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变中的传承》章节试读

《裂变中的传承》的笔记-第3页

太炎申论说，若“政府之排教”，则“其意本不在异种异教，而惟集众倡乱之为惧”。正因“以其集众倡乱而排之，则不必于异种之教然也，虽同种之白莲、闻香亦然；不必于破坏宗法之教然也，虽儒流之党锢、道学亦然。是故政府之排教也，以其合群而生变；人民之排教也，以其藉权而侮民”；皆与“真基督教”的价值观念无大关系。士人中“今日亦有以彼教为无君父而视之如洪水猛兽者矣，然人民之偾起排教者，其意乃绝不在是。浸假而基督教人之在中国循法蹈义、动无逾轨，则人民固不以异教而排斥之，亦不以异种而排斥之；其相遇也，与昔之天竺法师无异。虽以百千士人著书攻击，犹往日宋儒之辟佛而已，而人民不因是以起其敌忾之心也”。
这是迄今为止关于近代中国排教最为言简意赅的论述，政府和一般人民之排教主要均由于实际利益的冲突，而士人则更加注意其文化层面的冲击，且主要还不仅是视其为“外教”，而是更重视其异端性质中隐含的威胁，即可能颠覆中国的传统伦理。

《裂变中的传承》的笔记-第30页

然而，尽管正宗的儒学或时人所说的“国学”恰不欣赏“子不语”，许多反孑L反儒的新学家总是将两者并联起来视为一体，等于是传统的“再造”，则其批判打击的“传统”实已具有一定的虚悬意味。新文化人其实是有意识地对中国社会某些特定面相进行“主动”观察，故多见所谓的“乌烟瘴气”，并将“怪力乱神”的猖獗看作以“孔家店”为代表的传统之余威不绝。具有诡论意味的是，这些反孔教的趋新人物力图打击此种旧文化“妖焰”的复炽，却不啻继承了儒家的正统精神。
尽管晚清学术已呈较前更加多元之相，而稍后传统的崩散曾导致旧学统中原本对立的流派部分融合或至少不那么强调其差异，新旧知识精英对“怪力乱神”仍未见明显的容纳，故“国学”与“子不语”两者间的关联恐怕更多是在“中西对立”这一大的文化区分下产生的虚悬想象而已。且这一想象明显受到早年西方传教士以“科学”反“迷信”努力的影响，中国文化传统中异端成分转成正统仍可见“西潮冲击、中国反应”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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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思路下，五四人表现出来的一个取向即是将传统送进博物院，不许其在新时代里延续。顾颉刚晚年对此有非常清晰的表述，曾有人说其古史研究“脱离现实”，顾先生则以为“这样的说法未免有短视之嫌。我们现在的革命工作，对外要打倒帝国主义，对内要打倒封建主义，而我的《古史辨》工作则是对于封建主义的彻底破坏。我要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的知识，要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的政治与伦理，要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换句话说，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经典——‘经’整理好了，送进了封建博物院，剥除它的尊严，然后旧思想不能再在新时代里延续下去”。此文作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虽带有特意从“革命工作”的角度诠释“古史辨”的时代特征，但基本精神大致符合顾先生的一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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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义和团事件可以被视为晚清“教案”的一个高潮，其最显著的特点是民间的“反洋教”运动得到朝廷的支持，是近代整体中西竞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具体又落实在“教民”和“拳民”这两大社会群体的冲突和竞争之上。不过，西方传教士向来不仅视中国任何带宗教意味的社会组织为竞争对手，同时又主动承担起以(西方)“科学”反对(中国)“迷信”的任务；后者通常被视为“神拳”的一个重要侧面，故在传教士看来，义和拳这一“神拳”在思想观念上是基督教的双重竞争对手。另一方面，对那时多数中国士人(以及相当数量的民众)而言，基督教和神拳大致都属于“子不语”的“怪力乱神”范畴，其社会分野是接近的；这不仅反映在士人对两者都不”认可，同时也可从不少民间反叛者常寻求传教士为造反的政治盟友这一点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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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清廷启用“怪力乱神”的举措虽未得到士人认可，实际上仍促成了异端的上升，至少可以说义和团事件引起了士人对本处边缘的“子不语”因素更多的关注。从清季到民初，早年传教士以“科学”反对“迷信”的观念被趋新士人整合，传统文化中的“子不语”因素成为其反传统的一个主要针对目标。在趋新士人眼中，“迷信”逐渐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必不可免的主要特征，清季主张保存国粹者在试图区分“君学”与“国学”时已无意中开始“迷信化”中国传统，民初那些反对国粹、国故或国学之人更总是将“迷信”与国粹等连在一起。结果，在尊西崇新的大趋势下，当中国文化在整体思想言说中目益边缘化的同时，原来的异端竟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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