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家书》书评

《杜威家书》：一份迟到了百年的时代见证

1919年5月1日早晨，美国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在上海的寓所里醒过来。三天前，他和夫人爱丽丝·杜威刚刚在日本搭上“熊野丸”号邮轮，经过两昼夜的航行，于前一天抵达上海。这一天，杜威继续给美国家中的子女们写信，讲述自己的东方见闻：“我们在中国睡了一晚，但现在还谈不上什么印象，因为整个中国还没有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将上海和底特律、密歇根比较了一番，除了没有那么多的烟囱外，也描述不出来太大的差别。不夸张地讲，上海已经是一个国际化都市了，但是我还没有领会到它的独特之处在哪里。”约翰·杜威（1859－1952），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来华，原本谈不上什么周密的计划。爱丽丝患有抑郁症，杜威想带妻子出去散散心，恰好又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休假，索性便走得远一些，直奔东半球而来。他早些年结识的一些日本朋友抓住这个机会，请他到东京帝国大学讲学，又安排了一系列活动。于是，杜威的日本之行便有了声势。杜威原来在美国的学生，此刻已经是中国风云人物的胡适、陶行知、郭秉文等人获悉了这一消息，也延请杜威趁此机会到中国一游。由此，杜威夫妇在结束日本之行后，才乘船赶赴上海。多半是因为舟车劳顿，5月1日的这封家信写得并不长。这一天的杜威大概也绝难料想，从那时候起，他将要在这个“还谈不上什么印象”的中国滞留长达两年零两个月，行遍十一个省，在各地举行大小两百余场演讲。杜威将带动着实用主义思潮，尤其经过胡适等人的发酵，席卷整个中国的教育界和思想界。老一辈的蔡尚思先生曾回忆说，当日中国的思想界几乎无不受到杜威思想的影响。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面。故事的另一面在于，杜威本人在中国究竟有什么样的所思所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不断延长这趟计划外的旅行，并最终使之演变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和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而这恰恰是我们过去谈得很少的。原因之一大概就是杜威等当事人亲自回顾这段历史的文献资料非常不足，仅存的那些又往往流于面上的客套话。但这种不足一定程度上源于疏忽，因为杜威滞留中国以及日本期间，其实留下了丰富的书信材料，开头所引正是其中之一。只是这批书信一直没有汉译本，久而久之便湮没了。事实上，刚到东京，杜威夫妇就开始用书信给子女们介绍起了自己在日本的见闻。毕竟，就当时而言，要从美国到东亚来，需要在海上飘荡大半个月，大多数美国人对这片异域世界都抱着一种遥远又陌生的好奇心。东京的喧闹、女儿节的人偶、商店里的周到服务、壮丽的富士山和秀美的日式庭园，都被杜威一一记在了笔端。还有日本人接二连三的鞠躬，让杜威连连赞叹这个“奇异得近乎一半都是魔法的国度”。日本朋友是以高规格招待杜威的，杜威也投桃报李，精心准备了在东京帝国大学的演讲，这就是后来他的名作《哲学的改造》一书的雏形。然而，在3月5日的家书里，他开篇就说：“我现在已经举行了三次演讲。他们真是很耐心的民族，还有很可观的听众，大概五百人左右。”可是根据记载，杜威的第一讲，其实到场了一千余人，可见人数是逐次减少的。将杜威的在日演讲形容为高开低走，只怕并不为过。明治以来的日本，效法的是德国，思想学术也是唯德国马首是瞻。杜威所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在第一次试图融入日本的时候，折戟沉沙了。不过，相对于这一点，更让杜威感到忧虑的是高度集权的天皇制下，日本社会中的隐约可见压制和束缚。杜威明确地感知到，明治维新以来狂飙突进的日本“如此迅猛地跻身于第一流的国力，以至于在许多方面都毫无准备”，因而不得不搬出天皇制，使之成为“一个统一且现代化的日本的象征”，但这种天皇崇拜，又反过来“成了压在日本人身上摆脱不掉的东西”。譬如按照当时的《教育敕语》，学校要培养的是为国尽忠的“臣民”，因此许多师生甚至为了救下火灾中天皇的相片而牺牲。面对这样的故事，杜威在家书里写满了愤慨。当然，杜威的日本之行只有两个月。就在他刚刚熟悉起日本的方方面面时，他又和妻子来到了中国。事实上，在到中国后的第一封家书里，他就说：“我饶有兴趣地想要知道，在这个真正意义上非常古老的国家，人们是不是也像在日本一样大量讨论‘万世一系’。”所谓万世一系，指的正是天皇制。当时的中国人显然没有那么重的精神包袱，反而让杜威觉得“很有人情味”。和善，爱笑，这是杜威对中国人的印象。但这种和善的反面，又往往近于犬儒。1919年的中国，北洋政府当道，谁也不知道国势将走向何方。杜威敏锐地注意到，中国人的口头禅就是“谁知道呢”。犬儒的精神之下是涣散。走在南京街头，杜威眼看着无数没有学上的孩子，长着一张张老成的脸，无所事事地晃荡在街头。谈及此事，他在家书里流露出的那种痛心感，到今天都格外扎眼。如果说日本是一个极端，那中国未免不是另一个极端。就在这个当口，一件改变中国近现代史轨迹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五四运动”。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刺激了中国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矛盾。5月4日，众多学子聚集天安门，打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随后各界响应，罢工罢市，终于促成北洋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不只是五四当天的游行活动，更是一个长达数月的连续事件。从5月12日，杜威第一次在家书中谈及北京的风波开始，之后的家书里，他就持续不断地关注着运动的走向。五四时期走上街头的学生。北洋政府的压制和普通民众的淡漠一度让运动走入低潮，但杜威始终坚信学生们的韧性。果然，这一次学生们以稚嫩的肩膀承担起了民族的重任。6月，运动进入高潮。杜威夫妇亲眼看到成百上千的学生在街头演讲，宣传抵制日货、拒签条约、保障自由。他们更是不忘运用自己学来的知识改造社会。杜威在家信里说，“学生们曾经钻研过日本的进口商品里有哪些可以不借用资本，而直接用手工劳动来代替。等他们钻研成功之后，他们就去商店，告诉大家如何制造，如何贩卖，同时还发表演讲。”而后，北洋政府又实施了大规模的逮捕，甚至一度将北大校舍变作临时拘留所。但学生们对监禁全无畏惧，纷纷向学校涌来，“并且加强了四出演讲的活动…北京当局不能再拘捕更多的学生，只好驱散深深受感动的听众”。到这时候，杜威就敏锐地感觉到，“总体来说，警察的溃败已经是注定的了”。不久，天平果然开始向学生一方倾斜。6月10日，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的罢免令公布。各界人士继续抗争，终于使得驻巴黎的代表团28日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告以圆满结束。7月2日，拒绝签字的消息得到确证，杜威极其兴奋地在家书里写道：“今天的新闻就是中国代表团拒绝签署巴黎和约。这条新闻真是太好了，都不像是真的。”两天后，他又在家书里感叹：“你们想象不到，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对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整个政府之前都是支持此事的——总统在签字的十天前还说签字是必要的。这是公众意见的胜利，一切都是由这些学校里年轻的男孩女孩们推动的。毫无疑问，当中国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美国应当感到羞愧。”“五四运动”让中国的民族意识达到了顶点，也极大地冲击了国民性中犬儒怯弱的弱点，学生们昂扬的姿态更展示了一种全新的国民的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杜威发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感慨：“我们正亲眼见证着一个国家的诞生。”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杜威和中国的感情日益浓厚，他看到了自己长期以来倡导的“民主教育”在这片东方大地上生根发芽的可能。由此，他才推迟了返美的时间，积极投身到在华的讲学中去。1920年，杜威的子女们将这批家书整理为《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出版。杜威的女儿在序言中说：“中国此刻正在为统一而独立的民主制度而斗争，杜威夫妇也沉浸其中…此刻，他与夫人杜威仍在中国。他们两人都在演讲、参会，热切地将一些西方民主的实情传递给这个古老的中华帝国。反过来，他们也享受着一段美妙的体验。正如这些家书所显示的那样，他们将这段体验视为对自己人生的一次大丰富。”显然，杜威倾注在家书中的炙热感情，远在美国的子女们感受到了。杜威一生勤奋而高产，这批逐日写成的家书合计十余万字，忠实而细致地呈现了杜威在这趟东亚之行中所经历的思想转折。更有无数鲜活的历史细节，在今天看来尤显珍贵，无论是供一般读者了解百年前中日两国的风貌，还是供专业学者研究当日的政局、教育或社会舆论都颇有助益。可惜的是，这批书信材料虽然早在几乎一百年前就面世了，但主要还是在英语世界里流传。在日本，偶见学者引用，但没有日文译本，大家多是淡漠视之。70年代，台湾有位王运如先生编译了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章节，可惜受制于时局，此书的影响极为有限，如今甚至连原书也不易见到了。今天，当这批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第一次完整地进入汉语世界后，我们仿佛可以随着1919年杜威夫妇那风尘仆仆的身影，重新回到那个激荡人心的五四时代，感受到一百年前的中国人迸发而出的民族感情和时代强音。（刊载于2016年9月10日《新京报》，刊发时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