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案何以发生

后记

两年前我和南希开始本书的写作之时，我们就预期吉利斯皮案的结果会在本书出版前揭晓。然而，正如它所证明的那样，吉利斯皮案反映了通常的现实。本案仍未结束……    在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为了我们委托人的最佳利益，我们提出了更换迪安·吉利斯皮案听证会的法官瓦格纳的动议。但这一动议被俄亥俄州最高法院驳回，并决定于2010年7月9日举行听证会。(关于听证会的详情请参阅本书后记。)    在穷尽迪安·吉利斯皮的宪法性权利申诉的救济措施之后，2010年2月，我们向联邦地区法院提交了一份人身保护令的申请。作者将通过www.falsejustice.com网站向读者提供本案的最新进展。    必须指出的是，Kc并未因本案的任何事实而被指控或者定罪。虽然我所做出的法律论证认为Kc更像是一名犯罪嫌疑人，但在被证明以前，他仍是无辜的。    2010年4月，在我们积极的推动之下，有关刑事司法改革的立法案第77号法案由斯特里克兰州长签署通过。洗冤工程的全国政策倡议人里贝卡·布朗(Rebecca Brown)将俄亥俄州称之为“模范之州”，他说道，“其他州都还没有通过一个如此重要的法案”。    2010年5月，俄亥俄州洗冤工程委托人雷·陶勒(Ray Towler)成为美国第254名因DNA检测而被成功洗冤的人。陶勒依旧坚称自己是无辜的，并且此前从未被定罪，却因为1981年他没有实施的绑架与强奸犯罪而在狱中服刑近29年。《哥伦布电讯报》将他选为DNA检测中最具价值的30例案件之一。    在本书中，我和南希分享了我们的经历以及许多毕生从事于探寻犯罪与清白之谜的学者们的见解。伴随着上帝的恩典，本书将成为另一种声音，触碰着这个国家的良知。我们必须使用DNA以及科学研究已向研究机构所揭示的知识，引导我们获得一个更高的定罪准确率。在那些只有少量，或者没有物证，甚至只有证人辨认的案件中，我们必须以一种合作而不是阻碍的态度，提供各种实现定罪后DNA检测的途径。这需要我们，每一个美国人，向我们的检察官、法官以及公共安全官员们号召他们一直谨记的责任：为了追求真相，他们必须在各种完善的措施中注入庄严的民主；为了所有人，成为我们真诚的公平的司法官员。

作者简介

一起突发的强奸杀人案使得一位从无劣迹的男子被定罪入狱。坚信丈夫清白的妻子四处奔走，为其洗刷冤情，却一再受挫。在一个致力于为无辜者洗冤的公益组织帮助下，他们终于获得了一份关键的DNA样本，证明真凶另有其人。经过该州检察总长的亲自推动和努力，7年之后，冤案终于得以澄清，而真正的凶手，竟是与蒙冤者同处一狱的牢友……

这不是一部侦探小说，这是美国俄亥俄州前检察总长吉姆•佩特罗经历的真实故事。在这一经历中，他发现，即使身为检察总长，要纠正一起冤案也如此不易。这促使他在任期届满后放弃政途，转而与夫人南希•佩特罗一起投身于通过DNA技术为无辜者辩冤的“洗冤工程”。

职业的经历和独特的视角，促使他系统反思刑事司法体制中的弊端，并最终揭示出导致刑事冤案发生的八大司法迷信：

1.监狱里的每个囚犯都会声称自己无罪。

2.我们的司法体制很少冤枉好人。

3.有罪的人才会认罪。

4.发生冤案是由于合理的人为过失。

5.目击证人是最好的证据。

6.错误的有罪判决会在上诉程序中得到纠正。

7.质疑一个有罪判决将会伤害受害者。

8.如果司法体制存在问题，体制内的职业人士将会改善它们。

书籍目录

《冤案何以发生》序言

自从2003年我当选为俄亥俄州检察总长，便致力于运用DNA技术来判断和确认犯罪。然而，我没有预料到，DNA技术同样可以发现我们刑事司法体系中那些没有犯罪却依然无辜入狱的重罪犯；更没有想到，我和妻子南希以此为主题写的书，有一天会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

中国的学者们对刑事错判这一主题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这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当中国政法大学的顾永忠教授提出要将这本书介绍给中国读者时，我们感到非常荣幸，因为他深信这本书将会为这一话题在中国的讨论提供一些引导。另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是，他组织翻译的作品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对冤假错案的研究从克拉伦斯·埃尔金斯案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随着本书在中国的出版，更多新的课题浮出水面。刑事错判存在于不同国家和不同司法体系之中。尽管世界各国在文化和刑事司法程序上有诸多不同，但导致刑事错判的大部分原因是共通的。

时任州检察总长的我，当接到俄亥俄州洗冤工程【俄亥俄州洗冤工程：俄亥俄州免费法律诊所，以纽约洗冤工程为模型建立，后者率先采用DNA技术来发现错误判决中的无辜者。——作者注。】主任马克·戈德森的来电时，便已种下了寻找错误判决真相的种子。戈德森描述了克拉伦斯·埃尔金斯，一名没有任何犯罪纪录的居家男人，却被指控犯有谋杀和强奸罪而被判处终身监禁。戈德森坚信埃尔金斯是无辜的，并且，他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点。

事实上，我和南希耗费了数年去研究克拉伦斯·埃尔金斯案中让人不能释怀的问题：错误判决发生的概率是多少？它是如何发生的？致使错误发生的人是否在重复同样的错误？我们可以从DNA证明错误判决中学到什么？我们的刑事司法体系是否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发现这些疑问大多已经被终生致力于此项工作的人解决，然而这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却并未广为人知。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阐释错判原因，更应当提出减少刑事审判程序纰漏的改革建议。

本书旨在分享我们的唤醒与学习之旅，带着推动刑事司法政策改进的大胆设想。全书通过三个俄亥俄州的错判案例展现这一设想，它们从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方式深深触动了我。

克拉伦斯·埃尔金斯案使我身为一名检察官的同时兼任洗冤工程无辜者的代理人，这一决定将我置身于非比寻常的矛盾境地：一名经由选举而握有司法权、应对罪犯提起控诉的检察官，同时要纠正错误的有罪判决。

在迈克尔·格林案中，检察长办公室有责任为一名被错误监禁13年的无辜者争取一份合理的补偿。

卸下公职以后，我成为俄亥俄州“洗冤工程”的无偿援助律师，并代理了迪安·吉利斯皮案。他因强奸罪在监狱中已经呆了20年，“洗冤工程”的律师们坚信他并没有实施这一犯罪。这个案例的挑战性在于，犯罪现场的生物学证据没有保存，因此即便有DNA技术也无法证明迪安的无辜。此案再次强调了保存犯罪现场证据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已定罪案件中，可供DNA检测的证据极具保存价值。

我们的探索之旅还包括公共政策更改后面临的执行挑战。马克·戈德森和我甚至参与到俄亥俄州刑事司法改革的具体改善与执行当中。等待通过的综合性刑事司法改革法案同样需要最佳的执行方案，现在全美国的立法机关都在仔细探讨这一法案，因为它们是普适的，即使放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比如说，证人的错误证言和嫌疑人的虚假供述是导致错误判决的两大主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司法创制者们要寻求对证人实行列队辨认，连续性的让证人进行照片或真人辨认，并对羁押下的讯问录音录像。本书中展示的其他一些做法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正如书名所示，本书揭示了人们对于犯罪、罪犯、证据形式和刑事审判程序普遍具有的八个司法迷信，它们正是导致错误判决的关键。同时，这些错误理念，并不因国家与司法体系的不同而相异。

在过去的十年，我们亲眼看见人们对错误判决的观念转变：由最初将冤假错案描述为“不可避免的人为过失”，到认为对无辜者定罪是对世界上所有人人权的戕害。谢天谢地，DNA技术告诉我们，更多人的觉醒和更好的刑事司法政策和程序，完全可以减少正义的流离失所。

南希和我非常高兴看到这本书被介绍到中国。书中提及的内容正逐渐成为中国学术界和法律界讨论的重要课题，这极大地鼓舞了我们。我们期待与中国学者、法律工作者以及对此感兴趣的人士进行交流并得到反馈；我们也期待借助这个难得的机会，与为完善中国刑事司法体系而努力的有识之士们交流，而继续我们的探索之旅。

吉姆·佩特罗和南希·佩特罗

俄亥俄州，美国

2012年10月7日

编辑推荐

美国版的“洗冤录”，透析冤假错案真相，还世界一个清白！《冤案何以发生:导致冤假错案的八大司法迷信》是一位美国总检察长对美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反思之作。俄亥俄州前任检察总长吉姆•佩特罗卸任后与妻子南希•佩特罗开始投身于洗冤工程，在为无辜者奔走的过程中，发现司法实践中被奉为金科玉律的信条，竟是导致冤假错案的源头。他们总结出导致刑事司法错误的八大司法迷信，并致力于游说议会和让更多的普通民众意识到这些迷信的存在。他们坚信普通民众，才是推动司法制度改革的真正力量。中国政法大学顾永忠教授常年致力于研究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由他来主持翻译这本书相得益彰，书中观点对中国刑事司法改革也极具借鉴意义。书中既有生动的案例解说，又搭配详实的调查研究和科学的分析评价，没有一般法律读物文笔干涩，内容枯燥的弊病，全书流畅耐读，引人深思。打破不分国界的司法迷信，真相只有一个。

前言

自从2003年我当选为俄亥俄州检察总长，便致力于运用DNA技术来判断和确认犯罪。然而，我没有预料到，DNA技术同样可以发现我们刑事司法体系中那些没有犯罪却依然无辜入狱的重罪犯；更没有想到，我和妻子南希以此为主题写的书，有一天会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中国的学者们对刑事错判这一主题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这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当中国政法大学的顾永忠教授提出要将这本书介绍给中国读者时，我们感到非常荣幸，因为他深信这本书将会为这一话题在中国的讨论提供一些引导。另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是，他组织翻译的作品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对冤假错案的研究从克拉伦斯•埃尔金斯案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随着本书在中国的出版，更多新的课题浮出水面。刑事错判存在于不同国家和不同司法体系之中。尽管世界各国在文化和刑事司法程序上有诸多不同，但导致刑事错判的大部分原因是共通的。时任州检察总长的我，当接到俄亥俄州洗冤工程【俄亥俄州洗冤工程：俄亥俄州免费法律诊所，以纽约洗冤工程为模型建立，后者率先采用DNA技术来发现错误判决中的无辜者。——作者注。】主任马克•戈德森的来电时，便已种下了寻找错误判决真相的种子。戈德森描述了克拉伦斯•埃尔金斯，一名没有任何犯罪纪录的居家男人，却被指控犯有谋杀和强奸罪而被判处终身监禁。戈德森坚信埃尔金斯是无辜的，并且，他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点。事实上，我和南希耗费了数年去研究克拉伦斯•埃尔金斯案中让人不能释怀的问题：错误判决发生的概率是多少？它是如何发生的？致使错误发生的人是否在重复同样的错误？我们可以从DNA证明错误判决中学到什么？我们的刑事司法体系是否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发现这些疑问大多已经被终生致力于此项工作的人解决，然而这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却并未广为人知。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阐释错判原因，更应当提出减少刑事审判程序纰漏的改革建议。本书旨在分享我们的唤醒与学习之旅，带着推动刑事司法政策改进的大胆设想。全书通过三个俄亥俄州的错判案例展现这一设想，它们从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方式深深触动了我。克拉伦斯•埃尔金斯案使我身为一名检察官的同时兼任洗冤工程无辜者的代理人，这一决定将我置身于非比寻常的矛盾境地：一名经由选举而握有司法权、应对罪犯提起控诉的检察官，同时要纠正错误的有罪判决。在迈克尔•格林案中，检察长办公室有责任为一名被错误监禁13年的无辜者争取一份合理的补偿。卸下公职以后，我成为俄亥俄州“洗冤工程”的无偿援助律师，并代理了迪安•吉利斯皮案。他因强奸罪在监狱中已经呆了20年，“洗冤工程”的律师们坚信他并没有实施这一犯罪。这个案例的挑战性在于，犯罪现场的生物学证据没有保存，因此即便有DNA技术也无法证明迪安的无辜。此案再次强调了保存犯罪现场证据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已定罪案件中，可供DNA检测的证据极具保存价值。我们的探索之旅还包括公共政策更改后面临的执行挑战。马克•戈德森和我甚至参与到俄亥俄州刑事司法改革的具体改善与执行当中。等待通过的综合性刑事司法改革法案同样需要最佳的执行方案，现在全美国的立法机关都在仔细探讨这一法案，因为它们是普适的，即使放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比如说，证人的错误证言和嫌疑人的虚假供述是导致错误判决的两大主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司法创制者们要寻求对证人实行列队辨认，连续性的让证人进行照片或真人辨认，并对羁押下的讯问录音录像。本书中展示的其他一些做法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正如书名所示，本书揭示了人们对于犯罪、罪犯、证据形式和刑事审判程序普遍具有的八个司法迷信，它们正是导致错误判决的关键。同时，这些错误理念，并不因国家与司法体系的不同而相异。在过去的十年，我们亲眼看见人们对错误判决的观念转变：由最初将冤假错案描述为“不可避免的人为过失”，到认为对无辜者定罪是对世界上所有人人权的戕害。谢天谢地，DNA技术告诉我们，更多人的觉醒和更好的刑事司法政策和程序，完全可以减少正义的流离失所。南希和我非常高兴看到这本书被介绍到中国。书中提及的内容正逐渐成为中国学术界和法律界讨论的重要课题，这极大地鼓舞了我们。我们期待与中国学者、法律工作者以及对此感兴趣的人士进行交流并得到反馈；我们也期待借助这个难得的机会，与为完善中国刑事司法体系而努力的有识之士们交流，而继续我们的探索之旅。吉姆•佩特罗和南希•佩特罗俄亥俄州，美国2012年10月7日

内容概要

吉姆•佩特罗

美国俄亥俄州前检察总长，共和党人。在他长达35年的职业生涯中，有28年是作为公众选举出的公职人员从事法律工作。在任职检察总长期间，他带领俄亥俄州建立了包含重罪犯和轻罪犯在内的基因库，为联邦DNA联合检索系统贡献了210000例DNA基因图谱。这一努力不仅使被尘封的疑难案件得到解决，更使监狱中的无辜之人得以释放。

南希•佩特罗

1972年与吉姆•佩特罗结为夫妻，是丈夫政治生涯的得力助手。

媒体关注与评论

终生从政的经历告诉我，作为一个国家，在错误观念没有得到改变之前就来修正我们的制度是非常艰难的。然而，改变了相关的错误观念后，我们能够大幅减少冤案，并在这一过程中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的国家。——吉姆？佩特罗，俄亥俄州检察总长（2003—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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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生从政的经历告诉我，作为一个国家，在错误观念没有得到改变之前就来修正我们的制度是非常艰难的。然而，改变了相关的错误观念后，我们能够大幅减少冤案，并在这一过程中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的国家。——吉姆•佩特罗，俄亥俄州检察总长（2003—2007）

章节摘录

版权页：   1970年从丹尼森大学毕业以后，我直接到位于克利夫兰的凯斯西储大学法学院读法学专业。在法学院度过一年级之后，我整个暑假都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工作，随后获得了与萨克斯比议员一同工作的机会。 回到凯斯西储大学，我接受了宿舍报告员这份兼职，同时当萨克斯比议员无法亲自出席的时候作为他的代表处理俄亥俄州相关事务。通过这两份兼职，我自己承担了最后两年在法学院学习的费用。 在凯斯西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另外一次实践经历强化了我所接受的正规法律教育。我参与了一次艰难的争取克利夫兰市长职位的竞选。我的哥哥比尔一直为一名共和党人拉尔夫•波克（RalphPerk）——县审计员——处理财政事务，他告诉我竞选工作人员可能需要一些帮助。我很快发现自己投身竞选的时间要多于在法学院学习的时间。 在波克第二次参加民主党人占优的克利夫兰市的市长竞选时，并不被看好。但在1971年的市长竞选中却出现很大的惊喜。多年来，拉尔夫•波克一直在努力建构城市的族群联盟。克利夫兰的许多民族聚居区被以共同根源为荣并坚持自己民族特色的人们视为家园，他们的家庭成员有的留在以前的国家，例如后来被苏联共产党控制的东欧国家。这些努力工作的人们在抚养他们的孩子时让他们学习英语和原来祖国的语言。他们要保证自己的后代永远不忘自己的民族文化遗产和绝不放弃原来祖国获得自由的希望。但是，这些人现在已经是骄傲的美国人。他们至少同在美国出生的人一样珍视自己的美国公民身份。每个人都认为选举是一项神圣的权利。1971年他们选举支持了拉尔夫•波克。 当波克获胜之时，没有人比他感到更加意外。根据当时克利夫兰施行的有关规定，新当选的市长于选举日结束后的第一个星期二后的星期三正式上任。选举获胜8天后，拉尔夫•波克搬进了市长办公室。我的哥哥成为了相当于第一副职的市长秘书，我则专职负责管理办公室、聘用职员和协助建立一套新的后勤管理制度。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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