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境 -- 香港建筑1946-2011》书评

恳切、平实有功力的建筑书

喜欢说现象、摆事实的书，因为道理被人说太多了。建筑是综合社会行为，不是建筑师的自我表达。薛教授说“三分匠人、七分主人”诚也。1、跟随香港历史的脉络，介绍了香港公屋、设计力量、公共建筑、条例等情况，香港的建筑画卷在面前徐徐展开。2、语言平实，阅读顺畅，井然有序。3、公屋是香港最大的建设成就，30%的人居住在公屋里。目前“夹心层”房子在46-62平米之间，所谓“夹心层”就是上海经济适用房的对象，上海面积在70-90平米之间。1950年代，香港的居住标准是3.25平米.人，儿童减半。10公顷用地居住人口在1.6万-1.9万左右，可见人口密度之高。4、福斯特的汇丰银行大厦是香港建筑的转折点，自此之后，香港高档建筑追求高品质成为时尚。5、TOD模式在香港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用地复合利用，商业居住办公综合在一个地铁枢纽额大平台之上。6、香港的公屋署、新加坡的住屋发展局都有自己的建筑师，国内体制改革后，住房保障部门反倒没有自己的建筑师。没有建筑师的不利之处在于受建设成本制约，保障房项目不受市场重视，设计质量难以保障。反观国内，政府对方案的把控只到控制性详细规划这一层面，其实是远远不够的。

香港黃妍萍的评论，刊登于明报月刊 2014年8月号

本書作者綜觀香港戰後歷史，勾勒香港城市發展的過程。本書內容豐富，作者先從歷史手，述及戰後秩序的重建，進而推及公共屋的建設，並延伸至公共建築、全球化建築設計的演進，以至近年備受關注、以公眾利益和人文關懷為要的公民建築之走向，甚具系統。其中作者探討香港地理及歷史所造成的高密度建築問題，並分析其繼續發展之可能。除此之外，本書更囊括建築界人物的成長歷程及作品，當中人物包括於一九五○年代在香港進行開拓的建築師，以至其後成長起來的本土代表人物，全面地呈現香港建築的歷史和文化，以及香港建築設計的得失。　

香港青年建筑师Billy Wong 在facebook 上所写

買了兼看完了，以連圖帶字這樣寫，比較容易讓讀者全面掌握內容，其中好欣賞第5章，分析本港建屋法例對畫「炒樓」則的影響及第9章剖析「鐵路村莊」的規劃，更是一個提升一個城市運作效率的解決方法；其實不少歐洲地區的建築師（如：庫哈斯）也對香港這些高密度發展手法著迷，如果能把這些方法和規劃技術作更深入整理，可以將這門高密度開發技術傳授/出售，給其他發展中地區，也大有可為。而在第2章宜多交待在2000-2011年，房署因回應氣候改變及地盤日趨細小和不規則，讓樓宇設計能地盡其用下，所發明的「非標準型設計」及2008年至今採用的「構件式單位設計」特性，則比較貼近這10多年來，本港公屋設計新趨勢。總體來說，寫得很好，讓愚生能明白和見識更多本港的建築設計技巧。期待薛老師未來更高水準的佳作。

一段浓缩的历史：《城境：香港建筑1946-2011》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香港的话题经常占据着海内外媒体的头条。在香港民众急切的民主化诉求和激进的公民抗命背后是一个不容忽视而又难以摆脱的残酷现实：贫富差距的悄然扩大。在过去的六十多年中，香港由一个殖民地转口贸易工业城市逐步发展成国际金融贸易中；全球化的浪潮给香港的转型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从而使其一跃而起成为所谓的亚洲‘四小龙’之一，但是当世界格局发生变化，许多棘手的问题像经济结构单一，社会阶层固化等便会浮出水面，进而引发不满情绪。从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中，人们不难理解，正如许多时评家所说的，当前的香港社会面临着一个十分关键的转折点(a critical juncture)。那么，建筑专业者又是如何来看待二战后香港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挑战，特别是建筑的生产、运行以及转型呢？薛求理教授的新作《城境：香港建筑1946-2011》(Contextualizing Modernity: Hong Kong Architecture, 1946-2011)则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并清晰地勾勒了一段浓缩的建筑历史(图1)。2014年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这个城市的独特切入口，不仅仅是因为建筑作为一种具体的物质产品受到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因素的制约，也因为建筑作为一种抽象的意识形态对现实社会起着某种微妙的反作用力。薛先生的大陆文化背景，海外游学经历以及更为重要的是在香港教书育人的20年经验和近距离的观察使得他成为撰写香港建筑的极其合适的人选。薛博士对于香港建筑的最初评述可见于他于1998年发表在北京《建筑师》杂志上的文章——《香港城市建筑评述》，其中简要介绍了香港的填海市政工程，土地与房屋政策，外来及本地建筑师的建筑创作，以及对城市公共建筑开发的批评，而《城境：香港建筑1946-2011》一书则全面扩充了该文的论述，涵盖了战后的历史背景，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该书有一半内容（5章）是对建筑类型的分析，包括具有特殊性质的公共屋邨、市政厅堂及文化公共建筑、大学校园规划建设、地铁MTR沿线的高密度综合开发项目。这种分类方式虽然缺少了对其他类型建筑的关注，比如，酒店，医院，以及商业房地产项目，但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1989年出版的有前《建筑学报》主编彭华亮先生编辑的《香港建筑》一书的做法。除此之外，《城境》一书也有关于建筑法规，外来以及本土的建筑师、公司、设计力量的专门介绍，并把对建筑作品的细腻解读融合到各个章节之中。遗憾的是，书中缺少对建筑师本人观点和言论的引述。总之，薛先生对各个专题的描述不求面面俱到，只挑选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年长一代的比如钟华楠，何弢，年青一代的比如严迅奇等）和作品（例如香港理工大学，科技大学等）来加以深入讨论。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的最后一章描述了香港回国祖国以来建筑发展动态。面临着香港人公民意识的高涨，政府在重大建筑开发过程中开始听取市民的意见，并试图展现一种‘开明民主’的姿态，这集中体现在2011年完工的政府总部大楼项目中。准确的来说，《城境》一书是一部引人入胜、全面地介绍香港战后建筑发展的普及性历史读物，不光适合建筑院校师生阅读，也适合那些对建筑文化感兴趣的一般读者。这一点上，该书区别于那种小众的、由基本问题驱动的，对某一具体题材作严密论证的专题研究（monograph）。薛教授著作的这种语言流畅，可读性强，资料详实，图文并茂（特别是大量的彩色图片）的特征也延续了他的一贯治学风格，从他的2006年的《建造革命：1980年以来的中国建筑》到2010年的《世界建筑在中国》。虽然受限于理论框架的缺失，《城境》一书为读者提供了香港现代建筑发展的新鲜材料和宽阔视野，纪录了一段特殊的城市建筑历史，揭示了几代香港人在极端的现实（有限的土地，过多的人口等）面前为了建设更加宜居的生活环境而不懈奋进的故事。该书评发表于《时代建筑》2015年第一期，《城境》一书在当当网和淘宝网上折扣出售。

《城境—香港建築1946-2011》書評

本文刊于《香港建筑师学会学报 HKIA Journal》, No.2, June 2015. 描写香港建筑的中英文书籍颇多，但关于建筑学和设计的厚实的书还一直在期盼之中。最近读到薛求理先生的新著《城境—香港建筑1946-2011》，不禁眼前一亮。作者对香港建筑有如此认识， “香港建筑的意义，在于最后殖民地向（亚洲）国际都市的转变，及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建筑的生产和运行。” 香港弹丸之地，面对建筑用地和人口的压力，客观条件并不优越，但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香港一路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除了产业发展，人口增长和地理因素的影响之外，还因香港“崇尚经济实用，不受政治思潮影响。西方现代主义的原则，在香港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形成香港独特的城市和建筑环境。本书主题“城境”的由来，是“香港溶入现代、环境变迁、磨合适应的过程”。作者栖身香港二十载，一街一景，皆是感情。该书内容覆盖了宏观反思与具体案例。作者总结了香港建筑的三大特点：一是殖民地到全球化转化过程中的烙印；二是土地紧缺条件下催生出的高密度环境和处理手法；三是不谈“主义”的实用性。章节的编排主要是以时间为纵轴，第一至第四章围绕前一阶段的战后重建（1946-1970）和当时为主导的建筑类型（虽然许多建筑类型一直延续到今天），如公共屋邨；以及沙田大会堂、香港文化中心、湿地公园等公共建筑。第五章着重于香港建筑条例的演进，其中小面积之扰和如何让高密度变得合理是香港的特殊问题。由于土地紧缺始终困扰着香港，在这种形势下，严格的土地管制和建造管理显得十分必要。第六章至第九章围绕后一阶段的经济腾飞、走向国际（1971-1997），以1971年港督麦理浩就职为界，主要包括全球化在香港的烙印，教育扩张后的校园建筑，其中特别突出了对山地处理的建筑设计技巧，以及高密度的城市环境，以地铁站的TOD发展、高乘坐量模式为例。第十章则着重于1997年来香港建筑的发展趋势，其中公众参与作为突出特点已成为大势所趋，即所谓的公民建筑。全书编排内容稍有穿插与重迭，如公共屋邨和公共建筑都写到了21世纪，但因为“它们的起因和推动力，还是从1950年代开始，而且其中蕴含的经济实用的精神一直延续到现在”。对设计力量和建筑师的描写主要着墨于第三章（设计力量在香港）和第八章（本土建筑师的崛起），但也穿插于第四章（公共建筑）和第六章（经济起飞下的全球化建筑）的实例中。又如不谈主义的实用性在四、五、八、九章中的实例中均有体现。作者在第三章和第六章中提出了“本土”在香港的定义，即英国人开设、长期扎根于香港的事务所，也应归于本土。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才使得香港的本土事务所可以冲出岛外。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的成就为世人仰慕，其中的一部分在1949年后流落香港，近年的不少研究已经开始追踪他们在香港的工作和作品。《城境》的第三章总结了已有的学术发现及作者对这些前辈建筑师的观照。第八章主要列举了六位建筑师，这些建筑师以他们突出的设计令人瞩目，同时他们对建筑和设计有自己的主张，因此有很强的“作者性”（authorship)。这六人以钟华楠先生（现年84岁）开始，何弢、关善明、刘秀成、吴享洪， 到严迅奇 （1976年大学毕业）为止。读者诧异，严迅奇之后，香港还有没有突出的既有作品、又有主张的个体建筑师呢？他们是否能象中国大陆的张永和、马清运、王澍、刘家琨、缪朴等杰出代表被世人看见呢？(Visibility in the world) 这需要香港建筑师继续努力，也需要薛先生等作者发掘。 许多1950至1960年代的建筑正在香港消失，以重建更高密度的建筑。 面对保存香港建筑面貌的迫切性，薛求理先生开展对香港建筑的整理和研究，从而有了《城境》的诞生。本书由战后重建说起，在这个大社会环境背景下，建筑开发的艰难起步，其后探讨建筑条例对建筑物设计的影响，最后解构全球化在香港建筑上的烙印。这是一条研究的主线，并佐以大量建筑物实例。作者不求面面俱到，只是挑选了一些具代表性的经典案例，但足以凸显出本土建筑师在地少人多和山地多平地少的现实中，是如何克服这些难题，建造出经济实用且有美感可言的作品。这些研究成果既可在实际层面供建筑师、政府、学者和公众等参考，又可为其他地方的建筑实践提供借鉴。建筑理论不仅仅是与过去的对话，更应与建筑实践紧密结合。整本书10万文字，480多幅图画，彩色印刷。思路清晰，详实生动，图文并茂，为了解香港战后建筑发展的历程打开了另一新鲜的视角。其中我最欣赏的是第五章建筑条例的演进对高密度的规范，和第九章以港铁为例剖析高密度的城市环境，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些专题的深厚研究和认识。香港作为世界闻名的紧凑城市（compact city），寸土寸金，为私人开发的设计工程不得不炒尽容积率，实在令人唏嘘。长期以来，香港建筑业界重视实业和实践，理论总结的寥落和建筑工地热火朝天的场面不太相称。薛求理先生十余年来，关注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建筑的发展，将大中华地区的建筑放在世界建筑之林的背景下来研讨，著书多种。其英文著作《建造革命-1980年来的中国建筑》(Building a Revolution: Chinese architecture since 1980) 2006年面世以来，被国际学界广泛引用。之后，薛先生涉足外国建筑师在中国的实践，写成《全球化冲击：海外建筑设计在中国》（2006）和《世界建筑在中国》（2010，英、繁、简三种版本在海外、香港和上海同时发行）。他将研究触角伸延到香港，其对香港的关照源于他对世界建筑潮流的关注。本书的厚度由此而来。《城境—香港建筑1946-2011》2014年6月第一次印刷1500本，一个月售完。第二次印刷于8月份登场，并出现在台湾、澳门和中国大陆的书店里。香港人口相对较少，一般书籍通常只能卖400本。《城境》说明，一本好的学术书，是可以雅俗共赏的。此书的英文版正在写作之中，我衷心祝愿薛先生笔锋健硕，香港建筑的事迹可以早日披露于英语世界。

《城境 -- 香港建筑1946-2011》書評

“香港建築的意義，在於最後殖民地向（亞洲）國際都市的轉變，及在這個轉變過程中，建築的生產和運行。” 香港彈丸之地，面對建築用地和人口的壓力，客觀條件並不優越，但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香港一路發展成為一個國際化的大都市，“既不重蹈英國與其他殖民地的舊路，又和中國內地的發展迥異”。除了產業發展，人口增長和地理因素的影響之外，還因香港“崇尚經濟實用，不受政治思潮影響。西方現代主義的原則，在香港得到充分的發揮”。因此形成香港獨特的城市和建築環境。本書主題“城境”的由來，是“香港溶入現代、環境變遷、磨合適應的過程”。Henri Lefebvre提出空間是社會的產物，而建築又是生活的容器，“電子和資訊的時代，則要有更為精密、複雜和靈魂的建築空間來容納人們的生活。”視角覆蓋了宏觀反思與具體案例，章節的編排主要是以時間為縱軸。長期以來，香港建築業界重視實業和實踐，理論總結的寥落和建築工地熱火朝天的場面不太相稱。本書作者將研究觸角伸延到香港，其對香港的關照源於他對世界建築潮流的關注，本書的厚度由此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