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与楚》书评

怎么没有人看过呢？

最近比较迷楚文化，正好在学校图书馆发现了这本书，张正明教授是楚文化研究的专家，也是开创者之一，对于秦与楚两大文化渊源的比较见解独到，考究详尽，是本历史文化方面的专业好书~

看得到的历史 看不到的未来

人，之所以着迷于历史，盖因那些前世的罪，前世的罚，总能在今世之间找到似曾相识的影子。用肉眼回望两千多年前的过去，所谓真相就象夜空中的银河一般虚无飘渺，难以看得真切。但中国人毕竟是幸运的，尊崇文字，酷爱记言记事的祖先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为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纪录，虽然有人追求精益求精，比如司马迁，有人喜欢信口开河，比如韩非子，致使这些文字鱼龙混杂，真假参差期间，但读史者却始终坚信：历史的唯一真相必定在那其中的某一处闪烁着；仿佛是作为文字历史的补充，酷爱厚葬的祖先们，尽管他们的尸骨早已尘归尘，土归土，但那些他们生前身后所钟爱的器物，却执著地用不朽来向我们陈述着什么，零零总总地，铺设出一条时断时续，却又无比真实的线索，谜题一般，吸引着一代又一代读史者孜孜不倦地探索。《秦与楚》，正是张正明先生综合各种典籍及考古资料，如侦探推理一般，循索古痕古迹，为我们推断时光的阻隔，让历史最深处的古风吹拂进来。张正明先生选取了一个很有趣的角度，将秦与楚，这两个战国时代的辉煌世家，放置在聚光灯下，鞭辟入理地分析比较，大胆地推断论定，虽然通篇写的是史，但字里行间所透露出来的，却是以史照今。而我们这些读史的人，虽然眼前尽是两三千年前的过往烟云，而真正读到心里去的，却左右不过是一个活脱脱的现在。这本书放在手边，一来二去的，竟读了很久。这期间的世界，这期间的中国，也一如既往地闹腾：矿难，重庆扫黑，大大小小的贪官落马，开胸验肺，中国的断代工程在国际上被骂得狗屁不是，让人不知该说什么好的大阅兵，奥巴马访华，我们的GDP，拆迁自焚，中国模式，学术腐败，“和而不同，同而不和”……埋头看看书本，再抬头看看现实，发现从古至今，我们似乎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浸淫在一种阿Q式的志得意满中，我们的历史根本就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意淫史。每个朝代的诞生都是天赋使命，讨恶伐贼；每个时代都是历史最好时期；每个帝王都是仁者无敌……然而回望过去，我们看到的真相却是，老祖宗们孜孜不倦所缔造的，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血腥史，杀戮史，阴谋史和欺诈史，如此而已。而所有这一切的肇因，在张正明先生看来，皆源于秦。在本书的“写作缘起”中，张老先生就毫不含糊地指出，“对华夏民族性格倾向的成型起决定作用的，一为楚，二为秦。”秦在变法前对中原文明无辨善恶的顶礼膜拜，对晋国亦步亦趋的模仿，使秦人学会了狡诈，欺诓。而卫鞅变法则又使秦国从上到下变成了嗜血成性的“虎狼之国”。秦人为我们的血液里注入了温驯与暴虐共存，狡猾与古朴共生的特质。也许是久居楚地的关系，也许是个人性格使然，也许是学者本身重学术的天性如此，张先生毫不掩饰他对秦的厌恶，对楚的偏爱。楚人的散漫，倨傲，浓郁的浪漫气息和厚重的学术氛围都令他为之激赏。显然，楚人不擅谋略，也许历代的楚王中最有心眼的也就是楚庄王和他的儿子楚共王了。更不用提那个缺心眼的楚怀王，不过最后他宁死也不舍楚国一寸土地，倒让人觉得他真还有点傻得可爱。而纵观秦国，除了那段沉寂的岁月，几乎每个秦王都不是省油的灯，他们个个野心勃勃，权谋在胸，对中原做虎狼之窥。与此同时的楚国，国富民强的楚国，则只满足于偏安一隅，过“老婆孩子热坑头”的安稳日子。出世的道与入世的儒可以在后来的中国大行其道，并行不悖，或许也该归因于后世中国人的性格中巧妙地揉和了秦的进取，与楚的退守。而其实，秦与楚的南辕北辙，从最初的出身即已显露端倪。至于春秋时期各自的变法，则使这两个国家向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滑行下去了。秦公族先世是来自于东夷的弱势族群，因擅长养马，御车而与商王室有一定的密切关系。显然，这等出身让后世的秦人们觉得面上无光，于是他们编排出各种各样的说辞，说什么“商代‘嬴氏多显，遂为诸侯’”的鬼话，在混淆视听的同时，粉饰自己的祖先，藉以抬高自己的身价。这种事，历代的中国人总是在不厌其烦的做着。稍有峥嵘之相，便想方设法从家谱的犄角旮旯里搜寻出某个还算能上得了台面的人物，然后夸大其辞，使这位爷爷的姨妈家的二大爷变成于国于民都不可或缺的人物，而自己自然也就是血统高贵，不同凡俗，此之谓意淫在先；而后一如秦国的做法，亦步亦趋地模仿真正血统纯正的世族，韬光养晦地转些小心眼，小心翼翼地玩些小把戏，而终于可以等于扬眉剑出鞘的一天时，则做狼视群雄之状。表面看，雄则雄矣，似不可一视，万众景仰，殊不知国富而民贫，所有的冲天气相只是建立在沙漠之上的高楼大厦，巍峨则巍峨矣，华美则华美矣，但它是由富而不仁，官而不义的巨贾巨贪，与终其一生营营役役，到头来一病而致贫的城市平民和农村贫民组成的。建立在如此赤贫队伍之上的富裕与强大又能维持多久呢？所以，秦国得意洋洋的意淫，不可一视的强大在统一十几年后终随一代帝王的离去而烟消云散。反而是楚国，虽被亡国在先，但因为之前千百年与秦走了截然不同的路子，刘邦项羽先后兴于楚，并终成倒秦大业。从此，楚于中国人的影响也变得意义深远。与秦不同，楚压根没把血统这类无聊玩意儿当回事，尽管屈原爱四处叫嚣“帝高阳之苗裔兮”什么的，尽管有祝融这等届于人神之间的了不得的祖先，楚王自己却高唱“我乃蛮夷”。所谓“蛮夷”有什么不好？与秦国从心理到战场都不屈不挠地抗拒西戎不同，楚国走了融合周边各民族文化的道路，“兼容并包”，大气而自信，久而久之，使得楚国成为学术昌明，文化璀璨之地。对于周王室的态度，秦楚也是颇见各自特色的。与秦夹起尾巴做人的低声下气不同，楚则从来没把那个遥远的周王室看在眼里，你是王，我也是王，虽然当年被封的只算是一子姓小国，早在熊渠之时，就已放话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而到了楚武王就迫不及待地早早称了王。而后，更有楚庄王锋芒毕露地跑到周平王的家门口问“鼎之轻重几何”。楚的倨傲，率直可见一斑。时至今日，国人在推行改革的时候，总会把商鞅抬举出来说事儿。各种以夺人眼球为目的的影视剧，更是把他刻划成了大智大勇，正气凛然，上可比尧舜，下可比汉武的人物。如此推崇，盖因商鞅的变法，将原本游弋在中原列强边缘的西北小国一举而变成了不可小觑的强国，更使秦最终挫败六国，尤其是同样强大的楚，而统一了中国，却全不论他的变法使秦沦落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军国主义国家，也因此埋下了秦王朝灭亡的种子，这真可谓成也卫鞅，败也卫鞅啊。商鞅的变法，“针对的是秦民和秦吏，使他们莫敢抗命”，“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从此，广大百姓噤若寒蝉，失去了说话的权利，舆论的自由。而“什伍连坐”之法更使民成为顺民，吏成为酷吏。商鞅变法的终极目的，即是强兵。得军功者大奖，衡量军功的标志，即是斩敌方首级。而一旦拎着敌人的脑袋，就可以给自己带来无穷无尽的好处。“有斩敌首一级之功者，奴隶可以免为平民。如有妻尚为奴隶，可用公士之爵赎为平民。如有亲生父母尚为奴隶，可用斩敌首二级所得上造之爵赎免其中一人。依此类推，……”有如此切身的好处，秦国的兵士一上战场，当然是肾上腺素激升，恶向胆边狂涌了。从那以后，史书上不乏秦军斩敌首几万乃至几十万的血淋淋的记载。再看远点，卫鞅的变法也就使长平之战，白起坑赵军四十万成为了可能，当然，这四十万应该是被先砍了头的。张正明先生对卫鞅的变法是极深恶而痛绝之的，他断言，“卫鞅变法煽起了秦人对邻国和邻族的敌视，这种敌视纯粹出于私心，损人以利已，杀人以荣已，一点高尚的成分也没有，这是对秦人心灵的毒害。它可以使秦人征服邻国，邻族，但最终将使秦人成为不甘受秦国宰割的华夏大众的公敌。”虽然不敢妄加猜测，但是中华民族体内那种强烈涌动的损人利已的因子，是不是由此而来的呢？与商鞅的变法完全不同，早于商鞅在楚国变法的吴起要的是强国且富民，所以他走的是削权贵以利民的路子，而且也卓有成效。商鞅变法是富了权贵，老百姓却依然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而唯其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才会在战争这个生死场上耍狠以换取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生与自由的权利。这是富有且追求浪漫情调及张扬个性的楚国人所难以理解的。可惜的是，中国当今的改革，强调的依然是富国强兵。而其实，吴起的强国富民，也许对今日之中国更有借鉴意义，但终因楚最后的战败国身份，吴起的变法也随之淹没于历史的喧嚣之中，不复被人提起。这种以成败论英雄的调调，我们听了两千多年了，却不曾见过一个为官者认真思考一下，我们的国家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也许昂首阔步屹立于世界强国之中很重要，但让我们的老百姓有温饱的权利，有医病的权利，有上学的权利，有自由思想的权利，有自由讲话的权利也同等重要。忽视强兵，我们随时会陷入宋朝与清朝的危机；而忽视富民，远有秦国之鉴，近则有前苏联之忧啊……最后，再说回张正明先生。张老先生是在缠绵病榻之际完成的这本书，也许是时间紧迫的关系，他在著作的最后并没有回应前言，具体地阐明中国人的性格中，哪一部分源于秦，哪一部分由于楚。或者，这个问题纠葛了几千年，睿智如张正明先生，也是很难得出结论的吧。但张先生写作此书的目的应该不仅仅是述史，到更像是是警世，正如张先生在书中所说：“与经济是否繁荣、政治是否清明相比，学术是否兴旺对后世更有重要意义。……当年的天子和诸侯都已没入历史的遥夜，老学和孔学却至今还活在华夏苗裔的灵魂里。”“中国任何统一皇朝的国家机构都要有两个根基，其一是民众，其二是学术。前者是物质上的，后者是精神上的。二者缺一不可。如果民众艰困，学术空虚，任何统一皇朝的国家机构都只能是摇曳的风烛。”阖上最后一页，再看看今世的熙攘喧闹，这所有的一切，有那么一天，也终将归于历史的尘与土之中，与两三千年前那些似曾相识的尘埃叠压在一起，静静地期待着有这么一个或几个学者，吹开时间的雾障，拨开扭曲历史的纷扰，推开刻意的谎言，恶意的欺骗，发现我们曾经经历的伤痛，然后，但愿他们有力量，让历史不再重演。

主体历史和地域历史

我们谈论的历史，到底是某个地方的历史？还是某个人群的历史？两个不同的角度给人不同的感受。结合两个角度，才能真正了解到各个人群不断迁徙、融合、沉淀的变化，文化也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种种变迁。正如“我们”与“他们”这两个短时期区分彼此的人称一样，谁是谁是由“什么时候”和“在哪里”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