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静居日记（全四册）
出版社: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13-7
ISBN:9787553800028
作者:（清）赵烈文
页数:2395页
作者简介
能静居日记，亦称《能静居士日记》。又名《赵惠甫日记》、《赵知州日记》。清赵烈文撰。五十四卷。赵氏字惠甫，自称能静居士，江苏阳湖（今常州）人。先后为曾国藩、曾国荃机要幕客。是书即赵氏从幕后日记，起咸丰八年(1858)五月四日，迄光绪十五年(1889)六月二十日，对曾国藩与清廷的矛盾，南京失陷时清军烧杀掳掠之暴行，及李秀成被俘等事记叙颇详，对研究太平天国历史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书系南京图书馆藏抄本。1962年中华书局版《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选录咸丰十年二月至同治七年(1868)间记事。台湾省有原稿影印本。
别 名
赵惠甫日记
卷 数
五十四卷
《能静居日记（套装共4册）》五十四卷，起自成丰八年（1858）五月，止于光绪十五年（1889）六月，跨度长达三十二年，记录了作者二十七岁至五十八岁这一人生阶段的重要经历。其中所记咸丰、同治年间时局、政事、军情，特别是有关湘军集团、太平天国、捻军以及晚清朝廷的情况，尤具价值，是研究那一段历史的核心史料之一。《能静居日记（套装共4册）》在其他如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宗教、民俗等方面的内容亦多有涉及，包罗晚清社会万象。
书籍目录
前言
咸丰八年
咸丰九年
咸丰十年
咸丰十一年
同治元年
同治二年
同治三年
同治四年
同治五年
同治六年
同治七年
同治八年
同治九年
同治十年
同治十一年
同治十二年
同治十三年
光绪元年
光绪二年
光绪三年
光绪四年
光绪五年
光绪六年
光绪七年
光绪八年
光绪九年
光绪十年
光绪十一年
光绪十二年
光绪十三年
光绪十四年
光绪十五年
内容概要
赵烈文（1832-1893），字惠甫，号能静，江苏常州人，出身官宦世家。数入曾国藩幕府，深受倚重，二人几乎无话不谈。赵烈文是曾国藩事业高峰时期的核心幕宾，从湘军攻克安庆至克复南京以及其后一段时间，他都在曾氏兄弟幕中，其所参谋、赞画的事务，“往往关天下大计”。后经曾保奏，先后出任磁州、易州知州。曾国藩去世后，力请辞官，退居常熟虞山，营宅舍曰能静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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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局清醒客——赵烈文与《能静居日记》唐浩明二十多年前，我在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时，从《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中读到一部名曰《能静居日记》的选录本。一开始我也只把它当作一般性的史料来读，不料越读越兴味盎然。这部日记文字典雅而流畅，对所闻所见记载翔实且细致，时有氛围描绘和口语照录，让读者有一种走进那个年代的感觉。作为一个志欲状摹那个时代的作家，我深感此书的不可多得。《能静居日记》的作者赵烈文是一个幸运人。他的姐夫周腾虎早年进入曾国藩的幕府，颇受曾氏器重。那时正是曾氏事业低谷的江西年代，他很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当听到周荐举自己秀才出身的小舅子时，曾氏立时拿出二百两银子来请赵入幕。赵烈文因此与曾氏兄弟结缘，有幸进入那个时代的最前沿，参与东南战局中的一些核心机密，见证湘军与太平军最后搏斗的惨烈，由此奠定了《能静居日记》在近代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的特殊地位。赵烈文出生于江苏阳湖（今武进县）一个官宦世家，自幼受良好教育，不仅熟读经史，还喜欢研究佛学。或许正是基于这种知识结构，使他在那样一个动乱、疯狂，最容易让人心性迷失的年代，能身在局中又有局外人的清醒认识，成为曾氏身边少有的另类幕客。他因此格外受到曾氏的赏识。在从捻战回到江南再任江督的那些较为宽松的日子里，曾氏几乎天天甚至一天多次与赵长谈，谈话的内容既有学问又有世俗，既有人物臧否更有时局评论，赵将这些谈话要点记录下来。这些记录，让我更多地看到处在私人空间里的曾氏的关注点与情感表露，同时也让我生动地感受到一个乱局清醒客的睿智与深刻。无疑，赵烈文与曾氏的这些私下谈话，是这部《能静居日记》最为引人注目的亮点，也是这部书的最大价值所在。让我随手拈出几例来说说。同治三年四月份，正是南京前线战事白热化的时候，江西巡抚沈葆桢不听曾氏命令，拒绝将江西牙厘调拨南京，朝廷居然明显袒护沈。曾非常生气，对朝廷的这种做法深感委屈。曾氏是一个严于责己的人，面对朝廷的不公，他首先检讨可能是自己位高权重，导致旁人猜疑的缘故。他向朝廷奏请于江督、钦差两职中辞去一个，以示自己不恋位爱权。对于朝廷的作为，赵烈文有自己的看法。他在这年的四月初八日写了一篇长长的日记，回顾曾氏自组建湘军以来的“坎坷备尝，疑谤丛集”，八九年间一直客寄虚悬，甚至咸丰十年的江督之命，也是“朝廷四顾无人，不得已而用之”。赵分析其中的主要原因不是别的，而是“不得内主奥援”，就是说曾氏朝廷无人。赵认为人之性情是“爱己而憎人，喜亲而恶疏”，朝廷中没有得力的自己人、亲信人，则外臣难成大功。他以明代两个带兵打仗的外臣为例，一为王守仁，因为与兵部尚书关系密切，在江西平乱事业顺利；一个是熊廷弼，事事与中枢不协，结果事败命亡。赵认为处曾氏之位置，责己也罢，求退也罢，都“乃匹夫介士之操，非体国大臣之当守”。赵烈文冷眼相向的清醒，不得不令人佩服。曾氏终于成为胜利者。十多年的艰难历程，曾氏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他的主要对手究竟是谁，他的胜利又将意味着什么？这些课题，已成为百年来史学界的热门话题，但在当时一片颂扬声中，极少有人关注。赵烈文开辟这一领域的先河，曾经当面与曾氏畅谈此事。同治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傍晚，曾氏与赵有过一次长谈。他们从北宋韩琦、范仲淹谈到眼前。曾氏说自己靠自强不息之道“粗能有成”。赵烈文笑着对曾氏说：“师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曾氏的胜利当然靠的是与太平军作战而得来的，怎么这倒成了十之三四，而与世俗文法战却是成了十之五六。这在当时，显然是奇谈怪论。什么是世俗文法？所谓世俗，就是指那个时代的腐败官场、烂掉的八旗绿营、颓唐的士林以及失去规范的社会。所谓文法，就是指种种不符合时代的要求陈腐不堪的规章制度、律令法规等等。时至今日，我们不能不承认世人看到的只是表层，赵烈文看到的才是咸同年间动乱的本质。更令曾氏本人没有想到，也是他不愿意去想的，是赵的下面这番话：“今师一胜而天下靡然从之，恐非数百年不能改此局面。一统既久，剖分之象盖已滥觞，虽人事，亦天意而已！”曾氏的胜利造成了什么局面？这就是后来王闿运在《湘军志》中所说的：“其后湘军日强，巡抚亦日发舒，体日益尊”的局面，也就是曾氏所极不愿见到的“外重内轻”的局面，但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非人力所可制止。正是基于这种透辟的认识，赵烈文成为那个时代极为准确地预见清王朝崩溃的第一人。赵对此分析的那段话极为难得，还是照录最好：初鼓后，涤师来畅谭，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变异，奈何？余云：“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轴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师蹙额良久，曰：“然则当南迁乎？”余云：“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这段话是曾氏与赵烈文在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晚上的对话。四十四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果然清王朝立时土崩瓦解，并无南渡苟延的机会，接下来的是长达十多年的“方州无主，人自为政”。对于清朝廷崩溃的形式和日期，以及中央政权垮台后的全国形势，其预算之准确与精密，令人惊诧莫名。具有如此眼光的人，古往今来并不多见。这就是曾经真实存在过的赵烈文，他的这些乱局之中的清醒认识就白纸黑字地写在他的日记里。这样的人物，我能不写进我的小说吗？如此日记，我能不细加研读吗？我决定寻找《能静居日记》的全本。全本找到了，是台湾学生书局1964年的影印本，一共有六大册。但当我打开时，却立马遇到极大的困难。赵的日记是用行草体所书，尽管书法流利娴熟，却有许多字令我辨识困难。我想，如果有人来先扫除这个障碍，然后将它排印出来，岂不会给这部日记的读者带来极大的方便吗？但这事不容易做成。首先是准确辨识草书的人不易找到，其次是出版此书的成本太高，出版社不能不考虑经济核算。后来我在台湾遇到一位学者，他竟然主动跟我谈起《能静居日记》。他说，几年前著名历史小说家高阳先生就有整理出版此书的意图。高阳先生想自己来做整理者，他亲笔誊抄了一部分。可惜，高阳先生不久病逝，此事搁浅。这位学者希望大陆出版界来做这件事，并热情地送我一叠高阳先生亲笔誊抄的影印稿件。拿着这叠稿件，我愈加感觉此事的紧迫。终于，一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出版负有高度使命感的岳麓书社决定来做这件事，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大力支持下，约请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廖承良研究员标点整理此书。廖先生既熟悉相关历史，又有书法功底，他与青年编辑刘文君挑起这副重担，经过三度寒暑的努力，终于使这部重新编排的《能静居日记》全本面世了。我相信，只要是对中国历史文化有兴趣的读者，都可以从中获得多方面的收益：或是更多地了解那个动乱的时代，或是可以窥探某些高层政治运作的细末，等等。点击：726 发布：2013-11-29 09:28 责编：linxingzi 来源：光明日报 -
2014.2.1 南方周末 眭达明 1867年六月，赵烈文在与曾国藩谈话时预言：不出50年，清朝必亡。44年后，清朝果然土崩瓦解，接踵而来的混乱局面，也为赵烈文所言中：“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从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赵烈文大概是第一个准确地做出这种预见的人。1865年，捻军在山东击毙僧格林沁后，清廷大为震动，急调曾国藩督师北讨。曾国藩北上时，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字惠甫）一直送到江都北边的邵伯镇才返回。在这一个多星期里，两人的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经不住赵烈文的请求，曾国藩答应收下这个弟子，并在邵伯镇写下一幅四百多字的横幅，送给这位心爱的门生。有了师生名分，当同治六年（1867）两人再次聚首金陵，赵烈文第三次进入曾国藩幕府后，几乎无日不长谈，无话不可言。在曾国藩日记中，也几乎每天都记下了“至惠甫处一坐”“与惠甫久谈”之类文字，有时一天要聚谈数次之多，几乎没有白天黑夜之分。他们两人最重要一次谈话发生在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晚上。在这次谈话中，赵烈文发出了石破天惊的预言：不出五十年清朝必亡！从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赵烈文大概是第一个准确地做出这种预见的人。“不出五十年清朝必亡”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天黑后，曾国藩到赵烈文处聊天，忧心忡忡地说：“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京城）气象甚恶（形势不好），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势必会形成分裂割据的局面）。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指中央政府先垮台），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赵烈文自称）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指各省）无主，人自为政（地方割据），殆不出五十年矣。”听了赵烈文这番石破天惊的谈话，曾国藩立刻眉头紧锁，沉思半天才说：“然则当南迁乎？”显然，他不完全同意赵烈文的观点，认为清王朝不可能完全被推翻，顶多发生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政权南迁后南北分治、维持“半壁江山”的局面。对此，赵烈文明确回答说：“恐遂陆沉（指亡国），未必能效晋、宋也。”他认为清政府不可能像东晋、南宋那样，南迁后还能苟延残喘百余年，恐将彻底灭亡。赵烈文虽然回答得十分坚定，但曾国藩还是不能完全认同他的说法：“本朝君德正（皇上德行纯正），或不至此。”赵烈文立即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受报答）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赵烈文的回答，实际上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明朝灭亡后，清军因吴三桂冲冠一怒大开城门而入关，所以“创业太易”“有天下者太巧”；入关后为震慑汉人而大开杀戒，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诛戮太重”。清王朝得天下的偶然性和残暴性这两点，决定了它的统治缺乏道德“合法性”。虽然清王朝后来的君王“君德”比较“纯正”，但善与恶并不能相互掩盖和弥补。何况“天道”已经给了清王朝十分丰厚的回报，给他们带来过文治武功远超前人的“康乾盛世”，因此这些后来君王们的“德泽”，既不能抵消清王朝开国时的惨无人道，也不能成为后继者享用不尽的政治老本和天然倚靠，更不足以补偿其统治合法性的严重匮缺。赵烈文这么一说，曾国藩才真正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预感到了清王朝正面临灭顶之灾。他没有继续反驳，而是在沉默良久之后表示了默认，颇为无奈地说：“吾日夜望死（希望自己快点死掉），忧见宗祏（指朝廷）之陨，君辈得毋以为戏论（开玩笑）。”赵烈文安慰曾国藩说：“如师身份，虽善谑，何至以此为戏。然生死命定，不可冀求，乐死之与幸生，相去无几。且师亦当为遗民计，有师一日，民可苟延一日，所关甫大，而忍恝（音夹）然（无动于衷）乎？”清王朝不仅“大势”已去，而且“气数”将尽此次谈话对曾国藩的触动虽然非同小可，但此后几天里，各种想法不断闪现在他脑海里。他有时同意赵烈文的看法，有时又产生怀疑，觉得大清王朝不会死得这么快。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无论从曾国藩自身的利害来考虑，还是从他所肩负的责任来观察，他都不希望或说不愿意看到由他亲手拯救出来的大清王朝走向灭亡。不过他又是个敢于正视现实的人，面对内外交困的时局和愈演愈烈的严峻形势，作为举足轻重的国家重臣，他不能不对清王朝的结局提前做一番考虑。半个月之后的七月九日晚上，曾国藩又把赵烈文约到两江总督衙门的后花园里，边乘凉边继续探讨这一重大问题。赵烈文说：“在上海见恭邸小象（恭亲王奕的照片），盖一轻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镇压百僚。”曾国藩说：“然。貌非厚重，聪明则过人。”赵烈文说：“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见时局之不得不仰仗于外（指封疆大吏），即曲为弥缝。昨与倭相（倭仁相国）争持，无转身之地（回旋余地），忽尔解释（消解），皆其聪明之征也。然随事称量轻重、揣度形势之才则有之，至己为何人，所居何地，应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会。……身当姬旦（周公）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恐不能无覆餗（音素，力不胜任而败事）之虞，非浅智薄慧、涂饰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曾国藩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说：“本朝君德甚厚，即如勤政一端，事无大小，当日必办，即此可以跨越前古。又如大乱之后而议减征（指太平天国乱后减征赋税），饷竭之日而免报销（指同治三年六月攻破金陵以前各路军队的经费开支，可以不必造册报销，只需开一个简明清单上奏。换句话说，这些年湘军花多少钱就算多少钱，朝廷都认可，不予查究。），数者皆非亡国举动，足下以为何如？”赵烈文说：“三代以后，论强弱，不论仁暴；论形势，不论德泽。……议减征，创自外臣，非中旨也（是地方官首先发起的倡议，而不是出自皇帝的旨意）；免报销，则以此番饷项，皆各省自筹，无可认真（不能按照以往惯例认真核查），乐得为此宽大，亦巧见耳。勤政诚前世所罕，但小事以迅速而见长，大事亦往往以草率而致误。……而中兴气象，第一贵政地（指朝廷）有人（关键要有好的领导人），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当，默运天心，未必其然也。”听了赵烈文这番议论，曾国藩的心情愈加沉重，不过他对清王朝仍然抱有某种希望：“本朝乾纲独揽，亦前世所无。凡奏折事无大小，径达御前，毫无壅蔽。……一女主（指慈禧太后）临御，而威断如此，亦罕见矣。”赵烈文毫不顾及曾国藩的看法，一心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然。顾威断在俄顷，而蒙蔽在日后（只是威断在顷刻之间，上下蒙蔽的事情却发生在以后）。……一部《红楼梦》即其样子，又足多乎？所谓威断者，不在行迹而在实事（不在于表面说了或做了什么，而在于实际效果如何），一语之欺，清浑立辨，则群下无不惴惴，至其面目，转不妨和易近人。”此次谈话非常有趣：曾国藩特意约赵烈文到后花园交谈，原本想用“勤政”“君德厚”“权柄不下移”和现在当朝的恭亲王奕为人聪颖、慈禧太后遇事“威断”等等来说服赵烈文，如果能让他改变看法当然最好，即使不能，也希望从他口里听到自己所预想的结果，这样他心里就会得到一些宽慰，至少是不再那么焦虑不安。然而赵烈文完全不这么认为。他对曾国藩的每一个观点都持不同看法，或者有所保留。赵烈文的核心论据是“大势”，或者说是“气数”。他不仅认为清王朝的“大势”已去，而且“气数”也将尽，不会再有什么希望。处于这种情况之下，即使有“好亲王”“好太后”或者“好皇帝”什么的，都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何况没有。也就是说，清王朝很快就会走向灭亡，是大势所趋，是谁也左右不了的。赵烈文真的富有洞见。他不仅对历史大势看得非常透彻，而且作为一个远离权力中心，根本无法近观当朝权势人物的机要幕僚，对恭亲王、慈禧等人的判断却异常准确，以后的历史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恭亲王确实是朝中少有的开明权贵，在当时有视野开阔、思想开明之誉。但他的从政经验、控驭权力的能力都不足，与慈禧太后稍作抗争失败后，就被这个女人玩弄于股掌之上，使自己变得更像一个名副其实的“恭王”，这些都证明他确实仅有“小聪明”而没有“大气魄”和“大胆识”。慈禧也确实“威断”，很有政治手腕和控驭臣下的非凡能力，但她对中国的社会现状缺乏了解，对清王朝面临的问题心中无数，对世界的变化和西方列强的挑战和威胁，不知道从长远的角度加以应对。更为糟糕的是，慈禧太后缺乏进取精神，纯粹是个权力迷，一心只追求权力，别的都可以不管。一句话，她有控驭权力的能力，却缺乏远见，只知道维持现状。而在近代中国这种非常时期，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思想、见识、眼界、魄力，对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在这种目光短浅、得过且过、唯我独尊的人领导之下，她越是有“威断”、能“威断”，对国家的危害就越大，这已为历史所证明。赵烈文能把大清王朝这两个最有权势的人物看穿、看透、看死，说明他的眼光确实够深刻和老辣。在专制社会里，王朝兴衰和江山社稷长短的话题，既敏感又重大，不要说同事朋友之间，就是亲人甚至夫妻子女之间，也是很少涉及的。尤其像曾国藩这种身份和地位的人，显然更不适宜谈论这种话题。然而，他和赵烈文，不仅反复倾心交谈，而且开诚布公，毫无保留，即使谁也说服不了谁，也毫无关系。如果不是亲密无间，相知很深，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领导和幕僚之间，能够达到这种高度默契的程度，确实少有。当然，赵烈文观察事物的独到眼光，对历史大势的准确把握，对时局发展的冷静分析等等，对曾国藩都具有很大吸引力，使得他无法拒绝听取他的意见和看法。曾国藩对赵烈文的论断，表面上好像仍然无法或不愿意完全相信，总感到清王朝还有一线生机，最起码可以像东晋、南宋那样长久偏安，实际上在他内心里，已经无法抹去清王朝即将灭亡的阴影，一个多月后，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他再找赵烈文交谈这一敏感话题并说出下面这句含义深刻的话：“如捻贼得灭，朝廷中兴，犹为不负此举（指剿灭太平天国），不然，何足道耶？！”潜台词是：清王朝如果没有中兴局面出现，他以前的一切努力，不仅没有任何价值，而且会产生负面影响，自己也会在历史上留下骂名，如果真是如此，还不如让这个王朝早些寿终正寝为好！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曾国藩心境之凄凉，对国家前途命运之悲观失望，于此可见一斑。历史惊人准确地应验了赵烈文的预言最终让曾国藩对清王朝彻底失去幻想，或说曾国藩对赵烈文所预言的结局不再心存任何侥幸，是在曾国藩经历了一路北上的走访调查和广泛接触清王朝最高领导核心人物之后。同治七年（1868）七月下旬，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他北上就任后，终于第一次见到慈禧太后、同治皇帝、恭亲王以及文祥、宝鋆等军机大臣，并在数日内连续多次受到皇上和皇太后召见，还数次参加国宴。在乾清宫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曾国藩以武英殿大学士身份班列汉臣之首，与满族大学士倭仁东西相对，享受清廷的最高荣宠。对此，他当然倍感荣耀。直隶总督和内阁大学士的职位，不仅让他有机会面对面接触和观察清王朝的几位最高领导，而且通过观察、谈话和出席最高国务会议，使他对清政府的核心人物和全国形势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这时他不得不承认：清王朝确实大势已去，国家的颓败程度远远超过自己原来的预想，朝中根本没有可以力挽狂澜之人，这一切正如赵烈文早就预言的那样，整个清王朝就像一艘千疮百孔的破船，只能眼看着它一天天沉没下去，再也没有浮起来的希望。同治八年（1869）五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对奉调到直隶做官、头一天才来到保定直隶总督府的赵烈文说：“吏治风俗颓坏已极，官则出息毫无……余一筹莫展！”曾国藩又对当朝核心人物一一进行点评：“两宫（慈禧和慈安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讲不到点子上）；皇上冲默（淡泊宁静），亦无从测之（看不出深浅）。……恭邸（恭亲王）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地位不稳）；文柏川（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宝鋆）则不满人口（素无威望）；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倭仁），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曾国藩又说到外交：“到京后曾会议和约事（参加讨论与外国签订和约的会议），醇邸（醇亲王奕譞）意在主战，曾上折交内阁再议。吾以目下不可不委曲求全，而又不可不暗中设防奏覆。然中外贫窘如此……安能自立？今年和约当可成，不致决裂，而时会（机遇或特殊情况）难知，能无隐忧！”在赵烈文面前，曾国藩一方面坦承自己对时局、朝政的失望，另一方面又对慈禧太后、慈安太后、恭亲王、文祥、宝鋆、倭仁这些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人品、见识、能力、优点与弱点逐一分析点评了一番，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皆非担当王朝中兴重任之人。他们尚且如此，其余的人更是无法指望，所以最终他不得不同意赵烈文一年多前做出的论断：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大势已去，无法救药。颓废不振的清王朝于1911年土崩瓦解，赵烈文的预言果然应验了。而曾国藩和赵烈文已分别于1872年和1893年去世，对他们来说，这或许倒是一种解脱和幸运。曾国藩既是清王朝的拯救者，又是这个王朝的主要掘墓人曾国藩诚然是清王朝的拯救者，但他又是这个王朝的主要掘墓人，这一点，曾国藩本人不知如何，赵烈文却早就看得一清二楚。同治六年（1867）六月二十三日，也就是赵烈文预言清朝必亡谈话后的第三天，他和曾国藩还有一次重要的谈话。遗憾的是，此次谈话不仅没有引起世人应有的重视，而且连曾国藩自己，当时也不愿意对这个话题进行深入探讨。这天傍晚，曾国藩到赵烈文那里闲谈。两人首先谈论了宋朝的几位名臣，在看法上略有分歧。当说到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形成国家积贫积弱局面时，曾国藩说：“南宋罢诸将兵柄，奉行祖制也，故百年中奄奄待尽，不能稍振。”停顿了一会儿，曾国藩又说：“韩（琦）、岳（飞）等军制，自成军，自求饷（自己编练成军，自己筹集军费），仿佛与今同。大抵用兵而利权不在手，决无人应之者。故吾起义师以来，力求自强之道，粗能有成。”曾国藩对自己的成功之道，不仅感到满意，而且含有庆幸的成分。赵烈文却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于是笑着说：“师事成矣（老师确实取得了成功），而风气则大辟蹊径（却改变了风气）。师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法制法规）战者不啻十之五六。今师一胜而天下靡然从之，恐非数百年不能改此局面。一统既久，剖分之象盖已滥觞（分裂割据之象已经初露端倪），虽人事，亦天意而已！”赵烈文为什么说曾国藩开辟的练军方法，不仅导致了“剖分之象盖已滥觞”，而且使得“天下靡然从之，恐非数百年不能改此局面”呢？原因就在于通过这种方法编练出来的军队，不是置于中央政府的绝对领导之下，而是归练兵者个人所有，大体属于私人武装性质。既然是私人武装，当然是“有奶便是娘”，最终只能听从私人号令并逐渐形成督抚权大、兵为将有、内轻外重、中央权威日趋衰微的局面。后来，清朝军政重心逐渐外倾和下移，中央政府日趋衰弱，最后发展到东南互保和辛亥各省独立，种种事实，无不证明赵烈文的分析和预见是多么准确和具有前瞻性。遗憾的是，作为清王朝主要拯救者的曾国藩，听了赵烈文这番高论后，除了淡淡地表示：“余始意岂及此，成败皆运气也！”之后便岔开了这个敏感而重大的话题，和赵烈文讨论起天命与人事的哲学话题来。归之天命诚然不错，因为它确实不是曾国藩有意而为，也不是他事先能够预知和事后可以把握的。但事实毕竟是事实，谁也改变不了。这一点，历史和政治经验十分丰富而又聪明过人的曾国藩岂能不知？所以从此以后，曾国藩与赵烈文谈话时，多次提到并十分关心后人对他的评价，并要赵烈文为他主持公道。如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曾国藩来和赵烈文闲谈，见有客人，于是离去；过了一会儿，曾国藩又来了。这时赵烈文正在吃饭，曾国藩就在客厅转悠。赵烈文一放下碗，曾国藩就进去对他说：“吾来南（指回金陵做两江总督）已半载矣，壁上无一有款之字画，几案皆荡然，人得无笑其苟简（简单）乎？”他显然是欣赏了赵烈文客厅里的字画后，触景生情说这番话的。赵烈文于是打趣说：“自有总督衙门以来，未有空闲寂寞一至于此者，方颂盛德之不暇，奚所可笑？”曾国藩说：“足下他日铭吾墓（给我写墓志铭），此亦一事也！”当说到胡林翼的文集编得不好，而且多是他人代笔时，曾国藩对赵烈文说：“吾身后亦不免此一劫，足下何策以善其后？”赵烈文说：“待及师身论定，烈愿任编纂之役。”曾国藩当即嘱咐说：“惟望足下他日持正论（主持公论）耳！”赵烈文看曾国藩说得很认真，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意思，也就严肃地回答说：“谨受教！”此时的曾国藩，虽经“剿捻”失败，声望有所下降，但仍是国家举足轻重的人物。而从他的这番嘱咐里，分明发现他不仅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在后世存在巨大争议的人物，而且郑重希望赵烈文能够为他“出善后之策”。大凡在历史上留下浓重足迹的人，都十分关心后人对他的评价，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处在声望极隆时的曾国藩，就对自己的心腹幕僚做出这一政治交代，显然有深意在其中。可能正因如此，赵烈文从此也就不再提起这一话题并让它淹没在历史的大海里了。
精彩短评 (总计1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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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横排；定价...... -
可以读 -
拜服。 -
师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 -
读其书，想见其为人 -
曾国藩身边顶级谋士，和曾国藩日记对照读，发现可信度还是很高的 -
重读。 -
古籍，传统文化 -
发愿力读二十四史。结果日记成了史学札记。。么。。 -
和自己的经历差不多。认真整理一个本子，发现有整理好的，没用上。要多看长见识，才能少走弯路。有的弯路非走不可。是个教训吧。这个用台版整理的，南京图书馆藏有清抄本，那里用辨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