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年3月
ISBN:9787500415282
作者:艾伦·布鲁姆
页数:415页页

作者简介

1987年，芝加哥大学教授艾伦·布鲁姆（Allan D. Bloom）出版了揭露和猛烈抨击美国大学学术放水种种问题的《美国心灵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该书在《纽约时报》畅销排行榜上占位一年余，至今已销出一百二十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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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3条)

  •     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80多页，写到这些年轻人，精神上一片空白，无牵挂，独来独往，与任何人和事没有绝对的联系，他们可也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但是没有特别的理由想做特别的事，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地方，而且可以自由决定信仰上帝还是去做一个无神论者，或者不可知论者——不做选择，自由决定去正派做人，或者游戏人生，或者不做选择。自由决定结婚否，要不要费力维持婚姻，要不要孩子，等等，没有穷尽。生活里没有必不可少的规范，没有道德、社会压力、更加没有为之献身的东西，因而不会影响青年走向或者背离这些方向的任何一个，不过却有指向每一走向的欲望，并且带有支持这些欲望的相互矛盾的理由
  •     按照布鲁姆的意思，美国精神衰败就在于缺少对高贵的统一认识和坚守，以至于什么都可以，什么都能被接受。尼采作为一个反对苏格拉底的人，却缺少一种苏格拉底优秀品质，他没有谦虚地宣布自己对真理问题的不了解，而是以一种掌握了真理问题全部奥秘的登临姿态来宣布真理，当然，尼采的高度、渊博和出色的文笔使得他的对手很难真正反驳他。但施特劳斯和布鲁姆则以较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此书中，布鲁姆仍然遵循了这一原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古代的哲学家在写作中是将理性藏进了信仰的外壳，而施派文人则将信仰埋在了理性的沙堆中。雅典和耶路撒冷这两个西方文化的大传统，始终处于一种或明或暗的矛盾状态。伟大的哲学家都是处于调和两者、或是站在一边反对另一边的艰难工作中。但不同时代的哲学家在写作艺术上却有着极大的不同，有的酸涩，有的直白，有的文采飞扬，有的学院气浓重，但如果仅仅靠写作手法来区分一个哲学家的伟大与否显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更好的办法似乎仍然是观察他与他所处的时代和历史发展、社会变化这些大背景之间的关系。他是否为他所处的时代的精神做出了好的选择。
  •     艾伦•布卢姆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列奥•施特劳斯学派“第二代掌门人” ，《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这本书是他的代表作，布卢姆教授在这本书中通过分析论述想告诉我们这样的信息：源自德国而流行于当时美国的历史主义、相对主义、科学主义，正在使美国陷于虚无主义的泥潭。一些美国人不再关心自然权利，丧失了善恶是非标准，忘却了立国文本的宗旨，在开放、多元的幌子下，一些美国人的心灵越来越无缘窥见真、善、美的生活。在此意义上，美国心灵正在走向封闭。与这一衰势相伴的，则是美国大学教育的危机，是美国大学生心灵的封闭，美国的年轻一代已经无意于聆听伟大作品中的教诲，无意追随伟大心灵走出“洞穴”。《美国精神的封闭》全书三卷，第一卷题为《大学生》，第二卷题为《虚无主义，美国的风格》，第三卷题为《大学》。第一卷、学生在第一卷中作者以美国当代青年和大学生作为观察的对象，阐述了传统在自由主义、相对主义思潮中的逐渐丧失。在“清白的操行记录”这部分中，布鲁姆坦言：“美国年轻人是在十八岁时才开始接受教育的，他们的早期生活是一片精神上的空白，他们进入大学时如同一张白纸，对深层自我和自己肤浅的经验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第3页）由此出发，布鲁姆从文化比较的角度分析了美国年轻人与欧洲大学生的精神状况差异：在欧洲社会，青年人的自我认知是通过书本知识获得的，书籍在欧洲青年的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而且书籍在社会中享有很高的地位，整个社会对精神文化的推崇造就了欧洲青年人的文化修养。刚进入大学的美国青年则“像个自然的野蛮人”。不知道谁是帕斯卡、笛卡儿，既缺乏哲学的沉思品性，又鲜有艺术的激情迷狂，他们是一群实用主义者，他们进入大学进行专业学习只是为了自己的世俗前程，他们对科学没有热情，对求知没有渴望。家庭在道德教育（道德教导就是宗教引导）中作用的丧失。作者认为家庭原先是培养道德、塑造文明人的地方，但是随着自由主义、相对主义思潮对美国人思想的影响，家长自己对所谓的善恶道德标准和信仰也不再明晰，从而无法将坚定的道德观传达给子女。在“书籍”这部分中，大学生对典籍的忽视。作者认为大学生进入校园后，根本分不清什么是客观真理什么是宣传，不知道什么该学习而什么不该学习，对新思潮的追捧使他们丧失了对不同思想的鉴别能力，这些都是忽略典籍的结果。学生们之所以不会主动的去阅读典籍，是因为典籍对他们没有实用价值，而民主的思想又让他们不再推崇典籍中所宣扬的精英。新一代美国大学生已不再喜欢读书，特别是那些“大书”（great books），更不可能想从阅读中得到精神乐趣和提升。失去典籍熏染的大学生变得越来越狭隘和平庸，他们狭隘是因为他们缺乏生活中最必要的东西，即不满于现状、意识到还有其他选择的真正依据，他们得过且过，超越的渴望日益淡化，他们的心灵像是一面镜子，反映的只是周围世界的杂乱无章，而不是世界的真相和生活的原来面貌。他们失去了洞察世界的能力，“迟钝得令人吃惊”。在“音乐”这部分中，布卢姆论述了音乐熏陶作用的丧失。揭示完新一代大学生令人吃惊的“古典文化空白”之后，布鲁姆即对他们迷恋的摇滚乐进行了才华横溢的分析、批评。布鲁姆不无夸张地说，这是个音乐的时代，是灵魂与音乐为伴的时代。只是他们再也不知道谁是贝多芬、巴赫，他们再也体会不到古典音乐的高贵、深刻与优雅，体验不到古典音乐所表达的生命紧张与对精神理想的追求；他们只能在摇滚音乐中体会到粗野、变幻和怪异等“乐趣”。他们的音乐感受是娱乐的感受，是对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无关重要的事情。古典音乐对于音乐的精雕细琢完完全全在现代音乐当中被背弃，美国浪漫主义文化徒有其表。摇滚音乐唤醒了非理性的激情，毁灭青年人的想象力，使他们难以对艺术和音乐产生激情，而艺术和思想是教育自由的实质，而艺术和思想是自由教育的实质。教育是在青年感觉什么和他们以后成为什么人和将要成为什么人之间提供自然的延续，摇滚音乐引发不成熟的狂喜情绪。他们戴上耳机，不再听伟大的传统说什么，而当摘下耳机时，他们发现自己耳聋了。在“关系”这部分，作者探讨了自我中心、种族问题、性解放、离婚、爱、情欲等社会问题，作者明确指出，这些表象背后的思想根基是泊来品，其渊源需要到欧洲哲学和社会思想中去寻找。造就自己，谋求安生立命之地成为了大学生的追求。“在民主的社会，每个人都习惯于琢磨一个很小的目标，就是他自己。” 大学生相信人人生来平等，而在美国种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这种分裂人类的根逐渐被淡化。缺乏偏见是大学生没有看见差别和没有逐渐消灭差别的结果。作者认为黑人大学生之所以成为二等公民，不是因为他们才疏学浅，而是他们被迫模仿白人文化。这成为了一种新的种族隔离方式，而心生录取定额分配的做法又是加剧美国种族关系长期的恶化的根源。作者论述了自由和平等终会分道扬镳，性解放运动和女权运动亦发生了龃龉。女权运动和性解放的合作造成了一切道德约束的消失，这样一来人的本性也消失了，解放的喜悦也消失了。这也造成了人的性本性的模糊性。分离是对情感相互性要求的蓄意拒绝，而情感是依赖关系的核心。地点分离，人物分离，信仰分离，在其中谨慎和怯懦成为普遍的倾向，他们成为社会性的孤立主义者。离婚是我们日益扩大的分离的最显著的标识，反过来说，日益扩大分离的原因是离婚。年轻人害怕作出承诺，但爱就是承诺。他们没有激情，没有希望，没有绝望，没有爱与死的矛盾情感。这也是造成离婚造成分离的原因。读完这一卷后，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布卢姆所提到的美国“文化土壤如此贫瘠”，究竟是开放一代造成的结果，还是造成这些学生知识贫乏的原因？在这一卷里我并没有找到很明确的解释，布卢姆似乎自然地认为他们是互相选择的关系——放纵、自我的思想滋生出的一代，而他们又选择并助长了此类文化。不过书中也零星地提到：美国的移民熔炉属性、二战后的《军人福利法案》、冷战竞争下崇尚SAT成绩的选拔标准、电视和广播的诞生（似乎和波兹曼的观点有些相似）、以及对黑人的优待政策等等，是引起社会思想变革的部分原因。第二卷、美国风格的虚无主义在第二卷中，布鲁姆以他深厚的古典知识为基础，深入论述了今日流行在美国社会何以会流行虚无主义。在布鲁姆看来，虚无主义俨然已成新的美国精神，并且美国人的虚无主义还不同于德国的虚无主义。由尼采、海德格尔所阐发的虚无主义是一种极具深度意义的生存绝望，旨在“上帝死了”的情况下重新建构一个意义世界。而美国的虚无主义则毫无深刻意义可言，只是一种肤浅的“情绪，一种喜怒无常的情绪，一种不知所以然的焦虑”。布卢姆认为德国的反理性和反自由思潮是从尼采开始的，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从海德格尔开始的。美国的虚无主义是一种情调、一种忧郁与变幻不定的情调，一种使人困惑的焦虑，是没有自我的虚无主义。人们面临心灵的变化对端和相互冲突倾向，不在相信原有的自然秩序，而用来充作自然秩序的传统已经崩溃。作者论述了卢梭和洛克两种自然状态直接导致的后果，洛克的理论对美国人的规范和制度负责，为他们发展私人财产和自由经济而辩护，赋予我们权利意识；而卢梭的理论构成当前关于生活是什么以及如何平复我们生活中的床上的一些流行观点的根基。可见，美国新一代年轻人虽然学过德国的虚无主义，但由于没有古典文化做支撑，只是将它理解为不承担任何稍微沉重的价值追求，让自己轻易就摆脱了“善恶二元论”的长期统治，同时也抖落了羞耻感和罪恶感，也不再相信任何真正的事情。他们也学过洛克，倒不失为洛克的好学生，他们按照洛克的精明的理性主义的要求，成为忙碌的资产者，不再计较自己是在整个西方文化史上属于什么人，或者只想做个洛克式的人，那些果断、讲效率、不说废话的经济学家都是洛克派的代表，经济学家告诉人们如何赚钱，从不管挣钱是为了什么。布鲁姆强调，政治不仅是民众意志的体现，同时也是政治家慎思和明断的结果，是后者通过政治艺术说服前者接受其决断的过程；只看到前一方面，实际上意味着取消了政治，因此他表示: “现代思想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政治的消失，而这一点与我们的政治实践大有关系。政治或者消失在亚政治的领域(经济)，或者消失在据称比政治更高的领域(文化)之中，而这两者都避开了建筑的艺术，即政治家的懊断。”严格地说，布鲁姆没有提出任何体制性的建议以改善民主制。在这一点上，他完全忠实于施特劳斯的传统。因为在后者看来，哲学家不仅必须与政治保持距离，而且也不能充任大众的启蒙者和教育者，他只对某些特定的个人表达观念，并通过他们发挥实际影响。这并非因为哲学家的清高，而是因为哲学与政治是两个完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的领域。启蒙主义最大的错误，就是把哲学政治化，又把政治理论化了。布鲁姆认为，哲学家们的作用，将通过大学这一机构表达出来，因为在现代社会，它是能够保证人们的精神独立、推动人们追求祟高与卓越，从而使自由变得有意义、使民主得以完善的唯一的社会机制。布鲁姆通过一种灵魂的文化考古学，发现了主宰新一代美国人精神生活的肤浅文化，而在新一代美国人眼里，这些肤浅的文化就是“文化”本身，其中没有任何西方古典文化的踪迹，只有一些与摇滚、金钱相匹配的极其肤浅的意识形态。大学教育也因此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机。现在的美国教育就像流行在美国社会中的意识形态一样，只注重那些表面的东西来装点自己，而忽略了那些根本的东西，它们就隐藏在西方古典文化中，难怪布鲁姆高喊道：“我们需要历史。”但现实却是，“历史”已经被肤浅的大学忘却了。布鲁姆岂能宽恕蔑视“历史”的大学。第三卷：大学卷三<大学>一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从苏格拉底的申辩到海德格尔的就职演说”，首先指出了民主体制下精神生活面临的危险与困境，然后以哲学的视角分析了启蒙运动的发起和转向，最后以理性为核心讲述了从苏格拉底到启蒙思想家再到尼采等人的哲学思想。从而在哲学这个最高层次上对大学进行定位。第二部分“六十年代”回顾了美国历史上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从现实角度论述了当代社会中大学面临的挑战与危险。第三部分“学生与大学”则分别论述了通识教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大学教育中的现状并对他们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本书提供了一个从哲学的高度俯瞰大学教育的视角，从而引发对大学的意义和大学生活应该如何度过的更深刻的思考。在进行了总体的描述之后，作者就开始从不同角度对大学进行定位。首先是政治社会角度，在“托克维尔论民主体制下的精神生活”一部分中，作者论述了民主的三种危险，第一，“民主最大的危险是沦为舆论的奴仆”。“理性解放的荒谬结果是让人更多地跟着舆论走，是对独立精神的削弱。”在民主政体中，多数人的意见代表一切，甚至凌驾于理性之上。第二，民主政体使得对它的怀疑变得没有立足之地，使人们看不到还有其他的可能性，使得反对主流得不到保护和尊重。第三，民主与人们的生存需要相结合，只关注那些实用之物，只关注大众眼中最紧迫问题的解决，从而那些热衷思考更高层次精神问题的人就显得与现代民主精神格格不入。看到民主政体蕴含的危险，也就看到了超越现实，做更高层次的思考的必要。而现代社会中唯一可以容纳这种思考的地方就是大学。由此，作者引出了对民主国家中大学的任务的阐释。第一，为哲学提供起码的生存空间。针对上述民主带来的危险，大学必须为不受保护且胆怯的理性提供帮助，它提供一种气氛，使统治者的意志的道德优势和自然优势不至于吓跑哲学上的怀疑。第二，大学要始终把永恒的问题放在第一位，放在中心位置。大学要成为开放精神的典范，以保护理性免受理性自身的伤害。第三，提升人们的精神高度。重新体验人的唯一方法，就是在亚里士多德和霍布斯那些思想家的帮助和引导下，获得我们难以拥有或不可能拥有的体验。第四，对于民主社会中的宿命论倾向，应对之策是诉诸古典的英雄主义。因此，传承古典英雄的精神，以应对民主社会中人们的软弱，在莎士比亚和丘吉尔之后续写当代英雄的知识谱系，也应是当代大学努力的方向。而在“思想文明与文明社会的关系”这一部分中，作者则从历史（主要是精神方面）的角度来给大学进行定位。由于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大学，从内容和目标来看，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因此，作者在这一部分详细论述了启蒙运动及其给大学带来的影响。因此，作者把启蒙运动主要定位为一种政治计划，即通过教育说服统治者来使得哲学家的思想自由得到承认。启蒙运动获得了成功，并深刻影响了政治和科学，同时也影响了大学，它保证大学享有特殊地位，不必拘泥于文明社会中的思考和言论所受到的一般道德和政治限制。然而，“启蒙运动胜利之时，似乎也成了它走向衰败的起点。民主化的结果使它的目的变得模糊不清。”启蒙运动以理性为出发点，最后却使得理性“在既无罗盘也无轮舵的状态下随波逐流。”而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之一在于：“启蒙运动在政治活动模式和程度方面是对哲学传统的自觉的根本的决裂。”启蒙运动和苏格拉底代表的哲学传统的分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知识与文明社会的关系上，二者间的矛盾是否可以调和的问题。在苏格拉底看来，改变“洞穴”的性质是做不到的，只能通过教育使少数的人从黑暗走向光明。哲学和民众的普遍情感之间的鸿沟是无法填平的，二者之间的矛盾也是无法真正调和的。苏格拉底的特点是，他生活在根本性的矛盾之中，他阐释它们，却不努力消除它们。二是在对待诗歌的态度上。诗歌是非理性的代表物，苏格拉底试图保持诗歌，而启蒙运动则对它的命运毫不关心。由此，文章将目光转向了苏格拉底，在第一部分剩下的篇幅中，作者以苏格拉底为线索，对西方哲学的发展史进行了梳理，并最后得出“大学的精神始于苏格拉底”的结论。因此，到亚里士多德这里，哲学对文明社会的敌意作出的反应是一种教育的努力，而不再仅仅是苏格拉底对这种差异的阐释。总之，启蒙思想家看到，如果迎合人们的需求，科学家和哲学家就会有统治人的力量。因此，启蒙运动获得了成功，也奠定了现代大学的架构和氛围。大学的繁荣是因为大学被认为能够按社会的需求服务于社会。启蒙运动造成的人民与哲学家的统一的现象便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启蒙运动后，对启蒙运动的质疑从未停止。最早的质疑者包括斯威夫特，卢梭也提出了质疑，并再次断定科学和社会之间存在着永久的紧张。为了协调这种紧张，康德对启蒙运动工程进行了系统的审查，试图以理性证明科学的局限性进而证明人性存在的重要性。而更加激进的质疑者是尼采，他把矛头直指苏格拉底，认为学术不过是一种危险的错觉，他推崇人的创造性活动，反对苏格拉底相信的纯粹精神，从而使得诗人在哲学与诗的斗争中获得了胜利。海德格尔继承尼采的思想，发展了批判理性主义，造成了德国大学的危机。作者用大量的篇幅介绍了大学的思想发展史，是因为在作者看来，思想才是大学的一切。因此第一部分也是最重要最难理解的部分。在第二部分“六十年代”中，作者以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论述了当代大学面临的危险。学生运动中大学面临的危险主要可以总结为几方面：一是大学被民主舆论所绑架，为了迎合主流而盲目地批判传统。二是对道德的理解发生转变。道德体验变为义愤和狂怒，这是对理性最有害的，因而也是对大学最有害的。三是隐秘的精英主义思想或者说民主中的野心问题。第三部分“学生与大学”回归教育现实，从大学生选择和大学课程的角度讲述了当代大学教育中的问题。通识教育的危机。知识爆炸和日趋严重的专业化，使得大学学业变得空虚了。而在作者看来，唯一严肃的解决方案是阅读“巨著”的方法，然而当代大学的三大组成部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对阅读经典的教育方式都没有热情。当代大学教育不仅面临着通识教育的危机，还面临着学科分裂带来的危机。自然科学自成一家，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不依赖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并且对后两者有深刻的偏见。本书卷三以“大学”为名，因此作者从他自己在芝加哥大学求学的经历切入，以芝加哥大学的仿哥特式建筑表达他“对沉思生活的敬重”。然而，现实中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此看重大学生活的思想意义，对于更多的人来说，上大学只是成长的一部分，甚至只是就业的跳板，这种想法对于一所普通大学或职业学校来说或许无可厚非，但对于一所著名大学来说，它应当提供的远远不止这些，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还应该提供一种自由探索的氛围和一种进行高于日常生活的、更深层次的思考的可能性。即如作者所说：“在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国家里，大学是政体的庙堂，它致力于运用最纯粹的理性，在人们心中唤起一种敬畏，自由而平等的人类联合体当之无愧的敬畏。”在书的结尾，作者再次把大学定位成全体求知者的共同体。人们在探索人类共同的最重要的问题时所产生的心心相印的友谊，是这个共同体成员间的密切联系得以建立的基础。作为社会良心的大学，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必要的；关注那些更高远更深刻的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永恒的哲学命题是大学的使命，学会做一个能永远理性地思考人类事务并有勇气坚持不同于主流的观点的精神贵族，是我们在大学中应该努力的方向。小结：布卢姆教授在新湖中谈到的很多问题，我们国家的大学生可能也正在面临着，比如我们也对典籍有一种忽视，远离书籍和历史的我们，只能从身边的人与事，只能从一个个圈子里体会和感受人生，相比与阅览群书来认识世界有着丰厚积淀的人，我们的眼光不是越来越狭隘了吗，又何谈观察力和判断力，甚至是创造力呢？另外，关于大学应该进行自由教育我也是很赞成的，大学教育应该是发现适合人本质的东西，大学应该带给社会一种liberal的气质，而这种精神会反映在国家的风貌中。关于大学应该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对我很有启发，特别是我们作为法律专业的学生，更应该注意不要太早的把自己投入到纷繁琐屑的法律实务中，而应该更多的关注那些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所应该具备的东西。在这种努力中，我们并不是孤身一人，而是会与许多有着共同追求的人在这个过程中达成心灵契合的友谊。这样的大学生活，将是多么绚丽夺目和摄人心魄。

精彩短评 (总计101条)

  •     　　上周日的时候，与友人确定了本周的讨论题目是关于布鲁姆的大作《美国精神的封闭》。此书上学的时候，曾经因为刘小枫的引诱，阅读过此书。只是，当时阅读的快乐，由于缺乏记录，今天无从得知。后来，回到GU之后，友人曾将这部书的英文本打印了出来，还一再向我推介。当时，我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虽然，曾经阅读过本身，但是时间久远之后，记忆也就慢慢模糊了。若不是友人这次报告，也许我很长时间内不会将此书重新拾起。
    　　既然重拾此书，就很难免说上了两句。据刘小枫讲，布鲁姆可能觉得自己剩时不多，所以写出了这部刺激学界的大作，就正如苏格拉底在审判中表现的那样，他就是要激怒日渐衰颓的美国知识界。果不其然，布鲁布捅了大马蜂窝，霎时间美国知识界对于施特劳斯学派的新仇旧恨一起涌了上来。甚至，昔日的同窗罗蒂也不忘对布鲁姆放上两支冷箭。看到这么热闹的美国学术界，我也坐不住了。究竟布鲁姆写了什么让人难以接受的话，引起这么大的一场风波呢？
    　　自从读大学，上了施特劳斯这艘船，我们敬爱的布鲁姆教授就从来没有离开过大学。因此，这部书与其说是对于美国知识界的抨击，不如是对于他所经历的美国大学生活的揭露。当我刚刚从大学里毕业，又回到了大学里工作的时候，也会发出与布鲁姆类似的感叹——昔不至今！
    　　布鲁姆笔下的大学生活，其实对于一直徘徊在大学里的我来说十分熟悉。虽然说中、美两国的大学肯定会有差距，但实际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大。通过布鲁姆对于大学生活的批判，我好像回到了梦里依稀的大学校园，跟随着布鲁姆这个智者来反思曾经经历的种种。
    　　作为开场白，布鲁姆问大学生了一个问题：真理是否是相对的？这个问题，在美国大学生们面前似乎是个笑话，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的确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美国大学生们早就不相信什么绝对真理了，但对于年轻的中国学生而言，真理是活生生的存在，比如马克思主义依旧是一个不可动摇的真理。当然，马克思主义并不支持古典的美德，反而一各式各样的方法来羞辱他，但毕竟共产党人却依旧是道德的楷模，虽然这中形象会随着大学教育的深入，早晚也会崩溃掉。不过，是不是我们中国的年轻人也应该像美国学生一样，不再相信什么真理呢？不过，我并不敢这么肯定，毕竟我曾经目睹过一位年轻的大学教师，在质疑另一位教授时说，你怎么敢这样教育学生呢，只有法西斯才寻求绝对的价值。当一个大学充斥着的道德义愤的教师的时候，我们就离美国大学不远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将美德相对化，并将多元相对价值作为人们生活的信条，这是现代我们大学教师不断重复的话题。可问题在于，当我们将道德相对化之后，就意味着我们必须面对一个尴尬的事实——我们生活的方式是无法相对化，甚至是多元化的。我们毕竟不是美国，不是那个充斥着世界文化的大熔炉，而是一个延绵几千年的文明古国，人们习惯与熟知自己的生存方式，而我们的教师们却声称这样的生活方式与其他国家的生活方式都是多元文化的一种，我们无法判定任何文化的优劣，因此应该选择宽容与包容的普世价值作为我们“绝对”的生活方式，绝不允许保守、纯粹的单一的生活方式，因为这是“落伍”、“不合时宜”，甚至是具有专制主义倾向的思维方式。因此，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方式，只要不是现代性的，就肯定是单一、绝对和专制的思想文化——也就是落伍的生存方式。我们的教师通过这样的方式，对在校大学生们进行着持续不断地“启蒙”，要求他们在步出校园后，继续教师们的工作，将启蒙的火焰点燃到社会之上。
    　　当然了，这种启蒙首先波及的必然是家庭，因此我们大学教育虽不一定将社会改变，但肯定改变了传统的家庭结构。大学中持续不断地对于传统伦理的抨击，首先造成的就是传统父子关系的持续恶化。强调独立与自主的理性品质，必然要挑战家庭中以父亲的权威中心，双方持续不断的冲突，造成了我们近十年来北上广青年的涌入。他们要求离开以家庭伦理为中心的“家乡”，进入一个承认个体价值的陌生世界，传统的家族伦理满足不了他们独立自主精神的需要。而随之而来的就是父母与子女的长距离分居，以及传统家庭伦理的瓦解与结构。
    　　家庭伦理的瓦解，并不仅仅体现在父子伦理上，更是体现在谁是现代大学生美德的教师这个问题上。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我们面对年青人犯错误的时候，第一反应出来的是家庭教育出了问题，但是并没有人对学校教育进行过类似的反思。其实，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正是由于学校中的教育，才导致了家庭教育的失灵甚至是失败。从任何家庭的角度来说，没有任何父母不对子女抱持有自然的情感，因而他们向子女传授的是并非是文本上的知识，而更多的是通过讲述家庭的故事来完成的。也就是通过讲述自身切实的经历，从而能对子女产生伦理上的影响。通过对于生活事件的评析，使孩子们获得价值判断的能力。这种家庭教育一方面受到了来自于应试教育的摧折，导致父母对于孩子的评判标准从道德伦理转向了知性成绩。换而言之，聪明与否成为了父母对于孩子态度的晴雨表，从而忽略了孩子自身的道德伦理问题。而另一方面，大学中的教师则千方百计，通过各式各样的启蒙，使大学生们放弃在家中已经习得的“伦理常识”，告诉他们那些不过是已经早已过时的道德说教，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放弃这一点，而选择理性、中立甚至是科学的生活方式。
    　　经过教师反复不断地“启蒙”，大学生们渐渐从坚定的道德生活中解放了出来，开始了他们的大学冒险生活。这些生活包括阅读、娱乐以及人际关系的处理。这是布鲁姆在第一章试图揭示的大学生活。布鲁姆首先提到的是经典，也就是大学之中的阅读生活。通过他的介绍，我们了解到美国大学中，也是越来越缺乏阅读的兴趣和勇气。与我经历的大学生活相同，除了与成绩和奖学金有关的学习，大学生们不关心任何“经典”，无论这些著作是多么的动人心魄，他们只是习惯于书本中的陈词滥调，而对于真实的文本望而却步。他们认为阅读教科书，要远远比阅读原著容易得多，也轻松得多。教科书中的真理，要超过个体的阅读经验，选择一条富有“效率”的读书捷径，要比仔细阅读任何一部原著重要得多。因此，什么韩柳文章、经史子集，都去见鬼吧。阅读的次序，就成了原著不如评论，经典赶不上注释，古代典籍比不上现代研究。现代研究的作用就是废掉阅读经典的体验，甚至有学者宣称，我的研究就是希望人们不再阅读经——而这种学者恰恰就是我们称之为大师的人！
    　　大学中的娱乐，其实经历过新世纪的十年，就很容易找到大学娱乐的基本线索，当没有网络的时候，人们还可以沉浸在阅读的喜悦之中，阅读和聆听都可以成为满足心灵渴望的手段。对于摇滚乐的抨击和对于古典音乐的欣赏，很容易就能获知布鲁姆本人的品味所在。而到了今天，我们就发现在当一切，因为网络唾手可得的时候，大学生们会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网游，这是十年来大学生活的关键词，看看全国上下的大学，就会发现网吧是如何成为大学生活的一部分。游戏从单机到了互联网时代，就变得更加不可遏止。原来打怪升级，是为了更快完成游戏，而今天打怪升级已经成为了大学生活的一部分，每天的生活就与网游密不可分。
    　　视频，是网络生活的另一个关键词，倾向于游戏的男孩子而言，视频娱乐对于女孩子也是不可或缺的大学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对于新近影片与电视剧的讨论，更是大学女生每日交流的重要环节。在电脑已经普及的今天，每个大学生都会下意识地将电脑作为视频播放器。而平板电脑的出现，更是将这一趋势燃烧下去。当然了，对于缺乏阅读经典兴趣的年轻人，观看经典小说改编的电影也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项。但事实上，这与阅读经典一样往往是一个乏人问津的话题，缺乏阅读能力的青年，你还指望他能在视频娱乐上获益吗？
    　　布鲁姆谈论的最后一个话题，是关于大学里的关系——比如爱情、友情之类。这类的话题，似乎因为美国的性革命与妇女运动，显得有些荒唐与可笑。但是对于中国年青人而言，则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布鲁姆列举了，在性革命之后，女权运动兴起以来的社会关系的变迁。说真的，这对于我来说不关痛痒。但是，我记得甫上大学时的情景。学校里严禁谈恋爱，甚至校领导和系领导带头，在校园中巡视，检查男女交往是否纯洁。这种严格的风气，到了大学的三四年级，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校外租房的人越来越多，我记得在大三结束，宿舍中就剩一下我一个人。当然，不是所有的同学都是男女同居，但是看到大学周围兴起的生活区和钟点房，男女关系似乎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么单纯了。
    　　而另一个改变，也是互联网带来的，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工具，轻易摆脱生活的狭小空间的时候，人们宁可信任陌生的对象，而对于日渐熟悉的同学就是失去了兴趣。而通过文字编织出的身份与角色，可以轻松让人摆脱现实环境的窘境，而通过互联网展开的关系网，让那些平时不轻易启口的年青人，迅速在网络上寻找到陌生的伴侣。当然，这一切都是虚拟空间带来的便利，但是通过虚拟空间带来的虚拟的快感，却无法带入到现实中来。网络世界滔滔不绝与现实中的默然不语，网络塑造了一个接一个的虚拟人格，而这些情感的交流无法摆脱网络的限制。当然，也有因为网络成就的爱情故事，文学小说也曾一度因此名声大噪。但是，网络也迅速沦落为寻性兹事的工具。布鲁姆讨论的大学中的人际关系，无论如何还是停留在现实生活之中，他讨论的刻骨的问题，其实我们都遇到了，而且更加激烈和无可遏制。
    　　阅读布鲁姆所产生的所有联想，将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大学与新世纪的中国大学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同样的不学无术，同样的精神颓废，同样的纵欲无度，也同样的让人感觉到昔不至今！
  •     翻译蛮好，就是部分译注画蛇添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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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美国精神的封闭》，在第71页我迎来了第一次彻底的冲击，布鲁姆引用了卢梭在《爱弥儿》中的一段话说明当今人类社会缺乏共同理想和利益，在实现自由的同时逐渐丧失了精神的寄托：一旦他们觉察到他们日后会分离，一旦预见到他们有彼此成为陌路人的一天，他们就已经成为陌路人了。每个人都建立了自己小小的隔离体系，两个人一心想着将来不再一起的时候，他们只是勉强待在一起。读完句话后的那个下午，被悲悯浸淫。
    　　
    　　布鲁姆以一句话结束了关于“隔离”现象的陈述：我们是社会化的孤独者。我们在愈加湍急的信息洪流中随波逐流，与其他碎片相擦触，继续在这无法抗拒的冷暴力中翻滚。信息时代基于“更新”的基础之上，产品的更新、知识的更新、人脉的更新。驻足现在是可耻的，长久的关系是乏味的，恋旧让人联想到不思进取。人们愈加推崇灵感的火花带来的新鲜和美妙感觉，不那么相信持久单调的冥想能带来非凡超越的思维。沉定不再受到欢迎，从不受欢迎到不被重视，从不被重视到不被理解，从不被理解到不被接受。人们意识到，亲密关系可能出于功利的目的，这个想法让人扫兴。关系的长度虽不是决定性的，但也是构成关系的价值的重要因素之一。大量的短暂关系消磨了每一段的内在价值，当人们普遍意识到关系的功利性和平凡性，并频繁地将这些判断投射于现实，他们的关系便也就都平凡而功利了。
    　　
    　　由此，我们不能再义愤填膺地去单纯指责现代社会的冷漠，我们需要看清现实。凉酒下肚，终要用五脏六腑去暖它。首先便是要相信长久关系是有益的，是有利于彼此的，当一件事物成为有人分享的共同目标，少如两人，多至亿万，便能达成一种隐形协定，继而成为感性寄托，接着变为主动需求，最后便成为客观事实了。其次便是要有对生命的热忱，自作多情的消极担忧造成谨慎和怯懦，标准化的规律世界催眠了奇遇，锈蚀了感官，蒙蔽了灵魂，生命的美好俯拾皆是，创造美好的机会更是呼之即来。热忱让生命散发温度，成为一个真实的存在，点燃人和人之间的隔离障碍。当怀着信心做一件事，在心力的推助下，命运的齿轮总会挪动，温谦地运行。
    　　
    　　全书的另一重心在于揭示美国在自由面具下的虚无主义。中世纪后的西方人摆脱了上帝的监护和罪恶感，人被赋予作为独立个体的荣耀。从此，西方文明聚焦于个人的发展，同时现代政治的发展则仅局限于怎样将犯罪的几率减低到最小，它的目的不是顺应人们趋向完美，而是在自然的不完美处缔造和平。现代社会倡导尊重每个人的意见，将所有意见罗列在一起，弱化它们的差异性以减少冲突。善恶的评判太过主观，不符合时代大宽容大和睦的主调。在享受最广博的信息的同时，我们的鉴赏力却在缺乏引导和教育中被削弱了，我们不能乐观地预计在弗吉尼亚•沃尔夫和斯蒂芬妮•梅尔间，学习生涯刚起步的孩子会更喜好前者，开放与平庸其实只有一线之隔。这个时代给与了每个事物平等竞争的机会，这竞争基于商业运作之上。社会要求教育解放孩子的思维，但无引导的解放便是放弃。
    　　
    　　艾伦•布鲁姆在此书中的阐述涵盖了所有教育方面的问题，更是由教育投射到社会和时代的隐疾，行文犀利，构思明朗，用辩证法揭示了开放的表象下封闭的现实，给人别样的思维冲击和启发。这本书可以称为现代的启蒙先驱，照亮人们眼前的路，让他们看到在前进和真正应该前进的方向。在这个年龄读到这本书真是有幸，他几乎讲解了我在这个年龄所有的疑惑，但不急于越俎代庖，鼓励我去发现和思考更多，直至找到令自己满意的、刹那间醍醐灌顶的答案，并做出积极的改变。
    　　
  •     　　对一个初次离家，踏上通识教育征途的少年来说，今天的一流院校会给他怎样的印象？他有四年的自由时光去发现自己--他处于一个过渡的空间，前有被他抛在身后的知识荒漠，后有学士学位之后等着他的不可避免的可怕的专业训练。在这短短的四年中，他必须了解在他熟悉的小天地之外还有一个大世界，他要体验它带来的兴奋，从中汲取足够的营养，为他注定要穿越知识荒漠的旅程做好准备。
    　　
    　　不仅美国的学生如书中所述，中国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经历着相似的过程
    　　通常认为，年轻人是在十八岁才开始接受教育的，他们的早期生活是一片精神空白，他们进入大学是如同一张白板，对深层自我和自己肤浅的经验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
    　　追随着这一切，我们可以开始向开放精神发起战役了。现在的学生快乐而友善，就算没有崇高的心灵，至少也不特别心胸狭窄。他们首先关注的是从最狭隘角度理解的自我。
    　　对于爱，价值虚无的情况下，年轻人害怕有担当，问题爱就是担当，甚至更多。
    　　与此相对，恐惧比爱更显力量。因为人们认为活命比享乐更要紧。
    　　最有能力减轻人类苦难的人，是最有生产力的人。这种思想如今渗透进方方面面。
    　　艺术不是对自然的模仿，而是摆脱它的束缚。一个能够形成引导生活的宇宙观和理想的人是天才。这种人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就是他自己。
    　　会赚钱的人不是最有品味的人，但他更乐于附庸风雅。
    　　一件事物并不是因为善，我们才爱她；而是因为爱她才使她为善。我们决定尊重某些事，才使它值得被尊重。
    　　开放社会令人害怕的不是他的权利，而是他貌似正义。
    　　
    　　我们沉浸于祈求这么一个社会，它能多少宽容并供养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这个孩子的玩耍反过来又会造福于社会......
  •     盒盒盒
  •     艾伦布鲁姆并不是一个保守主义的人物，至少他自己不这么认为。
  •     我有这书吗？还是pdf？恍惚了。
  •     摇滚乐那一章才是最搞笑的
  •     其实是教育..懒得加标签拉
  •     翻译有待加强...迈蒙尼德读成马默尼茨，是阿拉伯语发音？
  •     　　Afficionados of the modern American novel have learned to look to Philip Roth for complex literary constructions that play wittily with narrative voice and frame. One thinks of such Roth works as My Life as a Man and The Counter Life, Now Saul Bellow has demonstrated that among his other well-recognized literary gifts is an unsuspected bent for daring satire. What Bellow has done, quite simply, is to write an entire corruscatingly funny novel in the form of a pettish, bookish, grumpy, reactionary complaint against the last two decades. The "author" of this tirade, one of Bellow's most fully realized literary creations, is a mid- fiftyish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o whom Bellow gives the evocative name, "Bloom." Bellow appears in the book only as the author of an eight-page "Foreword," in which he introduces us to his principal and only character. The book is published under the name "Allan Bloom," and, as part of the fun, is even copyrighted in "Bloom's" name. Nevertheless, Bellow is unwilling entirely to risk the possibility that readers will misconstrue his novel as a serious
    　　piece of nonfiction by a real professor, and so, in the midst of his preface, he devotes more than a page to a flat- footed explanation of his earlier novel, Herzog, in which, he tells us straight out, he was deliberately trying to satirize pedantry. This bit of hand waving and flag raising by Bellow detracts from the ironic consistency of the novel, but he may perhaps be forgiven, for so compellingly believable is this new academic pedant, "Bloom," that without Bellow's warnings,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might have been taken as a genuine piece of academic prose.
    　　
    　　The novel is, for all its surface accessibility, a subtly constructed palimpsest concealing what old Hyde Park hands will recognize as a devastating in-house attack by Bellow on his own stamping ground, the 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 ("Bloom" is described on the jacket as a professor in the 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 The real target, indeed, is a former member of that committee, the late Leo Strauss, a brilliant, learned, utterly mad historian of political thought who spawned, nurtured, reared, and sent out into the world several generations of disciples dedicated to his paranoid theories of textual interpretation. (Strauss, whose hermeneutics placed special emphasis on concealment, absence, and misdirection, appears only once in the book, in an aside. Bellow leaves it to the cognoscenti to recognize the true significance of the allusion.)
    　　
    　　 As conceived by Bellow, "Bloom" is the quintessential product of the distinctive educational theories that flourished at the colleg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during and after the heyday of Robert Maynard Hutchins. The key to those theories was the particular mid-western, upwardly mobile first-generation version of the Great Conversation that came to be known, in its promotional publishing version, as The Great Books.
    　　
    　　According to this pedagogical conception, Western civilization is a two-millennia-old conversation among a brilliant galaxy of great minds, permanently encapsulated in a recognized sequence of great texts, with Aristotle's plan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human knowledge as the architectonic armature. Plato, Aristotle, Aeschylus, Thucydides, St. Augustine, St. Thomas, al Farabi, Maimonides, Erasmus, Cervantes, Bacon, Shakespeare, Descartes, Hobbes, Locke, Spinoza, Leibniz, Newton, on and on they come, reflect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the universe, chatting with one another, kibitzing their predecessors, a rich, endless, moveable feast of ideas and intellectual passions. The list, by now, has grown enormously long, but- and this is the secret of its mesmerizing attraction to the eager young students who were drawn to Chicago- it is finite. However much work it may be to plow through the great books, once one has completed the task, one is educated! One can now join the Great Conversation, perhaps not as an active participant, but certainly as a thoughtful listener. And this is true, regardless of one's family back- ground, upbringing, lack of private schooling, or inappropriate dress. Unlike the Ivy League, where the wrong social class marked one permanently as inferior, Chicago offered a "career open to talents."
    　　
    　　The virtue of a Chicago education was a certain intoxication with ideas, especially philosophical ideas, that sets off graduates of the Hutchins era from everyone else in the American intellectual scene. When I taught there briefly, in the early 1960s, I was enchanted to find professors of music reading books on Kant, and biologists seriously debating the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 in Aristotelian terms. The vice of that same system is a mad, hermetic conviction that larger world events are actually caused or shaped by the obscurest sub-quibbles of the Great Conversation. By a 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 of the sort that the young Marx so brilliantly burlesqued in The Holy Family, Chicago types are prone to suppose that it is the ideas that are real, and the people in this world who are mere epiphenomena. Bellow captures this distorted mentality perfectly in "Bloom," who, as we shall see, traces the cultural ills of the past twenty years implausibly, but with a wacky interior logic, to the twisted theories of two German philosophers.
    　　
    　　The novel (which is to say, Bellow's "Foreword") begins with what turns out to be a bitingly ironic observation. "Professor Blo om has his own way of doing things." And indeed he does! Once "Bloom" has begun his interminable complaint against modernity- for which, read everything that has taken place since "Bloom" was a young student in the 1940s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we are treated to a hilarious discourse of the sort that only a throwback to the Hutchins era could produce.
    　　
    　　"Bloom's" diatribe opens with some animadversions upon the culture of the young. After a few glancing blows at feminism, he quite unpredictably launches upon an extended complaint about the music that the young so favor. Bellow's image of a middle-aged professor trying to sound knowledgeable about hard rock is a miniature comic masterpiece.
    　　
    　　Now "Bloom" arrives at his real message. The deeper cause of the desperate inadequacies of our contemporary culture, it seems, is the baleful effect upon us of Friedrich Nietzsche and Martin Heidegger! Inasmuch as only a handful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s can spell these gentlemen's names, let alone summarize their doctrines, "Bloom's" thesis has a certain manifest implausibility. But, as Bellow well knows, true Straussians spurn the obvious, looking always in silences, ellipses, and guarded allusions for the true filiations that connect one thinker with another, or a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with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world.
    　　
    　　"Bloom's" expository style, so skillfully manipulated by Bellow, makes it extraordinarily difficult to tell what he is actually saying. Its most striking surface characteristic is an obsessive name- dropping that turns every page into a roll call of the Great Conversation. Consult the book at random (my copy falls open to pages 292-93), and one finds, within a brief compass, mention of Christopher Marlowe, Machiavelli (a Straussian buzzword, this), Bacon, Descartes, Hobbes, Leibniz, Locke, Montesquieu, Voltaire, Jacques Maritain, T.S. Eliot, Rousseau, Newton, Socrates, Moses, Cyrus, Theseus, Romulus, Swift, and Aristophanes.
    　　
    　　But despite the talismanic invocation of these and many other great names, there is precious little real argumentation in "Bloom's" "book." Indeed, despite his academic style of exposition, "Bloom" rarely enunciates a thesis that he is prepared to stand behind. All is irony, allusion, exposition, and under- cutting reserve. Eventually, one realizes that Bellow is deliberately, and with great skill, conjuring for us a portrait of a man of Ideas, if not of ideas, whose endless ruminations on moral and intellectual virtue conceal a fundamental absence of either.
    　　
    　　The turning-point in "Bloom's" monologue comes late in the novel, in a chapter entitled "The Sixties." Suddenly, the mist disperses, the allusions evaporate, and we discover what is really eating away at "Bloom's" innards. It seems that, in the course of his distinguished academic career, "Bloom" taught at Cornell University during the late sixties. Two decades later, "Bloom" is so dyspeptic about the events there that he can scarcely contain himself. "Servility, vanity and lack of conviction," "pompous," "a mixture of cowardice and moralism" are among the phrases with which he characterizes his colleagues of that time. For "Bloom," at Cornell, Columbia, and elsewhere, the rebellious students were blood brothers to the Brown Shirts who supported nazism. "Whether it be Nuremberg or Woodstock, the principle is the same."
    　　
    　　Stepping back a bit from the fretwork of the novel, we may ask ourselves what Bellow's purpose is in committing an entire book to the exhibition of "Allan Bloom." Clearly, simple good- hearted fun must have played some motivating role, as well, we may sup- pose, as a desire to set the record right concerning the 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 But as the final portion of the book makes manifest, Bellow has a deeper aim, one that is intensely earnest and, in the fullest and most ancient sense, moral. The central message of the Greek philosophers whom "Bloom" so likes to cite is that ultimately morality is a matter of character. Plato's brilliantly rendered portraits not only of Socrates but also of Gorgias, Callicles, Thrasymachus, and the others is intended to show us how virtue is grounded in character, and right action in virtue. Merely to know what can be found in books, or indeed on clay tablets, is no guarantee of virtue. As Aristotle remarks in a celebrated ironic aside, one cannot teach ethics to young men who are not well brought up. "Bloom," as Bellow shows us across three hundred tedious pages, is as intimate with the Great Conversation as any Chicago undergraduate could ever hope to become. And yet, at the one critical moment in his life, when he confronts inescapably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political reality and his beloved Great Books, "Bloom's" vision clouds, his capacity for intellectual sympathy deserts him, and he cries "the Nazis are coming" as he shrinks from America's most authentically democratic moment of recent times.
    　　
    　　In the end, Bellow is telling us, the Great Conversation is not enough. One needs compassion, a sense of justice, and moral vision. Without these, the Great Books are merely dead words in dead languages. I strongly recommend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to anyone who desires a fiction of the mind that takes seriously the old question of the role of reason in the formation of virtuous character.
    　　
  •     “为什么这么说呢？将美德相对化，并将多元相对价值作为人们生活的信条，这是现代我们大学教师不断重复的话题。可问题在于，当我们将道德相对化之后，就意味着我们必须面对一个尴尬的事实——我们生活的方式是无法相对化，甚至是多元化的。我们毕竟不是美国，不是那个充斥着世界文化的大熔炉，而是一个延绵几千年的文明古国，人们习惯与熟知自己的生存方式，而我们的教师们却声称这样的生活方式与其他国家的生活方式都是多元文化的一种，我们无法判定任何文化的优劣，因此应该选择宽容与包容的普世价值作为我们“绝对”的生活方式，绝不允许保守、纯粹的单一的生活方式，因为这是“落伍”、“不合时宜”，甚至是具有专制主义倾向的思维方式。因此，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方式，只要不是现代性的，就肯定是单一、绝对和专制的思想文化——也就是落伍的生存方式。我们的教师通过这样的方式，对在校大学生们进行着持续不断地“启蒙”，要求他们在步出校园后，继续教师们的工作，将启蒙的火焰点燃到社会之上。
    　　当然了，这种启蒙首先波及的必然是家庭，因此我们大学教育虽不一定将社会改变，但肯定改变了传统的家庭结构。大学中持续不断地对于传统伦理的抨击，首先造成的就是传统父子关系的持续恶化。强调独立与自主的理性品质，必然要挑战家庭中以父亲的权威中心，双方持续不断的冲突，造成了我们近十年来北上广青年的涌入。他们要求离开以家庭伦理为中心的“家乡”，进入一个承认个体价值的陌生世界，传统的家族伦理满足不了他们独立自主精神的需要。而随之而来的就是父母与子女的长距离分居，以及传统家庭伦理的瓦解与结构。
    　　家庭伦理的瓦解，并不仅仅体现在父子伦理上，更是体现在谁是现代大学生美德的教师这个问题上。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我们面对年青人犯错误的时候，第一反应出来的是家庭教育出了问题，但是并没有人对学校教育进行过类似的反思。其实，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正是由于学校中的教育，才导致了家庭教育的失灵甚至是失败。从任何家庭的角度来说，没有任何父母不对子女抱持有自然的情感，因而他们向子女传授的是并非是文本上的知识，而更多的是通过讲述家庭的故事来完成的。也就是通过讲述自身切实的经历，从而能对子女产生伦理上的影响。通过对于生活事件的评析，使孩子们获得价值判断的能力。这种家庭教育一方面受到了来自于应试教育的摧折，导致父母对于孩子的评判标准从道德伦理转向了知性成绩。换而言之，聪明与否成为了父母对于孩子态度的晴雨表，从而忽略了孩子自身的道德伦理问题。而另一方面，大学中的教师则千方百计，通过各式各样的启蒙，使大学生们放弃在家中已经习得的“伦理常识”，告诉他们那些不过是已经早已过时的道德说教，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放弃这一点，而选择理性、中立甚至是科学的生活方式。 ”
    这些说法感觉很薄弱，不能理解，”家庭伦理的瓦解？“
  •     翻译麻麻
  •     你好，请问这本书的第二版叫什么名字？ 我一直找不到~
  •     　　节选
    　　
    　　艾伦·布鲁姆：学生与大学
    　　
    　　
    　　一
    　　
    　　对于一个十几岁初次离开家门，行将踏上通才教育征程的青少年来说,今天一所第一流的高等学府将给他以怎样的印象呢?他有四年的时间去自由地发现自己一一他步入到一个空间中,以往贫乏的知识荒漠被他逐渐抛在了身后，而获得学士学位后那种乏味的专业训练尚未来临。在短短的四年中,他必须了解,在以往他所知晓的那个小小的世界之外还存在着更为广阔的天地,亲自领略它的乐趣,充分汲取知识的营养，以支撑自己去征服那片注定要穿越的知识荒漠。只要他想要获取任何高水准的生活,他就必须这样去做。如果他的选择不仅仅限于那些当时流行的或者是职业发展所提供的内容,而是关注那些能够使他自身全面发展的选择,那么大学生活是令人神往迷醉的,他可以成为自己所期望成为的一切,去观照和思索自己的种种选择。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大学岁月的重要性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它们是使他文明开化的唯一途径。
    　　
    　　二
    　　
    　　我十五岁第一次看到芝加哥大学时,就有一种感觉：我发现了自己的生活。在此之前,我从没看见过或注意到这样一种建筑物。它显然是为了某个更为崇高的目的存在,而不仅仅是出于功利或需要,也不仅是为了提供栖息之所或制造产品和买卖货物之地。它是为了一种自为的东西而存在。我的一种朦胧的渴望突然在外部世界得到了反响
    　　毫无疑问,组成芝加哥大学的是一群仿哥特式的建筑物。我在上学期间得知它们是仿制品，而且哥特式也不对我的口味，但是它指向一条路,这条路通向伟人会面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见到你平时很少见到的一类人,没有他们,你既不能认识自己的能力也不会明白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是多么美好。模仿遥远土地和时代的风格表明:修筑这些建筑物的人意识到自己缺乏这种风格的内涵并且尊敬它。这是一个最沉溺于实际生活的民族向沉思生活表达的敬意。这些受人鄙视的百万富翁在市中心建起这座似乎完全是献身于美国目标的大学,其实是在向他们自己一贯忽略的东西致敬。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曾失落了什么，或者只是因为他们生活的目标太不明确，或者也可能是为了扬扬名满足一下虚荣心(以什么方式满足虚荣心足以说明他是什么人)。
    　　对我来说,这群建筑物给人的希望全都没有落空。从我成为该校学生的那一刻起,我就认为应当用全部时间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是什么。这个问题使我着迷,尽管它从来不是一个合适的研究课题。我上高中时看见许多年长些的男女青年走进州立大学,学习如何做博士、律师、社会工作者、教师，以及在我生活的那个小圈子里受人尊敬的其它种种职业。大学生活是长大成人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它并不是人们向往的一个转变时期,其实它也未必是一个转变时期。谁也不相信还存在着闻所未闻的严肃目的，或者还存在着一种研究人的目的并决定其优劣的方法。说简单此，哲学只是一个字眼，文学是一种娱乐方式。这种想法是我们的中学及其气氛造成的。但是一所好大学应该有另一种气氛;它告诉我们,有一些问题应该被每一个人思考,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却没有人问也不可能有答案。它提供自由探索的空气,不允许不利于或者妨碍自由探索的东西存在;它给出重要与不重要之间的区别；它保护传统,不是因为传统就是传统,而是因为传统提供在极高的水准上进行讨论的模式;它蕴含奇迹,预示在分享奇迹中产生的友谊。更重要的是,这里有真正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是理论生活存在的活的证明,他们的动机不会流于低俗,虽然人们以为低俗的动机是无所不在的。他们有权威,但不是来自权力、金钱或家庭,而是来自能够赢得尊敬的天赋。他们相互之间、他们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使人们看到一个以真正的共同利益为宗旨的团体。大学是一个以理智为基石的国家的神殿,是奉献给纯粹理性的。它在人们心中唤起崇敬之惰,只有那些将自身与平等自由观念融为一体的人才会产生这种感情。
    　　岁月告诉我,所有这一切只存在于我年轻而热情的想像之中,而且比想像中的还要少。这些学院的发展宗旨比我预料的更加暧昧；发生不同观点的争执时,它们的内在比外表更为虚弱。但是我确实看到了真正的思想者,他们为我打开了新的天地。我喜爱的书教给我存在的意义,它们伴随着我一生中的每时每刻。假如命运没有在一个伟大时刻把我放到一所伟大的学府里去,我不会看到这么多,做到这么多。我有人们梦中向往的老师和同学;我有可以共享友谊的朋友,彼此可以触及灵魂深处,我们是心中存有共同利益的朋友。当然,所有这些都与生活中必然包含的软弱与丑陋混在一起。但它们并没有勾销人的卑俗,相反却指出卑俗的存在。大学使我感到的失望一一它毕竟只是内容的载体,在原则上这些内;容是与之可分的一一从未使我怀疑过它给予我的不是我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生活。我也从未想过大学是为它周围社会服务的一个部门;正相反,我始终认为社会是为大学服务的。我祝福一个宽容而不泯灭童心的社会,这种童心的玩耍态度又可以造福于这个社会。爱上大学并不是件蠢事,因为只有通过它,你才可以看到事情的可能性。如果没有大学,所有理性生活的美好结果都会跌回原始泥泞中,永远不能脱身。
    　　
    　　三
    　　
    　　六十年代所有激进主义的目的就在于催着我们加速向前，而不要问我们走向哪里。是平等主义的自我满足把大学课程表中不符合当时情绪或趣味的课程全部砍掉。现在时髦的说法是,六十年代虽然有过头的行为,但还是产生了许多好的结果。可是,我看不出那个时期对大学产坐了任何有利的影响,我看到的只有十足的灾难。据说它好就好在“更大的开放”、“少些刻板”、“摆脱权威”等等——但是,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实际内容,也没有说明人们需要大学教育做些什么。六十年代,我是康奈尔大学若干个委员会的成员,不断而且徒.劳地投票反对取消一项又一项要求。过去的核心课程被取消了。一位比较文学教授——他是最新巴黎时尚的不懈引进者,解释说这些要求没有用,而且使人厌烦。我承认他说得不错，随后，他对我不情愿放弃这些要求表示惊讶。我解释说,我不情愿放弃它们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提醒起知识统一的时代,固执地告诉人们说如果你要受教育就要先理解一些东西。不拿出新的你就无法换下旧的。但是显然，六十年代的教育改革就是这么做的。这么做的后果由语言研究的衰落情况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在所有人文学科中情况也同样严重,甚至更加严重。如果没有新因素即将出现,批判旧的就没有意义;所谓的开放就是“各干各的事”,唯一允许的是“成长”和“自我发展”，在美国意味着社会上普遍的粗俗风气要压倒大学温室中生长的娇嫩的幼芽,而这幼芽需要理性的滋养。.....
    　　改革就是默认要削平所有的尖子，并且导致整个美国教育结构的崩溃。这一点各派人士都看到了,现在他们都在谈论“返回其础”的需要。教育结构的崩溃从六十年代大学的言论和行为上看得很清楚。比糟糕的老师和自我放纵更严重的是权威性的理性和榜样的消失。有最高楷模的存在王可供的存在才能使众人向上努力。如果现在我们加倍努力再加上政治斗争，也许有可能恢复过去的读、写、算三会标准(three R`s)，但是找回被抛弃的哲学、历史和文学知识就不那么容易了。在美国这块土地上，没有产生新的伟大理论和艺术冲动来取代西方的遗产,因此只有传统能够使我们与它们保持接触。然而传统不是火车的轨道,你可以一会儿驶上去一会儿又离开。和传统连接的链条一旦断裂就难以重新接通。对于学者头脑中的真实学问及其意义，我们的直觉与感知能力都已丧失。在美国,从任何意义上说都已找不到贵族和神父——高层次学术传统的天然传人。在我们的政治原则中还可见到那些最伟大的的思想,但是它们从未体现在、从未活在哪一群人的心灵里。这些伟大思想的故乡就是大学,而六十年代的罪恶就是对这块圣地的侵犯。
    　　
    　　四、
    　　
    　　六十年代后期,当我最初注意到大学生读书兴趣下降时,我开始对上我课的年轻大学生问第一个问题:什么书真正对他们有价值。对这个问题,大多数人无言以答,困惑不解。书就是伙伴的概念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像布莱克大法官那样时时把一本揉得破烂的《宪法》揣在口袋中的事情,已经不是他们认为值得仿效的榜样了。他们不从印刷字符中寻求劝告、激励或欢乐了。如今,在大学生的不太高尚的气质中,已经没有狄更斯那样的气韵,他曾给我们很多人留下了令人难忘的伪君子、乐天派等人物典型,有了这些人物典型,我们增强了我们的观察力,使我们能够在辨别人的类型时找到细微的差别。复杂的感受才使人能够那样直率地说:“他是斯克罗奇式的人物。”如果没有文学,就不可能有这样的观察,精微的比较技巧也会失去。我们的大学生的心理迟钝现象是令人吃惊的,因为他们只是靠大众心理学知道人是什么样的,以及人的各种各样的动机。随着我们几乎全靠文豪才有的那些有关人的理解动摇了,由于缺乏人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认识,人们变得更为相像了。当今那种替代真正多样性的拙劣表现,就是染发的五光十色和其他不向观察者表明其内涵的外表差异。
    　　教育的欠缺引起的直接后果是,大学生寻求到处可得的启迪,不能辨别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柏:什么是见识,什么是宣传。大学生多半转向描写圣雄甘地或托马斯·莫尔之类的电影,他们成为那些使人感兴趣的道德精神的猎获物一一这些形象大多用来推动当前的政治运动和唤起人们对于伟大的简单化的理解和追求一一或者,转向迎合他们的私下愿望和邪念,使他们感到自命不凡。关于离婚和性别作用的电影,《克莱默夫妇》堪称富有时尚特征之作;但是,对于一个不能将电影《安娜·卡列尼娜》或《红与黑》作为自己欣赏品味的一部分的人,他不能感觉生活中正在缺少什么,不能感觉一种真实的呈现和一种意识扩张的表现之间的区别,不能感觉无聊的伤感和高尚的情操之间的差异。随着电影声称把它们自己从文学暴虐中解放出来,那些严重虚假的电影已经变得令人无法忍受的无知和造作。当代生活和它的高度严肃的文化之间是有距离的。这种严肃的东西是大学生最为需要的,能够帮助他们不沉溺在渺小的欲望之中和发现什么是最重要的,而这种距离在如今只熟悉现代生活的电影中是找不到的。这样,学生不读好书既减弱了他们的观察力,又增加我们的最致命的倾向一一只相信此地和此时的事物。
    　　阻止上述倾向的唯一办法,就是竭力促进那些抱着探索未知事物的强烈愿望上大学的人的教育;这些人不多,他们忧虑探索不到未知事物,忧虑为探索的成功而需要的自身精神修养不足。我们已经远离那样的时代了,在那时整个传统可向所有大学生灌输并在后来得到有效运用。只有那些愿意冒险,并且随时准备相信那些看起来难以置信的事物的人现在才适合在书本世界中探索。当然,这种欲望一定要发自内心。
    　　
    　　五
    　　
    　　几年来听过学生对我所提出的喜欢读什么书的问题作出的同样回应之后,我开始问学生第二个问题:谁是他们崇拜的英雄。这一次,又是良久的沉默,并且难得听到下文。为什么谁都应该有崇拜的英雄?人应该就是他自己,不应该以异己的模子塑造自身。在此,下述积极的意识支持着青年人:他们缺少英雄崇拜是成熟的象征。他们择定了自己的价值观念。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一书中描述安德列公爵,此人在普鲁塔克的名人传记著作中受到教育,由于崇拜拿破仑使他自己异化了。但是,我们往往会忘记安德列的确是一个高尚的人。他的英雄渴望使他具有心灵的光彩,从而使他周围的资产阶级的琐碎、空虚和自私自利的心灵相形见绚。一般而言,民主原则不承认伟大,并想要人人在没有遭到令人不快的对比时感到浑身舒服。在我们看来,对英雄的蔑视不过是对上述原则的进一步歪曲。大学生究竟可以从自身什么方面去得出他们认为是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呢?从崇拜英雄中解放出来只意味他们没有什么方法抵制广为流行的“角色典型”。他们不是正在被居鲁士、成修斯、摩西或罗慕路斯所吸引,而是不知不觉地把周围的医生、律师、商人或电视人物的角色表演出来。按现实情况来说,大学生有着关于完美肉体是什么的浓厚情趣,而且不断地追求完美肉体。但是,因为得不到文学的指导,他们不再有什么是完美心灵的想像,所以也不渴望有完美心灵。他们甚至想像不出有这样的东西。
    　　
    　　六
    　　
    　　看来,唯一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案,也就是那个几乎普遍为人们所拒斥的方法,是阅览《经典名著丛书》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机法,通才教育意味着让学生去阅读那些一致公认的各种经典著作。我完全理解而且实际上也赞同不要对《经典名著丛书》过分崇拜。它是非专业性的,浮泛的;它促使一个自修者获得一种没有根据的自满自足;人们不可能仔细地阅读丛书的每一部著作;如果你只限于阅读《经典名著丛书》,你就绝然不可能了解什么书堪称是伟大著作,因为你无从将它们与普通书进行比较;而且,人们也没有什么方法去确定谁将能决定什么样的书才算经典名著,选择它们需要什么样的标准;这些书的编写是围绕着既定目标的,而不是着眼于方法:整个编撰活动含有某种平庸的传播福音的味道,与追求完美高尚的情趣大相径庭;丛书给人以一种虚假的切近伟人思想的感受;总之,理由还可以列举很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每当经典丛书出现于整个课程的核心部分,学生就为之感奋,获得满足,他们觉得自己独立地完成了一些事情,他们从这所大学学到了某些在其他地方学不到的东西。这种独到的体验和生活本身就具有深远意义,使他们重新看待并尊重学习本身。学习名著丛书的意义在于,人们会认识到,经典著作一一对我们这些不熟谙历史之辈极为重要;熟悉人类究竟面临哪些重大问题,只要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在最低限度上,熟悉各种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模式;还有,或许是最为重要的,在人们共有的体验和思想基础之上,建立这些思想之间的友好联系。教育课程如果可以建基在明智地利用经典名著基础之上的话,将是深入学生心田的捷径。他们从学习奥勒留或者康德的道德律令之中所得到的乐趣和感激之情,将会是元限的。
    　　七
    　　
    　　在人们重温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的著作时,他们将比其他任何时候生活得更加充实,更加美满,因为阅读经典作品将使人置身于无限深蕴的本质存在,使人忘掉他们短暂纷杂的现实生活。永恒完整的人性不仅过去存在,而且永远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能够伸展自己探寻的指尖触摸到它,这样做将不断完善我们那不完满的人性,它的种种缺憾常常使我们难以忍受和宽待。在那些经典著作中的客观的实在的美依然令人赏心悦目。我们必须在今日学生们心田上的那块不大友好的田野上,小心翼翼地保护和培植那些伸向这些伟大思想的幼苗。尽管时过境迁、环境变化,我们的人性依然如旧,因为在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着同样的各种问题,如果它们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也只是在外表方面,人类仍然有着紧迫的需要去解决它们,哪怕我们的知悟和力量或许正在衰退。
    　　在读完了柏拉图的《对话录》之后,一位认真思索的学生陷入了深深的悲哀之中,他说已经不能想像那种神奇的雅典人的气氛能够重现了,那个时代的人友好和睦、富有教养、朝气勃勃,珍视相互间的平等关系,他们既文明开化又富有自然情感,聚会在一起畅谈他们的理想和追求的意义。但是我认为,这样的生活和体验总是可以接近和达到的。实际上这场富于戏剧性的对话恰恰发生在一场可怕的战争期间,当时的雅典已经注定要陷落了,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至少已经预见到这意味着整个希腊文明的陷落。但是面对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这些学者并没有陷于文化的绝望,他们纵情于对自然的欢乐，恰恰证明了人类最优秀的生存能力,证明了人独立于命运的趋使，不屈从于环境的胁迫。那位悲天悯人的学生没有见过苏格拉底,但他在柏拉图有关苏格拉底的书中见到了他,这或许更好;这位学生身旁不乏有识之士,他朋友众多,拥有一个国家,人们可以幸福地自由地聚集在一起,随意讨论他们的理想和追求。在这样的对话中,在任何柏拉图式的对话中,其精深的底蕴几乎在人类任何地方任何时代都可以再现。这位学生与他的朋友们也可以在一起追古叙今。当然这需要深思熟虑才能真正理解,正是这种永不满足的思索才是它的全部底蕴之所在。
    　　
    　　八
    　　在所有自相矛盾的虚伪的社团和群体中,人之间真正的社团存在于那些不懈地追寻真理的人之中,存在于那些富有才智和潜力的有识之士之中。从理论上讲,他们希望了解所有的人。但在实际上这种社团只拥有极少量的人,他们是真正的朋友，正像柏拉图对于亚里士多德,虽然两个人在认识善的本质方面持有相反的意见。他们对于善的共同思索将两个人紧密联系到了一起；他们之间的不同观点恰恰证明了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以便全面地理解善。当他们共同关注善的问题时,两个人的心灵已经决然相通了。按照柏拉图的说法,这是朋友之间唯一真正的友情,是唯一真实的共同利益。正是在这里,人们极力寻找的相互间的联系和理解才真正建立起来了。
    　　我现在仍然相信,只要给予适当的理解,今天的大学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人类社团和友情会聚的场所。无论人类社会怎样发展变化,我们的思想发展和政治进步与大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们对我们的服务卓有成效,人类事物的存在使它们得以发展。不过对于所有这一切,尽管需要我们做出不懈的努力,我们决不应忘记,苏格拉底本人并不是教授,他却被雅典人置于了死地,而人们热爱和追求智慧的传统之所以能够得到延续,部分的是由于他个人的范例。这是今天的人们必须认真看待的,我们必须铭记这一段历史,从而思索和知晓怎样才能维护和捍卫学术研究和大学教育。
    　　
    　　
  •     重读。翻译扣二星，一是文法理解错误频仍，一是文化背景知识匮乏。虽是“老”版，毕竟已是1994年。扉页仍有Zhisuangui藏书章，替他收着。
  •     当然，这也正是我目前在做的工作。我觉得，简单地讲，古典人会认为“理性是人的自然”，而经过基督教之后的现代人倾向于说“拥有理性的人是高于自然的”
  •     　　布卢姆教授做事有自己的风格。他在谈论美国的高等教育时，并不考察所谓学术共同体（这通常是它的自称）的形态、传统和仪式。但他的资格是无可挑剔的。他写过一本论述莎士比亚政治观的大作，翻译过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尔》。那些恼羞成怒的同行想不拿他当回事都难，虽然很多人都想这样做，因为他目光犀利，勇气可嘉，而且博古通今，是门肯刻薄时所说的“高级学问”的大观察家。
    　　　　
    　　　　但是，布卢姆教授既不是专揭老底的人，也不是讽刺作家，他思想的严肃性使他超然于学界的立场。他主要不是对教授们说话。他当然欢迎他们听听——他们肯定会听的，因为他们正处在猛烈的火力之下。他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之中，更多地援引苏格拉底、柏拉图、马基雅维利、卢梭和康德，而不是我们的同代人：“在所有自相矛盾的共同体幻影中，真正的人类共同体是那些寻求真理者、那些潜在的智者的共同体，……全体渴望求知者的共同体。事实上，这只包括很少的人，他们是真正的朋友，就像在对善的本质有分歧时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朋友那样。……他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时绝对心心相印。按柏拉图的观点，这是唯一真正的友谊，唯一真正共同的善。人们不顾一切寻找的密切联系正是这里建立起来的。……这便是那个不可能的哲学王之谜的意义所在。哲学王们拥有真正的共同体，它是其他所有共同体的楷模。”
    　　　　
    　　　　对现代读者来说，这种语气也许会因为那些古板的老词——“真理”、“智者”、“善”、“人”——而不受用，但我们不能否认，在我们反对这种语言的背后，有着对我们现代人关于“价值观”的浅薄、常常是琐屑无聊的言论的负疚感。
    　　　　
    　　　　上面那段话引自布卢姆这本书的结语。他不顾自己读者的好恶，道出了肺腑之言。在讨论专业经济学家的势力、现代科学同先于它出现的“自然哲学”的分离、人称“文化相对主义”的现象或MBA（工商管理硕士）真实的基本含义时，他下笔别具一格。他时常一脸愠怒，咄咄逼人，不怀好意。谈到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他称其为“久已沉没的大西岛”，我们重新回到那儿，力求“找回别人都已放弃的自我”。“人文学科就像古老的巴黎大跳蚤市场，眼力好的人方可从一堆堆破烂中找出被人丢弃的宝贝……”还有，“人文科学就像难民营，被不友善的当局剥夺了工作赶出家园的天才们，在那儿闲荡。……大学的另外两个部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历史毫无用处……”当他不忙于研究善的本质时，他能够运用人文学科的精华（或许我应该说，用其糟粕）发起猛攻。身为学者，他想给我们启蒙；身为作家，他从阿里斯托芬等人那里了解到，启蒙也应该是快乐的。在我看来，这不是一本教授写的书，而是出自一位思想家之手，他愿意承担作家才经常承担的风险。在一本讨论观念的书中，用自己的声音说话是很冒险的，但它也提醒我们，最真切的真理一向是源自个人的内心深处。布卢姆告诉我们：“贯穿全书，我始终在参照柏拉图的《理想国》。对我来说，它是独一无二的教育之书，因为它确实解释了我作为一个人和作为教师所体验到的一切。”学界中人，即便是那些自称为存在主义者的，也很少把自己作为个体、作为个人公开坦诚地呈现出来。可见，布卢姆教授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之战的前线战士，所以他特别投我的脾气。（既然他能个性十足，我认为自己也没有理由继续充当无名氏一般的评论者了。）
    　　　　
    　　　　布卢姆在最后几页谈到了一名学生；这名学生读过柏拉图《会饮篇》以后说，如今很难想象那种神奇的雅典气氛了，“那时人们友善和睦，富有教养，生气勃勃，彼此平等，既开明又自然，大家聚在一起畅谈自己的渴望的意义。但是（布卢姆补充说），这样的体验一向是可以得到的。其实，这些令人心旷神怡的讨论，是发生在一场雅典注定要失败的可怕战争期间，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至少能预见，这意味着希腊文明的衰落。可是，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并没有陷于文化的绝望，他们忘我地沉浸于自然的愉悦之中，证明着人类最出色的能力，即不屈从于命运和环境的摆布。我们感觉自己太依赖于历史和文化了。……任何柏拉图式对话的本质就在于，它几乎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重现。……这或许就是这种思考的全部意义所在。这正是我们逐渐做不到的事情。它就在我们鼻子底下，几乎不可能发生，却一直存在着。”
    　　　　
    　　　　我非常严肃地看待布卢姆这一番话，被它深深打动，并且从中看到了我的生命赖以成长的种子。我出生在美国中西部，父母都是移民，所以我早年就认识到，我的犹太血统，我的环境（恰巧以芝加哥为背景）和我所受的教育，会在多大程度上左右我的人生历程，取决于我本人的决定。我不想完全依赖历史和文化，若是完全依赖，肯定意味着我不过是个玩偶。在我们这个时代，文明世界最常见的说教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告诉我你的来历，我就能告诉你你是怎样一个人。”虽然我那一大家子渴望美国化的人一致同意，但芝加哥还是没有机会把我塑造成它的形象。在我能够清晰思考之前，我就对它的物质影响采取了顽强抵制。我说不清楚我为何不想让自己成为环境的产物，但我从未被利益、功利、审慎和生意所俘获。我母亲曾想让我当个小提琴手，不行的话就做个拉比。我可以自己挑选是在帕尔玛饭店的晚宴上拉琴，还是在犹太人集会上布道。有正统信仰的传统家庭都会教小男孩翻译《创世记》和《出埃及记》。所以，如果这个大千世界，这个花花世界，不是那样诱人的话，我也许很容易继续拉比的生涯。但是，虔诚恭敬的人生不适合于我。毕竟我在早年就开始了广泛的阅读，这使我很快脱离了古老的信仰。十七岁那年父亲勉强允许我进了大学，我是个热情（狂放）、乖戾、不愿随俗的学生。如果我报名选修本科二年级的经济学课程，我肯定会把时间都用在看易卜生和萧伯纳上。如果我注册了诗学课程，我很快就会对韵律和诗节生厌，转而去看克鲁泡特金的《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和列宁的《怎么办？》。我的趣味和习惯是一个作家的趣味和习惯。我宁愿自己去读诗，也不想从讲授韵律停顿法的课堂上获益。为了放松因阅读而疲乏的双眼，我就到男人俱乐部去打台球和乒乓球。
    　　　　
    　　　　我很快意识到，依照先进的欧洲思想家的见解，一个来自粗俗的物质主义中心——芝加哥——的年轻人，他的文化抱负是必定要归于失望的。组成这个城市的屠宰场、钢铁厂、货栈、简陋的工厂平房，还有灰暗的金融区、棒球场和拳击场、机器人般的政治家、不准打群架的禁令，把所有这些东西凑在一起，你就会看见一张文化射线穿不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坚硬黑幕。根据高雅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这些现代艺术代言人的判断，那是个毫无希望的地方。对这些外国观察家中的某些人来说，美国与欧洲相比有许多优势，它更有效率，更生机勃勃，更自由，基本上未受病态政治和毁灭性战争的影响，但是说到艺术，正像温德姆· 刘易斯所言，就算生为爱斯基摩人，也要强过一个想当画家的明尼苏达长老会教友。文明的欧洲人中能够摆脱本国阶级偏见者鲜有其人，他们会把自己不能完全支配的偏见带入一切自由的美国。无人能够预见到的事情是，所有的文明国家注定会降格为平庸的世界主义，古老文明各个支脉的衰落令人扼腕，但它会提供崭新的机会，使我们摆脱对历史和文化的依赖——这是隐藏在衰落背后的好处。这固然会导致野蛮的表现，但也可能产生独立的新形式。
    　　　　
    　　　　在这方面，正像美国人时常说的，我发现自己“处境尴尬”。欧洲的看客有时把我列入杂交怪物，既不是地道的美国人，也不是十足的欧洲人，脑子里塞满了哲学家、史学家和诗人的语句，这是我在中西部自己的小窝里生吞活剥的成果。当然，我是个自修者，现代作家也一向如此。一位勇敢的新人，19世纪的小说家，曾大胆地进行猜想、冒险和推测。独立思想结出了硕果。巴尔扎克宣称：“这个世界属于我，因为我理解它。”布卢姆教授的书让我担心，这本通过自修，从事了大量研究而写成的讲述世界的书，会遭到“有学问者”的封杀，他们正在筑起舆论的高墙，把整个世界挡在外面。
    　　　　
    　　　　美国读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不时指责我的书有外国味。我提到欧洲作家时有点儿盛气凌人，似乎是在摆架子。我乐于承认，我的作品中或许有一些让人读起来吃力的地方，随着公众中无知之人的增加，我的书可能越来越难读。评估自己读者的智力一向不是件容易事。如果人们还打算看书，即便只是出于对书的尊崇，或只是装装样子，那么有些事情他们是本应知道的。所以，假设他们熟悉20世纪的历史超出了能够客观证明的程度，这并没什么不妥。另外，某些精神上的一致性也被作家们视为理所当然。“从本质上说别人跟我相似，我大体上也跟别人差不多，只是有些小小的差别而已。”一部作品就是一件祭品。你把它献上祭坛，希望得到接纳。你祈祷自己至少不会因为遭到拒绝而发怒，变成该隐。你也许很天真，炮制出自己心爱的宝贝，把它们不加区别地堆在一起。那些现在没有认识到它们价值的人，以后也许会明白。于是你觉得自己不是在为同代人写作。也许你的真正读者还没在这里，而你的书会让他们现身。
    　　　　
    　　　　有时我很喜欢拿有教养的美国人开玩笑。譬如，我想把《赫索格》写成喜剧小说：一个毕业于美国一所不错的大学的博士，妻子为了另一个男人离他而去，他变得失魂落魄。他迷上了书信体写作，写一些悲伤、尖刻、讽刺、放肆的书信，不仅写给自己的朋友和熟人，而且写给一些伟人，那些塑造他的观念的思想巨人。在这种危机时刻，他又能做些什么呢？从书架上取出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的著作，怒气冲冲地从字里行间寻找慰藉和建议？这个遭受打击的人，他想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想给自己的遭遇找个解释，让人生重新具有意义，他逐渐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努力的荒唐。他最终还是向自己的荒唐处境屈服了，他写道：“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只是一句价值五分钱的花言巧语。”这是在跟威尔逊总统的副手马歇尔先生学舌，大概是在那场大战时期，他曾经说过“这个国家需要的是一支价值五分钱的上等雪茄。”《赫索格》的一些读者抱怨此书难读。他们可能对这位既不幸又滑稽可笑的历史教授报以同情，但也会不时被他那些卖弄学问的冗长信件搞得不胜其烦。有些人觉得，自己是在被迫参加一场思想史概论课程的艰苦考试，认为我是把同情与智慧跟晦涩和迂腐一锅煮。
    　　　　
    　　　　然而，我是在嘲笑书生的迂腐！
    　　　　
    　　　　有人回答说：“如果这是你的目的，你可就彻底落空了。有些读者会认为你是在跟别人过不去，布置类似于障碍赛的任务，或是门萨协会会员玩的高智商字谜游戏。”有些人会从中获得虚荣心的满足，另一些人却会憎恨被人测试。人们把自己最好的智力留给自己的专业，其次是警觉的公民面对的大事——经济、政治、核废料的处理，等等。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他们想放松一下，他们不明白为何不能让娱乐简简单单地进行。在某些方面我同意这种意见，因为我本人在阅读蒙田的著作时，也情不自禁地想绕开那些古典名著的冗长引文，它们使我觉得高中学的拉丁文不够用，再把自己送回高中并不好玩。
    　　　　
    　　　　在《赫索格》的结尾部分，我想表达这样一种观点，“高等教育”为遇到麻烦的男人提供的力量是多么有限。到头来他会领悟到，在应付生活方面，他根本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在大学里，谁会教他如何对待情欲、女人和家庭呢？），用体育比赛的话说，他又回到了起点——或者像我写书时提出的，回到了平衡的原点。赫索格的迷惑太放肆。是的，可他又能怎样呢？有时，他借助于自己的喜剧感是能够做到自持的。最大的迷惑中也依然有一条通向灵魂的幽径。也许它很难被发现，因为在人生的中途，周围已是杂草丛生，其根源便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教育。然而，那条幽径一直就在那儿，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保持它的畅通，以接近我们内心的最深处——接近我们的内心对一种更高层次的意识的清醒认识。我们借助于它做出最终判断，把一切理出头绪。这种意识有着不受历史噪音和我们当下环境干扰的力量，它的独立性便是人生奋斗的真谛。心灵为了找到并固守自己的地盘，要同各种敌对势力抗衡，这些势力有时表现为否认心灵的真实存在，并且看起来确实经常想把它彻底干掉。
    　　　　
    　　　　19世纪的浪漫诗人和一些好为人师的理论家，在一件事上搞错了——诗人和小说家从来不是人类的立法者和导师。如果必须把艺术家的事业解释成有目的的，那么诗人——艺术家——应当赋予人类新的眼光，使他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这个世界，转变僵化的经验模式，这就堪称雄心大志了。训练有素的无知在无情地四处蔓延，以及不良思想的膨胀，使艺术家的这项事业举步维艰。若是还事物以本来面目，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思想世界中，而思维的运行确实糟得很。因此，艺术家，无论他是否把自己视为知识分子，都被卷入了思想斗争。思维本身永远不能治愈他的痛苦，任何一个艺术家都应该感谢朴素的魅力，这使他无需苦心思索。在我看来，大学一向是个卸去伪装的地方，我在摈弃不良思想的艰巨工作中，可以从这儿找到帮助。正是在大学中，我开始了对现代意识形态的研习，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当然还有哲学（包括逻辑实证主义、自然主义和存在主义，等等）。我甩掉多余之物，使自己的精神机体恢复呼吸能力，我维护植根于生活的朴素，但我从不把大学看作逃避“外部世界”的圣殿和避难所。远离喧嚣的大都市，在一个刻板的学术村落里过日子，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所以，我从来不是“激进的”中欧小说家所称的“校园作家”。恰恰相反，我训练自己去辨识激进派和右派那些变化无穷的话题，这使我能够（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技能）嗅出百年来革命词藻散发出的那种未经处理的污浊恶臭，或从另一个方向分辨出最近戈尔·维达尔“原创的”地缘政治学不过就是赫斯特的《星期日副刊》的“黄祸”主题，其气味并不比20世纪30年代更令人愉快。在这极具煽动性的“激进”作家的狂暴姿态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倘若他们也能拿出自己的观点，大学就保不住在知识生活中的垄断地位了。
    　　　　
    　　　　布卢姆教授的核心观点是，在一个受舆论控制的社会里，大学过去一直充当着思想自由的岛屿，所有的观点都能无拘无束地进行研究，慷慨大度的自由民主制度使其成为可能。但是，由于大家都想让大学在社会上扮演积极的或“正面的”参与角色，这使它淹没在了社会“问题”的逆流之中。全神贯注于健康、性、种族和战争问题的学术界名利双收，大学成了社会的概念仓库，常常起着有害的作用。针对通识教育提出的任何改革都是难以想象的，它有可能使大学陷入与全美国的对立之中。“圈内人”的欲望和动机日益变得跟“圈外人”一模一样。这就是我对布卢姆的言论的理解，如果他只是说了些有争议的话，那么对它置之不理很容易。本书之所以成为一部极为严肃的著作，在于它不但有论证，而且伴有对历史背景的准确说明。他运用对政治学说令人赞叹的把握，揭示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现代民主源自何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和另一些启蒙哲学家的意图及其得失。
    　　　　
    　　　　左右两派的争论在过去十年里变得异常火爆，让文明对话的习惯受到讪笑。对手们似乎不再倾听对方的意见了。如果聪明的对手只因兴趣索然而不读布卢姆教授这本书，那将是非常遗憾的。该书的陈述十分重要，值得细细研究。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讨论指南。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的历史大纲，是对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
    　　
    　　　　
    　　　　 索尔·贝娄
  •     　　从目录就能看出布卢姆从他老师那里学来的写作伎俩，把最重要的信息安排在全书进程的四分之三处。“大学生”和“大学”分别是经验性的引子和结语，而作为“美国风格”的“虚无主义”当然才是讨论的核心主题。至少从结构上来讲，这本《美国精神的封闭》和《自然权利的历史》可谓如出一辙。
    　　
    　　那么内容呢？我最关注的是论及尼采的部分。不出意外，布卢姆明确把尼采的思想归结为“文化相对主义”。从理论上讲，这是美国风格的虚无主义的德国哲学之源，而美国人往往不加反思、从而非常恶劣地继承并发挥了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的最糟糕的一面。根据布卢姆，尼采和苏格拉底的对立是现代性问题最深刻的体现，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在于二者对待神话的态度。苏格拉底毕生的工作是用一种理性精神去解除神话的束缚，还原人的真正自然。但是尼采指责苏格拉底的地方正是在于这种“低劣的理性”，对于尼采看来，神话本身是自足的，不需要理性的审视。不仅如此，神话是价值安排的必要前提。一千个民族有一千个神话，如果没有神话，那么这个民族就失去了她的生活方式。各种神话背后有没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自然”？苏格拉底认为有，因此他不断呼吁人们去寻找那个不依赖于任何神话的自然，企望带领人们走出洞穴。尼采的答案却是没有，每个民族的神话就是这个民族的一切，洞穴外面只是一片荒漠。因此，从苏格拉底到尼采，文明失去了纵深，成为诸神的平面舞台，每一个神对于他的子民来说都是最高贵的。尼采本身并不是彻底的相对论者，至少对于美国式的民主，尼采一定会深恶痛绝。但这并不妨碍这条潜在的相对主义线路在美国结出虚无主义的恶果。
    　　
    　　美国精神本来是洛克的英式启蒙主义的遗产，但是卢梭-尼采这一脉络对启蒙不懈的批判，使得大获全胜的启蒙政治哲学一直处于“第二种自然状态”的张力之中。美国人缺乏辨识这种张力的敏感神经，结果便是，无论是洛克的自由主义传统，还是卢梭和尼采的继承人韦伯的“社会学进路”和“价值悬置”的立场，都在美国畅通无阻。美国人学会了宗教宽容，却没有看到洛克的宽容思想背后有绝不宽容的深刻用心；美国人具备了现代理性的乐观主义和科学精神，却没有看到韦伯对理性化的困惑和尼采对现代性的绝望。然而，根据布卢姆的诊断，无论有没有感觉到疼痛，自由主义的平庸和相对主义的危险都在侵蚀着这个最强大的现代国家。
    　　
    　　但是，正如他的老师一样，布卢姆没有再往下追问的是这样的问题：洛克的政治哲学究竟建立在怎样的人性洞察之上？“自然状态”所预设的人性，和剥去了神话外衣的尼采式的赤裸的人性，究竟有没有实质的区别？一无所有的野蛮人，和通过创造获得一切的超人，是否只是同一个被赶出伊甸园的亚当？更为重要的是，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人的灵魂失去了古典哲学从不怀疑的层次和内容，沦为可善可恶，甚至不善不恶的白板一片？我想到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从古典到中世纪过渡的古代晚期，在消灭自然的工作方面奥古斯丁是最成功的，只不过他在打掉了种种尘世德性之后找到了“最深的自我”——上帝。没有了上帝的尼采企图重树被奥古斯丁打掉的尘世德性，殊不知已经失去了“自然”这个地基，德性就只能沦为被创造出来的、从而只有相对意义的神话。布卢姆和斯特劳斯的考察是极具意义的：相对主义的现代宽容是恶劣的宽容，其结局只能是文明的自我毁灭。但是，相对主义的根源恐怕不能仅仅追溯到尼采或马基雅维利。
  •     不是很能看懂，但支持这句话——相对主义的现代宽容是恶劣的宽容
  •     忘了在哪里知道艾伦布卢姆了 如果我是在叶子风其他文章里看到就不奇怪了 但我记不太清 如果是从别人的文章里知道 那就是GREAT MIND THINK ALIKE了
  •     　　 艾伦•布卢姆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列奥•施特劳斯学派“第二代掌门人” ，《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这本书是他的代表作，布卢姆教授在这本书中通过分析论述想告诉我们这样的信息：源自德国而流行于当时美国的历史主义、相对主义、科学主义，正在使美国陷于虚无主义的泥潭。一些美国人不再关心自然权利，丧失了善恶是非标准，忘却了立国文本的宗旨，在开放、多元的幌子下，一些美国人的心灵越来越无缘窥见真、善、美的生活。在此意义上，美国心灵正在走向封闭。与这一衰势相伴的，则是美国大学教育的危机，是美国大学生心灵的封闭，美国的年轻一代已经无意于聆听伟大作品中的教诲，无意追随伟大心灵走出“洞穴”。
    　　 《美国精神的封闭》全书三卷，第一卷题为《大学生》，第二卷题为《虚无主义，美国的风格》，第三卷题为《大学》。
    　　第一卷、学生
    　　 在第一卷中作者以美国当代青年和大学生作为观察的对象，阐述了传统在自由主义、相对主义思潮中的逐渐丧失。
    　　 在“清白的操行记录”这部分中，布鲁姆坦言：“美国年轻人是在十八岁时才开始接受教育的，他们的早期生活是一片精神上的空白，他们进入大学时如同一张白纸，对深层自我和自己肤浅的经验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第3页）由此出发，布鲁姆从文化比较的角度分析了美国年轻人与欧洲大学生的精神状况差异：在欧洲社会，青年人的自我认知是通过书本知识获得的，书籍在欧洲青年的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而且书籍在社会中享有很高的地位，整个社会对精神文化的推崇造就了欧洲青年人的文化修养。刚进入大学的美国青年则“像个自然的野蛮人”。不知道谁是帕斯卡、笛卡儿，既缺乏哲学的沉思品性，又鲜有艺术的激情迷狂，他们是一群实用主义者，他们进入大学进行专业学习只是为了自己的世俗前程，他们对科学没有热情，对求知没有渴望。家庭在道德教育（道德教导就是宗教引导）中作用的丧失。作者认为家庭原先是培养道德、塑造文明人的地方，但是随着自由主义、相对主义思潮对美国人思想的影响，家长自己对所谓的善恶道德标准和信仰也不再明晰，从而无法将坚定的道德观传达给子女。
    　　在“书籍”这部分中，大学生对典籍的忽视。作者认为大学生进入校园后，根本分不清什么是客观真理什么是宣传，不知道什么该学习而什么不该学习，对新思潮的追捧使他们丧失了对不同思想的鉴别能力，这些都是忽略典籍的结果。学生们之所以不会主动的去阅读典籍，是因为典籍对他们没有实用价值，而民主的思想又让他们不再推崇典籍中所宣扬的精英。
    　　新一代美国大学生已不再喜欢读书，特别是那些“大书”（great books），更不可能想从阅读中得到精神乐趣和提升。失去典籍熏染的大学生变得越来越狭隘和平庸，他们狭隘是因为他们缺乏生活中最必要的东西，即不满于现状、意识到还有其他选择的真正依据，他们得过且过，超越的渴望日益淡化，他们的心灵像是一面镜子，反映的只是周围世界的杂乱无章，而不是世界的真相和生活的原来面貌。他们失去了洞察世界的能力，“迟钝得令人吃惊”。
    　　 在“音乐”这部分中，布卢姆论述了音乐熏陶作用的丧失。揭示完新一代大学生令人吃惊的“古典文化空白”之后，布鲁姆即对他们迷恋的摇滚乐进行了才华横溢的分析、批评。布鲁姆不无夸张地说，这是个音乐的时代，是灵魂与音乐为伴的时代。只是他们再也不知道谁是贝多芬、巴赫，他们再也体会不到古典音乐的高贵、深刻与优雅，体验不到古典音乐所表达的生命紧张与对精神理想的追求；他们只能在摇滚音乐中体会到粗野、变幻和怪异等“乐趣”。他们的音乐感受是娱乐的感受，是对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无关重要的事情。古典音乐对于音乐的精雕细琢完完全全在现代音乐当中被背弃，美国浪漫主义文化徒有其表。摇滚音乐唤醒了非理性的激情，毁灭青年人的想象力，使他们难以对艺术和音乐产生激情，而艺术和思想是教育自由的实质，而艺术和思想是自由教育的实质。教育是在青年感觉什么和他们以后成为什么人和将要成为什么人之间提供自然的延续，摇滚音乐引发不成熟的狂喜情绪。他们戴上耳机，不再听伟大的传统说什么，而当摘下耳机时，他们发现自己耳聋了。
    　　 在“关系”这部分，作者探讨了自我中心、种族问题、性解放、离婚、爱、情欲等社会问题，作者明确指出，这些表象背后的思想根基是泊来品，其渊源需要到欧洲哲学和社会思想中去寻找。造就自己，谋求安生立命之地成为了大学生的追求。“在民主的社会，每个人都习惯于琢磨一个很小的目标，就是他自己。” 大学生相信人人生来平等，而在美国种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这种分裂人类的根逐渐被淡化。缺乏偏见是大学生没有看见差别和没有逐渐消灭差别的结果。作者认为黑人大学生之所以成为二等公民，不是因为他们才疏学浅，而是他们被迫模仿白人文化。这成为了一种新的种族隔离方式，而心生录取定额分配的做法又是加剧美国种族关系长期的恶化的根源。作者论述了自由和平等终会分道扬镳，性解放运动和女权运动亦发生了龃龉。女权运动和性解放的合作造成了一切道德约束的消失，这样一来人的本性也消失了，解放的喜悦也消失了。这也造成了人的性本性的模糊性。分离是对情感相互性要求的蓄意拒绝，而情感是依赖关系的核心。地点分离，人物分离，信仰分离，在其中谨慎和怯懦成为普遍的倾向，他们成为社会性的孤立主义者。离婚是我们日益扩大的分离的最显著的标识，反过来说，日益扩大分离的原因是离婚。年轻人害怕作出承诺，但爱就是承诺。他们没有激情，没有希望，没有绝望，没有爱与死的矛盾情感。这也是造成离婚造成分离的原因。
    　　读完这一卷后，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布卢姆所提到的美国“文化土壤如此贫瘠”，究竟是开放一代造成的结果，还是造成这些学生知识贫乏的原因？在这一卷里我并没有找到很明确的解释，布卢姆似乎自然地认为他们是互相选择的关系——放纵、自我的思想滋生出的一代，而他们又选择并助长了此类文化。不过书中也零星地提到：美国的移民熔炉属性、二战后的《军人福利法案》、冷战竞争下崇尚SAT成绩的选拔标准、电视和广播的诞生（似乎和波兹曼的观点有些相似）、以及对黑人的优待政策等等，是引起社会思想变革的部分原因。
    　　
    　　第二卷、美国风格的虚无主义
    　　 在第二卷中，布鲁姆以他深厚的古典知识为基础，深入论述了今日流行在美国社会何以会流行虚无主义。在布鲁姆看来，虚无主义俨然已成新的美国精神，并且美国人的虚无主义还不同于德国的虚无主义。由尼采、海德格尔所阐发的虚无主义是一种极具深度意义的生存绝望，旨在“上帝死了”的情况下重新建构一个意义世界。而美国的虚无主义则毫无深刻意义可言，只是一种肤浅的“情绪，一种喜怒无常的情绪，一种不知所以然的焦虑”。
    　　 布卢姆认为德国的反理性和反自由思潮是从尼采开始的，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从海德格尔开始的。美国的虚无主义是一种情调、一种忧郁与变幻不定的情调，一种使人困惑的焦虑，是没有自我的虚无主义。人们面临心灵的变化对端和相互冲突倾向，不在相信原有的自然秩序，而用来充作自然秩序的传统已经崩溃。作者论述了卢梭和洛克两种自然状态直接导致的后果，洛克的理论对美国人的规范和制度负责，为他们发展私人财产和自由经济而辩护，赋予我们权利意识；而卢梭的理论构成当前关于生活是什么以及如何平复我们生活中的床上的一些流行观点的根基。
    　　 可见，美国新一代年轻人虽然学过德国的虚无主义，但由于没有古典文化做支撑，只是将它理解为不承担任何稍微沉重的价值追求，让自己轻易就摆脱了“善恶二元论”的长期统治，同时也抖落了羞耻感和罪恶感，也不再相信任何真正的事情。他们也学过洛克，倒不失为洛克的好学生，他们按照洛克的精明的理性主义的要求，成为忙碌的资产者，不再计较自己是在整个西方文化史上属于什么人，或者只想做个洛克式的人，那些果断、讲效率、不说废话的经济学家都是洛克派的代表，经济学家告诉人们如何赚钱，从不管挣钱是为了什么。
    　　 布鲁姆强调，政治不仅是民众意志的体现，同时也是政治家慎思和明断的结果，是后者通过政治艺术说服前者接受其决断的过程；只看到前一方面，实际上意味着取消了政治，因此他表示: “现代思想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政治的消失，而这一点与我们的政治实践大有关系。政治或者消失在亚政治的领域(经济)，或者消失在据称比政治更高的领域(文化)之中，而这两者都避开了建筑的艺术，即政治家的懊断。”
    　　严格地说，布鲁姆没有提出任何体制性的建议以改善民主制。在这一点上，他完全忠实于施特劳斯的传统。因为在后者看来，哲学家不仅必须与政治保持距离，而且也不能充任大众的启蒙者和教育者，他只对某些特定的个人表达观念，并通过他们发挥实际影响。这并非因为哲学家的清高，而是因为哲学与政治是两个完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的领域。启蒙主义最大的错误，就是把哲学政治化，又把政治理论化了。布鲁姆认为，哲学家们的作用，将通过大学这一机构表达出来，因为在现代社会，它是能够保证人们的精神独立、推动人们追求祟高与卓越，从而使自由变得有意义、使民主得以完善的唯一的社会机制。
    　　 布鲁姆通过一种灵魂的文化考古学，发现了主宰新一代美国人精神生活的肤浅文化，而在新一代美国人眼里，这些肤浅的文化就是“文化”本身，其中没有任何西方古典文化的踪迹，只有一些与摇滚、金钱相匹配的极其肤浅的意识形态。大学教育也因此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机。现在的美国教育就像流行在美国社会中的意识形态一样，只注重那些表面的东西来装点自己，而忽略了那些根本的东西，它们就隐藏在西方古典文化中，难怪布鲁姆高喊道：“我们需要历史。”但现实却是，“历史”已经被肤浅的大学忘却了。布鲁姆岂能宽恕蔑视“历史”的大学。
    　　
    　　第三卷：大学
    　　 卷三<大学>一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从苏格拉底的申辩到海德格尔的就职演说”，首先指出了民主体制下精神生活面临的危险与困境，然后以哲学的视角分析了启蒙运动的发起和转向，最后以理性为核心讲述了从苏格拉底到启蒙思想家再到尼采等人的哲学思想。从而在哲学这个最高层次上对大学进行定位。第二部分“六十年代”回顾了美国历史上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从现实角度论述了当代社会中大学面临的挑战与危险。第三部分“学生与大学”则分别论述了通识教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大学教育中的现状并对他们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本书提供了一个从哲学的高度俯瞰大学教育的视角，从而引发对大学的意义和大学生活应该如何度过的更深刻的思考。
    　　在进行了总体的描述之后，作者就开始从不同角度对大学进行定位。首先是政治社会角度，在“托克维尔论民主体制下的精神生活”一部分中，作者论述了民主的三种危险，第一，“民主最大的危险是沦为舆论的奴仆”。“理性解放的荒谬结果是让人更多地跟着舆论走，是对独立精神的削弱。”在民主政体中，多数人的意见代表一切，甚至凌驾于理性之上。第二，民主政体使得对它的怀疑变得没有立足之地，使人们看不到还有其他的可能性，使得反对主流得不到保护和尊重。第三，民主与人们的生存需要相结合，只关注那些实用之物，只关注大众眼中最紧迫问题的解决，从而那些热衷思考更高层次精神问题的人就显得与现代民主精神格格不入。
    　　 看到民主政体蕴含的危险，也就看到了超越现实，做更高层次的思考的必要。而现代社会中唯一可以容纳这种思考的地方就是大学。由此，作者引出了对民主国家中大学的任务的阐释。第一，为哲学提供起码的生存空间。针对上述民主带来的危险，大学必须为不受保护且胆怯的理性提供帮助，它提供一种气氛，使统治者的意志的道德优势和自然优势不至于吓跑哲学上的怀疑。第二，大学要始终把永恒的问题放在第一位，放在中心位置。大学要成为开放精神的典范，以保护理性免受理性自身的伤害。第三，提升人们的精神高度。重新体验人的唯一方法，就是在亚里士多德和霍布斯那些思想家的帮助和引导下，获得我们难以拥有或不可能拥有的体验。第四，对于民主社会中的宿命论倾向，应对之策是诉诸古典的英雄主义。因此，传承古典英雄的精神，以应对民主社会中人们的软弱，在莎士比亚和丘吉尔之后续写当代英雄的知识谱系，也应是当代大学努力的方向。
    　　而在“思想文明与文明社会的关系”这一部分中，作者则从历史（主要是精神方面）的角度来给大学进行定位。由于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大学，从内容和目标来看，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因此，作者在这一部分详细论述了启蒙运动及其给大学带来的影响。因此，作者把启蒙运动主要定位为一种政治计划，即通过教育说服统治者来使得哲学家的思想自由得到承认。启蒙运动获得了成功，并深刻影响了政治和科学，同时也影响了大学，它保证大学享有特殊地位，不必拘泥于文明社会中的思考和言论所受到的一般道德和政治限制。然而，“启蒙运动胜利之时，似乎也成了它走向衰败的起点。民主化的结果使它的目的变得模糊不清。”启蒙运动以理性为出发点，最后却使得理性“在既无罗盘也无轮舵的状态下随波逐流。”而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之一在于：“启蒙运动在政治活动模式和程度方面是对哲学传统的自觉的根本的决裂。”启蒙运动和苏格拉底代表的哲学传统的分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知识与文明社会的关系上，二者间的矛盾是否可以调和的问题。在苏格拉底看来，改变“洞穴”的性质是做不到的，只能通过教育使少数的人从黑暗走向光明。哲学和民众的普遍情感之间的鸿沟是无法填平的，二者之间的矛盾也是无法真正调和的。苏格拉底的特点是，他生活在根本性的矛盾之中，他阐释它们，却不努力消除它们。二是在对待诗歌的态度上。诗歌是非理性的代表物，苏格拉底试图保持诗歌，而启蒙运动则对它的命运毫不关心。
    　　由此，文章将目光转向了苏格拉底，在第一部分剩下的篇幅中，作者以苏格拉底为线索，对西方哲学的发展史进行了梳理，并最后得出“大学的精神始于苏格拉底”的结论。因此，到亚里士多德这里，哲学对文明社会的敌意作出的反应是一种教育的努力，而不再仅仅是苏格拉底对这种差异的阐释。总之，启蒙思想家看到，如果迎合人们的需求，科学家和哲学家就会有统治人的力量。因此，启蒙运动获得了成功，也奠定了现代大学的架构和氛围。大学的繁荣是因为大学被认为能够按社会的需求服务于社会。启蒙运动造成的人民与哲学家的统一的现象便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启蒙运动后，对启蒙运动的质疑从未停止。最早的质疑者包括斯威夫特，卢梭也提出了质疑，并再次断定科学和社会之间存在着永久的紧张。为了协调这种紧张，康德对启蒙运动工程进行了系统的审查，试图以理性证明科学的局限性进而证明人性存在的重要性。而更加激进的质疑者是尼采，他把矛头直指苏格拉底，认为学术不过是一种危险的错觉，他推崇人的创造性活动，反对苏格拉底相信的纯粹精神，从而使得诗人在哲学与诗的斗争中获得了胜利。海德格尔继承尼采的思想，发展了批判理性主义，造成了德国大学的危机。
    　　 作者用大量的篇幅介绍了大学的思想发展史，是因为在作者看来，思想才是大学的一切。因此第一部分也是最重要最难理解的部分。
    　　在第二部分“六十年代”中，作者以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论述了当代大学面临的危险。学生运动中大学面临的危险主要可以总结为几方面：一是大学被民主舆论所绑架，为了迎合主流而盲目地批判传统。二是对道德的理解发生转变。道德体验变为义愤和狂怒，这是对理性最有害的，因而也是对大学最有害的。三是隐秘的精英主义思想或者说民主中的野心问题。
    　　 第三部分“学生与大学”回归教育现实，从大学生选择和大学课程的角度讲述了当代大学教育中的问题。通识教育的危机。知识爆炸和日趋严重的专业化，使得大学学业变得空虚了。而在作者看来，唯一严肃的解决方案是阅读“巨著”的方法，然而当代大学的三大组成部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对阅读经典的教育方式都没有热情。当代大学教育不仅面临着通识教育的危机，还面临着学科分裂带来的危机。自然科学自成一家，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不依赖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并且对后两者有深刻的偏见。
    　　本书卷三以“大学”为名，因此作者从他自己在芝加哥大学求学的经历切入，以芝加哥大学的仿哥特式建筑表达他“对沉思生活的敬重”。然而，现实中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此看重大学生活的思想意义，对于更多的人来说，上大学只是成长的一部分，甚至只是就业的跳板，这种想法对于一所普通大学或职业学校来说或许无可厚非，但对于一所著名大学来说，它应当提供的远远不止这些，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还应该提供一种自由探索的氛围和一种进行高于日常生活的、更深层次的思考的可能性。即如作者所说：“在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国家里，大学是政体的庙堂，它致力于运用最纯粹的理性，在人们心中唤起一种敬畏，自由而平等的人类联合体当之无愧的敬畏。”
    　　在书的结尾，作者再次把大学定位成全体求知者的共同体。人们在探索人类共同的最重要的问题时所产生的心心相印的友谊，是这个共同体成员间的密切联系得以建立的基础。作为社会良心的大学，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必要的；关注那些更高远更深刻的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永恒的哲学命题是大学的使命，学会做一个能永远理性地思考人类事务并有勇气坚持不同于主流的观点的精神贵族，是我们在大学中应该努力的方向。
    　　 小结：
    　　 布卢姆教授在新湖中谈到的很多问题，我们国家的大学生可能也正在面临着，比如我们也对典籍有一种忽视，远离书籍和历史的我们，只能从身边的人与事，只能从一个个圈子里体会和感受人生，相比与阅览群书来认识世界有着丰厚积淀的人，我们的眼光不是越来越狭隘了吗，又何谈观察力和判断力，甚至是创造力呢？另外，关于大学应该进行自由教育我也是很赞成的，大学教育应该是发现适合人本质的东西，大学应该带给社会一种liberal的气质，而这种精神会反映在国家的风貌中。关于大学应该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对我很有启发，特别是我们作为法律专业的学生，更应该注意不要太早的把自己投入到纷繁琐屑的法律实务中，而应该更多的关注那些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所应该具备的东西。在这种努力中，我们并不是孤身一人，而是会与许多有着共同追求的人在这个过程中达成心灵契合的友谊。这样的大学生活，将是多么绚丽夺目和摄人心魄。
    　　
    　　
    　　
  •     作者是右派,难道右派就是坏人?
  •     有的地方不知所云
  •     　　因为开放，所以封闭
    　　——读艾伦•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
    　　金浪
    　　
    　　评述艾伦•布鲁姆的这本《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从来就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1987年该书的出版在美国构成了一个轰动性的事件，除了盘踞畅销书榜首长达一年之久外，在学术界内的影响也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之间，围绕此书的评论充斥着美国大大小小的媒体，几乎整个学术界与知识界都被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中，论战激烈程度堪称南北战争以来所罕见。
    　　
    　　事实上，该书的题目就足以构成惊世骇俗的效果。因为在一般人眼中，美国乃是世界上最民主也最开放的国家，而布鲁姆却反而指出美国精神已经走向封闭。在布鲁姆看来，这种封闭恰恰是因为过于“开放”，以至于价值标准混乱，虚无主义横生，而封闭的深层原因乃是因为价值以及价值承赋被一种相对主义的语言所污染。这种语言扎根于启蒙运动的“天赋人权”，并在美国文化对德国思想的浅薄吸纳过程中病入膏肓。因此，该书虽然表面上谈论的是美国的大学教育与青年状况，但实际上却涉及到对美国和西方文明的整体性批判。
    　　
    　　布鲁姆把美国危机或者说西方文明的危机归结到思智层面。从这个层面来看，美国建立在一个由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洛克等人开创的现代性的基石上，这个基石奠定了民主社会的基础。但是问题在于，这些现代性的缔造者在选择“权利”的同时却摒弃了更为重要的“善”。由于被赋予了自然权利，人被启蒙了，人们在理性的保障下相互缔结契约而成为公民，但“善”却被排挤到无关紧要的私人领域。自然权利保障了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但却难以给出一个幸福的标准，价值成为可有可无的，或者至少也是因人而异的摆设。因此，这个基石尽管“低俗而牢固”，但却一开始就注定了其危险的处境，因为在它的底下隐藏的乃是“虚无主义的深渊”。
    　　
    　　通过对卢梭、尼采、韦伯、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等现代思想家的讨论，布鲁姆进一步地追述了这种原初的失误是如何一步一步地造成了美国的现实。在布鲁姆看来，还有一个因素加剧了价值的相对化，那就是自我的膨胀。由于丧失了对于美德与善的追求，灵魂死亡了，自我成为它在现代的替代物。在科耶夫那里，现代性也就是奴隶发动的对于主人的“争取承认的斗争”，而如今，主奴关系已经被扯平，世界上再没有什么高耸的神殿，剩下的只是一个又一个孤立的自我。自我的膨胀也是伴随现代性而发生的。布鲁姆在书中这样写道：“美国虚无主义是一种情调，一种忧郁和变幻不定的情调，一种使人困惑的焦虑。它是没有深渊（即自我）的虚无主义。”没有自我其实正是因为自我的无处不在，这是美国危机最滑稽的悖论。
    　　
    　　布鲁姆的批判实际上源于斯特劳斯学派对于现代性的“反动”。作为列奥•斯特劳斯的衣钵继承人，布鲁姆的论述也正是在斯特劳斯建立的框架中进行的。如果说斯特劳斯在世的时候很少言及美国当下的政治，那么布鲁姆则一头扎进了纷繁复杂的美国社会。相比生前默默无闻的斯特劳斯来说，布鲁姆的这本书对于斯特劳斯学派的浮出水面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意思的是这本书出版后遭到了来自不同阵营的攻击。民主派和自由派公然宣称布鲁姆是民主的敌人，是用“哲学家暴君”来取代美国的民主政治，而左派则指摘布鲁姆犯了绝对主义的错误，忽视了人们在种族、性别、阶级方面的压迫。似乎只有保守派乐得其成，但他们对布鲁姆书中那些政治不正确的地方也抱着嗤之以鼻的态度。面对着来自各方的误读与抨击，布鲁姆喟叹也许只有四五十年代的萨特与《现代》杂志方能与之相比。
    　　
    　　也许这本书最受诟病的地方就在于，布鲁姆究竟是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或者说他的保守主义有什么不同之处？尽管斯特劳斯学派整个地被扣以“保守”的帽子，但布鲁姆却拒绝说自己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就在该书出版的第二年，布鲁姆应邀在哈佛大学演讲时这样说道：“保守主义是一种可敬的态度，为了坚持和忠于在大学中已经不再那么受欢迎的东西，它的拥护者通常不得不在人格上保持坚定。我恰巧不是那样的人。”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辩护。的确，该书中布鲁姆的态度会时不时地陷入含混，一方面他称赞民主社会所带来的平等，但另一方面又对民主的前景痛心疾首。然而尽管布鲁姆自称还不够格做一个保守主义者，但他对保守主义的认同却是昭然若揭的。当然，布鲁姆的“保守”并不同于美国政坛上那些捍卫既得利益的保守派。在布鲁姆看来，既然民主是现代性的产物，那么民主的宿疾必须要求助于前现代的方案。因此，其保守主义的标准并不是来源于德国浪漫派式的对中世纪的伤感缅怀，而是指向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政治哲学。
    　　
    　　布鲁姆认为在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层面上来说，民主为了不至于导致绝对主义的复归，它就必须容忍非民主观点的存在。在教育方面，也就是要容许大学成为世俗社会最后的精英保留地。布鲁姆的理由是，“这样做不是为了建立贵族制度而是为了民主制度本身”，大学“必须提供民主社会中没有的经验”。韦伯曾经呼吁过学术中立，但布鲁姆这里，大学完全不必为自己的精英倾向而脸红。因此，布鲁姆对于60年代的学生运动颇多微词。在他看来，大学必须改变现今过分专业化与对科学的过分推重的局面，转而推行一种叫做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人文教育。这种教育旨在使学生认识自我，唯有如此，当他们在面对价值决断的时候才不至于陷入一个又一个陷阱而不自知，而实现这一通才教育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研读经典来与伟人们对话。
    　　
    　　现在我们已经不难理解布鲁姆所谓的“封闭”了。它指的乃是民主社会对于非民主经验的完全拒斥。为了重新“开放”起来，美国社会必须恢复大学的精英化教育，以此抵抗民主社会所带来的单一经验。我不得不承认，在重寻反思现代性的路径方面，布鲁姆以及整个斯特劳斯学派的观点都是极具魅力的，但是对于他们的政治解决方案我却一直持怀疑态度，然而当我在面对布鲁姆对大学的反思时我却又难免不会变得再度含混。在布鲁姆的诊断中，民主社会因为开放走向了封闭，但问题在于它的逆命题是否也能够成立。“因为封闭而再次走向开放”，这个逆命题无疑会让我们变得无比紧张，就好像我们面对着一次招魂，当地狱之门再度打开，天国之门则会向我们永久关闭。
    　　
    　　2007-10-18
    　　
  •     可怜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生和稀泥、装老好人、追求和谐，而不知道其天职在于争斗——知识和观念上的比拼竞技。为求至高无上的真理，何必在意所谓“语言暴力”，不妨就向对手报以老拳，这才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嘛。一团和气，互相作揖，那是知识分子吗？那是党和政府的团拜会，既无娱乐性，也无艺术性，只剩下干瘪的政治性。
    ——————————————
    无限+1
  •     Bloom的书还是要看英文版的，在这个时代我们都是尼采意义上的“末人”，Bloom对现象的描述是深刻的，但是他的处方仍然是可讨论的。
  •     Dreaming先生：我赞同你对test和uncomprehending的判断。不过关于最后的从句，我还是比较认同Prove先生和译者的意见。
    翻译成“倘若测试一下这个信念的真伪”确实让刚拿到这本书的我有点闷。我会觉得这样的行文有些奇怪。看了原文，翻译成质疑学生的信条，然后学生表示不理解为什么要质疑更加妥帖。
    不过，关于“如果你说”，总之这是一个插入语，意义不太大。当然他确实有使行文连贯的功能。另外，中文语境下的“你”，在很多时候其实是可以表示任何人的。比如这里的“如果你说”，这个“你”不是一个实指，他可以是任何对学生信条提出质疑的人。当然这种任何人，和西文anyone的感觉稍有不同。
  •     “任何人都不应把它视为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这已经是误译了，不是“感觉稍有不同”的问题。lz的翻译远胜原译。
  •     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死了，有几个苟活的，也都是蔫了，痿了的阴阳人了。
  •     　　原文：There is one thing a professor can be absolutely certain of: almost every students entering the university believes, or says he believes, that truth is relative. If this belief is put to the test, one can count on the students' reaction: they will be uncomprehending. That anyone should regard the proposition as not self-evident astonishes them, as though he were calling into question 2 + 2 = 4.
    　　译文：大学教授绝对有把握的一件事是：几乎每一个进入大学的学生都相信，或自称他们相信，真理是相对的。倘若测试一下这个信念的真伪，你不难预期学生的反应：他们并不理解它的含义。如果你说，任何人都不应把它视为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这会让他大为惊讶，就像要求他对 2+2=4提出质疑一样。
    　　
    　　评论：不是“测试测试一下这个信念的真伪，你不难预期学生的反应：他们并不理解它的含义。”作者是说，这条信念在学生看来是颠扑不灭、理所当然的，完全没有质疑的必要，如果"is put to the test"“受到质疑”，"they will be uncomprehending"“他们会感到不可思议（也就是困惑、难以理解为何要质疑这条信念）”"That anyone should regard the proposition as not self-evident astonishes them, as though he were calling into question 2 + 2 = 4."这句的意思是”如果有人不认为这条信念是理所当然的，学生会对此感到惊讶，就像有人居然怀疑二加二不等于四。”
    　　
  •     　　 这不就是在说我们现在吗？在我们这里，读过这本书的人似乎很容易有这样的感受。如果还没有足够的自我批判的勇气，我们可以说布鲁姆说的就是我们的同学、我们大学的现状，真的，审视我们平常对话中、自我辩解时的语汇，里面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布鲁姆批判的陈词滥调。更有趣的是，你会发现布鲁姆描绘的一些情景是那样鲜活，以至于经常以类似的方式在我们的生活中重现，这种时候，不由得想到了他的教诲，犹如面见其人。经典之为经典，大概如此。
    　　 问过身边的看过这本书的同学，观点大致分两派，褒贬相对。一派认为布鲁姆的观点有些偏执，凭什么说不看“他的经典”的生活就不是严肃的生活了。另一派看完此书后则大呼“骂得”过瘾，总算有人替他们出了心里某种压抑已久但又不擅表达的怨气。既然是经典，围绕它自然会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阐释，理解的进路不同，看到的风景也不一样。本人学力尚浅，理解起作者蕴含深厚学养和关怀的表达时会很有局限，只希望能结合自己对美国50年代以后的一些社会、文化背景的了解，谈一谈自己从布鲁姆的书中读到的那个时代美国的文化之争。
    　　读这本书时，尽管有布鲁姆种种对现实的鲜活描述（我不难想象出他笔下的“那些年轻人、大学生”说话时的表情和语气），我还是努力试图从自己的记忆中寻觅出一些关于那个时代的美国的记忆。读到这一段时，不禁想起了约翰•列侬的《Imagine》的歌词，在我看来很有典型意义的对比：
    　　
    　　 “按照我们的标准，我的祖父母就是愚昧无知之人，我的祖父只干过粗活。但他们的家庭在精神上是富足的，因为家中所做的一切——不只是特定的仪式——都能在《圣经》的训诫中找到源头，在《圣经》故事及其相关的评论中找到解释，而且在垂范后人的无数英雄的行为中都有想象中的一一对应的表现。••••••他们朴素的信仰和举止把他们同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联系在一起，这些人在处理同样的材料时，不是从外部或异域的观点出发，而是一如既往的深信不疑，同时深入领会以提供指导。人们对真正的学问是心存敬意的，因为它与他们的生活有着可以感受得到的联系。这就是共同体和历史的意义所在：共同的经验使人们加入到唯一的信仰体系之中，无论尊卑贵贱。”
    　　
    　　
    　　 我认为这段话很典型，能读出好几层意味，而且还恰恰是他在书中反复重现的主题。
    　　 首先，他提到了不同的认知观念，我们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认为一些人愚昧无知，今天大部分美国人的知识标准是什么？（是讲求实用吗？第一卷的开始他就讲了苏联发射人工卫星对当时美国人的影响，对科学的推崇，种种技术、标准，对“人生永恒问题”的漠视。直到今天，很多人都还认为美国很多学术领域有重实用、重技术化的导向）
    　　其次，他又一次提到了《圣经》，这在书中布鲁姆多次提到《圣经》作为旧传统无所不包的源泉的地位，还有围绕《圣经》的一系列阐释、传说、人物，要按本尼迪克特在《想象的共同体》里的观点说，这些对于维系一个共同体相当之重要。外加上《独立宣言》，这构成了布鲁姆心中美国传统的两个核心，一个深邃的文化传统和一个简单、有说服力而且极富理性精神的政治传统。
    　　 还有，布鲁姆认为他的长辈们的精神是富足的，相形之下，就是他的标题里说的“当今大学生心灵的枯竭”，当然这枯竭和富足的评判标准还是他说的“源泉”。
    　　 再有，他认可“深入研习经典以指导自己的行为，笃信自己的作为，而不从外部的视角来看问题。”这种“内外之分”也是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另外，“人们对真正的学问心存敬意”，在我看来这说的就是一种“敬畏之心”，这可是让布鲁姆“含恨在心”的关键。对布鲁姆来说，“敬畏是从一个伟大心灵所写下的伟大作品中学到教益的必备条件” 。在布鲁姆的笔下，“敬畏之心”的作用可远不止如此，敬畏是一种心灵的驯服，关于国家、宗教、文明、家庭、文化等等的观念为人提供了认识自己的基础和行动的指南，而这些都建立在一种“敬畏”之上，没有了“敬畏”，价值大厦就会坍塌。后来60年代的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文化运动、反战运动都在不同程度上挑战、冲击着“敬畏之心”，要打破旧的秩序，怎么能对它怀有敬畏呢？整个相关问题的大背景就是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布鲁姆在书中诸般慨叹，大概也都在这个范围内展开。如果可以空谈一句的话，我的感觉是，面对这个灵光消逝的年代，感觉比较韦伯式的深情的忧郁，布鲁姆表现出的是一种战斗精神，他感情深厚而饱满，指挥着一场悲壮的文明保卫战。
    　　 最后，布鲁姆在谈共同体、共同的经验、一个信仰体系，“人的整全性”、“社会的整全性”也是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无论尊卑贵贱”，布鲁姆的平等观同样是理解这本书的一个锁钥。他似乎不反对人们基本政治权利的平等，但明确反对普遍的平等，坚持认为人在智识、道德上的差异应该在社会制度中有所体现，这样可以鼓励人们努力追求卓越。显然，这与传统的美国式成功观是一致的，正如布鲁姆靠此书成名后说的那样，“我因变成像摇滚明星一样的学院明星而得到极大的乐趣。部分原因是因为我永恒的美国认同。发现在美国内部经历美国式的成功是那么令人喜悦，以至于我要看看是否还错过了别的什么；” 从这一点出发，包括布鲁姆对“黑人与白人关系的失败”等一系列议题的看法也就不难理解了。
    　　 回到我说的有趣的对比上来，我们看约翰•列侬那首至今仍被传唱不衰的《Imagine》 ，这首歌的影响力不用多说，它传入美国后，更是掀起了一股浪潮，但是歌里面唱的如同大多数摇滚乐表现出的先锋精神一样，与布鲁姆竭力维护传统格格不入，乃至相互抵触。我们只需回想里面的几句，“想象一下没有天堂、国家、宗教”，“只为今天而活”、“世界就会合而为一”等，对应会布鲁姆的那段话，实在是相映成趣。这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细谈的内容，尽管列侬后来再说起这首歌，曾把它比作共产党宣言，他自己也承认要让大众接受你，也即流行文化的秘诀，就是抹在歌词里的蜂蜜。仿佛紧靠几句花言巧语就能让青年们相信他们即将解放、获得自由，而这恰恰是布鲁姆批判的“空洞虚假的陶醉”，“未能体会真正的信仰，何来解放的狂喜。”
    　　 但我们似乎需要回顾50年代以后的美国的若干社会现实，至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60年代的种种运动、浪潮并不是凭空发生的，更像是众多潜藏已久的暗流的汇合。我们需要提及50年代美国的经济繁荣、人口增长，这为后来的诸多事情打下了基础。有了钱，买车买房，可以提供给子女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教育条件，这才有了后来美国大学的扩招，大学人数的增长一定程度上必然导致了精英教育的衰落。民主必然带来平庸，本来就守之不易的大学阵地最终变成了multiversity，学科之间还矛盾重重，整全的大学精神谈何容易。优越的条件下，Boomer一代受到的教育和他们的父母很不一样，很多从前看来来之不易的东西对他们而言伸手即得，这也造成了他们更容易具有理想主义的情怀，后来在遇到挫折时，更容易产生对现实的幻灭感。父母对子女的约束变弱了，他们的教育更多的是在电视机前完成的。电视的普及可以说是有革命性因素的，它打破了以往的很多界限，人们可以在电视中看到别人的生活，想象生活的另一种可能。类似的，有人说二战给了黑人一次精神的洗礼，因为在外面的世界，在战争中，他们得以重现审视自己的价值，这些影响对于未来而言无疑是革命性的。忘了提及围绕消费的增长带来的种种技术上的革新，说到这，我想起了在我看过的不多的书中，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给我的震撼相当之大，一个原因就是福柯提醒我们不要忽略“技术”、“细节”、“规范”中的骇人力量，类比此时美国大量热烈的广告，各种新发明走入千家万户的热闹场景，表层之下就是人们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巨大变动。社会越来越嘈杂吵闹，在这样的情景下，古典品味、人文精神似乎已然被种种廉价的迷狂、虚假的膜拜掩盖了。某些方面，布鲁姆其实并不孤独，关于文化的论争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已经在欧洲大陆打响，高雅文化在民主教育、公共教育的兴起和大众文学的发展的攻势下陷入险境，想想F.R.利维斯的愤怒，不难理解在20世纪，人们曾经笃信的最终价值的地位已然愈来愈岌岌可危了，这整个过程也不可谓不激进，“布鲁姆们”似乎实在是被逼无奈。
    　　 有时候遇到太过宏大的问题，很容易把它归结为一种潮流，布鲁姆描绘的现实也让我觉得是某种潮流使然，但正是在洪流之中，像布鲁姆这样的人——能够极其严肃的反省现实并且提醒人们生活还有更美好的可能，值得我们追求——才显得格外可贵。在书的结尾，布鲁姆说“赋予我们的使命十分重大，未来将如何评判我们的劳作则充满疑问。”这话说得沉重，但也极动人。
    　　
    　　
    　　
  •     布鲁姆，我的爱
  •     对生活中弥漫的“相对的”态度有些反感。书中对大学教育的思考也很有见地。
  •     　　 保守主义者一个人的战斗
    　　 初读《美国文化的封闭》，加上时间仓促，我读得并不细致，感想零零碎碎，写出来想必也是招人笑骂，不过重压在上，不得不写，那么只好在此献丑。
    　　实际上，在一开始的阅读中，作为一个非典型青年，我自认为比部分杀马特非主流青年还是靠谱那么一点，我竟还是无法避免地对这个保守主义者的部分观点感到不适，布鲁姆貌似清朝遗老一般对现代社会中大学生的种种行为、思想境界、道德水平均发出了刺耳尖酸的指责，这使我略感不快，但仔细想来却又无可反驳。
    　　 作者布鲁姆在部分章节中表达了他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忧思。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而教育又究竟培育出了什么，我们面对当前社会井喷一般的高等学府、高材生以及表面上越来越民主、自由、开放、和谐，前途一片大好的社会现状，有没有仔细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
    　　 美国的高等教育以自由为大旗，招揽着全国乃至世界的各路有为青年荟萃一堂，令人好生羡慕与向往之情，但是作者认为，美国大学生就像一群刚刚脱离自然的野蛮人。这种令人惊骇的观点表达了作者对美国大学生与欧洲大学生区别的看法，他认为，美国大学生在文化传统方面一无所知，这既是缺点也是优点。据我个人理解，在一无所知的基础上怀疑一切，好奇一切是美国大学生的特点，他们面对各种学说和理论都可以抱持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加以研究，没有传统的牵绊，也没有亘古不变、不可动摇的信仰。这一特点有效地避免了任何可能产生的偏见，也对美国文化的自由、理性、包容产生了巨大的互促互进的作用，这也是美国在现代逐渐超越欧洲、欧洲在现代逐渐衰落的部分理由。但是，一无所知并怀疑一切有可能导致信仰的缺失，大学教育的目的在此间被动摇了，人们唯一的信仰便是利己，大学教育成为了学生们日后从事各种职业的培训机构。
    　　 通识教育本应作为大学教育的主要内容，却被专业学习取代。原因在于大学培训体制的不完全，学生从基础知识的学习中进入通识教育，面对展开在眼前的全新的世界，他们本应感到对未知事物的兴奋和期待，实际上，在他们面前的是令人迷惑的科系与课程，他们对于自己应该学习什么，如何学习毫无头绪。在如此重要的人生成长之路中，大学生该具备的哲学思考与人文修养能力竟无人提及，这是个严肃的命题，也是每个青年在大学中最应该掌握的能力，因为需要漫长而不懈的思考与探索而被他们放弃。大学作为学术园地，标榜着思想自由与独立，为了维护所谓的自由民主，教育的目的往往被人回避，自由最终成了一种可悲的无序状态。大学生活丰富多彩，各种诱惑有如塞壬的歌声在耳边环绕，不想就此堕落的年轻人选择了最为简单的道路：做出职业选择并为之奋斗。
    　　 读到这里，我感到无法避免的惭愧，因为这种选择在我们的身边是如此的常见，而他们却往往被称赞为有理想有前途的人。看来高等教育目标的迷失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普遍的。大学的目的本是塑造一个有思想有知识的人，但是专注于价值、意义的人们渴望着付出的等价回报，精神存在的意义被抹杀，实用才是接受教育的意义。
    　　 在作者看来，雅典教育的传统精神对于美国高等教育来说似乎更多地意味着羁绊而不是启示，这样下去，教育将被简化为技术教育，而失去了它在雅典时代对于自由理性的贯彻。
    　　 普通民众生活在自由理性的假象中，作者这样认为，他是坚定的苏格拉底学派的贯彻者，故他对现代民主持有一种批驳的态度。
    　　 现代民主值得警惕，作者如是说，在托克维尔的观点启示下，我们不难看出，美国的民主作为普世向往的政治标兵，实际上存在着巨大的弊端。美国政治民主摒弃了传统的束缚，但同时也抛弃了传统的精华，它表现为每个个体的绝对平等，这种对于个体独立精神的尊重的确令人向往。不幸的是，个体在权力上的绝对平等并不能表明他们在个体能力上也具有平等，这也正是苏格拉底反对雅典民主制的理由，但很可惜，这种打击大多数普通人对于自身价值认定的观点必定会遭致大家的攻击，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苏格拉底的死亡。所以，据此可知，只有智者才具备独立运用自由理性的能力，而其他人只能被舆论所控制，沦为自由理性，独立自主的牺牲品。普通人获得了所谓的独立精神后只能用来谋求私利，这本来无可非议，但是舆论、现代政治这种需要广大市场支持的运行机制只能迎合最广大人民的需求，这样来看，普通人对于私利的需求和舆论、现代政治对于市场支持的需求正处于一个相互需要，相互满足的境地，此两者达成共识，借着现代民主对于多数人意志的顺从的东风，无情地扼杀了少数人的愿望。但是，对于少数人愿望的扼杀并不是最可怕的，作者认为，在现代民主体制下，由于多数人意志为上，使得本应作为体制基石的原则和正义理念遭到了抛弃，这对于民主体制最初愿望的实现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除此之外，作为民主主体的广大人民缺少政治的基本原则，高呼个人权利，实则是唯利益至上，在舆论和政客的蛊惑下走上盲从的大道，最终丧失了理性思考的能力，这不能不说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不幸。而在作者眼中，所谓人民，本身就具有无法掩饰的愚昧与盲目，他们作为普通人而不是精英分子，不具备独立的理性思考能力，也没有对民主自由精神的尊重与向往，他们能做的只是接受那些能给他们带来最多利益的领导者。如此说来，作者便是在抨击马克思主义将人民的无知推脱给所谓“堕落的精英知识分子”的行为。
    　　 在我看来，我还是比较赞成作者对于现代民主弊端的阐述，自始至终，把发展社会、公正裁决的希望寄托于一部分人的良知与高尚精神都是不可行的，因为私利的力量是巨大的，若没有一个凌驾于所有利益之上的制度约束，这个社会就会被多数人侵占，少数人的观点将会毫无立足之地。
    　　 作者如此辛辣地指出所谓民主圣地——美国在政治生活中的种种弊端，并且尖锐地批判了为万人所向往的美国高等教育体制，除此之外，他更是深深地谴责了美国当下一代青年人的精神状态，处处表现了一个保守主义者面对当前势如破竹的现代文明以及个人主义思想的无可奈何与愤慨。
    　　 说了这么多，书名《美国文化的封闭》似乎还是没看出封闭在何处，在作者眼中，曾经不可一世的美国文化正在新一代年轻人的引领下走向封闭与没落。美国文化是没有根基的，作者这样认为，因为你可以通过努力成为一个美国人，却不能通过同样的努力成为一个有着根植于历史文化积淀，从出生起就具备着民族联系与使命的欧洲某国人。美国年轻人思考缺乏深度、高度，对于性的随意态度，对摇滚乐的痴迷，对典籍的厌弃，对启蒙思想的盲从，对思考的不严肃，对政治诚实的冷漠无不令这个渴求着雅典精神的老人深感迷惘。但是，迷惘后作者又看到了一线希望，毫无任何限制的美国青年人往往对任何学说都抱持着一视同仁的好奇心，这正是学术自由之生机所在，但我对此有怀疑，美国青年们对于各家学说可能抱着的更多是好奇与欣赏，而不是发自内心的信仰或是反对，这样就有造成一团和气，互不干预，形式上的欣欣向荣，与设想中百家争鸣的情景略有出入，也没有可能产生出真正意义上的优质见解。他们研究着世界各国的文化，实际上未尝想要真正地了解，东西文化的鸿沟始终无法逾越，而内心深处的优越感也始终在作怪。在这种场景在我国现代学界也是普遍的，各路学派相互作揖，大家环坐一圈，相互赞美，口是心非，内心茫然，毫无建树，因为西方的思想总是发达的，因为启蒙思想总是对的，因为自己也只是挂了个某种学说的牌子，没什么为之断头流血的必要，因为争吵会伤了和气，与和谐社会的主旨不符。
    　　 这个社会需要敢于站出来说反话的人，尤其是说大家不喜欢听的话，牛虻一样的人可以使社会始终保持活力，但是往往被愤怒的众人狠狠拍死。有人说布鲁姆这样的人在中国注定没有好下场，虽然有些激进，但也许是有道理的。我们身处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很多事情身在其中，看得明明白白，舆论制造着我们想看的新闻，煽动起他们渴望得到的怒火，获得他们想要的利益；政府说着我们喜欢听的话，做着皆大欢喜的事，默默踩死几不可闻的反抗；学界不甘寂寞的人多了，说着不负责任的话，渴望着一鸣惊人的荣光，自欺欺人。
    　　 雅典时代承载了保守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太多太多的向往。就像苏格拉底掀起你对哲学的热情却又不告诉你任何东西那样，我们总是被大师的智慧愚弄，在思想激荡一番之后重归于茫然的寂静，接着像虫豸一样过着无序的大学生活、或是锻炼一手求职的好本领，准备着一沓镀金的本本，以求顺利走入光耀万丈的未来生活，然后忘记了自己曾经有过的，对这个世界最敏锐微小的感知与热爱。
    　　
  •     感觉和保罗.福塞尔的写作风格很像，都是这种先总论然后摊到各个方面逐一论述的形式。。。看一两本还行，看多了觉得没意思。
  •     　　一、布鲁姆背后的弗洛伊德
    　　 布鲁姆在本书第一卷对弗洛伊德主义大加痛斥，多次说到弗洛伊德的理论和实践影响让青年人在性行为上随随便便，耗尽了本可以转而用来增加知识储备进而完善自己的能量。
    　　 然而在阅读多处关于教育的阐发时，都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布鲁姆的背后藏着一个弗洛伊德，这并非说布鲁姆的说辞就是弗洛伊德的理论阐发，而是感受到布鲁姆对教育的问题核心部分的讨论是带有弗洛伊德色彩的，其思想直接似乎有血亲渊源。至少一些问题的起点、切入点、结构、位阶方面是这样的。正如布鲁姆在《巨人与侏儒》的前言里面说到，他的教育“始于弗洛伊德而终于柏拉图”，从他的实际受教育经历和在书里面大量地批评弗洛伊德可以推定，布鲁姆是非常理解弗洛伊德的，也正因为这样的洞悉不由让我怀疑他所否决的东西会以变种在他的思想当中孕育出来，不是复活而是弗洛伊德的问题意识、观察方式借助布鲁姆这个伟大的“子宫”再生，新生的婴儿正是布鲁姆的教育哲学。
    　　 当然，这绝不是说布鲁姆的教育哲学唯一母亲或第一母亲是弗洛伊德，第一母亲显然是柏拉图。正如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脱胎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洛克的自然状态是对霍布斯自然状态的改造、康德的道德哲学受卢梭的自由阐发牵引，这样的例子思想史比比皆是，新思想对旧思想的批判和扬弃。
    　　 写几处觉得布鲁姆受弗洛伊德影响的地方。
    　　 1.对青年人的学习充满活力的认识方面，布鲁姆承认受性渴望的正当性，而且认为惟有顺应这样的渴望，青年人才会因爱欲的存在才会更激烈地追求知识和完善自己，而且布鲁姆隐含地表达这样一个观点，青年男女的结合如同青年学习知识一般美妙，因为二者都会让人变得更加完满、更加完美，因为二者都会让人跟这个世界发生强烈而深刻的关联。
    　　 “由于自己的性渴望而在有意或无意之中使学习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与不受这种动机驱动的年轻人有着非常不同的经验”。以性渴望作为青年人的某种学习动力（乃至是最重要的动力），这个与弗洛伊德的学说存在很大的相似处，在弗洛伊德主义看来人类一切活动的最重要的动力源泉是各种时期和各种形式表达出来的原欲，而年轻人的活力、精力也是这个时期的原欲的外化。所以，阅读此书的多处都能够体会到布鲁姆认为青年人的活力、精力也是一种“能量储备”，即便不是弗洛伊德说的“原欲”也是青年人用来活跃自己、渴求并学习知识的重要前提，为此布鲁姆感慨青年人不加检点的性行为，在床榻耗尽了“本应当用于把想法提升为知识的能量储备”。
    　　 2.对教育的引导功用方面，布鲁姆也认为教育在塑造高尚品质方面起到的是“升华”的作用，也就是将青春期的性萌动之动物性的活力升华为高尚的精神，通识教育将年轻人导引到音乐、绘画等艺术活动当中。
    　　 这里的表述应该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理解，但个人感受到似乎是布鲁姆在某个程度上地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升华说”（弗洛伊德的升华说简单来说就是人们为了表达自己过剩的原欲能量，从而转移到社会认可的事业，主要是艺术，诸如音乐、绘画、文学等，从而实现对原始性能量异化为高级的艺术灵感），其实也让我比较迷惑，因为布鲁姆在后文也明确鄙夷了弗洛伊德的升华说，他写到“弗洛伊德式的眼光对人的真正知识渴望起到的作用，充其量不过是《威尼斯之死》”（托马斯•曼的中篇小说《威尼斯之死》中主角古斯塔夫•冯•阿申巴赫是一位著名作家，将对一位青春期男孩的欲望升华为写作灵感）。
    　　 在布鲁姆看来人类有高级的心理现象和低级的心理现象：高级的便是沉思，低级的便是性。他专门援引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人有两种伴随着强烈快感的高峰：性交和思考”，布鲁姆否定了人类活动只是原欲异化的观点，认为弗洛伊德以低级的内容来阐释高级的心理现象有失妥当，认为弗洛伊德这种以原欲包打天下的理论 根本就是只有一个焦点的双曲线或椭圆，为此布鲁姆进一步指出了弗洛伊德所忽视的另一个焦点，这个焦点就是“对自己的认识”或者说出于对追求完美自我的冲动。
    　　 “人的心灵就像椭圆或双曲线，心灵现象分布于于两个焦点之间，表现出喻义的多变和模糊。弗洛伊德只看到了心灵的一个焦点，也就是和兽类相同的一点”p90
    　　 结合上面布鲁姆说到的教育是对原始激情的精神升华，升华以塑造高贵品质，至少我在位格上看到了他跟弗洛伊德的共通之处，不管是否是单一的低级性能量还是高级的完善你自己的能量，在位置结构上，布鲁姆提及的精神升华和弗洛伊德的升华说都提及并鼓励实现从原始的激情欲望到一个被社会和自我充分认同的高级品质，从低级到高级的一次性跃迁的转换。在另一方面，正是布鲁姆觉得单纯的一个焦点不足以解释人类的高级活动，他尝试寻找更多的焦点。从这个角度看，与其说布鲁姆是否定了弗洛伊德对人类活动的解释，倒不如说是发展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因为弗洛伊德的那个原欲或力比多仍然是“两个焦点”中的一个，他并未彻底打翻否定了弗洛伊德的那个焦点。
    　　 3. “连接性爱到教育的金线”这一说法。很难判定这一说法肯定受到了弗洛伊德影响，但也很难说这一的说法完全没有影响，在个人看来至少布鲁姆的阐述结构带有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子，当然这样的阐述结构似乎也可以从其他的思想家那里略窥一二。
    　　 “连接性爱到教育的金线”布鲁姆在文中并未明确指明，通过分析上下文和把握布鲁姆整体思想，其内在含义应该是有两方面，一方面指的这条金线是一个发展的动力或欲望，另一方面还可能指的是完成某个阶段精神升华的关键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青年人因为动物性的长成出于性爱的渴望并尝试进一步了解世界获取知识（当然包括性知识，还有对异性了解的渴望，以及出于对异性的结合欲望所深刻关联到这个世界并进一步了解这个世界的渴望）。而在分析这条“连接金线”的上文里面，布鲁姆的行文论证其实是将动物与人进行了对比，首先以动物的发情作为一个低层次的铺垫，“动物的行为就是繁殖，它一直处于这种平稳状态，直到生命开始走下坡”，而将人在动物性的基础上进行了对比拔高，当然布鲁姆的这种拔高首先还是承认了人天然的动物性。在这样的拔高中，布鲁姆说“只在人身上，青春期仅是人生的开始，在他对道德和知识的学习过程中，更伟大和更有趣的内容是随后才开始的，并且在文明人中是与他的性爱欲望结合在一起的”，甚至布鲁姆也含糊地说到“人似乎是为了自己的性欲而学习”，不过还是认真调整了下措辞“这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人的学习和人的性欲呈现互为因果的暧昧，在文明人当中还是学习付出的精力更多，但性欲显然又更有动力。
    　　 布鲁姆分析到，人的动物性因素需要与人的灵魂的更高境界完成一个极其复杂的结合，灵魂需要洞察一切告诫欲望，教育的一个重要影响是“使动物性的性欲变成人的性欲，本能让位于按照真、善、美的标准所做的选择”。
    　　 于是从上面的阐述，本能、欲望、动物性因素这些布鲁姆均予以承认并将其放在一个降低的台阶上，这种承认显然是对自然必然性的顺应、对人的生理心理一般规律的肯定，而另一边的则是灵魂、真善美的标准、高贵品质使人成为人的较高台阶，这样的一个过渡、连接、升华的思路构成布鲁姆的教育哲学的重要方面（还有其他方面，诸如对洞穴隐喻的偏政治性的教育哲学），“性爱与教育的金线”正是布鲁姆的这种二元结构、上下结构的一种文学化表达，毋庸置疑在这样的二元结构在很多思想家里面都有涉及，同时也需指出的是，弗洛伊德的理论离这种说辞血缘最近，正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某种程度上将人拉回到动物性的讨论才在当时被群而攻之。在这里不敢说布鲁姆的这样的表述就是直接受此影响，但可以肯定其理论带有一定血缘关联。
    　　二、弗洛伊德之前的尼采
    　　 阅读时我所发现背后隐藏的弗洛伊德，还有在意识、无意识和艺术灵感这里有表露，在本书的162页他写到“艺术家是最有意思的现象，他代表着创造力，是人之为人的标准。他的无意识中充满了怪异的想法和梦，为意识提供各种图像，意识把它们作为既定之物，作为‘世界’，并把它们合理化”，在布鲁姆以艺术家作为人的标准时他运用的正是意识、无意识、梦、创造力这些词句，至少第一次阅读之时能够联想到弗洛伊德，然而仔细阅读思忖，在布鲁姆那里更愿意回溯到尼采，这个被施特劳斯学派认为处于第三波现代化浪潮风口浪尖的弄潮儿。
    　　 本书的第二卷对虚无主义的讨论其实是大量地跟尼采对话和分析，从第二卷开始已经极少看到弗洛伊德或精神分析这样的词句，因此其实在布鲁姆的本意当中弗洛伊德的出场基本上也都在第一卷对美国大学生的境况讨论中，而且基本上都是以鄙夷、批评的口气讨论，布鲁姆自己也从来没有在此书提交任何与弗洛伊德的直接思想继承，反而是第二卷对尼采的思想敬重有加（也是施派的传统）。
    　　 对于尼采的心理学贡献，布鲁姆给予极高的评价，简直把尼采推及到心理学宗师的地位。“尼采开拓了一个供现代艺术家、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要探索的巨大领域，从最黑暗的无意识或最黑暗的非洲的深层寻求重振我们衰竭的文化”p162，“尼采使心理学作为最重要的研究再次成为可能；上个世纪在心理学中一切有意义的发展，不仅心理分析，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都是发生在他发现 的这篇精神大陆的疆域之内”p163。
    　　 考虑尼采到弗洛伊德的思想演进，大概可以做这样的猜测，布鲁姆教育哲学的一些思想元素的确受弗洛伊德的影响（前期），但随着他的学识增加对古典阅读以及恩师列奥•施特劳斯和科耶夫的影响，对柏拉图、卢梭、尼采的思想有再深刻的把握后，布鲁姆也愈加清楚弗洛伊德思想的问题，认识到弗洛伊德师承自尼采甚至其师承可再远追溯到卢梭、柏拉图，因此成熟后的布鲁姆的文本当中对某些跟弗洛伊德理论血缘临近的元素（升华、无意识、性渴望等）他更愿意追本到尼采，更愿意同更高位阶的巨人——尼采对话，所以布鲁姆背后有个弗洛伊德，而带有弗洛伊德元素和结构的讨论布鲁姆将尼采放在前面。
    　　 而这样的猜测其实也可以得到本书第二卷部分文字的印证，简单来说有两个观点可以判定：
    　　第一， 布鲁姆很洞悉弗洛伊德的思想学说，而非一般的无知批驳。因为在卷二的部分有布鲁姆认真地同弗洛伊德的对话（不是很长，相对于马克斯•韦伯）
    　　第二， 布鲁姆确认弗洛伊德思想师承自尼采。
    　　在卷二的“德国思想的联系”这一章中布鲁姆将弗洛伊德和马克斯•韦伯视为尼采的两位真传弟子，两位真传弟子一个深刻地影响了心理学，一个深刻地影响了社会学，布鲁姆写道“弗洛伊德和韦伯都深受尼采的影响，对于那些熟悉尼采并了解19世纪末德语世界发生的事情的人来说，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他们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分别继承了尼采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思想. 弗洛伊德关注的是‘本我’（id）或潜意识，作为最有意义的精神现象之原动力的性冲动，以及升华（sublimation）和神经官能症的相关思想。韦伯最关心的是价值问题、宗教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和共同体。弗洛伊德和微博是我们今天十分熟悉的绝大多数语言的直接来源”p102，在弗洛伊德这里，最关键的本我与潜意识、原欲的性冲动和升华等在上文“布鲁姆背后的弗洛伊德”那里提到的各种被我认为与弗洛伊德理论存在血缘关系的部分基本都在这里得到了回应，确实布鲁姆认为弗洛伊德师承自尼采，也确实承认了弗洛伊德理论对现实世界的影响，而且布鲁姆也承认了弗洛伊德思想本身的伟大。
    　　 进一步讨论，其实布鲁姆卷一中对弗洛伊德主义对大学生的影响讨论中表现出对弗洛伊德主义的极大愤慨，而在卷二切换到思想史的研究和思想的演进与分析时，全然收起了对弗洛伊德的偏激，他写到“弗洛伊德和韦伯是前希特勒时代伟大的德国古典传统的一部分，非常受人尊重”，承认弗洛伊德对尼采的非理性因素的进一步阐发，而且布鲁姆也认真在与弗洛伊德对话“让我吃惊的是，弗洛伊德阐述的一切有意识生命的非理性起源，和韦伯阐释的所有价值的相对性，居然没有给他们以及他们的科学的乐观态度带来任何问题。弗洛伊德对文明的未来和理性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是持极端怀疑态度的。他肯定也不是民主或平等的可靠鼓吹者”p104，由此亦可以看到卷一的布鲁姆和卷二的布鲁姆对待弗洛伊德更像两张面孔，卷一的内容更像是写给报刊杂志这样的大众读物，戏谑而偏激，而卷二的内容则是写给同道中人，认真而深刻。
    　　 最后简单说一下，布鲁姆《美国精神的封闭》最核心的部分在政治哲学下的讨论，卷一 大学生 是对当时美国大学生各种不良表现的一个现象呈现和问题发掘，而卷二 虚无主义，美国的风格 则是布鲁姆真枪实干地以政治哲学的功底讨论美国虚无主义的历史演进，在政治哲学的宏大视野里梳理和回应的第一卷 美国大学生变成这样或民主社会大学出现这样那样危机的哲学思想演进（在我看来此部分完全可独立拿出来做政治哲学），从卷一到卷二呈现出阅读的陡坡，其精神所致和思想对话完全上了一个高度，卷三大学在某种程度上则是一个回落（卷三开始仍然还是思想史讨论，后半部分呈现明显的回落），继续放眼于现代大学，讨论诸如现代大学的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在大学中的分裂，并尝试给出一些药方，读起来稍微轻松些。因此整本书的阅读犹如一个抛物线，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弗洛伊德只是在由低到高的前半截出场，而尼采的则是在卷二里面价值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最重要的对话人物之一，二者的分量有极大差别。
    　　
  •     真心写的不错，翻译的也不错，特别是再读完一些得了拉稀便秘综合症的译本之后，越发觉得一本好书不易，一本好译本更是难得~~~~~
  •     学生造反那一段让我联想到各种国内的环保爱护动物协会人士
  •     这么拗口的译文啊……我还是直接看原文吧，省得猜意思。
  •     　　 来源： 张益清的日志
    　　这本书给我的震撼是无以言表的。这个great books education的鼓吹者，早已过世的Allan Bloom，写出了我从小到大，从中国到美国不断经历和重演的一个困惑，那就是古典文学、艺术在人们生活中的缺席。这种缺席并不是表象上的。在美国，莎士比亚仍然是中学生的必读，每一个学音乐的人也都会从古典音乐大师们开始。然而，“伟大书籍（也包括艺术）”的精神，已经在这个社会消失殆尽，成为僵死的传统。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我接触过的身边无数的美国人。我有一个朋友，从一个世俗标准来讲，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和知识训练（well-educated and well-read）的人。他拥有博士学位，父母都是教师，从小学习钢琴和绘画。然而在和他的交谈中，我发现这种传统对他的影响，微乎其微。他承认这些书和音乐是伟大的，然而吸引他、能够作为一个话题引起他交谈欲望的，是科幻小说、电子游戏和哈利波特。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学校、在网上遇到他，问候的时候，他总会说，Nothing interesting going on here; I guess I am just getting bored.
    　　
    　　这种表达我并不陌生。而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时常想到的词语，就是他的这句“无聊”。 没有什么比一个在太阳底下左顾右盼的猩猩这个场景更能准确地在我脑中唤起无聊的形态了；这是一种满足了基本生理需求之后的空虚和厌倦。而我一直在想，这种不仅在这个朋友身上体现，也在当代社会盛行的无聊，和“伟大书籍”的关系是什么呢？
    　　
    　　世界上可以做的事情何其多,光书籍一项，就可以提供无穷无尽的选择。对美的感知，对真理和生命的思辨，对过去时代，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思潮的了解，与所有时代中最杰出头脑的对话，都可以通过阅读来实现。而阅读是一件比毒品更容易上瘾的事情: 一本哈姆雷特足以让你对莎士比亚本人感到好奇，进而一本接一本打开他的戏剧；你进而阅读他同时代的诸如Christopher Marlowe的作家和诗人。而对那个时代的更大图景的好奇，又会引导你打开关于那个时代的历史、哲学、神学书籍。对一本哲学著作的阅读，足以让你顺藤摸瓜，列出一个或许你一生都无法穷尽的阅读单子。更不要说，一些伟大的经典，在反复的阅读中，能给予人无穷的启示和光照。大学的时候在北大听课，一位我非常尊敬的老师在回答应该怎样读书时说，读书人最重要的事情，是对经典的大量和细致阅读，进而打通文史哲的通道。作为一个业余的、能力完全不足以进行学术研究的爱书者，我长久的困惑和麻烦，是被世俗、谋生的事宜捆绑，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覆盖我想读的书籍。一个人的世界是何其狭小，而我想不到任何比阅读更能有效地让我们跨越日常的平庸和琐碎的手段了。可惜，这个时代的无聊，是不会对“去阅读！”这样的建议做出任何回应的。人们的阅读，是畅销书榜上无穷无尽的劣质科幻（Science Fiction）、青少年（Young Adult）和励志书籍（Inspirational）。
    　　
    　　这种阅读不是真正的阅读，他们和电子游戏、电视剧一样，提供的是对本能的欲望的满足和刺激，而不是对人格、性情的塑造和锻炼，更不是与天地、造物主的永恒对话和辩论，这能让人的心灵即使在什么都不读的静默中都能产生奇迹感、乐趣和满足的，最具创造性的活动。我能想象到一个热衷于读魔幻书籍的人，在这些书慢慢失去对他的廉价心灵的刺激后，就会被倦怠所占据；这些书籍不包含想象力和创造性，而仅仅是猎奇和猎艳。就好像Allan Bloom写，人们的心灵已经贫瘠到一个地步，他们只能把想象力放到什么都没有的太空。（No offense，但我这个朋友，也刚好是一个太空飞船的爱好者）
    　　
    　　被无聊支配的心灵，也难以在音乐和艺术中寻找到情感的表达。Bloom在书中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这个时代爱（love）的匮乏。Bloom说，当他看到一对大学时期同居了三年的男女毕业时轻松分开，没有伤痛，甚至几乎没有记忆，他对这样的男女关系感到完全哑口无言（struck dumb）。这是我们时代盛行的关系（relationship），而不是爱情。罗密欧与茱莉亚式（罗密欧与茱莉亚实际上已经是被用来嘲讽恋人的名字）的、古典式的、建立在双方独特人格基础上的爱情和表达已经完全不复存在，因为男女关系已经和灵魂无涉，而只是两个人的一种可以任意置换对象的相处。这个朋友在谈到他的上一段失败的关系的时候说，我和她在一起的两年，我投入了很多精力（I invested a lot），因此我在分手时感到难过。我当然不是怀疑他的情感，但就像Bloom哑口无言一样，这个表达也让我陷入沉默。投入是一种计算，虽然他在计算的并不是金钱，这种对情感的表达，却无比准确地反应了一种情感的疏离。爱情不是柏拉图笔下的因为自身不完整而产生的渴望和寻求，也不是圣经中“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而是钻石、礼品店贺卡、修剪整齐的鲜花束点缀的工业流水线产品。Bloom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时代的高离婚率体现的不是人们得到了自由，而是爱之无能，和家庭作为一个重要社会组织对真理和价值传承的无力。
    　　
    　　我曾经在一次这样的，“我很无聊”的对话重演的时候，建议这个朋友说，你不妨去读书。而他看着我，问我，我刚读完最新的福尔摩斯系列，现在该读什么好呢？
    　　
    　　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你们说，现在，该读什么好呢？
    　　
    　　
    　　
    　　源地址：http://blog.renren.com/GetEntry.do?id=854234647&owner=60208683
  •     　　阿兰布鲁姆总体而言在这本书里表现得有些歇斯底里，没有斯特劳斯的那种魅力。不知是气质的差别还是场合的差别。
    　　
    　　作者: 艾伦·布卢姆
    　　isbn: 7544702472
    　　书名: 美国精神的封闭
    　　页数: 348
    　　译者: 战旭英, 冯克利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定价: 28.00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7-10-01
  •     走向贫瘠的思想。总体乐观的批判者。
  •     教授可以對一件事確信無疑：幾乎所有進入大學的學生都相信，或者他們自稱自己相信，真理是相對的。如果有人對此提出異議，可以想見，學生們會大惑不解。同樣 ，要是有人覺得所謂理所當然之事理都有待證明，這會讓那些學生感到不可思議，就好像那傢伙在質疑2+2=4。
  •     说实话，看这篇书评，我很费力，不知怎么，一点也提不起兴趣，我认识其中的每一个字，可我却读不懂它。我想是我的精神层次还没到这样的高度，也许，有一天，我会明白作者的
  •     竞争是协作的一部分，反过来不是。
  •     如果艾伦·布鲁姆这种人来中国，估计几天就没小命了，不过捶死他的不是极权政府，而是民主派知识分子。一个过来说他有文革批斗思维，再来一个说他没有爱与慈悲之心，又来一个说他刻意模仿鲁迅文风，接着连续来几个说他没有区别爱国与爱政府，以为越右越好，专走极端，陷入意识形态争论，忽略了世界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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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批别人，别人批你，这不是斗争是什么？除非你能详细说明学术宽容和学术争论的界限在北纬多少度，否则没人看得懂你为什么发牢骚。
  •     建议重翻译。
  •     二手书，那叫一个贵~~~
  •     半是谤文，半是挽歌，半是对过去的怀念，半是对未来的恫吓，两星敬它是一条坦诚的意识形态
  •     知识分子们，告别和谐，搞起争论对立，操作起来吧。嘿嘿。
  •     　　谈美国精神的封闭，那是一种自省精神。
    　　谈中国精神的封闭，应持一种自我批判精神。
    　　尚未走出“五四时代”的中国，在民族精神成长方面还是路漫漫。而理应是精神发源地的大学，更应首先达到精神的成熟。
  •     开放至于走向封闭，理性至于消解理性，极端无神论至于宗教狂，悖论与思辨
  •     　　Alan Bloom这本书是为我们这个患了平庸病和浮躁病的时代把脉和听诊。
    　　
    　　自由民主制度导致了没有节制的宽容，使了善恶沦为了中性的【价值】，人沦为舆论的奴仆。相对主义又必将导致虚无主义（又可参见布鲁姆的老师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中的论证）。在这样的情形下，当代人类不可避免的面对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失落。
    　　
    　　这失落体现在两方面。一面是人们看似开放，实际上却对各种价值都漠不关心了，冷漠处之，各行其是。另一面，人们看似能够以一种属于全世界的【理性】不加区分地看待全世界，然而却不再与自己的传统保佑深刻的联系了，不再对抵达简洁的真理所经历的深厚的生命体验有深刻的感知。
    　　
    　　大学作为人类社会中一个特殊的领地，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担负着思想的使命。而在今天，大学的阵地却不断沦陷，作为人类知识三分领域中探究【人】的那一部分中，最为重要的人文科学已然江河日下。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学需要有勇气继续担当起自由思想，培养有素养的人而非职业化的人才的重任。时代需要培育精神精英的通识教育！
    　　
    　　对于个人，如何把握传统的脉搏，如何获得面对转瞬即逝世界的勇气？最好的方式是阅读【经典】。并且不是以一个在思想集市上随意采购的居家者的身份，而是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按作者想要我们阅读的方式来阅读和思考。
    　　
    　　只有严肃的生活才是值得过的。如果有人反对这句话的话，他也不得不承认，只有报着这样的态度的人，才能在娱乐和轻浮既已泛滥的生活里，随时保有严肃和厚重的能力。
  •     不是这个版本的。
  •     我很想读，请问哪个译本比较地道讷 （菜鸟问）
  •     　可怜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生和稀泥、装老好人、追求和谐，而不知道其天职在于争斗——知识和观念上的比拼竞技。为求至高无上的真理，何必在意所谓“语言暴力”，不妨就向对手报以老拳，这才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嘛。一团和气，互相作揖，那是知识分子吗？那是党和政府的团拜会，既无娱乐性，也无艺术性，只剩下干瘪的政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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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意思是要因为“真理”对“吾师”使用语言暴力、报以老拳？！
  •     　　
    　　 这本《美国精神的封闭》一年前就看完了。当时本来想写篇书评，后来因为俗务缠身，就耽搁了。前两天，收拾书柜，又看见了它。重新翻了翻，读了几页，感觉依然良好。
    　　 实际上，当初读的时候，刚开始我非常不喜欢。艾伦·布鲁姆有那种文化老人的神经质，絮絮叨叨，什么都看不惯，特别招人烦。他说柏拉图好，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他反对摇滚，我却喜欢的很。他攻击左仔的方式也让人看不惯。他说左仔自以为是，总以为老子天下最清醒，其实就像那些说“圣诞老人不存在”的野蛮孩子，根本享受不到幸福感——幸福来自于被“高贵的谎言”蒙在鼓里。尤其要命的是，有时他的话听上去就像左仔，例如他说“美国精神太开放了已经变得封闭”，这完全是辩证法嘛，废话一句。不过，此书慢慢读下去，耐着性子，却渐入佳境。这时，我发现这老东西骂来骂去，却不是卫道士。他追求是知识，是“明辨是非”，而不是“姿势”，知识界最新的潮流。例如这一段，他评论洛克的学说：
    　　
    　　 洛克的理性勤奋之人，作为一种典型，具有真诚的魅力，他没有虚伪的虔诚，按照自己的所思所想行事，追求自己的利益。当然，在他的自私背后潜藏着一种预期，自私比道德说教更有利于他人的利益，这种真诚的品格更多的体现为对伪善的嗤之以鼻，而不是对美德的一味赞扬。
    　　
    　　 他对“辩证法”的祸害也非常清醒，寥寥数句胜过了条分缕析：
    　　
    　　 我们对减少冲突的渴望解释了“辩证法”一词广为流行的原因，按我们的理解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它以对立始，以综合终，所以一切魅力和诱惑都统一在和谐之中。哲学和伦理学最困难和最基本的原理是，“你不能既吃掉蛋糕又保留蛋糕”，但辩证法战胜了这个法则。
    　　
    　　 当然，作为一名坚定的保守主义者，他得通过袭击对手来证明自己。让人觉得快意的是，他是如此豪侠不羁，对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左派，做到了“一个也不宽恕”，不腿软、不手软、不心软。
    　　
    　　 对于性解放，他说：“性革命必须推翻一切统治力量，，它们是人性和幸福的敌人。从爱中生出了恨，还乔装打扮成社会改革。一种世界观在性的支点上取得了平衡。”
    　　 对于女权主义：“在旧秩序之下，女人从属于男人，依靠男人；在新秩序下，女人孑然一身，她们需要男人，却不能指望他们，她们个性的自由发展受着阻碍。对于女人来说，现代性的承诺并没有真正兑现。”
    　　 对于革命文学： “人们能够期待某种文学的余辉，因为抨击资产阶级几乎成了作家的条件反射，难以释怀，这从如此多的人抱着这种痛恨不放即可得到证明，尽管纳粹和苏联体制也许更值得他们关注。为使仇恨的火焰永不熄灭，许多文学家把希特勒解释成一种资产阶级现象，他们凭借不断重复的力量把这些解释变成了自己手中的大棒。”
    　　 对于文化决定论：“文化这个观念，实际上就是维持某种类似于宗教的东西而不去谈论宗教的一种方式。文化是理性和宗教的综合物，它试图隐藏这两极之间的尖锐对立。”
    　　
    　　 对于平等主义：“平等主义意味着千人一面，因为它赋予那些僵化的人以力量，他们只能利用旧的价值，别人已经创造出的价值，它是没有活力的、其倡导者并不信奉的价值。”
    　　 对于马克思主义：“德国是列强中唯一没有发生革命的国家，马克思主义的创立部分是为了在德国掀起一场更宏大、更美好的革命，这是德国哲学的完美的自然结局，如同法国哲学在法国大革命中达到顶峰一样。当然，革命势必导致流血，这证明了人们爱自由胜过爱生命。”
    　　 对于价值相对论：“令我震惊的并非相对主义的不道德。令人诧异和可耻的是我们接受这种相对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是对我们人生意义缺乏关切的随便态度。”
    　　 对于科学崇拜：“苏联自然科学的状况就是斯威夫特的预言的登峰造极的可怕表现。它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暴政。在所有学科中只有自然科学，在所有人中只有自然科学家，能够迫使暴君不予干涉。”
    　　 对于学生造反：“在美国，让自己与众不同是很困难的，为了做到这有点，学生们用炫耀性怜悯取代了父亲的炫耀性消费。他们专心致志地向美国和第三世界的某些人做宣传，这些人不质疑他们的优越感，而且，按他们的想象，这些人会接受他们的领导。”
    　　 对于人文学科教授：“他们坚信平等主义的正义，然而他们却是稀有、高雅和出众的代理。他们与平等主义并不相宜，但他们的民主倾向和负罪感却驱使他们同它站在一起。”
    　　
    　　 如果艾伦·布鲁姆这种人来中国，估计几天就没小命了，不过捶死他的不是极权政府，而是民主派知识分子。一个过来说他有文革批斗思维，再来一个说他没有爱与慈悲之心，又来一个说他刻意模仿鲁迅文风，接着连续来几个说他没有区别爱国与爱政府，以为越右越好，专走极端，陷入意识形态争论，忽略了世界的多元性。三天两头敲打几下，这样还不死？必死无疑了。可怜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生和稀泥、装老好人、追求和谐，而不知道其天职在于争斗——知识和观念上的比拼竞技。为求至高无上的真理，何必在意所谓“语言暴力”，不妨就向对手报以老拳，这才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嘛。一团和气，互相作揖，那是知识分子吗？那是党和政府的团拜会，既无娱乐性，也无艺术性，只剩下干瘪的政治性。
    　　 读读艾伦·布鲁姆吧，爱的知识分子们，告别革命之后，让我们告别和谐。再过这一关，你们的白马王子德先生就会出现了。
    　　
    　　
  •     它在人们心中唤起崇敬之惰,只有那些将自身与平等自由观念融为一体的人才会产生这种感情。
  •     泥萌连性解放和摇滚乐也要黑难怪美利坚小鬼们都去当左狗了啊。中间黑左狗如何欺师灭祖丧心病狂地瞎捧起尼采的那段很有意思。包法利夫人作为虚无主义者的代表要靠尼采来拯救。而作为后虚无主义代表的伍迪艾伦则可以拯救尼采。当我们探索“自我”的深渊时，同时要有留有足够的力量回归日常。但这听起来毕竟太不浪漫啦。
  •     有启发，还发现错别字哎
  •     　　我感觉写得很好啊，特别对于大学对一个人的重要性的论述，”于我心有戚戚焉“。。。
  •     为什么第一句说艾伦·布卢姆“偏向左派”？我个人感觉艾伦·布卢姆挺右的啊……
  •     写得蛮精到。。。
  •     读读艾伦·布鲁姆吧，爱的知识分子们，告别革命之后，让我们告别和谐。再过这一关，你们的白马王子德先生就会出现了。
    +2
  •     对于女权主义：“在旧秩序之下，女人从属于男人，依靠男人；在新秩序下，女人孑然一身，她们需要男人，却不能指望他们，她们个性的自由发展受着阻碍。对于女人来说，现代性的承诺并没有真正兑现。”
    现代性的承诺没有兑现=女性应该回到保守时代的秩序之下，从属于男人？
    我不相信布鲁姆先生的逻辑就是这么简单粗暴，这和新左有什么区别...lz可以解释一下吗？
  •     　　
    　　by Roger Kimball
    　　
    　　This is no ordinary matter we are discussing, Glaucon, but the right conduct of life.
    　　—Socrates, in Plato’s Republic
    　　
    　　When we talk about Allan Bloom’s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it is useful to begin by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e book,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phenomenon, on the other. They are different, if related, things.
    　　
    　　Let me start with the book. What is it? In the simplest sense, it is a pedagogical autobiography, written by a fiftyish academic philosopher who was also a dedicated teacher and whose experience of university life from the late 1960s through the mid-1980s had left him disabused, mournful, and alarmed.
    　　
    　　The book is also—let me acknowledge this at once—a curious literary artifact. It is a rich and promiscuous stew that Allan Bloom served up, part polemic, part exhortation, part exercise in cultural-intellectual history. It sometimes grabs readers by the lapels and gives them a shake; at other times it assumes a dry, professorial tone as it delineates the genealogy of freedom, discriminates among diverse meanings of equality, or parses a choice passage from Plato, Locke, Rousseau, Tocqueville, or Nietzsche.
    　　
    　　Nevertheless, if parts of the book are reminiscent of the academic lecture hall, the overall effect is nothing short of electric. For all its loose-bagginess,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is a book written with commanding passion, urgency, and conviction. Bloom himself described the book as a “meditation on the state of our souls.”
    　　
    　　Now, the audacity of a paid-up secular academic talking without irony about “souls” in 1987 was perhaps the first thing that made people nervous about the book. “How Higher Education has Failed Democracy and Impoverished the Souls of Today’s Students”—what a subtitle! It was one thing for Bloom to write that “No real teacher can doubt that his task is to assist his pupil to fulfill human nature against all the deforming forces of convention and prejudice.” We’re all good liberals here, we’ve read John Stuart Mill, and we naturally give a decent shudder whenever words like “convention” and “prejudice” are uttered in polite company. But then Bloom went on to spoil our smug tranquility by pointing out that “strong prejudices are visions about the way things are” and asserting that “there is no real teacher who in practice does not believe in the existence of the soul, or in a magic that acts on it through speech.”
    　　
    　　Soul? Prejudice? Magic? Whatever could he mean?
    　　
    　　It is heady stuff. Bloom confronted the future of liberal education as if he were addressing an issue of—well, not life and death, exactly, but the question of what counts as the good life, on one side, and the multitudinous counterfeits and impostures that threaten it, on the other. I confess that I found the book no less thrilling, and no less pertinent, now, twenty years on, than when I first read it in 1987.
    　　
    　　I realize, of course, that my enthusiasm is not universally shared. The anathema brought down upon Bloom was a veritable thesaurus of politically correct epithets, partly alarming but also partly comic. Bloom was racist; he was sexist; he was elitist; he was authoritarian and—get out the crucifix and garlic—he was “Eurocentric.” Bloom was accused, moreover, of stupidity, ignorance, malevolence, bad scholarship, insensitivity, and political manipulation. And that was all before breakfast. One critic compared him to Colonel Oliver North—a comparison, I hasten to explain for those who, like me, admire Colonel North, that was meant to be unflattering. Several reviewers summoned up the ghost of Senator Joseph McCarthy; one even discerned similarities between Bloom and Adolf Hitler. The cataract of calumny and vituperation continues to this day.
    　　
    　　At the same time, the book was an astonishing success. That was another part of the phenomenon of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Indeed, I suspect that its success was a large part of what infuriated Bloom’s critics. Perched at the top of The 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 list week after week, the book is said to have sold more than a million copies. How could that be, when Professor X, chairwoman of the department of anti-American studies, cross-dressing, and victimology at YaleHarvard, never published a book that sold more than 5367 copies? The time is out of joint, Comrade, and we have to close ranks to set it right.
    　　
    　　But even the success of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had its oddities. One side of the oddity was summed up by a cartoon in The New Yorker. It shows a bemused-looking chap in a bookstore. He is standing in front of a table piled high with the book. As he leafs through a copy, a bookseller stands by beaming and confides, “I haven’t read it, but it’s terrific.”
    　　
    　　I have often wondered how many of those million copies sold actually found readers. Five percent? Seven? Not more, I’d wager. But the interesting thing is that it didn’t matter. Poetry, T. S. Eliot said, communicates before it is understood. Similarly, books like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do not have to be widely read to touch a nerve and communicate their essential message.
    　　
    　　It is worth stressing that Bloom was not the doctrinaire conservative caricatured by his enemies. He regarded liberal education, properly conceived, less as a preparation for than as an alternative to commercial bourgeois culture. Libertarianism he disparaged as “the right-wing form of the Left, in favor of everybody’s living as he pleases.” His chief concern in this book was actually quite narrow. His topic was not higher education tout court, but only a sliver of it—the “best liberal arts students” at the “twenty or thirty” best colleges in the country. They were the students Bloom cared about, and they were the ones most imperiled by the changes that had beset the academy.
    　　
    　　Nevertheless, conservatives were right to champion Bloom, just as left-wingers were right to regard him with fear and loathing. Not only was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a powerful indictment of intellectual and moral corruption in the academy, it was also, if incidentally, an indictment that might make the public sit up and take notice. Jobs, tenure, academic institutes, and college curricula might finally be subject to open scrutiny. Alumni might wonder why they should subsidize institutions devoted to repudiating the founding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values of the United States. Legislators might wonder if all was well in the ivory towers that taxpayers had so munificently endowed and accoutered. Parents might wonder why their children were battened on nihilistic word games and taught to regard traditional morality as a contemptible expression of narrow-mindedness and bigotry. In September, they send John or Joan and a large check off to a prestigious college or university and by June the money is spent and John or Joan—so eager and pleasant a few months ago—return having jettisoned every moral, religious, social, and political scruple that they had been brought up to believe. Why should parents fund the moral de-civilization of their children at the hands of tenured antinomians?
    　　
    　　Indeed, those with a stake in politicizing intellectual life in the academy had much to fear from the publicity accorded to Bloom’s book. If, alas, their fears proved largely groundless—if it’s still politically correct business as usual in most of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Bloom’s book at least helped remind us that there were alternatives and that forceful criticism could make reform possible, if not certain.
    　　
    　　In the preface to a collection of essays called Giants and Dwarfs, Bloom insisted that “the essence of education is the experience of greatness.” Almost everything that he wrote about the university flowed from this fundamental conviction. And it was this, of course, that branded him an “elitist.” In fact, Bloom’s commitment to greatness was profoundly democratic. But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it was egalitarian. The true democrat wishes to share the great works of culture with all who are able to appreciate them; the egalitarian, recognizing that genuine excellence is rare, declares greatness a fraud and sets about obliterating distinctions.
    　　
    　　As Bloom recognized, the fruits of egalitarianism are ignorance, the habit of intellectual conformity, and the systematic subjection of cultural achievement to political criteria. In the university, this means classes devoted to pop novels, rock videos, and third-rate works chosen simply because their authors are members of the requisite sex, ethnic group, or social minority. It means students who graduate not having read Milton or Dante or Shakespeare—or, what is in some ways even worse, who have been taught to regard the works of such authors chiefly as hunting grounds for examples of patriarchy, homophobia, imperialism, etc. It means faculty and students who regard education as an exercise in disillusionment and who look to the past only to corroborate their sense of superiority and self-satisfaction.
    　　
    　　The other side of Bloom’s commitment to greatness was his criticism of popular culture—more precisely, his criticism of the deliberate confusion of popular culture and high art. Among the many things that incensed Bloom’s enemies, perhaps none so enraged them as his condemnation of rock music. “Rock music,” he wrote, “provides premature ecstasy and, in this respect, is like the drugs with which it is allied. It artificially produces the exaltation naturally attached to the completion of the greatest endeavors—victory in a just war, consummated love, artistic creation, religious devotion and discovery of the truth.”
    　　
    　　Bloom’s point was difficult to credit even for some people who were otherwise sympathetic to his argument. How could rock be such a bad thing? Hasn’t it become just one more middle-class entertainment, enjoyed by kids everywhere? To be sure it has. But the fact that rock has been domesticated and commercialized, that it is now big business and mass entertainment, does not change its essential character. Its appeal is the appeal of the Dionysian: rock is anti-order, anti-verbal, anti-intellect. It is about unconstrained sexuality and polymorphous gratification. That is why its main enthusiasts are adolescents, old as well as young. They are right that rock music is a liberation: it is a liberation or vacation from civilization. In the deepest sense it is a liberation from music, whose essence is order.
    　　
    　　Bloom came down hard on rock because, like Plato, he understood the power of music to educate our emotions at the most basic level. Rock is an education for chaos and narcissism. There are, of course, many competing claims for a child’s emotional allegiance; rock music is only one of a host of attractions besieging young people for attention. But because “the first sensuous experiences are decisive in determining the taste for the whole of life,” Bloom was right to call attention to the dark, seductive side of rock music. “Nihilism,” he observed, is often “revealed not so much in the firm lack of beliefs, but in the chaos of the instincts or passions.”
    　　
    　　Bloom’s criticism of rock music was part of a larger attack on the 1960s, the decade that epitomized the radically egalitarian, liberationist ethos that wreaked such havoc on the university and on society at large. While he acknowledged and paid homage to the triumph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he regarded the 1960s as “an unmitigated disaster” for intellectual and moral life in academia. This, too, won him the vitriol of the cultural Left, for whom the 1960s was a political Golden Age. Having lived through the student demonstrations at Cornell in 1969, when black activists brandished guns and held university administrators hostage, Bloom knew otherwise. The Siege of Cornell was a defining experience for Bloom. American society did not quite come apart at the seams, but Bloom was correct in seeing parallels between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the 1960s and the German university in the 1930s. “The fact that in Germany the politics were of the Right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the Left should not mislead us,” he noted.
    　　
    　　In both places the universities gave way under the pressure of mass movements, and did so in large measure because they thought those movements possessed a moral truth superior to any the university could provide. Commitment was understood to be profounder than science, passion than reason, history than nature, the young than the old… . The unthinking hatred of “bourgeois society” was exactly the same in both places. A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proved this when he read to his radical students some speeches about what was to be done. They were enthusiastic until he informed them that the speeches were by Mussolini.
    　　
    　　Looking back on this episode from the relatively quiescent time of the 1980s, Bloom pointed out that in many ways the student revolutionaries had won the battle. Buildings were no longer in flames, guns were no longer brandished, but that was because on the central intellectual and moral issues the universities had capitulated. It was no longer a case of activists holding teachers and administrators hostage: now teachers and administrators held their students hostage—hostage to the emancipationist pabulum of their cherished 1960s ideology. Radical feminism, multiculturalism, political correctness: some of the names were new, but the phenomena were born and bred in the Sixties. “When the dust had settled,” Bloom wrote near the end of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it could be seen that the very distinction between educated and uneducated in America had been leveled… . Freedom had been restricted in the most effective way—by the impoverishment of alternatives.”
    　　
    　　The word “alternatives,” in fact, is one of the master words of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It crops up again and again at strategic points, signalling that amplitude of spiritual possibility that Bloom sought to cultivate. “A serious life,” he wrote in one typical passage, “means being fully aware of the alternatives, thinking about them with all the intensity one brings to bear on life-and-death questions, in full recognition that every choice is a great risk with necessary consequences that are hard to bear.”
    　　
    　　Consider, for example, alternative political regimes. While Bloom believe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one of the highest and most extreme achievements of the rational quest for the good life according to nature,” he also, like many commentators, underscore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a great stage” upon which various ideas about freedom and equality have played out, often in demotic form. (“All significant political disputes,” he notes, “have been about the meaning of freedom and equality, not about their rightness.”) Bloom challenges us to look beyond our taken-for-granted notions about political rectitude and ask, “for example, whether men are really equal or whether that opinion is merely a democratic prejudice.”
    　　
    　　Bloom regarded liberal education in its highest form as a conversation across the centuries that revolved around the perennially fresh question “What is the good life?” He championed what he called “the good old great books” because they are the prime repositories of thoughtful alternative answers to that question. A liberal arts education for Bloom centrally involved a meditation on those books and the “permanent questions” they posed in themselves and, above all, in relation to one another. As such a liberal arts education was “a resource against the ephemeral” and prophylactic against nihilism and spuriousness.
    　　
    　　I want to stress the interrogatory aspect of Bloom’s teaching. In his view, a liberal education did not aim to equip students with answers. On the contrary, it endeavored to develop in them a thoughtful, indeed a passionate, disposition to entertain those deep questions, questions that are fulfilled not in “results” or declarative formulae—not in better test scores or technical know-how—but only by being continually renewed in conversation with the past. This aspect of Bloom’s teaching has not pleased everyone. Even some conservative commentators, though sympathetic to Bloom’s criticisms of the academy, are impatient with what they regard as his indefiniteness and lack of a positive doctrine. Wilfred M. McClay, for example, in a thoughtful article for the Intercollegiate Review (Spring 2007), wonders whether Bloom really has “anything solid to offer in place of the follies he describes.” In the end, McClay suggests, Bloom’s position is not much different from “the languid pragmatism of Richard Rorty.”
    　　
    　　McClay is right that Bloom does not offer anything “solid” in place of the follies he describes. But his model is not the chummy nihilism of Richard Rorty but the probing inquisitiveness of Socrates.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Rorty denies that anything like the truth exists; Socrates wonders whether he has managed to grasp the truth but is unwavering in his acknowledgment of its claims. “Man,” as G. K. Chesterton put it, “was meant to be doubtful about himself, but undoubting about the truth.” For Bloom, liberal education in its highest vocation consists primarily in stoking the fires of this interrogatory attitude. It is an invitation to serious questioning, not a form of catechism. Who are we, not in relation to our low and common needs, but in relation to our highest aspirations? That, for Bloom, is the permanent, ever recurring question that fires liberal education. There are answers to this question, but they do not necessarily emerge in definite precepts and prescriptions. “A liberal education,” he writes, “means precisely helping students to pose this question to themselves, to become aware that the answer is neither obvious nor simply unavailable, and that there is no serious life in which this question is not a continuous concern.” The diminishment, as Bloom puts it in the subtitle to his book, affects not only students but also democracy itself, which requires models of excellence if its commitment to equality is not to degenerate into a squalid egalitarianism.
    　　
    　　Does it matter? Should we really care about preserving institutions where the liberal arts in this high sense are nurtured? It is part of Bloom’s brief in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to argue that the health of the liberal arts betokens not only the health of the university but also the spiritual vibrancy and purpose of society at large. But it fulfills this purpose in a curious way. After all, conceived as Bloom conceives it, liberal education is ostentatiously impractical. One may learn certain skills incidentally, but the basic impetus is contemplative, not utilitarian. It is also unabashedly elitist, by nature appealing to a small subset of students.
    　　
    　　Most students will be content with what our present considers relevant; others will have a spirit of enthusiasm that subsides as family and ambition provide them with other objects of interest; a small number will spend their lives in an effort to be autonomous. It is for these last, especially, that liberal education exists. They become the models for the use of the noblest human faculties and hence are benefactors to all of us, more for what they are than for what they do. Without their presence (and, one should add, without their being respectable), no society—no matter how rich or comfortable, no matter how technically adept or full of tender sentiments—can be called civilized.
    　　
    　　I described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as a kind of “pedagogical autobiography.” It is above all a teacher’s book: for and about the pedagogical vocation, which, as Bloom put it, is ultimately about the care and nurturing of souls. Behind all his criticism is a horror of encroaching homogenization and moral impoverishment. Liberal education as Bloom conceived it is a spiritual quest. It requires passion, yearning, and tenacious intellectual engagement.
    　　
    　　When he looked around him, Bloom saw a faculty that had abdicated its responsibility to cultivate that yearning and, correspondingly, students who were “nice,” “spiritually detumescent,” and intellectually unambitious. One sign of this was the common indifference to the great monuments of culture, especially great book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Competing with television, rock music, and movies, high culture no longer cast its enchanting spell. At a deeper level, what students lacked was the invigorating passion that links sexual longing to intellectual aspiration and ultimately brings liberal education itself under the aegis of eros. More and more, Bloom thought, they resembled the timid, narcissistic creature described by Nietzsche in his devastating portrait of The Last Man:
    　　
    　　“‘What is love? What is creation? What is longing? What is a star?’ thus asks the last man, and he blinks… .
    　　
    　　“‘We have invented happiness,’ say the last men, and they blink. They have left the regions where it was hard to live, for one needs warmth. One still loves one’s neighbor and rubs against him, for one needs warmth.
    　　
    　　“Becoming sick and harboring suspicion are sinful to them: one proceeds carefully… . A little poison now and then: that makes for agreeable dreams. And much poison in the end, for an agreeable death… .
    　　
    　　“No shepherd and one herd! Everybody wants the same, everybody is the same: whoever feels different goes voluntarily into a madhouse… .”
    　　
    　　Having absorbed the multiculturalist doctrine espoused by their teachers and the larger society, such students were reflexively “non-judgmental” about everything but their own intellectual poverty and sense of moral superiority. Thus it is that the great liberal virtue of openness degenerated into flaccid indifference and anchorless relativism. And hence the melancholy irony of the situation Bloom dissected: “Openness used to be the virtue that permitted us to seek the good by using reason. It now means accepting everything and denying reason’s power.” So here’s the rub: What had been proclaimed a magnificent opening turned out to be a great closing.
    　　
    　　I suspect that Bloom’s discussion of the perversions of openness was one of the chief things that made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a bestseller. As a liberal, democratic society, we are committed to that constellation of virtues named by openness, tolerance, diversity, and the like. But we are also a society that has witnessed what happens when those virtues are absolutized.
    　　
    　　As Bloom saw, the “sensitivity” of the multiculturalist is an index not of moral refinement but of moral vacuousness. Multiculturalism is a paralyzing intoxicant; its thrill centers around the emotion of superior virtue; its hangover subsists on a diet of ignorance and blighted “good intentions.” The crucial thing to understand is that, notwithstanding the emancipationist rhetoric that accompanies the term, “multiculturalism” is not about recognizing genuine cultural diversity or encouraging pluralism. It is about undermining the priority of Western liberal values in our educational system and in society at large. In essence, as the political scientist Samuel Huntington has pointed out, multiculturalism is “anti-European civilization… . It is basically an anti-Western ideology.” The multiculturalists claim to be fostering a progressive cultural cosmopolitanism distinguished by superior sensitivity to the downtrodden and dispossessed. In fact, they encourage an orgy of self-flagellating liberal guilt as impotent as it is insatiable.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been preaching the creed of openness and multiculturalism for the last few decades. Politicians, pundits, and the so-called cultural elite have assiduously absorbed that dogma, which they accept less as an argument about the way the world should be than as an affirmation of the essential virtue of their own feelings. We are now beginning to reap the fruit of that liberal experiment with multiculturalism. The chief existential symptom is moral paralysis, expressed, for example, in the inability to discriminate effectively between good and evil.
    　　
    　　As the philosopher David Stove pointed out, the large issue here is one that has bedeviled liberal societies ever since there were liberal societies: namely, that in attempting to create the maximally tolerant society, we also give scope to those who would prefer to create the maximally intolerant society. It is a curious phenomenon. Liberalism implies openness to other points of view, even (it would seem) those points of view whose success would destroy liberalism. Extending tolerance to those points of view is a prescription for suicide. But intolerance betrays the fundamental premise of liberalism, namely, openness. As Robert Frost once put it, a liberal is someone who refuses to take his own part in an argument.
    　　
    　　The escape from this disease of liberalism lies in understanding that “tolerance” and “openness” must be limited by positive values if they are not to be vacuous. American democracy, for example, affords its citizens great latitude, but great latitude is not synonymous with the proposition that “anything goes.” “The fact,” as Bloom notes, “that there have been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good and bad in different times and places in no way proves that none is true or superior to others.” Our society, like every society, is founded on particular positive values—the rule of law, for example, respect for the individual, religious freedom,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Or think of the robust liberalism expressed by Sir Charles Napier, the British commander in India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Told that immolating widows on the funeral pyres of their husbands was a cherished local custom, Napier said “Very well. We also have a custom: when men burn a woman alive, we tie a rope around their necks and we hang them. Build your funeral pyre; beside it, my carpenters will build a gallows. You may follow your custom. And then we will follow ours.” The next time Mahmoud Ahmadinejad wants to speak a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ident Lee Bollinger might ask himself what Sir Charles would have done in his shoes.
    　　
    　　The point is that the “openness” that liberal society rightly cherishes is not a vacuous openness to all points of view: it is not “value neutral.” It need not, indeed it cannot, say Yes to all comers, to the Islamofascist who after all has his point of view, just as much as the soccer mom has hers. Western democratic society is rooted in a particular vision of what Bloom, following Aristotle, called “the good for man.” The question is: Do we, as a society, still have confidence in the animating values of the vision? Do we possess the requisite will to defend them? Or was the French philosopher Jean-François Revel right when he said that “Democratic civilization is the first in history to blame itself because another power is trying to destroy it”? The jury is still out on those questions. How they are answered will determine the future not only of Western universities but also of that astonishing spiritual-political experiment that is Western democratic liberalism.
    　　
    　　
    　　
    　　
    　　
  •     　　看《美国精神的封闭》这本书之前，我对布卢姆可以说一无所知，索尔•贝娄的序写的不错，它调起了我的阅读胃口，也勾起了我读《洪堡的礼物》的那些好时光，但是在翻了几页之后，我很快就意识到索尔•贝娄真的是在抛砖引玉而已。
    　　布卢姆批判美国精神是从大学和作为一名教师的自我反省开始说起的，读到这里，我觉得，如果有一份学生开给导师的书单的话，那么这本书一定要被列在其中，作为每一位为人师者的镜子，照出自己内心的丑陋和贫瘠。
    　　整本书中谈论美国精神出现最多的词汇就是平等、自由、民主、价值、开放等等，和我们看待美国和评论美国时候使用的词汇差不多，在我们的心中，这当然是美国进步的表现，然而布卢姆却出言不逊，毫不客气地指出在这些词语的背后，实际上是美国精神乃至整个欧洲的衰落。
    　　在很多时候，他都要倒退很多个世纪，到柏拉图、苏格拉底、莎士比亚的时代去发现更加完善的文明标准，很多人也许会因此而嫌弃这个思想太过于保守的怪人，毕竟按照他的说法人类最进步的文明将会毁于一旦，难道我们真的要倒退到布卢姆所推崇的那种理想国状态吗？对于一个开放的美国，布卢姆试图寻找一条统一的道路，他所说的理想国，是一种作为蓝图的乌托邦，是以追寻真正的善而联系起来的共同体。
    　　布卢姆的批判矛头指向了基本权利，美国人一向以尊重人权自诩，但前提是国家被假定为消极和中立的，政府狡猾地利用基本权利，让个人陶醉在自我利益的追寻和满足中，从而稳固住了整个社会的协同性。所以马克思说：自然法权的个人主义是一种虚假的个人主义。
    　　布卢姆亦怀疑这种政治的正当性，并指出霍布斯和洛克，以及追随他们的美国缔造者，试图缓和极端信仰，他们通过把个人信仰转移到与认知领域相反的意见领域来达到弱化宗教信仰的效果。这样个人的信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等一切都成为了一种基本权利，你有权不予理睬，但你不应加以指责。通过将基本权利和义务相联系，霍布斯和洛克也成功地将偏见、谬误、怀疑踢出了美国式精神。
    　　美国的复杂、分化、开放，导致了价值的相对化，这种相对价值的背后其实是价值的虚空和判断的悬置，是一种冷漠和无所谓的态度，这种价值的开放导致了对于像“什么是至善”这样的问题的消失，美国式思想也因为这种相对价值而变的肤浅和野蛮，因而布卢姆指出，虚无主义乃是美国的风格，这种虚无主义不是尼采的“上帝已死”，而是没有深渊的虚无主义。
    　　布卢姆不断地提到苏格拉底，在他看来人类最终还是没有走出柏拉图之外，人们一直在重复思索着差不多的问题、处理差不多的事情，只是很可惜，在对待人性、城邦、信仰的问题上，我们并没有超越苏格拉底的时代：
    　　“时过境迁，人性依然，因为我们仍然面对同样的问题，即使外表有所改变；我们仍然有着解决这些问题的独特的人性需要，即使我们的意志和力量已经羸弱不堪。”
    　　贝尔曾说：美国是如此庞大和复杂，从来没有一个单一的政治领导人或单一的政党曾经有能力主导过它，并且毫无疑问，从来没有一个单一的政治领导人或单一的政党有能力减弱这些分化，这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这些焦虑是我们为那种开放性付出代价的一部分。
    　　布卢姆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美国开放性的代价，也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中最严肃的问题，忽视了这些问题，我们或许就真的要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     我觉得是不是有必要对古典时期“自然”的解读做一梳理和总结？从暑假你跟我提过之后我就在想
  •     但是,我们往往会忘记安德列的确是一个高尚的人。他的英雄渴望使他具有心灵的光彩,从而使他周围的资产阶级的琐碎、空虚和自私自利的心灵相形见绚。
    写得太好了！
  •     按照目录对照译文，应该没有删除。所谓删除的目录在正文小标题中。
  •     brillint
  •     高二启蒙读物
  •     其实无非是关于理性、启蒙、相对主义各种悖论的老调调，加之以通俗化解说
  •     相对主义的现代宽容是恶劣的宽容，其结局只能是文明的自我毁灭。但是，相对主义的根源恐怕不能仅仅追溯到尼采或马基雅维利。
  •     　　一天天晕头转向的，脑子里似乎有好几个轨道在跑火车，已经没有了暑假头几天畅快地读一整天书，假装明天世界上所有的书都会消失的机会了。理旧报纸时才看到《南方周末》2008年的暑期阅读推荐，说是面向大学本科生的，依然理想化到不行的样子。还有谁愿意耐心看钱穆先生两大本繁体字竖排的《国史大纲》，以及王明珂的阉本《华夏边缘》呢？
    　　
    　　这几天慢慢在读的，是1987年的全美畅销书，亚伦•布鲁姆（Allan Bloom）的《美国精神的封闭（The Closing of American Mind）》。索尔•贝娄（Saul Bellow）当年作为布鲁姆的好友，给老友写序不忘声辩自己的《赫索格（Herzog）》不是故作艰深，而是与老友理趣相投。布鲁姆死后，贝娄却在2000年抛出小说《拉维尔斯坦（Ravelstein）》，大肆影射老友的劲爆私生活——喜好八卦，同性恋，艾滋病，惊掉了半个美国的下巴。（这个故事的寓意是不该交作家做朋友^-^）
    　　
    　　布鲁姆作为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的真传弟子，该说是太顽固还是太天真呢？他忧心美国社会开放到了虚无的境界，经典最终会“过时”而无法再直接感动人。他的口气，像是个在海滩搭了一整天沙堡的小“国王”，对自己诠释建筑的世界那么满意，觉得那里可以走出真的“哲人王”来，却担心汹涌的社会风潮如海浪裹着泥沙终将淹没他的王国；而当布鲁姆谈起卢梭、苏格拉底和尼采，又像是急着拉你的衣角催你看他收集来的贝壳、寄居蟹和小珊瑚，哪怕纯粹客套，你也不得不配合的摆出一个惊喜的表情来。
    　　
    　　即使是畅销书籍，即使是谈社会现象，即使二十年过去了这个世界已大不一样，布鲁姆对经典的天真和热情仍保留在书里，他是总想分给你半块糖吃的孩子，是朗声说自家施农家肥的西瓜绝对好吃的大叔。经典可以拿来显摆，拿来唬人，拿来故作深沉，也可以拿来招待朋友，分享快乐。该用什么样的包装、广告和行销来让人们更愿意接近这种快乐呢？
    　　
    　　如果要给《美国精神的封闭》作广告的话，我会在腰封上写上“新东方英语作文大师强力推荐，托福、GRE阅读必备”，不喜欢的话把腰封撕掉好了，我没有骗人啊，逻辑构建严谨，旁征博引，冷嘲热讽，直击社会现象，又是口口声声芝加哥普林斯顿，比花时间读Economist的国际政治报道当然有效得多，而且当年这本书的读者年龄现在正好可以批试卷吧。偷偷觉得，布鲁姆的热情或许可以感动个把人关心起打折书店里都滞销的阿里斯托芬来。
    　　
    　　夏天天生就是读看起来不可能读得完的书的季节，看畅销书瞎侃当然很重要，但总不见得一日功成名就，像大才女曾子墨那样，说影响我一生转折的书是棉棉的《糖》，那么让人尴尬。
  •     美国
  •     对我来说有点深。溯及流俗观点产生的源头，充分的说理，使人不得不反对社会与舆论强加给我们的一切 潮流。
  •     你说反了吧。我倒觉得中国的左右之争吵得越来越厉害了，画地为牢，泼妇骂街一般。和稀泥什么只存在于官方口径里。
    学术争鸣固然不错，但像中国这种分帮派，打群架似的口仗笔仗，只有愈见其坏
  •     有些拗口，很深刻，看得很累
  •     读完斯威夫特的质疑就不得不去还掉了。。。就算读完了吧。
  •     : B712.59/4224
  •     　　虽然布卢姆书中的观点非常偏向左派，但他却并不笼统地把六十年代的这批学生视为“垮掉的一代。” 布卢姆首先把大学生视作一张白板——这是相对于欧洲学生来说的，即他们没有受到带有本国特色的文化经典的熏陶。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学生是令人可喜的。因为不带有成见的心灵更适宜接受经典，这种无知的开放是传承经典、沟通高层修养与底层心灵的土壤。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大学生就能比欧洲学生更好地学习经典，在接下来的“典籍”“音乐”和“关系”篇中，布卢姆谈了更多的关于大学生“心灵单调”的方面。
    　　
    　　布卢姆对古代的伟大经典有特别的信念，他认为“自然本性是教育中唯一重要的事情，人的求知欲是恒久不变的。” 所以，他倾向于扮演苏格拉底的“助产士”形象，而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灌输者角色。而在本卷中他对大学生的语气，也并不像一个古板的说教者，或是一个为“通识教育”奔走高呼的倡导者。之前读到的一些文献 中依据本书来提倡应对大学生实施广读经典的“通识教育”，我认为是有悖于布卢姆原意的。而布卢姆也确实承认“而今，把经典著作和学生们的感受或切身需要联系起来，已经变得难上加难” 。但布卢姆对大学生远离典籍的忧虑是实然。对此，他希望“强力介入一部分人的教育” ，鼓励一些有好奇心的人在书本中探索，而非“把整个传统灌输给所有的学生。”
    　　
    　　布卢姆并没有旗帜鲜明地倡导青年应成为什么样子，而几乎是以客观的角度去审视这一代学生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等等，并试图从现代科技的发展和社会观念的变化中分析这些改变的原因。所以，我认为第一卷总体而言还是较为客观的。
    　　
    　　从前言来看，本书的一个主要思想是“论民主艺术的封闭”。这种封闭的一个特征是不能接受功绩之外的任何标准，所以标榜着“自由、平等”的开放反而成了人们闭目塞听的原因。在人文衰落后，摇滚乐、电视、电影和大众心理学共同打造了新的休闲娱乐方式，这种流行文化驱使下的服务业以满足人的欲望为目的，加之“自由、平等”的旗帜下民粹主义的兴起，年轻人的生活变成了肉欲、非理性的“酒神的狂欢”。布卢姆提到，“祖国、宗教、家庭、文明” 这些为人提供在整体中的位置感的一切情感因素和历史因素，全部被理性化和弱化了。虽然布卢姆是奉行理性的，但他非常肯定家庭和宗教等在人文思想的培育作用。所以，他哀叹整体秩序的丧失，哀叹“廉价和短暂之物替代了日常生活中沉积下来的永恒之物” ，哀叹狭隘教育导致的种种偏见与傲慢。布卢姆信奉古老智慧指导下充实、有秩序的生活，这一点和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的中国乡村人群思想有些相似。我注意到，布卢姆在“摇滚”篇中的措辞尤为激烈，不仅批判摇滚乐手、挥霍快感的年轻人，连容忍摇滚乐的左派也不放过。
    　　
    　　科技和文化中开放性导致的结果，是让人的距离更远而非更亲密了——比如种族和两性关系。布卢姆在书中把它们分开讨论，然而我想说说这两者的共性。这两个曾经被歧视的群体是依靠理性的反省（滥觞于《独立宣言》起草者们的精神）和国家力量的宣传而获得了平等地位，然而隐形的鸿沟仍然存在。例如，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曾经依靠男女角色的家庭分工也变成了头等问题；而在优先录取等“人为公平”措施下的黑人们亦面临着社会认可的困境。尤其是，两个群体并没有实现设想的那样平等与交融。联想起我国的少数民族政策与结果，我个人产生了以下想法：强制推行的平等未必比自然状态下的各行其是要好。因为在个人主义下的平等社会中，人依然是一座座孤岛，一个很鲜明的例子是个体之间的情感并没有随着两性肉体上的接近而亲密，却随着家庭的消亡而淡化了。以上的一切，都是在旧的观念被强行推翻、新的思想还没有产生的空白状态下，人们的“漂浮”状态。而位置的“漂浮”，带来的是关系与责任、个人与集体、两性与家庭、性与爱等等的分离。
    　　
    　　读完这一卷后，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布卢姆所提到的美国“文化土壤如此贫瘠”，究竟是开放一代造成的结果，还是造成这些学生知识贫乏的原因？在这一卷里我并没有找到很明确的解释，布卢姆似乎自然地认为他们是互相选择的关系——放纵、自我的思想滋生出的一代，而他们又选择并助长了此类文化。不过书中也零星地提到：美国的移民熔炉属性、二战后的《军人福利法案》、冷战竞争下崇尚SAT成绩的选拔标准、电视和广播的诞生（似乎和波兹曼的观点有些相似）、以及对黑人的优待政策等等，是引起社会思想变革的部分原因。
  •     施派观点简装一览版!!!!!!!!!!!只是中文翻译太烂了!!!!!!
  •     　　按照布鲁姆的意思，美国精神衰败就在于缺少对高贵的统一认识和坚守，以至于什么都可以，什么都能被接受。尼采作为一个反对苏格拉底的人，却缺少一种苏格拉底优秀品质，他没有谦虚地宣布自己对真理问题的不了解，而是以一种掌握了真理问题全部奥秘的登临姿态来宣布真理，当然，尼采的高度、渊博和出色的文笔使得他的对手很难真正反驳他。但施特劳斯和布鲁姆则以较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此书中，布鲁姆仍然遵循了这一原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古代的哲学家在写作中是将理性藏进了信仰的外壳，而施派文人则将信仰埋在了理性的沙堆中。雅典和耶路撒冷这两个西方文化的大传统，始终处于一种或明或暗的矛盾状态。伟大的哲学家都是处于调和两者、或是站在一边反对另一边的艰难工作中。但不同时代的哲学家在写作艺术上却有着极大的不同，有的酸涩，有的直白，有的文采飞扬，有的学院气浓重，但如果仅仅靠写作手法来区分一个哲学家的伟大与否显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更好的办法似乎仍然是观察他与他所处的时代和历史发展、社会变化这些大背景之间的关系。他是否为他所处的时代的精神做出了好的选择。
  •     就是摘抄了一些原文，你也是强老师学生，仅要求阅读第三卷么？
  •     uncomprehending的意思确实值得斟酌，但是最后一句明显应当断作(That (anyone should regard the proposition as not self-evident)) astonishes (them)，“that”引导了主语从句。中文翻译加上“如果你说”应当是为了是这句话更易读，毕竟中文很少有这么长的主语。
  •     想起娜塔莉·波特曼一句话：不要为了虚荣而读书。没有原著基础读二次文献简直自我折磨…… 说实在的我只get到作者内心深处咆哮的“没见过你们这么差的学生！”
  •     艾伦•布卢姆相信：教育能改变人——通过阅读书籍使学生们从自己局限的背景转入一个新的意义领域。这本书对80年代末流行在美国大学校园内的多元文化激进思潮进行了批判。推荐之。
  •     　　刘东的那篇序简直让我倒胃口。问：故弄玄虚有哪个必要吗？搞得深沉就意味着自己思想深沉吗？搞艺术的人留个不男不女的长发，唱歌的如周杰龙装酷，写文章的如刘东类故弄玄虚。说白了，就是在自己面上画一张皮，标识自己是某类而绝不是你我那类。上海话管这种人就叫“打桩模子”。
    　　
    　　
  •     如果你说。。。之后的文字就错了，he的指代这些，读来不通。这本书原文本来就很学究气，不花功夫细读，对西方哲学没有深入了解，是译不好的。这还没涉及多少哲学、道德问题呢，后面的章节更不好译。
  •     lz,你们的英语水平真的很好，所以，觉得大部分人都跟你们一样，那句话的理解，的确你的是对的，但本人在读书（经你的鼓励，上了英文）时，50页内还是遇到了一些段落、句子难以理解，这个时候就觉得有个参考的译本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对于你的提问，“翻译中有错误的译本是不是白读了？”我持保留意见
  •     走向迷失的中国精神
  •     翻译好烂……
  •     你好，这是原文吗 ？
  •     法律与文学课要求在一天内读完的书。事实上一天也足够了。这种妄自尊大的东西本来就只是发发牢骚用的。如果不是要求必读和写文章夸它说不定我打分还高些。明天发作业书评。
  •     书还不错，但翻译太崩溃了……译者太木有文化……不知道新出的译本怎么样……
  •     这只是作者备份书摘而已。
  •     因为有了上面的回应，便感觉怎么都要从头到尾读一遍……不然作者辛苦写了，只换来这样的回应未免伤心……
    这篇貌似更多似读书笔记来的？最后一段比较多加入自己感想呢。回归经典的这部分内容挺值得回味的~
  •     mark下 。。。。太长了
  •     如果不能耐心读下去，还会以为这是一个保守到死的神经病怪老头，在念叨那些陈词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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