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禄文化

作者简介

《图说禄文化》内容简介：百禄是和。自古以来，禄就是中国人共同向往的人生目标之一，成为千古永恒的祈福迎祥主题。《图说禄文化》从禄神崇拜展开，对禄文化加以发掘梳理，讲述了中国人对禄孜孜不倦的追求。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故事、精美细致的图片，阐释了禄文化特质和内涵，探究了中国人世代崇尚科举、期待加官进禄的文化心理。既探寻其渊源，叙其流变，又述其功能，结合民间传说典故、风情民俗，勾画出一幅相对完整的民间禄文化图像。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禄神种种

禄神起源

文昌司命

梓潼人神

魁星点斗

送子张仙

第二章

文昌帝君

二神合一

科举信仰

嘉庆倡导

《阴骘文》

敬惜字纸

第三章

禄运典故

加官进禄

独占鳌头

五子登科

金殿传胪

金榜题名

连中三元

第四章

古今风俗

文昌会

惜字会

惜字亭

跳加官

发禄袋

拜魁星

港台风俗

第五章

祈禄胜迹

福建魁星岩

云南达天阁

承德魁星楼

双城魁星楼

兴城魁星楼

张家界溶洞

第六章

禄图祥瑞

受天百禄

龙门锦鲤

祥鸟瑞兽

寓禄吉物

第七章

文化传播

日本

朝韩

南洋

美国

后记

索引

参考文献

编辑推荐

《图说禄文化》编辑推荐：“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禄文化中，蕴含着中国人最世俗又最鲜活的心态，以及美好生活对最朴实的追求。《图说中华五福文化丛书》系列，中华传统吉祥文化源远流长，民间五福传说故事代代相传。福、禄、寿、喜、财，似一抹柔和的光辉，恰恰撒到我们心坎；又如一阕怡人的曲子，永远在我们耳畔轻轻跳跃。五福到底有何吉祥寓意，寄托了怎样的情思和期盼？身为当代中国人，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传承国家的灿烂文明？让《图说中华五福文化丛书》为您一一揭晓答案。沐浴在传统文化的和煦阳光当中，你会发现，我们一直没有远离那美丽而厚重的中华风韵。

内容概要

殷伟，现任新加坡世界中华传统文化交流会执行会长，专攻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著作甚丰，颇有影响。著有《中国酒史演义》、《中国茶史演义》、《中国沐浴文化》、《沐浴中的女性》、《中国鱼文化》、《钟馗》等近50种。

程建强，20世纪90年代初留学俄罗斯，在莫斯科攻读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研究员，著有《图说剑文化》等专著和论文。

名人推荐

“这套《图说五福文化丛书》，选题充分考虑了广大民众祝愿国泰民安、幸福吉祥的心理以及了解传统文化的渴望，编撰体例也极富特色，既具有厚重的内涵，又具有活泼的形式，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可以说是一套接地气、有底气的好书，它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是完全可以期待的。”——赵山林(华东师大著名教授，戏曲史专家)“其笔墨穿古及今，系统梳理了中华福文化的来龙去脉和演变历程；又跨界越域，全面展示了包括民俗风情、书法绘画在内中华福文化的各种形态，细致描述了上自帝王下至百姓对“福”的期盼，为我们呈现出一幅中国人关于‘福’的生动有趣的知识图谱。”——朱万曙（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代和近代都没有‘福文化’的提法，而殷伟君是较早提出 “福文化”概念的学者，早在七八年前他就致力福文化的研究，出版了专著，首次将福文化系统化、规范化、理论化。媒体评价说：殷伟先生的贡献，就是第一次把福的全貌描绘了出来，让我们看到了谱系发达的‘五福’。”——李汉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节委员会主任）

章节摘录

第一章禄神种种禄神起源禄，即是指官职禄位。民间流传一首《禄》诗，很能表达世人对禄神的崇拜心理。诗说：禄重如山彩凤鸣，禄随时泰祝长庚。禄添万斛身康健，禄享千钟世太平。禄奉齐天还永固，禄名如海更澄清。禄恩远继多瞻仰，禄爵无边万国荣。禄，作为一种民俗文化的积淀，已经深入到我国千家万户，落脚于百姓心中了。所以“加官进禄”、“官上加官”、“马上封侯”、“平升三级”等题材的年画、风俗画、吉祥图案等十分流行，大受欢迎。古代封建社会以科举取士，士人一旦通过科举考试，便可以做官发财。禄神是掌管文运利禄的神灵。高官厚禄是士人一心向往的，于是便产生了禄神崇拜。由于古代的科举考试主要是做文章，禄神崇拜便也包含对文运的祈求。所以，禄神又不仅仅是士人的主宰神，也是一般崇拜文化、崇拜文才的百姓所喜爱的吉祥神，或可称文神。功名利禄是世间许多人拼命追求的，因此，统治者也就用高官厚禄诱使天下读书人。一些有识之士看穿这一切，并称之为“禄饵”，即比喻以禄位引诱人，如用饵钓鱼。数千年来，被禄饵钓着的人数不胜数，但也有不买这个账的，《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就把热衷猎取利禄、一心往上爬的人骂作是“禄蠹”。宋人陈仲微更说过：“禄饵可以钓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啖尝天下之豪杰。”这是有识之士的有胆识之言。不过，禄神在民间还是很受欢迎的，因为绝大多数人还并不想“脱俗”，在我国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所谓“高官厚禄”曾为多少人所垂涎。为什么人们对“禄”如此神往？因为旧时的官吏十官九贪，除了领朝廷的俸禄外，更多的是利用权势，搜刮民脂民膏，所以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因此，人们向往着在仕途上飞黄腾达、平步青云，就是“官运亨通”。自隋唐以来，大兴科举制度，“读书做官”的思想，也就在人们心中膨胀起来。宋真宗有一首《劝学诗》说：富豪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这首诗极为形象地揭示了只要读书做了官，一切都有了，荣华富贵尽可享受，真是要什么就会有什么。难怪那些士人把“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看做是人生最大喜事。正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一旦中了举人，是那样如痴如醉。所以，人们普遍认为有了禄位，福、寿、喜、财都会来，五福齐全。既然“禄”如此重要，人们也就把主宰命运的禄神塑造起来，并将他与福神、寿神一起来尊奉。文昌司命禄神来自禄星，而禄星原来正是一颗星，文昌宫的第六星为专掌司禄的禄星。“文昌”本来是北斗之上六星的合称，名为“文昌宫”，在中国原始信仰及道教中俱为主司命的大神。文昌宫六星中，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引《春秋元命包》说：“贵相理文绪，司禄赏功进士，司命主老幼，司灾（即司中）主灾咎也。”文昌宫诸星神的功用当时显然已社会化了。因而古代星相家认为文昌是吉星，主大贵。在《晋书？天文志》中，文昌又有不同的星名和司职：上将——主健威武；次将——主正左右；贵相——主理文绪；司禄——主赏功晋爵；司命——主灾咎（一说主老幼）；司寇——主佐理宝（刑狱）。可见文昌宫之名，就是人们赋予文昌六星的职能而起的。正所谓“文者精所聚，昌者扬天纪，辅拂并居于成天象，故曰文昌宫”。对司命等神的信仰，早在战国时代就以广为流行，在《周礼》、《楚辞》中均有记载，不仅列入国家祀典，而且民间家家都奉祀。文昌诸星神中以司命影响最大。自秦汉及魏晋，我国早期民间对文昌星神的信仰，主题是对“司命”的崇拜，虽然文昌六星中有理文绪的贵相和赏功晋爵的司禄，但这种信仰并不甚流传。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祀典》“司命”条说：《周礼》上说积薪燔柴祭祀司中司命。司命是文昌星，司中是文昌下六星。今民间独祭祀司命，刻木长尺二寸为人像，旅行的人放在行囊中，居家的则在家中做小龛摆放。齐地特别尊崇司命，每年春秋之月都以猪祭祀。足见当时人们对司命信仰的广泛程度。晋人干宝《搜神记》中记载了多则司命信仰的故事。如汉献帝建安中，南阳贾偊（yǔ）得病而死，时有阴曹小吏将诣泰山神，司命翻阅生死簿对小吏说：“当召某郡贾偊，怎么召来此人，可立即将他送回。”只因有了司命的这一句话，贾偊又活了在人世间。自魏晋道教兴起后，随着“南斗主生、北斗主死”之说的流行，民间又以泰山主年寿，以灶君为各户司命之神。文昌司命的功用尽管逐渐被淹没，但在隋唐至宋初仍有一定的影响，被道教神系所吸收，直至道教以文昌星神为主司命的大神。宋人张君房《云笈七签》称，“文昌星神君，字先常，天子司命之符也。中央司命者，或曰制命丈人，主生年之本命，摄寿夭之筒札。帝君司命之神，主典年寿。魁道教分文昌神为左右两神，左司命姓韩名思，字符信，右司命姓张名获邑，字子良。左司命、右司命均有三十六大官员”。《云笈七签》还说：“韩、张二司命，皆汉高祖之臣也。”显而易见，这是对汉高祖功臣韩信、张良的神格化。唐宋以后，文昌星固有的司命神职逐渐在民间转移到灶神等家居的神上去了，所以后代常以灶神称司命，或称灶君。唐宋以后，尽管文昌司命神不再被人们所信仰，但他主文运的功能却得到大大抬高，为民俗趋而奉之。文昌神在民俗中已不再像原始意义上的那个星神，而是把他的功能和名称转移到另一地方神梓潼神的身上，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大神。梓潼人神禄神在民间由星神演化为人神。最有影响的禄神人神是在宋代附会的梓潼神张亚子。传说这张亚子，曾是雷神，他曾取民间雷杵十枚，年终不复见回，说是去天宫了；又传说张亚子是蛇精，五代时他曾化生为前蜀皇帝王建太子膺。总之，当时此神是一位无足轻重的地方小神，其来历及功用均不甚明了。张亚子，又名张垩子。这位供奉于荒郊野外小庙、本不起眼的小神开始并未掀起多大波浪，直到东晋地方政权后秦主姚苌（cháng）为其立庙，香火才逐渐旺盛起来。《华阳国志》卷二载：梓潼县的善板祠，所供之神即为张亚子。民间盛张亚子显灵的神异故事，南宋乐史编《太平寰宇记》卷八十四剑州梓潼县条引《郡国志》载：张亚子曾经在长安见到姚苌，对姚苌说：战火动乱后九年，君当入蜀在梓潼七曲山相见。这是张亚子显灵的神异故事。清人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后秦录》则补充说：姚苌在前秦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果然来到梓潼七曲山，见到一神人。神人说：“你应及早返秦，秦地无主，不能没有君主。”姚苌请问那神人的姓名，神人说他叫张亚子，说罢就不见了。姚苌回到秦地后果然称帝，于是就在秦地立张相公庙来祭祀张亚子。唐人李商隐还作了一首《张亚子庙》诗：下马捧椒浆，迎神白玉堂；如何铁如意，独自与姚苌。梓潼神张亚子自姚苌为其立庙后，声誉日隆，于是，民间又传说梓潼神张亚子本是蜀人张育与亚子两位人物合并而成的神灵，为梓潼地方神，是由历史人物演化而成的神灵。东晋宁康二年（374），蜀人张育自称蜀王，起义抗击前秦苻坚，英勇战死。蜀人在梓潼郡七曲山建张育祠，尊奉他为雷泽龙神。当时，梓潼七曲山另有梓潼神亚子祠，后人遂将两祠神名合称张亚子，并称张亚子仕晋战殁，实为《晋书》所载张育之事。这样一来，张亚子便成为梓潼神，民间又逐渐形成了有关张亚子的传说，这些传说是在蜀人张育事迹的基础上演绎而成的，道士杜南强假托“鸾笔降书”编造《清河内传》，将梓潼神张育说成是多次转世的张亚子，民间则将二人视为一人。唐安史之乱时，张亚子名声大噪。唐玄宗逃到蜀地避难，途经七曲山，有感张亚子是抗击前秦的英烈，遂举行隆重祭祀，追封张亚子为左丞相。据说，唐玄宗驻跸七曲山时，曾梦见张亚子显灵，说唐玄宗不久将做太上皇。现七曲山尚有唐玄宗“应梦仙台”遗迹。事隔百余年，黄巢起义，唐僖宗又避黄巢起义到蜀地避难，经过七曲山，也亲自祭祀梓潼神，追封张亚子为济顺王，并将自己的佩剑解下来赠给神。梓潼神张亚子因唐朝帝王的推崇，影响迅速扩大，声名远播，逐渐由地方神演变成为天下之通祀的大神。两位大唐皇帝因内乱幸蜀，均言得梓潼神帮助，躲过劫难。于是宰相王铎赋《谒梓潼张亚子庙》诗一首：盛唐圣主解秋萍，欲振新封济顺名。夜雨龙抛三尺匣，青云凤入九重城。剑门喜气随雷动，玉垒韶光待贼平。唯报关东诸将相，柱天功业赖阴兵。大臣萧遘《和王侍中谒张亚子庙》也记述此事：青骨祀吴谁让德，紫华居越亦知名。未闻一剑传唐主，长拥千山护蜀城。斩马威棱应扫荡，截蛟锋刃俟生平。酇侯为国亲箫鼓，堂上神筹更布兵。不言而喻，这两首诗对梓潼神的信仰传播起到了宣传作用。宋真宗时，梓潼神作为保护神的性质并未改变。据宋末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载，北宋咸平三年（1000），益州发生兵变，赵廷顺等八人主谋，推举农夫出身的军官都虞侯王均为首领，打出大蜀的国号。朝廷立即派兵前往益州平定叛乱，准备攻城的时候，忽然有神人登梯指着叛军大声喊道：“梓潼神派我来，九月二十日城陷，你们当被官兵消灭。”叛军用箭齐射，神人倏忽不见。等到九月二十日，官兵果然一举攻破城池，平定了叛乱。宋真宗闻说梓潼神助王师平乱，遂敕封梓潼神为英显武烈王，并为之修葺祠宇。这件事使梓潼神的影响日益大增。南宋时期，由于兵连祸结，梓潼神更受崇祀。宋高宗赵构于绍兴十年（1140），敕令大修梓潼神庙，敕封庙额为灵应祠；宋光宗追封张亚子为忠文仁武孝德圣烈王；宋理宗追封张亚子为神文圣武孝德忠仁王。著名的四川梓潼县七曲山大庙，是梓潼神的祖庙，唐宋时随着张亚子神爵与封号的不断晋升，庙宇也逐步扩大。至宋绍熙十年（1146）朝廷降旨命按王宫规格扩建。元明清时相继重修，庙宇变得更加雄伟壮丽，气势磅礡。现存大庙（即文昌宫）堪称全国最大的同类建筑，成了中国文昌崇拜的祖庭。因为它是全国文昌帝君的发祥地，故又称“帝乡”，每年都有数不清的中外游人到此朝拜。而在梓潼神逐渐演变为禄神的过程中，又有许多科举考生见到“真神显灵”的有趣传闻。宋徽宗时的翰林学士叶梦得《崖下放言》首先编造了这样一个故事：真宗大中祥符中，西蜀有二举人夜过剑门张亚子庙，风雪阻程，就在庙庑下席地而寝。朦胧中忽见岳渎贵神飘然来聚。一神说：“天命我等作明年状元赋，当议题。”众神商定以“铸鼎象物”为题，拟成赋文，高声朗读，并召来年状元魂魄授之。两个穷举子牢牢默记，无一字忘，以为科名可得。等到殿前御试，皇上果出题《铸鼎象物赋》。但两个穷举子临场却忘得一干二净，懵然不知如何下笔。名落孙山后，买街上所卖状元赋，与庙中所记无差。于是两个穷举子叹息自己没有状元的命，愤然弃笔入山。这个故事第一次把文昌神的职能附加到梓潼神的身上，梓潼神以托梦的方法，以泄露状元考题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是现存文献中纪年最早的有关梓潼神干预科举的故事。经《崖下放言》一书的传播，梓潼神的声誉进一步提高，宋度宗时宰相马廷鸾《碧梧玩芳集》卷十七《梓潼帝君祠记》引叶梦得语说：“凡蜀士以贡入京师者，必祷于祠下，以问得失，无一不验者。”梓潼神是道教中主管仕禄的尊神，也是宋代以后宫观庙宇中香火最盛、影响最大的一位神祇。清人赵翼《陔余丛考》卷五三《文昌神》说：文昌神“显灵于科目，盖自宋始，亦自宋之蜀地始”。现存梓潼神“前定”科名及“灵验”故事，大致集中在宋徽宗时代。宋代蜀中举子赴开封省试，大多得走金马道，顺路向位于古金马道上的梓潼神乞灵助考，并由此形成了一个以举子为主的相对稳定的信奉群体。祖籍四川的元初作家虞集说：蜀地读书士子以梓潼为司禄主文治科第的神灵，纷纷到七曲梓潼庙去祭拜。向梓潼神乞举的基本上都是蜀中士子，方式也大致相同，就是赴举路过七曲山时向梓潼神祈祷，希望得到梓潼神的佑助一举高中。有关这个科举神灵验的故事有很多，宋人洪迈的著作中，就记有一些灵征事例。《夷坚甲志》卷十八“席帽覆首”条记载：资州人王龙光入京赴试，过剑州梓潼县七曲山，拜谒英显武烈王庙，梦一人持榜，又持席帽蒙他的头。一觉醒来十分欢喜，因为士人考中则戴席帽。政和八年（1118）果登科，唱第之日，皇帝赐名宠光，头上加帽，果然灵验。《夷坚乙志》卷五“梓潼梦”条记载：成都人罗彦国，累试不第，第四回再考时，斋戒乞梦梓潼神。梦见神说：“你当考中授官。”次年省试罗彦国果然考中授官密州文学。犀浦人邵允蹈，绍兴七年（1137）被乡荐，也乞梦梓潼神，梦神告诉他说：“已与你安排了甲门高第。”等到考试，果然为第一。《夷坚丁志》卷八“何丞相”条记载：何文缜进京赶考，路过梓潼准备拜谒张王庙，走了十里才想起，急忙下马回望，默祷再拜。这天夜里，梦入庙廷，神坐帘中，投文书给他，上面写着何文缜中状元名列第一甲第九。等到唱第，果然不但中状元，而且所授的职衔与梦中也正好相同。梓潼神显灵，保佑王龙光不仅及第登科，而且还得到皇帝赐名；又保佑累试不第的罗彦国考中，保佑邵允蹈高登榜首；还保佑何文缜名列第一甲，当了宰相。魁星点斗魁星，又名魁星爷、大魁夫子、大魁星君，世人认为他主掌文章气运，是读书士子的守护神。魁星爷是旧时读书人供奉的大神。民间传说，这位魁星爷相貌相当丑陋，并且长有满脸麻子和一双跛脚。尽管如此，读书人都相信魁星爷主宰着他们科考的命运，对这位神仙也就格外敬重，从来不介意他的长相如何。民间有一首打油诗来取笑他的相貌：不扬何用饰铅华，纵使铅华也莫遮。娶得麻姑成两美，比来蜂室果无差。须眉以下鸿留爪，口鼻之旁雁踏沙。莫是檐前贪午睡，风吹额上落梅花。相君玉趾最离奇，一步高来一步低。款款行时身欲舞，飘飘度处乎如口。只缘世路皆倾险，累得芳踪尽侧奇。莫笑腰肢常半折，临时摇曳亦多姿。然而这位魁星爷志气奇高，发愤用功，竟然高中了。古代时科考，最高成绩就是状元了。在状元考试中，要进行面试，而且是在皇宫大殿，由皇帝亲自主持，人们习惯称为殿试。这一年，跻身科考状元的人中有一丑男，他的相貌引起皇帝的特别注意。皇帝心想：状元郎可是上等人，该是相貌堂堂的英俊男子，一个丑八怪也来凑热闹，于是，就想羞辱他一番。皇帝问魁星爷：“你脸上长那么多什么东西啊？”魁星爷答曰：“麻面满天星。”皇帝又问：“你怎么一只脚着地呀？”魁星爷答曰：“独脚跳龙门。”魁星爷的回答真是妙极了，皇帝听后龙颜大悦，觉得此人才高八斗，是个难得的才子，马上点了魁星爷为头名状元。魁星爷一试才华，竟中魁首，被读书人奉为尊神。另外一个传说，则是一个悲剧性故事：魁星爷生前凭着才华考中了进士，获得考状元的资格。当他走进皇宫参加殿试，皇帝一眼见到他，就眉头紧皱，心中琢磨：难道我泱泱大国就没有一个才貌双全的状元，如此丑男做了状元，岂不让天下人笑话。就皇帝这一想法，表明魁星爷与状元就此无缘。果然，皇帝御笔一挥，将本是状元的魁星爷名字勾去，魁星爷一下子名落孙山。他受不了这种刺激，更受不了这种羞辱，一气之下投河自尽，幸被鳌鱼救起，将他载往天庭，玉帝见其才华横溢，敕封他为文魁星。魁星爷成了读书人的守护神，所以每逢七月七日他的生日，读书人都郑重地祭拜。民间雕塑魁星爷神像时便根据此典故，塑造麻脸、跛足、足踏鳌鱼的魁星爷造型。其实魁星的信仰源于星宿崇拜，为广义之五文昌之一。中国古人对北方聚成斗形的七星统称北斗。魁星原是北斗七星的第一至第四颗星，这四星为魁，其余三星为杓。《史记？天官书》说“魁为参首”，含有魁首、第一之意；而第一又是古今学子梦寐以求的目标，因此转而以星拟人托祀，将其形象具化为金身鬼面，右足踏鱼鳌，左足踢北斗，右手执笔，左手拿金宝，形象取“魁星踢斗”而加以供奉。魁星的形象是据“魁”字字形想象出来的。早期图绘的魁星神像，是画一个如鬼的神灵用脚踢一只斗或抱一只斗，就是绘画中常出现的魁星形象。另外还有一种魁星图则画一鬼单足独立于鳌头之上，一手捧墨，一手执笔，另一只脚踢出托起后面的斗，反顾举笔点之，称为“魁星点斗，独占鳌头”。这是象征着圈点题名金榜的士子姓名，以寓应试获中，榜上有名。魁星又称奎星。清人顾炎武《日知录》说：“今人所奉魁星不知始自何年，以奎为文章之府，故立庙祀之，仍不能像奎，而奎为‘魁’。又不能像魁，而取字之形，为鬼举足而起斗。”西安碑林有清代马德昭《魁星点斗图》石刻，此图以儒家修养的标准“正心修身，克己复礼”八字组成魁星形象，左手托砚，右手执笔，一脚翘起托一“斗”字，一脚立“鳌”上，取魁星点斗独占鳌头之意。形象生动，拼字巧妙，是文字游戏之作。从现存的史料和实物来看，可知魁星在明代就已大为流行了。南京江南贡院历史陈列馆从民间收集到一尊魁星木刻雕像，这是国内首次发现的古代魁星原件。这樽从安徽发现的明代魁星像原件，像高约30厘米，为木雕全身贴金，其头部像鬼，取“魁”中“鬼”之意；脚向后翘起，如“魁”的大弯钩；手捧斗指代“魁”字中间的“斗”；一手执笔，却是意谓用笔点定人的姓名；魁星的一只脚踏在鳌头上，寓意独占鳌头。南京江南贡院历史陈列馆还请安徽雕工用徽雕刀法复制高达3米的复制品，与原件一起陈列在江南贡院内。在安徽黄山博物馆也收藏有一尊魁星石雕，这是明代永乐年间徽州文昌院魁星阁供奉的魁星，以黟县青石雕刻而成，堪称徽派石雕的极品，这尊石雕数次上报纸，在艺术界、文博界评价极高。相传明代文苑名士陆深，少年时候天资聪明，读书勤奋，在街坊中有神童的名声。陆深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读书人，却从未在科举上得意过，所以对他寄予很大希望。弘治十五年（1502），陆深去北京参加会试，这叫考进士。考进士的试场在北京贡院。陆深去贡院报到时，看见有人在门前摆摊，出售木版画。画上是一个蓝面赤发小鬼，一手捧墨，一手执笔，单脚独立站在鳌头上，另一脚踢起，托起一个“斗”字，连鬼带“斗”，活像一个草体“魁”字。卖画人告诉他，这叫“魁星踢斗图”。陆深便向卖画人买下一张“魁星踢斗图”，带进试场，贴在自己的座位旁，期望再取个吉兆。可是等他考试完毕，要走出贡院时，发现那张画不见了，陆深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过了两天，他到一位结伴来京考试的朋友住处去拜访，看见朋友正拿着一幅画在欣赏。陆深凑上前去细瞧，正是自己丢失的那幅“魁星踢斗图”。陆深忙问朋友，这张画是从哪得来？朋友说，昨天在门外看见一个小孩拿着这张画在玩，便用糖果同他换来了。陆深听了，心里默念，这大概就是我与他一得一失的先兆吧？不久，金榜发出，陆深果然名落孙山，而那位朋友却高中了。陆深从北京返回上海后，同家里人讲起买画丢画的事，大家都嗟叹不已。明弘治十八年（1505），陆深再去北京参加会试。这一回，他没买到魁星图，却梦见了魁星。等发榜时，陆深的姓名写在第二甲第一名的位置上。陆深“梦魁星之降而夺锦标”，为不少读书人津津乐道。魁星自宋代以来就受到天下读书人如痴如醉的崇拜，谁都乐意以信奉魁星而讨吉利，在书房里贴上魁星图，在书桌上摆设魁星塑像；每逢考试前，先要烧香敬神，祈求魁星保佑一举考中。考试时，或在座右贴上魁星图，或在怀里揣上泥塑小魁星，也都是祈求魁星保佑金榜题名。一旦榜上有名，又要去祭拜还愿，以示谢意。读书人把命运寄托在这位蓝面赤发鬼神身上，不免有些荒唐可笑，但这种崇神起码能获得心理上的安慰。明末陈士其督学四川时，看见考生们争相购买泥塑小魁星，颇觉滑稽好笑，就把考生们喊来，出了个上联让他们来对：“卖魁星，买魁星，亏心不买，亏心不卖。”考生们瞠目结舌，一时对不上来。第二天，陈士其又把考生们喊来，自己对出下联说：“真胭脂，假胭脂，焉知是假，焉知是真。”这位主考官大人风趣地告诫考生们，莫把命运交给魁星，得有真才实学才能考中。为此清人李调元《新搜神记？神考》记载此事后，发出了“魁星不足信矣”的感叹。送子张仙禄星，顾名思义是与人的官运相关的，但民间百姓并不这么认为。明朝初年的戏曲唱本中唱道“禄星送子下凡尘”，很显然早在四五百年前，禄星就已经成为送子的神仙，由星辰崇拜渐渐人神化，与升官发财的关系不大了，这并不是老百姓的误会。在封建社会里，做官只是少数读书人和贵族官僚们的事，一般的百姓很少有机会做官。现实的老百姓不会去礼拜与他们无关的神祇，于是便为禄星赋予了新的神性——送子神仙，久而久之，禄星在民间便与送子张仙混为一谈了。张仙原为何人？民间传说张仙是五代时后蜀的皇帝孟昶（chǎng）。宋太祖干德三年（965）灭后蜀，孟昶降宋，宋太祖将孟昶的爱妃花蕊夫人收进后宫。不久，孟昶就被宋太祖害死了。花蕊夫人不忘故主，常常怀念孟昶，将他的画像挂在房中。一天，宋太祖来到花蕊夫人的房中，见到这张男人的画像，就满腹狐疑地问：“这是什么人？”花蕊夫人急中生智地说：“这是蜀地供奉的张仙，经常祭祀他，可以得子。”后来传到民间，人们不知其中的原因，就以为张仙为送子神。但这只是传说，并不见记载。最早记载张仙的是北宋苏洵。他在《题张仙画像》中说，北宋仁宗天圣庚午年（1030）重阳节在玉局观一家卦店里，看到一幅张仙画像，据说只要虔诚供奉，就能得子。于是用身上的玉环换下了这幅张仙画像。当时苏洵还没有儿子，回家后供奉张仙神像，每天晨起，焚香祭拜，果然得了二子，即苏轼、苏辙。两兄弟参加同一年科举考试，双双高中进士，一时轰动朝野。为此，苏洵专门写了《题张仙画像》记载张仙送子的应验故事，大概是借着一代文豪苏轼和他的弟弟苏辙的大名，从此张仙也名声大振。可见在1030年以前四川民间就已经流传供奉张仙祈子的习俗，并风行于世，还有张仙画像出售。但是苏洵所说的张仙并不是孟昶，而是张远霄。据说，这张远霄原是蜀地的一个道士，他有一把竹弹弓，是仙人“四目老翁”送给他的，他看到谁家有灾，用竹弹弓瞄准后就射出一铁丸，将灾击散。所以，远近人家只要遇到妖孽上门作祟，都来求他去飞弹击破。他还经常用竹弹弓向天射铁弹丸，人们问他射什么，他回答：“打天上孤辰寡宿耳，可让世上无嗣之人得子。”人们在犁地锄土时，常常能够拾到张仙射空后坠下的弹丸，凡拾到者就是预兆得子。那弹丸坚实异常，上有红点。久婚不孕的妇女将那弹丸揣在身上，便能生儿子。张仙产生后，又出现了种种有关张仙显灵送子的传说。明人徐道《历代神仙通鉴》载，宋朝皇帝仁宗赵祯，已经五十来岁了，尚未得子。一天晚上，他梦见一位男子，衣着华丽，面若敷粉，五缕长髯飘逸下垂。这位美男子挟着弓弹，来到宋仁宗面前，说：“陛下身边有天狗环绕，所以一直没有子嗣。你即位以来施行仁政，今天我特地前来为你打走天狗。”宋仁宗向这位美男子询问其身世。这男子说：“我是桂宫张仙。天狗在天上掩日月，到世上专吃小儿，只要一见到我就会逃跑。”宋仁宗听了大喜，一跺脚梦醒了。他马上命人按他梦中所见的张仙的形象描绘了一张图，贴在宫中以祈子。后来张仙图像从宫中流传到民间，张仙信仰很快就在民间流行开来，人们纷纷供奉张仙。这张仙本是蜀地一方神祇，由于皇帝的推崇，有了一举而全国出名的机会。就这样张仙成为人们爱戴的送子神仙，又加入福、禄、寿三星阵容，成为福、禄、寿三星中不可或缺的一颗灿烂明星，以其独一无二的送子职能，担当起禄星神职。张仙的神姿与一般神仙不同，是个十足的美男子形象，他左手张弓，右手执弹，作仰面直射状。若是民间年画，右上角还常画有一只天狗。旧时不少人家还把张仙的年画或画像镜框挂在卧室，过年祭神的时候，也要买一张张仙神像，贴在烟囱旁边，神像旁还常贴上对联：“打出天狗去，保护膝下儿”，横联是“子孙绳绳”。此外，人们还认为生男孩要悬弓箭，张仙所挟“弹”与“诞”字谐音，暗含“诞生”之意，因此人们将张仙爷奉为专管人间送子之事的“诞生之神”。第二章文昌帝君二神合一“职司天上文章府，专照人间翰墨林。”这是一副表明文昌帝君职司的楹联。文昌帝君是古时候学问、文章、科举士子的保护神，被道教奉为主宰功名、禄位之神，最受读书人的崇敬，甚至在学校中或其附近也多有祠祀，几乎替代了读书人的老祖宗至圣先师孔夫子的地位。旧时读书人一定奉祀文昌帝君，以祈祷科举时能文采昌茂，一举成名。因为据说文昌帝君能让士子名利福禄齐备，所以民间士子对其供奉远较孔子为盛。唐宋以来盛行的科举制度，更把全国的知识分子纳入了中举做官、修身治国的轨道。高官厚禄的诱惑与驱动，促使仕人举子皆把立身仕途作为毕生奋斗的最高目标。科举制度确为知识分子提供了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的晋升良机，因而成了文昌崇拜产生发展兴旺繁荣的催化剂、兴奋剂和凝固剂。封建朝代朝廷掌管官吏禄籍和科举功名的尚书省，在宋代称为文昌府。旧时人们认为天人一理，人世既有管禄籍功名之官，天上定有司禄籍功名之神，遂指天上某一星座为文昌星或文曲星。文昌帝君的产生经过了从星神、雷神、蛇神到人神的复杂变化。最初文昌神是星神，文昌神信仰基于古人天体自然崇拜以及对宇宙秩序的思考，古人将北斗七星中勺的部分也比喻为筐，这是从形状上观察，更重要的是把斗魁戴匡六星与人间社会秩序相联系，赋予主宰人间的功能。因此比照人间的政府，视其为天府，系天之精灵所聚，传播天的法度，命名为文昌宫，六星各司其职（详见“文昌司命”一节）。杜甫有“北风送爽气，南斗避文星”的诗句，足见影响之深。功名禄籍在封建时代是读书人孜孜以求的，十年寒窗确实来之不易，有的得了头名状元便被认为是天上文昌曲星下凡。当然，天上的星座来掌管人间的禄籍毕竟太渺茫了，于是又穿凿附会为家住七曲山的张亚子死后为文昌的传说。道教看到了皇权介入后的梓潼神有很高的“含金量”，急忙将梓潼神纳入自己的神系，大肆包装炒作。据道教传说，玉帝命梓潼帝掌管文昌府和人间禄籍，因此称为梓潼帝君。约在南宋孝宗时期，道教徒杜撰了“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的说法。大概是鉴于人间掌管功名禄籍的贪官污吏太多，人们便幻想由刚直不阿的张亚子来主管，由幻想而穿凿附会，蜀中道士刘安胜又假托“鸾笔降书”撰造《高上大洞文昌司禄紫阳宝箓》，宣称玉皇大帝已将张亚子封为主文运、司禄籍的“文昌帝君”，首次明确地说张亚子奉玉皇大帝旨意，掌管文昌府事和人间功名禄籍。古代的举子们亟需一个科举的主宰神，而统治者更需一个国家的科举守护神，在民俗、皇权、社会变迁、道教等多种因素和力量的推动下，文昌帝君最终成了中国境内掌管文籍官禄、声威显赫的大神，受到仕人举子与平民百姓的广泛崇拜，文昌庙也遍及天下。元朝皇帝看到汉民信道的事实，为控制汉民，重开科举的元仁宗在延佑三年（1316）正式将梓潼神与文昌神功能合一，将张亚子封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并钦定为忠国、孝家、益民、正直之神，遣使献祭，这就让“梓潼帝君”正式入主“文昌宫”，也等于将文昌星神与梓潼神正式合二为一，称文昌帝君。从此国家有了名正言顺的科举神，并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文昌崇拜文化。各地都争相兴建文昌宫祭祀。元朝末年贡师泰《玩斋集》卷七《文昌祠记》说：“梓潼神，祠在蜀郡梓潼县，累封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今郡县所在亦多祀之。”可知文昌帝君已被相当多的地方官员祭祀。文昌帝君发迹于民间，跻身于庙堂，其信仰自下而上，十分广泛。明初官方学校沿袭元代旧有礼俗，明英宗时新修京师梓潼帝君庙并遣官致祭，各地多建有文昌宫、文昌祠、文昌阁。明清两代还曾规定各地乡绅修建文昌祠、庙，地方官府应予嘉奖，于是，全国各地修建文昌祠庙蔚然成风。科举信仰文昌帝君是我国古代文章、学问、科举士子的保护神，读书人将他奉为文财神。自古以来我国提倡学而优则仕。有钱有势的为不失家风，无钱无势的为改变社会地位，告别贫困，都想读书做官。于是文昌信仰应运而生，莘莘学子大都会去祭拜文昌帝君。从汉代以来，对文昌的信仰从未淡化过。读书人出门在外也要请一尊文昌神像，以便随时祭拜求助。国家、家庭祀典都少不了祭文昌帝君的。宋代重视科举取士，各地祈求神灵保佑功名利禄蔚然成风，受唐宋皇帝敕封的梓潼文昌帝君自然备受文士信奉。据称，梓潼文昌帝君对人的功名前程颇显灵验，多预示进士高第，尤其是状元。蔡京的儿子蔡绦为迎合宋徽宗崇尚“神霄大教”，神化相权，又编造了“梓潼神风雨送宰相”的故事，其《铁围山丛谈》卷四甚至总结出一条“铁”的规律：“长安西去蜀道有梓潼神祠者，素号异甚。士大夫过之，得风雨送，必至宰相；进士过之，得风雨则必殿魁，自古传无一失者。”也就是说士大夫经过梓潼祠，如果有风雨相送，必官至宰相；进士经过梓潼祠，得风雨相送，必中状元。相传自古以来没有一个不灵验的。传说当时蔡京、王安石、何文缜谒拜梓潼文昌帝君遇风雨，后皆官居高位，自是民间奉祀益盛。南宋偏安杭州，宋高宗开始大封梓潼神，绍兴十七年（1147）加梓潼神为六字王号。绍兴二十七年（1157）四月，又将梓潼神加封为“英显武列忠佑广济”八字王，是两宋封得最高、最多的一朝。景定五年（1264），宋理宗诏封梓潼神为“神文圣武孝德忠仁王”。这是封建皇帝第一次在敕封中肯定了民间信仰中梓潼神主宰文运科举的职能，把梓潼神与“文”拴在了一起。南宋前期，梓潼神的职掌是掌仕禄，或梦中预告榜次或排除登科障碍。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记载：仕人李知几年少时，祈梦于梓潼神。这天夜里，梦见来到成都天宁观，有道士指织女支机石说：“以这个为名字，必定科举及第。”于是改名石，字知几，当年果然省试及第。看来陆游也对梓潼神的灵异感兴趣。这些传说，使得梓潼神成为主宰功名利禄的神灵，为士人所崇拜，民间奉祀益盛。宋人《新编分门古今类事》书中一再征引的《灵应集》，所载多为梓潼神前定科第的灵应故事。南宋时期，梓潼神以科举神的身份出现在南宋人民面前，士人渴望功名利禄，祭祀梓潼神尤为虔诚，朝廷首先在杭州吴山建梓潼庙，各府州亦立梓潼帝君祠。宋人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四《外郡行祠》载：“梓潼帝君庙，在吴山承天观。此蜀中神，专掌注禄籍，凡四方之士求名赴选者悉祷之。封王爵曰：惠文忠武孝德仁圣王。”杭州吴山承天观建有梓潼帝君庙，当时，临安及各州县还分建梓潼神庙，供四方求名赴选士子举祷。由宋入元的马廷鸾尝作《梓潼帝君祠记》，就说梓潼神在南宋大为流行，尤为文士所宗，四方士子纷纷到杭州吴山的梓潼帝君庙去祭拜。梓潼庙、祠迅速遍及全国，尤以宋理宗、宋度宗两朝创建最多。一些科场得志的文人纷纷撰文，为梓潼帝君扬名。如状元姚勉在所作《明州奉化县梓潼帝君殿记》中论证了作为科举神的梓潼帝君的重要性，还说：“梓潼神君庙食西蜀，启封王社，载在祠典，昭不可泯者哉，祠之者宜遍天下也，岂独奉化！”状元文天祥借诸生之口也大赞梓潼神的灵验。元代奉祀更盛，虞集《广州路右文成化庙记》更说“缙绅大夫士多信礼之，而文昌之祠，遂遍郡邑”。从宋至清，梓潼文昌帝君屡屡受封，香火日益旺盛。明代时天下学馆都立文昌祠。清朝规定，每年农历正月初三文昌帝君诞辰，朝廷派员参加祭祀活动，读书人必到当地文昌宫拜祭文昌帝君，秉烛焚香，献上祭品，祈求文昌帝君保佑科举应试顺利，赐给功名利禄。民间年画绘文昌帝君，无非是着官帽官袍之类的形象。有趣的是，在文昌帝君两侧，也常绘两位童子像，俗称“天聋”、“地哑”，为一聋一哑的侍童。明末清初徐道《历代神仙通鉴》说：“（梓潼真君）道号六阳，每出驾白骡，随二童曰天聋、地哑。真君为文章司命，贵贱所系，故用聋哑于侧，使其知者不能言，言者不能知，天机弗泄也。”认为天聋、地哑的作用，全在于科举时的保密，免生弊端。清乾隆年间翟灏辑的《通俗篇》转引王逵《蠡海录》说：“梓潼帝君从者，曰天聋、地哑。盖不欲人之聪明用尽，故假聋哑以寓意。”认为天聋、地哑意在教人归真守朴，莫聪明外露。民间画工依据传说，认为科举考试的试题是由梓潼神定的，所以梓潼神决定着士人的命运。安排聋哑人为侍童，是要保证试题得以保密。禄神在传说中被视为分管官位升迁的神，于是在四川梓潼大庙内文昌帝君旁便站有“地哑”、“天聋”两个侍从。俗称左执书者名为天聋、右拿拂尘者则是地哑。“天聋”听不见，“地哑”虽能听见却不能说，这就保证了“人事”上的机密不被泄露。尤其是“地哑”听见了说不出的着急表情，每每看到，总让人有一些说不出的滋味。嘉庆倡导道教以二月初三为文昌帝君诞辰，清代每年文昌帝君圣诞，朝廷要派官员前往文昌祠祭祀。旧时都于这一天举行文昌会，相沿成俗。清代崇德弟子纂述的《文昌帝君本传》，称文昌帝君灵异甚着，凡禳灾祛沴，祷雨祈嗣，有感必通，能镇伏妖魔，疫疠鬼神。说文昌帝君为文章司命，贵贱所系，文武医卜、士农工贾，凡一民一物之枯荣贵贱，皆隶文昌帝君之造化。还说文昌帝君居紫微垣文昌宫，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常降乩直书，现梦隐示，可分身应化，救劫保生，等等。清初“文昌之祠遍天下”，一直是进京参加会考的考生们顶礼膜拜的圣殿。清雍正、乾隆时期的吴敬梓《儒林外史》卷四二写南京乡试说：“放过了炮，至公堂上摆出香案来……跪请七曲文昌开化梓潼帝君进场来主试，请魁星老爷进场来放光。”举子出考场后，又要供文昌帝君的纸马祭献。可见那时文昌神非常走红。清代文昌信仰的普及化与嘉庆皇帝的倡导有关。清代自嘉庆元年（1796）爆发的五省白莲教大起义由盛而衰，清政府和士大夫深切感到了民间宗教对统治秩序的威胁。为了振兴文运，战胜所谓的“邪说”，嘉庆皇帝抬出文昌神以福国佑民。嘉庆五年（1800）白莲教大军进兵梓潼，据说梓潼神显灵打出旗帜，吓得白莲教大军退兵，后来所谓“潼江寇平”，清军取得川西战役的胜利。大概是战事恰在梓潼，被清军附会是文昌神的佑助，消息传至京师，嘉庆皇帝借此声势浩大地炒作了一番。他亲自书写“化成耆定”匾额，用彰异绩，并在京师地安门外明成化年间文昌祠的旧址，重新修建文昌祠，祭祀文昌帝君。据光绪《清会典事例》卷四三八《礼部一四九？中祀》载，嘉庆六年（1811）夏，文昌祠落成，嘉庆皇帝躬谒行九叩大礼，并颁诏称：“文昌帝君主持文运，福国佑民，崇正教，辟邪说，灵迹最着。海内崇奉，与关圣大帝相同，允宜列入祀典，用光文治。”又据《清史稿》卷八四《礼三？文昌帝君》载，大学士朱珪为此专门撰写碑记，论证“文昌之祀，始有虞，着《周礼》，汉、晋且配郊祀”。文昌神久司爵禄、科举，历代封号可考，亦即符合祀典传统。朝廷礼官遂依照关帝庙祀典定出，每年以二月初三文昌帝君诞日为春祭，秋祭选定吉日。同时设立“文昌帝君先代神位”致祭，祀典如关帝。光绪《清会典事例》卷四三八《礼部一四九？中祀》还载，嘉庆六年，嘉庆皇帝还奏准：“各直省旧有文昌庙，照山西解州等处关帝庙之例，令该地方官届期躬谒致祭。其向无祠庙之处，令择洁净公所，设位致祭。”嘉庆皇帝不仅在京师建成文昌庙为天下先，而且下诏全国崇奉文昌帝君，更要求地方上祭祀文昌，推动了各地文昌祠庙的设立与祭祀，这些举措进一步加强了文昌神信仰的影响。清代文昌信仰以此为契机而普及全国各个地方。从此文昌崇拜重炽，直到清末，各府县大多建有文昌庙。清朝后期的皇帝还不断亲谒文昌庙行礼，计有咸丰七年（1857）、同治十二年（1873）、光绪十三年（1887）几次。这些举措进一步加强了文昌神信仰的影响，也促使了全国各地普遍兴建文昌庙，据《四川通志》记载，“府城四隅都有文昌祠，各州县亦多有之……”一时间各地都建有文昌宫、文昌阁或文昌祠，一些乡间书院和私塾也都供奉文昌神像或者神位。《阴骘文》《文昌帝君阴骘（zhì）文》为道教劝善书的一种，简称《阴骘文》，又称《丹桂籍》，丹桂喻科举及第，因文昌神主功名禄位故名。“阴骘”一词源于《尚书？洪范》：“惟天阴骘下民。”意谓冥冥之天在暗中保护人们。《阴骘文》作于何时，说法不一，或说宋代，或说明代，其内容结合道教人生哲学和伦理学，以通俗的形式劝人行善积阴德，久之须得神灵赐福，所谓“近报则在自己，远报则在儿孙”，是种天人感应的报应论。此文在明清时影响很大，几乎家喻户晓。《阴骘文》收入《道藏辑要》星集第九。文昌信仰善书的开始普及在明代。明代文昌信仰与倡导暗中行善施德与人以致福的阴骘思想结合，明中叶出现了不少此类善书，现存最早的阴骘文是十五世纪中叶松江人颜廷表编的《阴骘文注案》。今日所见的《阴骘文》以文昌帝君扶鸾降笔写成，全文540多字，开宗明义：“帝君曰：吾一十七世为士大夫身，未尝虐民酷吏，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广行阴骘，上格苍穹。人能如我存心，天必赐汝以福。”以下是训人具体的行善行为，列举忠主、孝亲、敬老、信老、怜孤恤寡、敬老怜贫、不谋人财产、不淫人妻女、不持富豪而欺贫困，不倚权势而辱善良等10项奉为立身处世准则。最后强调“近报则在自己，远报则在儿孙。百福骈臻，千祥云集，岂不从阴骘中得来者哉”。《阴骘文》最大的特点就是排除了空洞的理论说教，结合历史上的真人真事，进行教化规劝，如：“于公治狱，大兴驷马之门”、“窦氏济人，高折五枝之桂”、“救蚁中状元之选”、“埋蛇享宰相之荣”、“正直代天行化”、“慈祥为国救民”、“施棺椁免尸骸之暴露”、“施茶水以解渴烦”等，这些词句所代表的窦禹钧、范纯仁、郭元振、孙叔璈、程一德等皆是被载入史册的人物。这些人物为什么能够科场中意，仕途无限呢？《阴骘文》是这样解释的，就是凡人不见得通过轰轰烈烈的场面来表现自己，只要心地善良，从一点一滴的善事做起，便可以得到报应，当然这种报应是上天的答复，善良的结果。近一点报在自身，远一点报在儿孙身上，只是时间早迟的问题。如以宋代程一德为例，程一德粗知文字，孜孜为善，每遇到嘉言善行就刊刻施人，夜梦文昌帝君对他说，你刻善书的事已经报达天庭，上帝许诺昌扬你的后代。果然他的子孙俱少年高第，南宋程明道、程伊川两位大理学家也是其后裔。《阴骘文？灵验》有四川苏仲一事，有一年四川大歉，眉山苏仲捐土地三千亩，施散给无地的农民，救活无数饥民；同时又刊刻印刷《阴骘文》，免费在民间散发，这样，由于他广结善缘，所以他的儿子苏洵、孙子苏轼、苏辙都登科做官，又为有宋一代的大文豪。《阴骘文》对挽救道德危机，缓和阶级对立情绪，维护当时社会正常的纲常秩序，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吾一十七世为士大夫身，未尝虐酷民吏”、“慈祥为国救民”、“勿倚权势而辱善良”、“见先哲于羹墙，慎独知于衾影”，为配合今天的反腐倡廉，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敬惜字纸敬惜字纸，也就是敬惜带字的纸，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燕京旧俗志》记载：“污践字纸，即系污蔑孔圣，罪恶极重，倘敢不惜字纸，几乎与不敬神佛，不孝父母同科罪。”于是，就出现了劝人敬惜字纸的善书，也就是所谓“惜字功律”。惜字功律有不止一种传本，每一种的首要内容都是所谓《文昌帝君惜字功律》。清代，社会上有大量的《惜字律》被看作是文昌帝君制定的天条圣律而流传，文昌帝君是民间信奉的主掌文人命运的一尊神祇，写字是文人的职分，因而敬惜字纸的工作当然也归文昌帝君来管辖。《文昌帝君惜字功律》究竟传自何时，目前尚无法考证，现存所见《文昌帝君惜字功律》之类善书均为清末刻本。所谓《文昌帝君惜字功律》决不是什么文昌帝君神授，而是凡世文人所编写的。光绪十三年（1887）坊刻本《惜字律》，虽然题为“文昌帝君惜字功律”，但是其实际内容却是劝导诸色人等传布《惜字律》的偈语，开篇即说：“国家颁行《惜字律》，风调雨顺干戈息。”结尾说：“一切发心刊印者，善报昭彰庆有余。”看来文昌帝君神力实在有限，他的戒律也还要靠国家颁行、大众传布，才能被芸芸众生所接受。文昌帝君规定人们必须怎样“敬惜”字纸呢？《惜字律》刊有“敬字纸功例”和“慢字纸功例”，继之是完全以“文昌帝君”口吻写的“劝惜字纸文”，并附有“敬字十凡例”。“敬字纸功例”、“慢字纸功例”都是用“功过格”的形式，分别规定对各种敬惜或侮慢字纸行为的奖惩措施。“功过格”是善书中常见的供人自我约束的规条，写明做某善事可记若干功，做某恶事则要记若干过。天日昭昭，到头来功过相抵，该奖该罚，自有报应。而以“文昌帝君”口吻写下的“劝惜字纸文”及所附“敬字十凡例”，当看作是文昌帝君制定的天条圣律。敬惜字纸最高的功德，是“生平以银钱买字纸至家香汤浴焚者”。文昌帝君将其列为可记“万功”之首功，凭藉此功，可“寿增一纪，长享富贵，子孙荣显”。这里所说的“字纸”，虽然其本意主要是指带字的废纸，用香汤洗净后焚化是为使神圣的文字免受亵渎，并不是鼓励烧书，但有两类书却明文写在应焚毁之列，一种是“怪异淫乱”之书。在“敬字纸功例”中专有一条明确规定说焚毁此等书籍，可以记录“百功”，并能使“本身增寿，子孙贵盛”。另一种是残缺不全的书籍，“文昌帝君劝惜字纸文”所附的“敬字十凡例”中，把“不全遗书、破残经卷”与“淫词小说、恶款榜文”并列，要求人们随手捡拾，“随即焚化”。《惜字律》的主要着眼点是“敬惜”写出或印出的文字，劝导人们爱护书籍，对于保存古籍，还是有一些积极意义的。如“敬字纸功例”要求人们“不轻笔乱写，涂抹好书”；“不以书字放湿处霉烂，并扯碎践踏”；“慢字纸功例”中要求更严，如不能“以字纸经书放船舱底并马上，令人骑坐”，违之要记“二十罪”，“生毒疮，受人欺凌”；不能“以经书枕头”，违之要记“十五罪”，遭“穷苦，受杖刑”；甚至“以不净手或便溺后不洗翻阅经书者”，也要记“三罪”，遭“生刈指疮”之罚。如此说来，古代贤人如欧阳修者流如厕读书的习惯，若文昌帝君有知定然会给以更严厉的惩处。早在明末的拟话本小说集《西湖二集》中《愚郡守玉殿生春》讲了一个敬重字纸获福报的故事，非常形象生动。故事讲的是宋孝宗朝宰相赵雄，年轻时老师出上联说：“一双征雁向南飞。”赵雄对曰：“两只烧鹅朝北走。”老师又出“门前绿水流将去”，他对“屋里青山跳出来”，就是这样一个文墨不通的人，却因为“有一着最妙之事，是敬重字纸”，那九天开化文昌帝君便认为他阴功浩大，下降佑助，使他一路走运并一直做到宰相。这则故事里作者把赵雄写得过于愚笨。其实赵雄在历史上也实有其人，《宋史》有传。他虽然不像宰相王曾那样声名显赫，却也颇有才干谋略，位至宰辅。“富贵福寿之报”中最为有名的例子是宋人王曾因其父敬惜字纸十几年，而中状元，做到尚书，拜宰相。只是在这部书中王曾父亲则是一生敬重字纸。凡是污秽之处、垃圾场中，或有遗弃在地下的字纸，王曾父亲定然拾将起来，清水洗净，晒干焚化，投在长流水中，这才积下这般功德。王曾确是宋代有名的状元宰相，不过他幼年丧父，靠伯父把他抚养成人。不知王曾的故事最早是出自何许野史稗说，因为正史中绝无记载。这种广惜字纸获得福报的例子很多。相传江苏扬州甘泉县有一位叫高明的先生，没有子嗣，遂发心成立惜字会，收买字纸焚化；像墙壁上撕下的招贴广告纸，就加以收购焚烧；每年年底，春联楹柱的碎字纸，更格外提高价值收购，并且以收字纸多寡来决定节赏之轻重，雇工莫不争收，使得境内毫无遗弃废纸。每年都如此，后来生下二子，贤孝发达，数世贵显。此生并享寿89岁，无疾而终。开封人郑广才，家境贫寒，自己又染患痨病，求医无力，亲邻助资延医诊治，也不见效。一日，因为经过字纸炉，有人在焚化字纸，并跟他讲到果报迅速，于是顿生感悟。即发心带病捡拾字纸回来，并焚于字纸炉中。起初，捡拾精神尚疲惫，后来，愈捡拾精神愈好；半年后，身体竟然康复。自思：惜字半年居然祛病，可见惜字之功，感应如此神速，如果终生行之，福报更可想见。于是，就发愿终生惜字，后来果然无疾而寿。《惜字新编》收录的福祸报应故事自然多属无稽之谈，不过其中个别一些事例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可以用作研究社会生活史的资料，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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