之上。第一代人有他们保守，专制，不懂沟通的一面，这是肯定的，但另一半是其实他们比较后来任何一代人都能忍。如果他们曾经想过要规划未来，那大概就是想办法给【后生仔】提供机会，给他们推一下。【当你经历过更容易让人感到悲观的环境后，你会懂得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保持希望。你们这一代人，其实没有资格悲观】第一代人有我们其他几代人所缺乏的一份平常心。【战后婴儿】是很奇怪的一代人，尽管他们也许未有真正长大过，但现实却是这一代人拥有支配的地位与能力。战后婴儿自相矛盾。他们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自我为中心，而且还要自以为是，有种指点江山的傲慢。【战后婴儿】一代共同个经验有三点，第一点是他们认识众多。第二点是他们在一个拥挤的竞争激烈的环境里长大。（在参与淘汰考试的过程中他们渗透了两大人生哲理，一是淘汰考试的过程是一场游戏，二是尽管游戏的内容与规则本身百般不是，但最重要的是成功通过测试，然后领取奖品。---为竞争而竞争。）第三点是他们曾经是上一代人既害怕但又把未来寄托在其身上的对象。现状不少已晋身社会精英层的战后婴儿却好像至极的竞争激烈的现实，而忘记了竞争过程中公平与公开的另一面。他们会强调竞争本身，但却忘记了竞争背后应该是要达到一个meritocratic的制度。第三代人。没有考过升中试的平庸的一代。1966-1975【三十世代】【三十世代】成长于现实政治的时代。第四代人，个人性格是奢侈品。1976-1990他们属于香港近代历史上物质罪充裕的一代。但这不等于说他们比任何一代都要幸福。第四代人总是无法摆脱来自爸妈的紧密监视。第四代人是在一个很特别的生态环境里成长的。大环境不再容忍late developer。现在，成年人做很多事情都反映出一份不信任。第四大人需要提早进入成年人的世界，生活模式，价值系统。他们要满足别人对他们的期望。一起都是为了应付现实的需要和成年人的要求。当然，可以想象，成年人却总嫌他们不够成熟，而且天天投诉。在第四代人表达自己的想法之前，周边的成年人已经结束讨论。有时候，他们连叫暂停的机会也没有。

摘抄

我的父母是第一代人。虽然他们并不是香港土生，却（始料不及的）在这地方待了大半生，见证这社会从战后重光到走上工业化，再而踏上小康道路的历程。他们沉默、低调，有时（或应该是说经常）十分固执；战争经验——走难——对他们的生活态度有深刻的影响。p15但无论在战争中有无角色，最后的胜利得来不易。战时动荡不安，尝尽人间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而战后的情况更是困难重重。在国家层面上，抗战胜利不久之后，又陷于一场内战。在个人层面上，战后家人团圆，重新生活，但搵食艰难，物资匮乏。我总觉得，那一代人在生活上的一切（一个面向是节俭、刻苦、不浪费、量入为出、认真、脚踏实地、做事亲力亲为、守时、把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等，另一面向则是固执、过分紧张、重男轻女、孤寒、害怕开罪权贵、忍气吞声等），都是来自他们逃避战乱、在逆境中求存的经验。p18他们对未来生活的信心从何而来？难道他们没有试过觉得前路茫茫，不知如何是好的吗？他们的乐观本来就是一种逃避吗？父亲曾给我这样的答案：“当你经历过更容易令人感到悲观的环境后，你会懂得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保持希望。你们这一代，其实没有资格悲观。”第一代人有我们其他几代人所缺乏的一份平常心。p25-------------------------------------------------------------------------------------在战后成长的几代人当中，以“战后婴儿”算是生得逢时。在人口结构上，他们的上一代人因为战争的关系而人数较少。更重要的是，他们踏足社会之时，遇上经济快速发展，而且产业结构逐步转型。结构转型而带来中上层位置的高速增长，形成了一股向上流动的力量。机会就在眼前，而且整个社会求才若渴，需要大量年轻的、懂得新知识的生力军接上去。p33--------------------------------------------------------------------------------------“战后婴儿”在全球弥散着理想主义的大时代环境里成长。他们是通过想象去接触政治的：殖民主义下的政治现实没有为他们提供有意义的政治参与渠道，所以他们需要先有一个远景，然后有一套策略，最后才有生活中的参与。虽然现实中的中国遥不可及，但对不少人来说却是政治上的归宿。总之，概念先行。p44--------------------------------------------------------------------------------------“三十年代”很早便要面对实实在在的香港前途中英谈判，再目睹1989年……事件。他们见尽那些由亲英变为亲中的政客的嘴脸……亲身体验八九十年代移民潮的冲击。在政治上（由其是对政治人物），很难发展出一份信任。更重要的是，他们见过血腥镇压，了解理想主义的脆弱。到了最后关头，政治可以十分暴力。意识形态很不实在，同时也缺乏吸引力。刚好跟“战后婴儿”相反，他们注重微观，这个人是否可以信任，较一切（尤其是政治的）甜言蜜语来得重要。p45

《四代香港人》

呂大樂率先提出「香港世代論」，引起不少爭議。有人對他的世代劃分不敢苟同，但他的說法卻於我心有戚戚然。香港的確是有世代之爭，但似乎是嬰兒潮的第二代和冒起中的第四代之爭，我們這第三代，未曾奮起已無力，早就成了攬鏡自照的豬八戒。

四代香港人 (寫於2007年11月30日)

感謝方老師的介紹，才知道呂大樂《四代香港人》這本好書。呂先生將香港分為四代人，並在書中描述這四代人的特質。雖然不認同他的劃分界線 (怎麼看我也是第三代人嘛~)，但某些段落絕對一針見血，讓栗拍爛手掌。譬如以下關於第四代人的描述：是這一些家長給孩子機會和支持，參與各式各樣的興趣班，但也是他們把上興趣班變成孩子們為了滿足成人的期望而要完成的事功。是這一些家長願意放下事業，全職照顧孩子，每天接送，這一刻送孩子學習游泳，那一刻上小提琴課。但也是他們以多元發展之名，令孩子們學會了各種各樣之後，卻少了一種發自內心，自我追求的熱情。寥寥數語，便已道出下一代所面對的問題和悲哀──有豐盛的物質生活又如何？在一個處處受成人擺弄操控的環境中長大，又有甚麼幸福可言？---------------------------------------------------------------讀到以下一節，有點想哭：說來奇怪，以前我們認為人生在大學畢業之後才起步。大學或以前的教育只是基礎訓練，更認真的學習──由知識、語言 (外語、普通話)、待人處事，到交際、儀態、表達能力──由二十二三歲以後才開始。那時沒有終身學習這個概念，但大家都知道離開學校之後很多事情要重新學習。一紙證書只是入場券，「社會大學」才是真實的鍛鍊與考驗的場地。那不是說在學時期的學習並不重要，而是我們不會對小伙子的能力太早下判斷。大學畢業，「闖蕩江湖」之後而脫胎換骨者，大有人在。對十七八歲或二十二三歲的年輕人，我們重視潛質，但不認為早熟的日後就一定會更加成功。從前我們可能更相信一個人會不斷成長，可以有所突破，三歲未必定八十。只要一個人會要求自我進步，誰管他讀過哪一所中學或大學畢業試的成績。小時了了，絕不是燦爛人生的保證。那是一個可以容忍 late developer 的大環境，而遲發展也不一定表示隨後人生道路曲折。那時候，我們少計較一個人的出身，而多留意他最終可到達哪個終點。過去的就讓它過去，更重要的是，這個人能否倒下之後重新振作，努力翻身。那時候謂突破，真的可以是質的變化。總之，就算是在最實際的方面，例如關於職場生涯的種種計算 (誰不想一帆風順？誰不想每項投資都收到預期的回報)，還是可以留有一點計算以外的空間。那時候，我們還相信很多事情都在離開校園，踏足社會之後才發生。(我自己作為一個 late developer，對今天遲發展的年輕人特別同情。真的十分諷刺，一個愈來愈強調個人成長，人人都應該有機會多作嘗試的社會，卻提早對個人的能力下判斷，大大減少了那些不依照主流的步伐和成長進度表生活的一批人的機會。)時代巨輪不住向前推進，當我們慨嘆自己錯過了甚麼甚麼時，下一代似乎比我們錯失了更多。---------------------------------------------------------------書名：四代香港人作者：呂大樂出版社：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定價：港幣 30 元 (田園有八折)

澳門幾代人

澳門幾代人離開澳門之前，我們曾經討論過一些關於「什麼是澳門人」的問題，「有沒有澳門人？」有人問。誰的上一代不是從內地來的？於是我們開始比較起來，從爸爸、阿爺或阿爺的阿爺那代來到澳門說起，我們假設他們來澳後生下的子女就是家族裡的第一代澳門人，自己是第幾代？我阿爺在五○年代來到澳門，生下我爸，所以我就是家族裡的「第二代」澳門人，然後我們發現席間竟有家族裡的「第四代」澳門人，即是說阿爺的阿爺於清末時期就在澳門定居。說得興高采烈之際，才讀大學的女孩卻對我說：我回鄉證上籍貫一欄填了澳門。因為上一代的上一代很早就離世，沒有跟下一代說過有關鄉下的事，因為這個回鄉證上的籍貫問題，也為她過關時造成不便，那時我們打趣說，女孩就是幾千年前在黑沙居住的澳門人後裔，至於她上一代該是黑沙人？澳門人？還是迫不得以地在籍貫欄上填了澳門？當時，我們都沒有追問。這其實已是三年前夏天的對話了，女孩剛在今年為人師表，第四代澳門人的哥哥生了個男孩，家族裡出現了第五代澳門人。而勾起這場記憶的是呂大樂那部小書《四代香港人》。一代人　　書的第一句說：「香港，有四代人。」從何計起？呂大樂五八年出生，「是戰後嬰兒潮的一份子」，算第二代人，他父母就是第一代人，「他們不是香港土生，卻（始料不及地）在這地方待了大半生」。在作者眼中，第一代人安份、沉默、低調，有時十分固執，戰爭（走難）的經驗深深影響著他們的生活態度，對於未來，只要「毋須因為戰爭或政治運動而顛沛流離，能找到安居樂業之所」，就算幸福。第一代人對生活和未來的態度，塑造了戰後嬰兒的成長環境，也造就了他們對傳統的反叛，第一代人不易接受新事物，卻以「平常心」為這批戰後嬰兒提供相對開放的空間。所以，作者認為大多數人論及香港社會與文化發展時，少算了第一代人，是一種認知上的偏差。　　呂大樂的世代論當然不一定附合澳門的實際，即使在香港，他的某些觀點也遭到質疑，然而，看著他對第一代人的描述，記起三年前我們那種頗為兒嬉的分代方法，似乎我們當時也忽略了從內地來到澳門，並在澳門落地生根那一代。「輸家」　　　　　　　　　　　　　　　　　　　　　　　　　　　　　　根據呂大樂的分析，第一代人是從內地來的一批，即「戰後嬰兒」的父母，不容易接受新事物，卻以「平常心」為這批戰後嬰兒提供相對開放的空間，呂大樂認為主流「香港故事」常常忽略了這一代的影響力；「戰後嬰兒」即為第二代香港人，他們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而上位，創造了「香港奇蹟」，也是主流「香港故事」的作者群，也因此而自我膨脹，將自己一代的問題，說成是「我們」的問題，在第一代陸續退下舞台時，第二代卻不打算為下一代提供更開放、公平的空間；第三代（三十世代，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五出生），青年時代遇上香港前途談判、天安門事件、移民潮，然後還有沙士和金融風暴，成長在富裕時代，卻頭上總有個「戰後嬰兒」上司，遲遲不能出頭；對於第四代，作者說得直接：「個性是奢侈品」，「打從開始就是輸家」。　　書中關於第四代人的描述，網路上被討論得最多，參與討論的人大多數正是作者認為「個性是奢侈品」的第四代人，在很多討論中，發現並不是所有第四代人都是沒有意見的一群，或如呂大樂所形容的「不能輕講出內心真正的最喜歡」，只是正如書中所說：「在第四代人表達自己的想法之前，周邊的成年人已經結束討論。」只能在網誌上BLOG一下自己的感受，有人說看了呂大樂的定論，發現自己就是第四代人覺得「勁灰」，又有人說「原來是社會的錯，唔關我事」，當然也有人平反，認為「他只是從父親的角度去看我們這一代，他指出社會上覺得這一代人的問題很大程度要歸咎於家長們，是一眾年長的對我們失去信心。但是，他沒有從第四代人的角度，去理解這一代人的處境和擔憂。」（凍啡走甜http://yipjustin.wordpress.com/）　　在這些討論中，正正展示了書中所說的，「戰後嬰兒」一代（如作者呂大樂）的論述和書寫的主流「香港故事」，如何支配著第四代人，如何在第四代人還未來得及發聲之前，就用「我們」來下了定論，而第四代人不管如何反抗，彷彿也未能走出「戰後嬰兒」所設定的論述框架（如呂大樂所劃分的世代論）。偏見　　　　　　　　　　　　　　　　　　　　　　　　　　　　　　第四代人在網上的回應，似乎還未能走出呂大樂設下的「四代人」的框架，而文化評論人小西一開始就提出了根本上的質疑：「是誰在怎樣的時空中引發新一輪『世代論』的論爭」？（刊於http://www.inmediahk.net/＜沒有解殖的困境﹕有關「世代論」的階級與後殖民批判＞）　　據小西所言，「無論是陳冠中的＜我這一代香港人──成就與失誤＞，還是呂大樂《四代香港人》的初稿，均於二○○四年首度發表。那是一個後沙士的年代」，也是「一個求變的年代」，「空氣中瀰漫著的，是一種『舊的正在死去，但新的還沒有到來』的困局氣氛」。呂大樂把問題鎖定在代際問題，認為「戰後嬰兒潮」虧待了「三十世代」，「戰後嬰兒潮」掌握著社會的主導權，未有創造有利條件讓「三十世代」接棒「上位」，並把自己的一套價值觀壓在第三、四代的頭上。然而，小西卻深刻地指出呂大樂的「所謂『戰後嬰兒潮』指的其實主要是香港戰後的中產精英」，「在一個貧富愈趨懸殊、階級問題愈趨兩極分化的社會中，充滿中產論述影子的世代之爭的被提出，也就令人深思。」，不單是「貧窮線下的一群」，其實大概連「新移民」也沒有被納入他的論述之內，也正如香港本土行動成員陳景輝所說：「可是這樣一來，香港人的位置就給說『死』了」，只要看看跟《四代香港人》同期出版的《我的七十年代》（陳順馨著），我們馬上看到一個主流香港故事以外的一個香港七十年代。　　而事實上呂大樂在另一著作《唔該，埋單》的再版序也說過：「讀者必須留意到筆者的偏見，在閱讀時要保持距離」，「如果真的有所謂的香港故事，它們應該屬於眾數，有許多不同版本、角度，而當中並沒有優劣之分，只有不同切入和論述的角度。」《四代香港人》不是要跟香港人批命，是一種帶有「偏見」的概述，呂大樂的局限，正正是要提醒我們書寫「故事」的另一些可能，也必須找出另一些可能。有人說香港○三七一或保衛天星是二、三十世代的掘起，是他們「上台」、「搶咪」的時代，然而，既然到了「Ｋ」房，「搶咪」是人人皆可之事，無所謂世代不世代，也不應分什麼世代，關掉編了碼的Ｋ歌，唱自己的旋律，好不？如何說起　　歷史學家詹京斯在《歷史的再思考》一書中，再三提醒我們要知道「過去」與「歷史」的分別，過去己逝，不可重現，而「歷史」只是歷史學家作為一個「敘述者」的觀點呈現。歷史學家的觀點和偏好決定了他對資料的取捨，所以作者就提醒我們「控制你自己的論述」，因為「你有權力決定你想要的歷史是什麼，不是接受別人說歷史是什麼」。如果《四代香港人》是一種有關香港人歷史的論述，那麼，因為它的「偏見」而引起的，在網上可連結出很多的延伸閱讀才是這部小書的最大作為；有很多人用「我是第幾代人」來形容自己，同時也引起了一些較深入的討論，陳景輝的＜誰的香港故事，什麼樣的香港人？＞是「第四代人」中寫得較深入的，他一開始就說：「我納悶的是，既然今天香港的定位不同了，為什麼重新檢視香港的過去——各種版本的香港故事——的人是那麼少？畢竟，香港故事就如香港人的自傳，要是主人公的價值觀和自我形象起了變化，她要選擇記錄和希望告訴別人的『過去』和『事迹』應該也會不一樣的吧！」或者，「重新檢視」的意思，並不是一味的懷舊，或拿著寫好了的歷史故事重背一次，而是重新檢起主流「故事」沒有關顧到的、刻意避開了的、可能有礙主流故事「發展」的一些真實事跡去組合自己的過去，或者也是一種「偏見」，但卻是另一種「偏見」，為「歷史」提供了多一種論述。正如只要你將呂大樂《四代香港人》、陳順韾《我的七十年代》和董啟章的小說《天工開物。栩栩如真》都讀了，你將會發現香港之所以是今天的香港，原來曾經有過如此複雜、多樣、豐富的過去。　　澳門經歷了這幾年的變化，我們是不是也在一種「舊的正在死去，但新的還沒有到來」的氣氛中？我們是不是也到了一個重新檢視自己的時候？既然「主人公的價值觀和自我形象起了變化」澳門人又如何控制自己對「過去」的論述？看著呂大樂的這部《四代香港人》我既肉緊又疏離，我努力告訴自己澳門畢竟是澳門，然而，書中所描述的四代人的特質，在澳門又的確有很多可以對號入座之處，到了一些覺得不對號的地方，卻又不易說出分別來。如果香港故事真的難說，澳門故事又該如何說起？忠(原載澳門日報.新園地.眾藝館)

第四代香港人談《四代香港人》

呂大樂是本地一名的社會學學者，2007年他寫下了一本薄薄的小書叫做《四代香港人》，早幾年開始有八十後的抗爭開始，世代爭執的問題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八十後」成為的是一種標籤，可以是對抗、是叛逆的象徵，但同時第四代香港人是輸家，還要是輸得徹頭徹尾的。基本上很多的香港家庭都會有四代的香港人，上至爺爺姥姥、公公婆婆的是第一代，第二代是父母的一代，第三代是在七十年代出生成長的一代，而八十後甚至是九十後是第四代。筆者是「八十後」顧名思義是第四代，至於香港的第五代、第六代不用多說都是「港孩」與「單非雙非嬰」之類。(有關第五、第六代的香港人恐怕另辟文章再談)大約是十五年至二十年就會有一次的世代更替，老的一輩要退下火線，年輕的一輩要擔當家庭與社會的責任。這個現象本是正常，每個世代的人也自有他們的特質與處事的手法。呂大樂開始研究「世代」大概是從他父親的死開始，第一代香港人大多數是逃難來港的，祖父母輩有時會在後人面前訴說他們避戰逃難的事宜。可惜的是筆者的長輩也算是早逝，與我最親密的公公在筆者十歲時便離開了，但我還是在公公身上看得出他的特質。特別是第一代人是相對地節儉的，什麼好的東西都要留給下一代(即是父母的一輩)，那年代沒有計劃生肯，正所謂「養兒防老」，能生多少就有多少了。父親的家本有十兄弟姐妹，但當時的醫學還未算發達，生的生，死的就死了，到最後活下來的就只有五個。當時不能怪任何人，只怪沒有能力。那時候甚至會有把兒子「過繼」的情況出現，生活並不太好，父親被送到另一個家庭裡居住，怨?不能怨什麼。只能說是「命運」。至於母親方面，家裡算是小康，即使一家六口住在四百尺的地方裡，但至少「人齊」。母親的其中一個兄長在當時更考進了加國某所名大學讀書。作為後輩，小時候見到公公到處的「執垃圾」，又愛「堆積」，可見第一代的香港人不但努力工作，而且要「死慳死抵」的為頭家服務。每個家總有自己的故事，呂大樂所寫的也只是某部份人的特質。重點是讓我們知道「世代分層」就是在這裡開始。相對來說，筆者較熟悉的是父母的一代與屬於自己的一代。這兩代人的矛盾是極深的，父母的這一代算是「戰後嬰兒」的一代，生活在沒有太多物質，只要肯做肯捱就有出頭天的一代。父親讀書不多，讀到初中便出外打工，讀書不多不是沒有天份，而是家庭的不容許。那時候的「獅子山精神」真的令我們這一代既羨慕又懷緬，或許父親的一代人並不知道社會的變革會令到當今的年青人失去了基本的保障與精神。那個充滿商機與生機的六七十年代，是一個叫做「努力」的時代。父親在社會「出身」後打過了幾份工，後來到了電話公司工作，一做便是三十多年。今時今日，一份工作能做超過十年而不被解僱便算是福氣。以前的大公司有退休制度，有家人的醫療福利，定時定候公司會辦些旅行團慰勞員工，工作是高興的，至少一週上五天工作或者五天半工作，回家還可以見到親愛的家人。但什麼叫做時而勢易，且看今天的社會環境便清楚。寫這篇文章並不是在「呻吟」，只是我看到了倒退。呂大樂寫到的關於第四代香港人的心理大概是寫到他們二十歲左右，看似是幸福的生活。父母一輩總是安排最好的一切、包括課堂給子女，替子女想升學的問題，而子女活在庇蔭之下。不排除的是第四代裡的某些人是欠缺自理的能力，畢竟有些的第四代自小是在工人姐姐的照顧下成長，聽說過不少年青人連爐火也不懂開。有次參與做義工見過有十五、六歲的中學生連碗也不懂得洗，讀大學時有同學連鞋帶也不懂綁。對不起，這本是第五代、六代港人的寫照，但不知犯上什麼退化症連第四代也失成了受保護的對象。或者是父母的一輩照顧得太多，第四代香港人在成長的後期又是在網絡時代長大，漸漸地我竟然覺得第四代是機控生活。呂大樂則認為第四代的個人性格才是奢侈品，因為第四代人連自己喜歡什麼都不知道。有時聽朋友說感情問題，總有這個情況，站在門口該去還是不去。聽得太多，反而會認為他們很蠢。又有些情況會問到到底是要買安卓還是蘋果手機。這一代人揮霍是他們的個性，同時「高分低能」亦是。舉例說一個月入不足九千的人用了一半的薪金為求追新款，凡事都要吃得好穿得好，欠的是第一代人的知慳識儉，也欠的是第二代人的耐性。但同時作為第四代人，我也有驕傲的地方。是因為第四代人血氣方剛，懂得什麼叫做公義。比如說早年的保育運動、上街抗議都是第四代人對社會的承擔。很諷刺的是又是什麼迫他們上街呢?一方面是對本土意識的抬頭，對香港產生身份認同，早已是不再流離失所的正宗本地人。另一方面，是在於第四代的輸。比起前第三代人，即使第四代是有承擔有責任，但都依然比上幾代人欠安全感。首先是社會結構轉型，第二是世代矛盾，第三是步向下流社會。之所以這樣說大致上可以解釋的，第一代人逃難到香港落地生根，有些資本家帶了資金與技術到香港，建立本地的產業。第二代香港人生活在冷戰的時代，中國封關鎖國，香港變成轉口港的角色。第三代香港人其實還挺可憐的，生活在七八十年代，職場上要上位卻被第二代搶先，到第二代離開之時又有第四代的夾擊。的確是「夾縫世代」，且第三代進入社會之時香港的產業結構正從工業轉為金融與商業主導，第三代人不但為求保工作，還得要進修。除此之外，第三代人目前怕的是「中年危機」，一方面第四代年輕，工資又比較便宜，另一方面是該死的「合約制」制度。人人自危之餘，第三代還建立了家庭。第四代說起來其實不具大殺傷力，但其實作為新一代他們也有創意與理想，其實每一代人也有憧憬的。在網絡時代下，他們認為一切都是有可能，可是卻被上幾代人取笑不切實際。於是，任由第四代多努力與拼搏均被標籤為「無用」，職場上還要被「老油條」擺擺款。而老一輩總是認為第四代人書就讀得多，可是沒有大作為，接二連三的被現實擊倒。於是在學歷貶值的時代下，為求上進要再升學，但老實說書真的讀得多，可是比起第二代的知識中年還差十萬八千里。筆者認識的在讀研究生，很多都欠對社會的承擔，問到對社會所發生的事都毫無留意更沒有看法。或者我這樣說是有點片面之詞，的確我也有認識到個人認為是有修養有責任與承擔的畢業生。有時在街上聽到些畢業生說到要再升學，升學是為了找好工的時候，我不禁笑了一笑。如果他們知道自己碩士畢業後只值一萬元時(現在畢業生普遍只找八、九千元)，他們會後悔嗎。事實上，社會今日對於「讀書」的意義早已大不如前。讀過大學的第二代香港人精通中英文，語文溝通專業知識實在是難不到他們。但對比今日的第四代，實在是慚愧，簡直是學校的錯，大專院校漸漸發展成教育產業，什麼是產業?產業即是錢，有錢就有學位。說白點，混學分畢業。曾經有位碩士畢業的立法會議員連BEST與BREAST 也弄錯，貽笑大方。也有另一位的立會議員說英文時不中也不英，試問「讀書」的意義又怎能與上一代比一比。今天所謂的讀書再不是追求學問，而是變成找工作的本錢，即使有本錢，老闆還是覺得欠的是經驗。還真是矛盾。以我的觀察當社會正流向M字型，第四代香港人希望改變可是卻有自身的缺失，這一代有太多的標籤，中女、剩女、宅男、宅女、腐女等等。自私與愛嘲笑別人是香港人一直的特質，特別是新一代有可能在網上欺凌某人。愛說是非，談情說愛幾乎是城市的特質，一出外總是聽到紅男綠女在討論男女之間的話題。問新一代喜歡什麼，他們會說「哦」，害怕失敗，卻要裝強。愛玩卻放棄得快，愛說話卻聊不出內容。愛夢幻卻不懂儲錢。作為一個八十後的年青人，我認為八十後有的是清醒，特別是參與社運的一群年青人，我認為我的思想與他們是貼近的。有些人認為他們是廢青，但我認為他們是爭取公義的，起碼他們會想怎樣做行動，特別想喚醒各代香港人的注意。比起有些只懂讀書，但書讀得一般，又只懂吃喝玩樂的人來說。八十後所爭取的公義是相對有意思得多。面對社會上各種的不公義，青年人需要對社會，對未來有承擔與責任。我們都不是一出生就被設定要當「樓奴」，被設定到生命裡的若干年要讀書、要完成父母所編配的責任、要結婚生仔、要找一份怎樣的工作。彷彿一切都被社會觀念與上一代都限制了。曾經有個大學生在一個公眾論壇說過，若他沒有樓房，女朋友就不會嫁他了。其實是相當的恐怖，何時我們是愛物多於愛人?我相信這個問題在內地與香港都是嚴重的，我看到廣州的遠房表哥一娶到個較有錢的老婆時，他的家人面上是有光，據知表哥以前一個很愛的女朋友家裡有很多兄弟姐妹，家人便不喜歡了。但一看到這位較有錢的女朋友時便二話不說，收起板起的口面，恭恭敬敬的。終於二人結婚，在五星級酒店大排宴席。我覺得這是一個悲劇，婚姻與命運就這樣被改寫。你會問自己「你願意嗎?」，但其實你心裡有答案。上一代人其實是關心我們，或者他們想幫助更多，在一般家庭目前只得一至兩個小孩的時代，對孩子的關愛是相當多。或者是孩子少，投入的時間與心力相對的多，擔心也多。父母們要互相談論自己的子女，或多或少會讓子女多了一番的自卑。「比較」是這一代孩子要面對的問題，子女是父母間的「競技」。誰培養得好，誰不好。今天是要面子，要物質的時代。為人子女的壓力也相對多，這一代我不想寫到很悲哀，但某程度上父母間不能以今日的孩子比對昨天的自己。今天的孩子面對的環境早已不同，應有的是給予他們信任，包容與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