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左十年目睹记》书评

诗歌之别

出自第三回 秦和尚食糖成癖 郑诗人罢酒无家敬斋道：“我前天遇到颜仲实，他是个会念西洋诗的，他同我讲了一大篇关于新旧诗的话，我如今学说出来，在你们俩诗伯词人面前，领教领教。仲实他说，诗的分别，完全不在什么白话文言，从根本上讲起来，这两个名词就不能成立。古人作诗，有所谓出口成章，可见不过是拿要说的话整理出来，成了条理，便是文章。决不是要离开语言，另造一种称为文章的。不过后人拿现在通行的语言，谓之‘话’，拿过去时代的人讲的语言，谓之‘文’。这其间止有过去与现在之分，实没有文言与白话之别。但是中国文人有一种重古轻今的习惯，不肯拿现在通俗的语言放在文章中，强造出一个雅俗之分，便就有文白之判。其实‘雅’乃‘夏’之转音，夏即中夏，雅言便是中国的通行话，也是要讲普遍流行的，并不是不通俗的谓之雅。至于诗，是从来不禁用俗语的，如何能有文言白话之分呢？还是称为新体诗转为妥帖些，然则不过是体制的变迁罢了。诗体有数百年而一变，也有百年数十年而一变。从古以来，就是如此的，有什么稀奇。风雅颂时代的四言，变而为苏李时代的五言，苏李时代的五言，变而为李杜时代的七言，不但是章句的不同，便是作风也完全两样。中国人虽好古，依旧逃不出时代变迁四字，不然则近代的诗人，还是要模仿着‘关关雎鸠’‘出其东门’了，那有此理？清初袁简斋诗话中说古体之不宜拘泥不变，他引了一节笑话说道：《诗经》上的‘采采卷耳，薄言采之’，如果现在有人模仿着作道‘点点蜡烛，薄言点之’，那还成其为诗吗？在二三百年以前的诗人，早已知道诗体之不能不变。现在潮流激荡，推陈出新，比从前还要加倍的迅速，加倍的厉害则有之，这完全是风气的推移，思想的转变，也决非一人一集之力。这武式之不过做了现代新体诗的陈涉罢了。至于新诗要破除旧有一切音韵格律，这也还要商量。旧诗的不好地方，第一在模仿古人，变成古人奴隶，不能表现个性。从前往往称赞这人的诗好，说什么‘逼近李杜’、‘神似苏黄’，其实你生于今世，时代环境，名物制度，完全与李杜苏黄不同，哪有作的诗会一模一样，不差稷黍之理？就如现在京戏行中，黄三名为活曹操，三麻子称为活关公，究竟曹操、关公真如黄三、三麻子扮演的样子吗？试问赞叹的人，究竟何处会见过关公？几时遇着了曹操？也不过人云亦云，瞎说一声罢了。更进一步说，即使作的诗完全像了古人，但不知你自己到哪里去了。真如《笑林》上讲的，一个解差押解一个和尚，那和尚乘解差熟睡，将他剃光了头，加上枷锁，自己便连夜逃去。解差醒来，不见和尚，摸一摸头，惊道：‘和尚在这里，我到哪里去了？’再则，如果你的诗果然像李杜苏黄，李杜苏黄的诗集现在没有禁止翻印，人家也只消拿他们本集来研究，决无须乎请教到你的大作。这便是作就是的只知拜古，不能表现个性的坏处。第二是偏重描写外境，讲究虚伪的色彩，不能深刻的写出内心。石遗室论诗说得好，明人诗：‘留客山中生桂树，怀人江上落梅花’最为清俊。但还是着眼于以‘桂树’‘梅花’而不能舍尔。从这一段话看来，可知现在作旧诗的人，已然觉悟到偏重外境，耽着色彩之无谓，而着眼于挥发性灵。所以清初 的袁子才、赵云崧，艺术手段虽不高，却实在要想脱去旧的一切陈腐色彩，实行诗界革命。现在的同光体诗派诗人，也是厌弃色彩，注重内心。不过与最近新派诗家不同之点，是在同一描写内心，而同光诗派还是以个人之感想咏叹为主体，最近新诗则更多数着眼在一社会、一时代，描写群众的心理和痛苦。旧诗之为人诟病，大约不外乎上面两层原因。至于声韵格律的枷锁，旧诗作家也早想脱除。沈约的四声八病，现在还有人提起吗？不过没有如此刻作新诗的连韵也可以不押，破除的赤裸裸的一无存留罢了。其实诗之所以为诗，毕竟要声韵和谐，带些听觉的美感，不然，便与短文有什么分别？西洋英法诗体，没有不讲声韵的，英诗尤其谨严。虽是晚近盛行的新浪漫派诗人，确有破除音律的作品，但究竟尚非是诗坛定论。。。。。”按：敬斋：指梁公约。武式之：指胡适。颜仲实：指曾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