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书评

人性的纠纷

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越看越揪心。在看的过程中，我有2个想法：1.每个人到了50到60岁左右的年纪，如果没有孩子，如果没有一份“可以为人类做出贡献”的工作，的确会被人另眼相看，尤其在中国。在本书的情节设置下，看似“高明”的“储备银行”制度——让“无效用”人做试验对象，做器官提供者——隐隐让我感到不安。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自己负责的，每个人的存在就是意义，不需要被验证。如果到了上述的年纪，人被强制安排进入“储备银行”，的确，是为社会上其他人提供了种种便利，可是，总感觉缺了点什么。很无情，很冷漠。2.高龄孕妇总会被瞩目关注，医生们也总会告知孕妇们强行生产会有什么后果，比如畸形。孕妇的心理负担陡然上升。一则害怕生出来的孩子不正常，不仅累自己，还连累社会，徒增不必要的社会负担，堕胎就是给社会积德，也给自己减负。二则，真心喜欢这个小生命，尤其当这个孩子是头胎。想想看，这个孩子该是多少爱与希望的化身。怎可随意堕胎，怎可随意放弃这个小生命。那是个生命啊！这是一场生命的赌博，没有绝对的赢家。只有身临其境才能做出当下最为合适的抉择。

别让我走

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一直对比石黑一雄的《别让我走》，像是那本书的暮年版不同之处是本书中的人都是知晓结局的自然人，并非对自己身份和用途一无所知的克隆人我无意比较这两种人生哪一种更残忍，拥有一切再被剥夺，起码还有记忆可正是对青年时代的回忆，反映出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快速变迁进入生物材料储备银行的人无疑是被社会抛弃的人，但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落伍了呢多丽特年轻的时候，母亲教育她要自尊自爱，决不能让男人来养活她可当她逐渐老去，法律规定50岁还没有成家生育的女人都要成为“活体小白鼠”和“器官母体”没有人再需要他们了，50岁以上的单身女人和60岁以上的单身男人，通常都是读书多的人与石黑一雄笔下的器官提供者一样，他们都努力通过创作证明自己存在得有价值生命与存在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唯一有价值的是“我们”创造的那些东西如果他们在一起，创造出了爱与生命，唯一要担心的就是这份幸福别太脆弱“单位”里的爱情像两颗行将溺毙的灵魂紧紧纠缠，徒劳地在彼此身上寻一条生路或者只是不愿意孤零零死去，却往往因为对方提前离去，而变得更加绝望无力不管在生命的最后十几个月里经历了什么、获得了什么，别离总是突然降临“我们”的生命在其他有效人的身体上得到延续，有一天再见面时，你还会爱上我吗？

逆风而行

“单位”的全名：“联邦第二储备银行”。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金融组织，在故事的设定里，凡年满50岁的女性、年满60岁的男性，若单身、没有子女父母需要抚养、没有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即可认定为不被需要的人——“无效用人”，将被政府强制送进这里。“单位”免费提供舒适优越的生活环境和无微不至的照顾，而沦落到这里的人，则必须接受全方位的监控、参与各项医学实验、为外面世界中“有效用的人”捐献器官，直至生命的尽头。实际上，单位里的人，已经成为了生物材料被储备起来，他们之于“单位”，就类似货币之于银行。这是一个冰冷的开头，还有一个潦倒的女主人公，多丽特。她因为害怕束缚、恐惧合同，所以从未从事过一份稳定工作，只靠自由职业和零时工维持生计；她四十二岁时贷款买下一座房子，却因无力负担开销致使房屋长期欠缺修缮；她十八岁堕胎，而后的人生流连在几段不靠谱的情感关系之中，临近50岁时，她将希望寄托于已有家室的尼尔斯身上，她恳求苦求哭求尼尔斯宣布爱她，挽救她沦落为无效用人的命运，可尼尔斯只是“几乎爱”她。而唯一能令她感到安慰的就是她的狗约克了，可她仍必须与约克分离，并且，该如何与约克解释，为什么她不得不抛下它永不回来。在“单位”里的时间并不太多，一代一代更替很快，不断有新人补充进来，也不断有旧人突然就“消失”。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我们无法抗拒，可是当身边至亲至爱的人不得不终结生命，仅仅是为了挽救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当生命的价值被放在秤上衡量轻重时，当人成为一个保存自己重要器官的懦夫任人摆布时，多丽特发出了哀嚎：“我想念我的母亲；无论她多么的困惑和绝望都没关系，我只要她在我身边慢慢地老去，我只要她还活着。虽然病痛缠身，被四个孩子和输液架折磨得奄奄一息，可是我会幸福地生活下去。因为那至少是一种生活，即便这种生活无异于身处地狱。可是我喜欢地狱，只要地狱里有生活。”在多丽特的少女时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认为，在选定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之前，人应该积累经验，了解世界，勇于尝试，活得开心和自我实现才最重要，至于挣多少钱无关紧要，只要足以维持生存就够了。家庭和孩子是人生的包袱，没有也行，但首要是得发现自己，确保独立。多丽特的母亲就常常灌输给子女们关于自立的观念，千万别让男人来支持你，她说，无论是经济上、智力上还是情感上，千万别落入这个陷阱，于是落入陷阱成为了多丽特最深的恐惧，她极度恐惧束缚，所以从未有过一份稳定工作，也从未有过一份长久的爱情。当政治的风向和社会价值观却在她三十岁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转变，可是过去那个时代的精神已经在她的身上烙下了深深的印痕，她以及和她一样处境的人成为了新时代中“没有效用的人”。这是一种自我选择，就像多丽特的好朋友埃尔莎，埃尔莎是国家级的游泳运动员，她本可以通过在诸如奥运会这样的大型赛事上获奖从而摆脱成为无效人的命运，可是她却认为她选择游泳是因为那会让她快乐，可是去争一个名词并不会。所以她拒绝走上竞赛的道路。他们中绝不是社会的负担，如果他们愿意，他们的大多数完全有办法在漫长的数十年人生中在另外的道路上狂奔从而避免如今的生命困境，他们只是选择了成为逆风而行的人，逆着时代的风。生命中的际遇，不由人选择。当故事写到，多丽特和约翰内斯多年前曾在她常去散步的海滩上擦肩而过时，内心的遗憾与叹息令人难以释怀。如果他们能早一点相遇……而如今，种种都只能是梦罢了。多丽特逃离“单位”后，为什么最终又选择回头？她和约翰内斯，在单位里相爱，又在得知怀孕消息的那一天死别，孩子并没有如她最初幻想的那样成为他们的救命稻草，反而让她痛彻心扉，因为她根本没有抚养的权利。所有属于她的亲情、友谊、爱情，都一一离去，即使逃走，她也仅仅剩下一具躯壳。这个故事有着一个满含爱意的悲伤结尾，合上书，我眼前浮现的是黄昏的夕阳下，多丽特、约翰内斯、他们的女儿和狗狗约克，漫步在沙滩上。

逃离1984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酷的。《1984》翻篇，集权主义政治寓言魂归何处？瑞典作家妮妮•霍克维斯的小说《单位》，一言以蔽之，通过“单位”内外的制度钩沉与人性刻画，实现了对反乌托邦文学的致敬与超越。甫一开篇，小说便铺展出勾人的节奏。身体康健、人格独立的多丽特，因为膝下无嗣，未曾婚嫁，达到50岁年龄线后，被判定为“无效用人”，放逐到一个“单位”。“单位”里居住舒适、物质富足，娱乐设施也堪称完美。除了日常起居，图书馆、影院、画廊、泳池、乃至饮宴的酒品点心，都一应俱全。但也是这个“单位”，摄像头无处不在，隐私迹近奢侈。大量记叙情境的笔锋宕开，“单位”的真容也浮出水面：联邦第二储备银行。吊诡的是，这家银行并非金融机构，而是聚集“无效用人”，参与各项医学实验，并为外界的“有效用人”捐献器官，直至丧失生命。换言之，“无效用人”是作为器官的载体被储存在“银行”之中。在这样一个禁锢意味浓烈的场域里，“单位”并没有《1984》“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那般充斥着荷尔蒙的灌输。相反，“单位”强调充分的自由，吃喝玩乐尽在此间。唯一不变的是，所有的“自由”，都框限在“单位”给定的范围之内，无从逾越。当“单位”要使用“无效用人”的器官乃至身体时，也不容“无效用人”拒绝。置身此间，怕还有《了不起的盖茨比》般繁华飨宴的错觉，但在背后，一张透明的铁幕早已徐徐落下。按照王安忆的说法，评价一部小说，除了独到的语言，自洽的逻辑，更重要的是背后呈现的“心灵世界”。如果《单位》的“心灵世界”止于此，无非是另一部时空倒错的《1984》。但作者的野心还未竟于此。读罢掩卷，能体味到不少前后互文。开篇，作者交代多丽特躺在“双人床”上，这与之后约翰内斯乃至结局的篇幅相照应。全书近半时，一处细节讲到多丽特在“单位”看见“第一扇窗户”，其实也隐喻着外部世界。“单位”之外，是利维坦的意志：这个怪兽将子嗣作为人类生殖、承续的唯一标准，拥有子嗣者可以尽享自由，甚至无偿获得“无效用者”的器官。而“单位”中人，则要在应有尽有的“自由”中沦为鱼肉。类似这样的细节，足见作者的精心与巧思。不惟技巧，在主旨上，作者也没有模仿《1984》，将多数人都处理成模糊的面目。小说里的每个人都有着鲜明的棱角和自觉的意识，虽然受制，却各有回馈。这成了全书的“点睛之笔”。尤其当篇末多丽特有孕的消息为爱丽丝和埃尔莎所知后，一瞬之间的喜怒情仇，忧愤欣喜，都在前文的铺垫之后喷薄而出。人性的善恶一念，诠释得淋漓尽致。在这个意义上，《单位》不仅写“反乌托邦”，不仅讲述制度对人的钳制与奴役，也不仅如推介所言是对“高福利”国家的“最深刻反省”。它记录的是人心在失序甚至荒谬的制度中如何保有韧性，又如何一溃千里。这恰是《1984》鲜有，而《单位》着意强调的部分。写《1984》，是为了逃离“1984”。缔造“单位”，也是一出“醒世恒言”。惜乎作者最后想给全书套上“光明”的尾巴，反倒露了怯：在集权和异端的管束下，人性的微光闪烁得太过微弱。这大概是此生为人永恒的无力与悲哀。毕竟，出离制度的枷锁，只需“引刀成一快”的豪勇壮阔。而要从人性的桎梏中逃亡，不是成佛，便是成魔。步入后集权时代，充斥“人性”的“单位”，往往比铁窗更危险。

反乌托邦的平庸之作

又一部反乌托邦小说。有效用人/无效用人的设定，丛林法则的变形，无效用人贡献自己的器官给生病的有效用人，自己沦为新科技实验的小白鼠。迄今为止没有一部反乌托邦小说能达到《1984》的高度。那是因为《1984》有着对极权极其深刻的洞见，对未来难以置信的预言。《单位》缺乏残酷的深度，作者面对了人性的残忍却选择了偏过头，把目光更多地转向某种虚幻的救赎。浅尝辄止，宏大的野心，却有着与之不相匹配的缩小格局。

读完《单位》

在经济主导一切的资本主义的时代里，法律规定了无效用人和有效用人。凡年满50岁的女性和年满60岁的男性，若单身，没有子女，没有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就会被定义为“无效用人”，被政府强制送往“单位”，享受舒适的生活环境和无微不至的照顾，但却要被全方位监控，参与各项医疗试验，为外面的“有效用人”捐献身体器官。被送来“单位”的无效用人，被隔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甚至居住的环境也是伪造的，伪造的日光，树木花朵，一年到头只有春夏两季，伪造的商店，饭店，消费不需要付费，只需要写个表格申请一下。在这里，没有时间和金钱观念，也没有丝毫隐私。多特丽和她的朋友将这里称为“快乐的屠宰场”。多特丽在年轻时候疯狂的追逐自由，不要孩子，没有固定工作，陪伴她的是一只狗和一个不能给与的情人（有了家庭的出轨者）。当她被送往“单位”，正是她被寂寞孤独啃噬的几乎要丧尽全力的时候，她自愿来到“单位”，自愿奉上她的“自由”。被送往单位的人，有父母，手足，但这些都不算数，因为这些对体制来说没有价值，没有孩子就没有人力资源成本，无助于经济。在单位里，生命的意义是价值。经济推动社会，社会需要一直往前，人变成牲口，无效用人为有效用人捐献器官延长他们的生命，好使他们可以继续抚育孩子，为国家做贡献。在怀孕阶段，如果孩子被检查出有不可治愈的疾病或者畸形，不论父母的意见是怎样都会被强烈建议堕胎，体制不愿意将大量金钱浪费在残缺的孩子身上。更别说女同，男同，这些毫无用处的“恋爱”。在单位里认识的朋友，随时被实验折磨的体无完肤变成一个残疾人也可能随时会死亡做最后的捐献，而这些合法化的纳碎让人愤怒，又为单位里的人感到无奈伤痛。这是一部控诉小说，黑色讽刺，即便是里面时而泛起的爱和友谊也如同公园的花夲一般，连泥土都是假的---从外面搬进来，假装真正的泥土。住在单位里的人如同住在狱火烹蒸的天堂里。掠夺无效用人的剩余价值，丧失道德人伦，毫无尊严，经济在增长，文明却在倒退。 看这本书的时候，脑子里不停的闪过很多电影，当无效用人多丽特第一次介绍她们的完全封闭的居住环境时，我脑子里想到的是电影《面试》，几个人应聘者被关在一个黑暗幽闭的密室里答题，试卷就是一张空白纸，需要再密室里找到答案，面试官在监控外观看他们的反应，最终确定那一个面试成功的人选。后来，越看越像电影《飞越疯人院》，吃着不同的药片，神经和正常人也分不清，有人想逃离有人安于现状。在多丽特和治安人员帮助下见到外面的世界一眼，又像是《肖申克的救赎》，多丽特对外的世界憧憬：孩子和狗，又和电影《地心引力》里那个女宇航员对地球的渴望一样。最后，多丽特放弃就此逃跑的机会回到单位又像电影《海上钢琴师》的结局，习惯了与世隔离，再也融入不了外面的世界。而整个基调又像一部禁片《索多玛100天》。这样的书籍怎能让人舍得放下，买回来后一口气读完，怀着压抑和沉痛的心情写感。

在罐头里活着

在罐头里活着偷爱警/文看完这部书的简介，想到一部影片《逃出克隆岛》，地球上最后一批存活的人类，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社区里。这些人会在每期幸运抽奖中，获得前往美丽岛的旅行。很多人都期待着，幸运的降临。当一个叫林肯的男人，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的时候。故事开始。这个与世隔绝的社区，不过是有钱人，克隆自己的实验室。每个克隆人，都有一个原身，都有一个保险人。这些克隆人，不过是生命的供体。当保险人需要供体的时候，克隆人，将被带往美丽岛。妮妮的“单位”跟克隆岛差不多，以群居的城市为中心，归属感很强，生存者的戒备心，会因为氛围和环境条件的裹挟，而放弃和缩小。“单位”和克隆岛同样是器官供体制造厂，只不过克隆岛的供体，带有非法性和功利性，而“单位”供体，带有自愿性和公益性。相对而言，“单位”捐献器官更有说服力、合法性。但毕竟，生命的完整，或许在西方国家并不太看重，在中国来讲，死无全尸，是对生者最大的讽刺和亵渎。在瑞典，高福利国家，衣食无忧，精神层面的高阁被看的很重很重，或许这是完美人生的追求，捐献器官需要勇气，需要为名节延续，一件了不起，很伟大的事情。多丽特的选择，带有强烈的心里负罪感，可以说多丽特的抑郁、孤独、寂寞严重影响了生活。年龄大、膝下无女、只有约克与她为伴，远郊的房屋，破烂不堪，没钱，没能力修缮，没有亲戚、朋友。百般无奈的多丽特选择到《单位》生活。最起码那里有说话的人，有朋友，有关心她的人。简单描述一下故事内容：法定年龄年满50岁的女性和年满60岁的男性，单身，没有子女、没有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被认定为“无效用的人”，被政府强制送往“单位”。享受安逸的生活待遇，条件只有一个，捐献身体器官，来为社会做出最后的贡献。多丽特带着她的全部家当来到“单位”，在这个封闭的穹窿之下，她看到当年的同学，听到失散多年的大姐也在这个里生活过，遇到一个相识已久的朋友，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虽然这里富丽堂皇，修建的很有亲和力和归属感。但多丽特还是感觉到一丝淡淡的寂寥，回忆起从前的很多事情。温室花园里的花朵常开不败，却看不到莺歌飞舞的场景，看上一眼蓝天，都成为奢望。多丽特犹豫不决，到底自己来到这个封闭“罐头”，是不是正确的，她该做这些什么，她能做些什么。图书馆、健身馆、游泳馆、娱乐设施一应俱全，只需要提出申请，就会得到满足，不需要任何费用开支，不需要为安全而担忧，更不用为身体健康而发愁。在这个“罐头”里，有幻想和欢笑，有等待和期盼。多丽特和约翰内斯相爱了，爱的浓情蜜意，爱的洒脱释然。彼此都觉得，找到了生命的另一半，充满了感激和热忱的渴望。多丽特将怀孕的消息，告诉给约翰内斯的时候，离别的钟声已经敲响。两个相爱的人，不得不面对最后的时间“审判”。反乌托邦，让物质主义重新杀回来战场，精神主义被贬降级。在“单位”里养尊处优，使幻想乌托邦，变得真实美丽，换取这一切的代价，是身体器官、生命权的放弃。“单位”找不到邪恶的政治气息，看不到暴力段落，找不到诡异的死亡。但这里每一个狭小的空间，都被安置无数个摄像头，监视生命体的讯息，说监视倒不如说是为了保障安全，自身安全，生命安全。在“单位”必须保持生命的鲜活，每一个器官，得到应有的贡献。换取本身无可厚非，但用生命的换取，未免有些惨重。物质主义的贪婪，精神主义的消极，使很多唯利是图的中间人，瞄向利润的空间。生命酴醾，悲剧上演。自由体质下的健康，才是一个人，需要看到和得到的结果。很多时候，选择是被动的，是无形的，是压力的推手胁迫自由者、寄托人放弃选择。

金丝笼

我昨天在豆瓣被人说“要么是一个活在梦中的天然悲观主义者，要么就是一个凌晨三点半的轻舞飞扬”，当时感觉受到侮辱，后来却又把自己愤愤然的回复删去。最讨厌陌生人单凭几句话或一个书评不到一千字的东西就自以为是的给人定性，自以为见微知著吗？就像《单位》中的“单位”，就因为一个人五十岁之前没能有一个孩子，就可以将其定性为未对社会做出贡献的“无效用人”，在那个装潢华丽舒适的“单位”中等待为那些“有效用人”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就因为一点，生命中曾经的一切都被否定，你必须去死，必须去为那些“有效用人”付出你所能付出的一切！我在懵懵懂懂中读过《1984》，也刚刚看过《羊毛战记》，只是在《单位》中那些阴森恐怖的单调场景变得华丽舒适起来而已。只是在这些书中，摄像头都是无处不在的必备道具，因为你是被控制的，你的活动必然是要在这个“圈子”里面才是被允许的。就像我仅仅因为说了自己虽然已年介三十四但仍然对生命有不甘和渴望而被人嘲笑一样——我突出了那个“圈儿”，于是就成了一个“仍然活在青春期的轻舞飞扬”。可笑而又可悲。“单位”的设施是完备的，甚至可以说是尽善尽美。单位里的无效用人们享受着舒适的生活环境和无微不至的照顾，他们可以有朋友、情人，甚至可以拥有他们在外面世界所无法拥有的“孩子”——就像多丽特一样。多丽特在50岁生日那天被带到“单位”，过着比地上生活中更舒适的生活，衣食无忧，交到了几个知心朋友，爱上了约翰内斯并怀上了他的孩子。只是这个孩子并不能让多丽特和约翰内斯回到地面，约翰内斯很快就不得不做出了“最后捐献”，而多丽特在孩子被“有效用人”收养后的四个月后追随了他。这就是整本书的故事，简单却又令人窒息。这样一种华丽场景下铺排的故事和真相反而比那些一开始就让人感觉气闷的场景来的更为残酷。你不能死去——在你还没有被物尽所用的时候！作为一个“无效用人”，你甚至连选择“自杀”的权利都没有。你必须活着，为了“有效用人”更好地活着；你必须死去，为了“有效用人”更好地活着……其实，“你”并不是一个人，你只是一个被豢养在金丝笼里的“雀儿”。养着你，不过是为了你能歌唱。你不能拥有飞上天空的梦想，因为那是在“金丝笼”之外的。多丽特死了，但她给女儿留了一封信，那是对于生命尊严和价值的微茫希望和拼死呐喊。我愿意向她致敬，哪怕会再一次被嘲笑！

单位：就是我们每个人

文/夏丽柠如果你活到五十岁，国家就会把你送到一个舒服地养老的地方，在这里度过余生。在全球老龄化日趋严重的今天，这个地方真令人向往。不过，它目前还只出现在瑞典女作家妮妮.霍克维斯的小说《单位》（The Unit）里，叫做储备银行。就像女主人公多丽特在小说的开头叙述的那样：我没想到住处这么舒适。带卫生间，我一个人住，也可以说是一套公寓……不错，摄像头监控每一个细微的角落。的确，住在这里的人要全程受到监视，而且你得是个“无效用的人”。在小说中的瑞典，法律规定，女人到五十岁，男人到六十岁，如果没有孩子，又没有能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工作，就会被判定为无效用的人。反之，则被判有效用的人。倘若按这项法律，我正在向成为无效用的人大踏步地迈进。但是，小说里设置的情节很有意思，看一个社会如何把“无效用的人”变得有效用，但他们将不再被视为“人”，而且要为社会做出最后的贡献，从体能、智力直到捐献器官。或许有读者认为《单位》是在追随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亦或向石黑一雄的《别让我走》致敬，可以被归属于众多的反乌托邦小说里。其实，在我看来两者都不是。妮妮笔下的世界是如此地接近现实，像是对不久将来的不幸预言。如果你去过瑞典，就不难发现妮妮的担忧是有必要的。北欧国家福利好是众所周知的。孩子出生国家就负责供养，失业救济金比工资还高。生活条件好，反倒让人活得不带劲儿。高自杀率，低生育率是困扰北欧国家的主要问题。小说里被列入“无效用的人”的首要条件便是无生育，这符合瑞典国情。书中提到的隆德和马尔默，这两个小城我都去过，是名符其实的鬼城。即使是在阳光明媚的夏季，马路上的行人也少得可怜。不是居民都去度假了，是这个城里压根儿就没人！就像妮妮在接受采访时说，政治家一味地推动经济追求增长，这对于改善人民生活是有意义的。可她想问的是：什么是自由？什么是人格？如何评价一个人的价值？人类如何去相互评价存在的价值？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而她笔锋一转，转去写爱情了。多丽特，一个50岁，无孩子无固定职业，只有一条狗朝夕相伴的妇女在储备银行里却意外地收获了爱情。小说的后半部着重描写了她与约翰内斯的爱情，写得那么多情，那么催人泪下，令人完全忘记了他们是被贴上无用标签的人。多丽特怀孕了，可她仍然是无效用的人，因为她已经老到不能很好地养育子女。这是个多么可笑的理由却又现实得闪闪发亮。当一个社会发展到连爱都可以拒之门外的时候，这个社会即将写下人类末世的挽救，也到了人类自掘坟墓的时刻。我曾经说过：我是丁克，我怕谁！而书中的一句话惊出我一身冷汗：“读书人，往往会落到无效用的地步”，人性的冷漠被作者准确地把握。可是，在小说的结尾，我们却仍然可以读到点点光亮，这是妮妮心中的希望，也是她想传递给读者的希望。正如妮妮在书中的比喻，找到北斗星，我们就不会迷失方向。有人问本书的名字为什么是《单位》？妮妮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单位。妮妮说这话时，脸上一定不带任何表情。

Utility

utility，效用，经济学中经常提及的词汇，被用来衡量人们对资源配置的满足度。然而，当这个词被用在人类身上的时候，就显得格外可怕一些。生命的价值是否能够通过一个普世标准来衡量呢。每一个个体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对于你来讲毫不相关的陌生人，对于别人来讲也许就是生命的支柱。生命的价值不完全在于所谓的对这个社会的贡献。

爱里没有规则

这部小说描写了一个特别的世界，与正常世界既有紧密联系又存在本质性的隔离。在单位里，人还是正常的人，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属于“无效用人”。无效用人在单位里受到优厚的待遇，然而最终的目的却是更好的奉献自己——无偿捐献器官，义务参与各种有害无害的实验——正如艾尔莎所言，“这是一个幸福猪猡的农场”。在这里，主人公多丽塔昔日的好友马伊可捐献了肾、肺和胰脏，救活了有四个孩子的护士；约翰内斯捐献了肝脏，救活了一位木匠；爱丽丝做了“最终捐献”，救活了一位罹患糖尿病的童星；艾尔莎也捐献了自身器官，最后死于放射性试验。而最可怜的可能要数图书管理员谢尔，糊里糊涂的死在一项错误的实验里，生前无名死后无闻。这个故事充斥着伦理性悖论，被爱的目的是为了牺牲，而死亡的终极又是另一群生命的延续。究竟该如何审视单位的存在意义？如果从理性角度分析，单位的存在使无效用人获得了生活上的保障，物质上的丰腴，而他们的奉献又将是“无效”之外的最后一点效力。无效用人像是在用最后的本钱博得了一个彩头，在死亡的钟声敲响前与命运作了一场华丽的交易。而在这场交易里，又似乎人人都是赢家。这场双赢似乎合理的天经地义，完美的无懈可击，但却抛出了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在建筑美好的人类社会时，理性与情感的配比关系？世界本来就是不完美的，人类也注定无法终结苦难，幸福与痛苦必须共存。偶有奉献和牺牲，如同久已阴霾的天空漏下的几点阳光，虽然奢侈却有无限温暖人心的力量。“单位”的制度一旦放大，如同癌细胞在全身扩散，人与人之间的爱和关怀就沦为了冰冷无情的交易。一位母亲可以心甘情愿为不孝的儿子献出心脏，一个弥留之际的病人也可以主动捐献自己的身体，而一旦这样的过程掺入了规则，并进行批量生产，也许从天空漏下的将不再是暖人的阳光，反而是殃及自我的流火。将自然的爱束以规则包装出售，用纯理性的思维鞭笞世界前进的潮流，表面看来一派繁华无限，处处盎然生机，但华丽的下面是辉煌的坟墓，文明的标榜反成了对生命的嘲弄。生命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才名副其实？很简单，有幸福也有痛苦，有快乐也有悲伤，会爱人也有人爱，失去了任何一方生命都是不完整的。约翰内斯曾说：“生命是没有意义的，真正有意义的是创造出来的东西。”多丽塔一直在写一部小说，而她的希望仅仅是让这部手稿保留在瑞典皇家学院的地下仓库里，不至于被销毁。人们对存在感的渴求从未消失过！一个尚未成型的婴儿重新连接了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将多丽塔从坐吃等死拉回到真实的人间。但是多丽塔最终还是放弃了逃跑的机会，让孩子被抱养而自己继续着无效用人的命运。“如果我和她一起选择了自由，而不是把她抛给了一个可以给她安全感，给她过上体面生活机会的人，我会把这些事讲给她听。”放弃有时并不代表懦弱，而是用一种自然的牺牲谱写最伟大的爱之颂歌。

有些问题一直存在，过去 现在 未来

　　　这显然是一本反乌托邦小说。在故事中的瑞典，凡年满50岁的女性和60岁的男性，若单身，没有子女，没有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就会被定义为“无效用人”，被政府强制送往“单位”。　　　这个“单位”是一个舒适又安全的乌托邦。这里没有四季，只有春天。来到这儿的人，可以免费获得想要的东西，他们可以看画展，听音乐会，健身，享受桑拿，甚至一切在他们作为“有效用人”时没有机会或没有能力享用的东西，真正是按需分配。可是另一方面，这些“无效用人”的一举一动都要暴露在监视器下，包括如厕、洗澡、做 爱等极其私密的活动。一旦有异动，他们就会听到摄像头嗡嗡嗡的转动声。这还并不是最让人难堪的。政府之所以愿意花那么多的钱为这些“无效用人”提供良好的生存和生活条件，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必须成为实验对象，这些实验千奇百怪，无聊透顶，当他们被不间断的实验折磨的人将不人时，等待着他们的是最后的捐献——将自己的身体器官捐给“有效用人”。而“有效用人”和“无效用人”之间唯一的分界线就是有无子女。这才是最让人难以忍受的地方。　　　光是写下这一段简介，我就觉得够沉重了。看这些人的故事，会让人联想到实验室里的小白鼠、屠宰场里待宰的猪、橱窗里美丽却脆弱的玩具，却独独不会想到人。如果想到人，那也一定是被判了死缓的犯人。可偏偏他们都是有知有觉，甚至有智有识的人。这些人无论在年轻时曾为这个社会做出过多大贡献，一旦被划为“无效用人”，就只能来到“单位”，享受富足的物质条件和忍受无尽的精神折磨和侮辱，直到死亡。在这里也有爱，可是更多的是绝望。撒旦和上帝总是如影随形。　　　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经常跳出故事本身，由一句话就想到别的地方，就像下面记下的一样：1.“这里知识分子太多了，都是些读书人。”（P.40）“看得出来。”我还是这句答话。“读书人，”他接着说，“往往会落到‘无效用’的地步。绝对是的”　　 【不知道有多少读者和我一样，看到这里时露出了一丝苦笑。　　“百无一用是书生”，不分古今中外，在哪儿都适用。即使是在社会高度发展的高福利社会，读书人也是最容易被划归为“无效用人”一类的。　　小说的主人公多丽特之所以直到50岁还孑然一身，无儿无女，很大程度上源于她所受的教育。在她的儿童和少女时代，她被灌输的观念还是“最首要的理想，是发现自己，提升自己，做健全的人，自尊自爱，不依赖他人。……家庭和孩子不妨以后再考虑，甚至没有也行。”她在似懂非懂的时候就接受了这一观念，并一生践行。却不料转眼间斗转星移，主流与非主流掉了个个儿——你再有思想，个人发展得再好，只要没有后代，就有了原罪。　　在我们的真实社会，往往也是那些有思想有坚持的读书人活得最累，即使不举低吟着“世人皆醉我独醒，世人皆浊我独清”跳江的屈原为例，也有大把的苦闷知识分子带着惶惑的表情被这个社会挤压变形。　　　特立独行就是与整个俗世为敌，必将成为众矢之的。】　　　　 2.“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能依赖别人会被誉为一种美德。对我来说，那简直是一种幼稚。”　　　“一点不错。那么忠诚呢？你怎么看忠诚？事实上，不就是一种盲目吗？”　　　“或者是不能自立的另一种称呼，处于弱势地位。曲意逢迎。或者可能还有惧怕。这就是所谓忠诚。”（P.69）　　　【这一段对话可以作为上一段对话的诠释，读书人难免会有与众不同的想法做法，他们不愿流于俗世，就只能被俗世戕害。社会一向是求同伐异的，越高明的见解，越前卫的艺术，越容易成为被讨伐的对象。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不如不举。】3.我能想象得到，有人正坐在一台监控器前某处的指挥台里，紧紧盯着一台监控器，而屏幕上正是我在卫生间里洗澡的画面。这让我觉得我是在为别人而洗澡，像是在表演某种节目，出演一台真人秀。这种感觉不算难受，可是不太真实，似乎我不是真的在洗澡，而是在扮演一个正在洗澡的人。　　　到了现在，我已经可以在摄像头的注视下坦然地上厕所了。我从不怀疑，无论何时，当我们做的事情如此私密以至于要调动某种身体机能时，任何监督人员都会悄悄地移开目光，去观察别的监视器。（P.64）　　　【我一直记得《肖申克的救赎》里，在被假释的老布自杀之后，瑞德说过：“这些围墙很有趣，开始，你恨它们，接着你适应了它们。日子久了，你开始依赖它们，那就是被制度化了。”　　　在“单位”，那些无处不在的监控器就是无形的围墙。当一个人没有半点隐私，甚至连被关押的犯人都不如时，她当然会别扭，甚至会愤怒。可是久而久之，她也就适应了，就像故事里的多丽特。她甚至可以自我安慰不会有人看的。　　　电影里的楚门最终挺过了风暴，找到了那个虚假世界的出口。可是如果他没有找到呢？如果他认定自己只能一辈子留在摄影机前呢？一开始他可能会发脾气、会愤怒、会抗争，可是久而久之，怕也会适应吧？　　　人类的适应能力真是强，可是我有时会想，这种适应很多时候是因为懒惰，懒得与现实抗争，懒得给自己留下希望，懒得考虑另一种生存方式的可能。所以像安迪那样用19年时间挖一条密道的事只能是传奇，是奇迹。】　　　　　4.“我清楚那套把戏是怎么发挥作用，他们是怎么确信你没有逃跑动机的。可是如果你真的让自己有了东西，如果你真的想活下去，那么你一定会找到那些出口。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不过人类的心理就是如此——我们总是能看见我们为之努力的东西，我们期待看见的东西。”（P.172） 　　　【那些“有效用人”是怎么确信“单位”里的人没有逃出去的动机的呢？也许就是出于对人类劣根性的了解——他们有着超凡的适应能力。　　　即使要忍受不间断的实验，即使时不时要把自己身上的东西捐给所谓的“有效用人”，也没有人想过逃离。因为整个社会都是这样，“单位”是无处不在的。而且在外面的世界要如何生活呢？外面能享受到“单位”里的诸多福利吗？　　　那些和千军万马一起挤独木桥要做公务员又想着自己在体制内能独善其身的人只能是痴人说梦。一旦进入体制，享受着它的诸多好处的同时也必然要将自己整个人溶进去。再想离开，除非割肉还母剔骨还父，若是忍不了痛，就离不开了。】　　　5.“没有人在意的，多丽特。你还没意识到这点吗？在这里没人在意。”然后用玩笑、几乎是嘲笑的口吻接着说：“在这里你可以做你自己，完完全全的自己。”（P.71）　　　【这句话不无讽刺意味，“在这里你可以做完完全全的自己”，你可以写作、可以画画、可以恋爱……不用有任何顾虑，可是你早就已经不是自己了，你是被盖上“无效用人”印戳的实验品。你所做的一切实际上已经和作为人的你无关了，因为那个人在进入“单位”的前一刻就死了。】　　　　　6.我非常愿意跟她换换位置。如果我是这个病痛、困顿、其貌不扬、未老先衰的女人，我会非常开心。我想念我的母亲，无论她多么的困顿和绝望都没有关系，我只要她在我身边慢慢地老去，我只要她还活着。虽然病痛缠身，被四个孩子和输液架折磨得奄奄一息，可是我会幸福地生活下去。因为那至少是一种生活，即便这种生活无异于身处地狱。可是我喜欢地域，只要地狱里有生活。（P.91）　　　【主人公多丽特捐了一个肾给一个有四个孩子的母亲，这是她的一段内心独白。　　　她在文中从未掩饰自己对孩子对亲情的渴望，只是她在得到那样的机会之前就已经成为了“无效用人”。她说愿意和那个病人母亲互换位置，显然不是想要地域，她只是想要生活。在50岁之前，她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叫生活；在50岁之后，她和很多人在一起，她认识了很多人，有了朋友，可是，她没有了生活。】　　　　　　7.此地的季节永不更迭。轮回不休只有白天和黑夜，交替登场的永远是黑暗和日光。温室花园里的一切不是含苞待放就是鲜花盛开，永远没有枯萎、凋谢和死亡。温室花园里永远温暖。（P.135）　　　【在肖申克监狱，犯了错误的人会被单独关押在小黑屋里，那里没有时间概念，没有昼夜更迭，只有一望无际的黑暗。很多人在那种情况下会崩溃，会疯掉。在“单位”又何尝不是，这里也没有时间概念，没有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阳，没有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有的只是没完没了的春天，永远春意盎然、生机无限，可是如果没有夏天的炎热冬天的酷寒又怎么能衬托出春天的可爱呢？这样常驻的春天又有什么意义呢？】　　　　　　8.仅仅过了几个星期，谢尔这个人就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如果不是因为他死于一场丑闻，一场灾难，我不认为有谁会想起他。（P.131）　　　【在“单位”，人员的流动是很大的，不断的有旧人死去，新人填补。轮回不息。政府不会、纳税人也不会愿意花钱养着这群“无效用人”，那表面的安适后面是快速的死亡和身体的支离破碎。不仅身体被瓜分，这个人在世上存在过的证据也会被一一抹尽。而人们是如此健忘，一个没有后代的人的结局就是迅速死亡，然后被迅速遗忘，就好像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一样 。也许他的身体器官还在别的身体里继续工作着，可是那个人已经不存在了。　　　一个人是因别人的在乎而存在的。所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又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在“单位”，最不缺的就是这样被默默遗忘的灵魂。】　　　　　　9.“你知道兄弟姐妹的关系不算数的，”过了一会儿，艾尔莎说，“他们只认新关系，只在乎那些能组建家庭，制造新人类的人。这点你知道的，多丽特，你知道一切都得向前发展。（P.117）　　　【多丽特在得知姐姐的死讯后，第一次情绪崩溃了。即使是在她刚进入“单位”，全新的、犹如被监禁的生活扑面而来的时候，她也没有如此崩溃。她的姐姐和她先后被送进“单位”，她们之间有亲情，可是这是不作数的。当局者看的不是感情，而是前进前进前进，只有“制造”出新的年轻的生物，才是有效用的。是的，作者用了“制造”一词，就像工厂制造零件、制造玩具、制造汽车一样，人们制造出人，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效用。孩子不再是爱情的结晶，至少不纯是。而是功利主义的产品，它证明了它的制造者是有效用的，证明了社会是在向前的，然后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10.“为了确保安全，小姑娘们十七八岁就怀孕了。不孕不育和人工授精诊所门前的队越来越长。收养中心的情况也一样。有些人是非等大祸临头才会采取行动的。艾滋病和衣原体感染病例也在猛增，因为女人们直接跑出去，一个接一个勾搭陌生人，在没有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做 爱。”（P.191）　　　“小孩子遭绑架的事也越来越多了。”约蕾尔补充道，“人们绝望了。”　　　“好像什么事情都没保障了，”维维说，“谁也不安全。这让所有人感到恐慌。”　　　【就像民 主可能会造成“多数人的暴 政”一样，高福利也会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当生育成为自保的手段时，社会就会出现上述混乱。过犹不及，向来如此。　　　有时候想想真讽刺，当我们还在为养老问题苦恼不已，砖家们还在不断提出荒谬的，看起来像笑话一样的所谓高见时，别人已经在为高福利社会的隐忧未雨绸缪了。　　　所以在看的过程中，我一边觉得这个乌托邦真可怕，一边又忍不住想至少人家还有个乌托邦，不至于老无所依。】　　　　　　在小说第三部分，多丽特成功逃出了“单位”，可是故事的最后，我们看到，她还是回到了单位，把自己的孩子交了出去，等待着最后的捐献。　　　生活亦是如此，没有那么多的正义战胜邪恶，没有那么多的逃出生天扬眉吐气。就像《肖申克的救赎》中的那个墙上的洞，也许它并不存在，它只是斯蒂芬·金善意留下的金手指，是一个美好的希冀，而多丽特走出“单位”的情景也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梦境罢了。所以高福利社会的“单位”还将继续存在着，而我们也还将继续为养老问题苦恼着争论着。

现实中生长的乌托邦

《书单》评价《单位》是一本“呼应了《美丽新世界》和《一九八四》”的书。众所周知，《美丽新世界》和《一九八四》是两本反乌托邦主义的经典，前者向我们展现了，当人们接受越来越多“丰满”时，人们被愚弄于鼓掌，而后者向我们展现了，当人们接受越来越多“窥探”时，人们开始自我检查，并配合“老大哥”工作。而，《单位》则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现实世界维权政治建立的可能。《单位》将时间设定为未来的（或者已经发生的存在于平行世界的）瑞典。由于部分政客的提议，瑞典正式执行下面这一法案：当女人50岁，男人60岁，若单身、没有子女、没有为社会租出重大贡献，就会被定义为“无效用人”，被政府强制送往“单位”，享受舒适的生活，但必须接受全方位监控，参与医学实验和捐献器官。然而，作者并没有让这个法令平白生效，女主人公多利特甚至从上中学开始，就亲眼目睹所谓的“资本民主党”以及后来势力更大的政党推动“无效用人法案”。我们可以从多利特的生平中，看出人们对于法案的态度，首先是认为无所谓，毕竟谁到那个年龄会没有子女呢，然后又在全民公决中不置可否，忙于自己的事业，即便是后来法案生效，多利特也只是想尽办法让自己免于法案的限制，比如与偷情的男友生一个孩子，或者假结婚欺骗政府。我们常常幻想，威权政治来源于邪恶的势力，但正如小说中表现的，威权政治或许仅仅来源于生活的一个美好心愿，或者若无其事的小事。当然，你可能觉得这种事情过于荒唐，谁会去支持这样一项法案呢？但是，如果我们改头换面一下，我们现在来投票决定，是否需要给精神病人绝育呢？如果你同意，你是否担心有一天你被精神病，然后被阉割呢？而多利特进入单位以后，才表示冲突的真正开始，这或许也是《一九八四》中最引人争议的焦点：如何平衡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如果文学仅仅表达政治上的诉求，那么文学也将沦为政治的工具。而多利特在单位中的表现，也从开始的反抗，比如冲着摄像头竖中指，慢慢地变为去适应——当然，这里面还有多利特的小伙伴们的表现。这种心理变化，更为真实，也更为细腻。回到乌托邦的主题，当我们面对乌托邦时，我们怎么去反抗呢？我想，第一种是去直接的反抗，第二种是用污秽去诋毁，因为乌托邦永远是美好的，第三种，是用爱来彰显。

生命的无力来自对认可的奢求

曾经看过一个叫“恐龙”的真人动画剧，很多情节都忘了，却记得为了维持恐龙物种的平衡，上了年纪的恐龙都必须被投入火山口里，因为他们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等待死亡。妮妮•霍克维斯的《单位》讲述的就是关于一群等待死亡者的古怪故事。政府颁布条法令规定将女性年满50，男性年满60的没有子嗣的中年人定义为“无效用人”，他们将作为“储备”被集中起来，准备把有用的器官捐赠给有需要的成年人，在这里人的死亡成为了一种已知的残酷。对于生活在储备银行中的人，只要积极配合捐赠器官、参与实验，他们的生活都会变得称心如意——源源不断的华服美食、免费且专业的医疗护理，还有各种配套生活的公共设施，甚至是永恒拥有春夏才出现的自然环境。如果不是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会最终走向人为毁灭，这一切确实是如梦想般的存在着。这样的美好让人想到阿道司•赫胥黎笔下的《美丽新世界》，这部得名于莎士比亚《暴风雨》的作品，其字面的解释应为“本欲改善人们的生活，实则带来预料不到的问题”。《单位》中住客存在的意义是改变人们的生活，但他们“被幸福”的代价是需要用自身的健康甚至生命去置换。他们的生活环境理想无负担，却为了拯救“有效用人”的健康，在一次又一次对自己的剥削中被消耗殆尽。书中的人们乐于享受着储备银行中的一切，即使最终捐赠之前已经步履蹒跚仍毫无怨言。女主角多丽特在体能实验之后就献出了自己的一颗肾，与她相识的其他人则早早的奉献了自己的肝脏、卵子、眼角膜，甚至是心脏，在储备银行里他们能做的就只有彼此温暖，然后继续忐忑地等待下一轮的给予。这就是生活在“完美世界”要付出的代价：逐渐卸下人存于世最重要的尊严，甚至剔除可能出现的心理压力（医生的干预），只留下最平缓的情感和一副可供继续摘取器官的身体。如多丽特的朋友埃尔莎所说的那样，他们只是被豢养在豪华猪圈里的动物，任人宰割。多丽特在储备银行里邂逅了自己的爱人约翰内斯，这迟来的爱情之火燃烧着他们炽热的内心，在逐渐逼近的死亡面前为两人筑造了最浪漫的伊甸园。但现实的大手无情地摧毁了迟来的美好，约翰内斯进行了“终结捐献”，多丽特生下了属于他们的孩子，等待着她的却依旧是死亡的光临。作者为小说的主角谱写了一段美丽的爱情，却选择了一个最为残酷的舞台。作为读者的我只能悲哀的见证着一切的发生，眼看多丽特和约翰内斯如流星般陨落在北极星之下，目睹命运的齿轮不停歇地滚过，他们连痛苦都显得软弱无力。这一切仅仅是由于法案吗？也许，但更深的理由来自于社会对人的价值定义。当整个社会都以创造价值或繁衍后嗣去鉴定个人存在的意义，“无效用人”逐渐成为了被人排挤的群体。储备银行的新人欢迎会上主管彼的拉•伦海德一语道破天机，“归属感对于我们这些有效用人来说，是理所应当的，而对于你们大多数人来说，直到来了这里才有所体验”。无效用人的价值只有在储备银行里才能得到认可，每个人都必须放弃自由为自己再多找到一点存在的理由。他们不能选择未来，只能努力在离开之前与世界产生尽可能多的联系，然后任由自己油尽灯枯。储备银行的美景只有春夏，无效用人的生命却已步入寒冬。当一个人的价值必须由他人的认可来判定时，对人的影响是极其消极的。它意味着你必须被动地接受一切，交付你能给予的全部包括未来。正如故事中的多丽特为了屈服这种认同不得不将自己的女儿留给有效用人去养育。直到她即将要最终捐献的那一刻，我才明白原来这个储备银行最大的作用不是去执行法令，而是用完美去软化并最终瓦解一个人，让他由最初的痛苦挣扎，最终转化为冷漠麻木。这才是美丽新世界表皮之下最可怖的真相，是华丽的袍子下布满的虱子。回想起那部恐龙动画的结局，老太太最终没有被投入火山，因为家人对她的感情就是其存在的意义。这种意义脱离了传宗接代的压力，脱离了人尽可用的束缚，仅仅以本身就认可了活着的价值，与《单位》相比确实理想化太多了。

所谓福利社会，谁来拯救你的出生率？

2005年，我刚去意大利的时候，中国留学生中流传着这么一种说法，说是在法国，情侣学生如果合租房子的话，每个月是可以获得100多欧元的住房补贴的。为此，很多在意大利留学的中国情侣留学生们开始琢磨起转学去法国的计划来。也许是以讹传讹的谣言——我并没有去证实这种说法的准确性。但是不管是否属实，空穴来风总归是事出有因的。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实在是太低了。假如这项政策是真实存在的，呵，人家法国给情侣学生这种政策上的优惠，显然并不是为了让学生们的生活更加“性”福，其目的当然在于“造人”这一结果。显然，出生率低下的问题在欧洲已然成为了一个大麻烦。所以，在小说《单位》中，作者妮妮才会虚构了这样一个瑞典：但凡年满50岁的女性和年满60岁的男性，如果单身、没有子女、并且没有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统统属于“无效用人”，会被政府强制送往“单位”，享受舒适的生活环境和无微不至的照顾。“单位”里，环境舒适而优美，仿佛莫奈的花园；这里设施齐备，有图书馆、影院、剧院、咖啡馆等，“无效用人”可以随意享用；最重要的是——这是“单位”的管理者所鼓吹的——每一个“无效用人”拥有彼此。看上去美好得仿佛是世外桃源。果然是西方发达国家，果然是福利国家，纳税人的银子果然没有白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只是，天底下真的会有这样平白无故掉下馅饼的美事么？亦舒常说，但凡事情美好得不像真的，那么大抵不是真的。“无效用人”的行动再自由，也不得超出“单位”的范围，更不得同外界联系，前尘往事就此了断。而在“单位”里，到处都是摄像头，“无效用人”的一举一动皆在管理者的监控之下，甚至两情缱绻的男欢女爱都被摄录下来。只是这两条，在高举着“人权”旗帜，提倡“自由权”与“隐私权”的西方国家已属不可思议。更何况，“无效用人”的吃喝玩乐也并非是免费的。“单位”的管理者总会有办法让“无效用人”发挥出最大的“效用”来。伤害最轻的是，让“无效用人”参加一些“有效用人”不愿意参加的实验；而“无效用人”往往被迫做出的，则是躺在手术台上，为“有效用人”献血捐精甚至是捐出体内器官包括心脏。呵，这种如梦似幻的美好生活原来是拿生命作为代价的啊。我想起了一个实验：据说，对牛弹琴的状态下产出的牛奶量更多质更好。让“无效用人”好吃好喝好住着，是否也只是为了让他们的血液更新鲜、器官更健康？呵，民众时刻盯着的纳税人的钱，又岂会任由政府随意支配甚至是浪费？这哪里是什么“福利社会”，这分明是压榨、奴役、将“无效用人”由主体变为“客体”的奴隶社会。正如“无效用人”多利特在小说里所说的：“我从前相信我的生命是我的，完全由我掌控，他人无权干涉或是无权置喙。可是我现在不这么看了。我生命的主人不是我，是别人。”这样的社会或许忘记了，“无效用人”也曾经为这个社会做出过贡献，也曾经是“有效用”的。甚至，即便被沦为“无效用人”以后，他们中的很多人依然有着自己独立的思想和灵魂。例如因为没有成为年轻女性典范而被纳入“无效用人”之列的跳水运动员埃尔莎说：“告别竞争激烈的赛场后，我一秒钟都没有后悔过。那不是我想要的。我一直不明白，为了胜利而胜利有什么意义。耗费你全部的精力，只是为了在一件完全无关痛痒的事上胜过别人，这有什么意义？”我觉得埃尔莎是一个异常清醒的人。只是，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便需要尽可能地榨干人身上所有的“效用”。而政府们所鼓吹的“社会多元化”“民众个性化”其实不过是海市蜃楼，拿来哄骗民众的棉花糖而已，你看着她是满满的一大捧，其实是松软的，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分量。这样的社会真的令人毛骨悚然。我们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我觉得一种极端化的社会政策只会产生极端化的效果。譬如说《单位》。受“无效用人”政策的刺激后，人们会对这项政策做出怎样的反应？大概有两种：一种是人人力争上游，努力成为“有效用人”——这大概就是政府制定这项政策的本意。只是，政策往往未必能按照政策制定者的本意实施下去。正如小说中一针见血所描绘出来的：“（‘单位’）外面的人真的很紧张。为了确保安全，小姑娘们十七八岁就怀孕了。不育不孕和人工授精诊所门前的队越来越长。收养中心的情况也一样。有些人是非等大祸临头才会采取行动的。艾滋和衣原体感染的病例也在猛增，因为女人们直接跑出去，一个接一个地勾搭陌生人，在没有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做爱。”小说里的高福利政府是否会为政策实施所产生的如此负效果而感到失败并进行反思？还有一种也许是“破罐子破摔”吧，人生苦短，极权政府统治下的生命更加痛苦，与其如此，何必再拖上其他无辜的生命来遭这个罪？是“有效用人”也好，是“无效用人”也罢，索性拼上自己的这条命，也要将这种“无效用”的宿命轮回终结。倘若人人都有这个念头，不想让自己的后代无辜地被“效用”这一标准进行衡量评估，那么还有谁愿意去生儿育女？这个社会的出生率又要靠谁去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