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做工》书评

Hello,深刻的厌学情结

即使在大学，身在校园之中，就不得不处于学校的规范之下。读了十几年的书，自身向外的反抗力和学校作用于个人的规范强制力力相互冲突，贯穿着我的校园生活。从上小学第一天穿着拖鞋还迟到被罚站开始，我几乎从小就是被老师“打压”的对象。幸而我的成绩不会太差，但也正是因成绩我被划分到都是“乖乖孩”的群体，处于边缘的我反而更显特立独行和不守规矩。回顾过去，其实很多次在学校里的违规行为都显得幼稚无聊，其实遵守并无伤大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总是绞尽脑汁想要钻学校的空子。同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学校要有这样那样不人性、不合理，明摆着会有学生不去遵守的的规定来束缚我们。学校和学生不应该是对立的，但事实上很多时候他们在一种水乳交融的情况下日日针锋相对。在长久不断地摩擦矛盾中，却相安无事多年。虽然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但我却在《学做工》里看到了自己校园生活。老师和同学在课堂上的正面冲突；没有穿校服、在校服上面乱画被处罚；在军训时候偷喝酒被抓；去网吧上网被老师看到；因被误解向老师“告密”被全班孤立；写保证书张贴于教室；早恋；逃课去兼职；宏志班的男生被A班B班的男生所孤立……这些都是真真切切发生在我和我身边的校园里的事。我全然不知我们正在或已经或曾经成为一种反学校文化的大江大浪中的浪花一朵。像书中的“家伙们”一样，我总是找各种机会兼职，用自己赚的钱“找乐子”，并以此为豪。而到现在，一旦我有机会而不去打工赚钱的话，我会受到全家人的谴责。在他们看来，这是对我自己的不负责任，也是辜负他们期望、让他们失望的行为。所以无奈一心想保留一个读书人节操的我也总是身不由己地为五斗米折腰。出身于工人家庭，纵使阴差阳错幸运地混入一个211的大学，愚笨如我也自知摆脱不了一生穷狗的命运。我的身后是一堆早早工作和我差不多大的亲戚家的小孩，他们很早就为家庭展现了他们的经济价值，他们的家庭也以他们为豪。我不敢回头直面他们的冷嘲热讽，他们一直都在看，看我们家辛辛苦苦供出的大学生能有多出息，看我能有多出息。他们看了好久，看了好多年，他们存了很多钱，盖了房子还结婚生子了。而这么多年了，我偏偏还在读书。不过也快了，很快他们就会看到，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在他们忙碌于“人生大事”而我在苦心孤诣读书多年之后，不但我所求的文凭贬了值，大龄未嫁的我也贬了值。我很可能失业，就算找到工作也很可能是和他们一样给人当牛做马早出晚归，领差不多的工资，给予家庭差不多的经济回报。不同的是我的前期投入比他们多多了。所以他们得出结论，我这个大学生真是个赔本买卖。

“读书无用论”的两副面孔

　　古代中国人总将读书看作个人仕途以及家族延续的不二法门，《白鹿原》中“耕读传家”的匾额正是这一传统的典型象征。可是，文革时期的“白卷英雄”却开创了另一种传统——“读书无用论”。在市场经济的推波助澜下，“造原子弹的”和“卖茶叶蛋的”为着“读书有用没用”较上了劲儿，金钱法则的普遍化使得读书本身变得不再那么崇高，中国人亦变得越来越能“务实地”看待这个问题：一旦读书既不能带来仕途，更不能带来财富，那么要它何用？不过所幸的是，这种观念并非整个社会的共识，越是下层百姓——受制于高昂的学费——越会对“读书无用论”形成心理认同，并且将改革开放以来商业英雄的财富神话作为此观念的强力佐证。然而，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这其中潜藏着被称之为“再生产”的危险，或许已悄然而至。“读书无用论”就仿佛古罗马神祗雅努斯，拥有两幅面孔，对着下层阶级金刚怒目，对着精英阶层菩萨低眉。　　英国学者保罗·威利斯著名的民族志著作《学做工》所关注的正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是英国古老工业区的工人阶级子弟，读书对于他们可有可无，因为他们很明白自己最终会与父辈一样在这个工业区的某个工厂中找一份活计，领着勉强过得去的薪水，结婚生子并且让自己的家族仿佛西西弗斯一样重复着滚石般的人生。他们被称作“家伙们”，与他们相对立的是，同为工人阶级子弟，但渴望通过读书改变自己命运的“书呆子”。“家伙们”形成的反学校文化从来都将读书看作是令人厌恶的事情，学业上接连的失败逐渐让他们形成了严重低估自己智力的习惯，他们典型的说法是：“我知道我很蠢，所以我下半辈子就应该待在汽车厂里把螺母一个个拧到轮子上去，这公平合理。”（《学做工》，P1）学业上的失败会让他们反过来加强自身的反学校文化，于是追求“乐子”成了他们在学校生活的意义所在，他们知道自己未来的严酷生活，于是学校里的那些辉煌经历注定要成为他们未来值得回味的人生财富，正是这种想法变成他们嘲笑“书呆子们”的资本：“他们的学校生活能记住的有什么呀？他们以后回顾现在，有什么东西可回顾呢？坐在教室里，坐到屁股冒汗，而我们可是……我是说看看我们能够回顾的东西，和巴基斯坦佬打架，和牙买加佬打架。还有我们对老师所做的恶作剧，我们以后回过头来看这些的时候可是乐事啊。”（《学做工》，P18）。　　根据威利斯的研究，这种在当下寻找刺激和欢乐，并借此嘲笑那些只知道循规蹈矩的学生的做法，只是工人阶级子弟为了更好适应父辈工作的一种方式。“家伙们”把“书呆子”看作是“娘娘腔”，而将自己看成是具有男子气概的人，因为他们敢于打架，敢于在酒吧里喝个酩酊大醉，敢于在上课时挑战老师的权威，敢于反抗教学体制的压迫。这一切都会成为未来作为工人阶级的他们宝贵的斗争经验，他们将自己看作是体力劳动者，但是并不以此为耻，因为这些活儿是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翘着腿、从事脑力劳动的“娘娘腔们”干不了的。为了维护这种对于实践以及体力劳动的认同感，他们会鄙视那些看重文凭和理论的人，甚至会在工厂车间上打出这样的标语：“一盎司的敏锐直觉可以媲美整座图书馆的学位证书”。正是在父辈这样的观念引导下，“家伙们”把读书看作是做无用功，把文凭看作是废纸一张，因为他们所需要掌握的真正的知识都来自于在工厂里的实践。　　当下的中国正奔跑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大量的农民工摆脱了土地的束缚，进入工厂从事生产。像李嘉诚一样的财富英雄成为他们的偶像，因为他与这些工人一样没有文凭，但是他取得了难以企及的社会地位和事业成就。这种意识形态让在接受教育阶段的下层百姓的孩子们要么认同自己天赋有限，要么相信不用读书同样可以获得巨大的成就和地位，又加上连年增长的教育费用和逐年降低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使得他们更倾向于认为“为人处事”“关系”“应酬”“心狠手辣”以及“拼搏”等等因素会给自己带来成功。此时，无论“卖茶叶蛋的”还是“造原子弹的”都意识到：读书与成功并没有本质上的联系。　　但是，正当大学生糟糕的就业现状使得“读书无用论”一再受到吹捧时，高考的门槛上仍然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血腥厮杀，这群循规蹈矩的孩子们的家长一般位于社会的中层，而处于精英阶层的孩子们尽管同样在学校里属于“反学校文化”的组成部分，但是却与威利斯笔下的工人阶级子弟不同，他们会被家里逼着获得某种程度的“文凭”，尤其是海外学历更是备受亲睐。这个精英群体多半是富二代和官二代，即便他们同样拥有“读书无用”的意识，因为他们在学校教育中多半是失败者，但是文凭这张用来遮羞的无花果叶他们却舍不得扔开。这并非中国独有的现状，美国普利策奖得主、《华尔街日报》记者丹尼尔·金的著作《大学潜规则》就揭示了美国的高等教育黑幕，其核心内容就是名校的这一纸文凭。　　这本书中所描述的所谓美国精英阶层，一般都有着良好的出身，这意味着其大学教育都集中于所谓的名校，例如美国东北部的常春藤联盟，西部的斯坦福、伯克利、UCLA，或者南部的杜克等等。这些精英们通常以校友的身份将孩子推荐到自己母校，这些名校也都乐于照顾其校友子女，这被称之为“世家政策”。某些没有名校经历的有钱人也会得到哈佛、普林斯顿等等学校的关注，如果他们愿意捐助一笔可观的资金，其子嗣也能享受优先录取权，这被称之为“发展项目”。如果你既非世家，又非大亨，但你是娱乐圈的明星，也会受到诸如布朗大学这样的常春藤盟校的青睐，只要你能参加学校募捐的鸡尾酒会或开一次演讲。若以上都不成，那还有最后的法宝，许多有钱人家的子嗣花费令人咋舌的代价学习某些贵族运动，如高尔夫球、马球、马术、划艇等等，这些名校会冲着所谓的多元化来为这些用金钱堆出了“运动天赋”的孩子们提供宝贵的入学名额。这真是应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一代又一代的精英们为了这一纸文凭使出浑身解数，这无疑是反过来，对“读书无用论”的一种嘲讽。　　一旦了解了美国高等教育这“看不见的手”，我们似乎还有必要为尚且未能实现素质教育的中国骄傲一番。虽然，中国高考这台破旧不堪的机器如今屡屡遭人诟病，每当有药家鑫横空出世或者有人重访“钱学森之问”时，这台老迈的意识形态机器就被众人高呼应当退出历史舞台。可是，死记硬背的一刀切式高考同样也是中国许多成功实现向上流动的第一代精英人士最强大的武器，没有“世家政策”也没有“发展项目政策”，一考定终身的中国高考同样逼着许多有钱但无能的官二代、富二代们操着蹩脚的英语走向大洋彼岸去接受洋教育，即便要通过各种暗门进入名校，也不能像进美国名校那般明目张胆，只得背着阳光干着偷偷摸摸的勾当。这不得不说是其曾经的荣耀，但是这并非说它的历史就那么清清白白。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招生名额与山东、河南、湖北等地的招生名额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目前已经成为中国高考政策中最大的毒瘤，其作用与美国名校的政策没有区别，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精英向这些发达地区聚集，造成对庞大的教育资源的垄断。可是，随着统一高考的打破和自主命题的省份逐渐增多，不同地域的学生之间已经被“素质教育”的障眼法所隔开，发达地区学生被冠以拥有更高“素质”的名号而合理合法地享用那些教育资源。让人齿冷的是当下的中国似乎永远不会冒出一个丹尼尔·金来出版一本属于中国的《大学潜规则》。　　其实，下层民众的“读书无用论”与精英阶层对一纸文凭的层层守护都是服务于同一个目的：“阶级秩序再生产”。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再生产”理论也是保罗·威利斯理论主要针对的对象，该理论认为：“教育通过掩饰以技术选择为外衣的社会选择，通过利用把社会等级变为学校等级从而使社会等级的再生产合法化，为某些等级提供了这种服务”（《再生产》，P165）。这说的是，学校通过升学毕业等等复杂的系统使得学业上不断失败的下层百姓意识到是自身的天赋不如精英阶层，进而认同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社会既有秩序。实际上，布尔迪厄认为教育系统“将入学机会伪装为成功的机会”，最终是为了实现“对下层的淘汰”（《再生产》，P171）。具体来说，下层越是相信“读书无用论”，越是嘲笑那些“书呆子们”，越是信仰“反学校文化”，精英阶层将子孙后代保存在同一阶级所要遭受的阻力会越小。讽刺的是，同样是属于学校里信奉“反学校文化”的学生，《学做工》中的工人阶级子弟们会在子孙后代中间永久地复制着对“书呆子”、“文凭”、“知识”等等的嘲笑并且自我安慰地“享受着”体力劳动的荣耀，可《大学潜规则》中的富家子弟们，在消费完了香槟派对、酗酒吸毒等等不堪的人生经历之后，却以“浪子回头”的精神面貌重新拾起父辈的伟业，或挑起企业重担或子承父业活跃在政坛上。对此，名校的招生主管们会颇为欣慰，深感于自己当年的眼光终究不谬。像戈尔三世这样，高中违犯校规，但凭借父亲是副总统，最终得以进入哈佛，毕业后创办了自己的杂志，跟随父亲倡导环保，可还是因超速和藏毒而被捕（《大学潜规则》，P371），但是转念一想，如果他为哈佛捐助一笔可观的费用，其孩子就又能堂而皇之地在哈佛校园里宣称自己之所以进来完全凭借的是实力，只是不知道这实力到底是聪慧还是“戈尔”的姓氏。　　这就是“读书无用论”为何像雅努斯的原因所在，对于下层的问题学生它是桎梏人生的枷锁，对于上层的纨绔子弟，它只是一句“人不轻狂枉少年”。中国尚且不是美国，但对于金钱的崇敬似乎渐渐地有过之而无不及，布尔迪厄的话对今天的中国尤其具有借鉴意义：“资产阶级特权的继承人，不能援引他的阶级在历史上曾经拒绝贵族所享受的血统权利……也不能援引第一代创业者用自己的业绩说明自己成就的艰苦奋斗美德。今天，他们必须求助于学校的书面证明，这既可说明他的天资，又可证明他的成绩。”（《再生产》，P225）中国目前占据主流的还是第一代创业者，但是众多现象都说明已经无法阻挡他们对第二代秩序的再生产，因此，“读书无用论”这种东西还是趁早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吧！　　（《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英]保罗·威利斯著，秘舒等译，译林出版社二〇一三年二月版，39.00元； 《大学潜规则》，[美]丹尼尔·金著，张丽华等译，商务印书馆二〇一三年五月版，49.00元）【本文已发表于《读书》2014年第3期，发表时标题被更改为《阶级秩序的再生产》，此处公开的为原稿】

中心与边缘：保罗•威利斯访谈（节选）

你自己的作品—不管是关于嬉皮士的还是关于 “家伙们” 的—在“中心” 的工作小组中反响如何？我自始至终都觉得， 我的田野工作被他们看做是非科学的、人文的和相当主观的。 我感到的一个明显的——有时候是私人性的——批评来自于马克思主义者对能动性和主体性的攻击， 后者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正统的主张， 讲的是人文主义立场的不充分性。 我觉得我必须证明自己的合理性， 必须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 在其他地方， 你也许可以沿着人文的轨迹按照自己的想法走下去。 但是在“中心” ， 通过夏季学期里的全体大会， 你会感到人们试图把事情带回到某种一致的、 集中的、 批判性的文化研究的路数上去。 不过我仍然觉得自己不属于那个阵营。尽管如此， 就我自己的工作来说， 很重要的一点是， 我所在的 “中心”有一些集中的集体目标， 但同时也给自主性的工作提供了空间。 虽然 “中心” 里并没有一个真正强大的民族志传统， 但这种自主性和（集体） 目标的混合使我得以坚持下来。 “中心” 的陈述会上， 人们向我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问题很尖锐， 我无法回避。 我处在边缘， 要非常严肃地对待中心。在这些批评四起的时候， 你有没有为自己的项目做辩护？ 你有没有觉得你必须不停地为自己 “化圆为方” 的方式做辩护？这么说吧， 有人指责我以一种陈腐的或者没有经过理论化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做研究， 而且我有点像是在没有陈述主要困惑的情况下就假设了答案。通过假设一种主体性和能动性， 我是在大脑短路， 故意忽视或者干脆就是不顾阿尔都塞关于询唤的观点。 我的工作起步于这样一个假设， 即 “家伙们” 是具有创造性的， 而不是试图解释他们感觉到自己与所有相反的证据都格格不入这个难题。 我觉得， 把握住 “创造性” 才是我的主要关注， 而且我现在仍然是这么认为的， 虽然论证的术语毫无疑问已经改变了。 我不知道我为自己做的辩护是否跟我对自己的立场的小声坚持有一拼。 不过我记得， 在对我参加的那场工作小组陈述会做出评论时，斯图尔特说： “保罗所说的创造性， 就是我说的生存。 ”你关于创造性的思想， 在你的作品中有着非常强烈的连续性。我觉得那是我的故事。 我一开始对个体性的艺术活动感兴趣， 觉得那是事物的中心； 但是我未能对这些活动中单调的、 审美的、 精细的文本版本进行思考。 于是这成为我的动力， 持续地去日常生活中寻找同样的东西： 也许是某种可以将中心与边缘聚到一起的东西。 而要想在日常的普通经历中看见创造性、抱负或者审美动机所激发的火花， 就需要更长时间。 这并不是连续和可见的， 而往往是迷失、 扭曲或者异化的， 或者被转换成为具体化的形式， 在不同场景、 机构和情景内根据环境的不同， 以奇怪的被压抑的形式展现出来。 关键是这些东西永远不会彻底消散， 它们总是会恢复过来。 我觉得在每一部知识作品中， 人们都在试图保存这种内核， 也就是一种去知晓、 陈述或者争辩的潜意识流或动力。我从 “中心”得到的教训是， 关于 “人的创造性” 的人文主张不得不受到 “中心” 内部关于再生产和阶级连续性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限制。 而且， 在 “中心” 里肯定有人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对我进行批评：我怎么能忽视父权制的分工， 把它们都简化成为阶级分化呢。 尤其是我对家庭的重要性多少估计不足： 正如工厂是资本冲突的场所， 家庭也可能是性别冲突的场所； 而我的方法几乎都跟工作和学校有关， 而没有对家庭内部关系给予足够的关注。 在 “中心” 的陈述会上， 有人对《学做工》这本 “自然主义的民族志” 提出了批评， 甚至是强烈谴责， 因为他们觉得这本书是在不加批判地重复而不是指责和解构男性至上的习俗、形式和偏见。事实上， 在《学做工》里， 我当时确实觉得自己已经考虑到了父权制的范畴和女性主义的批评。 这是另一个我感到自己在与之斗争的压力，我并不是在拒绝， 而是在做创造性的内部扩展、 创造和转移。 我仍然觉得， 女性主义者没有认真地对待我努力想表达的某些论点。 我想表达的是， 性别分工在资本主义内部是如何特别地与体力—脑力分工交叠在一起的。 我并不是在说， 某种工人阶级的男性气概永远与体力劳动和男性气概联系在一起； 男—女和体力—脑力， 它们是两组不同的二元体系， 有着自己的脉络； 在其他的情境下， 你也许会发现性别、父权制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不同表现。 就性别体系和资本体系或者资本关系通过对方得到呈现这一点来说， 确实有一种不稳定性在里面。现在， 学徒模式正在经历一场大崩溃， 自工业革命以来长时间所形成的社会再生产模式被重塑。 而且， 我们正在目睹一场危机或者说重新构型的过程： 与性别、 阶级和位置有关的思想的重要二元体系如何重新汇聚到一起。 我想说的是， 民族志的、 理论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仍然是有意义的， 这意义不在于对特定的工人阶级男性气概给予最佳的描述， 而在于释放出分析的术语， 这样不同的呈现和组合就成了可能。 所以说， 也许会产生一种更温和的工人阶级男性气概， 或者也许会有一种与父权主义无关的男性气概。 在我的头脑中， 我之前就已经考虑到了女性主义者关于父权体系的观点。 至于我是否在方法论上恰当地顺应了他们的观点， 或者他们所提倡的方法是什么， 我并不知道。这对你来说一定是非常艰难的—你必须鼓起勇气一遍又一遍地界定你的立场？是的， 虽然你不必在我如何为自己辩护上想得太过于英雄主义。 在那段时间里， 我住在伍尔弗汉普顿， 我开车去伯明翰： 在这段时期的早期， 我在四个不同的机构打工， 还卖冰淇凌； 在第二阶段， 当我成为一名研究人员开始从事《学做工》的相关研究时， 我要么是在外面做田野调查， 要么是在伍尔弗汉普顿过着非常正常的生活。 所有的这些都是对另一种主体性的支持—我不需要在“中心” 里维护这种主体性或为它做斗争。 总是有某种生活重心或者基础， 它与别的身份联系在一起。 而且你也可以说， 这让我在田野实践中保持了某种人道主义和某种乐趣。 我并不是一个积极的斗士， 在话语上和知识上全副武装起来， 和“中心” 里的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和反种族主义革命者做斗争。 我理解所有围绕询唤、 性别、 “种族” 这些东西的论点的主体性的意义。 这些我都能搞懂。 但是， 这么说有点不好意思， 就是我还有一种“常识” ， 也就是说， 我知道你的身份总是超出阶级、 性别或种族， 牵涉到你所有的生活方式的组合， 你如何适应生活， 你认识哪些人， 你的私人和家庭关系如何——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与那些说明明显的二元分工的理论是不同的。 如果你想在田野中理解一间酒馆或者一家工厂运作的方式， 那就要理解无数其他的东西： 幽默、 语言、 性格类型、 玩笑戏谑， 而你就是不够聪明， 无法弄懂所有的那些二元对立， 还有所有的那些生产其他术语或者其他二元对立的二元对立。 一个好的田野工作者知道某种东西的重要性， 不会说： “这是一个阶级范本。 这是一个性别范本。 这是一个 ‘种族’ 范本。 ”你如何看待《学做工》 后来收到的反响？从许多方面来说， 《学做工》是一本奇怪的书。 我当时并不觉得自己可以走多远。 我当时觉得这 “只不过” 是一本我终于出版的专著而已。 我与出版商签了一份不怎么乐观的合同， 但是它后来获得了成功， 卖出去了很多本， 这很让我吃惊。这其实有点意外； 也许它正好碰到了学术史的某一特定时期， 马克思主义、 文化研究、 教育社会学的某一特定时期， 教育政治的某一特定时期——政府承诺提供全面的学校教育， 但是人们对此的失望和怯魅却在涌现。这本书现在已经有了很多的版本和译本。 它在日本、 德国和美国肯定卖得更多。 我最近去了趟韩国， 在那里发现有一个盗版也卖得不错。 我将这本书的销售情况看做是在不曾预料到的地方所发生的有关创造性和社会后果的民族志。 它仍然在引发各种各样的辩论、 议题和兴趣， 超出了文化研究这一领域。 也许它在本质上属于人类学， 这既奇怪又让人感到欣慰。在人类学家中间， 你是否觉得《学做工》在美国的影响更大， 因为美国的人类学传统与英国相比更加宽广和具有包容性？我不知道， 我无法就人类学下什么权威性的论断。 当然， 在美国， 这本书最早是被归入人类学的。 好几所美国大学的人类学系都曾给我提供过教职或发过邀请， 而直到最近才有英国的人类学系这么做。 就英国现在的情况来说， 这部分是偏执， 部分是对文化研究蓬勃发展的合理反应。 也许他们向我敞开大门， 是想保护他们不受其他来源的威胁。 也许我的作品在文化研究内部被当做是一匹颠覆性的特洛伊木马， 表明敌人中的精英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

阶级意识的觉醒与消亡

《学做工》的起点很有趣，我是学西马出身。以至于第一次接触《学做工》的主题就让我想到卢卡奇和他的阶级意识论。《学做工》讲的是工人阶级子弟是如何通过反抗学校文化以继承他们父辈的阶级的身份的。它并非一个Panel study，所以作者更像是截取了一个时间断面，不是谈时间意义上的继承，而是讨论一种“反抗式”的无产阶级意识是如何在学校中觉醒的，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无产阶级出身的孩子如何通过反抗学校的权威，而自觉结合成一个“共同体”的。这就成了一个卢卡奇意义上“阶级意识如何可能”的问题。回到卢卡奇成书于1920年代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彼时以卢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已经发展到极致时，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却没有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发生，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卢卡奇的答案提出了“物化”和“阶级意识”两个关键词。“阶级意识”指的是“对自己经济社会地位的无意识”；而“物化”则是对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发展，无产阶级的异化现象扩展到意识层面，从而使得原本属于无产阶级主体性的对象化劳动变成了外在于生产者本身的神圣之物。这种物的“神圣性”获得了合理化的外衣之后反过来被“无产阶级”所崇拜，从而在资本主义在意识层面完成了“殖民”。“物化”成为压制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以及“革命性”的罪魁祸首。于我，《学做工》是站在经验的层面上探讨这一“物化”过程是如何可能的。但从行文逻辑来看，作者的论述却暗含了对这种“物化”反驳的意味。在作者眼中，“家伙们”的反抗肇始于他们对学校逻辑的“洞察”（penetration）。“洞察”在此处是一个相当费解的概念。据我的理解，它同时意味着将一种觉醒了“阶级意识”渗透进主导性社会结构的努力，也意味着对这种结构的反抗。然而，这种反抗却是以一种自我规训的方式完成的。为何这样讲？首先，“家伙们”以反抗学校的权威开始，按照作者的理解，这是由于一种似懂非懂的对“意识形态”的“洞察”。这种洞察一言以蔽之，即“即便我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跻身社会上层。”这种理解似乎像是参破了于连，盖茨比之流悲剧之源的秘密。于是“家伙们”反抗权威，宣誓叛逆，背叛知识，最重要的是他们将这种行为赋予新的合法性：“男性气概”。这种气概同时被赋予“体力劳动”之上，似乎以“男性气概”而论，“家伙们”不但成功定义了自己的文化身份，还同时构建了“合法性”的认同，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过程无疑是一个“阶级意识”觉醒的过程。然而吊诡之处在于，这种阶级意识的觉醒并没有根本上动摇阶级结构，因为为自己的“阶级存在”赋予了结构上的合法性和优越性，在家伙们看来，成为“工人阶级”是一件光耀门楣的事情，是一个男人应然之路。所以“阶级意识”的觉醒反而加固了主导的社会结构，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泄气阀”而非“推土机”。总之，《学做工》以反驳卢卡奇的方式（“阶级意识”的觉醒）最终回到了卢卡奇的问题（革命未能发生，反而阶级结构被进一步固化了）。为什么会这样？这就带来两个相当有趣的问题：其一，“家伙们”的“洞察”到底是真的参透了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压迫的秘密，还是变向认可了“体力劳动”的从属地位，只不过借用“男性气概”的话语做出阿Q式反抗的姿态？“子承父业”是否是这些“家伙们”最终的归宿，还是存在其他的可能性？（由于作者方法上的缺陷，一个历时性的研究可能可以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其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父权制的苟合是偶然还是因两者逻辑一致？如一致，体力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从属性和其象征的男性气概岂非自相矛盾；如相反，那女权的兴起是否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最终，女性战胜男性， 审美压倒暴力，文化取代政治成为资本主义的完成式。这两个问题并不容易解答，但我想这可能是《学做工》带给我们最有价值的新思考起点。

保罗·威利斯：我是一个观察者，不是评判者（转自《第一财经日报》）

　[ “他们的文化发展本身能让他们在自己的处境中生存下来。如果我想要将他们从意识形态领域带离，再将他们扔回他们所处的物质现实，这是不对的。” ] 　　保罗·威利斯身形高大，坐在沙发椅上，时不时喝一口啤酒。这是一位年近七十，依然精神矍铄的学者。接受上海媒体采访时，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上午，外加一顿仍不轻松的午饭。面对抛过来的问题，一一详尽作答。“教育是为了什么以及为了谁？当你一去到学校这一社会互动场所时，就可以了解到人们如何看待现实生活的。”威利斯点起一支烟，说道。 　　威利斯的经历或多或少与书中的12名少年相似，这或许为他之后对他们的各种“洞察”铺陈了底色。他出生在工人家庭，但因为父亲的鼓励勤奋好学，有着向上流动的抱负。在文法学校中，他也经历过《学做工》中被界定为“书呆子”的境遇。不过，他自认为由于“英式橄榄球”赋予他的“男性气质”，他很快就在家伙们面前摘去了“书呆子”的帽子。考入剑桥使得他再度感受到了窘境，这一次则是来源于同学之间的阶层差异。 　　威利斯曾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任职。在那里，看重“来自底层的实践感”的他走入了一片片调查的“田野”，其中包括嬉皮士和摩托车骑士的亚文化研究以及工人子弟的文化生产。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威利斯毫不讳言自己对中国的陌生，“我对中国发生的一切不了解。”谈及对中国现实的直观观察，他说：“在中国无产阶级队伍正在扩大，这让我非常激动。随着经济发展，人们都被吸收到这个体系之中。有些人被吸收到管理层，成为高薪阶层，像我一样。但经济不可能永远这样发展，到那个时候会出现庞大的城市中没有工作的普通劳动力。” 　　“教育有时是个借口” 　　第一财经日报：你所访问的“家伙们”喜欢捉弄“书呆子”并蔑视知识精英，但却能向你敞开心扉，言无不尽。你以怎样的面目出现在他们面前？ 　　威利斯： 因为我很不同，我并没有改变很多，没有完全变成那么“剑桥化”。很多工人阶级的孩子进了剑桥之后精英化了，但我并没有，包括口音。如果想要做和我类似的研究，绝大多数资产阶级的孩子是会被（研究对象）拒绝的。虽然我的教育是非常精英的，但在我的外表和说话方式上，我并不是这样。 　　日报：你完成《学做工》时，将书给乔伊他们看，并和他们聊天，这等于是将你观察到的关于他们的生活图景展示给他们。但从后来的补充访谈看，他们对此无动于衷。你心里有没有一些遗憾或忧虑？ 　　威利斯：我想我应该是第一个将研究成果给研究对象看的人。美国研究者在我之后才开始做这件事。他们把书放在一边，更多的是我在讲。其实这也是书的一部分，也非常具有理论意义。乔伊说他唯一的兴趣只是勾搭更多的女人而已。他们中很多都对描写书呆子的部分特别感兴趣，但“家伙们”和“书呆子”的对比却被他们忽略了。我想这也是我的失败之处吧。 　　我没有忘记，也不能绕过阶级之间的差距，我不能将他们放到剑桥，他们本身也对这个根本不感兴趣。你也不可能提供给他们（工人阶级）二选一的机会。从根本上说我是一个观察者，不是评判者。 　　他们的文化发展本身能让他们在自己的处境中生存下来。如果我想要将他们从意识形态领域带离，再将他们扔回他们所处的物质现实，这是不对的。如果我将他们的邻居、工厂、工人阶级学校抽离，把他们送到哈罗公学去，他们也根本做不到。 　　日报：你在书中不光描绘了工人子弟的经历，也将中产家庭的子弟纳入观察，作为对照。就你当时的观察，教育对中产阶层和工人子弟有什么不同的意义？ 　　威利斯：大多数精英人士都是这样好好学习，通过各种考试，成为医生、会计、教授等专业人才，一代代人都是这么过来的。这就是教育对中产阶级的意义。 　　因为教育有时是个借口，他们告诉学生：中产阶级能获得他们的地位不是因为权力、金钱或意识形态，而是因为他们能够通过考试。工人阶级之所以无法得到中产阶级的工作，也是因为他们没有通过考试。所以这并不是社会机制的问题，而是个人能力的问题。有了这样一个机制才能保持社会安宁。 　　在英国，中产阶级子弟上大学的比例是工人阶级的6倍，如果是伊顿公学或哈罗公学，这个比例大概会是20倍。你看卡梅伦的政府构成，一半都是伊顿这一个学校的学生！但是你们还是觉得这不是体制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没有通过考试。所以说教育是个缓冲和冷却系统，让他们不再抱怨社会再生产。 　　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也是无产阶级出身，但我通过考试一直向上走。这可能是有效的，很多人比我做得更好，因为我们真的通过了很多考试，但对于更多的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来说，他们没能通过考试，他们会觉得“这是我的错，我活该”。 　　“循规蹈矩”者的反抗 　　日报： “为非作歹”并非中下层子弟的专利，上层子弟同样会有严重的不检点行为。你观察到了中层或上层子弟，同样是叛逆，他们的命运如何？ 　　威利斯：很好的问题，但我这里没有原则性的研究答案。理论是关于文化生产的，我会严肃讨论这个问题，但我并不会完全被它定义，我有自己的个性、文化背景和交流方式，不会被主流的意识形态所统治。 　　私立学校也会有反抗，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也如此。在伊顿和哈罗，学生之间有这样的传统，晚上他们会在宿舍偷偷喝酒，而大家对此心照不宣。但是其实在资产阶级的文化里，你可以很容易地处理这种反抗。只要你能通过考试，父母就会原谅这些看起来无伤大雅的抗议行为。实际上，中产阶级知道怎么去处理权力和体制，他们会告诉孩子，你们可以反抗，但你们必须通过考试，可以淘气，也需要循规蹈矩。 　　所有权力机制都存在支配和被支配关系，它一定会生产出反抗和文化体制，这取决于你如何处理。在顶尖的学校，如果你要出人头地，你需要表现出自己的创新和独一无二，你可以不同意校长的意见（而这也可以被视作特立独行的表现）。但在当时英国的工人子弟学校，如果你和校长对着干，那么，后果自负。 　　日报：你的研究以观察“家伙们”为主，“书呆子”对主流文化和权威表现顺从。但这也许不意味着他们完全被灌输着某种意识形态。在你的洞察中，他们是否与“家伙们”一样，也有自己对未来的设计与身份认同？ 　　威利斯：书呆子也有自己的文化生产过程，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个问题都有误解。相比“家伙们”，书呆子更愿意相信学校。当然，他们并不完全信任学校，只是觉得在当下情况下，即使是“假装”相信也很必要。 　　我解释一下，与坏孩子相比，这样的孩子很主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完全顺从和相信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他们也会耍花招，但保证自己不会陷入麻烦。他们“假装”自律，遵从原则，因为这样能得到更好的工作机会。他们的工作不一定是中产阶级式的，也可能是服务性的，比如做老师，这主要取决于个人对待工作的原则和态度。所以他们很乐意在规则之内算计、玩游戏，再跟着规则按时找到工作。但有时他们容易变得更失望和激进，因为他们会发现，得到的工作并不是他们所期待的那样。书呆子实际上更依赖劳动/劳务市场，他们会变得自律。他们或许会自学，或者活跃在各种协会和工会。所以这是更循规蹈矩的阶级文化，不该被轻视。

穷人是怎样诅咒自己的？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这句充满偏见的俗语曾风靡一时，然而，它与人类生活经验确有契合处。可以看到，底层阶级的后代常继承他们父辈的事业，而上层阶级亦如此。这种现象，可以从制度设计、社会公平、教育等角度加以反思，而保罗•威利斯在这本名著中，拓展了一片我们都熟悉却很少认真思考的领域——穷人群体存在着“自我诅咒”效应，它约束了孩子们的向上发展。在校园中，总有一批特立独行者，他们蔑视规则，成绩极差，喜欢说脏话和打架，却让同学们感到羡慕，因为大家都在各种校园规章的压迫下，“坏孩子”们成了现代版的英雄传奇。这些让人头痛的“坏孩子”，往往出自工人阶级家庭，他们的父辈因各种压力，习惯了在日常生活中反抗——说粗话，捉弄他人，破坏规章制度，嘲弄权威……他们喜欢迟到早退，或消极怠工，以示自己的时间自己主宰，这就抵消了必须按时上班带来的不快。工人们嘲笑纯理论，坚持认为他们的实践经验才是真知识，他们没意识到，这些束缚自己向上提升的性格缺陷，被悄然复制到孩子们身上。相比之下，中产阶级由于靠文凭获得社会地位，所以保持了对书本知识的敬意，并不因为它们没有实用价值，便否认其价值，所以他们的孩子学习成绩总是更好。然而，“坏孩子”们该怎样反抗呢？他们的武器是性，他们注意外表与时尚，努力表演男子乞丐，并通过与女孩交往，让“书呆子”们感到佩服，可代价就是他们更需要钱，所以他们会利用假期打工，而打工经验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学校的蔑视。本书最令人惊叹之处是作者的洞察力，类似的校园生活我们都经历过，却忽略了其背后的潜台词，当我们与老师争吵时，我们想不到是反抗权威的冲动在暗中推波助澜，而这种冲动其实是父辈植入到我们心灵中的。人很难超越自己的文化，因为我们往往忽略了文化的存在，正如鱼不知道自己是湿漉漉的一样，事实上，我们的行为方式无不被文化打上烙印，甚至被文化所决定。当心中的冲动升起时，它可能源于巨大的伤口，或者是虚妄。越反抗，越套牢，结果是我们亲手埋葬掉自己的未来。本书内容宏阔深远，不仅唤醒了读者对学校生活的记忆，更帮助我们对“自我诅咒”加以反省。

“《学做工》与中西社会里的阶层固化现象”沙龙讲稿

大家好，今天是金陵读书马年第一场读书会，首先给各位书友拜个晚年，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多读好书，多交好友，心想事成，自足安乐！今天的读书会主题是“《学做工》与中西社会里的阶层固化现象”。首先，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学做工》这本书。这本书隶属于译林出版社的“人文与社会译丛”系列，在去年年初被引进到中国，该书成书于1977年，作者保罗•威利斯是英国大众文化研究学派大师斯图亚特•霍尔（对霍尔，学习过新闻传播学的书友应该不会陌生）的学生，他正是凭借这本书奠定了自己在教育社会学/人类学领域的学术地位。《学做工》所探讨的是工人阶级子弟为什么还愿意做工人这样一个非常常见的社会问题，为了拓宽今天读书会的讨论范围，我们把话题延伸到“中西社会里的阶层固化现象”上。要理解这种阶层固化现象，首先必须从社会制度和社会运作结构上来加以考量。以中国为例，传统的贵族世袭时期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被打破，在早期皇权时代，嫡长子继承制和继承时爵位自动降一级就已经使得很多贵族在几代之后与平民无异；而到了隋唐时代，科举制度的引入则进一步保证了各个阶层之间的流动性。从理论上来说，任何一位平民，都有机会通过科举考试和日后的升迁成为达官贵人。然而，这毕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就拿科举制度已经广泛推行的宋朝来说，科举考试也只允许士人子弟和农家子弟参加，而作为四民之末的商人阶层，却是被排斥在科举考试之外。这种现象直到明朝末年才有所改善，大家如果想对明末士商合流的现象做进一步了解，可以阅读余英时先生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非但如此，所谓额“士农工商”涵盖的都是良民阶层，而在良民之外，尚有一大批贱民，比如唱戏的、算命的、打扫卫生的等等，在中国皇权社会下都属于贱民。他们被编入贱籍，而且其职业必须世代继承，更不用说参加科举考试了。这种贱籍制度，一直到清雍正朝才被废止。比之人们熟知的印度的种姓制度（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贱民），对于中国的贱民制度，大多数人并不了解，但这一制度一直客观存在，延续了上千年之久。再回到西方，资本主义勃兴之前，西方的阶层固化也与其社会制度有着紧密关系。在农村，封建体系下的大庄园制和农奴制限制了务农者的择业和生存自由；而在城市，各个手工业普遍成立有行业公会，这种公会的体系是相当封闭的，进入和退出都比较困难，从而使得城市手工业者的择业自由也受到很大限制。在这种制度制约下，西方前现代社会的阶层固化现象比中国还要严重。当今世人提起圈地运动，更多强调它对农民的剥夺和非人道性。孰不知，圈地运动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打破了土地和庄园主对农民的人身束缚，为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以上简单介绍了前现代社会里中西国家的阶层固化现象。而到了现代社会，束缚民众择业自由的制度被打破了，从理论上来说，每一位平民只要付出努力，都可以自由流动到其他阶层。然而事实远非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虽然自由、平等、博爱成为了普世价值，“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也在中西各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普遍认可，但这种平等只可能是机会均等，而不可能是起点均等。工农阶级的子弟跟中产阶级的子弟相比，在物质待遇、精神生活空间、教育和医疗条件上都存在着较大差距，这种差距往往会使前者在起点上就落后于后者，在而后的进程中差距越拉越大。这就是人们通常分析阶层固化现象时，所说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再生产”的原因。这一原因，也成为学者和媒体解释阶层固化现象时的通用原因。近年来我国出现的各种反映工农子弟出头难的社会调查报告，包括几年前非常火的一本名叫《蚁族》的书，主要都是从这个角度来加以考察的。然而保罗•威利斯却在《学做工》这本书里给了我们对于这一现象的新的启发和思考。威利斯用详细的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比较让人信服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工人阶级子弟之所以继承父业，不仅是社会结构性因素再生产的结果，更是他们对学校主流文化做出反叛的一种反讽新文化生产的结果。虽然这部著作的研究结论只是根据英国一个工业小镇上的田野调查得出的，但本书的分析和论述，对于当下全球范围内的阶层固化现象，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于威利斯的这一论述，一定能激发起我们这些书友对于青少年时期校园生活的回忆。能坐在这里，并且喜欢读书的书友，当年中小学时学习一定都还不错，大家都能清晰得记起，小学初中班上那些学习不好的学生的表现，比如满口脏话，比如过早沾染江湖气息，不好好听讲，上课开小差，蔑视老师的权威等等。这些细节跟威利斯在本书里描述的英国中学里差生的举动几乎如出一辙。很多时候，学习表现不好跟蔑视权威、挑战社会主流价值观是互为因果关系的，因为学习不好，所以排斥老师和优秀生，进而排斥学习好所通向的主流人群、中产阶级这样的生活方式，因为对主流社会和权威心存排斥，因而更不愿意听从他们的教导，导致学习更差。这样的恶性循环使得他们无意于所谓的“出人头地”或者“鲤鱼跳龙门”，而满足于自己熟悉的江湖世界，和熟悉的工人阶级圈子。而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也值得引起教育工作者，和每一位关心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反思。虽然威利斯在书中可能过分夸大了这种文化反叛因素对阶层固化现象的影响，但是他提出的这一视角，还是让我们在思考很多有关劳工阶层问题的时候豁然开朗。比如现在非常流行的“杀马特”一词，他们多数来自农村，是第二代农民工，多数都是80、90后，既不愿吃苦，但又对主流阶层保持距离。前段时间微博上有一组非常流行的系列照片，拍摄的是广东某工厂里年轻的90后农民工们。他们无论男女，都有着非常奇异的发型和造型，虽然对现在收入不满，但很少有人愿意再去读书。他们这些奇异的造型，和对读书、求知的极度排斥，或许正是《学做工》一书里详细论述的文化反叛因素，在中国新工人阶层身上的最好注脚。我就抛砖引玉，先讲这么多，不当之处，请大家多指正。欢迎大家继续展开讨论，谢谢！2014年1月23日草就于竹林斋(本文为本人在金陵读书2014年2月19日“《学做工》与中西社会里的阶层固化现象”沙龙上的主讲讲稿。）

民族志视野下的工人阶级代际流动

文/严杰夫2010年一桩发生在河北大学校内的交通事故，让“我爸是李刚”这条短句红遍网络。与此同时，“富二代”、“官二代”作为一个群体，成为了中国社会分化日趋严重的一个重要证据，并正式进入大众批评的视野。事实上，所谓的“富二代”、“官二代”现象，即为社会学领域的代际流动问题。对于代际流动的研究，早在上世纪60年代即开始受到西方学界的关注。当时，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在《美国职业结构》中即提出了“地位获得”范式（布劳-邓肯模型），来描绘和解释工业化发展下，西方社会代际流动正发生的改变。该模型认为，现代工业社会中代际流动度较高（即子代职业与父代职业关系不紧密），而影响这种代际流动的主要因素在于子代受教育的程度。受这样的观点影响，当时社会学理论普遍认为，伴随着现代工业社会对于效率的追求，教育已成为代际流动的重要桥梁，家庭出生因素的影响作用则已经越来越小。或许是对工业化背景下的代际流动过于乐观，布劳-邓肯模型在上世纪60年代末就开始受到广泛批评，实际上它忽视了很重要的“社会藩篱”的存在，因此得出的观点无法还原和解释社会的真实情况。此后，许多社会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在不断地证实该模型的错误。其中，英国学者保罗•威利斯1977年在《学做工》中展示的观点，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与布劳、邓肯不同，威利斯在《学做工》中的分析和研究，没有建立在模型假设之上，而是建立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威利斯在《学做工》的第一部分中进行了民族志的深度描写。他通过对生活在英格兰传统工业镇——汉默镇的12位中学男生的密集采访和观察，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工人阶级代际流动的画卷。借助作者民族志的描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父辈观念和学校教育的冲突作用中，工人阶级子弟是如何在反抗学校正统文化的同时，却再一次地走上了父辈们老路。威利斯通过民族志视角观察到的这一结果，首先可以看作是对布劳-邓肯模型的有力反驳，其次也是敏锐地察觉到了文化在塑造“社会藩篱”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第二部分的理论分析中，威利斯即围绕“文化”这一核心，详细分析和推导了这种现象产生的过程。威利斯指出，文化的自主性，及其对社会结构发生的重要影响，是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他表示，文化“也许不仅在结构和结构性决定因素方面是相对自主的，而且有时候针对具体的个人也是如此。”在这样的自主性作用下，试图通过宣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思想，来削弱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学校教育，却反而强化了工人阶级内部的自我意识，这种讽刺性的结果导致了官方教育在代际流动问题上的失效。值得注意的是，保罗•威利斯本身就是工人阶级的后代，再加上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身份，这或许是他能敏锐触及到工人阶级代际流动真实面貌的根本原因。也因此，他在进行民族志撰写时，也能更加准确地搜集到有价值的信息和数据。然而，我们在《学做工》中能明显辨别出，威利斯与其它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不同：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于作者的理论框架来说，是比任何经典理论都更为重要的研究方法。正如威利斯自己提到的，“如果你相信马克思主义或者后结构主义，那么你就不必烦心去做田野调查。如果你相信关于孩子们所作所为的制度性的或意识形态上的解释，那你也不必操心去做田野调查。”与一切经典理论比较起来，威利斯显然更加相信通过田野调查而得到的答案。这样来看，对于当下社会分化亦处于一个高峰时期的中国来说，威利斯的这部著作显然就有了重要的启示意义。在结构极为复杂的当代中国社会面前，任何经典理论恐怕都会有苍白无力的时候。只有通过田野调查获得真实的数据和信息，或许才有可能帮助我们找到理解和解释现实困境的路径。另外，尽管我们可能还无法证实汉默镇曾经发生过的场景，目前正在中国的大小城镇中重演，但可以肯定的是，不同阶层间的文化冲突，一定已在对当下的社会分化起着某种重要的作用了。

出版缘起和book launch

从07年我在耶鲁遇到Paul商谈引进这本书，到两位译者秘舒、旻华辛勤工作，再到今天出版，竟过去了6年的时间。感谢译林的支持，希望更多地人来读这本书。这本书很难读，两位译者，一位是南开的青年教师，一位是在耶鲁人类学的博士生。书里面还加入了很多原书没有的“附录”，尤其是作者在25年之后的一篇回忆，以及一个自传，非常精彩。作者将于2013年3月14-21日访问北京和上海，敬请期待。

对“我是XX我骄傲”的反思

上次吹水会聊东莞事件（http://site.douban.com/189802/widget/notes/11429267/note/338379228/）时，稍带提了一下性工作者的身份认同，性工作的去污名化，乃至于部分性工作者提出“我是性工作者我骄傲”的campaign，跟LGBT群体的framing遥相呼应。工人阶级运动、女权运动和其他社会群体的动员方式似乎也并不例外：我是XX我自豪。作为社会运动的宣传无可厚非，但问题是，你真的骄傲吗？为什么骄傲？骄傲的意义在哪里？这涉及两个维度：一是在个体的主观意识层面，对某种身份的内心认同（而不是心口不一或者虚张声势）和身份所带来的影响的事实和价值判断（在本书里，作者用的概念是洞察/penetration：指的是某种文化形式的观念有助于成员和其所处社会位置）。二是在社会结构层面，这种事实和价值判断是否真的成立。从第一个维度上看，在《学做工》这本书里，家伙们的主观自我认同度当然很高，虽然他们成绩不好，但也没什么大不了，书呆子一点也不值得羡慕，他们生活很无聊，学习的回报遥遥无期，而家伙们则有意思的多（懂得享受人生乐趣）、有能力（搞女人和打工赚钱）、充满阳刚气息（体力劳动相对脑力劳动的特质），所以我是家伙我骄傲。不管他们是不是出自真心，也不管他们是否运气够好，真的找到一份很好前景的工作，从而以个体的事实印证“读书无用论”。（作者在后记里提到这两个层面的复杂性，有些家伙们进入工作之后会失望和后悔，有些则不会，甚至有极个别的“书呆子”后来变成叛逆者）我想跳出来问，这种self-justification本身是否有问题呢？如@红娘丁当 在微博上所说：心理学讲人的认知失调，说人们要为自己的行为提供justification，这是没错。但从哲学上来说，提供了justification也就意味着解除了自我质疑的危机，＂心安理得＂了起来。心安理得也就罢了，又不伤害和妨碍别人，我看这本书的不舒服之处，和很多对本书的批评是一致的：这种心安理得通过鄙视强者（嘲笑学霸）和欺负弱者（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获得优越感来实现的。不错，即使人们都知道自己的历史和社会局限性，也很难超越它。这一点可以理解，但“我是家伙我骄傲”的实现方式是论证自身局限和偏见的合理性，我觉得实在没什么值得欣赏。虽然这跟作者的写作意图关系不大，Willis在后记中解释，学做工主要关注对象是家伙们的文化，所以书呆子和女性必然会成为家伙们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突出陪衬（p244）。但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一种文化形式的观念，或者身份认同，一定要通过他者，尤其是邪恶他者（evil other）得以建立？工人运动是资本家，女权运动是男权社会，LGBT运动是异性恋婚姻制度，香港本土运动是大陆（但有些逻辑搞不清楚的，把大陆等同于中国）。为什么身份认同无法以一种平等、开放和正常的方式建立？我喜欢我的阶层、性别、性取向、民族、职业……不是因为他者是邪恶的，低下的，而只是因为，我就是喜欢这样：“那些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偏不喜欢。”所以，这里就涉及到第二个维度的问题。我不妨推论，这种以邪恶/劣等他者为尺度来建立身份认同的方式：“因为他们是坏的，邪恶的，无聊的……，所以我们是好的，正义的，有趣的……”，根本上是因为，从社会结构层面，我们是相对的弱势群体（比如工人阶级、妇女、LGBT、性工作者……）。回到教育制度的问题。我想起郑也夫在教育社会学的课堂上，曾经把法国教育制度作为典范，与中国对比，他认为法国从中学阶段开始分流，让一部分人进入职业学校，从事体力劳动和技术工种，另一部分人进入文法学校，成为文字工作者，要比中国大学无限制扩招，让大部分人进入大学学习，毕业之后面对就业市场普遍的僧多粥少，好得多。他认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是人类无差别的社会劳动，只不过不同的人适合做不同性质的劳动罢了，没有优劣等级之差。法国的技术工人在社会上也是很受尊重的。我不知道他的说法有多大程度上理想化了法国的教育制度，但我并不同意其他人的观点，我不认为这是精英主义。难道每个人找到适合自己的社会位置，发挥所长，各司其职，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本书的副标题是，工人阶级子弟为什么继承父业。作者的前提假设是仍然是“读书有用论”：理想的阶层流动是，工人阶级子弟通过读书成为社会精英。但家伙们乐于做家伙们，如果不是主观层面的虚张声势，也不只是主观层面的真心认同，并且这种认同不是通过树立低劣/邪恶他者实现的，而是从整个社会结构角度，工人阶级和知识阶层真的没有优劣高低之分。就像中国那句老话所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难道这不是真正的理想社会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读书有用论的真伪，而在于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读书有用论，而不是其他。

保罗·威利斯分析社会变迁：“底层阶级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小”

时代周报记者 赵妍 实习生 陆婷 发自上海（出处：http://www.time-weekly.com/story/2013-03-28/129312.html）姗姗来迟35年的民族志经典《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以下简称《学做工》），近日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这本由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保罗•威利斯写于1977年的作品，被誉为是20世纪社会学、人类学和教育学的经典著作之一。“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飞机在北京降落后，我们开车去宾馆，我很兴奋地发现处处蓝烟弥漫。我的东道主告诉我，实际上，因为两会的缘故，工厂都被关了。可是，到处还是漂浮着薄薄的蓝色烟雾，这使我想起了一百多年前的伦敦，当然那时我还没出生。那时的伦敦处在维多利亚时期，充满烟雾。所以，能在烟雾之时来到中国真好。”受邀到北京、上海进行新书发布的保罗•威利斯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如此调侃。更有趣的是，当记者提到，《学做工》中所论述的“工人阶级子弟继承父业”现象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经历了一个“悖论”时—相较于那些一路勤奋学习的孩子，中国底层阶级的孩子由于早早辍学，反而抓住了时代机遇，成了富人—保罗•威利斯又一次提到了“一百多年前的伦敦”。“这是特殊的时期，这种情况与英国工业革命之初颇为类似。但我相信中国现在已经不再是这样了，应该又回到了工人阶级子弟继承父业的老路上去了。其实无论是当时英国还是当下中国，底层阶级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小了。”教育制度需理解底层文化保罗•威利斯在《学做工》一书中要解释的主要现象，用中国的俗语说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通过展现某个工业城镇里、12个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男孩从毕业前18个月到工作后半年这段时期内的学习生活经历，威利斯解释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子弟之所以继承父业，不仅是社会结构性因素再生产的结果，更是他们对学校主流文化做出反叛的结果，是一种反讽新文化。“《学做工》中的‘汉默镇’（即书中作为研究对象的工业城镇）是我杜撰的，你永远不会知道它真正的名字。汉默镇是座老牌的工业城镇，我的研究对象是一群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白人男孩，具有反叛性。”威利斯介绍。国际教育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流派即“教育再生产”。这一流派的主要观点认为，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实现社会再生产（即社会地位再生产），教育是为权贵、统治阶级服务的，而非教育家所宣称的“教育解放人类思想灵魂”。威利斯是该流派中的代表人物，主要贡献是对“教育再生产”作了一个解释性研究—而其他大部分的研究仅仅采用了量化方法，描绘出父辈是工人阶级与后代依然是工人阶级的现象。与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等人认为的“教育再生产”是通过“文化再生产”（如父亲是工人阶级，孩子依然是工人阶级，这种社会再生产的原因是因为孩子继承了父辈的文化）来实现的解释路径不同，威利斯提出了一条底层工人阶级更具主观能动性的解释路径，他强调，工人阶级子弟在主观上即“希望与众不同”，他们叛逆和抵抗，其结果恰恰是实现了社会再生产。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威利斯更对教育制度提出批判。“教育有时是个借口，它告诉学生：中产阶级能获得他们的地位，不是因为权力、金钱或意识形态，而是因为他们能够通过考试。工人阶级之所以无法得到中产阶级的工作，也因为他们没有通过考试—所以这并不是社会机制的问题，而是个人能力的问题。”威利斯说，“在英国，中产阶级子弟上大学的比例是工人阶级的6倍，如果是来自伊顿公学或哈罗公学的学生，这个比例大概会上升到20倍。你看卡梅伦的政府构成，一半都是伊顿公学的学生！但是，人们仍然觉得这不是体制的问题，而是因为自己没有通过考试。所以说，教育是个缓冲和冷却系统，让底层阶级不再抱怨社会再生产，他们会觉得：这是我的错，我活该。如果要打破这种社会再生产，我认为，首先要理解底层孩子在学校里的文化生产过程。只有真正理解底层孩子的文化，才能真正设计好的教育制度。”拒绝精英化的剑桥毕业生保罗•威利斯来自英国工人阶级，通过考学实现了向上流动，但他认为自己是个例外。“我的文化背景是工人阶级的，也许还有一点点布尔乔亚。我的父亲是一个木匠，后来成了一个总工头，也就是建筑检查员，为地方当局工作。再后来，他创办了自己的小房地产生意。我非常小的时候，九岁，我的母亲就去世了。”威利斯说，“我上的是一所男女同校的文法学校，那个时候实行的是11+考试，也就是从所有十一岁的孩子里选拔15%左右的人去上精英性的文法学校……所以我是什么呢？有一种很特殊的上进心，一个典型的助学金男孩。事实上，我是所在的文法学校里唯一一个后来到剑桥念书的学生。”“我的学校之前没有去牛津、剑桥念大学的传统，直到今天，（如果要去牛津、剑桥）也需要走一个非常特殊的路子。1963年夏天，我给牛津和剑桥的所有学院都写了信，包括女子学院—因为我不知道哪个是哪个。”威利斯回忆。挤进剑桥后，他立刻意识到了阶级差异，“导师们觉得我是一个从黑郡来的工人阶级野小子，由于某些错误—也许是某些为失业者提供培训的项目或者类似什么机会—才能来到这个地方瞎混。甚至还有人嘲笑我的口音。”正是这种底层出身的经历，成为威利斯写作《学做工》的有利因素，即便那时候他已经从剑桥毕业，与原本出身的工人阶级有了本质区别。“我很不同，我并没有改变很多，没有完全‘剑桥化’。很多工人阶级的孩子进了剑桥之后就精英化了，但我并没有，包括口音。如果想要做和我类似的研究，绝大多数资产阶级的孩子是会被（研究对象）拒绝的。虽然我受的教育非常精英，但我的外表和说话方式并不精英。”威利斯随后指着自己在《学做工》内页的一张照片说，“我曾研究过英国青年的嬉皮士文化，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就是个嬉皮士。”完成《学做工》后，威利斯将研究成果介绍给他的研究对象，和他们聊天，并随后将这一幕作为补充访谈放到了研究最后。然而，这些工人阶级子弟显然对此无动于衷。“我想我应该是第一个将研究成果给研究对象看的人。美国研究者在我之后才开始做这件事。”威利斯回忆，“他们把书放在一边，更多的是我在讲。其实这也是书的一部分，非常具有理论意义。乔伊（12个研究对象之一）说他唯一的兴趣只是勾搭更多的女人而已。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对描写书呆子的部分特别感兴趣，但却忽略了他们自己和书呆子的对比。”威利斯承认，再后来，他与书中的那些研究对象失去了联系，“毕竟我们之间的阶层差异越来越大”。如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威利斯的烦恼也是典型“中产阶级”式的：“我的女儿和儿子长得都不错，作为大学教授，我的孩子应该成为医生、律师—大多数精英人士都是这样好好学习，通过各种考试，成为医生、会计、教授等专业人才的，一代代人都是这么过来的。这就是教育对中产阶级的意义。但我的女儿却想当演员，而我的儿子成天拿着吉他演奏，网上都能找到他自己录的演奏片段。这是我的失败之处。”中国“新失业群体”《学做工》在中国大陆的出版迟到了整整35年。“2008年5月，耶鲁大学社会学系的安德森教授主办了一场有关民族志的国际研讨会。我当时在耶鲁访学，得知威利斯先生的《学做工》在中文版权上遇到困难，就表示愿意给予帮助。”简体中文版《学做工》引进人、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吕鹏博士向时代周报讲述该书的出版经过。中文版权上遇到的困难，主要是因为台湾巨流出版集团购买了此书的中文版权后，被版权代理商误认为“可能持有简体中文版权”。“后来，台湾辅仁大学社会学系的吴宗升教授动用了他的私人关系，让台湾巨流出版集团写了声明，表示他们不拥有《学做工》的简体中文版权，最终排除了该书数年来无法购买简体中文版权的障碍。虽然迟到了35年，但并不代表《学做工》在当下中国已经过时。“《学做工》中探讨的情形与当今中国的情形之间有一些相似性。很强的连续性、很多的相同点是这本书在当下中国拥有读者的原因。”保罗•威利斯在北京和上海的“新书发布会”上一再强调：“第一个连续性是，在当时的英国、现在的英国以及现在的中国，一直存在阶级差异。在英国、美国，社会上层和底层之间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收入、物质资源、期望、福利方面的社会不平等成为一个明显、持续、基础的现象—现在的中国也是如此；第二个连续性是教育方面的矛盾。如果社会只有一个阶级，也许教育就很容易理解了。当社会非常不平等时，社会的不平等一定会在教育中反映出来。教育到底是什么？是生产统治阶级？是发展经济中的生产力？是被统治阶级争取解放？还是与经济无关的人文总体发展？”威利斯认为，35年前的英国和当今中国在民族志意义上具有基本的相似性。学校仍然不仅是自上而下的教学法的实施场所，也是自下而上的文化生产和意义形成的场所。在英国的义务教育中，年轻人被迫来到学校。但他们会总是听从上面传达的信息吗？“如果中国的民工和中产阶级精英的孩子在同一所学校受教育，显然，学校也成了非常重要的文化差异和文化意义形成的场所。”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在评述《学做工》一书时指出：“我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城市失业青年称为新失业群体，他们正在成为不断再生产的中国底层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学做工》一书的意义在今天不是在变小，而是变得更为重要。它为我们理解中国的新失业群体，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分析工具、一个富有全球视野和历史纵深的比较平台。”

中文版特色

中文本终于出版，除全译英文本外，威利斯先生还专门写了“中文版序言”，特别探讨中国工人问题，还收录对威利斯的访谈，长达30多页，全面介绍研究背景和方法，特别是民族志研究，并对读者和学者的疑问做了充分解答。这份珍贵访谈，大大有助理解《学做工》。

威利斯在中文版新书发布会谈《学做工》

沈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让我们欢迎来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家威利斯先生，他在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完成博士论文。他写作的《学做工》是劳工社会学和教育社会学领域非常重要的著作。现在，这本书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现在我们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和社会学系和人文学院都来了。我来介绍一下：教育研究院的副院长史静嬛老师，人文学院副院长彭刚教授，社会学系郭于华教授，社会学系沈原教授，就是我。还有两位老师，隐藏着呢（由于发布会听众太多，有些人坐在教室外），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王天夫教授，现在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王老师入场。还有隐藏得很深的青年教师，中国人民大学的路军老师。还有来自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和社会学系的同学，还有北大、北师大、中国传媒、中央民族大学、台湾大学等学校的同学。我们这么多院校的老师和同学欢聚一堂，来听保罗•威利斯先生精彩的讲演。保罗•威利斯：我是昨天，就是周四到中国的。很高兴在北京见到大家。你们举行了人大会议，选出了你们的领导人。所以，你们昨天有了新的领导人。而我们现在有了一本新书。谢谢。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飞机在北京降落后，我们开车去宾馆，我很兴奋地发现处处蓝烟弥漫。而我的东道主告诉我，实际上，因为两会的缘故，工厂都关了。可是，到处还是漂浮着薄薄的蓝色烟雾。这使我想起了一百年前的伦敦，当然那时我还没出生。那时的伦敦处在维多利亚时期，充满厌恶。所以，能在烟雾之时来到中国真好。感谢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感谢沈原教授，他对我照顾周到。感谢各位嘉宾。一个工人阶级“家伙”35年前的书竟在今日的中国，一个国土面积30倍于英国的国家有读者，这真是令人惊奇。我从前可没想到这一点。谢谢沈教授。吕鹏先生今天不在这里。过去8年来，他是我在中国的联系人。他尽一切努力，推进这本书在中国的出版。我尤其感谢两位译者秘舒和凌旻华博士，同时也要感谢译林出版社。由于你们的勤奋工作，我今天才能站在这里。谢谢你们。这本书前勒口上的照片是我35年前拍的。那时，我是个嬉皮士，头发很长，人也很帅气。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让人感叹。35年的时间很长。这么久之后，另一块大陆、另一个国度、另一种语境仍对这本书有兴趣，我很欣慰。英国的情况确实变化了。劳工市场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当时工人阶级文化、工人阶级，以及工会运动很蓬勃，这本书出版之后没有几年，我们经历了大规模的工业化，这削弱了工会运动。英国的教育系统在过去的35年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由主义改革使教育的理念改变了。从前，人们希望教育能真正促进工人阶级的解放。现在，更普遍的看法是，教育要使工人阶级为工人阶级工作，或者长期失业做好准备。人们不再像起初一样满心抱负了，不那么开放和自由了。教育变了。文化和大众经验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简要地说，娱乐的商业化飞速发展，各种资源，包括教育资源商品化了，因此工人阶级的经验前所未有地建立商品的基础上。并且工人阶级阶级领导，而不是跟随数字化的时代，他们的经验转变了，他们依赖数字交流，使用智能手机、网络、微博。这一切与我书中描写的35年前的文化，像是处于不同的世界中。对我关于这些变化的观点感兴趣者，可以读读我2000年在美国出版的《民族志的想象力》和1990年出版的《大众文化》。这两本书讨论了这些问题。你们要问的不是为什么不读《学做工》，而是为什么要读它。《学做工》中探讨的情形与当今中国的情形之间有一些相似性。很强的连续性、很多相同点是这本书现在在北京拥有读者的原因。第一个连续性是，在当时的英国、现在的英国，以及现在的中国，存在阶级差异。在英国、美国，社会上层和底层之间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收入、物质资源、期望、福利方面的社会不平等是一个明显、持续、基础的现象，现在的中国也是如此。第二个连续性是教育方面的矛盾。如果社会只有一个阶级，也许教育就很容易理解了。当社会非常不平等时，社会的不平等一定会在教育中反映出来。教育到底是什么？是生产统治阶级？是发展经济中的生产力？还是被统治阶级争取解放？还是与经济无关的人文总体发展？下面的研讨会中我要讲的最重要的一点是，35年前的英国和当今中国在民族志意义上具有基本相似性。学校仍然不仅是自上而下的教学法的实施场所，学校也是自下而上的文化生产和意义形成的场所。在英国的义务教育中，年轻人被迫来到学校。但他们总是听从上面传达的信息吗？也许听，也许不听。因为学生们把一生的部分时间花在学校，他们作为人，有好奇心，有交流，学校也是自下的文化意义和文化发展的场所。比如，如果中国的民工和中产阶级精英的孩子在同一所学校受教育，显然学校作为文化经验和文化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差异和文化意义形成的场所。被统治阶级不会反映统治阶级的信息。《学做工》中的汉默镇这个名字是我杜撰的，你永远不会知道它真正的名字。汉默镇是座老牌的工业城市。我简要介绍一下自己的研究。汉默镇的研究是民族志研究，关键是要与研究对象相处很长时间。他们是一群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白人男孩，具有反叛性。我从他们毕业前18个月到工作后半年的这段时间，与他们在一起。为要理解学校教育和工作之间的联系和连续性。我为什么花时间来解释民族志？因为我觉得它有理论和政治方面的重要性，你可以从书中看出来。我想我可以用人类学尊重这个术语总结这点重要性。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所考察的文化虽然是底层、反叛、反社会、违规的，是媒体所说的一个社会问题，并且在英国和其他西方语境中，主流社会把它当作一个要解决的问题，但我们还是应该带着尊重和意义来看待这种文化。政治远没有理解、尊重那些贫弱的人。比如，殖民者不尊重过殖民地的文化。而对于国内的所谓低等、愚蠢的文化，我们常常也没有给以同样的尊重。长期民族志参与的重要性在于按照文化本身来理解它，尊重它，即使它看起来反社会又愚蠢。当然对这些社会对象的成见和侮辱，在不同地点、大洲、国家和时代是不同。我不会说柏林和这里情况一样。我只能估计在这里被以成见相待和被侮辱的社会群体的情况。我的观点更加概括。对于被侮辱的群体，你们作为专业人士，至少在一段时间，一段民族志时间里，应该摘下社会控制的有色眼镜，带上人类学的眼镜。我在这里不就案例研究做详细的讨论。我要说的是，去读《学做工》吧。不要管什么民族志方法和人类学视角。我认为文化会造就强壮和自信的年轻人，而不是屈从、失败者，或痛苦的、被剥削的受害者，或各种社会问题。那些在学校中经历了这种文化形式的年轻人，能够理解社会形势，洞察教育中的真正矛盾。因此，我们有时可以向被侮辱的群体学习。同时，《学做工》也展示了这种文化形式的有限和挫折。总之，我希望你们能读一下这本另一个国家、另一个时代的书。我希望你们能够就今日的中国提出问题。教育是什么，是为了谁？学校不是思想灌输、教学法传播的场所，也是文化经验的场所，以及被统治群体进行文化生产的场所。学校文化是什么，怎样调节教育信息？最后，如果可能从底层理解文化经验，那么教育政策、教学法、师生间的社会关系以什么方式具有文化敏感性，同时具有教学法方面的相关性？谢谢大家！时间：2013年3月15日地点：清华大学熊知行楼社会学系注：根据录音整理

读《学做工》

记得初读《1984》的时候，我深深讶异于无产阶级的形象竟然如此猥琐、下流而无助，从而毫不犹豫的把它当做奥威尔为了控诉敌托邦而作的艺术虚构。直到我看了这本《学做工》。但从前的信念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一厢情愿，国有企业双职工家庭出身的我，人生的前15年都在生活区大院里度过，在我的印象里，大人们都是体面、有教养、而且尊文重教的。大院里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学校设置更强化了这种印象，小学更成为了那一带有名的好学校，不少周围其他单位和农村的孩子们也纷纷慕名而来，搞得老师们都在哀叹校风日下。这更可以证明在老师们看来，大院里的孩子们都是听话的，上进的。与《学做工》里家长对孩子们的学校表现不闻不问相反，院子里的大人们对学校的关切显得有些过度。家长在厂里的地位直接反馈为老师对孩子的态度，十几年后的我回想起来，也只能摊手说句“莫奈何”了。然而从正面来理解这些现象，我们却可以将之解读为中国工人阶级对社会体制的认同，对向上流通的执着，没有几个人希望自己的孩子再跟厂歌里唱的一样“我爱我的工厂我爱我的家，我把我的青春献给它。”这究竟是出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或是出于中国兴文重教的传统，一时难于总结，然而这是不是意味着这本书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是不适用的呢？我想这恐怕也不能武断。毕竟“自甘堕落，最后去搬砖的学生”是哪里都有的，而剧烈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类似英国工人阶级那样的边缘群体也正在生成（甚至连美国人也注意到了“乡村杀马特”）。对他们的观察和议论也从未停止，然而大都停留在浅表，方法论也常停留在“不要跟坏孩子交朋友”的叮嘱上。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为我们打开了这样的视野：“差生”们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们也在创造着自己生活的意义，找寻着自己的优越感，自己活着的理由，当他们最后去“搬砖”的时候，他们也在用自己养成的方式调剂着自己的生活。作为活生生的人，他们是如何心甘情愿（至少在开始的时候）选择了劳力者的道路。下次当边缘群体闯入我们的视野，我们在讥笑他们的滑稽，认为这是他们不求上进的“活该”之余，是否能多些同情，多些社会批判的眼光？又或者，这是现实给我们的“艺术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