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台灣洪範版）》书评

于是

这本平实的散文集让我为之动容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陈映真的父亲特别照顾放牛班的孩子，那些孩子在毕业的时候煮了一锅绿豆粥报答没有放弃他们的老师。而另一处是陈映真讲述他热爱中国的契机。他说，他读到鲁迅的《阿Q正传》：“我于是才知道了中国的贫穷、的愚昧、的落后，而这中国就是我的；我于是也知道：应该全心去爱这样的中国——苦难的母亲，”（第12页）热爱中国的契机，居然是《阿Q正传》，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那是一篇揭丑的小说，是最没有希望、最丑陋的中国人形象。人们常常引用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来形容对阿Q的感情和态度，不管怎么说，总归是一个尴尬吧。阿Q是要被克服的中国人，是需要“疗救”的病人，人们常用阿Q来比喻中国人的落后的民族劣根性，以此作为开化和现代化的理由。但是陈映真恰恰在这里看到了真的中国人。他反而主动迎上去，接受这样的身份——“迎”有点轻佻、轻率，“接受”则有点冷漠、被动。他既不是像政治投机者那样去“投靠”中国，也不是像文化/民族保守主义者一样“死守”自己的文化身份。这不是自由的选择——选项A，选项B——然后权衡利弊选择一个。身份认同不是理性的博弈。而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东西。不是选择，不是行为，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也没有心理的搏斗。陈映真读了一本小说，于是他爱他的祖国，爱他那苦难的母亲。这里的“于是”半是时间的顺序，半是逻辑的因果关系。但不全然是二者。换个宗教的比喻吧，某个信徒读了圣经，于是他信仰上帝。这意思不是说，他原本不相信上帝，圣经这本书让他信仰了上帝，宗教的皈依是主体的能动性，主体去成为他所是的那个东西，他不依靠外界的某样东西。即使世界上没有了圣经，基督徒仍然是基督徒，上帝仍然存在；即使有的信徒没有完整地读过圣经，他也可以把握到、领悟到上帝的整全的存在。陈映真说父亲坚持的是“无教会主义”，我想，再往前一步，没有圣经，信徒与上帝之间也可以沟通。只要信徒爱上帝的信念保留着。再回到中国与中国人的问题，就算失去了与中国联系的物质媒介，就算中国贫穷、落后、愚昧，失去了所有热爱中国的理由，但恰恰在这个时候，陈映真爱这样的中国。我想，他是在这落后的处境中，看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因为这个世界、这个国家需要改变，所以我需要好好地生活下去。不过，如果仅仅是这样，那么他就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启蒙知识分子。相反，陈映真投入其中，他本人和中国贫穷、落后、愚昧是合为一体的，一切糟糕透顶，但就是因为这样，一切的人的斗争都将获得意义，每走一步都是向上的希望。陈映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批评《中国可以说不》的观点：不是因为中国强了，所以说不；而是因为中国弱，弱者才说不，才会拒绝、会奋斗、会斗争。甚至，认同弱者，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现实的抗争。因为权力、强权的目的是消灭弱者，使之不存在（我在一个纪录片中听闻，以前委内瑞拉的贫民窟在地图上被标作森林绿地）。弱者存在，这是一个知识，一个信念，一个主体的身份认同。“我于是才知道了中国的贫穷、的愚昧、的落后，而这中国就是我的；我于是也知道：应该全心去爱这样的中国——苦难的母亲，”这里的“于是”既是时间性先后的事实，也是心理的逻辑关系，也是一种主体性的强力意志。

陳映真的孤寂身影

午后得閒讀書，翻到八月號內地《萬象》，當中一篇劉紹銘寫的〈孤懷抗俗〉，寫起陳映真。猶記得仲秋時分雲門因著陳映真而創作的舞作傳出賣座不佳的消息，洪範則仍「硬頸」的推出陳映真的散文集《父親》，那陣子的書店裏經常能在明顯的位置看到洪範版一套六冊的「陳映真小說集」，淡橘色的封面簡潔的設計，和多年前人間版的「陳映真作品集」相互輝映。只是洪範版成了印象的主流，而人間版恐怕只存在在曾經經歷過那個年代的文藝青年心裏。那是一個什麼年代？社會學家最愛提的就是社會力的勃興，政治力逐漸從高壓威權的體制中釋放出來，長久禁錮在白色恐怖陰影下受威喝奴化的人們突然呼吸到自由新鮮的空氣，漸漸體會民主與人權的可貴與必要。街頭上開始出現大型的群眾運動，批評政府可以很公開，罵國民黨不再等同於罵政府，以往威權時代被禁制的事慢慢的都可以做了。那是個緩慢轉型的過程，是許多人犧牲自己寶貴的青春與自由所換得來的成果。《人間》雜誌在那個時候算得上是個異數，正當文化與思潮之類的刊物一一創刊並一一休刊之際（大概真沒幾個人會記得那年羅青與林燿德合在一起辦的刊物了吧！），《人間》所代表的是人民最普通的聲音，從人最卑微的生存要求出發，不唱高調，而關注在人文的省思上，不談什麼理論思潮，回到人的本身，透過影像的紀錄傳達出最真誠的訊息：人之所以為人就是因為他會感覺，會流露最自然真誠的情感。素民生活才是反觀政治或社會環境變化最可靠的指標。而陳映真，做為一個永遠的大左派，永遠觀照著人性中最該被重視的特質，寫小說，寫評論，寫論戰文章，堅毅強悍的成為白色恐怖時期及其後一顆可佩的良心。讀陳映真小說真沒他的雜文多，也許是早過了他小說創作的巔峰年代，真能好好品味他的小說，卻是在多年後發表〈歸鄉〉及後來在《聯合文學》上完整刊載的〈忠孝公園〉。而讓人津津樂道的諸多精彩創作，其實在手邊也都有，人間版的《我的弟弟康雄》及《唐倩的喜劇》卻是當年讀書時省吃儉用攢錢買下的新書，如今早已絕版。後來陸續在舊書店裏搜找到遠景版的《第一件差事》及《華盛頓大樓》，那就是我關於陳映真的全部了。近年來所在意的反倒是他像被錯放時空的孤寥，罹場大病後的陳映真，也許身形漸顯佝僂，卻仍堅守他左派社會主義理想的大纛，吃力的撐著，觀望著台灣社會經歷民主深化的進程，享有了絕對的自由與開放後反倒糾執於選票的競奪操弄起民粹的激情漸漸阻斷對外的交通，拒絕和中國之間可能存在的任何關聯。陳映真這一輩子反對政治威權控制的漢子卻在國民黨交出政權後經歷了另一場意識型態的交替，不合時宜的終究仍是不合時宜。陳映真小說裏代表的人道主義精神，依舊因為陳映真的始終如一而更顯得傷感而動人。午后讀陳映真不會是個好選擇，但卻在劉紹銘的文章裏讀到更多老左派徒惹來的悲涼。還是劉紹銘引王德威對陳映真的評語寫得真切：「在慘淡噤啞的六○年代，他是不受歡迎的吶喊者；在眾聲喧嘩的九○年代，他卻早被更刺耳的叫囂所湮沒；他沒趕上祖國飛揚壯闊的開國歲月，卻在世紀末被大陸評者奉為『比老幹部還老幹部』，令人發思古之幽情」，陳映真還是堅信「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沒有解決，…人類就留下了對於社會主義選擇的可能性」。也難怪陳映真終還是獨自走上孤寂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