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张旧书单》章节试读

《那一张旧书单》的笔记-第66页 - 董书的迷恋（插图）

好的翻译，是男欢女爱，如鱼得水，一拍即合，读起来像中文，像人话，顺极了。坏的翻译，是同床异梦，人家无动于衷，自己欲罢不能，最后只好“进行强奸”，硬来硬要，读起来像鬼话，既亵渎了外文也亵渎了中文。

《那一张旧书单》的笔记-沈昌文：“穿帮”的愉悦（《那一张旧书单》序） - 沈昌文：“穿帮”的愉悦（《那一张旧书单》序）

沈昌文：“穿帮”的愉悦（《那一张旧书单》序）
退休以还，常爱读关于江湖的书，由此联想“出版江湖”的种种。讲正儿八经的出版、传媒之道的讲义教材，到这时已经不想去钻研了，只有了解和回忆一下自己在“出版江湖”方面的经历，还觉得有点意思。
我同江湖之道渊源颇深。十六七岁当小学徒时，常常伺候一些地下的共产党员。他们到上海来采购物品，同种种人物接触，在台面上讲的，都是江湖套话。可往往是话里有话，有深意存焉。我记得，当时那位领导人虞天石，私底下看他忙于研读古典诗词歌赋，可一到场面上，立即表现为十足的生意人，尽说些庸俗不堪的生意经。我由此懂得，做人所以要有两副面孔，有时实在出于需要，并不是存心要做什么“两面派”。那时还有一个共产党员，天天同一些“白相人”打桥牌，可我看他深晚还在床上细心研读一本英文的桥牌手册，方知他白天在桌上嚷嚷的什么 diamond,spad…..,都无非是刚从书上看来的应对之道。
五十年代以后，自己一心学做正道的革命出版工作，不敢旁骛。可到了八九十年代以后，就一心扑到出版江湖上了。现在晓群兄所记我的种种，大概不少属于我们一伙的江湖行为，包括正面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当然，他出于善意，不会写我的江湖劣迹。记得有位大学者，曾经专门为文揭发我的江湖劣迹。可惜他调查研究不够，所举种种，不免大多不符实际。但他最后说，“我惟希望昌文宁可越老越糊涂，不要变得越老越不要脸！”这话我还经常念叨。其实，我同这位老兄结交，还真出于一个不要脸的江湖劣迹：他答应一家出版社出一套书，条件不够好，订了合同后还要我去抢过来，由我來出，多给他一些钱。我稍使江湖小技，一抢到手。可惜，这“小技”后来却为一位老翻译家吴劳老兄发现，他在一公开场合把我大大羞辱一番。我当时还不算老，也许因这缘故，大学者没有把此事列入他所痛恨的“不要脸”之列。
照老上海规矩，凡属江湖作为的事最好不要“穿帮”。但我现在，却唯恐其不“穿帮”，因为讲这类经历会给我这老年人带来愉悦，也许也能让年轻朋友开开眼界。远在台湾的 杨渡先生十多年前闻说我的种种，赠我一诗，末句谓：“幸有老眼不昏花，趁早轻狂学嘻皮”。“嬉皮”之事，当然都属江湖之列。杨兄真是知我哉！但是说来归去，今天能把种种江湖都“穿帮”，更令老汉高兴。我希望俞兄再多写些，尽量把这个“出版江湖”都弄“穿帮”，可以“知它”，也可以“罪它”，总之让它为更多的人所了解。
2013年中秋节，鄙人82周岁生日

《那一张旧书单》的笔记-第115页

孔子哲学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是一种"道德哲学"。中式道德与西方不同，黑格尔说，西方道德包含在法律之中，中国道德就是法律。孟德斯鸠定义：中国人"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淆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这样的"道德"带来的结果 是：1.如果道德论丧，国家就陷于无政府状态，革命就来了。2.国家不会由于被侵略而丧失法律，因为法律含于道德中，道德不变，最终改变的一定是侵略者。3. "道德化的法律"追求与专制主义并行，即使专制者试图自我完善，给自己带上法治的锁链，最终还是用锁链武装自己，变得更加凶残。4.孔子的"礼"不同于礼貌，礼貌是用于粉饰邪恶，礼是用来抑制邪恶。但"礼教"可以演化为枷锁，泯灭男子汉的气概，让人只会像狐狸一样四处张望，不求进取。5.礼教的"平等"还会演化为自由民与奴隶的平等，导致全民奴性化，人们由自贬自抑走向自暴自弃，最终产生"道德放任"意识，像随处扯慌、佛教流行等，而佛教把"上帝认为是虚无，把鄙视个性、弃绝人生当作最完美的成就"。（黑格尔语）

《那一张旧书单》的笔记-第175页 - 全

P2.“书单是个纲，纲举目张”没有书单，何谈出版？有了它们，出版才有了意义，我们才有了编书的依据。
此处“书单”，是指人们为了选书而开列的书目。由于选书的目的不同，书单又有“读者书单”与“编者书单”之分。前者的目的是为自己阅读所用，后者是为别人阅读提供可以选择的书目。
P6 胡适先生拒绝了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邀请，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是三十岁的人，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事，去办那完全为人的事。另外他还写了一首诗表达对上海和商印的感谢：多谢主人，我去了！两天之后，满身又是北京的尘土了！
P13 林道群建议的十本港台佳作：李欧梵《狐狸洞话语》刘绍铭《偷窥天国》思果《功夫在诗外》罗孚《燕山诗话》梁秉钧《越界书评》黄继持《重读鲁迅》古苍梧《书想戏梦》陈辉扬《梦影录》黄子平《边缘阅读》郑树森《张爱玲的世界》
P14 一个出版人，一辈子走下来，何处最伤感？何处最留情？当然是书单了，它把你一生的心血都串联起来甜酸苦辣、喜怒哀乐、成败胜负……都在其中。
P22 我甚至想到，一个出版人，他真正老去的时候，也就是他开不动书单的时候，也就是他没有力气再请人开书单的时候，也就是他没有力气再阅读书单的时候！
P31 莫言演讲中歌德的故事：在中国流传着一个非常有名的关于歌德的故事。有一次，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实然，对面来了国王的仪仗。贝多芬昂首挺胸，从国王的仪仗队面前挺身而过。歌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在仪仗队面前恭敬肃立。我想，这个故事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对贝多芬的尊敬和对歌德的蔑视。在年轻的时候，我也认为贝多芬了不起，歌德太不像话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慢慢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但像歌德那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对着国王的仪仗恭恭敬敬的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
P38 出版家的首义：为天才或才华服务——帕金斯
P39 在一个商业化风起云涌的时代里，文化出版受到巨大的冲击。集团化、上市、融资、造大船、多元化、做大做强、又好又快、跨越式发展、什么挣钱就干什么、怎么挣钱就怎么做……不是说这些口号都不好，只是不能把手段当成目的，忘记出版的本质，而且它们一旦形成一种风潮，一种运动，就会带来不好的结果。
P39 陈昕先生在上海出版集团的精品图书展厅的讲解：一是这里所摆放的书，都是有文化价值的好书，它们可卖可看，不是摆样子的形象工程，不是印出来糊弄领导的“假书”。二是那些没有原创成果的所谓学术书不能进来。三是商业化媚俗的书，绝不出版。
P41 希尔伯特在社会科学领域列出一个问题名单，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一些小地方会产生大智慧呢？”比如佛罗伦萨发生文艺复兴，苏格兰发生启蒙运动！
十八世纪的苏格兰，一个边远的小地方。人们记得那座爱丁堡城堡，那有男人们穿着的花格裙装，吹着风笛的美妙场面。与此相伴的是贫穷和饥饿，是三万平方英里的国土，是糟糕而生硬的苏格兰方言，是不足一百万的稳定人口，是失去了王子、议会、独立政府和贵族阶层的社会状况……而就在这里，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苏格兰产生了一个约两百人的“文人共和国”，他们撰写出数百部著作。这些书，从爱丁堡、伦敦、都柏林以及费城，传向整个欧洲和美洲，成为西方启蒙运动的号角与先锋！斯摩莱特说，在十八世纪中叶，“爱丁堡是天才的摇篮”；斯图尔特说，“这个国家的天才人物像雨后春笋般涌现，简直像变魔术”；一位英格兰游客说：“站在爱丁堡的十字路口，数分钟之内，就可以抓到五十位从这里经过的天才和学者”。而英格兰人产生了羡慕嫉妒恨，他们先说苏格兰是不毛之地，那些人来伦敦再也没回去；接着讽刺苏格兰“饥饿出天才”；骂他们像蚂蟥一样顽固，牢牢地叮住你，然后吸你的血。
P44 西方文化启蒙运动真正的发动机是出版繁荣。
P47 在《英国人物传记辞典》中，本书涉及的一百一十五位作者都包含其中了；而纯书商几乎一个也没有，有的也是双重身份的人，即以作家、慈善家身身份列入。随着时间的流逝，作品仅以作者分类，出版者的信息彻底流失。
出现这种情况，缘于社会对书商评价充满矛盾。一面是智慧、诚实、慷慨和信任，另一面是阴谋、贪婪、自私和虚荣。当一个人兼具两方面的品德时，他就是书商！
P52 1919年，张元济先生主持商务印书馆，拒绝出版孙中山先生的《孙文学说》。为什么？解释说，由于“官吏专制太甚，商人不敢对抗”；出于商业考虑，为了保护商务印书馆的安全，不得已而为之。
P53 王云五先生总结张元济先生校史书的十五个特点：重缺疑，补缺脱，订错乱，厘卷第，校衍夺，斟臆改、证疑文，辨误读，勘异同，存古字，正俗字，明体式，决聚讼，揭删窜，匡前修。周汝昌先生说张古籍整理的功绩，是“一人之力，可以抵国”。
P54 张元济把中国满后的原因，正是归咎于文化封闭，闭关锁国。在一首诗中写道：“我国有史四千载，步步陈迹只相因。欧风美雨猛澎湃，东来豁出新乾坤。”
P56 出版社在《光明日报》上做的广告。广告词由我拟定：“辽宁教育出版社敬告旧雨新知，我们的理念：为建立一个书香社会而奠基！”
P56 那时有人认为，董桥式的写作与阅读生活，有些离经叛道。读书是为了学以致用的，怎么能如此消闲自在，随性而为，“为读而读，为写而写”呢？
董桥在《书城黄昏即事》的序里写道：然则我半生文章虽然寒伧，毕意随意而为，不求梅之静，不慕草之动，不问郎官雀，不过圯上桥。人之视我，我之视人，孰得孰失，都成砚面桃花、琴上竹叶耳。“
P62 董桥的文字，当时有三篇最难忘：
《中年是下午茶》：中年“是只会感慨不会感动的年龄，只有哀愁没有愤怒的年龄。中年是吻女人额头不会吻女人嘴唇的年龄。……中年是杂念越想越长，文章越写越短的年龄。”
《强奸.翻译》：“好的翻译，是男欢女爱，如鱼得水，一拍即合。读起来像中文，像人话，顺极了。坏的翻译，是同床异梦，人家无动于衷，自己欲罢不能，最后只好‘进行强奸’，硬来硬要，乱射一通，读起来像鬼话，即亵渎了外文也亵渎了中文。”
P62 其实作为一个出版人，对于书的理解不必过深，用沈昌文先生的话说，做一个“知道分子”就可以了。
P70 读书是不是一个盛会，不是一个庆典，而是一个危机的警示。它提醒我们：阅读遇到了危机。
P92 删改的艺术——这里说的删改，是一个政治的概念。比如，一部好书出版，其中包含着一些“不合时宜的内容”，不出舍不得，出了不合适，此时就需要编辑删改了。许多名噪一时的著作都是由沈昌文先生经手整理后出版的。这些书能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正常出版”，确实要感谢沈先生“曲线出书”的功夫。有人问他诀窍何在？他说只有四个字：“跪着造反。”
P104 审视二十家最美书店，有两家在北京，一家是书虫（Bookworm），另一家是蒲蒲兰绘本馆（Poplar Kid’s Republic）；很让人高兴吧？但你看看老板，一位是英国Alex女士，另一位是日本石川郁子女士，归属于日本白杨社。有这样的成就，很符合北京的“包容”精神。
P124 刘杲先生在微博上赋诗《结稿五十四周年祭亡妻》：“青春结褵笼祥云，垂暮相扶我失君。何事共生不共死，年年今日泪纷纷。”
P124 刘杲先生写的序《一位醉心于文化的出版人》主题只有一个：“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文章中还大声疾呼：“文化是出版的魂。是出版的命……如果背离了文化建设这个根本目的，经济手段对出版有什么意义呢？什么积极意义也没有。”
P142 许多时候，我们会被市场经济的“创新精神”搞乱思想，以为什么东西都是越新越好。其实不然，起码文化不然。文化最讲求传承精神，没有传统的依托，所谓创新思想或产品，往往是站不住脚的。
P147 大众阅读还有许多让人欣喜的作用。比如阅读使个人主义成为一种正常行为，阅读本身就含有坚持个性、反对社会限制与规范的意义。一般来说，成年阅读是开放的、无禁区的；童年阅读却需要受到限制，只有在他们生理发育健全之后，只有在他们接受过识字以及道德观（尤其是羞耻观）教育之后，才允许他们逐渐步入成年阅读。
P149 有时我们会问，人类阅读最大的敌人是什么？答案有两个：一个敌人是专制社会，独裁者往往会限制人们阅读，像秦始皇焚书坑儒那样，像希特勒焚烧图书馆那样，像奥威尔《一九八四》中描写的那样。另一个敌人是赫胥黎《美妙的新世界》中描写的，所谓技术至上的社会，它会从另一方面扼杀人们的阅读。赫胥黎“技术至上”的社会，到处莺歌燕舞：人不再自然生育，而是通过技术人员孵化出来；孵化人是完美的，男性人高马大，女性弹性十足，他们不必生育，没有婚姻，也不允许有专一的性伴侣；他们不会生病，心情不好时吃一种解忧丸，就立即欢快起来；人们不惧怕死亡，因为他们从小就接受安乐死的教育；他们运用科学手段进行睡眠教育、巴甫洛夫式的教育，一个观念会百次千次地在受教育者的脑海中重复。许多词汇在这里消失了：父母、夫妻、爱情、痛苦、放荡、以及思想、艺术、宗教、家族、情绪和各种人性、文化的差异都荡然无存；尤其是死亡恐惧也消失了，从而导致人类失去了追寻文化精神的 原动力，同时人与其它动物的区别也随之消失。赫胥黎描述的社会，与奥威尔预言的专制社会异曲同工，同样危害人类文化，但它采取的手段却更高明，不是监狱，而是欢乐。
P150 波兹曼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指出，我们的社会正在向赫胥黎式的乌托邦逼近，人们的解忧丸正是电视，人们欢乐的源泉，正是电视节目带来的无所不在的娱乐化。电视对人类阅读的影响巨大，它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将为类四百多年建立的阅读体系，冲的四分五裂、七零八落。所以波兹曼叹息：西方文明走出中世纪的黑暗之后，人们以纸质书为结点，苦心建造的社会文化结构，在新技术面前顷刻坍塌，人类的童年也随之消逝。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进一步指出，比取消隔离更大的危害，是电视带来的漫无边际的娱乐化。它以强大的视觉冲击，揪住放弃思考的观众不放，它用五光十色的欢乐，一点点一层层剥去人们的道德外衣，直至人类文明中那一些脆弱的羞耻感彻底丧失。
P155 法国路易十五曾经问一位老绅士：“拿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比较，你更喜欢哪一个？”老绅士答道：“陛下，过去我用年轻的岁月敬重老人，现在不得不用老年的时光敬重青年了。”
P174 后记——写作成了我工作之外不可缺失的精神支柱。每天工作之余，不写一些东西，就会产生某种抑郁的情绪，似乎工作与生活都会显的平庸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