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潢贵胄》书评

高雅与拘禁——两宋宗室

中午将贾志扬的宋朝宗室史读完，国内好像鲜有人做宗室史，也有可能我本人此前对兹不感兴趣，没有注意。贾志扬所关注的社会实在的确很有趣，两宋宗室的社会存在很明显，其本身的质量颇高，而且地位曲折反复，写出来很有趣。徽宗的绘画造诣很高，赵孟頫的书法冠绝世代，徽宗是宗人，赵孟頫则是南宋最后一位皇帝的五服之内的宗族。宋朝的宗族制度前不见于周、汉、唐，后不同与元、明、清。周开创卫戍制度，汉、明分封子侄戍边，几代以后卫戍边境的子侄太阿倒持，遂将宗族拘禁，和空气隔绝，制造费天下太半的废物集团。至于几个游牧族的宗族制度北方特色，鲜卑人直率的让后代引兵相攻，得胜者为王，不使阴计起于宫闱，倒也是有趣的办法。两宋间数百年没有产生宗族叛乱相攻，足见其制度的成功，经过几代君主的试验，将本有极大可能成长为废物的团体助长为世所敬慕的学术团体，倒似近日西方王室的作为。北宋最初几位君主便鼓励宗人在深府中苦研学术，不要介入政治，条件是向所有的宗人，无分服外服内，一律提供优厚的俸米，到神宗蔡京主政，实施教育改革，使官僚队伍有了稳定的来源，并使无服宗族别具异地，向他们有限开放官僚晋升之渠道。金人南下，别具异地的宋朝宗人却意外的保存了皇种，马上再生一个南宋朝廷。也走出深府，开始介入政治，但宗人的教育一直保持在一个极高的水准。为官的宗人也多能敬小慎微，敬业守成，忠体爱民，而南宋朝廷对宗人也给予最大程度的信任，武官的17%为宗人，在一个宽容的社会氛围下，宗人尽心为国家效命，为庶民的表率。宗族一直得到健康的发展，虽然集中居中异地（南宋主要是泉州和福州）的宗族和地方精英集团发生冲突，因为地方政府需要分摊宗族的支出，而当时著名的泉州市舶司和转运司都下辖于泉州外宗正司，宗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海外贸易呢？造成和地方精英集团的冲突，有多大程度是一种商业利益的冲突，直到南宋末年，泉州的大屠杀，提举市舶司蒲寿庚在地方精英集团的协助下屠杀了集中居住泉州的3000宗人。蒲寿庚极有可能是一个阿拉伯人。宗族到宋末已经发展的极为壮大，很可以被认为是一个高雅的学术团体，通过自己的努力而不是裙带关系入士的不在少数，位极人臣的赵汝愚便是宗族，没有证据显示他凭籍自己的宗亲关系升迁，一级一级的登上去，英宗本人对宗人为宰相本不许可，但未制止靠能力升迁的宗人。宗人可以自由在社会上活动，而没有成为可悲的深府废物。这和两宋开明的社会气候不无关系。元朝以后，朝廷也未对赵宋宗族予以屠戮，纵容他们祭祀先祖，乃至入朝为官，因为赵宋宗族在离开了皇权的荫护下，也可以独立存活，转而世俗化。不对异性王朝构成威胁。在近些年拍的各种《包青天》传奇故事中，陈道明演过一个八王爷，是仁宗的叔叔，历史上倘若真有这样的角色，他绝不敢干涉政务，更不会在朝堂上议政，北宋仁宗时的宗人只能承担礼仪性的职务，唯有到南宋时，这样的角色才可能出现，并且独揽朝纲如赵汝愚也未可知啊，不过，包拯已经是市井之人说唱200年的传奇了。

作为摆设的群体

　　近年来，海外汉学家们对宋史的研究为我们开拓了一个全新的视野。贾志杨教授的这本《天潢贵胄》，使我们开始注意到被忽略已久的宋代群体。　　从横剖面来看，由于在史料收集和整理工作上的极为缜密，可以说，此书堪称为对宋代宗室的全方位研究;从纵剖面上看，书中所涉及的不限于一朝一代的专述，对宋之前的汉、唐、之后的明、清，都作为了同类比较，甚至还援引了日本皇族的例子。　　鉴于唐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宋在过去总是被当成一个文弱和擅长模仿的朝代。高度成熟的科举制度为国家培养了士大夫阶层，他们致力于儒家所提倡的积极入世，可当他们进入现实的政治经验时却发现这种价值观的黑暗和虚无。　　士大夫们感受到的矛盾在另一个阶层那里则更为复杂和尖锐。我们可以将这一阶层称之为天潢贵胄，因为他们是赵宋皇族这棵大树上衍生出的金枝玉叶，帝国的宗室贵戚;但他们的生存状况却与现代屏幕上显现的形象大相径庭。　　的确，在教育、俸禄以及晋升方面，宗室享有和士大夫一样甚至更为优越的特权，他们可以获得各种尊贵的头衔，却无法掌握任何实权。作为皇家至尊地位的典仪象征，宗室的一生只能戴着虚名和桂冠在深墙内院里闲散无为地度过。而当经过新一轮的人口增长后，宗室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开支上，都成为帝国脱离不掉的沉重包袱。　　书中引用的一组资料向我们详细描述了十二世纪初期的宗室生活:“远支宗亲散居京都，门户出入没有禁约，社会交往不加节制。违法犯禁者时有发生。生存无计的贫困宗室就像普通市民那样，无力赡养父母、抚养子女，甚至没有房子来遮风挡雨。”远支宗室的生存状况令朝廷感到震惊，暂时的经济援助也终归无济于事。由于宗室没有最根本的生存保障——土地，又无法像士大夫那样入朝为官，走上仕途，因此，宗室作为一个群体的地位始终处于暧昧不明中。尽管在宋代史籍里不乏对他们的记载，但比起士大夫、后妃、宦官这些帝王身边的小集团，他们的身影似乎更为模糊，大多数人的命运已经消失在史籍记载的视野之外。　　这一阶层中极少数有着杰出事迹的人，是在王朝更替的凶险局面中，作为忠义之士留名青史的。自然，宗室中不少人自幼受到儒家理想的熏陶，渴望建功立业有所作为。而高墙内的平庸生活磨灭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希望，最后这一理想的实践不是在太平盛世的安邦治国，而是作为一名朝廷的忠臣英勇地死去，这恐怕是宋代宗室三百余年的命运中最富讽刺性的一幕。在遭遇帝国灭亡之际，宗室中的大部分人注定在战争的烽烟中消逝，而忠义的事迹却保留下来激励着后世。例如明朝的宗室，在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时模仿他们的宋代先辈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皇帝和宗室的关系犹如一棵大树的树干和枝叶。在很多时刻，我们看到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想象的那样疏远。靖康年间和徽宗一同被劫掠到北方去的三千宗室，以及南宋末年发生在泉州的宗室大屠杀，都显示了宋代皇帝与宗室之间的命脉相通，“生死与共、俱存俱亡。”。遗憾的是，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那些注定在历史中沉默的人的命运了宗室出身的徽宗作为一个被强虏劫掠，身遭不幸的柔弱形象，加深了后世对宋代根深蒂固的观点:一个伟大的士大夫时代，同时也是一个软弱无能，优柔寡断的王朝。这种看法一延续到近年。　　而到了现代，影像技术又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古代宫廷生活的虚幻经验:贵戚们一面在琼楼玉宇中过着锦衣华服的生活，另一面呈现出的却是政治上的明争暗斗，内闱中的争权夺利。宫廷戏通过美轮美奂的场景布置和戏剧性的情节安排，将帝王之家的故事尽可能地肥皂化消遣化。而历史上那些曾经真实地存在过的人与事，也就这样在一次次的舞台演绎中被充分地瓦解了。

另一种“隔阂”

《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是一部综述10世纪北宋建立至13世纪南宋被来自草原的蒙古帝国征服为止关于宋朝宗室在宋朝政治史地位变迁以及描写他们自身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历史著作。作者贾志扬（John W .Chaffee)，曾任美国宾厄姆敦大学（Binghamton University）历史系主任，现任教授，负责“亚洲、亚裔美国人研究项目”，主要著作有《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以及《宋代科举》（《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 ），他还参与了今年年初病逝的杜希德教授（Denis Twitchett，大陆过去旧译为崔瑞德）领导的《剑桥中国史》宋代卷部分的编辑撰写工作。贾志扬先生的父亲是传教士，早年曾来中国传教，贾志扬先生即出生于安徽，所以说他与中国的渊源很深。通过对《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的研读，我们可以发现贾志扬先生对于宋代宗室的研究是下了极大的苦功，尤其是在史料的征引以及墓志铭的解读方面，在同类著作中，据我所知，无出其右者。他甚至还根据《宋史》世系表、《仙源类谱》残本（现存30卷，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以及宋王朝灭亡以后历代赵氏后裔编纂的赵氏族谱整理出一套宗室世系编码表，将太祖、太宗、魏王的子孙世系以英文A、B、C分别编码分类，22页的附表，我们可以看得出作者为之付出的辛勤劳动。贾先生在本书中另外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他大量的采用了社会研究的方法与理论将史料以表格数字的形式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样能让读者更加深直观的理解，而不会被浩如烟海的史料弄得头昏脑胀，因此而找不着北。相信每一个读过此书的读者都会一个极大的印象，就是作者对于史料文本的解读，存在着严重的误读。这里我们得感谢本书的译者北大历史系的赵冬梅博士，如果没有她细致入微的译注，我们很可能与作者陷入同样的误读怪圈之中。这本书的翻译质量可以是算是近年来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最上乘的译著之一，试举一例来说，与此书同时出版拉铁摩尔的代表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译者是燕京大学著名学者侯仁之先生的高第唐晓峰先生，唐先生研究人文地理多年，成就斐然，前不久三联书店才出版过他最新的一部文集《人文地理随笔》，据说他翻译拉氏《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的初衷是由于不满上世纪四十年代赵敏求先生的译本“无论在文字上，还是在内容完整性、准确性上，都存在不少问题”，但是他似乎也不比赵敏求强不了多少。有人居然从他的翻译中找出了42处翻译错误和理解原作由于语言隔阂而产生的偏差，比如说克里亚，Keriya是维吾尔语，汉语地名作“于田”，译者直翻为克里亚，似乎是有点象北大人类学王某某将孟子翻成”孟修斯”的意味。这是国人对于西人的误读，那么西人对于国人的误读呢？请看贾著p173 作者引用了一段《朱子语类》来说明当时由于宗室人员科举入仕众多，而导致地方政府财政负担过重，原文为：“因言宗室之盛，曰：“顷在漳州，因寿康登极恩，宗室重试出官，一日之间，出官者凡六十馀人。州郡顿添许多俸给，几无以支吾。”《朱子语录.卷一百一十一.朱子八.论财》，那么作者是怎样理解的呢？“在漳州，因为光宗皇帝登极赦恩，以及宗室对科举入仕的重视，一天之内就有六十余人得官。本州突然增添这一大笔俸禄负担，几乎连我的俸钱都快开不出来了。”作者的解读真不禁让人喷饭，支吾就是应对、应付的意思，怎么到他那去就成了几乎连朱老夫子的薪水都快付不出来了。重试是一个宋代科举名词，应为考完再考，增加录取的比例，表示皇帝对于宗室的加恩，作者却理解为皇帝对科举入仕的重视，这对于专门研究宋代科举制度的贾志扬先生似乎是不应该也不能犯的低级错误。类似的错误不胜枚举，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另外，似乎作者对于文献的引用也出了不少舛误，聊举近人丁传靖先生所辑《宋人轶事汇编》为证，如第六章《沦丧、抵抗与机遇》p113脚注4，引用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三关于高宗作为人质在金人军营的故事，“有记载说康王（高宗）在一次射箭比赛中表现太过出色，以至于金朝的司令官相信他一定是位受过军事训练的宗室，而非皇子”，这段文字是征引南宋大词人辛弃疾的《南渡録》，我重新翻阅了该书，则发现原文为“康王质于金，与金太子同射，三矢俱中，以为此必拣选宗室长于武艺者冒名为此，留之无益，遣还，换真太子来”，射箭比赛，金朝的司令官，皇子云云，实在令人不解，大概是作者的理解力已经出乎了我们的想象范畴。又第八章《政治与权力界限》p176叙述高宗长子夭折，高宗久无子嗣，就派人从宗室中挑选太祖（高宗是太宗子孙，第七代“伯”字辈作为继承人，“有故事说，高宗曾经决定将伯浩和伯玖作为最终候选人，并最终选定了胖孩子伯浩，而非瘦孩子伯玖。在孩子出去之前，高宗要两人站在一起，好让他最后再看一眼。两个人站着的时候，有只猫凑巧经过，伯浩踢了这只猫。高宗觉得‘为什么要踢这猫呢？这个男孩如此轻佻，以后又怎么能承担重任？’于是，伯浩落选，得到了三百两银子，被送回家了...伯玖（更名为璩）”而《宋人轶事汇编》卷三 孝宗则记载“十人择二人焉，一肥一矍，乃留肥而遣矍，赐银三百两以谢之。未及出，思陵（高宗）忽云更子细观，乃令二人叉手并立，忽一猫走前，肥者以足蹴之，上曰：‘此猫偶过，何为遽踢之？轻易如此，安能任重。’遂留矍而遣肥，矍者乃阜陵（孝宗）也，肥者名伯浩，后终于温州都监。”众所周知，孝宗伯琮后来更名赵眘，而赵璩（即伯玖）是他的皇位主要竞争对手，二人之间的皇位争夺直到1153年才分出胜负，赵眘被封为建王，正式被确立为宋高宗的继承人，为何贾志扬先生所引用的资料和原始文本相差如此之大，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西方的老一辈汉学家伯希和、沙畹、高本汉、狄百瑞、牟复礼、魏斐德、杜希德对于中文文献运用自如，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是语言学大师，兼通数门语言，甚至连回鹘文、吐火罗文、巴利文等失传已久的死语言也了如指掌，而新一代的汉学家中，我们很少再能看到这样的人物，以至于出现了对于历史的误读，这不也是西方汉学界的遗憾吗？这是另一种“隔阂”，不同于国人对西人的误读。

天上的湖

有关宗室的尴尬处境，让人记忆深刻的有两件事：一件发生在萧梁，侯景之乱时。建康台城陷落后，邵陵王萧纶奔入郢州，致书时镇荆州的湘东王萧绎，希望他与侄子萧誉放下矛盾，一同勤王。书中言辞恳切，陈以利害，晓以大义，萧绎确认为萧誉有罪当讨，暂不东向。纶得到回信，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于斯！”左右闻之，莫不掩泣。另一件，则见于《新唐书·武宗纪》。甘露之变后，在宦官仇士良、鱼弘志的主导下，原为太子的陈王李成美别置监国，继而被害，而于宗室所居的“十六宅”中，迎颍王入宫，立为皇太弟，隔日登基，是为唐武宗。尔后宣宗亦出自十六宅。《旧唐书·宪宗以下诸子传》论云：“自天宝已降，内官握禁旅，中闱纂继皆出其心，故手才揽于万机，目已睨于六宅。防闲禁锢，不近人情。”“目已睨于六宅”，这个动作捕捉得相当精彩。在皇帝这个“模范监狱罪囚”（陈寅恪语）外，同为受缚之人，宗室的角色尤为暧昧。情节迫切，矛盾自然显现。宗室身上有着洗脱不掉的政治隐患，这一点不必多言。殷鉴不远，宋人对宗室始终以优厚豢养之，则两百年波澜未生。贾志扬如此评价宋代宗室的独特性：“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朝代，皇帝后裔的赡养维持、控制和使用是如此成功，阴谋、争位和叛乱几乎从未发生。”那么，如果简单的整理一下思路，不难发现，以“转向内在”的两宋之交为界，除去少许特例，此前与此后的宗室形象却有不同。简单说来，他们的主体面目从“竞争者”，变成了“寄生者”。历史性变故与勇于自省的制度，为他们改换了标签，以至两种观念有时竟错综起来：明末清初的历史关节，他们在顾炎武的《日知录》里屡屡被讥以无能，而在王夫之《读通鉴论》处却被强调作自私。明眼人一览即明，当他们谈论宗室的时候，究竟在谈论什么。寄生者的被豢养身份让“主人”感到安全，但“生存的意义”——这一颇具形上哀感的话题，却令宋代宗室心感寂寥。如贾志扬所说：“宗室最基本的公共职能是参与种种仪式，包括朝会、宗庙祭祀和其他宗教仪式。在儒家国家以礼为维系君权与天理的基本要素的背景下，宗室的礼仪功能绝非无足轻重。但他们实际上的职能却近乎没有，这不免让人感到焦虑和绝望。”在北宋，宗室虽然幼时即被授官，但不能参与官吏之事，不能承担哪怕有一点点重要的实际责任。张方平的《赵士褒墓志铭》，即记载了一位宗室壮志未酬的遗憾。在北宋时期，对于这样怀才抱器却无处施展的痛惜，贾志扬理解为一种“人才浪费”，或许允当，但也可以说是某种安全措施。在贾看来，此时的宗室或许还不“成熟”。其实，在礼仪场合之外，宗室人才并非全无出路，他们的理想道路，乃是在文化艺术方面尽情施展才情。这样的消磨从古至今都被认为是“安全”的，所以难免会遭受这样的评价：“宗属者大抵皆溺于富贵，妄自骄矜，不知礼义。至其贫者则游手逐食，靡事不为。名曰天枝，实为弃物。”所以如此，原因只在北宋初年的皇帝们，不能做到对宗室“任人不疑，得亲亲用贤之道”。（《日知录》卷九引宋祁语）个别宗室的实际表现，与严苛的制度做着间歇性对抗，这令历史学者和读者都感到欣慰。在贾志扬的书中，第三章“文学与拘禁”与第八章“政治与权力界限”尤为精彩。在这两章中，分别为两宋的宗室回应了在“寄生”之外的生存意义，他们试图对制度有所超越，这样的案例如同粒粒碎金。北宋宗室由于受限严格，大多无所作为，在教育与应选方面，即便享受特殊待遇，因为缺乏所谓“生存的意义”，宗室们竟也鲜有见树，文学艺术只不过是温柔的禁锢。南宋因为特殊的历史际遇，出现了赵汝愚这样的宗室英杰，着实为本书所述的沉重历史氛围中投入一丝清爽。制度对宗室政治索求的些许放宽，让赵姓子孙之间的身份认同化作政治热情。他们大多无法任职于朝堂，但就贾书所陈史料来看，这些在地方上的作为也是颇为可观的。在南宋即将覆灭的关口，宗室心中可贵的自我认同时常让人怅然不已。对此，“制度是否矫枉过正”的话题似乎可以重新带入思考。宗室们在南宋时表现出的政治热情，似乎很好地表现了“家国一体”、“保家卫国”之类可能具备特殊语境的成语，无论是服内近亲，还是服外远支。这样的一种情态，是否表示皇权应该对严苛的宗室政策多加反思，或是宗室已经被制度“驯服”，进而证明严苛宗室制度确为有效，这样的疑问似乎都很难回答。因此，贾志扬就像许多欧美汉学家一样，用“以史代论”的方法避过了这一追问。在书中，贾氏从以下几个方面，为读者呈现出一个自成系统的宗室群体：一：管理机构——宗正二：社会定位——区别三：群体结构——五服四：个体结构——婚姻五：群体认同——丧葬六：群体反馈大抵以此六个方面，两宋宗室的特殊性被明确揭示出来。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第二点，宗室如何被定位、以及自我定位，这关系到前文所提到的有关宗室生存意义的问题，在两宋这一长时段的播迁中，宗室的这一要点，同其他组织结构特性互动，方才在南宋末年获得了比较令人欣慰的生存势态。如果略加发挥地进行阐说，在定位这一点上，宗室的遭遇诠释了discrimination一词的多重向度，在“区别对待”、“别加判定”的意涵上确立了自身的特有价值。这种需要“别样观察”的定位不仅为旁人拿来评弹这一特殊群体，同时，也被宗室们自觉铭刻于心，化为行为的轨范。由此动态地观察，这一群体所以特殊之处，则更加凸显。“名曰天枝，实为弃物”的批评，显然是过于武断的，缺乏“理解之同情”。贾志扬对两宋宗室有“天上的湖”的比喻，很是贴切。根据赵冬梅的译文：“宗室不同于‘流俗’，令人联想到宗室就像是天上的湖。……朝廷……提供充足的津贴和特权，让他们得以维持‘天湖’的纯洁。”是否是因为误解了“流俗”的意思，进而偶发妙喻，在此不得而知。然而“天湖”的说法，已然将两宋的宗室的诸多特性一一勾勒出来，它的固守、壅滞、与世悬隔、区别对待、高贵而落寞……当围绕它的天上土地渐次崩溃、瓦解，湖水四散，化成涓流，自霄而壤，我们却惊奇地发现，那些零散的水脉，竟还清晰地记得他们曾经同属于一个伟大的家庭。

汉学家的材料解读

王曾瑜先生为贾志扬此书作了序。序里漂亮话没多说，却谈到了“史学家容易犯的错误”这一话题，其文如下：“记得有一回，我和美国朋友、杰出的宋史专家田浩（Hoyt Tillman）与一位研究生谈话，我说，自己治史容易犯错误。如果回顾自己作品中已知的错误，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史料研读得不够仔细，这本来是可能避免的；二是由于自己知识面和学力不足，这在当时就难办了。田浩说，他很注意听我这番表白，但他认为，西方人治中国史，还须加一条因素，就是翻译可能出错误。田浩先生作为一位十分严谨的学者，此说可谓深中治史的三味，涉及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障碍问题。”接着，王氏在文中举出日本人可能难以从“而公”联想到“你老子”的例子。以上文字，读来有益，但若是做卷首弁言，总觉不甚恰当。读罢贾志扬此书，方知为何有此一节——书中史料解读的问题实在太多。举几个有趣的例子。第49页，贾文引王珪《华阳集》，云：“一次，仁宗鼓励宗室子弟学习虞永兴的书法，宗望研究了他们的字法，呈交了一份千字的奏章。”关于“虞永兴”，贾氏诚实地在下加注曰：“虞永兴的身份，我还不能确定。”赵冬梅的译注不仅帮助他解答了译文，同时又牵出一个问题：“虞永兴即唐初名臣、著名书法家虞世南，世南初封永兴县子，后加至永兴县公。”又，“根据《华阳集》卷54《赵宗望墓志铭》，宗望所写为《千字文》一卷，而非关于字法的千字文奏章。《千字文》是练习书法的范本。”又如第109页，赵子淔督造土木工程一段，贾氏以为，子淔的熟人们“因为这些工作太过俗气而瞧不起他”。赵冬梅不以为然，引《宋史》卷247《宗室四·赵子淔传》：“崇宁、大观间土木繁兴，子淔每董其役，识者鄙之。”在此处，“瞧不起赵子淔的人士有见识的人，原因是他跟着徽宗、蔡京大兴土木，大有助纣为虐的味道”。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误读，如将“支吾”一词，解释成“支付我的俸禄”；将“日未中，文就，徜徉笑谑若不经意者”一句，仓促间从对赵子昼才情横溢描述，转而解释为考生们应试时文章没写完就嘻嘻哈哈随意出入。这些讹误并不大，但也颇具规模，对于一部严谨的历史著作来说，既是大失误，也是“硬”失误。程章灿老师在为美国汉学家薛爱华《朱雀》一书所作的序里，提到了海外汉学所面临的某种危机。大抵如薛爱华这般，曾受赵元任等汉语专家亲炙，具备深厚语言功底的老一辈汉学家，在海外汉学界正渐次凋零。若是略带不恭敬的眼光，可以说，当今正当壮年的海外汉学学者，不仅中文水平不如前辈，中国文学和古代文化知识也多有逊色；另一厢，投身海外汉学浪潮的中国学者们，又大多是外语或外国文学出身。这不免让我想到前不久某位旅美学者的来访：她自承是因为机缘巧合，迟至博士阶段才古典文学的研习，在此之前，她不过是一名专修英语的学生，对此道并无太多兴趣。所以，当拿到一篇六朝隋唐的赋文时，受困于文字、句法、用事，她感到有相当的困难。与此不同的是，历史研究要求高度“考实”，对材料解读的要求，较之文学文本理当更高。这不免让我这杞人，也忧心一下“胡天胡帝”。北齐邢子才说：“误书思之，更是一适。”赵冬梅老师作为译者，在诸位读者之前好好地享受了一番“思适”的乐趣，我们需要对此表达感谢。贾志扬教授已经在中文自序中提出了谢意，对错误有所自责，在此就不多说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