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多特殊

作者简介

《中国有多特殊》是一个动荡多变的世界，是一个思想激辩的时代。每个人，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公共问题的讨论。然而，更多人是以锋利代替了思考，径直宣泄自己的情绪。刘擎的文字，如刘瑜所说，“审慎又不是犀利，清晰却有深度”，客观不偏执。《中国有多特殊》收录了他关于众多公共事务的思考和评论，让我们去思考“自己是谁”、“为何如此”、“怎么样改变”等诸多疑问。刘擎结合政治、哲学、历史文化等众多元素，解读社会发展变化、人们思想的演进，以求让中国人能够更深入和客观的去看待、去思考。

《中国有多特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刘擎对当下热点话题的分析评论，第二部分是长评，第三部分主要是访谈，包括刘苏里和刘擎的对谈。

书籍目录

自序   在新的地平线上/V

辑一

达尔文主义的迷思/ 003

国际与国情：伪辩证和真戏法/ 007

中国有多特殊/ 011迷失与委身/ 015

“特殊价值”的傲慢与偏见/ 019

奇迹背后的可耻秘密/ 023

“世界杯”与男权主义的反弹/ 027

如何论证“包办婚姻”的优越性/ 031 谁让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 035

健美操与忠字舞/ 039

比盲人更盲目/ 043

看见别样的生活/ 047

你所不知道的真相/ 051

“虎妈妈”的战歌唱给谁听？/ 055

面对言论自由的伤害/ 059

日本的国民性能解释什么？/ 063

谁在乎西方模式？/ 067

普世与特殊是分歧所在吗？/ 071

黑箱操作与网络围观/ 075

从真相中拯救信任/ 079

风险社会的婚姻观/ 083

爱的理由/ 087

美国会爆发革命吗？/ 091

辑二

世俗时代的死亡问题/ 097

奥巴马的“继续革命”/ 105

《革命之路》中的爱欲与政治/ 113

谁害怕贝尔纳－亨利•莱维？/ 121

面对中国模式的历史终结论/ 131

回顾马丁•路德•金抄袭事件/ 141

群体性疯狂如何可能/ 153

民主社会中的教育权威/ 159

“另类道路”的诱惑/ 167

面对兰德的挑衅/ 173

一个平民的自由主义理想/ 179

建构纯粹的“中国范式”是否可能/ 185

价值认同的困境与可能/ 191

我的非经典阅读/ 197

辑三

自由主义及其不满/ 203

当下思想界的状况/ 217

立宪与政治正当性/ 235

编辑推荐

《中国有多特殊》编辑推荐：一次“思考”与“锋利”的较量；一次“意图”与“观点”的评判；一场论争背后学识与品格的检测带来的一个公共写作的典范，“我们”是谁？在什么意义上我们还是“纯粹的中国人”？我们追求的理想生活图景究竟是什么？许多确定无疑“原本如此”的信念与感知，会遭遇到“为何如此”的疑问，或者“未必如此”的困惑，甚至“不必如此”的否定。中国有多特殊？学者刘擎告诉你他内心的答案。《民主细节》作者刘瑜力荐！

前言

自序在新的地平线上“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年轻的时候就听崔健这样唱过，而20多年来时代的节奏似乎从未放缓。也许，这个世界一直是动荡多变的，只是今天全球化的浪潮吞没了各种疏隔的屏障，让人更真切地感受八面来风的冲击，时而惊喜，时而惊慌。“全球化”究竟是什么？在一次讲座中，哥伦比亚大学的著名教授巴格沃蒂曾给出一个自称“最为真确的定义”，那就是“戴安娜王妃之死”。何以如此？他的解释是：“一位英国的王妃，带着埃及的男友，在法国的一条隧道里撞车，开的是一辆德国车，安装着荷兰的发动机。司机是一个比利时人，喝多了苏格兰的威士忌。追赶他们的是意大利的狗仔队，骑着日本的摩托车。为她治疗的一位美国医生，用的是巴西的药品。这个消息是一个加拿大人传出的，使用的是比尔•盖茨的技术。而你可能正在一台电脑上阅读这个消息，这台电脑用的是中国台湾造的芯片、韩国产的显示器，由一个印度的卡车司机运输，被一些印尼人截获，由硅谷的码头工人卸货，然后由一个墨西哥非法移民运送给你……我的朋友，这就是全球化。”作为全球化现象的一个缩影事件，戴安娜之死或许过于戏剧化了。我们来看看身边更为寻常的文化生活情景。若以戏仿的笔触可以如是描述：这是一名中国大学生的一天，背诵英语是早晨起来后的首要任务。上午第一门课学习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第二门课听老师讲述北欧的“福利国家制度”。下午参阅英国学者写的《欧洲战后史》写作业，同时听着耳机里法国歌手Alizee的歌声。晚饭前最后一小时参加了印度“瑜伽班”的健身运动。晚上的第二专业选修课是“工商管理”，使用的是美国哈佛商学院的教材（山寨版）。回到寝室后在网上看了一部非常文艺的伊朗电影，随后在新浪微博上写下自己的观后感（又“翻墙”到脸书上再发一遍），然后刷微博几十篇直到心生倦意。临睡前念几篇《论语》慢慢进入梦乡。我们今天享有的物质和文化“产品”，有相当大的部分源自异国他乡。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超出了原有的地方性，与更遥远更开阔的世界交织在一起。以地理疆界标识的那个“本土文化”逐渐失去了清晰的轮廓，汇入了正在浮现的新的地平线。有人赞美“开放”，有人哀叹“混乱”，但无论如何，空间上横向的现代文化与时间上纵向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越来越深刻地交汇融合，共同构成了我们“纵横交错”的背景和视域。那么，“我们”是谁？中国有多特殊？在什么意义上我们还是“纯粹的中国人”？我们追求的理想生活图景究竟是什么？在新的地平线上，许多确定无疑“原本如此”的信念与感知，会遭遇到“为何如此”的疑问，或者“未必如此”的困惑，甚至“不必如此”的否定。生逢动荡多变的世界，我们身处思想激辩的时代。这个文集的大部分篇章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事关公共问题的讨论。学者介入公共写作在古今中外屡见不鲜，成败都不乏先例。杰出的文章往往是学理与评说相映成辉，执着于真理与良知，又避开偏执和狂热，彰显理性的慎思和公允，行文晓畅却不流俗……所有这些品质都不易企及。何况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所有公共问题都会引发争议，而论辩常常让人倾向以“锋利”压倒“思考”。但在我看来，如何对待异己之见和论争对手是对作者学识与品格的某种检测。就此而言，虽然我的教训或许远甚于经验，但私心里依然存着一个榜样，那就是汉密尔顿写在1787年《联邦党人文集》的开篇之作。当时的美国在费城制宪会议之后，围绕新的“联邦宪法”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争论，联邦主义者与反联邦主义者的分歧事关美国的根本命运。汉密尔顿指出，各种私利可能会导致“反联邦主义”的观点。“在新宪法必然会碰到的最大障碍中”是某些人的“明显利益在于反对一切变化”。但他随后的两段话发人深省：我清楚知道，不分青红皂白，随便将哪一路人的反对（仅仅因为他们所处地位会使他们可疑）都归结于利益或野心，不是实事求是的。……使判断产生错误偏向的原因的确很多……聪明而善良的人们，在对待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上既有站在正确的一边，也有站在错误的一边。这一情况如果处理得当，可以给那些在任何争论中非常自以为是的人提供一个遇事实行节制的教训。……野心、贪婪、私仇、党派的对立，以及其他许多比这些更不值得称赞的动机，不仅容易对反对问题正确一面的人起作用，也容易对支持问题正确一面的人起作用。假使连这些实行节制的动机都不存在，那么再也没有比各种政党一向具有的不能容忍的精神更不明智了。因为在政治上，如同在宗教上一样，要想用火与剑迫使人们改宗，是同样荒谬的。两者的异端，很少能用迫害来消除。我承认我对新宪法慎重考虑以后，明确认为你们接受它是有好处的。我相信，这是你们争取自由、尊严和幸福的最可靠的方法。我不必故作有所保留。当我已经决定以后，我不会用审慎的姿态来讨好你们。我向你们坦率承认我的信仰，而且直率地向你们申述这些信仰所根据的理由。我的意图是善良的，我不屑于含糊其辞，可是对这个题目我不想多作表白。我的动机必须保留在我自己的内心里。我的论点将对所有的人公开，并由所有的人来判断。至少这些论点是按照无损于真理本意的精神提出的。我以为，这是一个公共写作的典范。汉密尔顿无保留地将复杂性公之于众：聪明而善良的人也可能出错，而低下的动机对意见正确的人和错误的人同样会产生作用。但这种复杂性并没有使他陷入举棋不定、语焉不详的处境。他坦陈自己的信念和观点，并告诫公众：不要看重他的善良意图，而只应当判断他的论点。我邀请读者以这样的标准来要求中国的公共写作，包括正在打开的这本文集。这绝非出于自负（相反，我深知以这样苛刻的标准加诸自己会是灾难性的），而是因为当代公共讨论的问题事关重大，公众有理由提出与这种重要性相配的严苛标准。公共论说无论如何雄辩，在本质上应当是一场对话。因此，所有的诘问总是需要自我诘问的维度。失去了这种自省意识，也就取消了意识形态与知识批判之间的界限。我知道在风云际会的焦灼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淡忘节制与审慎的智识美德。重温汉密尔顿的文字，或许有助于恢复知识人应有的责任与品格。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愿以此与公共写作的作者们共勉。这部文集收入了笔者近年发表的书评、专栏和访谈文章，大多刊登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和《新世纪》周刊等报刊。特别感谢徐晓、灵子、陆灏和黄晓峰等编辑朋友的热忱与辛劳。没有他们的循循善诱以及催促胁迫，我的许多夜晚会有更安逸的睡眠，而这些或许微不足道的所思所想也仍然是梦游般的只言片语。2013年3月15日于上海

内容概要

刘擎

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著有《悬而未决的时刻：现代性论域中的西方思想》、学术随笔集《声东击西》等，译有《言论自由的反讽》《以赛亚•伯林的遗产》《现代性的教训》等。

名人推荐

审慎但不失犀利，清晰却有深度。刘擎的文章总是能把握时代的“七寸”，就像一个优秀猎人能搜索到丛林中最凶猛的猎物，并精准地将其击中。在一个立场往往先于思考的时代，刘擎的文字是对思想之优雅难得的提醒。——刘瑜

章节摘录

国际与国情：伪辩证和真戏法公共舆论的主导者，从传媒评论家到各种机构的发言人，大多是要讲道理的（至少要摆出讲道理的样子）。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时下的“意见领袖”常常诉诸两套不同的道理：“中国国情论”与“国际惯例论”。前者立足于本国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风俗民情的特殊性；后者依据当今世界广泛通行的规则与实践。两种道理各有千秋，彼此竞争或能互见长短，于活跃思想不无裨益。但还有更强劲的论者，擅长在两种道理之间自由穿梭，援引国际惯例时冠冕堂皇，一旦讲不通就转向国情论，也振振有词。时而“国际”时而“国情”，不是国际就是国情，人间万事一网打尽，无往而不胜。比如，在房价问题的讨论中，有房产界权威人士语出“雷人”：“年轻人就应该买不起房子。”之所以那么咄咄逼人，因为有“国际惯例”支持——据说在发达国家，几乎没有30岁以下的年轻人能购买房产。但他的“国际道理”却完全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在所谓发达国家，一幢普通单体别墅的价格，大约相当于一个大学毕业生就业后5～10年的收入总和。相比之下，中国的大学生需要多少年？你不时会收到那些房地产广告短信，通告某套房子“仅售”多少万元，你仅用小学算术就会发现，这个价格“仅”是你30～60年的工资总和。然后你明白，不仅年轻的时候你负担不起，就是人到中年甚至老年，你也非常可能买不起。若是拿这样的事实来反问权威人士，他大约会告诉你，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再比如，国内柴油汽油价格上升引发不少争议，当然可以用节能环保的理由来支持成品油大幅涨价，笔者本人会赞同这种理由（条件是，附加收益必须正当地、透明地用于公共事业）。但也有相关领导从“市场机制”的角度来论证。当国际油价从80美元涨到147美元的时候，支持涨价的理由是“要进一步与国际市场接轨”，而后来当国际油价从147美元跌到50美元时，维持高价的理由又变成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什么价格都与国际接轨，这不太现实”。国际接轨论与国情论就这么完美配合，于是总是有理，永远有理。从理论上说，笔者赞赏“普遍理论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努力。中国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如何辩证地处理国情与国际惯例的关系，是一个真实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需要以巨大的勇气、诚实和智慧去面对。但总在两种道理之间左右逢源，为自我合理而任意取舍，“辩证法”就可能沦为“变戏法”。“戏法”可能越变越熟练，但从没法让人心悦诚服。更为复杂的情况，是最近有关互联网监管问题的讨论。许多论者同时以两种理由为监管辩护：一方面，中国的网络管理与国际通行惯例大体一致；另一方面，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网络监管的具体内容和尺度应当遵循本国特定的法律和规章。这似乎是“相同论”与“特殊论”的完美综合。然而，从逻辑上说，“相同”加上“特殊”就是总体，而没有任何事物能逃得出总体，两者综合相加当然可以包打天下，解释一切。换言之，任何一个人类社会（无论其言论和信息自由状况如何）都可以用这类“综合论”为任何尺度的监管控制辩护。但是，如果仅仅诉诸这种原则性的辩护，那么自由开放的程度差异就无从谈起，我们甚至无法由此论证中国对言论与信息的管理比30年前更为合理或进步。实际上，相关讨论的关键并不在原则层面，而是在具体的内容和尺度。就原则而言，谁都知道，没有任何国家的言论和信息会享有无限制的绝对自由。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早就言明，自由并不是放任，没有法律也就没有自由。所以，根本问题从来不是“要不要规则”或“应不应当监管”，而是在于“监管什么”和“如何监管”。中国的网络既有高度活跃自由的信息传播和言论表达，也有根据国情和国民状况而实施的限制与监管。但是，既然事关国情和国民，那么具体限制什么和监管什么，是否应当进入公共审议的程序？暂且不用去理会外国人如何说三道四，但我们本国公众对此是否有正当的“知情权”？国际电影资料库（IMDB）是电影专业研究者和众多影迷所钟爱的免费网络资源，却在不久前被“屏蔽”了。这似乎无法用“国际惯例”来解释，但可以用“国情”来解释吗？这样一个电影手册指南性质的资料库，在什么意义上会涉嫌淫秽色情、颠覆政府或种族仇恨？也许愚笨如笔者缺乏足够的敏锐和洞察力，这就需要监管部门来辅导我们：出于怎样的国情，依据什么规章，按照何种程序，就这么毫无商量地屏蔽了国际电影资料库这样的网站？在我看来，绝大多数网友不赞同绝对的自由放任，也愿意接受合理的规则与必要的监管。但作为公民，我们有正当的权利要求公开的解释和论证。否则监管者就是将自身僭越于全体公民之上——武断地假设了自己在道德上和智力上优越于公众，这不仅是粗暴的羞辱，而且本身涉嫌公权的滥用。长此以往，会造成破坏社会和谐的隐患。中国有多特殊森林里看不见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地球上也找不到两个一模一样的人。世间的每一种（物质的或精神的）存在，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个说法很有道理，甚至透着细腻的诗意。但同样有道理的是，所有树叶仍旧是树叶，每一个人都属于人类。我们从小就会背诵“对立统一”原则，却常常错失了辩证思考的意蕴。令人玩味的是，特殊主义论述本身并不特殊，无论是“自我特殊论”或“他者特殊论”，都普遍地存在于人类的认知与想象之中——从“法兰西文明优越论”、“普鲁士道路”、“亚洲价值观”，到“美国例外论”，不一而足。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殊论”也并不例外。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进口的”和“国产的”中国特殊论日趋强劲。其中，马丁•雅克的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大约最引人注目。雅克急切而郑重地告诫读者：重要的趋势不只是中国要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而是中国将以特殊的、完全不同于西方所想象的方式来主导世界。因此“中国的崛起”意味着“西方世界的终结”（英国版副标题），或者，“一种新全球秩序的诞生”（美国版副标题）。但是，正如著名学者佩里•安德森在相关书评中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对独特“中华性”（Chineseness）的神秘言说实际上由来已久——从马可•波罗在中国游记中塑造的美妙绝伦景象，到18世纪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文明的赞叹，再到20世纪危言耸听的“中国黄祸说”（yellow peril），只是时而抱有恭敬，时而显出轻蔑，在“中国热”（Sinomania）与“中国恐惧”（Sinophobia）之间来回摇摆。如今，“中国恐惧绝对没有消失，但又一轮中国热正在形成”。但这类东方主义式的“中国特殊论”，无论是表现为热衷还是恐惧（所谓“中国威胁论”），就认知水准而言都乏善可陈，它们不是依据细致的考察与深刻的辨识，更多来自一知半解的“观察”与牵强附会的臆想，也就难以真正地澄清中国独特的传统文明究竟在何种意义和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对中国当下的崛起产生了影响。国人自产的中国特殊论也源远流长，自晚清以来从未平息，也有过多次勃兴。由此衍生的一个推论，可称之为“不适合论”：由于中国如此特殊，非中国原产的理念、价值、制度或实践，大多不适合中国国情。曾经有林林总总的不适合论，听上去都振振有词。比如，“西医不适合中国”，因为国人体质与西人大为不同；“自由恋爱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自古崇尚大家庭观念，婚姻不是男女个人的结合，而是两个家庭的结合，要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同校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传统讲“男女授受不亲”；“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因为一个犹太人根据欧洲传统与社会经验总结出来的理论不可能适合本土国情；“个人权利观念”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人的认同从来根植于群体，而不是“原子化的个人”；“市场经济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取向，中国人又经过社会主义的锻造，不可能接受追逐利润与金钱的价值观。（李新宇教授两年前曾发表《“特别国情论”小史》一文，对百年来流布的“宪政”、“共和”与“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种种说法与理由，做过引人入胜的梳理与解读。）据说，快餐业巨头麦当劳在进入中国之前曾找人评估市场前景，得到的结论是必败无疑。因为中国人有自己独特、丰富而悠久的面食传统，绝对不会接受“汉堡包”之类！结果使得麦当劳犹疑不决，在小弟弟肯德基捷足先登之后，才迟缓地做出反应。而今，从西医到麦当劳，从男女同校到自由恋爱，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到市场经济制度，不仅都进入了中国，而且在中国生根开花、发芽结果。以“事后之明”回望，当初那些振振有词的“不适合论”大多是不足为信的武断辩解。这当然不是说，中国的特殊性是一个无意义的命题，也不是说“适合不适合”国情的疑问是一个假问题。关键在于，许多流行版本的特殊论，无论是进口的还是自产的，往往基于某种虚假的本质主义文明论，杜撰出某种固定不变的、同质透明的“中华性”。实际上，中国古代与近现代的文化因素，以及多种外来的价值与理念，都“共时性地”构成了我们生活实践的地平线，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内在的构成性部分。理解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解释中国崛起的原因与后果，应当着眼于历史传统制约下的当代实践。而历史的制约与影响从来是复杂和开放的，特别是由于中国传统具有内部的多重性，经典文本的义理、现实政治中的原则和民间日常生活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也由于中国在近代以来经历了多次巨大的变迁。因此，每当遇到“特殊论”的时候，我们也许要抛开那些陈词滥调，认真地问一问：“当我们在谈论‘国情’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谈什么？”如何论证“包办婚姻”的优越性一个“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时代，会激发层出不穷的理论创新。富有创造力的理论家往往会挑战你的直觉与常识。比如，你碰巧读到这样的新观点：中国维系千百年的“中央集权制”实际上是一种先进的、优越的政治制度，你千万不要惊讶，也不要视之为奇谈怪论就轻率地抵触否定，而是首先要反省你自己的既有观念，你的抵触情绪可能恰恰是因为人云亦云，陷入了迷信和盲从——迷信“民主的乌托邦”，盲目断定“民主比集权进步”。如果怀着开放的态度耐心阅读和思考，或许会受益匪浅。我就发现，类似的文章大多旁征博引，有理论有事实，尤其在“方法论”上特别具有启发。如果能融会贯通地运用，会极大地激励自己的理论创新。比如，我正准备提出一个反潮流的新论：“包办婚姻”比“自由恋爱”更为优越。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包办婚姻作为一种风俗（制度性实践）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如果它完全是愚昧残酷的，怎么可能在一个伟大的文明传统中维系那么久远？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由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包办婚姻与自由恋爱的本质。首先，将“婚姻”等同于“情感”是一种概念错误。任何婚姻都不只是两个孤立男女之间的纯粹情感或性爱关系，而是一种“制度安排”，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包括人口再生产）、文化甚至是政治的功能。将如此重要的制度安排托付给“自由的爱情”，这不只是非理性的，简直是愚昧和疯狂。我们都知道，爱情是神秘的、不可理喻的、昙花一现的，因而也是高度不稳定的。包办婚姻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机制来完成，比子女凭借自己的感情冲动具有更为智慧的判断和审慎全面的考虑，婚姻也受到家族权威与社群舆论的保护和制约，因而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其次，让我们来反思所谓“包办婚姻不幸论”。稳定当然不是婚姻的全部，幸福是婚姻的必要组成部分。对包办婚姻最常见的一个指控是基于“幸福”的理由。流行的观点认为，包办婚姻“压抑人性”，这种稳定关系以牺牲当事人的幸福为代价。但这种看法站得住脚吗？有事实依据吗？人类学和社会学有大量的研究表明（这里需要收集和引证资料，最好有统计数据），包办婚姻与自由恋爱结成的婚姻相比，婚后的“幸福感指数”基本相近（在有些地区前者甚至更高）。因此，“包办婚姻不幸论”完全没有可靠的事实根据，之所以成为一种流行的共识，是被文学影视作品以及传媒宣传误导所致。一般来说，作家、文艺家和媒体人大多持有“亲自由主义”的立场，他们在公共话语的传播中往往有意无意地“选择使用证据”——过度夸大包办婚姻的弊端，极力美化自由恋爱的幸福。按照乔姆斯基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被制造出来的共识”，简单地说，就是“洗脑”的结果。再次，对包办婚姻的批判往往依据一个荒谬的前提预设：在婚姻安排中，父母与子女是“敌对的”。但这是一种反人类、反社会、反自然的观点。我们都知道，父母对子女具有最强烈无私的爱与关怀，也最希望子女获得幸福。的确有少数父母将子女的婚姻作为筹码，来换取自身或家族的利益。但更为普遍的情况是，父母为谋求子女的幸福而奉献与牺牲。因此，在婚姻安排中，父母与子女的利益与目标完全是一致的。差别在于，婚姻的对象是由父母包办决定，还是由子女自由选择。当两者发生分歧的时候，究竟哪一种判断更为可靠？一般而言，自由恋爱中的男女往往受情绪左右，容易被冲昏头脑。相反，父母有丰富的阅历和经验，而且更少受到情绪的干扰，在对子女“终身大事”的判断决定中，他们更可能做出清晰冷静正确的选择。那些反抗父母意见而一意孤行（甚至私奔）的恋人们，大多以悲剧告终，后悔莫及地感叹自己当初的任性。最后，自由恋爱对于社会与道德的负面影响尤为值得关注。自由恋爱发端于两百年前的西方，是启蒙时代宣扬个人主义和人性解放的结果。但是，两百年来的历史实践表明，所谓“人性的解放”会走向“欲望的解放”甚至是“兽性的解放”。越来越自由随意的亲密，越来越放纵的（包括婚前与婚外的）性关系，瓦解了持久的忠诚、彼此的责任等美德，引发了普遍的价值混乱、道德堕落和性疾病的蔓延，也直接造成了居高不下的离婚率。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解体意味着社会的溃散。中国文化是家族本位的集体主义文化，自由恋爱在个人主义为本的西方都导致了社会危机，更不适合中国的国情。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应当破除对自由恋爱的迷信，返回包办婚姻的古老传统，重新获得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力……当然，这是一篇“戏仿”之作。这是一次实验，看看“理论创新”可以多么离谱，而又可以显得多么振振有词。如果你觉得这个创新不够过瘾，我们还可以尝试更极端的题目（比如，论证“自杀比活着更有价值”）。创新的时代也是一个江湖骗子泛滥的时代。要免于被“理论”忽悠，我们不仅需要常识，而且要培养健全的思维品质，获得清醒的辨识力。这是一种公民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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