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变》书评

这个翻译简直是误导人

内容确实是大家手笔，但黄的翻译太渣了，表达方式有差异倒是小事还能理解，可错译太多了就不好吧，为什么有人说这版的翻译好，仅仅因为译者是中研院的？当初也是在豆瓣上看这个版本评分高才买的，一开始看就发现烧脑，想想是大师著作又是译著不好懂也是正常的，咱水平毕竟还低也就忍了，看到后面感觉很多地方实在无法理解，就去网上搜其他版本来对照，我滴个妈妈呀，一对吓一跳，黄译可以销毁了。确如某位豆友所说，其实还是浙江人民版翻译更准确，也更接近我们日常表达方式。可以从第十六章：市场与生产组织（社科文献版p329）开始一行一行对。网上有英文版pdf，可以下来一起对，不过这种长篇看电子版太伤眼睛，大学时视力下降就是这么搞出来的，悔之晚矣。有钱还是要买纸书，嗯，有钱真好。

自我规范的市场机制是如何衰退的？

最近抽空读完了这本书。它的写作背景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全球经济的转折时期。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世界文明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19世纪的以自由市场经济为纲领的旧工业文明的垮台和20世纪以保护主义、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新工业文明的建立。波兰尼亲身经历这个变革，并认为对这场变革，尤其是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变革，影响最重要的四个因素是：一、政治权利的平衡；二、国际金本位制度；三、自我规范的市场机制；四、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这本书则主要针对第三点自我规范的市场机制而写。其中一核心观点是，现代国家的发展和市场经济机制的发展是相辅相成，说白了，也就是政治结构和经济制度往往会相互作用。在18-19世纪时期，工业革命引发经济变革，即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形成。而经济变革要求政治结构调整，于是出现了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主体，因为后者能够保障前者快速的发展。但是，当前者发展到一定程度，会造成社会结构失调、阶层差距扩大，这时候后者为维护稳定反过来限制前者。书中，波兰尼用了一个词“double movement”，我的理解下它就是社会和政治因素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反向作用。走完整本书，印象最深的是波兰尼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完全自我规范的自由主义市场机制是一个时代下的特殊产物，而且该机制过于理想化。书中，波兰尼认为通过政府和其他机构对市场的控制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非常常见，而自我规范的市场机制只是在工业革命后才第一次出现。他的这个观点直接和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们唱了反调，因为后者认为市场自我约束的特质是人类社会的一个自然属性。波兰尼认为，人是社会动物，而且纯粹、平等而且不受其他社会因素影响的经济利益交换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出现过。他认为，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后，市场中的生产、交换和消费行为就一直被血缘、社群关系、阶级关系等社会关系所左右。但是，波兰尼同时也承认，在进入工业革命以后，社会的生产和分配被市场无形的手所支配。可是，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在18世纪末尾到19世纪初夜，全球经济发生了两件事：一、工业革命诞生了以工厂为主的生产体系，使得商业和工业间的角色发生了变化。生产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而这种投入同时产生了较大的商业风险，因此生产商、企业主越来越希望减少政府对生产和消费两头的控制 ；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家影响了政府的公共决策，并倡导建立一个自我规范的市场机制。而这些学者的建议，被广泛接受并甚至被认为是社会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例如，当时提倡自我规范市场机制的学者们认为“贫穷”也是社会自然秩序的一部分。然而，自我规范市场机制对社会、尤其是社会底层人们的影响是很大的。自由竞争让底层劳动人民受到了过度的剥削和压榨。为了保护社会底层人民的基本权益并维持社会统治的稳定，与市场机制同步发展、抗衡的是一系列的劳动、社保和福利法案。但是，这些法案在保障了劳动人口利益的同时，却也直接使得整体工业成本上升。于是，对一些出于政治稳定原因、首先提升劳动力成本的国家，他们国的产品无法和来自还未上升劳动力成本的国家的产品竞争。于是为了保护本国产业利益，出现了地方保护主义。后来，一家发起保护主义，家家都以保护主义来应对。于是，全球性自我规范市场机制，即自发行的、以整体利益最大化为结果的资源自动配置机制，被直接摧毁。由此可见，波兰尼描写的自由主义市场机制的衰退事实和马克思所设想的资本主义的灭亡场景有很大的不同。剩余价值被剥削的底层劳动人民并没有起来推翻这个市场机制；恰恰是对该机制中一部分群体的刻意保护，比如对劳动大众的保护和银行家与贸易商发起的保护主义，导致该机制被处处限制。直到第一次世纪大战前，自由主义市场机制已名存实亡。而自由主义市场机制的垮台则造就了一战后政治和经济领域独裁主义的兴起。对本书另一个比较深的印象是在书的结尾，波兰尼质疑了人类“自由”的意义。“自由”是否是一个乌托邦似的美好理想？毕竟，人是社会动物，而人类社会在本质上则永远是自然界的动物社群的翻版，因此复杂的关系利益网络和阶级必然存在。那种超脱利益诉求的“自由”或许只是黄粱一梦。以上是我对“自由”的肤浅想法，而波兰尼做出了精辟的总结：“只要他真正为社会里的其他人创造自由，他就不需要害怕当权人来剥夺他的自由。这是在一个复杂社会里对自由的定义; 自由即人们所需要的确定性。”

关于卡尔·波兰尼的介绍

卡尔•波兰尼（1886-1964），匈牙利经济史学家、经济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他以其对传统经济思想的批判和《巨变》一书而闻名。今天，波兰尼被认为是“实质主义”（用文化的方法研究经济）的鼻祖，“实质主义”强调，经济是嵌含在社会和文化中的。这种观点与主流经济学观点相悖，但在人类学、经济史、经济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广泛流行。尽管其在一般意义上的古代社会研究中的效用一直受到质疑，波兰尼研究古代经济体运行的方法已被应用到各种案例研究中，比如哥伦布到达之前的美洲，以及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波兰尼的《巨变》一书已成为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典范。他的理论最终成为经济民主化的基础。《巨变》一书最初于1944年出版。此书涉及英国市场经济兴起过程中的社会和政治动乱。波兰尼辩称，现代市场经济与现代民族国家不应被当做互相分离的两个元素，而应被看做由人类发明的一个整体事物。他将之称为“市场社会”。波兰尼认为，现代国家的发展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同步的，两者存在着历史上的密不可分的联系。他的理由是，推动允许一个竞争性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的社会结构的变化需要强大的现代化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来降低其严厉的影响。对波兰尼而言，这些变化意味着贯穿整个早期历史的基本社会秩序的崩坏。这也正是他强调这是一次伟大的转型的原因。

甲骨文图书2014年拟出版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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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说明翻译的非常之一般

本来对翻译抱有一定的期待，但是对照原文来看，翻译的非常一般，很多地方都是错的。随便一个例子：原文斯蒂格利茨的序言中：Not even the U.S. Treasury (under Republican or Demo- cratic administrations) or the IMF, those institutional bastions of be- lief in the free market system, believe that governments should not intervene in the exchange rate.原文翻译：即便是美国财政部……都认为国家不应干涉货币兑换率……完全就翻译反了，not even 翻译成了 even，不知道译者自己度没读懂前面关于反对自律市场的叙述，这里一点都没有意识到吗？再举一个：Given the illegitimacy of the privatization process, there was no social consensus behind it.原文翻译：由于俄国私有化过程常有不合法情事，因而无法达成社会共识。且不说这个不合法情事是什么事，由于和因而的重复，句子没有主语，本身的翻译就是错的，应该是整个私有化进程的非法性，而不是其中常有的情事。这样的译文，看着对读者真是一种伤害，序言中错误百出，后面的译文真的不抱期待了。

台湾中研院院士黄树民新译之斯蒂格利茨：《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序

能为波兰尼（Karl Polanyi，1886-1964）这部古典名著写序对我是项殊荣。这本书讨论欧洲文明从前工业化时代转型到工业化社会的历史巨变，以及伴随而来的思想、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政策的转变。当时欧洲文明所经历的转变，今日看来就如同当代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转变一样，以至于波兰尼这本书几乎就像是在评论当代议题。他的主要论点与关怀，与1999年在西雅图及2000年在布拉格上街游行示威的反对者一致，都是抗拒世界金融组织。RM麦基弗（RMMacIver，1882-1970）在本书1944年版的导读中，曾写下一段颇具寓意的话：“今日首要之事，就是让未来国际组织的缔造者了解本书的教训。”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甚至联合国，都还只是存在于纸面上的构想计划。倘若这些国际组织的缔造者用心读过本书，并慎重考虑其论点，他们后来提出的政策构想必然能大有改善。对于一部论点复杂且严谨的专著，要以短短几句话来摘要其精髓，既困难也易失之偏颇。虽说这本半世纪前出版的书，在语言的使用及经济学的观念上与当前并非完全契合，但波兰尼所提出的议题与观点，仍未失去其重要性。他主要的论点是：所谓“自律性市场”的概念从未被真正实行过。而由于其明显的缺点，使得各国政府必须介入干预其内在运作，及其外部直接影响（如对贫民的影响）。而且改变的步调快慢对其后果的影响，也至关重要。波兰尼的分析明确指出：坊间流行的“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即经济成长对于包括贫民在内的全民有利，实则无历史根据。他也厘清了意识形态与特殊利益团体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例如，自由市场这种意识形态，本是新兴工业利益团体的仆佣，这些利益集团选择性地利用这种意识形态，在对其有利之际，呼吁政府干预。http://www.cenet.org.cn/article.asp?articleid=68760

转型时代：自由与公平的角力

1944年在西方社会观念史上是值得注意的一年，给人类社会带来极大摧残的世界大战经过转折形将落幕，全球政治和经济要走哪条路的老问题又摆在西方社会面前。两本涉及此问题的专著在这一年同时问世，其中一本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惊世骇俗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经受极权浩劫的人们无法拒绝对尚未过去的历史作这样沉痛总结的感染力。哈耶克著作中提到的两个国家样本，前一个使人们知道盟军为何而战，另一个则在很快到来的叫做“冷战”的意识形态的对峙中得到了未来的确认。在这种适时的观念输入的影响力之下，卡尔•波兰尼的《巨变：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几乎被遮蔽了，而且这一遮蔽就在冷战阴云之下持续了半个世纪。在由古典经济学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占据东西方不同民族国家的社会生活多年、全球范围的金融——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发动机的全球化浪潮受到的批评越来越多、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即将经历那些老牌发达国家曾经转型之痛的今天，波兰尼当年的追溯还能为我们提供思考和历史依据吗？卡尔•波兰尼（1886—1964），生于奥匈帝国时期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家庭，在布达佩斯长大，“波兰尼家”盛产匈牙利知识界的杰出人物。在1920年代，波兰尼作为资深编辑在维也纳为中欧最重要的财经杂志《奥地利经济学人》工作，见证了1929年美国股市的崩溃，1931年维也纳信贷的失败和法西斯的兴起。希特勒1933年攫取了政权后，由于思想倾向波兰尼被迫辞职流亡英国，任教工人教育协会，备课时研究了大量英国社会史和经济史的材料，成为写作《巨变》一书的起点。这本书在波兰尼1940年代早期于美国佛蒙特州的本宁顿学院做访问学者期间实际写作完成。1947年以后，波兰尼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讲授经济史课程并主持经济增长制度因素的跨学科研究课题。当年在《奥地利经济学人》任职期间，波兰尼首次接触到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他那著名的学生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市场观点。当时二人正试图重建此观点在智识上被战争和革命冲断的合法性。那时为政府积极管理经济提供理论依据的“凯恩斯主义”支配着西方的国民经济政策。二战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观点开始深刻影响欧美国家的宏观经济。对于米塞斯等人的观点，波兰尼最初就有自己的不同判断，市场经济如何影响人类社会的课题受到他持续关注和思考。《巨变》描述了欧洲文明从前工业世界到工业化时代的转型，以及伴随这个过程而发生的观念、意识形态、社会和经济政策上的变化。尽管其视野仍然是“欧洲中心论”，但鉴于今日许多发展中国家相继进入转型期，所以人们会感觉他像是在针对当下问题发言。事实证明，波兰尼确实在二十世纪之初就预见到市场自发调节（书中译为“自律性的”）的失灵以及市场对社会的消极影响：无论何种政体和经济体内的人们，都无法经受他们的日常经济环境处在周期性的剧烈波动之中，在劳动力已被假设为商品的市场社会中，一但经济转坏就有可能丧失自己的商品价值。波兰尼的某些反市场的观点确实与自由市场经济论者针锋相对。然而以这部著作的实质内容及其问世后论者的反映而言，波兰尼的看法还是被人们过分急于用在“批判的武器”上了——波兰尼既已成为历史人物，其著作就具有思想先贤那种典籍性的理论武器价值。甚至，那些强化他反市场、强调国家宏观经济配置等观点的书评，恰恰忽略了他在考察历史时那些最有价值的收获。波兰尼的观念有一个基本层面，这不断提醒人们他作为社会学家的属性：他总是试图首先从道德层面来评价历史。例如市场经济对三种生产要素的商品假设，把人当成物品且其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这是他难以接受的。这种假设亵渎了从文艺复兴、思想启蒙运动以来到今天西欧等国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主张对“人”的价值的确立；而自然显然与生命具有相似的神圣性。将土地从属于市场必然会带来灾难。这构成了他对市场经济在生产要素与生产关系间深刻矛盾的基本批判。另外，他对历史上诸如圈地运动，对于在经济大萧条对民生的摧残，以及他“经济进步总是以社会混乱为代价”的观点，都是站在人文立场对历史予以道德上的考量。在此基本层面上，波兰尼这部著作分成两个维度：一是市场征服社会的历程（也即他所谓“脱嵌”）；二是社会对市场的反抗和自我保护，全书基本依此逻辑展开。对于一个研究早期资本主义史的学者而言，波兰尼究竟是为了反自由市场经济才会从英国工业革命萌芽时期社会的变化来翻捡证据，即我们所说“查三代”；还是希望深刻探寻历史的复杂性？我们说应该是后者，因为如果他仅仅是为了搜集批判的证据，就没有必要花费那样的篇幅来谈斯品汉姆兰法令。斯品汉姆兰法令在历史上被视为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济贫法的强化版本，然而事实上，它却走向了济贫法初衷的反面。济贫法下，只有实在无法获得工作的人才能得到救济，没有收入差额补贴；而按照斯品汉姆兰法令，人们即便有工作仍然会被救济，只要他的薪金收入低于法案确定他应有的家庭收人标准。因此，雇主可以任意降薪：无论他自己支付得如何少，来自法案的补贴都会将工人的收人提升到法定最低收入的水平，等于间接补贴雇主。劳动生产率因此很快下降，这反过来又为雇主拒绝提高工资提供了理由。另外法令以教区作为补贴组织单元，无形中限制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像斯品汉姆兰法令这样的“社会的自我保护”行为，在持资本主义史观者眼中是彻底的“历史的反动”，然而在客观上却使工业革命避免毁于“反机器骚乱”，具有后世“福利国家”的某些雏形。波兰尼非常善于分析人类学家在民族性研究经常提到的“边缘”的情形，即承认差异甚至是矛盾对立，又不否认联系，着重于分析相互影响。在描述市场试图“脱嵌”并主导整个社会内容与社会的自我保护问题上，波兰尼既承认上述这种保护有其反动性，在宏观上又肯定这种对市场的限制，但也不否认工业革命的进程之不可逆转，两者互相作用引起时代的变革。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抱持这样一种理念，即宏观经济的高增长迟早会使每个人从中获益。这种“自由必将造成公平”的假设目前正在遭受现实的拷问。波兰尼对早期英格兰资本主义萌芽的追溯，确实使人想起今天一些维持较高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例如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市场化、居民道德前所未有的集体滑坡，缺乏科学性甚至被强制施行的乡村城镇化，大量农业人口自愿沦为城市贫民等等。谈及政府对社会公共生活包括宏观经济的干预，波兰尼显然与凯恩斯也存在分歧。今天笔者能想到的同波兰尼的思想有直接血缘传承关系的是托尼•朱特。他对人们竟然丧失了对“为资本的自由”的反省能力与反抗的叹息，来的是那么深沉。将公共资源的所有权在“市场经济”中转售予私人后，公共生活就从其原先的守夜人政府那里流失，永远地被圈禁在了资本的私家花园。然而，政府真的可以“在不威胁我们自由的前提下”帮助人们重建社会公共生活吗？这是历史上的、也是我们面对时代病症的困境。2013.3.20

译文读起来有点不舒服

此书的翻译读起来有点隔，找来浙江版就好多了，没有仔细对照两个版。但是台湾这个译本我个人是不太推荐的，波兰尼的原文本身就不平易，翻译的时候还是需要仔细斟酌。大陆行文习惯不同于台湾，或许是为了大陆市场，此书经过仔细修订，读起来仍然拗口的很。读起来要反复调校阅读速度，理解起来还是不太顺畅。

波兰尼《巨变》一书在当代的意义。

连大名鼎鼎的斯蒂格利茨都说：“波兰尼这本书讨论欧洲文明从前工业化时代转型到工业化社会的历史巨变……当时欧洲文明所经历的转变，今日看来就如同当代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转变一样，以至于波兰尼这本书几乎就像是在评论当代议题。”

走出共识，回归起点

对于波兰尼的书，我没有什么专业上的感想，有关脱嵌之类的概念已经被人说的够多了，政治经济学给我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不要迷信权威，不要囿于共识，不要被时代限制，马克思和波兰尼是给我这些的主要作家。世界上没有什么有些人津津乐道的阴谋论，但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冲突是存在的。社会的代表是权威，是共识，是老大哥，是时代的主流，我们从一出生就在这社会中，它给予我们很多，也按照它自己的力量来形塑我们的思想，建立人类的共识，这其中当然有波兰尼批判的经济发展和自由市场经济。另外，我们现在的状态限制了我们去想象另一种可能的存在，现在的状态告诉我们它是正当的，合理的和永恒的。波兰尼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告诉了我们世界其他的样子，马克思也告诉我们资本主义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阶段而已。历史的眼光，丰富的想象，可以让我们克服自己的时代。走出去，往哪里去？的确没有路径，没有方向，但起点是有的，我们的愿望在起点处萌发，我们希望更幸福的世界，更加自由的发展，更平等的分配，更少的压力和更多的空闲，这是一把标尺，现在的世界，相较以往，达到这种要求更多了吗？

波兰尼的一生（巨变·1957年版导言）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波兰尼的完整传记，这个工作自然是值得最高明的思想史家来努力。波氏的一生跨越五个国家，他以三种语文写作，而且积极参与政治事件，从第一次大战匈牙利的政治改革直到六○年代北美洲和平运动等。他与他的妻子伊乐纳·杜清丝加(Ilona Duczynska)的私人交游圈涵盖了从欧洲共产主义古典时期的重要人物直到活跃于五○年代和六○年代的匈牙利异议知识分子。总而言之，如果要把影响波氏的，或受波氏影响的人物与事件一一指出，那将需要极大的篇幅，并且也包括了二十世纪许多重要的事件和观念。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对波兰尼的生平略做介绍应已足够。他在1886年出生于匈牙利的一个显赫的家庭。他的弟弟迈克·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最初以科学家而后则以哲学家闻名国际。他们的父亲是一个匈牙利籍的犹太人，但后来改信基督教，并以建筑铁路而致富。不过他却在20世纪初失去了他的财富。波兰尼的俄籍母亲是一个坚强的知识分子，她将她的家变成一个文化沙龙。这个沙龙是战前布达佩斯的知识中心。早在学生时代，卡尔就成为一个称为“加利略学圈”(Galileo Circle)的团体中的活跃份子。这个团体的成员深信社会科学和科学计划的解放潜力足以对抗“教权主义、腐化、特权阶级、官僚组织──对抗在这个半封建国家里无时无地不在的混乱状态”。波兰尼的思想可追溯到1908年到1918年间匈牙利历史的形成期。当时，由于奥匈帝国的停滞并最终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忍野蛮，使得这个世代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趋于激进。波兰尼便是其中的典型；虽然基于对劳工阶级深刻的同情，使得他和其他加利略学圈中的成员参与了劳工教育计划，可是他并未倾向社会主义党。社会主义党人之所以不具吸引力，是因为他们坚持第二国际的决定论马克思主义，这使他们相对地谨慎与保守。而且，社会主义党人也不愿支持匈牙利农民路线；尽管农民构成一庞大人口，他们却以几句有关农村生活之愚顽性的废话打发了农民问题。特别是，波兰尼激烈地反对第二国际关于进步之不可避免的信念；进步被视为早已注定之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对他以及其他同代的人而言，最重要的观念是：进步只能经由基于道德原则之有意识的人类行为而获致。波氏在他为被年轻一代视为匈牙利民族重生希望之象征的诗人艾迪(Endre Ady)所做的追悼演说中，把他和社会主义党人间观点的对比做了简明的表达：“真理是这样的：‘虽然有，而非因为有，地心引力，鸟儿还是往上飞翔’。同样的，‘虽然有，而非因为有，物质利益，社会仍然攀向体现更高远理想的阶段’。”就在他说了这些话之后几个月，匈牙利之重生的希望就破灭了。随着一次大战的结束，政权由帝国手中转移到卡洛利(Karolyi)政府手中。这是一个由社会主义党人支配的联合政府。当时波兰尼和以奥斯卡·雅斯契(Oscar Jaszi)为首并且参加联合政府的激进党合作。但是由于外来的压力与内部的不和阻止了有效的行动，因此他和其他改革者的希望终一无所成。对这种政治困局的不满使许多人投向新成立的匈牙利共产党，而该党也吸收了许多激进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自左派的压力使得大多数社会主义党人加入共产党而建立了由贝拉·孔(Bela Kun)领导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Hungarian soviet Republic)。但是由于未获苏联支持，贝拉·孔政权在内外交逼下解体，而由右派上台。虽然波氏最初同情匈牙利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但他在贝拉·孔仍然掌权时突然离去前往维也纳。这显示他已预知了迫在眉捷的灾难。此后除了在晚年访问匈牙利一次以外，他再也没有回去过。在维也纳期间，他担任《奥地利经济学人》的记者，这使他能够就近研究二○年代纷扰的政治与经济事件。在维也纳，他遇见了他的妻子伊乐纳·杜清丝加。她曾是贝拉·孔政权中的活跃参与者。在继革命政权之瓦解而兴起的白色恐怖之后，她被迫逃亡。在一九三○年代初期，维也纳的政局开始右倾，波兰尼也移居英国。他在那里终于找到一个劳工教育的工作。在英国，他参与了基督教社会党人和教友派的团体，并且和他们合著一本书：《基督教与社会革命》(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n)。他为这本书中所写的文章〈法西斯主义的本质〉(The Essence of Fascism)，预告了《巨变》一书中的某些论点：在组合主义的法西斯国家中，人类被贬抑成一项产品。1940年，波兰尼被突发的战事困在美国。后来在本宁顿镇(Bennington)他寻得一教书的工作。在那里，他提炼他的思想而写下《巨变》一书。战后，哥伦比亚大学请他教授经济史，直到1953年他退休并移居加拿大和他的妻子会合。伊乐纳因麦卡锡主义所迫无法住在美国，而比他早定居于此。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加拿大的那几年，波兰尼的研究方向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转到古代和原始的经济。1957年，他出版《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Trade and Markets in the Early Empires)一书，这是他在哥大的一项合作研究计划的成果。此后除了一些论文，波氏其余的作品都在他于1964年去世之后才出版。一篇题为〈达荷美与奴隶买卖〉(Dahomey and the Slave Trade)的专论出版于1966年。在1968年，乔治·达尔顿(George Dalton)将他的一些已发表的论文、三本著作中的某些篇章、和一些未出版的数据编辑成一本书：《原始的、古代的、与现代的经济》(Primitive, Archaic, and Modern Economies)。最后，哈利·皮尔森(Harry Pearson)于1974年出版了博氏一份未完成的手稿：《人的生计》(The Livelihood of Man)。其中包括波氏之社会理论与经济理论的一般性数据以及一篇对古希腊的广泛分析。波兰尼对原始和古代经济的兴趣直接来自他对十九世纪市场社会的分析。在《巨变》中，他试图证实在资本主义兴起前，市场只扮演着从属的角色。他并且主张：前此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对古代社会的研究，都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就是用得自现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去解释市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角色。虽然他严厉地批判由市场支配的社会，但他却无意识制造一个重返前工业(preindustrial)社会之梦幻；他所关切的是构思并实现一种能调和科技与人性需求、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社会制度。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后不久，他们夫妇编辑了一本罕为人知的匈牙利诗人的作品集：《犁与笔》(The Plough and the Pen)，在其中他曾重申此一信念。而此一信念也在他毕生最后一个计划中再度显现，那就是他发起成立一份社会主义刊物《共存》(Co-Existence)。此计划耗费了他最后几年的许多精力。该刊第一期的校样完成于他去世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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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卡尔•波兰尼－－诠释大转型年代

原文：http://www.anthropology.net.cn/?action-viewnews-itemid-193 --------------------------------------------------------------------------------------------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和麦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是20世纪罕见的几对兄弟大师之一。弟弟麦克尔是科学学的奠基者之一，他运用著名人类学家埃文思－普里查德（E.E.Evans-Pritchard）对阿赞地人宗教的研究，在原始思维与科学思维之间做了一项比较分析，指出在二者的相似性中包含着一项重要差异，即原始思维的内在连贯性是以知识的自我封闭为前提的，而科学思维则恰好相反，其内在连贯性的存在前提，乃是知识不断推翻自身的开放性。哥哥卡尔则综合了人类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对各种经济生活形态的研究，对经济史做了精到而具有广泛影响的研究。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卡尔曾在奥匈帝国的军队服役，后来在大学任教，也曾在维也纳一家财政新闻报社担任编辑。1934年迁居英国后，先后曾在牛津大学、伦敦大学任教，后前往美国，在本宁顿学院、哥伦比亚大学供职。帝国体制、纳粹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及市场，构成了卡尔社会思想的主要关注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卡尔开始构思一部具有思想穿透作用的作品。1944年，书稿以《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s，以下简称《大转型》）为名正式出版。 《大转型》是针对将西方文明表现得淋漓尽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写的。战争期间，盟国的喉舌将所有祸根归咎于“专制国家”和“军国主义”，流行于民间的理论更是局限于就祸端谈祸端。犹太人卡尔也是纳粹的受害者。然而，在理论思考中，他表现出一种特殊的超然和冷峻气质。对于卡尔来说，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与19世纪西方文明的“百年和平”构成鲜明的反差。19世纪出现西方文明编年史中没有先例的现象，这就是1815年至1914年之间的“百年和平”。是什么因素造就了19世纪的“和平百年”？又是什么因素在20世纪一开始就摧毁了西方世界的和平？与卡尔同时代的理论家，大多从那些有损于“和平百年”之制度基础的种种潜在因素中去寻找答案。而卡尔则完全相反，他坚信“和平”与“战争”有着必然的历史联系。在他看来，“百年和平”并不是因为19世纪不存在冲突的原因，而是因为19世纪的西方文明出现了一种对和平的热切兴趣：贸易在这个世纪里史无前例地与和平连接在一起。 19世纪的西方文明奠基于四种制度之上：其一，确保破坏性战争免于发生的权力平衡体系；其二，象征着世界经济组织的国际金值标准；其三，创造了空前财富的“自我调节市场”；其四，自由主义国家。这四种制度各有作用。但是，它们的源泉和母体是“自我调节市场”。正是“自我调节市场”生发了19世纪西方文明，其他的制度都属于这个创造的附属品（国际金值标准无非是让国内市场国际化的手段，权力平衡体系无非是在国际金值标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带有自由主义国家无非是自我调节市场的造物）。 在人类经济史上，“自我调节市场”（the self-regulating market，也即波兰尼所说的“大转型”）是具有革命意义的创造。这种经济类型能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组织经济生活，而其他的经济形态则从未能够脱离社会对它的制约。在部落和早期文明社会中，个人的经济利益从来没有成为社会的最高追求。人们之间若说是有什么“交易”，那么，“交易”一般也是采取互惠（reciprocity）和再分配（redistribution）这两种形式达成的。“互惠”的基本原则在于帮助保护生产和家庭生计，它的存在前提是具有高度对称性的社会组织，如氏族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二元组织”。“再分配制度”的典型是“朝贡贸易”，其原则是社会组织具有非对称的中心性（centricity），中心性使货物和服务的收取、储存与重新分配成为可能。这两种经济形态都已被人类学家所研究。在人类史上，还存在过第三种经济形态，即自给自足的“家庭所有制”（householding）。在古希腊，“家庭所有制”被称为是“oeconomia”，是“经济”（economy）一词的词源，这被亚历士多德想象成为金钱而生产相对立的一种理想经济形态。 与历史上所有其他类型的经济形态一样，“自我调节市场”本来也是需要强大的社会力量来维系的。然而，19世纪西方“自我调节市场”的确走进了一条死胡同。不知出于何由，社会力量一旦干预到市场，便导致对工业的衰败，最终反过来对社会体系自身的完整性造成更严重的损伤。卡尔指出，市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危机，根源于18世纪工业革命。这场革命的实质是“生产工具的奇迹般的改进”，及其所带来的对人类稳定生活方式（habitation）的破坏。“自我调节市场”成为一个不被控制或自我控制的系统，在西方思想中成为一个信条和乌托邦，它使人误以为：人通过“自我调节市场能得到世俗性的拯救”。然而，历史经验同样表明，市场与组织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之间的冲突，为19世纪西方文明提供了动力，也导致诸多矛盾与压力的加剧，到20世纪终于摧毁了社会，使西方文明的内部冲突发展到非以战争为结局不可的地步。这就意味着，吞噬着社会的“自我调节市场”乃是“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人间悲剧的根本原因。 在人类已进入21世纪的今天，阅读一部旨在反省19世纪西方文明的“大转型”给20世纪埋下的战争祸端的著作，不免使人怀疑这中间包含的“怀旧心态”是否必要。然而，《大转型》给我的印象却真的很亲切。卡尔•波兰尼在诠释一个逝去的年代留给人类的教诲时，没有落入俗套，没有因此简单化地将“黄金时代”的失落归咎于阴谋家。为了解释导致和平向战争的演变，他具有反思性地考察了推动近代西方文明发展的因素，力求用一种令人乐观的过去揭示出其内在矛盾与限度。他那对“自我调节市场”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由此延伸出来“还市场于社会”的号召，对于我们思考今天的经济生活并没有失去其意义。在我们这个时代，将市场分离于社会之外，似乎已再度成为人们认同的“经济自我拯救”的惟一手段。怎样防范因市场脱离社会而造成的矛盾与压力？怎样在保障个人自由的同时维护作为人存在本质的社会性？怎样在维护社会性的过程中避免其中心性的过度膨胀所导致的对个人自由的影响？我以为，卡尔•波兰尼于60年前提出的问题，依旧值得社会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在60年后的今天来探讨。 作者:王铭铭

有韵律感的译文，墙裂推荐！

波兰尼的这本书，真是不太容易懂。思想深刻，涉及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 。平时看惯了中国所谓“左派”“右派”的掐架，其实私下觉得那些专家学者有时间应该像波兰尼一样潜心研究，真正关注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有些左派捧波兰尼，他们从波兰尼的著作中解读出了：经济需要政府的强力管制。王绍光的《波兰尼的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即是一例。右派似乎不想谈波兰尼，因为波兰尼对纯粹自由市场经济持批判态度，而他们认为当下中国的问题根源就在于市场化不够彻底，政府管的太多。窃以为，两派对波兰尼的解读都有问题。波兰尼对纯粹市场经济持批判态度，并不是否定市场经济。而且，他的关注点相当一部分集中在土地好人的商品化所造成的社会不公。而这个问题难道不是当下中国面临的严重问题吗？说说译本，黄树民的译文读来充满汉语的韵律感。表达习惯也许与大陆有所不同，但这恰是汉语原本应该的表达，应该有的魅力。大陆长期以来的教育，使得我们的语言越来越像白开水，没有一点滋味。直白的让人想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