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法国的起源》书评

张麻子说的那三件事是什么？

当年曾经有人问周恩来总理：您怎么看法国大革命？周说了一句值得玩味的话：现在给它下结论为时尚早。不反对把这句话当成典型的外交辞令，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恰恰反映出了周恩来锐利的政治眼光。因为任何一个政治时代，在看待历史时，都会赋予它特定的政治视角。比如北宋年间王安石的改革——在某个时代，王被当成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在某个时代，王又被称为锐意革新的大政治家。因此，尽管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至今已有200多年，但是这起影响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历史事件，对如今的我们仍然具有历久弥新的意义。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还要讨论法国大革命为什么会爆发的意义所在。作为现代政治革命的原型，法国大革命在当时的影响以及长远意义塑造了如今的世界，也可以这样说，离开法国大革命就无法理解现代世界历史。但是诡异的是，对于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至今仍然众口难调，各执一词。对此，《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作者托克维尔无可奈何地说：“伟大的革命一旦成功，革命产生的原因就会消失，革命本身的成功，反而变得难以理解。”正如49年的那场大变迁，分属不同阵营的历史学者，至今仍对胜负双方的成败原因争执不休。《旧制度与大革命》在中国成为热点出版物，或者说法国大革命在现代中国成为一个具有现实指向性的话题，源于王岐山的推荐。对欧洲历史略有了解的人或许都知道，18世纪末期的法国并非弱国，虽然国内存在种种落后现象，但是与邻国相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它是强国；而且在大革命爆发之前，法国民众的处境并非越变越坏，而是越变越好。既然如此，法国大革命为什么会爆发，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对此，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和泰纳《现代法国的起源：旧制度》，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给予答案的方式。《旧制度与大革命》仅有1卷，《现代法国的起源》共计6卷，只需要看卷数，就能大致看出二者的不同：如果说前者是一篇抽象（或者略微抽象）的社会分析论文，那么后者就是一部纪实文学报告——我在这里所说的“文学”，指的是“修辞学”意义上的文学，不是“虚构”意义上的文学，泰纳是法国修辞学领域的大家，他在行文上的造诣可以在书中看到。或者说，他深谙如何使枯燥的文章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受篇幅所限，托克维尔对旧制度的描述比较简略，并试图对旧制度的崩溃给出一个盖棺论定式的答案；泰纳的做法不同，针对大革命爆发之前奄奄一息的旧制度，他专门写了一本书，这就是《现代法国的起源：旧制度》，而且他没有给出指引性的答案，他所做的只是客观的描述，试图让读者自己从中得到答案。在《现代法国的起源：旧制度》当中，泰纳主要从社会总体状况，尤其是从阶级分层的角度，对1789大革命爆发之前的法国，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从中可以看到高层、中层、底层，在大革命前夕的不同表现。事实上在任何时代，这三个阶层的社会地位都是迥然相异的，这里不再多说，单单简略说说他们在大革命爆发之前的政治表现。高层收归地方权力，权力过于集中；地方自治权限渐趋于无，庞大的地方政务人员群体成为尸位素餐的摆设，逐渐变得对地方事务漠不关心，甚至对地方事务毫无了解，权力过于集中的高层虽然想进行改革，但是他们切断了连接底层与高层的纽带——中层，对地方事务并不了解，即使进行改革也是无的放矢，用力十分，见效一二；生存状况日益恶劣的底层不满意无所事事的中层，同样对高层心怀怨恨，虽然大革命前夕，高层的某些改革缓解了底层的压力，但是底层反而因此感觉剩下的束缚更加难以忍受。由高层、中层、底层的政治表现可以看出，当时法国的政治结构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而政治结构的问题必然导致财政问题。大革命爆发前夕，法国当时也的确存在严重的财政问题。但是，在这时候，仅仅将解决财政问题的希望寄托于财政手段是不现实的，也就是说，不解决政治结构的弊端，就无法从根源上解决财政问题。而大刀阔斧地改变政治结构，又不是高层愿意或可以容忍的。因此，大革命的爆发就成了一个时间上的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点燃大革命导火线的，恰恰是玩火自焚的高层，对于一个既没有胆量也没有能力进行政治变革的政府，革命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所以，《现代法国的起源：旧制度》中所有人的情绪都可以归结为三个字：不满意。能让一个国家里所有的阶级都不满意，这样的国家领导者也不简单！关于法国大革命对现代中国具有什么指涉意义，这方面的文章多不胜数，这里不再多说。如果你不进去别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感觉它们过于枯燥或者深奥，请看《现代法国的起源：旧制度》，至少我喜欢这种风格随和、不装腔作势的调调。最后，你还记得《让子弹飞》里张麻子刚到鹅城的时候，说要做的三件事是什么吗？

大革命的来世今生——《现代法国的起源：旧制度》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异同

《现代法国的起源：旧制度》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异同：相同点：泰纳与托克维尔在关于“旧制度”的问题上，看法是一样的：首先，是中央高度集权化，路易十四和他的继承人推行中央集权，新的政治措施未能建立，也使旧制度失去了最基础的庇护，这种政治制度上的脆弱，在当时法国的要害部位刺了第一刀。其次，是失去实权的地方管理者——贵族，成了无用而庞大的寄生群。他们的权力，几乎全由中央代为实施，他们自己不再掌控政治权力，也失去了关心地方事务的热情，但是，他们依然保留了部分经济特权和经济利益，这无疑会增加下层人民对他们的憎恨。所以在大革命爆发之后，他们很快就成了革命者的箭靶。这是对法国刺出的第二刀。第三，农民。早在13世纪就废除了农奴制的法国，使农民成了土地所有者，原来是国王向领主征税，改制之后，是国王直接向农民征税，这使农民对税制和徭役的变动更加直接，更加敏感；另一方面，农民原来对领主的不满，随之直接变成了对国王的不满。这是对法国刺出的第三刀。第四，市民。大革命爆发前约100年，法国取消普选，公职逐渐成为商品，当然，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从失去实权的贵族手里购买，贵族一方面看不起这些暴发户，一方面又不得出卖某种特权换取利益，他们互相合作又互相鄙视。需要说明的是，资产阶级往往只关心经济利益，对政治事务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们购买公职，进入政治领域，大多是为了给获取经济利益铺路，但是因为他们导致了寡头政治，所以普通市民对他们也不是太满意。这是对法国刺出的第四刀。第五，反宗教。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多说，简单说，宗教的麻痹作用日益减弱，人们更关心此生。这是第五刀。第六，知识分子。说得不好听一些，知识分子刚开始是特权阶层的依附者、寄生物，大革命爆发之前，失去实际权力的贵族往往把知识分子当做优伶，对他们来说，知识分子只是各种附庸风雅的沙龙里的点缀。但是急剧变化的社会形势为知识分子产生新的理念，提供了土壤，新理念反过来又影响了贵族，或者说，贵族被有思想而没有实际政治经验的知识分子忽悠了。沙龙当时引领整个社会的思想潮流，失去权力的贵族和知识分子共同为大革命的爆发制造了舆论基调。最后一刀。不同点：首先，《旧制度与大革命》更加抽象化，思辨的东西比较多；《现代法国的起源：旧制度》更为具象，描写更加细致，尤其是对当时各种社会场景的描述入木三分，比如贵族的奢华、底层的悲惨。其次，都同意大革命的爆发是由于旧制度过于腐朽，但是托克维尔对大革命的爆发比较偏向肯定，泰纳比较偏向保守，反对革命中的恐怖手段、血腥清洗。这种立场使泰纳备受赞誉，也是他饱受诟病。最后，引用一段不知名网友的网文：记得上大学时，有一门课，名曰法国历史，授课的先生不失史家本色，颇重视细节，考试中有一道题是：法国大革命时，攻占巴士底狱的战斗中，有几个人率先冲入狱中？姓字名谁？何种职业？仿佛记得是两个人，其他我就一概不知了。但是我知道，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开始，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在我们的教科书上，这场战斗是历史现象的重点描述对象，给人的印象是炮火连天，枪林弹雨，攻击的巴黎市民和守卫的士兵相互对射，死伤无数，最后这座象征着旧制度的堡垒终于被攻破了，解救了大批政治囚犯和革命人士。起义者义薄云天，可歌可泣，实乃惊天地而泣鬼神之壮举也。此种印象我在中学时就有了。　　四十多年过去了，历史的主题几经变换，可我们的教科书似乎变化不大，历史的叙述一仍其旧。查史料，例如多米尼克•弗雷米和米谢尔•弗雷米编的《Quid98》，关于攻占巴士底狱是这样说的：守军为32名瑞士雇佣兵，82名残老军人，监狱长是贝尔纳•德•劳耐侯爵。进攻者为3000人（包括两个反水的王室卫队的分遣队），死了100人，伤了70人，德•劳耐侯爵投降之后被斩首。战斗的结果是解放了7个被关押的人：4名诈骗犯，2名精神病人，1名乱伦者。路易十六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7月14日，星期二，无事。”

当公众对社会失去信心

大概是从我的高中时代开始，娱乐节目就像决堤的海水一样，忽然在中国泛滥开来，从最早的《超级女声》《快乐大本营》到现在的《中国好声音》《爸爸去哪里了》.....娱乐节目就像病毒一样，蔓延的速度令人目瞪口呆。这些节目的低级和无聊，几乎如出一辙，当我强迫自己长时间看它们的时候，最后难免会陷入意识上的虚脱状态。我一直感觉这个社会现象背后，一定有某种更深层的原因，但是一直不明所以，看了《现代法国的起源：旧制度》，忽然产生了一些虽然不全面但是还算清晰的想法。一个国家的发展靠什么？科技进步？强大的军事？GDP？NO！靠的是民众，说到底，靠的是民众与政治的互动。说得再详细一些，这种互动的具体表现是，政策能给予民众多少好处，民众则会相应地给予政治同等的回馈；如果民众享有的利益多，民众则支持政府；反之，则民众持冷漠态度，甚至是反对。说得直白一些，就是政权的稳定依赖于民众的支持，至于怎么能让民众支持政府，上面已经说过了，关键在于政府能舍得割多少肉给民众。如果政府不愿意割肉，又想得到民众支持，那该怎么做呢？很简单，加强思想控制。就像文革期间，大家高呼太祖万岁，大跳忠字舞；就像现在的朝鲜，进出海关给金家父子的巨幅宣传照拍照，必须拍全身。当然，思想控制只是一个方面，除了加强政治理论控制，给民众普及科学教育，也是一个国家进步的保证。政治控制和科学教育，必须两手抓，才能使接受科学教育的被统治者服从政权，而不是反抗。朝鲜可以宣称可以送太空飞船到太阳上，但是在中国这种事不会发生，毕竟中国比朝鲜开放尺度大，虽然我不知道究竟大了多少，但是我知道中国肯定不是开放的，至少在文化领域不是这样的，不信你看看广电局那些锋利而无厘头的大剪刀，你看看大陆出版的那些被删改得语无伦次的境外输入图书。事实上，经过30多年的开放，在如今的中国推行文革期间的文化禁闭政策是不可能的，因为老百姓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傻了，那么怎么巩固思想呢？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对生活现状不满意，对zf的不满在囤积，埋怨zf说一套做一套，自己吃大份，让大众吃小份。怎么化解民众的不满？既然围堵成功的可能不大，那就疏导。怎么疏导呢？这就有了铺天盖地的娱乐节目，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是艺术服务于政治的另外一种形式。是的，艺术曾经为政治服务过，现在它仍然在服务。那么，公众为什么会接受这些娱乐节目？因为大家在苦闷中把它们当成了一种精神鸦片，因为大家对zf已经部分程度或者完全失去了信心，不知道zf的承诺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不知道zf的承诺有多少是真的。就像以前网上盛传的一段视频（不知道是否属实）：记者问：zf这回打算动真格的反腐，您怎么看？被问者：你的意思是说，以前说反腐只是说说吗？18世纪的法国为什么会爆发大革命？除了法国政府自己，没有人对法国政府再有信心。就说这么多吧。

今天你洗脑了吗？

《现代法国的起源：旧制度》是《现代法国的起源》的第一卷，阿克顿勋爵说过：”在关于革命的书籍中，足以使读者的一生发生划时代转变的，或许有这么两本书：一部是泰纳的，另一部是米什莱的。不读米什莱的书，就感觉不到革命的伟大；不读泰纳的书，就感觉不到革命的恐怖。” 由于看的是《旧制度》，讲述的是大革命爆发之前的社会状况，所以没有感受到革命的恐怖，但是从中能感受到一种蓄势待发的力量，这种力量一旦爆发，造成的毁灭性必定是难以想象的；而且，这种力量的爆发是必然的。正如杨德昌的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漫长的铺垫，只是为了结尾刺出的一刀。如果说《大革命》是那一刀，那么《旧制度》就是漫长的铺垫。不过这些铺垫并不沉闷，反而给人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就像一个人绑在火药桶上，眼睁睁看着引线燃烧，却动不了一分一毫，只能默默等待那一声轰然巨响。《旧制度》分为五章，第一章、第二章，主要讲的是当时法国的统治阶层，或者说是特权阶层；第三章、第四章讲的是革命思想的传播；第五章讲的是社会底层，即农民和军队的活动。注意到了吗？其中没有说到资产阶级。从高中历史课上我们得知：法国大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但是泰纳在书里没有过多地说到资产阶级，更没有说他们为了领导即将到来的大革命而做准备。泰纳没有说到过多地说到资产阶级，没有强调资产阶级的领头作用，是因为，在影响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大革命当中，资产阶级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事实上，大革命爆发之前，资产阶级占据的社会比例极为有限，而且他们对政治也几乎没有什么兴趣。真正在大革命当中起作用的，其实就是玩火自焚的特权阶层、对现状日益不满的社会底层。泰纳把研究旧制度的重心放在特权阶层、社会底层、革命思想的传播上，虽然与国内宣传机器的腔调不符，但是符合法国的历史事实。切勿把《旧制度》当成虽然有思想，但是枯燥乏味的著作，因为泰纳的文章毫不枯燥，他是历史学家，也是修辞学家，有能够把枯燥的东西写得不枯燥的能力。如果针对这本书写一篇学术意义上的文章，我认为是对泰纳的不尊，况且这也并非我所长。所以在这里，我试着简单描述一下本书的主旨，或者说，简单描述一下大革命爆发之前法国的社会形势。首先是统治阶层——不是泛指意义上的统治阶层，而是真正的集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于一身的国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国王削弱地方权力，保留了地方管理者的虚衔和俸禄，拿走了他们治理地方的实权；这些人聚集在国王周围，胡吃海喝，骄奢淫逸，很快坐吃山空，于是他们与资产阶级达成了一些合作，出卖自己的某些东西，换成资产阶级手里的钱。比如大文豪巴尔扎克先生，经常吹嘘自己是贵族出身，但实际上他的贵族头衔、甚至姓氏，都是从贵族手里买来的。据泰纳统计，”特权者大约有27万：贵族14万，教士13万ꨁ，包括2.5万～3万个贵族家庭，2500所男修道院中的2.3万名修士，1500所修女院中的3.7万名修女，6万所教堂和礼拜堂中的6万名教区神父及代理神父“。以前看《红楼梦》，一边感叹作者对贵族生活细节描述的细致，一边感慨贵族的奢华。在《旧制度》里，我有同样的感觉，泰纳似乎有与曹雪芹一样的爱好，就像没落贵族子弟站在世家大族门外，一边愤愤不平地看着墙内的灯红酒绿，一边带着感伤缅怀过去的灿烂岁月。但是不一样的地方还是有的，曹对贵族生活的描述，给人的主要感觉是理所应当的奢华，好像贵族就应该这样生活，这样才有贵族范儿；但是泰纳对贵族生活的描述，给人的主要感觉，是毫无必要的浪费和糜烂。比如路易十六，他自己说，从1775年到1789年，他参加了“1400次猎野猪、134次猎鹿、266次猎狍、33次猎犬狩猎，射击1025次”，总计1562天在打猎，就是说，至少每3天有1次；此外还有149次非狩猎的出行，223次骑马或乘车散步。“一年之中的4个月ꨄ，他每周来朗布伊埃2次，每次吃完夜宵才回去，就是说，凌晨3点钟才返回”。难怪奥地利大使看到法国国王的日常生活后，感慨地说：”他的生活方式使得他白天没有一个钟头能专注于严肃的事情。”统治阶层铺张无度，下层的生活状况自然不用多说，当然，当他们的生存条件越来越艰难的时候，他们对上层的不满也越来越多。这里值得一说的，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也就是现在的“公知”，他们推动甚至引导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公知为什么在当时能成为引领舆论的人物？是统治阶层自己搬石头砸脚。因为统治阶层无所事事，经常举办沙龙装高雅，邀请公知装点门面，时间长了，他们自己就被公知忽悠了。当然，不能完全说是忽悠，毕竟实权被收归中央的他们对国王也有不同程度的不满意。在一定意义上，他们和公知的结合是你情我愿的。所以，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根本不是什么资产阶级，而是统治阶层自身。泰纳似乎对公知的评价不高，以卢梭为例，在泰纳看来，卢梭略带神经质，“是个另类而骄傲的异邦人，童年时就埋下了疯癫的种子，最后终于完全疯癫；卢梭的头脑令人赞叹，但非常不冷静，感觉、情绪和意象太强烈了，他既很盲目又很敏锐，是名副其实的诗人又是病态的诗人，他看到的不是真实的事物，而是自己的梦境，他生活在一部传奇中，在自己捏造的噩梦中死去；卢梭不能自控，不能自我驾驭，在决心采取行动时，决心只是空头支票，而他扮演的只是自以为是的角色；卢梭与当时社交界流行的做派格格不入，但他为人执拗，到处碰壁受伤，因为冒犯规矩而自毁令名；卢梭行事荒唐乖张，甚至犯下过罪行，不过他至死都保有深邃敏感的感受力、人道精神、怜悯之心、催泪的天赋、爱的才具、对公正的热情、宗教情感与热忱，这些特质就像众多富有生命力的树根，它们始终在酝酿丰饶的汁液，而树干和枝杈却已在严酷的气候中变形、凋谢、枯萎”。不可靠的统治阶层，不靠谱的公知，不满意的社会底层，这三种力量结合在一起，爆发毁灭性力量极强的大革命是必然的。但是在大革命之前，当时的人谁也不知道社会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大家只是踉踉跄跄地摸索着走，即使有人说能给未来的社会规划蓝图，那也是自以为是的胡扯。为什么这么说？请看泰纳在“作者自序”当中怎么说： “我不能理解，为何人们能在政治中依据自己的偏好来作决定。我所了解的那些信念坚定的人，他们构想一部宪法就好像造一所房子......每个设计者都这样谈论自己的图纸——这就是人类真正的居所，也是每个有意识的人唯一的居住地。在我看来，这样的见解很不可靠：我认为，个人的喜好不具有权威性。我觉得，一所房子不能为建筑师而建，也不是为了建房子而建，而是为即将栖身其中的主人而建。然而，征询主人的意见，将法国人民未来的住房图纸呈交给他们，这是显而易见的表面文章和蒙蔽手法：在这种情形下，答案始终是由问题决定的，另外，即使答案是非强制的，法国也不会比我更有能力给出答案，因为1000万个无知者依然形成不了一种认识。迫不得已之时，人民在要求给出意见时能说出他们喜欢哪种政府形式，但不是他们需要的政府形式；只有在实践之后才知道：需要时间去检验政治寓所是否舒适、坚实、足以抵御恶劣天气，是否适应民风、不同的工作、人民的性格、他们的各种特点以及唐突行径。然而，事实已经证明，我们从未对我们的政治寓所满意过.......如果说别的人民更为幸运，如果说某些别国的政治寓所更为坚实并且维系已久，那是因为它们是以独特的方式构建起来的，它们以最初的厚实坝基为核心，以某个古老的中心建筑为基础，这个古老的建筑历经数次修补，但一直保存着，其扩建也是根据居民的需要，通过反复摸索而逐步展开的。所有这些政治寓所中，没有一个是根据某种新图纸，参照单一的考量尺度而在瞬息间建成的。"

（转载：感谢豆友 Roonherzog）伊波利特 泰纳：现代法国的诊断者

1878年，泰纳在给Ernest Havet的信中说：“我的著作，如果我的精力和健康允许我完成的话，那将是一份医生的诊断书。”实际上，泰纳大夫1871年起就开始端详因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而严重失血的法国，他就在这个病人的枕边写作《现代法国的起源》，为现代法国听诊。他不厌其烦地将历史研究比作医学研究，总是赋予前者各种科学头衔，总是给这个职业以层出不穷的比喻：在1884年的前言中，当他要论及革命政府时，他说自己曾跟踪过一头动物的各种行为：“它的潜伏、它的咀嚼、它的攻击、它的吞咽，还有它的消化”。他声称自己不太在乎书写大革命的历史，而更在乎它的“病理”：他的同代人，如Amiel，觉得在他的作品中嗅到了“实验室的气味”。最后，他宣布了自己所致力的诊断目标：确定诊断书，开出处方，找到一种法国人民可以进入其中的“社会形态”。这很像饶勒斯的史学，虽然泰纳的取舍很不一样，但《起源》一书同样是鸿篇巨制，同样有明确的目标和战斗精神，同样以对未来的想象为皈依。他的战斗精神让人吃惊：以致泰纳曾在1870年致信阿尔贝·索雷尔，说今后自由思想家有责任动员起来，举行“富有教益但毫不客气”的巡回讲演，进行广泛的公共性自我批判，以避免这个民族重蹈过错。这种对垂训的执着使得泰纳未完成的作品在充满争议的成功之后迅速信誉扫地。很容易指出，这部作品的写作和构思源自恐惧和怨恨交织的政治激情。泰纳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他处理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方式，准确来说应用来处理佛罗伦萨和雅典的革命，同样地，他的作品与他不久前的两大发现紧密相关：一个是作为他的精神祖国的德国，此时在他看来（正如勒南和古朗日）是一个粗暴、专制和野蛮的国家；一个是作为他灵魂的祖国的法国刚刚从它旧日的革命噩梦中苏醒过来。泰纳从这双重创痛中产生的预感是悲剧性的：于是他关于法国的一贯的“灰色”观念终于转向了黑暗。而这恰恰让他的作品难以接受：他的作品创作于共和制在法国历史上接近确立之时，当时茹尔·费里尝试并成功地以对1789年原则的认同而重建起民族统一。由于明显反对这些原则，泰纳的历史因而是反潮流的。但他的作品也不能完全为天主教派和君主主义反对派接受：把旧制度描述为大革命的催生器，对王权的绝对主义的指责，时刻可能复苏司汤达式的反教权主义激情：所有这些都限制了泰纳作品在反动派中的反响。从政治上说，这部作品很难归类——泰纳作为帝国反对派的形象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一直很鲜明——从哲学上说，这部情感澎湃的著作同样如此，这是它令人难以理解的另一个原因。表面看来，它是经验主义的，因为泰纳敬畏事实，并以一个忙于填充画卷的画家的热情收集事实；但与此同时，泰纳又主张历史应具有表述一套确定法则的功能。表面看来他是唯心主义者，因为历史的因果根本是各民族的精神，对法国来说是古典精神：l’esprit classique；但实证主义者“把原因贬低到科学之外”，于是泰纳想要使科学成为绝对和无限的。我们还要补充一点，某种唯物主义甚至为他赢得了马迭兹（Mathiez）的些许同情，唯物主义甚至随着其著作的悲观主义而不断加深，以致使他持这样的观点：“支配人的是身体的气质、肉体需要、动物性本能和世代相传的偏见”。当时的历史学开始退缩到文献中、并宣称奉中立性为其信仰，于是我们便能理解，何以当时人对落在这一新史学花坛上的沉重的陨星手足无措。人们在面对泰纳史学时的尴尬很快就转变成一场专业诉讼案。正规史学指责他完全不懂得方法论和史学技艺，是位率性而作的史学作者。正规史学为堆砌细枝末节而遗憾（对于这一做法，后来奥拉尔在一部令人难以置信的平庸作品中列出了一个很可疑的目录），说泰纳想用这些细枝末节让“迫使读者分散精力、无所适从，用过多的轰动效应和论证来厌烦读者、折磨读者”。这种史学还惋惜专断的三元——即种族论、环境论和动力论——解释论，这种解释论已经在文学史中大放异彩，现在又被移植到史学中。对于一位十分注重具体局势的史学家，正规历史学对他在史著中赋予具体局势的微弱地位尤其持批判态度。因为泰纳忽视了拒绝宣誓的教士的抵制，忽视了国王的逃跑、宫廷与奥地利的勾结、普鲁士的入侵，或者普遍而言的外部威胁。毫不令人奇怪的是，奥拉尔和瑟诺博斯曾异口同声地说他把雅各宾派描写成了疯子：如果忽略其周围的环境、忽略其同伴和对手，便可以将各个对手的行为转换成一些无意识的手势。泰纳既冗长絮叨又简单粗略、既拉杂闲扯又喜欢训导、既犹疑不决又不容置辩，这样他就集一个糟糕历史学者的各种弊端于一身：瑟诺博斯简明扼要地说，他是一座宏大的丰碑，但已经是坍塌了一半的丰碑。这真的是一部时局催生的作品吗？虽然人们注意到，泰纳认为大革命史中包含着——这是他自己说的——法国精神的本质，但他从很早起就开始通过与英国的比较而导出这样的看法。《英国文学史》是他于1860年代完成的一部里程碑式作品，在这部作品中，泰纳已经致力于发现某种统一的解释原则，并急于阐述英国精神的特征，他认为在自由意识中发现了这一特征。英国的伟大思想，“是深信人首先是自由而道德的人，唯有这样的人能在自己的意识中、在神的面前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准则”。关于这种自由的根源，泰纳认为有两个基本事实：一个是新教信仰，即去除了一切感官欲望的具有道德感的宗教；另一个是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公民活动首先是“民主派贵族”的活动，这类贵族没有割断与郡和教区生活的联系，从而不仅保持着地位，而且保持着职位（泰纳认真参阅过基佐和麦考莱的作品）；但这种公民活动远远超出了贵族名流的圈子：报纸和聚会“使得国民成了议会的听众”，而公共事务由于其不可计数的地方性根源而与每个人的生活发生联系。由此便出现了泰纳在英国发现的“政治生活的极度丰富”。由于经常与英国作家往来，泰纳很早就得出了这样的看法：这种珍贵的自由是被许可的不平等和被容忍的混乱带来的成果。英国的宪法是一大堆古老而有生命力的特权和“被认可的不公正”的复杂混合体。然而，在这一堆杂乱无章的契约中，每个人都可以指出自己的权益，都能分得一块专有领地、且能保障其免受任何人的触犯，无论是国王、是领主还是公社的触犯。国家谨慎地避免介入这座不断翻修中的古老大厦，在这座大厦中，对古老构件的逐步而审慎的改造优于新构件的使用；虽然国家有保障和保护之责，但它将不能胜任的职责——如商业、农业和工业——托付给他者，对于这类职责，自由的个人、名流或各种协会要干得比国家更出色。这种保守主义传统来自公民精神、道义德行、讲实际的意识，在泰纳看来，这明显就是英国人不会进行革命的原因。当然，英国人进行过两次革命：《泰晤士报》的编辑提醒泰纳注意到英国回想其中的一次革命，即“克伦威尔的那场小革命”时的痛苦；泰纳自己也批评基佐没有重现那场革命中的残暴和动荡。不过他注意到的是这些革命没有摧毁君主制：它们只是对此进行调整，并展现了英国人修修补补的才能。英国人懂得去改良一切，“贝克威尔改良牲畜，阿瑟·扬改良工业，亚当·私密改良经济学，边沁改良刑法，哈钦森、弗格森、约瑟夫·巴特勒、雷德、斯特沃特、普赖斯改良心理学和道德”。是否可以说，正是通过与英国人讲实际和讲道义的气质的碰撞，泰纳才发现“法国精神”、并将它作为对革命现象的解释的核心的呢？相反，是否能认为，对法国精神的不言明的确认已经决定泰纳在英国历史中的选择呢？人们倾向于第二个假设，因为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他会根据情况弱化或强化各种特征，以便能服务于对这两个国家进行的对立比较。如果说他抹煞英国历史上的断裂，如果说他淡化英国的天主教信仰，如果说他还强化英国的质朴和粗鲁，那是因为他在寻求对比，在为欧洲历史尽可能地延长两条道路之间的比较序列。简言之，从1860年代起，泰纳就被这两个民族迷惑了，它们彼此不知不觉地走向了一次不可调和的碰撞，每一方都在强化其独有的性格，其中一个是凶猛的、基督教的、不平等的、保守的，另一个是爱交际、思想开放、具有平等色彩和革命气质的。前者在没有打破民族共同体的前提下穿越了历次革命，后者则远在大革命之前就已撕裂了自己的国民共同体。这就是说，《现代法国的起源》虽然因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而言辞辛辣，但该著的哲学却与这两个事件毫无关系。这也意味着，泰纳，这位远非难以归类、远非人们认为的那样孤僻的作家，利用了一种古老的史学传统——虽然并不总是表现得很明显——这种传统在他之前就承认英国历史具有典范意义，柏克和托克维尔尤其是其代表人物。对于柏克，泰纳在《英国文学史》中有关他的文字赞赏有加，泰纳还从他那里借用了某种形象、某种意识、某种观念，泰纳自己一直保留着这些东西，不过他还对此进行了修辞学上的发挥。形象就是法国革命者的形象：抽象空洞的疯癫之人，深信人类生活的根基是简单的（而非柏克看到的人类自太始之初就浸淫其中的复杂性），执迷于几何精神（正如柏克所说的，甚至把手术刀用到了自己的土地上），玩世不恭的还原主义者（把人拉回到“裸露的自然状态”，办法是剥夺——比如，剥夺柏克曾为之哀叹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优美而体面的装饰外表），愚蠢地妄言要制造出一种新宪政（这就是柏克所谓的“冲向天使都不敢涉足的地方”）。意识就是关于文明社会极端脆弱的意识，这种社会是在一系列的妥协和调整中慢慢形成的，它的存在只能以习惯为根基，对于习惯，人们应像对一切延续长久的事物一样予以敬重，习惯以国家和教会为支持、以世袭的贵族名流阶级为依靠：很有意思的是，很少引用别人的泰纳明确接受了柏克的说法：如果一个改良者动手医治国家的毛病，那应像“满怀虔诚恭敬之心、以颤抖的手去治疗父亲的伤口”一样。最后，泰纳这位科学主义者曾长期表示不满、但在《现代法国的起源》中运用的观念，是将理性的作用化约在人类进化之中的观念。柏克曾写道，“延续偏见及其中包含的理智”要比“抛弃偏见的外罩、仅保留其赤裸裸的理性”明智得多，“因为让理性发挥作用的是偏见”。泰纳附和说：“理性错误地为偏见引领人类事务而愤怒，然而，理性要想成为这种引领者就必须成为偏见。”因此泰纳从柏克那里得到的东西很多。不过柏克还留给泰纳一种困惑感，这是他在对面法国人给他造成困窘场景时感受到的：他说，总而言之，法国人将把其宪政中有用的残留物赶出其历史仓库，他们不可思议地更喜欢某种新宪法的幻觉。在泰纳的解释思路中，这种关于“奇异性”的意识并没有被束之高阁。面对畸形必须找到正常形态。看到法国人偏离丰富的传统而转向白板说的虚无，柏克式的惊恐油然而生，对于这种惊恐，泰纳的回应是，如果真的是白板说构成法国人的传统，那么一切都可以得到解释。这就是泰纳史学的核心，著名的古典精神的假设。这个“种族”一开始就存在某种特征，某种固定的思想形式，其倾向是推理和雄辩式的理性（la raison raisonnante et oratoire）。这种倾向在17世纪找到了它的特选地，这就是沙龙，也找到了它生长的环境，这就是文人圈子，在这个圈子中，一种谈话的技艺日臻完善，这种技艺以从容洒脱的风度为根基，以效仿务以普遍代替特别的语言为根基。这位熟谙那些总是讲述其主人公的职业、婚姻状况、独特的体征和财产的英国文本的文学批评家，不能适应那种满是Damis和Cleante（他们是职位，不是人物）的法国文学，不久，苍白的易洛魁人和波斯人就扮演着纸牌般的角色，像书本一样说教。泰纳认为，这种在17世纪就已根深蒂固的简单化抽象思维，在18世纪又跟科学精神结合在一起。在科学家的眼里，这种联姻也许是美好的；但是，法国的理性主义恰恰因为是已然成型的古典精神的儿子，才没有赢得经验带来的硕果。因此这种联姻孕育的无非是虚幻：摆脱了一切决定因素的人无处、无时不是一样的（肉体上、精神上、理智上），这种信念是一切革命谬误的根源。因为，一旦这种理性的存在跨越历史的斜坡，18世纪的三大哲学攻势便有了自由驰骋的战场：这就是伏尔泰的攻势，它以宗教为目标；百科全书派和唯物主义者的攻势，它的对手是习惯；最后的全面攻势来自卢梭，它反对的是社会。于是，18世纪的哲学虚无主义找到了它真正的教条，大革命也找到了真正的导师：在泰纳看来，大革命无非是完成了卢梭观念中的各种诉求，其中的两个方面是无政府主义（因为政府形式时刻服从于公意）和专制主义（因为个人权利被让渡给集体）。在这里，泰纳的观念构建达到了真正的顶峰：古典精神，种族的特征，它很久前就已找到生长的环境，也很快就会找到它的时机：这就是1789年。这就是说，泰纳从未对这一信念打过折扣：圣鞠斯特和罗伯斯庇尔是布瓦洛的直接继承人；这也意味着，大革命远不是一次断裂，它正是民族精神的表达。于是泰纳和托克维尔走到了一起。泰纳可能很晚才发现托克维尔。在泰纳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当时他何等赞叹托克维尔的预见力：“我们所有的弊病都已被洞悉，然而这种认识却不能传播，这是多么令人伤心的事！”泰纳甚至想论述托克维尔在给凯戈莱的一封信中谈到的问题——帝国何以能在大革命创造的社会环境中建立——并对中心问题作出解答：“这个新种族来自何方？它是谁创造的？”他从托克维尔那里借用了关于大革命的整体评价和关于革命原因的种种分析。因为，在泰纳的整体评论中，我们可以发现托克维尔书中提到的平等的确立（不仅是抽象思想中的平等，而且是帝国时代几乎实现了的平等，即以各种“被操控好的显赫人生”、以一大堆小职务、再加上一个有志于爬上去的职务——也许，按司汤达的话来说，主教的职务除外——实现了的平等），像托克维尔一样，泰纳也认为，国家集权过程的完成使得外省成为让人倍感孤寂的荒漠。确立、完成：这些词汇使人想到某种有目标的过程；它们表明大革命的深远根基在旧制度之中。在揭示这些根基时，泰纳并没有表现出多少独创性。他重申了托克维尔的那些物质性原因（“流弊”，领主的压榨但没有提供相应的服务，贵族从此游手好闲，教士的巨额财富带来了负担，自然团体、地方生活和中间团体由于绝对主义的集中化而被摧毁，税收政策毫无责任）以及思想因素（人文主义至上，启蒙思想家的政治激进主义）。不过，在写作《现代法国的起源》的那些黑暗岁月里，泰纳还打算补充一点，那就是启蒙哲学代替了宗教，这就剥夺了大众阶层的信仰根基。但是，上述并不新颖的素材是以一种非常独特的精神气质来重新阐述的。托克维尔描绘了许多原因，但他特别强调一点，那就是君主制造成的白板真空（tables rase），公共舆论这一王者中的王者正是涌入了这个真空之中。泰纳将他的整个作品建立在统一的思想因素之上。与托克维尔比起来，泰纳更加喜欢被他称为“原生因素”的东西：将个别原因造成的行为服从于“统一的原因引发的行为，这种原因可以解释无限复杂的个别”。在他看来，这尤其要运用思想。应该谈谈支配泰纳史学的这种因果观念。对他而言，科学的理想类型就是演绎科学。他不能原谅斯图亚特·密尔把因果关系归结为简单的前后关系序列，不满意密尔委身归纳科学。泰纳同样敌视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论。对他而言，要想思考因果关系，唯一的办法是考虑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关系。因此，原因和结果不仅是不可分离的，还是同一的。世界由统一的材料构成。之所以有原因和结果的说法，是因为这是同一和唯一的事实的两个方面。出于这种考虑，泰纳发明了一个有趣的词：原因事实（fait causal），这个术语包含抽象和具体两方面：抽象就是从具体中萃取的事实。要找到因果联系，唯一的办法是揭示逻辑关系，将同一性原则运用到历史中。这样，《现代法国的起源》就具有务求精确的气质、确定无疑的明晰性、执着的统一性和单一的文风，尽管书中史实繁多，尽管表面看来泰纳散文的活泼节奏使得其文字生气盎然。这部关于大革命的决定论的历史的一个明显标志是，一个民族绝不可能违背其民族特性。有时候，泰纳看来对自己拼接的沉重锁链感到懊悔：由于他理想中的祖国是拥有地方自由的国度（荷兰或英国）或自由的新教国家（施莱尔马赫的德国），他偶尔也有这样的梦想：这种天命对法国“同样是开放的”，法国只是走上了错路，但还可以走别的路。不过泰纳马上改口说：“当我说同样是开放的时，是在抽象意义上说的。考虑到具体状况、激情和观念、歉收、农民的贫困、资产阶级的法国式的嫉妒，制宪会议的法律及其最终的破产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部静止的历史中，泰纳显然难以将各种“动力因”孤立起来。与托克维尔不同的是，泰纳在大革命中看不到美好的片段。平等革命之前没有自由革命，也没有路易·布朗所称的、作为卢梭的革命之序曲的伏尔泰的革命：整个法国大革命一开始就是卢梭的。说大革命的激进化实在勉强。像博纳尔一样，泰纳也认为，当三级会议变成国民议会时，一切都已经上演了：旧秩序的彻底毁灭已经清晰可见，所有的革命日子（journées révolutionnaires）都已包含在其中，此后所有事件都是当时起义者的始终如一的原则的象征性演出和简单延续：“我就是法律的代表，公意的代表”。因此大革命不存在恐怖转向的问题。恐怖就开始于7月14日，正如“公正无偏者”Malouet清楚地看到的。恐怖甚至发生在10月5日和6日，这对柏克的读者来说很自然。当9月的屠杀发生，而官方的恐怖随之而来时，泰纳的愤怒已经消耗光了。对于各个革命议会，泰纳也没有进行区分：因为所有革命议会都既是无政府主义的、又是专制主义的；他在1876年给Francis Charmes的信中透露说，最糟糕的革命议会是始作俑者，即立宪会议；其他的议会只是运用制宪会议从卢梭那里得来的体系：“将法国分割成一堆相互隔绝的平等的个人，就像沙粒一样。”泰纳从不曾注意立宪会议议员们之间的协调、瓦楞之后为国王开脱以增强其权威的那些绝望的努力。作为普选权的反对者，泰纳本应关注消极公民和积极公民的划分，这一划分表明立宪会议在数字合法性面前的迟疑，但泰纳全然无视这一点。制宪会议最后的选举回避决议在他看来——不过没有多少根据——加速了灾难的到来。没有哪个历史学家像泰纳一样，对政治事变如此漠不关心、如此急于抹煞具体局势的历史作用。泰纳写到7月14日时，竟然没有提到内克的下野，也没有提到军队在巴黎周围的集结。在叙述9月的屠杀时，他对外国的威胁只字未提。这是出于一种邪恶的政治信念，如奥拉尔和瑟诺博斯指责的那样吗？但这主要是出于哲学上的严密性的考虑。泰纳不关心偶发性因素。唯一重要的是动力因。他的历史中有这样的话并非偶然：“在三级会议开幕的那一刻，思想和事态的进程不仅决定了，而且可以看清了。”可以料想的是，对于政治派别之间的区分，泰纳同样不屑一顾。直到8月10日，吉伦特派还干着8月10日之后人们用来反对他们的一切活动。吉伦特派的政治理念与山岳派是一样的，毫不令人奇怪的是，这个理念就是“根据让-雅克的教导建立的国家”。雅各宾派和山岳派也是同一和唯一的词语，泰纳认为，山岳派的专政由各协会中的专政来掌握。当论述到个人时，他发现了一些差异，一些他从司汤达那里学会去珍惜的“细小的真实事件”，一些他在圣伯夫身上赞赏的“个别性”：如马拉始终如一的狂热，如丹东爱享乐的犬儒主义，如罗伯斯庇尔的字斟句酌，这些都给泰纳提供了描写的素材，而在这样的描写中，人们发现了这位艺术家的笔触。然而，由于每个角色都应体现并简化为大革命的人物，泰纳很快就失去了那种区别性观察的长处。热衷于东拉西扯的马拉“堆砌时髦的蠢话——社会契约论”。丹东懂得“大革命的本质特征和通用的做法：群众暴力”。当然，罗伯斯庇尔被更轻易地简化为时代精神。简单地说，由于想把每个角色都刻画成唯一和同一的革命原则的代言人，泰纳在表现这些人物时的差异仅限于程度和时间上（三年之后，庄重的罗伯斯庇尔走上了马拉的道路，“重拾起那位疯子的政策、目标、手段和工作”）。诊断的需要迫使他不懈地把病人的多样性归结为病症的统一性，于是，这位医生的话语就是老调重弹了。这里涉及的仍然不仅仅是政治上的恶意。这种恶意显然存在，但它获得了语言和思想观念上的力度。泰纳在入选法兰西科学院的答谢词中阐发了他的理论：社会是由各群彼此相似的人、由他们的状况、需求和利益构成的，因此，“一旦我们认清了其中的一个，也就认清了所有其他人”。科学研究的是“基于选择抽样的各种类型”。泰纳最喜欢的抽样品——这是他对法国大革命史学的重大贡献——是雅各宾派，如果说泰纳认为雅各宾派的本质在于某种固定的观念的话，那么他自己对雅各宾派也有固定的看法。科尚（Cochin）欢呼泰纳是个20年来致力于探讨雅各宾主义之谜的人，但科尚同时也强调，泰纳对雅各宾派特有的行为方式漠不关心。科尚的说法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如果逐页阅读《现代法国的起源》的话，我们不难发现那些科尚本人曾指明的行为方式：如一小批积极分子操纵选举大会，这些人十分活跃，胆大妄为，在提出动议、起草文案、编造一致性决议方面手腕高超；如雅各宾派对议会施加的专断权、从讲坛上对俱乐部施加的专断权；如接连不断的清洗；如通讯委员会的重要性；如潜伏在被操控者之中的警觉的操纵者。只要稍加搜寻，便能在泰纳书中找到科尚所看重的“内部圈子”的看法，而泰纳更为具体地称之为“民众之中的团伙”。所有这些行为便构成了一种“机制”（machine），这种机制的目标是制造“某种人为的暴力舆论，并使其看起来像是自然而自发的意愿”。如果说泰纳没有把这些散布在他书中的评论捏合起来，那仍然是因为他不太在意刻画权力的运作机制，他更关心的是把这些机制归结为雅各宾主义的“原则”。在他看来，这个原则就是搁置现实，或曰故作盲目：雅各宾主义者不愿意看到、实际上也的确没有看到个人的差异、自然和历史分派到每个人头上的资质和才能的非均衡性，也没有看到人与人之间延续千年的各种联系。就算他看到了这些，他也决心为了共同体而断然将其弃置不顾。在泰纳看来，从此之后就是这个魔鬼的契约决定了一切。在这片已然被抽象出的贫乏土地上，国家可以对人与物施展无限的权力。国家拘押、没收、惩罚，但这一切它都号称是为了教导：因为泰纳已经意识到，教育是大革命的王者，学校是雅各宾人民的神庙。简言之，雅各宾主义复活了18世纪国家的那种落后观念，即专制权力有权对个人生活的所有方面施加影响，作为交换，个人可以分享政治权力。可以看到，泰纳在关于雅各宾主义的描述中融入了多少贡斯当的学说。但他对这种学说进行了概括和强化：贡斯当认为，随着私人享乐的发展，现代社会越来越与专制主义不相容，但泰纳则在雅各宾主义中看到，现代社会正走向专制主义：法国长期的发展始终有这样的趋势，即牺牲个人活动来增强公共权力的职责和干涉力量。“一个民族几乎不会有改变”：伏尔泰眼中的不变性成了泰纳的信条。泰纳大夫宣称的药方因其著作未能完成而无法予以评价。可以提出一个较为深入的问题：他的方法是否能让他找到药方。如果历史真的是逻辑的展开，如果历史中没有任何摆脱和挣破逻辑的可能而只有逻辑的完满实现，怎能不相信未来的发展已经包含在当下的已知条件中了呢？当泰纳说在1789年“改革本来是够用的”、总督本来能提供改革运动的领袖和骨干、议会本来不应该在骚乱面前让步时，他便动摇了这种逻辑。但黑格尔式的必然意识马上使他作了自我纠正。他知道上述可能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自然和历史已经事先为我们作出了选择。”这就是为什么法国的精神无法产生英国式道路的原因。泰纳没有弥合他在这两种历史之间开掘的鸿沟。关于马可—奥里略，泰纳曾说他是个“没有希望的领路人”。这个评价对泰纳本人也很合适。他思想深处那悲观的决定论妨碍了他对找到药方的信念。与人们通常的说法相反，泰纳身上的反动派的狂热也已消逝：他知道，一个民族不可能走回头路。但他也没有闪现出对切近的未来的预见力。正是当大革命的影响力在法国枯竭之时，他觉得法国将再度陷入“革命和政变的命定轮回中”。然而，尽管切近的未来并没有证实泰纳的预言，但他的洞察力并不因此而失去光彩。他执拗的思想发掘出了两个我们至今仍然认可的观念。第一个观念是，民主制经验带给个人的孤立感和无名感反过来会威胁到民主制。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会召唤人们回到集体统一性的神话中，而专制主义者会在这种神话中寻觅到机会，波拿巴是路易十四的完美继续：“人只能以专制主义来走出混乱无序，同时他也有望碰到这样一个人，此人先是救星，随后是毁灭者；此后他还能确信对莫名的意志有种归属感，而这种归属感是天性和良知、或虚幻与利己主义以绝对权力的手腕在激烈躁动的灵魂中构建起来的……”。在泰纳眼里，这就是“社会解体的结果”：在这里，泰纳再次认为，抽象空洞是民主和专制共有的信条和隐秘的结合点。泰纳的第二个观点是文化结构的极端脆弱。泰纳认为，动物性和放纵错乱始终是潜伏在人性中的威胁，他甚至觉察到杀戮的疯狂已经叩响集体意识的大门。这个观点在1880年代湮没无闻，但对于20世纪来说，他的预见力仍然惊人的，因为他已经预先在这个世纪看到了“屠杀和破产的前景”，“旧仇宿怨和国际猜疑的加剧”，“对创造性发现的反常运用，毁灭性手法的完善，向自私和残忍本能的倒退，以及向古代城市与野蛮部落的情感、风俗和道德的倒退”。对进步的怀疑、对即将到来的灾难的预感、时常萦绕在头脑中的反人类迹象：所有这些极不悦耳的言辞，正是一个世纪之后我们今天还要认真聆听的。正因为如此，这座“坍塌了一半的丰碑”仍能傲然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