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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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80多页，写到这些年轻人，精神上一片空白，无牵挂，独来独往，与任何人和事没有绝对的联系，他们可也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但是没有特别的理由想做特别的事，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地方，而且可以自由决定信仰上帝还是去做一个无神论者，或者不可知论者——不做选择，自由决定去正派做人，或者游戏人生，或者不做选择。自由决定结婚否，要不要费力维持婚姻，要不要孩子，等等，没有穷尽。生活里没有必不可少的规范，没有道德、社会压力、更加没有为之献身的东西，因而不会影响青年走向或者背离这些方向的任何一个，不过却有指向每一走向的欲望，并且带有支持这些欲望的相互矛盾的理由

过度开放是另一种封闭

按照布鲁姆的意思，美国精神衰败就在于缺少对高贵的统一认识和坚守，以至于什么都可以，什么都能被接受。尼采作为一个反对苏格拉底的人，却缺少一种苏格拉底优秀品质，他没有谦虚地宣布自己对真理问题的不了解，而是以一种掌握了真理问题全部奥秘的登临姿态来宣布真理，当然，尼采的高度、渊博和出色的文笔使得他的对手很难真正反驳他。但施特劳斯和布鲁姆则以较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此书中，布鲁姆仍然遵循了这一原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古代的哲学家在写作中是将理性藏进了信仰的外壳，而施派文人则将信仰埋在了理性的沙堆中。雅典和耶路撒冷这两个西方文化的大传统，始终处于一种或明或暗的矛盾状态。伟大的哲学家都是处于调和两者、或是站在一边反对另一边的艰难工作中。但不同时代的哲学家在写作艺术上却有着极大的不同，有的酸涩，有的直白，有的文采飞扬，有的学院气浓重，但如果仅仅靠写作手法来区分一个哲学家的伟大与否显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更好的办法似乎仍然是观察他与他所处的时代和历史发展、社会变化这些大背景之间的关系。他是否为他所处的时代的精神做出了好的选择。

读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

艾伦•布卢姆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列奥•施特劳斯学派“第二代掌门人” ，《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这本书是他的代表作，布卢姆教授在这本书中通过分析论述想告诉我们这样的信息：源自德国而流行于当时美国的历史主义、相对主义、科学主义，正在使美国陷于虚无主义的泥潭。一些美国人不再关心自然权利，丧失了善恶是非标准，忘却了立国文本的宗旨，在开放、多元的幌子下，一些美国人的心灵越来越无缘窥见真、善、美的生活。在此意义上，美国心灵正在走向封闭。与这一衰势相伴的，则是美国大学教育的危机，是美国大学生心灵的封闭，美国的年轻一代已经无意于聆听伟大作品中的教诲，无意追随伟大心灵走出“洞穴”。《美国精神的封闭》全书三卷，第一卷题为《大学生》，第二卷题为《虚无主义，美国的风格》，第三卷题为《大学》。第一卷、学生在第一卷中作者以美国当代青年和大学生作为观察的对象，阐述了传统在自由主义、相对主义思潮中的逐渐丧失。在“清白的操行记录”这部分中，布鲁姆坦言：“美国年轻人是在十八岁时才开始接受教育的，他们的早期生活是一片精神上的空白，他们进入大学时如同一张白纸，对深层自我和自己肤浅的经验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第3页）由此出发，布鲁姆从文化比较的角度分析了美国年轻人与欧洲大学生的精神状况差异：在欧洲社会，青年人的自我认知是通过书本知识获得的，书籍在欧洲青年的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而且书籍在社会中享有很高的地位，整个社会对精神文化的推崇造就了欧洲青年人的文化修养。刚进入大学的美国青年则“像个自然的野蛮人”。不知道谁是帕斯卡、笛卡儿，既缺乏哲学的沉思品性，又鲜有艺术的激情迷狂，他们是一群实用主义者，他们进入大学进行专业学习只是为了自己的世俗前程，他们对科学没有热情，对求知没有渴望。家庭在道德教育（道德教导就是宗教引导）中作用的丧失。作者认为家庭原先是培养道德、塑造文明人的地方，但是随着自由主义、相对主义思潮对美国人思想的影响，家长自己对所谓的善恶道德标准和信仰也不再明晰，从而无法将坚定的道德观传达给子女。在“书籍”这部分中，大学生对典籍的忽视。作者认为大学生进入校园后，根本分不清什么是客观真理什么是宣传，不知道什么该学习而什么不该学习，对新思潮的追捧使他们丧失了对不同思想的鉴别能力，这些都是忽略典籍的结果。学生们之所以不会主动的去阅读典籍，是因为典籍对他们没有实用价值，而民主的思想又让他们不再推崇典籍中所宣扬的精英。新一代美国大学生已不再喜欢读书，特别是那些“大书”（great books），更不可能想从阅读中得到精神乐趣和提升。失去典籍熏染的大学生变得越来越狭隘和平庸，他们狭隘是因为他们缺乏生活中最必要的东西，即不满于现状、意识到还有其他选择的真正依据，他们得过且过，超越的渴望日益淡化，他们的心灵像是一面镜子，反映的只是周围世界的杂乱无章，而不是世界的真相和生活的原来面貌。他们失去了洞察世界的能力，“迟钝得令人吃惊”。在“音乐”这部分中，布卢姆论述了音乐熏陶作用的丧失。揭示完新一代大学生令人吃惊的“古典文化空白”之后，布鲁姆即对他们迷恋的摇滚乐进行了才华横溢的分析、批评。布鲁姆不无夸张地说，这是个音乐的时代，是灵魂与音乐为伴的时代。只是他们再也不知道谁是贝多芬、巴赫，他们再也体会不到古典音乐的高贵、深刻与优雅，体验不到古典音乐所表达的生命紧张与对精神理想的追求；他们只能在摇滚音乐中体会到粗野、变幻和怪异等“乐趣”。他们的音乐感受是娱乐的感受，是对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无关重要的事情。古典音乐对于音乐的精雕细琢完完全全在现代音乐当中被背弃，美国浪漫主义文化徒有其表。摇滚音乐唤醒了非理性的激情，毁灭青年人的想象力，使他们难以对艺术和音乐产生激情，而艺术和思想是教育自由的实质，而艺术和思想是自由教育的实质。教育是在青年感觉什么和他们以后成为什么人和将要成为什么人之间提供自然的延续，摇滚音乐引发不成熟的狂喜情绪。他们戴上耳机，不再听伟大的传统说什么，而当摘下耳机时，他们发现自己耳聋了。在“关系”这部分，作者探讨了自我中心、种族问题、性解放、离婚、爱、情欲等社会问题，作者明确指出，这些表象背后的思想根基是泊来品，其渊源需要到欧洲哲学和社会思想中去寻找。造就自己，谋求安生立命之地成为了大学生的追求。“在民主的社会，每个人都习惯于琢磨一个很小的目标，就是他自己。” 大学生相信人人生来平等，而在美国种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这种分裂人类的根逐渐被淡化。缺乏偏见是大学生没有看见差别和没有逐渐消灭差别的结果。作者认为黑人大学生之所以成为二等公民，不是因为他们才疏学浅，而是他们被迫模仿白人文化。这成为了一种新的种族隔离方式，而心生录取定额分配的做法又是加剧美国种族关系长期的恶化的根源。作者论述了自由和平等终会分道扬镳，性解放运动和女权运动亦发生了龃龉。女权运动和性解放的合作造成了一切道德约束的消失，这样一来人的本性也消失了，解放的喜悦也消失了。这也造成了人的性本性的模糊性。分离是对情感相互性要求的蓄意拒绝，而情感是依赖关系的核心。地点分离，人物分离，信仰分离，在其中谨慎和怯懦成为普遍的倾向，他们成为社会性的孤立主义者。离婚是我们日益扩大的分离的最显著的标识，反过来说，日益扩大分离的原因是离婚。年轻人害怕作出承诺，但爱就是承诺。他们没有激情，没有希望，没有绝望，没有爱与死的矛盾情感。这也是造成离婚造成分离的原因。读完这一卷后，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布卢姆所提到的美国“文化土壤如此贫瘠”，究竟是开放一代造成的结果，还是造成这些学生知识贫乏的原因？在这一卷里我并没有找到很明确的解释，布卢姆似乎自然地认为他们是互相选择的关系——放纵、自我的思想滋生出的一代，而他们又选择并助长了此类文化。不过书中也零星地提到：美国的移民熔炉属性、二战后的《军人福利法案》、冷战竞争下崇尚SAT成绩的选拔标准、电视和广播的诞生（似乎和波兹曼的观点有些相似）、以及对黑人的优待政策等等，是引起社会思想变革的部分原因。第二卷、美国风格的虚无主义在第二卷中，布鲁姆以他深厚的古典知识为基础，深入论述了今日流行在美国社会何以会流行虚无主义。在布鲁姆看来，虚无主义俨然已成新的美国精神，并且美国人的虚无主义还不同于德国的虚无主义。由尼采、海德格尔所阐发的虚无主义是一种极具深度意义的生存绝望，旨在“上帝死了”的情况下重新建构一个意义世界。而美国的虚无主义则毫无深刻意义可言，只是一种肤浅的“情绪，一种喜怒无常的情绪，一种不知所以然的焦虑”。布卢姆认为德国的反理性和反自由思潮是从尼采开始的，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从海德格尔开始的。美国的虚无主义是一种情调、一种忧郁与变幻不定的情调，一种使人困惑的焦虑，是没有自我的虚无主义。人们面临心灵的变化对端和相互冲突倾向，不在相信原有的自然秩序，而用来充作自然秩序的传统已经崩溃。作者论述了卢梭和洛克两种自然状态直接导致的后果，洛克的理论对美国人的规范和制度负责，为他们发展私人财产和自由经济而辩护，赋予我们权利意识；而卢梭的理论构成当前关于生活是什么以及如何平复我们生活中的床上的一些流行观点的根基。可见，美国新一代年轻人虽然学过德国的虚无主义，但由于没有古典文化做支撑，只是将它理解为不承担任何稍微沉重的价值追求，让自己轻易就摆脱了“善恶二元论”的长期统治，同时也抖落了羞耻感和罪恶感，也不再相信任何真正的事情。他们也学过洛克，倒不失为洛克的好学生，他们按照洛克的精明的理性主义的要求，成为忙碌的资产者，不再计较自己是在整个西方文化史上属于什么人，或者只想做个洛克式的人，那些果断、讲效率、不说废话的经济学家都是洛克派的代表，经济学家告诉人们如何赚钱，从不管挣钱是为了什么。布鲁姆强调，政治不仅是民众意志的体现，同时也是政治家慎思和明断的结果，是后者通过政治艺术说服前者接受其决断的过程；只看到前一方面，实际上意味着取消了政治，因此他表示: “现代思想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政治的消失，而这一点与我们的政治实践大有关系。政治或者消失在亚政治的领域(经济)，或者消失在据称比政治更高的领域(文化)之中，而这两者都避开了建筑的艺术，即政治家的懊断。”严格地说，布鲁姆没有提出任何体制性的建议以改善民主制。在这一点上，他完全忠实于施特劳斯的传统。因为在后者看来，哲学家不仅必须与政治保持距离，而且也不能充任大众的启蒙者和教育者，他只对某些特定的个人表达观念，并通过他们发挥实际影响。这并非因为哲学家的清高，而是因为哲学与政治是两个完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的领域。启蒙主义最大的错误，就是把哲学政治化，又把政治理论化了。布鲁姆认为，哲学家们的作用，将通过大学这一机构表达出来，因为在现代社会，它是能够保证人们的精神独立、推动人们追求祟高与卓越，从而使自由变得有意义、使民主得以完善的唯一的社会机制。布鲁姆通过一种灵魂的文化考古学，发现了主宰新一代美国人精神生活的肤浅文化，而在新一代美国人眼里，这些肤浅的文化就是“文化”本身，其中没有任何西方古典文化的踪迹，只有一些与摇滚、金钱相匹配的极其肤浅的意识形态。大学教育也因此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机。现在的美国教育就像流行在美国社会中的意识形态一样，只注重那些表面的东西来装点自己，而忽略了那些根本的东西，它们就隐藏在西方古典文化中，难怪布鲁姆高喊道：“我们需要历史。”但现实却是，“历史”已经被肤浅的大学忘却了。布鲁姆岂能宽恕蔑视“历史”的大学。第三卷：大学卷三<大学>一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从苏格拉底的申辩到海德格尔的就职演说”，首先指出了民主体制下精神生活面临的危险与困境，然后以哲学的视角分析了启蒙运动的发起和转向，最后以理性为核心讲述了从苏格拉底到启蒙思想家再到尼采等人的哲学思想。从而在哲学这个最高层次上对大学进行定位。第二部分“六十年代”回顾了美国历史上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从现实角度论述了当代社会中大学面临的挑战与危险。第三部分“学生与大学”则分别论述了通识教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大学教育中的现状并对他们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本书提供了一个从哲学的高度俯瞰大学教育的视角，从而引发对大学的意义和大学生活应该如何度过的更深刻的思考。在进行了总体的描述之后，作者就开始从不同角度对大学进行定位。首先是政治社会角度，在“托克维尔论民主体制下的精神生活”一部分中，作者论述了民主的三种危险，第一，“民主最大的危险是沦为舆论的奴仆”。“理性解放的荒谬结果是让人更多地跟着舆论走，是对独立精神的削弱。”在民主政体中，多数人的意见代表一切，甚至凌驾于理性之上。第二，民主政体使得对它的怀疑变得没有立足之地，使人们看不到还有其他的可能性，使得反对主流得不到保护和尊重。第三，民主与人们的生存需要相结合，只关注那些实用之物，只关注大众眼中最紧迫问题的解决，从而那些热衷思考更高层次精神问题的人就显得与现代民主精神格格不入。看到民主政体蕴含的危险，也就看到了超越现实，做更高层次的思考的必要。而现代社会中唯一可以容纳这种思考的地方就是大学。由此，作者引出了对民主国家中大学的任务的阐释。第一，为哲学提供起码的生存空间。针对上述民主带来的危险，大学必须为不受保护且胆怯的理性提供帮助，它提供一种气氛，使统治者的意志的道德优势和自然优势不至于吓跑哲学上的怀疑。第二，大学要始终把永恒的问题放在第一位，放在中心位置。大学要成为开放精神的典范，以保护理性免受理性自身的伤害。第三，提升人们的精神高度。重新体验人的唯一方法，就是在亚里士多德和霍布斯那些思想家的帮助和引导下，获得我们难以拥有或不可能拥有的体验。第四，对于民主社会中的宿命论倾向，应对之策是诉诸古典的英雄主义。因此，传承古典英雄的精神，以应对民主社会中人们的软弱，在莎士比亚和丘吉尔之后续写当代英雄的知识谱系，也应是当代大学努力的方向。而在“思想文明与文明社会的关系”这一部分中，作者则从历史（主要是精神方面）的角度来给大学进行定位。由于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大学，从内容和目标来看，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因此，作者在这一部分详细论述了启蒙运动及其给大学带来的影响。因此，作者把启蒙运动主要定位为一种政治计划，即通过教育说服统治者来使得哲学家的思想自由得到承认。启蒙运动获得了成功，并深刻影响了政治和科学，同时也影响了大学，它保证大学享有特殊地位，不必拘泥于文明社会中的思考和言论所受到的一般道德和政治限制。然而，“启蒙运动胜利之时，似乎也成了它走向衰败的起点。民主化的结果使它的目的变得模糊不清。”启蒙运动以理性为出发点，最后却使得理性“在既无罗盘也无轮舵的状态下随波逐流。”而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之一在于：“启蒙运动在政治活动模式和程度方面是对哲学传统的自觉的根本的决裂。”启蒙运动和苏格拉底代表的哲学传统的分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知识与文明社会的关系上，二者间的矛盾是否可以调和的问题。在苏格拉底看来，改变“洞穴”的性质是做不到的，只能通过教育使少数的人从黑暗走向光明。哲学和民众的普遍情感之间的鸿沟是无法填平的，二者之间的矛盾也是无法真正调和的。苏格拉底的特点是，他生活在根本性的矛盾之中，他阐释它们，却不努力消除它们。二是在对待诗歌的态度上。诗歌是非理性的代表物，苏格拉底试图保持诗歌，而启蒙运动则对它的命运毫不关心。由此，文章将目光转向了苏格拉底，在第一部分剩下的篇幅中，作者以苏格拉底为线索，对西方哲学的发展史进行了梳理，并最后得出“大学的精神始于苏格拉底”的结论。因此，到亚里士多德这里，哲学对文明社会的敌意作出的反应是一种教育的努力，而不再仅仅是苏格拉底对这种差异的阐释。总之，启蒙思想家看到，如果迎合人们的需求，科学家和哲学家就会有统治人的力量。因此，启蒙运动获得了成功，也奠定了现代大学的架构和氛围。大学的繁荣是因为大学被认为能够按社会的需求服务于社会。启蒙运动造成的人民与哲学家的统一的现象便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启蒙运动后，对启蒙运动的质疑从未停止。最早的质疑者包括斯威夫特，卢梭也提出了质疑，并再次断定科学和社会之间存在着永久的紧张。为了协调这种紧张，康德对启蒙运动工程进行了系统的审查，试图以理性证明科学的局限性进而证明人性存在的重要性。而更加激进的质疑者是尼采，他把矛头直指苏格拉底，认为学术不过是一种危险的错觉，他推崇人的创造性活动，反对苏格拉底相信的纯粹精神，从而使得诗人在哲学与诗的斗争中获得了胜利。海德格尔继承尼采的思想，发展了批判理性主义，造成了德国大学的危机。作者用大量的篇幅介绍了大学的思想发展史，是因为在作者看来，思想才是大学的一切。因此第一部分也是最重要最难理解的部分。在第二部分“六十年代”中，作者以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论述了当代大学面临的危险。学生运动中大学面临的危险主要可以总结为几方面：一是大学被民主舆论所绑架，为了迎合主流而盲目地批判传统。二是对道德的理解发生转变。道德体验变为义愤和狂怒，这是对理性最有害的，因而也是对大学最有害的。三是隐秘的精英主义思想或者说民主中的野心问题。第三部分“学生与大学”回归教育现实，从大学生选择和大学课程的角度讲述了当代大学教育中的问题。通识教育的危机。知识爆炸和日趋严重的专业化，使得大学学业变得空虚了。而在作者看来，唯一严肃的解决方案是阅读“巨著”的方法，然而当代大学的三大组成部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对阅读经典的教育方式都没有热情。当代大学教育不仅面临着通识教育的危机，还面临着学科分裂带来的危机。自然科学自成一家，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不依赖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并且对后两者有深刻的偏见。本书卷三以“大学”为名，因此作者从他自己在芝加哥大学求学的经历切入，以芝加哥大学的仿哥特式建筑表达他“对沉思生活的敬重”。然而，现实中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此看重大学生活的思想意义，对于更多的人来说，上大学只是成长的一部分，甚至只是就业的跳板，这种想法对于一所普通大学或职业学校来说或许无可厚非，但对于一所著名大学来说，它应当提供的远远不止这些，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还应该提供一种自由探索的氛围和一种进行高于日常生活的、更深层次的思考的可能性。即如作者所说：“在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国家里，大学是政体的庙堂，它致力于运用最纯粹的理性，在人们心中唤起一种敬畏，自由而平等的人类联合体当之无愧的敬畏。”在书的结尾，作者再次把大学定位成全体求知者的共同体。人们在探索人类共同的最重要的问题时所产生的心心相印的友谊，是这个共同体成员间的密切联系得以建立的基础。作为社会良心的大学，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必要的；关注那些更高远更深刻的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永恒的哲学命题是大学的使命，学会做一个能永远理性地思考人类事务并有勇气坚持不同于主流的观点的精神贵族，是我们在大学中应该努力的方向。小结：布卢姆教授在新湖中谈到的很多问题，我们国家的大学生可能也正在面临着，比如我们也对典籍有一种忽视，远离书籍和历史的我们，只能从身边的人与事，只能从一个个圈子里体会和感受人生，相比与阅览群书来认识世界有着丰厚积淀的人，我们的眼光不是越来越狭隘了吗，又何谈观察力和判断力，甚至是创造力呢？另外，关于大学应该进行自由教育我也是很赞成的，大学教育应该是发现适合人本质的东西，大学应该带给社会一种liberal的气质，而这种精神会反映在国家的风貌中。关于大学应该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对我很有启发，特别是我们作为法律专业的学生，更应该注意不要太早的把自己投入到纷繁琐屑的法律实务中，而应该更多的关注那些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所应该具备的东西。在这种努力中，我们并不是孤身一人，而是会与许多有着共同追求的人在这个过程中达成心灵契合的友谊。这样的大学生活，将是多么绚丽夺目和摄人心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