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神话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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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对中国20世纪民主运动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书籍目录

导引：由『仁』而『人』的体认一、『原民』：前现代之兆  1．国民『自由』原理  2．『国民』的转换  3．『国民』：自由话语的残缺  4．国民与政体的定位  5．『革命』后的『人情』二、原人：『五四』现代性的残缺  1．民意：在国民与民国之间  2．人：『共和』与『共斗』的两难  3．寻『人』启示：『恶因』与『恶果』  4．『人』：『自由』的摇摆  5．『人』之自由：全知与无知  6．自由心力的异向三、后五四时代之『人』  1.启蒙的变调  2.『完人』道德纯粹的幻想  3．由『提高』到『普及』  4．从『人的运动』到『逗动的人』  5．自我膨胀的悲剧结语：自由的另域

媒体关注与评论

导引如果说“人的发现”是五四时期的显功，那么可以说五四以前的中国历史则有着很长的“人荒”。但是，一个有趣的历史事实是，中国人并不是没有“人”，而是只有“仁”，缺乏真正意义上的“individua]”。于是，“people”与“individual”的相互对峙成为中西文化的思想焦点。而在这个焦点中。“仁人”和“人人”的区分又举足轻重。    中国人的意念自有文字以来都是“仁”字的代名词。在郭店楚简的13000多个汉字中，大约有70个“仁”字。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出自儒家的文论还是道家的书简，它们全都无一例外地“从心从身”，呈“上身下心”字形。这充分表明，文明的祖先在造字的时候已经注意到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精神的、心灵的活动。这样“有心”的特征决不是哪一个民族的专利，而是普天下为人者的共同特征。凡是“人”都是“有心”者；有心者，是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的天命之性。对此，也许文明的现代人也不会有什么异议。问题是，这个“仁”字是不是应该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全部概括。《论语·宪问》有言曰：“或问管仲。曰：人也。”这个“人也”即是“仁”的意思，不然不是拿管仲开玩笑吗?我们知道，孔老夫子一般是不开玩笑的。这样，传统中国形成的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以仁为本”的“仁学”思想体系，而西方则形成了“以人为本”的个人化、个性化传统。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以儒家学说为中心，而其代言人孔子的思想核心无非是“仁”。在孔子的代表作《论语》中，不过一万字的言论竟有上百次的“仁”字追问。学生子贡问“仁”，孔子回答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孔子看来，“仁”是为人的最高境界。当子贡和另外一位学生从不同的视角问仁时，孔子先后用了几乎同样的语句来表示自己的观点：“己所不欲，勿施与人。”无论是从积极还是从消极的角度出发，孔子都表达了同一个意思：“吾道一以贯之”。当同学问及曾参夫子的意图时，曾参心领神会地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将仁与圣区别开来，认为人人皆可以做到“仁”。作为人的最高境界或说最高道德规范，孔子以仁德统帅其他诸道德子因素。诸如“智、勇、恭、宽、信、敏、惠”等。至于仁是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呢?孔子自信地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儿乎同样的语句来表示自己的观点：“己所不欲，勿施与人。”无论是从积极还是从消极的角度出发，孔子都表达了同一个意思：“吾道一以贯之”。当同学问及曾参夫子的意图时，曾参心领神会地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②孔子将仁与圣区别开来，认为人人皆可以做到“仁”。作为人的最高境界或说最高道德规范，孔子以仁德统帅其他诸道德子因素。诸如“智、勇、恭、宽、信、敏、惠”等。至于仁是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呢?孔子自信地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探究仁学思想，传统的文化体系一直是以仁要求着每一个中国人。这样的一个精神意念，有着十分明显的“反诸自我”倾向，也就是要求人人都从自我内部挖潜以到达仁的境界。对待他人，不是要求别人怎么样，而是先问问自己该怎么样，从自我的付出出发来换取外在的回报。事实上，外在的回报在很多情况下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这仍然不妨碍强求自我的“内圣”，一意“克己”，直到把自我的所有的潜能、个性、权利统统榨取干净。这就叫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精神。个人没有了生机、缺乏了气息、丧失了独立的权利，完全沦为一条躺在地上的干尸。在这一意义上，《说文》中的解释就不无新意：“仁，亲也，从人二。古文仁，从千心，或从尸。”    人人皆可为仁，就有了“此岸”的“仁人”。如此之仁，则难有现代之人。    追求古仁人之心，是每一个要成尧舜者的不变情怀。“人人皆可为尧舜”可望不可及，但是求“仁”却是历史与现实的真实。  ……

章节摘录

书摘1．民意：在国民与民国之间    数次革命的失利不能不使一大批仁人志士重新思考现代化的出路。“南北议和”的结果使得孙中山也对“君主立宪”认可：“譬如英、奥等国，君主国也，而政治之进步与民主国无异，因君主虽有君主之位，而不能干预政治专制害民故也。”。而袁世凯虽欲专制但也必须进行“开明”式的“立宪”。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在“民意”中“合法”担任大总统后，出台的尽是些“专制”的条款，而缺少“开明”的大刀阔斧式的改革。本来，从开明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共和立宪是现代化道路的渐进选择，但由于中国人“心比天高”，恨不能在一夜之问“民主共和”、独立自由，于是在“命若纸薄”的情形下呼天抢地、捶胸顿足了。当然，在民众看来，民意多少有被强奸的成分。可要知道，若是真的根据国情(民意状态下的国情)思考出路，袁世凯的选择(至少袁世凯是这么看)已经够激进了。平心论之，究竟谁在违背民意、谁在反逆国情，不是单单凭借目的是否达到来判断的。再回首，在“民意”、“国民”、“民国”之间至少存在着三重思想的吊诡。而且，随之而来的“五四”都要切实面对这三重难以解开的困惑。    第一个吊诡便是理想与现实的交错。在我们的教科书里，连中学生都晓得辛亥革命的起因。毕竟，孙中山也上书过李鸿章，希望能加快改革速度。但结果只能和戊戌变法一样，结论众口一词：戊戌变法的事实证明，“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先进的人士认识到，只有革命才能够救中国。由此以来，“自下而上”的共和革命纷至沓来。在传统功利意识、民主共和情结的催促下，革命党人自然不会听取思想界对革命会不会流于“作乱”的忠告。于是，“大风起兮云飞扬”。不难想象，在连“国民”尚未蜕变为“人”的幼蛹中“试飞”是多么天真的事情。这的确应验了马克思的名言：这种“政治解放的限度首先表现在，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共和国。”    共和国的破灭是“骄嚣”之风的证明，舍近求远只能是乌托邦的幻想。而乌托邦结局的可悲下场又更加激起国民对乌托邦新一轮的企望。辛亥革命之后的接二连三的“革命”使得中国秩序大乱，求“治”心理来得比任何时候都急切。倘若我们怀疑“教科书”的权威，就不禁要问：难道戊戌变法的失败就真的证明革命是惟一不二的法门吗?中国一定要走自下而上的道路吗?当然，自上而下的道路是有千年等一回的无奈和时间代价，但自下而上的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之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也同样让这个民族吃不消。    民主共和是理想的，但同时也是乌托邦的；中国现实的国民是亟待启蒙的，但启蒙后的国民也不是一定要去革命的；中国的民意是容易唤起的，但同时也是最容易冲动的。我们看到，当一大批仁人志士为辛亥革命的失败唏嘘再三、悲愤交加的时刻，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循环。历史如同一张无形的网，如果有什么区别，那就是前者是由立民而立国，后者则是由立人而立国。从国民到“人”是一个不可小觑的进步，但在逻辑思维上却如出一辙，并无二致。陈独秀在《新青年》刨刊号上声明的“不以批评时政”为宗旨，而以“辅导青年为天职”就是标志。问题在于，命题的目标还是民主共和，达成目的的手段还是要通过启蒙“青年”、“人”唤起觉悟，最终以革命方式解决前面的“遗憾”。在“辛亥”，“戊戌”告诉他们要革命；在“五四”，革命还是要革命，这是戊戌与辛亥双重告奏的结果，但这次要进一步汲取的“经验”是：不但要革命，而且要把辛亥革命没有充分发动群众的缺陷给弥补，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发动最全面的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场民族民主革命。    第二个吊诡便是重蹈复制手段与目的、现实与理想的“覆辙”。按照辛亥革命前思想界的舆论来看，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的思想路径都有着“国民程度”与“政治模式”的因果逻辑关系显现。只是由于双方的理解不同，才有了现代化道路的不同选择。署名“迅行”的鲁迅先生之《文化偏至论》虽然在辛亥革命前夕的舆论界影响甚微，但它却预示着“立人”思想潜流的势不呵挡。在他对西班牙、葡萄牙这类国家“立宪”已久的状况不能乐观进行列举之后，转而晾望欧美、关照中国道：“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见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①鲁迅不但是把政治体制的选择与“民意”(国民性情)结合起来，而且断言“凡事”皆然，更为关键的是改造国民性情的方法——“尊个性而张精神”也一并提出，敏锐与“急切”都尽在其中矣。暂时撇开“五四”人物鲁迅不论，问题是：孙中山式的民主共和道路(总统制)可以假设吗?如果可以，那么如果袁世凯不是在国民的叫骂声中死去，又该如何假设呢?即是说，袁世凯在违反民意的情势中走向“专制”，而当袁世凯分崩离析的时候，中国引发的是一片混战和混乱，没有谁能代替袁世凯将中国的民主共和进行到底。“国民”通过“民意”表达的“民国”一败涂地。如果追求国民素质，这恰恰是国民素质的传递。如果追究“民国”的目标，则目标本身是没有办法求全责备的。当我们平心静气地思考国民性的时候，不能不说，近代以来，我们的仁人志士所追求的走向现代化的启蒙道路潜存着手段与目的、“原人”与“原国”的错位。“跛足”却要“迅跑”，这在“五四”原人路径上再一次流布出知识分子的幼稚与天真。历史的循环在悖论中前进是文明进化的规律，不足为怪，关键在于五四“重复了昨天的故事”。无与伦比的高尚共和理想，是任何政治也难以比拟的。为此，中国现代化的宪政道路在思想史的快车道上，如果不能跳出固有的怪圈与陷阱，事故多发的地段将是惨剧迭发。    最后一个吊诡则是思想史上的个人独立之“无力”与群体合群之“有力”的困惑。从个人到群体，再往上升华就是“秩序”，秩序也即是文明社会演绎、发展出来的“宪章”、法治。在一个缺少法治理念的社会，在个人思想无力感产生、而无法忍受寂寞、不愿有信仰承担的情形下最容易发生倾斜。我们缺乏宗教的语境，我们有“群胆”但难有“孤胆”，我们有“民本”却难有“人本”。只是，五四时期的在“人本”的持续上、暴露的充分上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史无前例”而已。如果说严复的“善群”思想、新民说的“团体自由”舆论、三民主义领导人的“个人不可太自由”宗旨一一都是作为赤裸裸的时代立论，那么五四先贤的“个人本位”思想则是开门见山式的价值取向。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莫不如是，尽管他们在价值上倾向西方，但由于在情感传统上难以有西方意义上的“心灵”承担，因此虽然持续与摇摆的时间和幅度不一，但最终还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关系。“民意”若是，“民国”只有如此落实。但，思想先驱却又总是不满意这般民意的等待，希望借助民意之火的点燃铸就现代文明，于是才有了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启蒙思潮发生、革命运动再现。    “人”的选择是着眼点，“政治模式”是最终的归属。无论怎样的去着力发现“人”、树立“人”、造就“人”，在民主共和久“等”不来的无奈心理下，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真应验了鲁迅说的“娜拉”：“堕落”或是“回来”。也许这样的譬喻并不准确，在五四以后，超越癖与堕落对应，“好人政府”与“回来”对应。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杠杆上“操纵”现代化，清醒的选择还是从周边的历史和自我历史的比照中生成。舍此，别无选择!    以上的三个吊诡是近代以来及至五四的基本思想悖论。归根结底，这还是自上而下或是自下而上的“现代”方式。究竟是先有了开明的政府或说君主之后来提携国民的素质呢?还是先有了高水准的国民反过来限制专制的君主或说政府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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