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5-2
ISBN:9787506061315
作者:徐贲
页数:275页
作者简介
中国人喜欢谈论政治，但只是旁观者的看热闹和看稀奇。他们猜测、嘲讽、诅咒，始终不过是局外的看客。政治就是统治权术和阴谋诡计吗？普通人应该积极参与政治吗？怎样才能成为“精明的公民”？
本书带给读者的，不只是以上问题的答案和干净、优雅的文字，更重要的是提供一种观察问题的视角。“重要的是你的目光，而不是你看见的东西”这句话无疑是本书最好的注解。
书籍目录
序 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学做精明的公民
第一篇
公共生活的“善”与“法”
1比“坏种”更坏的是伪善
2共和的“民德”与“法治”
3 骆家辉的操守与美国的制度设计
4“可笑”之法却有可敬之处
5自卫的暴力限度
6法官以什么理由判定美国政府违宪
7法律应该如何对待“极少数人”的“无理取闹”
8百年前的政府承诺该不该兑现？
9隐瞒比犯错更不光彩
10“信誉”是怎么丢失的？
11关于“信任”的智慧之言
12谁在全球公民社会中缺席
13 政治人物的说话修养
14民主政治中的“公民教养”
15幸福是怎么比较出来的？
16 美国是怎样反“低俗”的？
17美国报刊上的伦理咨询
18旧金山“生活品质罪过”的争议
19品格和美德教育必须去除恐惧
20慎谈美德也许正是一种美德
21道德行为的“怎么做”和“为什么”
第二篇 公共生活的价值与启蒙
1 民众的知情权到底有多大
2 民众对“行政保密”拥有怎样的知情权
3 权力与秘密的危险结合
4政府职能与个人自由
5 美国大选中的“公正”价值
6 “明智”是“权利”的必要限制
7 2011年“抗议”中的“人多势众”
8 城市化和公民权利
9 城市不要丢失公民生活与人文理想
10 “低下身份”不是人的宿命
11法和儿童赡养费
12死刑和司法正义
13“幸福”的不幸一面
14民主不需要完美主义
15高于同性恋争议的平等民权
16美国最高法院如何看待“言论自由”
17解释宪法是法官的事，也是民众的事
18官场腐败是一种怎样的传染病？
19政府有权改变人民的决议吗？
20检察长之争与司法民主
21牛、夸口受到“言论自由”的保护吗
22多元大众文化中的多数人意见和少数人权利
23公共生活和公共议论
第三篇 国家不是公司，政府不是老板
1 国家不是公司，政府不是老板
2 他们为什么害怕中期选举
3 党性”政治不值得信任
4 美国大选中有“两条路线斗争”吗
5 美国人在大选中期待能干总统
6 “忽悠”是一种怎样的政治欺骗
7 开明君主把自己的人民当傻子
8 独立的公民比神明强
9 刘翔当官和“干部”的中国定义
10 奥巴马的篮球新闻
11 美国的公务员“集体谈判”权争议
12 “制衡政治”和命运多舛的美国高铁
13美国人纳税的《圣经》启示
14 疑神疑鬼的城市治理
15 不要让“收费”成为勒索
16 统计数字的谎言
17 美国的“政治大嘴巴”
18 美国的言论自由和仇恨言论
19 美国的“灾害预报”与人言滔滔
20 用“公民学”化解暴力群体事件
21 作为公共事件的药家鑫案审理
22 公民参与和社会正义
第四篇 集体记忆和往事纪念
1 集体记忆的伦理和往事纪念的权利
2 学校历史教育和国家集体记忆
3 美国大众文化中的“英国王室”情结
4 美国的“反恐战争”或已走到尽头
5 辛亥百年议共和
6 作为历史证词的口述史
7 政治领袖的神话
8 “斯大林笔记本”与灾难“后记忆”
9 伤与怀旧并存的极权“后记忆”
10“德意志问候”的近事和往事
11 文化中的政治记忆
12 什么是《知青》“激情岁月”的激情？
13 什么是“儿童”和“童年”？
14 童蒙教育的读本和教学
15 小册子和报纸的公共阅读
16 普遍的阅读造就文化平等
17 阅读造就“精明的公民”
编辑推荐
《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想告诉读者的，正是如何成为“精明的公民”，从而让政治成为“最好的职业和所有人的副业”。
内容概要
徐贲 1950年出生于苏州，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现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著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Disenchanted Democracy、《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文化批评向何处去》、《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等。
章节摘录
版权页： 这样的积极生活是在商贸和政治活动中实现的，与14世纪之前的书斋、静修、沉思、哲理思辨的人文精神完全不同。财富不再被视为知识或灵魂解救的障碍，而成为提升公民能力和道德的条件。尤其是1389至1402年间，佛罗伦萨共和国与专制扩张的米兰进行对抗，佛罗伦萨成为自由的象征，市民人文主义也成为佛罗伦萨自由“新人”的思想旗帜。 除了中世纪的意大利共和城邦，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种城市生活方式像雅典那么广为世人称道。为什么呢？因为其他那些城市的市民生活方式是与“公民性”脱离的，城市只是一个方便的谋生之地，与人本主义的理想，与生气勃勃的市民精神和好的公民生活失去了关系。 雅典领袖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中，曾把民主城市对于好的公民生活的意义归结为城邦“由大多数人而不是由极少数人加以管理”。“法治”和“平等”对于城邦同样重要，“法律在解决私人争端的时候，为所有的人都提供了平等的公正；在公共生活中，优先承担公职所考虑的是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他的社会地位，他属于哪个阶级；任何人，只要他对城邦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湮没无闻的”。 而且，“自由”能使公民相互宽容，“我们在政治生活中享有自由，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当我们的街坊邻居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不致因此而生气，也不会相互猜疑，相互监视，甚至不会因此而常常给他们难看的脸色，尽管这种脸色不会对他们造成实际的伤害。我们在私人关系上是宽松自在的，但是作为公民，我们是遵守法律的。对当权者和法律的敬畏使我们如此。我们不但服从那些当权者，我们还遵守法律，尤其是遵守那些保护受伤害者的法律，不论这些法律是成文法，还是虽未写成文字，但是违反了就算是公认的耻辱的法律”。 每一个公民都关心城市生活品质、道德健康和民主政治秩序，这是公民的责任，如伯里克利所说，“一个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不是一个没有野心的人，而是一个无用之人”。比起雅典时代，现代的公民社会理应更加如此，也更强调“公民”和“公民性”、“是公民”和“当公民”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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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生活的逻辑——徐贲《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读后苦茶 徐贲教授这部《政治是每一个人的副业》，是其有一部博文编辑而成的著作。在这部书中，徐贲教授强调了启蒙时代每个人都应该参与公共生活的关切，这样的热心对于当下的政治生活来说是非常值得赞赏的——虽然他谈论的只是美国公民的公共生活，而甚少论及当下国内的公共政治生活。如果真有这样的政治生活的话，也许只是在微博和博客的炮火中了。这部书是由四部分组成的，应该是编辑根据徐贲教授的博文编辑整理而成的结构，事实上这与文本并无太直接的关系。但是因为这部书太过分散，我们只能尝一脔而知全味，选一篇有意思的文章做个分析。比如在第二篇《公共生活的价值与启蒙》中的第14章《民主不需要完美主义》。 一 粗看上去，这篇文章似乎是对于丁庭礼《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是相对的》这篇文章的回应，但是仔细阅读这篇文章的内容，才发现徐贲先生不过是借这个话题，对于另一位政治学教授进行不指名的批判。而这篇文章所批判的小册子《民主四讲》，我恰好阅读过。 虽然徐贲先生选择用不点名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于王绍光先生这部《民主四讲》的鄙夷之情。但是，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恰恰需要的不是血气，而是冷静的理智。比如，徐贲转述《民主四讲》的基本观点，第一现有的民主制度都不够好，就不该再提倡和要求民主；第二，既然没有必要提倡民主，那么实行其它任何的政治制度，包括与民主背道而驰的制度，都是合理的。 对此，我其实是感觉到非常奇怪的。为何这么说呢？徐贲先生所谓反复申说的观点，其实并非是王绍光先生的主要观点。在这部香港中文大学政治课的讲义中，王绍光先生详细介绍了民主从古希腊到现代民主制度的历史演进过程。通过历史性的分析和判断，断言现代民主已经背离了古典民主的形式和实质。代议制民主剥夺了人民直接参政议政的权利，因此必须对当代虚伪的民主制度进行批判。 二 这里我们看到徐贲实际上是歪曲了王绍光先生这部关于民主专著的基本原意。事实上，我是怀疑徐贲是否真的阅读过王绍光这部小册子。否则一个在美国留学的英文博士怎么会在对于一部书还不了解的情况下就开始批判呢？ 徐贲对于王绍光的批判，是建立在对于奥威尔作品的解读上。他引用奥威尔对奥登的批评，认为王绍光身在香港，而不在大陆，所以根本不了解中国大陆的国情，从而写出了这样一部谄媚大陆政权的作品出来。从而推论出知识分子胡乱信仰，并把这种信仰敷衍成某种政治理论。 对此，我觉得这个句式非常有意思，一个生活在美国的教授批评生活在香港的学者不了解中国大陆的国情。至于说胡乱信仰的问题，我倒是觉得徐贲这种对于自由主义胡乱信仰，而缺乏真正的学术研究和探讨的态度，才是值得反思和批判的。难道这部《政治是每一个人的副业》，不就是一部专门文抄美国报纸新闻加以议论的政治小册子吗？王绍光这部书至少还是大学里严肃的政治学讲义，而徐贲不过是一个英文专业的博士谈论美国政治，从而借此讽刺中国政治的公知而已。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所谓的公知就是那些越界，不守专业操守的知识分子。 比如徐贲这次引用奥威尔对于奥登，其实不过是文学批评，他却引用来批判王绍光的政治学研究。一个英文教授批评政治学教授，政治学专业不够严正。这不正说明，这篇文章就是一个文学老年的政治批判吗？中国自古就有清议传统，就是一群所谓的公知知识分子在太学、书院等公共场所议论国家政治，当然东汉有党锢之祸，晚明有东林之祸，未几东汉晚明同归覆灭，故史家曾有清议误国之说。三 当然，徐贲教授这本书是当下右翼知识分子的又一部作品，内容以美国整治时评为主，兼及对于大陆政治的批评。我选取的这一篇对于王绍光的批判，恰恰就是徐贲涉及到对大陆政治讨论的内容。对此，我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不过，我想还可以借着这个话题继续探讨一下时下的左右之争。 几日前，与友人聊天言及时下的左右之争与文革造反保皇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不分是非，只论立场的意气之争。文章背后的意气多于理性思考。而另一个相似之处，则正如徐贲教授这部书名《政治是每一个人的副业》。文化大革命中，政治恰恰将所有人都卷入了进来，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无官小民都卷入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父母与子女斗争，上级与下级斗争，朋友之间意见不合也开始斗争。政治确实有斗争这一层含义，而徐贲先生这样一部政治是每一个人的副业，难道是要所有人都卷入人与人的斗争中去吗？ 对于所谓的公共生活，我们不妨观察一下对岸的台湾，那真是一个全民政治的社会。左右蓝绿，齐刷刷地上阵，媒体天天爆炒政治新闻，人人手中皆是选票。就是这样一个民主社会，所有人都有徐贲先生笔下的政治副业。其结果是什么呢？台湾经济已经停滞了二十多年了，日台钓鱼岛争端，台湾当局无力回应，菲律宾射杀渔民，马英九要求民众克制。如果人人都是政治家都无法解决眼前的政治困境，徐贲教授你怎么能让大陆都参与到这样一场未知结果的政治实践中去呢？ 结语 二十年前，杜维明先生曾经到过贵阳，与贵州师大的一些教授座谈，席间言及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推动政治社会改革的问题。张先生及其友人曾私下交流，认为杜维明在海外时间太长了，对于大陆的国情丝毫不了解，缺乏基本的认知和思考。 今天徐贲教授这本书依旧存在类似的问题，只不过杜先生所提到的公知已经蔚为大观，太平洋两岸鼓吹民主政治的公知们已经多如牛毛。从四月份开始，我亲眼目睹了张鸣、袁伟时等人的报告，也曾了解过他们的知识结构，发现他们既缺乏西方现代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基本常识，也缺乏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所谈论的问题由于符合当下无知的民粹群体的欢心，所以才产生了所谓政治影响力。 徐贲这样歪曲王绍光的观点，袁伟时在报告中肆意辱骂学者，张鸣口不绝三字经，这些人岂是谈论政治的最佳人选？ 这时我们耳边似乎传来“身不修，不可齐其家”大学的教诲。参与公共生活，需要公民的德性，将公共生活不负责任地交给缺乏政治德性的人手中，这岂是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的教诲？ -
电视剧《蜗居》中曾经有这么句台词：我们年轻时需要垫脚石，中年时需要强心针，老年时需要拐杖。在当今新书遍地纷纷抢占着眼球的背景下，什么书能够是一本好书？在网络时代众声喧嚣，微博无时无刻不将人们对事物的关注度和对思考能力切分成越来越小的碎片下，我们恰恰需要这么一本书，他们能够是我们思想上能够站高看远的垫脚石，是我们面对社会纷繁现实能够傲然独立的强心针，是当我们感觉到自己陷入虚无的思想泥潭时能够爬出沼泽的拐杖。《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就是我所认为的这么一本书。 伯里克利曾经提出过一句话：一个男人如果不关心政治，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无怪乎在中国的饭桌和酒桌上，讨论政治话题的人络绎不绝。但不同于一般人中国人的理解，刘瑜在《民主的细节》中就谈到，政治其实没有那么神秘，关乎人的日常生活，粮食和蔬菜就有可能和政治相关。因此我们应该用一种更加平常的眼光来看待政治并且积极参与，在这本书中作者就列举了很多中国很美国的时事，对于民意，伦理等话题进行了分析。 用公民社会和理性价值这把尺子一量，无疑美国是一个发育成熟的公民社会标杆。作者并没有一味的褒扬美国社会的所有方面，而是以学者的深刻思想和一个美国居民的平民视角来揭示出美国公民社会的方方面面。作者从一件件美国的平常时事中揭示出在美国仍然充满着各种问题，人们对于美国的发展也有着各种各样的困惑。但是美国有着容许异议存在的公共空间，有着对于信仰的尊重。在美国，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无神主义者成为总统是被认为可怀疑的，因为他没有对于终极力量的敬畏，因此也就没有可以遵循的底线。而反观中国，目前对于经济发展的狂热追求成为了全民最大的信仰，要从构建公民素质做起构建公民社会和理性的公共社会，中国还有着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将建设理性的信仰希望寄托在了教育和文化上，毕竟社会是生生不息不断完善的。相比起几十年前的中国，中国社会在言论容许度和公共空间上已经大了很多。作者引用了英国作家马修阿诺德的名言：所谓文化就是对于人类历史一切美好事物的认识。中国未来的年轻一代如何成长为更有公民素质和能够追求更好的幸福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一代，就需要从孩提教育起普及对于理性的信仰和对优秀文化的追求，使人能够成为一个更加完整的能够追求人道和人的价值的人。我想这应该是作者的追求，也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现实生活做到的。 -
我的《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东方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后，有人批评说是“公知”写的东西。书中《民主不需要完美主义》一文提到了政治学者王绍光的《民主四讲》（三联书店，2008年8月），批评者认为，“王绍光这部书至少还是大学里严肃的政治学讲义，而徐贲不过是一个英文专业的博士在谈论美国政治。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所谓的公知就是那些越界、不守专业操守的知识分子。” 按照这种说法，如果你拿的不是政治学的博士学位，那么你就对政治学博士的政治见解无权发表意见，不然就是“越界”和“不守专业操守”。那没有高学位的普通人怎么办呢？难道只能让那些有博士头衔的人在被垄断的“专业话题”和被专有的公共问题上发表评论吗？ “有牙齿的嘴巴” 用专业主义、恪守专业界限或维护专业操守为名，来否定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在今天是相当普遍的。这种否定不是常见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而是“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在中国的特殊语境里，这二者有所区别，但也相互联系。 反智主义又叫反智识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对智性（intellect）、知识的反对或怀疑，认为智性或知识对于人有害而无益，如“文革”时期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另一种则是对知识分子的怀疑和鄙视，如“文革”时期的骂语“臭老九”。“专业主义”则不同，它看起来不仅不反对，而且还很尊崇智性或知识。但是，它反对的是那些不能用学科来设定界限，不能用专业来体制化的知识。 我这里要讨论的是“公知”所受到的来自专业主义的排斥。有人总结道，这种排斥的根源在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在识结构和思维方法上的缺陷：知识结构上缺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哲学/法学等分析框架，同时社会实践不足；思维方法上逻辑缺失、煽情泛滥；专家与“求真”力量持续崛起。这三点可以归结为基本的一条——那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知识够不上专业水准的知识标准。 那么，什么是“专业水准”的知识呢？一般认为是能掌握某一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有相关“学科训练”。它有较为严格的专门化研究领域和专业界限，往往用同一套语汇、方法、文献、权威和规范，并可以用这些话语记号来进行学科的自我辨认。专业主义的问题不在于专业，而在于用专业垄断话语权，你不是政治学博士，所以你就没有资格谈论政治问题。 在今天的中国，“公知”并不完美，但社会非常需要公知，不为别的，就因为他们是越界的人。他们虽然未必个个都算得上是苏格拉底说的那种社会的“牛虻”，但都能算是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所说的那种爱多嘴、管闲事的kibitzers，在罗蒂看来，这本来就是知识分子应该扮演的社会角色。 罗蒂认为,最好把哲学家看成是些kibitzers，知识分子也是一样。什么是kibitzers呢？简单地说，就是多嘴的人，打乱别人自以为是、自鸣得意的好心情的人。Kibitzers的多嘴不是甜言蜜语、歌功颂德，说好听的话，而是说些未必中听，却不能不说的真话，用尼采的话来说，是从有牙齿的嘴里说出来的话。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说，“一张没有牙齿的嘴，不再具有说出真理的权利”。我们有很多教授，他们都有专业知识，都是有嘴的人，但不少都是没有牙齿的嘴。 公知（public intellectuals）与之相区别的其实不是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而是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如医生、律师、会计师、编辑、工程师等。专业知识只能在与职业相关的或学院的小圈子里内部流通。公共知识分子运用的是与专业主义不同的知识，知识取向也不同。他们的知识取向不是与专业主义对着干的“反专业主义”，而是把专业主义搁到一边的“业余作为”，这种业余性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特征。 今天我想就四个问题（公共知识分子不是专业主义的知识分子；对业余性的误解；怎么看待一些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不够专业主义；公共知识分子谈何种“常识”，做何种“启蒙”）来谈谈以业余性为特征的公共知识分子，希望有助于厘请一些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误解。 公共知识分子不是专业主义的知识分子 业余是公共知识分子与学院体制中的专业主义保持距离的一种批判姿态。在公共知识分子看来，专业主义指的是知识分子在知识活动中画地为牢、自我孤立、逃避社会责任、丧失了对现实的批判意愿与能力。专业主义使知识和学术脱离现实，变得狭隘、琐屑、僵死，成为一种小圈子内的自娱自乐。专业主义已经成为一些知识分子用来与体制合作，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 其实，知识分子最初把“专业”确立为学术自身的价值，是为了用专业诉求来争取自主独立，不受政治的威胁、控制或金钱的收买、利诱。专业主义最初强调的是学术归学术，知识与政治分家，知识要客观真实。专业主义要求尊重真实，真实面前人人平等，反对学术之外的政治、金钱势力对知识的产生和传播横加干预。这本来具有争取知识民主的意义。 一旦他们的自我利益受到所谓专业化体制的保护，就不会想改变现有体制，相反，他们会积极维护这个体制。 今天已经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典范人物的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一开始也是一个专业知识分子，也不敢公然宣告他的业余性，至少是没有这么做。他的第一本书是论英国作家康拉德的，第二本书《开始：意图与方法》仍然是一本标准的关于文学研究的专著。一直等到他出版了《东方主义》（1978）、《巴勒斯坦问题》（1980）和《报道伊斯兰》（1981）后，他才从文学专业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在《世界、文本和批评者》（1983）中，他正式把批评者定义为持异见的知识分子。他批判专业主义，亮出“业余者”这个异议身份，是因为他有两个本钱：第一，他是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专家，有内行的认可；第二，他有社会、政治批评的著作，有社会的认可。少了其中的任何一种本钱，他都不能理直气壮地以“业余者”自居。 对业余性的误解 如今“专业”与“业余”的问题，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公众所感知到，微博上也开始有相关讨论。这是知识向下流动、扩散的必然过程，还是和中国社会某些结构性的变化相关？我觉得人们对“业余”有误解，以为业余就是“玩玩”和不专业，所以才会向下流动、扩散，成为一般民众的普通知识。其实不是这样。 这里说的业余，是很有实力的那种业余。小提琴大师梅纽因说，他希望自己能像一个业余提琴手那样演奏。麻省理工学院的莱特曼（Alan Lightman）是一位物理学教授，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他业余写了一本叫《爱因斯坦的梦》（Einstein"s Dreams）的小说，在全世界畅销。 莱特曼要探索的是何种灵感让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改变了当时世人的时空观念。这种对人与时间关系的思考，是很有思想和艺术成就的“业余”。 业余性不是不要专业主义，反对专业主义，而是要在专业主义之外另有作为。许多信奉专业主义的人，自以为是“专家”、“学者”的，其实许多不过是有专业无智慧、有知识无见解的庸人，或者根本就是小心眼的知识小贩，他们的全部本钱就是那一点点专业知识。 怎么看待一些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不够专业 人们对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批评就是他们不够“专业”，有的在谈论社会问题时有“模式化”的问题，有的是跨界太远导致发言质量下降。 在我看来，中国一些公共知识分子不够“专业”是个事实，但不一定是一个缺陷，当然能够专业一些会更好。其实，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不一定非要是像西方著名公共知识分子那样的人物，如爱因斯坦、加缪、萨特、亚瑟·凯斯特勒、乔姆斯基、桑塔格、卡尔·萨根（Carl Sagan）、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萨义德……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情，公共知识分子的专业造诣、职业特征和公共活动方式也会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的国家里，“公共”的含义也并不相同，这与公众关心怎样的“公共问题”有关。不同的公共问题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一般中国民众对“公共问题”的理解比美国人狭窄和专一，主要是像民主、公民权利和法治这样的话题。许多社会权利的问题，如农民工的工作条件、他们子女的教育机会、弱势群体的生存条件、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也都是因为缺乏公民权利的争取才造成的。 讨论和批评这些问题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波兹纳或其他研究者所说的那种有专业造诣的“公共知识分子”，还不如说是正直、勇敢、富有正义感的“公民”，独立公民，自由公民。 美国革命之前，伟大的平民思想者托马斯·潘恩担当的就是这样一个公民角色。他是一个鞋匠，虽然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小册子，美国人仍然称他是“公民潘恩”，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潘恩”。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公民，他先于美国共和而出现，是一个呼唤和帮助这个共和诞生的思想者，一个美国革命的助产婆，一个在精神、人格和心灵上自由的人。潘恩撰写的《人的权利》、《理性时代》、《常识》都是一个自由人的作品，这些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不能也无需用知识分子或知识产品的标准来衡量。 专业知识有助于参与公共事务的质量。专业知识分子能够就社会事务发表意见，对不良现象提出批评，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问题在于很多有专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哲学、法学学识的学者并不愿意出来说话。那怎么办呢？总得要有人站出来说话吧，否则岂不是连一点异议的声音都没有了。 波兹纳的《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研究》给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以公众为对象、就政治和意识形态性质的公共问题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牛虻”，要像苏格拉底一样对现状发问，虽然不一定都要振聋发聩，但也能挑战常规，启发思路，冲击思想的麻木。根据赛义德的说法，他们应该能“公开提出令人窘迫的问题，对抗正统和教条（而不是制造它们），不能轻易被纳入政府和企业”；波兹纳补充道，“也不能轻易被纳入其他宗教、社会、学术的教条。” 公民常识与公民启蒙 有的公共知识分子认为，公共事务大致分成两类，一类是不需要专业知识背景，就可通过常识来判断对错；一类是需要专业知识背景的，比如转基因、PM2.5问题等。 我认为，就公共启蒙而言，应该对“常识”做一个界定，公共知识分子谈的应该是公民常识。 公民常识指的是与民主和法治有关的普通知识，这种常识在中国还不能称为常识，因为许多民众还不知道。不断地介绍这样的常识，是为了使它在中国民众那里深入人心。在中国，把这种常识称为“公民知识”似乎更合适一些。传播这类知识的知识分子，与其叫他们“公共知识分子”，不如称之为“公民知识分子”更为恰当。他们的写作是从一个普通公民的角度，就生活中与人们普遍而基本的生存权利相关的公共话题展开讨论。 专栏文字很自然地成为公民知识分子传播此类知识的写作方式，以专栏文字的形式介绍一些政治或政治伦理概念形成的小知识，这是普及常识的一部分。例如，什么是公民的“知情权”？“行政保密”又是怎么一回事？“权力”会有怎样的“秘密”结合？“参与”是什么意思？公共生活中的“粗鄙”和“粗俗”有什么不同？……专栏文字可以这种方式向人们提供一些新的联想和思考线索，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感兴趣，可以按图索骥，寻找新知识点，触类旁通、由此及彼、由远而近地思考一些身边发生的事情。这种联想式的思考没有固定的规则，也不可能预计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非常日常化的解读，一种常识化的理解。 所谓常识，按照人们一般的理解，应该是指那些能够不证自明，可以不言而喻，直至众所周知，最终心领神会的日常观念。观念是一个学习与接受的过程，观念无法自动进入人的头脑和想法中去，需要通过经验或教育来逐渐形成。如果某些观念不能从日常生活的直接经验中习得，那就不妨从他人那里介绍过来，其中的知识越普及，观念就越可能以“看法”的形式变成常识。 在常识里，这样的观念未必就是言之成文的“知识”（知识分子可能有这样的知识），而只是一些“看法”。这样的看法是正确的，因为事实证明，有这些自由和权利比没有要好，更有利于个人和社会。柏拉图的《美诺》(Meno)篇中，苏格拉底称赞“正确看法”（correct opinion）的作用。他说，“正确的看法并不比知识逊色，看法能帮助指导人的行动，并不次于知识。有看法的人一点也不比有知识的人差。”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智识平等。 知识分子在介绍“公民常识”的时候，有必要将此与“一般常识”做一下区分。因为一般常识在中国公共生活中的作用是很暧昧，很矛盾的，并不一定是推动社会改革的知识力量，因此对一般的常识不宜过分推崇。常识是人的生存环境的产物，是社会文化（包括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不同国家里的常识内容和作用是不同的。例如，公民拥有公民自由和权利、私人财产必须得到保护，政府和开发商不得动用公共权力随意拆迁，报纸可以批评政府，这些都是常识。 常识不是人天生头脑里就有的。常识是一种知识，许多常识教育都是在学校里进行的，与学校教育的内容与目标有关。常识是一种隐含权力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教什么，不教什么，怎么教，为什么而教等等。 一般的常识之所以是常识，是因为那是民众早就知道。常识有时能让人头脑清醒，不容易被花哨的说辞欺骗，但常识并不会因此引发反抗的行为。生存环境能决定人选择怎样的常识，给哪种常识以优先考量。例如，常识能让人看到社会里的许多腐败和虚假，不相信那些虚伪的歌功颂德之辞。但是，常识也让人知道跟有钱有势者的腐败、虚假过不去，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这两种常识是相互抵消的。后一种常识甚至可能会更占上风，因为有常识者特别清楚自己的生存需要，做人要圆滑识相，这样才能安身立命、左右逢源。为了明哲保身，更不能强出头或者以卵击石。 公共知识分子的根本作用是对民众启蒙，启蒙有两个不同的层次，一个是民主公民启蒙，另一个是人文启蒙。至于哪一个比较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去做，这在很大程度上由大环境决定。知识分子做什么事，离不开一个关键的问题，他身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里，可以提供哪种启蒙。 例如，中国和美国的社会境遇就有明显的不同。美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关注得较多的“公共问题”，如文化歧视、女权、动物和环境保护、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这些问题在中国人看来可能不过是一般的“文化问题”或者根本就是“人文学术问题”。例如，著名的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erg）写文章，向民众介绍科学的意义，讨论科学与文化、与宗教的关系；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向民众介绍人类基因的“双螺旋线”（Double Helix）；著名天文学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讨论人类智能进化的《伊甸之龙》；理论物理和数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向有志于科学的青年读者介绍自己科学研究经历的《打扰宇宙》。这类公共知识分子著作在美国还有很多，更不要说是像乔姆斯基、萨义德、桑塔格那样的人文学者公共知识分子的著作了。放在中国，这些都是“学术”，根本不会当作是公共知识分子事业。 相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在报刊上发表的抨击腐败、要求社会公正、反对干部裙带提拔，甚至批评地沟油、牛奶品质、拖欠农民工工钱、随意拆迁、大吃大喝这样的事情，在美国人看来，就是普通报纸记者和民众来信的事情，不需要知识分子用专门的学问来说明的深刻道理。 只有在公民启蒙有了成效后，才会需要和有暇进行程度更高的人文启蒙。我们今天在美国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人文启蒙，这是一种需要有专门学识的知识分子来帮助实现的启蒙。在一个在政治、社会制度形成高度民主法治共识的国家，人的精神、人性、心灵、文化、修养等等都会变成公共问题，这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文问题”。讨论这些问题需要有相当的学识、见解、文化素养，是知识分子所擅长的问题。而对今天的很多中国人来说，这还是一种奢侈。 说启蒙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有点夸张，说启蒙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可能的社会“作用”也许更恰当一些。知识分子有知识，知识能帮助人摆脱蒙昧，要说启蒙，先要归功于知识。但是知识是要由人来传递和传播的，而且，并不是所有的知识能都使人摆脱蒙昧，有的知识会使人蒙昧，或变得更蒙昧。文化大革命时，学校里传授的就是这样的知识。这样的知识至今仍未能从学校里完全清除出去，许多人在学校受了教育，却带着这种蒙昧走进社会。也正是因为现在还有许多这样的蒙昧之人，所以社会特别需要能为他们做些启蒙工作的公共知识分子。http://www.baidu.com/link?url=Kz5Egwtk_TSl8tSAec_ZgI4eT5Plpawno-44a90rD3ONe_oIcZn1zjvA7WVXrAuV99_GSpHxDL301e9v9-jLsq
精彩短评 (总计5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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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写的很接地气，用一个华人的视角去对比和分析中国社会和美国社会在不同政治事件中所持的态度和所采取的行动。能更好的的劝诫国人对法治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
一般般，都是小故事大理论。有点失望。。。 -
徐贲是我很很喜欢的学者，很严谨也很深刻，尤其是当下的整个社会的理解和思考很值得我们考量，值得一读 -
无论你对政治感不感兴趣，政治都和我们同在。 -
通过中美政治生活比照，提出做精明的公民，依然是专栏文章汇集，每篇文章不长，多以实例开端，引出想阐述的分析理路，条理清晰，说理透彻。全书分四个部分，分别是公民美德与民主制度；民主价值与启蒙效用；民主政体与国家政府；历史经验与哲学意义。 -
观点不中立且重复，理论高度不够且立场偏驳。作者应该是个读了很多书但是没什么洞见的仅仅认真的人。 -
徐贲先生的书何须多说，文中自有风骨在 -
人们几乎绝口不谈德行才是美的。 -
副業，不好玩。 -
还政治应有的尊严本文作者：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文章来源：新京报 徐贲近年来笔耕不辍，极其勤奋，影响力越来越大，他的政治文化随笔也写得越来越成熟，几乎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新近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就是徐贲政治文化随笔的代表作。... 阅读更多 -
政治和我们同在《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 在中国政治还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普通的公众很少能够参与其中，其实政治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无论你对政治感不感兴趣，政治都和我们同在。... 阅读更多 -
跟其他书重复的有点儿多了 -
中文标题看起来像路边的权术小说，内容更接近于英文标题Politics is everybody's business，风格类似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形式像是他的报纸专栏小豆腐块合集。大意就是鼓励大家做聪明的公民（smart citizen），积极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行使自己的知情权、言论自由权、立法权。 -
“现在许多人似乎把政治与坏事、腐败行为、贪污受贿、道德败坏等同起来。我发现古往今来，大多数这些抹黑政治的话都是在人民不能选举公职人员的地方发出的。” Everett Dirksen -
内容可有争辩，但徐贲的书都很真诚。 -
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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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4/2248 -
当我在亚马逊上将这本书下单之后，我发现，居然能下到电子版，而且看完之后才发现，完全是快餐读物…… -
道出了很多生活中的真理，但是一直被我们忽略掉的 -
看到睡着 午安。 -
写的内容没怎么仔细看，不过整体看着挺好的！ -
徐贲老师的作品值得一读，看了这本书才真正领会了评论区的这一条评论。 -
送货超快，书的外包装很好，书的印刷质量好，正版的，内容还没看。 -
关于民主和政治方面的论文集 -
不是特别深刻，随便读读 -
评论课启蒙 -
徐的书都准备拿来通读一遍。 -
没太看明白，但收获不少，尤其第一章，哈哈 -
从公交读到地铁，从地铁读到隆福寺。我感觉理想情况谈得太多了，国内现实触及得比较少。 -
不接中国地气 -
很有背景，语言浅显易懂 -
什么叫政治？教科书上的“政治”都是别人的政治。 -
徐贲的政治随笔。作为一个在美国教英文的苏州人，对美国社会的运行介绍较多。前天在苏州慢生活书店，巧遇其回乡开讲座，“公共说理十八讲”，多为普及常识。签名的时候，我就选了这本。基于对“政治”的厌恶，原本不喜欢这个书名，读完发现，书名很合适。之前的“厌恶”也正是因为从政的那帮人故意把水搅浑，他们才能趁机大捞特捞呢。 -
政治不是一种兴趣。 -
政治学在国内很难取得他应有的地位和国内历史和传统有关系的。这本书都已经开始有李双江了？？？ -
“民主有问题，但都可以解决，比专制好”，作者对民主心心念念，感觉真是好，行文之间也是对民主百般推崇，我小时候也认为民主才是发展的唯一出路，后来长大了一点感觉并不会那么简单，世界太复杂了，人性也是，一种政体肯定是解决不了所有问题的，当然问题到底应该怎么解决我也没有合适的答案就是了。 -
中国人喜欢谈论政治，但只是旁观者的看热闹和看稀奇。他们猜测、嘲讽、诅咒，始终不过是局外的看客。政治就是统治权术和阴谋诡计吗？普通人应该积极参与政治吗？怎样才能成为“精明的公民”？ -
公民素养手册 -
“伯恩斯：民主进步很少依照一条固定不变的路线。变革的方式往往经过长久的、无秩序的过程，和婴儿学步一样——尝试、失败，又学到一点，得到部分成功，碰伤了鼻子哭叫，再尝试…在干中学习。我们找到了办法。” －法治、信息透明、舆论自由… -
跟《西窗法雨》风格很像。 -
书还是不错的，纸质还行，我主要注重内容 -
三星半吧，没有前一半好看，但也值得一读 -
自序没头没脑地说了半天，我也不知道这本书是干嘛的。看了后记才知道，就是作者对于时事的一些感想。主要是美国的一些事情，离中国相当远，虽然很有趣，但一直看也会烦。好在作者对此的认识也是很深刻的，尽管我还是没有耐心看完。 -
比较好读的一本。一些文章还是蛮为徐贲老师揪心的，能出版出来不容易。虽然还是有些学术腔，但已经非常通俗易懂。在公民社会建设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而目前的情况非常不明朗。精明的公民应当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 -
可能是因为有随笔的性质 写的都很简短 探讨的也都不很深 觉得不如《在傻子和英雄之间 : 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那样好 -
还没读完，给个好评现 -
徐贲的书一如既往的有内容 -
比给你一颗子弹之类的犬儒读物还是要硬气很多。改不变，就给你推倒重建的方法。 -
太遥远 不可操作 -
文绉绉的 “政治哲学”修饰的东西太多 偏见十足 —— 即便提到美国民主的缺陷，但立即要补上“民主有问题，但都可以解决，比专制好”。难道这个年代只有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两种么 难道美式民主是典范么，学术界不是公认美国的民主是一种独特的类型么？全书提到很多议题辩论，只说可以教育民众，却丝毫没见辩论的结果如何；只说民间团体力量大，但所谓的环保团体在国家一级议题上根本举足轻重么？动不动就含沙射影地影射中国，科学分析不能多点么？ -
理清了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