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阶级》章节试读

《新阶级》的笔记-第2页

……一个过于简单而不科学的结论，即这一所谓的知识使他们有权利和专权来改变社会并管制其活动。这就是共产主义制度的主要错误。
……专制君主自视之高并不及共产党人，其自视之绝对也不如共产党人。
……他们主要的愿望便是想根据马克思的观念建立一种体系，

《新阶级》的笔记-第17页 - 革命的性质

所有历史上的革命都是在新的经济或社会关系已开始抬头、而旧有的政治制度已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唯一障碍时才会发生的。

《新阶级》的笔记-第92页 - 第五章 经济上的教条主义

本章是本书内容上与当前现实差距最大的部分，现实参考意义不大，但反过来，很值得分析与发展。

《新阶级》的笔记-第4页 - 第一章 起源（二）

科学逐渐让位于宣传，结果则宣传逐渐以科学的姿态出现。

《新阶级》的笔记-第8页 - 起源

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差不多已不复存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已告死亡，或正在死亡之中；在东方，则由于共产主义统治的建立，马克思的辩证观与唯物论只剩下形式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渣滓，并且不过是用以巩固权力，维护暴虐并侵害人类的良知。

《新阶级》的笔记-全书 - 全书

谈自身觉醒的历程：
我成年以后，走过了一个共产党人所能走的整个路程：从权力阶梯的最低级爬到最高级，从地方性组织走进全国性组织以至国际组织，从真正共产党的形成和组织革命直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在这段时期中，没有人曾强迫我拥护共产主义，也没有人强迫我反对共产主义。我是完全根据我个人的信念非常自由地决定一切的。尽管我是从迷梦中觉醒了，不过，我并不属于那些突然觉醒的一群。我是从本书所陈述的逐步构成的事实真相和结论中逐渐地、自觉地醒过来的。当我对于当代共产主义现实愈来愈疏远时，我就愈来愈接近民主社会主义的观念。
谈共产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
正由于马克思是一个科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所以他并没有想到建造一个包含一切的哲学或意识形态的体系，有一次，他说：“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即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差不多已不复存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已告死亡，或正在死亡之中；在东方，则由于共产主义统治的建立，马克思的辩证观与唯物论只剩了形式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渣滓，并且不过是用以巩固权力，维护暴虐并侵害人类的良知。尽管在东方各国中，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已被舍弃，但它被当作严格的教条使用并且日益有力在东方，它已不止是一种思想，而是一个新的政府，新的经济制度和新的社会制度了。
为何会发生革命：
所有历史上的革命都是在新的经济或社会关系已开始抬头、而旧有的政治制度已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唯一障碍时才发生的。
共产主义革命和其他革命政党的区别：
过去从未有任何革命或政党把建立社会关系或新社会作为自己的任务。然而，这正是共产主义革命的首要目标。
在革命成功后，必须有人肩负工业化的责任。在西方国家中，这一任务是由从专制的政治锁链中解放出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力量担当的，但在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中并无类似的经济力量存在，所以只得由革命机构本身来担当，也即由新政权，由革命政党来担当。
为什么崩溃的社会有利于共产党取得政权：
在一个制度土崩瓦解时，特别是当当时的统治阶级和国家制度在战争中失利时，一个组织完善、训练有素的小团体必然能够取得政权。
不会停止的革命：
在取得政权后，革命的气氛和警惕性，意识形态的继续保持统一，政治与意识形态的一元化，政治上以及其他方面的中央集权等现象都未终止。恰恰相反，这些现象甚至更加强烈。在以前的革命中，手段的残暴、思想的统一以及权力的集中差不多总是与革命同时结束的。然而，由于在共产主义革命中，革命只是一个集团的专制极权当局的第一个行动，所以就很难预测这种权力的期限。在以前的革命中，包括法国的恐怖统治时期在内，从表面上看，注意力总是放在消灭真正的反对上面，没有人去注意消灭未来可能的反对者：只有在中世纪的宗教战争时期，才有对某些社会团体或意识形态不同的团体加以清除和迫害的事。共产党人知道，不管是在理论上或实践上,他们是同其他阶级和意识形态对立的，因此，他们得对其他的阶级和具有其他意识形态的人加以迫害和清除；他们不只对实际存在的反对者并且还对未来可能的反对者作战、在波罗的海沿岸诸国中，一夜之间曾有数千人遭到清算，原因是查出他们以前曾持有其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数千波兰官员在卡亭森林被屠杀也是类似性质的事件。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在革命早已过去以后，还和继续使用恐怖主义的压制手段。有时，这些手段变得更加完整，并且比革命时期中用得更广泛，如对富农的清算便是最好的例子。在革命后，意识形态的统一与不容忍是加强了，即使当肉体的迫害能够减少时，执政党还倾向于加强规定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前的革命，特别是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很重视在革命的恐怖停止后立即建立个人自由，甚至革命者还认为保证公民的合法地位甚为重要。司法独立是所有这些革命必有的最后结果。苏联革命已经四十年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司法独立的实现尚遥遥无期。以前历次革命的最后结果往往是更大的法律保障和更多的公民自由。共产主义革命是谈不上这一切的。
被盗窃的革命果实：
以前的革命和现在的共产主义革命还有另一个巨大的差别。以前的革命，特别是那些较大的革命，是工人阶级斗争的产物，可是，革命的最后果实则落在智力上并且常常是在组织上领导革命成功的另一个阶级手中，在以资产阶级的名义进行的革命中，农民和贫苦大众的斗争果实在很大程度上被资产阶级所享有。在共产主义革命中，国内的群众也参加了革命，然而，革命的果实并未落入他们的手中，而是给了官僚集团。因为官僚集团正是使革命实现的党组织。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革命幻想：
每一次革命，甚至每一次战争，总会制造出一些幻想，并且是借一些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来进行的。在进行斗争的时期，战斗员们把这些理想看成真像是若有其事；可是到革命结束时，理想往往就破灭了。在共产主义革命中并不如此，在武装战斗终止很久以后，参与共产主义革命的人和那些贫苦大众仍保持着他们的幻想。某些人，特别是共产党人，依然把他们的幻想保留在口号中，而对于压迫、专制、公开的没收财产，以及统治者享有特权等，则视若无睹。
他们相信他们正在建立起一个新的理想社会，他们用他们所能采取的方式为自己进行建设。他们的革命与他们的社会看来并非偶然，也非不自然，这只是某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的某一阶段中必然发生的事。因此，不管共产主义的暴政是如何广泛和不人道，在继续推行工业化的这个时期中，社会中的人民不得不忍受并且也能够忍受共产主义的暴政。再则，这种暴政已不再俨然是不可避免的事，而完全是为了保障一个新阶级的掠夺和特权。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欺骗和错觉而已。
从共产主义革命到国家资本主义：
用抽象的逻辑可以推出，当共产主义革命在不同的条件下以政府的强制力得到西方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所得到的同样东西时，共产主义革命无非是国家资本主义革命的一种形式。革命的胜利所创造的关系乃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关系。当我们发现新政府还管理一切政治、劳工等及其他关系时，更使我们相信这一点。而更重要的是，新政权还负责分配国家总收入、利润以及实际已变为国家的财产的物资。
从作为先锋队的党到死气沉沉的垄断阶级：
粗略地说，当这个新阶级愈来愈强、它的面貌愈来愈清楚时，党的作用就日益减退。新阶级的核心和基础是在党和党的领导阶层以及国家的政治机构中创造出来的。一度曾经是生气勃勃、组织严密和充满首创精神的党正在消失，而逐渐转变为这个新阶级的传统式的寡头统治，所以它不可避免地要吸收那些一心希望加入新阶级的人，压制那些具有任何理想的人。
要证实某一阶级是否是一个特殊的阶级，就在于他的所有权以及它与其他阶级的特殊关系做好这正和其他享有所有权的阶级中的情况一样。同样的话一个阶级可以从所有权所给予他的成员的物质的及其它方面的特权标志出来。正如罗马法所规定的，财产构成物资的利用、享受和存储。而共产党的政治官僚就利用、享受并存储收归国有的财产。
列宁的党是使内部的革命道德和单一的思想结构同某种民主结合起来的先锋队。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党变成了一群对意识形态没有兴趣的人，他们的思想全是从上级得来的，可是，他们却全心全意地一致维护那保证他们享有无可置疑的特权的制度。实际上，马克思并未创造一个党：列宁摧毁了包括社会党在内的所有其他的党，只留下了他自己的党。斯大林甚至把布尔什维克党降了一级，把党的核心转变为新阶级的核心，并把党转变为无人性的和没有生气的特权集团。
现实人物的时代正在开始，新阶级已经建立。如今它在权力和财富方面正处于巅峰状态，不过，它缺少新观念。它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向人民宣扬了。所剩下来的事，只是它为它自身辩护而已。
凡是共产党的首脑所倡导的改变，首先是取决于新阶级的利益与愿望；像其他的社会集团一样，新阶级的一举一动，或守或攻，都带有增强其权力的目的。然而，这并不是说，这类变动对其余的人民就不是同样的重要。
当共产主义制度被拿来作批判性的分析时，我们发现，其基本特色在于官僚政治，有一个特殊的阶层来统治全体人民。一般说来都是这样。可是，更仔细地分析将表明，构成这个进行统治的官僚集团（或者，我的术语讲，这个新阶级）核心的只是官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并不是行政官员。实际上，那是一群党的官僚，或者说政治官僚。其他的官员实际上只是受这个新阶级控制的机件；这些机件可能笨拙而不灵活，但是无论怎样、任何社会主义社会中都免不了有它们存在。
只要资源权力的垄断存在，它的本质就没有发生变化：
剥夺共产党人的所有权，就等于把他们这个阶级消灭掉。强迫他们放弃他们的其他社会权利，使工人可以分享利润（由于罢工和议会行动的结果，资本家们已不得不同意这一点），那就等于是剥夺了共产党人对于财产、意识形态和政府的垄断权。这将是共产主义制度下民主和自由的开始，是共产主义的垄断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告终。在发生这种变化之前，就不能表明共产主义制度在发生重要的和基本的变化，至少那些认真考虑社会进步问题的人是这样看的。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政客与其他制度下的政客之区别：
然而，其他制度中的职业政客与共产主义制度中的政客之间却有基本上的差别。就极端的例子说，其他制度中的政客利用政府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同僚取得特权，或者照顾某一个社会阶层的经济利益。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共产主义国家中，权力和政府同国家的几乎一切财物的使用、享受和支配是一回事。掌握权力的人就握有特权，并间接地掌握着财产。因此，在共产主义制度下，那些想牺牲别人而让自己过寄生虫生活的人，就是以权力或政治作为一种职业。
共产党的虚假改革（新阶级的核心利益不会被抹去）：
为了维护其政权，每当情势明显到使人民能看出这个新阶级正在把国家的财产当作自己的私有物时，这个统治阶级不得不从事改革。他们并不把这些改革的真相宣布，而是把这些改革说成“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的一部分。当上述的矛盾大白时，改革的基础就奠定了。从历史的观点看，尽管这个新阶级一直在逃避事实，但它总是经常地被迫保卫其政权和所有权。它必须经常地证明，它是如何成功地创造着一个幸福人民的社会，人人都享有平等权利，并且已经废除了一切形式的剥削。这个新阶级不免经常地陷入内部矛盾的深渊：因为不管其历史根源如何，它总不能使它的所有权合法；同时，它又不能放弃所有权而毁灭自身。因此，它总是被迫假借抽象而不真实的目的来为它日渐增长的权威辩护。
党和国家：
只有在共产主义国家中才把若干专门的和非专门的职位保留给党员。共产主义国家的政府虽然是一个阶级机构，实质上就是党的政府；共产主义国家的军队就是党的军队，而国家也就是党的国家。更确切地说：共产党人有意把军队和国家当作他们的专用工具。
党是共产主义国家和政府的主要力量。党是一切的动力。党把新阶级、政府、所有权和思想意识在它的内部统一起来。因此，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军事独裁是不可能的，尽管看来苏联已经发生过军事阴谋。军事独裁将不能控制人民生活的全面，甚至不能暂时说服整个国家需要作例外的努力和牺牲自我。这些事只能由党来完成，并且也只能由坚信这样广阔理想的共产党来完成，这种广阔的理想使党员及其拥护者觉得专制是必需的，是国家和社会组织最高的形式。从自由的角度来看，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出现军事独裁就是一大进步。这将标志党的极权控制或党的寡头政治的结束。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早就变为一句空口号。造成这一情况的过程是随着种种因素的必然性和不可控制性而发展的，并且关于党是无产阶极先锋队这一论点只是加强了这种过程。这并不是说，夺取政权的斗争时期，党不是工人群众的领导者，也不是说当时党不曾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斗争。不过，在当时，党所扮演的角色和所从事的斗争只是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和形式。尽管党的斗争帮助了工人阶级，但它也加强了党和未来的当权者以及胚胎中的新阶级的势力，党在取得政权后，就立即控制所有权力并将一切财物抓在手中，扬言自己代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除了在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个极短的阶段以外，无产阶级并没有分享权益，它在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比其他阶级重要。
普遍的腐化与特权：
争地位、浮夸和酷爱权力是不能避免的，腐化也是不可避免的。这不是一般政府官员的腐化间题，因为这种腐化现象也可能比共产党执政之前的国家中所发生的腐化现象更少些。这是由一党专政并垄断一切特权所造成的一种特殊的腐化。“照顾自己人”，分派肥缺，或者任意分配各种特权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党和国家的三位一体并在实际上掌握全国财产的事实，使共产党的国家自行腐败，而且必然会产生特权与寄生作用。
共产党与民主，法制：
在共产党人控制不到的地区，他们是为最民主的措施辩护的人。因为这对他们的斗争有利，在那些他们打算取得政权的地区，他们就变为一切民主制度的敌人，指责那些民主措施属“资产阶级”类型，他们一般把民主荒唐地划分为“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事实上，区分民主的唯一正当而公平的标准应当视自由分量的多寡或自由的普遍性如何而定。
在共产主义政权下，自由权是正式被承认的，但自由权的运用有一个先决条件：它必须是在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时，或在支持他们的统治时，才能使用，而代表社会主义的利益的，是共产党的领袖。
共产党清算他们的反对者，并不是因为那些人犯了罪，而因为他们是反对者。从法律的观点说，大多数被惩罚的政治犯是无辜的，尽管他们是这个政权的反对派，从共产党人的观点来看，尽管这些反对者被判罪并没有法律根据，但他们是按照“适当的法律程序”被判罪和受到处罚的。
侵入骨子里的极权：
共产主义国家中所以没有有组织的抵抗的最重要理由，在于共产主义国家的包揽—切和极权主义。它的权力已渗入社会和个人的所有毛孔，它深入了科学家的视界，诗人的灵感，甚至情人的梦境。如果起而反抗，就不仅会以一名绝望的个人而死，而且会被社会辱骂和遗弃。在共产党政府铁腕下是既没有空气也没有阳光的。
不过，这一切手段所收获的效果并不大。在任何情况下。效果与所花费的力量及方法都不相称，只有新阶级算是例外，不管怎样，他们总是信以为有效果的。它们已使一切与官方不同的意识都不可能表现出来，且在与相反意见斗争方面也收获相当的效果。纵使在共产主义统治下，人们也还在思想，因为任何人也无法停止不想。而且他们所想的与官方所规定的想法不相同。他们的思想有两面——一面是为他们自己本身的；另一面是对公众的，对官方的。甚至在共产主义制度之下，人们也还没有被千篇一律的宣传愚弄得他们不可能得到真理，得到新观念。仅就知识领域而论，寡头政治执政者的一切计划所引起的结果，是生产少，而停滞、贫污、腐化的现象多。这些寡头与救主，这些以保护者自居，不让人类思想流入“罪恶的思想”或“反社会主义路线”的人物，这些贪购廉价然而却是仅有的一点消费品的不顾天良的人物— —这些坚持死硬、不变的古旧观念的人物— —已使他们人民的求知动力受阻并陷于冻结了。他们想出了一句最反人道的口号—— “根绝人的意识”——而且他们就依照这句话去做，好像他们是在清除树根与璓草，而不是在对付人类的思想。不过，恰恰因为他们窒息了他人的意识，削弱了人类的智慧，使得人们鼓不起勇气，立不起志愿，以致后来连他们自己也变得衰老了，脑中空洞无思想，而且完全缺乏那种由无私的思考所激发的求知热情。这就弄到像一个戏院没有观众；那些演员就只好自演自唱，自己狂欢。他们的思想如同他们吃饭一样的机械：他们的脑子所以思想是应付最基本的需要。这就是今天那些共产主义说教者们的情形。他们是警察，同时也是一切传达人类思想工具— —如报纸，电影，无线电，电视，书籍，以及其他同类的东西——的所有人，而且他们又是一切维持人类生活物质——如食物，以及避风雨的屋子——的所有人。
共产主义制度下缺乏反对共识：
反抗集团的来源主要不外两种，一是来自旧阶级,一是来自原来的共产主义自身，但对于他们的自由所遭受的侵犯，两者都找不到抗击的途径和手段。第一个集团在后退，第二个集团则进行着无目标、无思想的革命活动，并与当权者作教条上的诡辩。因此，发现新的道路的条件尚未成熟。同时，人民本能地不信任新的道路并且抵抗每一种步骤和细节。
民族主义情绪：
当德军开始攻击苏联时，俄国人似乎丝毫不想抵抗。然而，不久以后，发现希特勒的意图是毁灭俄国，并且要把斯拉夫人及苏维埃其他各族人民变为“统治民族”的非人的奴隶。于是，从人民心底深处涌起了对祖国传统的、不可征服的热爱。在整个战争中，斯大林既不对人民提及苏椎埃政府，也不提及社会主义；他只提一样东西——祖国。不管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如何，为祖国而死总是值得的。
计划经济：
很明显，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说明计划经济与经济发展，发展战争工业并不是必要的。将此付诸实施是出于权力的掌握者需要在国内外保持独立地位；至于防御的需要，虽为一国所不可缺，只是一种附属性的需要而已。俄国如果推行不同的计划，保持与国外市场更为密切的联系，也照样可获得相同数量的军备。
共产党的计划经济掩盖着其本身内在的一种特殊类型的无政府状态。尽管共产党的经济是计划的，它可能是人类社会史中一种最浪费的经济制度。
意识形态与科学：
马克思与恩格斯有一种特别狭隘及排它的观点，从这里，共产主义后来可以抽出为它意识形态上不容异说的内容。这个观点就是：一位科学家、思想家或艺术家的政治观点，与他们作为思想家或艺术家的真实的或科学的价值，这两者之间具有不可分性。所以，假如一个人被发现属于政治上的一个敌对阵营的话，那末，他的一切其他方面的目标或工作就都应该加以反对或抹煞。
在所有科学部门和所有思想之中，社会科学以及对于许多社会问题的考虑往往遭遇最坏的命运；它们很难生存下去。只要它是个社会问题，它的每一部分都必须依照马克思及列宁的理论，或依照领袖们所垄断的理论来解说。
体制对人性的异化：
当共产党爬上政权时，偏狭、卑躬屈膝、不完整的思考、控制个人生活——在过去，此举一度是同志般的帮助，但现任却成为寡头支配的一种方式一一等级的森严与各顾私利、妇女作用的徒有其名和受到忽视、机会主义、自我中心主义以及暴行就压制了一度存在的崇高原则。旧时存在于孤立运动中的奇异人性，慢慢转变为特权阶级的偏狭而伪善的道德。于是，阴谋诡诈与卑躬屈膝代替了以往革命者的正直。昔日曾经准备为了别人，为了一个理想、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牺牲一切，甚至不顾性命的英雄们，如果他们没有被杀或被排挤失势，到了夸天，他们也变成了抱着自我中心念头的懦夫，既无理想又无同志，甘愿抛弃一切——道义、名誉、真理与道德——以求苟全他在统治阶级与官僚集团里的地位。在革命前夕与革命期间，共产党人打算牺牲与受苦的英勇行径是世上少有的。可是，在取得政权之后，他们竟一变而为庸庸碌碌的无耻之徒与干枯公式的愚蠢卫护者，却也可能是史无前例的。奇异的人性是替共产土义运动产生力量并吸收力量的条件；而排他的、划分等级的风气以及伦理原则与品德的完全缺乏，又成了共产主义权力以及这个运动的维持的条件。道义，真诚、牺牲，热爱真理等一度是天经地义的东西：现在呢，处心积虑的谎言、谄媚、污蔑、欺骗与挑拨，已逐渐成为这个新阶级的黑暗、残忍与无所不包之权势的必然伴随者，甚至影响到这个阶级各个分子之间的关系。
自我矛盾的体制：
任何独裁体制都无可避免地要发生大大小小的道德危机，因为它的追随者惯于认为政治思想的统一是最大的爱国品德与最神圣的公民义务，他们对于必然要出现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与变化一定大为烦恼。
但共产主义并没有削弱：这个新阶级变得更强、跟巩固，摆脱了道德的顾虑，踏着共产主义信徒的鲜血前进。由别人眼里看来，共产主义在道德上是堕落了，但由它自己的阶级和它对社会的控制看来，它在事实上却加强了。
伟光正的迷思：
在历史上从没有哪一个民主的政权— —或在它存续的时候较为民主的政权——是主要地凭借对于理想目的所怀的愿望而建立的。民主的或较为民主的政权都建立在看得见的、日常应用的、小的手段之上。伴着这些手段的应用，各个这种政权多少有点自动地达到了伟大的目的。另一方面，每一种暴政都企图拿它的理想的目的来替自己掩饰。但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暴政达到过伟大的目的。
极端的垄断：
当代共产主义是具有三种基本要素以控制人民的一种极权主义。第一种是权力，第二是所有权，第三是意识形态。这些因素都被唯一的政党或——依照作者前面的解释及用语——由一个新阶级所垄断。而在日前，则由该党或该阶级的寡头集团所垄断。在历史上，甚至当代历史上，从未有一种极权制度——共产主义例外——能将这些要素成功地同时并用，而控制人民到这种程度。
共产主义的三个阶段：
迄今为止，存在最久与发展最充分的型态苏维埃共产主义业已经历三个阶段。其它型态的共产主义也多少如此（只有中国型的还是例外，迄今仍停留于第二阶段上）。这三个阶段是：革命的，教条的，与非教条的共产主义。大致说来，这些阶段中的基本口号、目标及代表人物是，第一阶段是革命或权力之夺取，代表人物是列宁；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或谈制度的建立，代表人物为斯大林；第三阶段为“法治”或制度的稳定，代表人物为“集体领导”。
在全部三个阶段中，权力始终占一重要地位。在革命阶段，固然必需攫取权力，在建立社会主义阶段，也需利用权力来建立一新制度；而今天，则需要权力来保持这一制度。
从第一至第三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共产主义的真髓——权力——也由手段变为自身的目的。实际上权力虽多少是一种目的，但共产党的领袖们，认为只有通过权力这一手段，他们才能达到理想的目的，而不肯承认权力的本身即为目的。正因为权力被作为使社会转变为乌托邦的一种手段，因而就无法避免使其本身成为一种目的，并成为共产主义最重要的目的。在第一及第二阶段中，权力可能被视为一种手段，但到了第三阶段，权力是共产主义真正的主要目的与本质这一事实，即无法再掩盖。因为事实上共产主义不再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就必须保持权力以为控制人民的主要手段。
垄断权力是共产党执政的本质：
思想，哲学原则，道德考虑，国家，人民，历史，甚至一部分的所有权都可以改变或牺牲；唯有权力决不能如此。如果改变或牺牲权力，无异使共产主义舍弃其自身及其本质，个人可以如此，而阶级，党及寡头集团决不能如此。这就是它存在的目的与意义。
民主政府国有化与共产主义政府国有化之区别（之前以罗斯福新政为例）：
没有一个西方政府对经济的关系是像—个所有者。事实上，西方政府既不是国有财产的主人，也不是由税收所得之款项的所有人。因为政府常有变更，所以，它不能成为一个所有者。关于财产之经理与分配，他必须受议会的监督管制。在财产的分配中，政府须受各种势力的支配，所以它不是一个所有者。它所做的只是对于不属于他的财产，代为经理与分配，不论办得好坏。但在共产党国家中，情形却不同。政府有权经理并分配国家财产。这个新阶级，或其执行机关（党的寡头统治），便自作为所有主，并且也真是所有主。像这种经济上的垄断，连那最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政府也梦想不到的。总之，西方与东方在所有权上表面的相似点实在是真正最深的不同点，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