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醒子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8-1
ISBN:9787301228654
作者:[英] 沈艾娣
页数:172页
作者简介
本书以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一位山西绅士刘大鹏的日记为核心资料，描绘出其人作为儒者、孝子、商人、议政者、农民的不同身份状态下的人生景况，讨论了中国在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的动荡中下层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生活的困难、身份认同的焦虑，以及由此而来精神的折磨与坚守。从一个人的遭遇折射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中国知识群体的转型之痛。
书籍目录
中文版序
致谢
序言
第一章 写作
第二章 儒生
第三章 孝子
第四章 议士
第五章 商人
第六章 老农
尾声
参考书目
索引
译后记
内容概要
沈艾娣，牛津大学博士。曾任教于哈佛大学，现为牛津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华北乡村、地方宗教与社会、清末以降的社会文化等。著有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China: Inventing the Nation，及The Missionary’s Curse and Other Tales from a Chinese Catholic Village等。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2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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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很多读书人，并不是每个读书人都能够学而优则仕，大部分人在科举考试中扮演着陪读的角色。那么，这些在传统读书人中并不那么光彩夺目的人，会有怎样的人生经历；在一个科举制度被废除，传统的社会结构走向解体的新时代，这些传统的读书人会有怎样的人生际遇？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在记录了一一位山西乡居者的人生，一个在大时代中无路可走的士绅。故事的主人公是刘大鹏，山西太原府人，生活在晚清民国初年。刘大鹏人生的多半时间在县城以外的地方居住。与一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不同，他还曾到过遥远的北京参加过科举考试，是一名获得科举身份的举人老爷。这个举人老爷，没能进一步获得进士的功名，步入文官的行列。进士是一个读书人进入仕途的门槛，许多人皓首穷经，能够越过门槛的毕竟是少数。那么，像刘大鹏一样没能跃过门槛的“失败者”，会怎么过活呢？作者：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作者从刘大鹏的人生经历中提取了6个标签。全书的主体分为六章，分别定义了刘大鹏的六种身份：写作、儒生、孝子、议士、商人、老农。中国传统社会有士农工商的划分，刘大鹏的人生中却存在士、农、商三种身份，一个乡居者竟然能横跨三个身份，对于习惯了划分阶级、阶层的人来说，颇有意思。刘大鹏的第一个标签是写作。作者能去研究刘大鹏，首先是因为他留下了百万字的《退想斋日记》。于是，问题自然而然会被引出，这些日记里都记录着什么，刘大鹏为何会写这么多的日记？除了日记之外他还有无别的写作？这些文字都是写给谁看的？留下来的文字对他来说意味什么？这些看似平常的问题向我们展示了西方学者关注的角度。第二个标签是儒生，获得举人身份的读书人，自然会是儒生。儒生这个标签在他的人生历程中，离不开求学、考试、教书三事。求学可以理解为学习儒家经典，这些经典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的“三观”，构筑他为人处事的基础。考试即是参加科举考试，旧时的读书人读圣贤书是为了参加科举，获得功名，进而有机会致仕为官。在这个阶段，每个读书人都会面对“形式与内容”的张力，八股文培养的是答题技巧，而经史之学则侧重实际能力，于是，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同样面对应试教育的难题。教书则是一种就业方向，能够考取功名的人毕竟是少数，而能够为官的读书人更是少之又少。像刘大鹏那样有功名却为能为官的人该怎样生活？儒家的思想如何影响到他此后人生道路？这是被前面的研究忽略的一群人，而沈艾娣讲述的刘大鹏，让这些人的影子逐渐明晰起来。第三个标签是孝子，孝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儒家成为官方仪式形态，孝道也会借助国家的力量成为社会核心价值，规范人们的思想与行动。从家庭的层面来看，孝规范了家庭内外的人际关系，对父母、对妻子、对子女，虽然建立在情感与义务关系上的孝道，会在现实中遇到一些问题，但他对于家庭内外、上下的关系调节，确实构筑一种稳定的样态。对于一个浸淫在儒家文化中的读书人来说，他对于孝本身有自己的理解与领悟，这种理解还影响着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比如刘大鹏会将疾病跟未能尽孝联系起来。如果在一套稳定的以儒家理念建构的社会秩序中，孝的理念可以成为人际关系网络中的重要部分，被代代承续。若是遇到儒家价值被颠覆的时代会怎样呢？我们来看看刘大鹏的两个儿子的遭遇，次子刘瑄因为科举考试的失意而疯疯癫癫，被刘大鹏认为只知吃喝，不能尽孝；长子刘玠顺利获得举人身份后，到开化的天津谋生，回到山西后向刘大鹏提出“今日所请者，即父自此以后愿不为父子，成为同等。”试图背弃国家与家庭的道德传统。对于刘大鹏这些未能做官的乡居士绅来说，原有的私塾先生的谋生方式，因为科举制度的取消而失去价值，他们需要谋求新的出路。第四个标签是议士，这是一种政治身份。随着清末民国新的政治形态的建立，地方士绅参与政治多了议员这一条道路，刘大鹏依靠前清的功名，以及自己在地方上积累下的人望，获得了县中议会议员的资格。作者通过刘大鹏对于新政的认识，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化的另一方面——现代化的高成本，对于乡村来说是一种剥削。以教育为例，传统的私塾可能只需要一个先生、几套桌椅就可以大规模推广，而新式教育则需要购买大量的设备、聘请各学科的老师，一般的乡村地区无法负担新式教育的成本，而新式教育则聚集在大城市。如此，城乡之间教育的不平衡，随着新政的推广而被陡然拉大。新政也需要扩大财政收入，在刘大鹏的笔下，清代的赋税并不算沉重，人们交完定额税就可以了，而新政的开展使得国家机器变大，需要扩大税源来满足新式政治极其的运转。于是，新政在刘大鹏的笔下，在普通民众的概念中，未必是一种积极、正面的形象出现。议士的身份并没有给刘大鹏参与政治带来实际上的改变，很快他就从政治性的议士，转而变为舆论行的议士，依靠文化自信与自觉，对时政立言。让我们回到最切实际的层面，一个不能教书、又不能为官的读书人，还能够以何种方式谋生？这是摆在刘大鹏面前的问题，也是同时代很多落寞读书人共同的问题。第五个标签是商人。山西是个有商业传统的地方，刘大鹏的父亲也是依靠木材店的生意，才支撑起刘大鹏的科举之路的。那些可以负担起高额塾师费用的人家，也多是商业家庭。在刘大鹏作为求学、为师的过程中，商业的力量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撑着他。步入近代化浪潮中，工业的发展刺激了煤炭的需求，而山西是个煤炭资源丰富的城市。刘大鹏也通过煤炭经营参与到商业中来，获得了可观的利润。问题是，像刘大鹏这样一个读圣贤书的读书人，自身缺乏商业经验与资本的积累，他如何能够参与到商业经营呢？除了声望、信用、功名之外，更为重要的条件或许是他精于会计，能够在合伙人之间理清账目，在由此通过个人的声望做出公平的裁决。但当政府认识到采煤业巨大的利润时，便通过行政的手段取消了小煤窑的合法性。在山西现代工业的背景下，与民争利的新政府，让试图参与工商业的没落老士绅，也丧失了一种可能。第六个标签是老农。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买田种地虽然不是个可以发家致富的方式，却是每个人生活的基础，也是条退路。有钱则买田置地，诚如今日的不动产投资，是稍有些积蓄的士绅家庭都会考虑的道路。刘大鹏虽然获得了功名，但在钱财捉襟见肘的时候，也需要亲自参与到农耕中。在观念的层面，他赖以立身的儒家文化一直有重视农耕、耕读传家的传统，他参与农田的管理、记录水利闸口的分布。但农耕的收入很难满足不断扩大到家族人口，再加上不断增加的税收，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刘氏家族进入20年代后逐渐没落了。作者一再强调讲刘大鹏的故事，并不是因为刘大鹏是一个典型，诚如作者所言，“真实的人总非典型”。作者自述本书目的之一，是质疑将中国社会划分成士绅、商人、农民、精英是否合理，由刘大鹏的例子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他兼具四种身份。不止是刘大鹏，我们可以在其他时代、其他一些士绅身上，发现兼具几种身份的人，乃至于在普通的农民身上我们也可以发现有商人、儒家文化的影子。作者关注的另一个主题是现代化引起的社会变化，“山西的乡村及它与商业繁荣和政治权力渐行渐远。”书中对于现代化的思考，引人深思。而笔者感触最深的是像刘鹏那样平凡的读书人，在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会有怎样的人生际遇。沈艾娣展示的是一个有些悲哀的故事，刘大鹏并没有很好的适应现代化的新趋势，他是怀揣着儒家传统的读书人，他觉得自己“梦醒了”，但不知道梦醒在何处。那些像刘大鹏一样籍籍无名的士绅，就这样消失在了大时代的浪潮中。 -
或许与去的时候有关，去年深夏某日午后和友人一道进入赤桥村的时候，几乎没见到什么人影。整个村子像条搁浅的船，停滞在某个历史的时刻，和远比这里有名的平遥古城和王家大院一样，只是偶有游客自以为是的喧哗而它们自己却永远静默如初。刘大鹏故居前“父子登科”的匾额还挂着，看着很新。上世纪初，中俄蒙各自巨变之前，位于这条商贸大道上的山西省北部曾经担当着重要的枢纽角色，货物与货币的大进大出，带来巨额财富和无限生机。然而政治剧变导致商路转移，东南沿海商路发展起来后，人们无意也无力修复或维持已然断掉的南北商路。于是，曾经显赫一时的商业枢纽，顿时如潮水退去羁留岸边的鱼，成为博物馆里的标本，等着人们来窥奇或怀古。在中国百年历史的宏大叙事里，我们原本看不到赤桥村的影子。这让我想起史景迁《王氏之死》里曾经并置过的两条历史记录。清朝建立之初，愈加频繁地南下攻城猎地，1643年1月，满洲一位叫作阿巴泰的将军带兵打进了王氏生活的山东郯城。关于这次事件，《郯城县志》的记录是这样的：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1643年1月30日），大兵破城，屠之官长。俱杀绅士、吏民，十去七八。城之内外，共杀数万余人。街衢宅巷，尸相枕藉。残伤孑遗，践尸而行，民伤大半。至十六年正月初三日（1643年2月21日），大兵营于境内。南自沈马庄，沿沭河，西北至忻州，上下七十余里，相连五十四营。驻扎一十二日，阖境焚掠，杀伤甚多。又攻破苍山堡，杀死人民男妇万余。而在保留于国家档案的阿巴泰报告里，自然根本不会有郯城的影子，只是强调这次从整个华北地区得到的硕硕战果：黄金万有二千二百五十两，白金二百二十万五千二百七十有奇。珍珠四千四百四十两，各色缎共五万二千二百三十疋。缎衣、裘衣，万有三千八百四十领。貂狐豹虎等皮共五百有奇。整角及角面，千有一百六十副。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驮马骡牛驴羊，共三十二万一千有奇。外有发窖所得银两，剖为三分，以一分给赏将士，其众兵私获财物，莫可算属。这样的对照令人错愕，在国家以巨额财富向普天之下宣告自己合法性的时候，其背后其实是可怖的屠城。回头想来，除了征税和平乱，我们几乎也看不到子民和政府之间的其他直接联系了。在官方话语里，人民是一个空洞的修辞，并不指向实在的个体。明清易代，丝毫没有改变王氏的窘境，她需要面对的，仍然是日常生活中无妄的天灾和叵测的人祸，没有哪个国家更没有谁代表国家来协助这位妇女。刘大鹏的一生未尝不如此。和当时无数中国普通人家的男孩一样，他自幼受传统儒家村塾教育，以“寒窗苦读圣贤书”为己任，拿曾国藩作偶像，每天记日记，反求诸己，因为求功名不得而郁郁寡欢。念圣贤书又毫无作为让他背负着沉重的压力，在求名与修身之间无所适从，由此产生的无力与自责转化为对父母毫不商量的顺从，希望以“孝行”化解人生的痛苦和可能的惩罚。陷入一团矛盾的他，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迫？），最终选择将诚敬的圣贤观作为生活方式而不是单纯的入仕手段，在这一观念遭到国家背弃的时候，他仍然不放手，反倒抓得更紧，成为乱世汪洋中唯一可以依傍的浮萍。公元1905年9月2日，清廷颁布了一道诏令：“自丙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刘大鹏们”半辈子的努力就因为这道诏令化为乌有，但他们的人生却没有就此停滞，刘大鹏只是无数搁浅者中的一员。在后科举时代，刘大鹏老实本分的儒者名声成为他在地方发展的唯一资本，他因此而当过乡里议员、经营过私人煤矿，但重信守道的价值观远远不足以应付现实利益中错综复杂的人际往来，他不断努力，却在努力中一再碰壁，始终没有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最后只能回归土地，成为靠双手吃饭的一名垂垂老矣的农夫。或许刘大鹏某种意义上而言还算是幸运的，在新旧价值观剧烈变革的时代，他已经步入了人生的中年，无从改变转而成继续坚守，但他“最出息”的儿子就不那么幸运了，在亲历了天津“新世界”的生活又不得不撤退回故乡后，这位年轻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彷徨与迷惘可想而知。他瞒着刘大鹏而吸食起了鸦片，最终年纪轻轻而身亡，刘大鹏不得不用给自己准备的棺材给儿子办后事。时代的仓皇、传统的桎梏、环境的胁迫和家族与教育带来的无形压抑，于个体内在引起的震荡与撕裂，在这次突发的死亡事件中，体现得尤为惊心动魄。但像《活着》里的福贵一样，对于自我招致或命运带来的一切，刘大鹏除了忍受，别无他法，然而笔不曾停歇，他将或许在流俗看来不值一提的生活一股脑地记了下来，给出了自己的意见。比如他认为新政其实是虐政，自己坚决不改行新历法。废除科举、开办新学需要巨大的财政投入，这些都成为派发在每个人头上的税额，但是诸如赤桥村这样的地方，人民承受了巨大的盘剥之后，却没有享受到相应的好处，新式学堂远远覆盖不了这里，革新带来了更深的剥夺和不平等。刘大鹏始终抱持着敬惜只字的态度，在他或忧心或愤懑或偶有欢愉的记录里，我们看到以“进步”为旗号的现代化进程，在日常生活实践层面造成的危机与动荡，还有深陷其中人们的反感、压抑和苦痛。但这样的声音如此微茫，总是有时代之音左右着集体的记忆和叙事，沈艾娣教授提醒我们，在篇帙浩繁的日记中，1900年、1908-1912年的部分被抽掉了。众所周知，1900年是义和团运动，而后者则是辛亥革命，当这些原本有其特定语境的个人书写被肢解开来，用以服务今人的历史编织时，我们如何保证它们原本的意义不被扭曲，价值不被剥夺？刘大鹏对义和团、对辛亥革命的态度，是和他对自然灾害、饥荒病痛、街坊邻里、婚丧嫁娶、父母子女等一切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联系在一起的。他丝毫不打算为后人，——旁观者而非亲历者，关于是非对错的空洞争辩提供任何佐证，他只是记下属于自己的感受，虽然他的判断始终犹疑不决，但这份记忆本身却因其不容替代的个人价值而丝毫不容他人置喙。这个被历史快车道甩出去的人，时有不甘，时有自责，却始终不卑不亢地记录一切，这看上去毫无力量的日常书写，时过境迁后，依然如大大小小的杂音，干扰、撼动着伟光正的主旋律。也因为这一份事无巨细的个人记录，刘大鹏，这个在集体叙事里或被湮没不闻或被随意摆弄的“小人物”，拒绝进入精英和大众这样看似合理有效的二元框架中，他拒绝任何一种身份标签的限定，进而也拒绝由此可能带来的“事实遮蔽”和“暴力解读”。他反复陈述自己，并在陈述中批评、驳斥、说服与坚定，他无意指点江山，或为哪个阶层或群体代言，他只是通过书写，甚至是抽屉书写，排遣一己对现实的困惑与愤怒。这份记录与记忆，在那些鼓吹革新、高唱进步与颂扬现代的宣言面前，简直像是叛徒与孽子。但他的反抗，哪怕是奄奄一息无声无光的反抗，却依然在历史推搡、冲撞与毁灭之后，若隐若现。汉娜•阿伦特曾把作为人类的每个个体最重要的责任落在“判断”这件事上，在她看来，这是一项身体力行之事，关于“判断”的功能，她这样说：对摆在面前的独一无二的特殊物作出评价，而不是设法将之划归到某种普遍化的解释图示或者一系列既定的范畴之下。人事的观察者，是反思政治而非实践政治的人，这样的人所担负的任务就是，在既不迎合群体意识形态的要求也不遵从其他社会成员业已作出的判定的情况下，对那些在公共舞台上将自身呈现出来的独个的特殊物作出自己的判断。这也正是阿伦特作为人类大剧的旁观者毕其一生而孜孜不懈的事业：作为亲自且独自思索的人，以自己的名义下判断，不折服于任何群体和集团为迫使顺从和一致而施加的压力。判断能力最本真的要求不多，无非是：保持自己判断的不可消泯、不可缩减的独立性，此外别无他求。“保持自己判断的不可消泯”，这让人想起去年11月17日过世，曾于2007年以88岁高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她曾撰写自传，作为一个有丰富社会和政治经验的人，她承认有些佩服“选择保持沉默”，不写回忆录的人。至少有五位传记作家已经开始为他立传，那她个人为何还要写自传呢？她的回答倒很坦率，“出于自卫”。她说，“写自传其实就是在努力诉求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其实阿伦特和莱辛说的，无外乎一回事。刘大鹏自然没有想过阿伦特的“判断”和莱辛的“自卫”，但他履践着这些。他在日记中写道：“汝必用正楷书写；记录所有己身、己心和言语之恶；汝需终身写日记而不能间断。”他提醒自己要耐心，退而自省，切忌争论，更不可妄评他人。道德框架，是他理解自己及周遭一切的一种重要方式。面对每况愈下的个人境遇，身处纷扰和焦虑之中，他只有“以身处乱世，心无所寄，惟于日记册中聊寄慨叹而已”。写下便是永恒，这份或许被很多人看来不值一提的私人记录，足以使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反思20世纪中国变革的芜杂真相，反思国家与个人、政治与生活之间的联结与矛盾，以及内在的悖谬和倾轧。阿城曾说，“传统中的读书人每天读书，目的是为了通过考试而做官，做了官之后，则整个家族的经济、政治状况都会有根本的改变。在这个过程中，读书人经历的是一个自觉改造自己的过程，因此中国读书人与皇家及其官僚机器的道德一元化是必然的，道德的一元化是政治一元化的基础，读书人与政治的一体性也就是必然的了。这种情况到现在没有改变。因此，用西方的‘知识分子’来代替中国的‘读书人’，会误解‘中国知识分子’，中国如果有西方意义的知识分子，常常是由于个别人的性格的原因，就好像麦田里总会有一些不是麦子的植物”。刘大鹏的例子有点不一样，他努力地长成了一株麦子，却赶上地主改种水稻的时候，于是他不得不作为麦子而走完一生，好在因为他的书写，使得落地麦子不死。感谢沈艾娣教授，把刘大鹏日记作为一个整体，还原到刘大鹏这个人的身上。2014-3-16 -
这本书的主人刘大鹏就是被时代的大潮拍死在沙滩上的前浪的代表。通过作者的描述，我们看到了一个传统社会的举人，在旧制度崩溃，半辈子奋斗得到的身份失去了特权、仕途保障后，在新制度政权下，举步维艰的的生活写照。这个传统的乡绅，他的内心，已经无法放弃深入骨髓的修养和精神道德追求，仍然要求自己践行儒家的君子之道。不可能治国了，修身齐家也并非易事。虽然他为稻粮谋也参与过煤矿经营，跟新式的经济体制发生了些关系，但很快就败下阵来，只能靠做传统的私塾先生谋生，最后甚至躬耕，自食其力，家境一天天破败，自己一天天衰老，只能在日记中坚守道德理想。这样的乡绅在新旧转型的过程中应该是不是个别的，作为读者，我们通过他的日记窥见了那个时代的面貌，也深深地理解了他的执着、孤勇、愤懑和不甘。这就是小人物的历史，个体人生拗不过的命运，历史洪流中的一滴水。它曾经有自身的生动、精彩、挣扎，最终被淹没。
精彩短评 (总计5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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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桂为伍，麋鹿同曹”。清末准乡绅刘大鹏，几多循规蹈矩的发达梦。能力不够魄力不够。转眼科举废，三观被震碎，儒家秩序被渐渐抛弃，铺天盖地的背叛。“后来我总算学会了怎么写八股，可惜科举早已离去消失在清廷。”于是有了乱世书香第一集死谏。
刘大鹏摸石头过河，靠基盘乡里声望，再不情愿也做了议员，粗糙的经理人，调解票号纠纷。交感巫术，圣母祭祀，义和团练，维新派，新潮乡绅，票号商人，成年男丁出去务工，《顽主》T台一幕幕的魔幻现实原来不假，同时发生在刘大鹏眼前，发生在日俄战争之际的山西太原晋祠。 -
沈艾娣在序言里写道，中国史学者更愿意关注上层政治而非个体命运。然而掩藏在宏大历史叙事里的个人生命周期若是展开了褶皱，也堪称一番图景。刘大鹏从一个满怀抱负的举人，到一个颇有名望的经商者，再到重返耕地的老农，其背后是农村在近代化中付出的代价，以及在新旧观念冲突下蹒跚前行的社会进程。 -
对某些细节敏感度不够。 -
在学术专著中是本读着很有意思的书，沈艾娣通过描写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一位下层绅士刘大鹏的个人生命史，来理解国家大事如何与日常生活发生接触，一位有着儒家道德理想追求的人，如何消解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刘大鹏在日记中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理想的模型，一个事事以儒家的要求绳准自己生活的楷模，充满说教与道德反省。从这个意义上讲，刘大鹏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这其实是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绝大多数坚持儒家信仰的旧派儒者的悲剧写照。他的一生犹如一份索引，使我们得以瞥见那一时期中国所面临的种种机遇以及最终的凋零。 -
卑微真实的历史 -
刘明一代之中完成基础经济积累，刘大鹏自幼立定大志，坚持十余年中举，这不正是典型的以经济策动举业、通过心理挑战获得成功的案例？以一人一家一村一地之事，侧看一时代一国家的运命，是许多学问家采取的方法，是书虽薄，确属此类精品。一些细节，譬如刘大鹏敬字惜纸（他有许多日志写在报纸或草纸上），每在路上看到残破带字的纸片，哪怕是烟盒，也要带回家烧掉。令我想起家祖所言幼时读书写字，鲜有干净大白纸，每次先习小字，写满之后再练大字，非要用尽才行——纸是很贵的，字更是道的依托，心中先有敬意，读书方能认真。看刘氏的耕读，此辈才是最后一代士，寓读于耕，除草如除心秽，耕而读者，修其身也。我有想问，倘若世界的变革不断加速，谁不是不合时宜的人？其梦醒子梦虽醒尤可耕读，我辈有何归处？ -
在书中最让我感触的是作者自身的身份焦虑，尤其是当整个社会的变动超出自己的理解时，总是需要一些方法完成身份的自我界定。所谓的遗老，不见得是旧社会的得益者，但经常是新社会的失意者~ -
20160717/作为微观史范例来讲，作者的议论和个体材料的结合有些跳脱，但议论升华的确实有启发意义。 -
高考完第二天看的书，犹如一闷棍。 -
微观史才是历史的真相吧 -
作为一个具体的故事和时代切片还是很优秀的。 -
大变革时代留下难能可贵的资料……最后子孙辈不同命运令人唏嘘，分家后抽鸦片的花光积蓄落得贫农身份，正儿八经过日子的却成了富农，世事无常！ -
微觀史。好看。譯文质地美味。末儒商紳，下田陶潛，現代公民。 -
书本身没有问题，另有史景迁那几部个人微观史可以参照。但我只是觉得这本写给英国大学生看的白话简写带批注本《退想斋日记》，披上海外中国史的大旗回来卖，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有点悲哀。 -
微观史，学习写作手法 -
内容大致可称为清末明初没落返乡儒者日记考。干媒体快一年，竟接触过不少当代的翻版，也可能是自己的想象。切身感受难免。ps海外名校的研究还是赞。 -
非常出色的微观史著作，真正的窥一斑而知全豹。 -
第一次读这种微观史类型，很不错，感觉像看了本小说再加上解析，不得不说，作者身为一个外国人剖析的很到位，从刘大鹏一人出发了解了山西在19.20世纪交替之际的真实情况。受益匪浅！ -
宛若一张大网，密密地铺展开来，层层叠叠，读得我快要窒息。 -
儒家传统在现代化面前的溃败。 -
现代性 -
前后两部分存在着理论与故事的脱节，很多有趣的问题都没能充分的论述，很难说作者达到了自己问题意识的预期。但是刘大鹏这样一位孤单而骄傲的命运抗争者，被放置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波涛中，这样的故事本身就足够吸引人了，况且是以外国人的 笔触来写作。 -
刘大鹏的人生脉络清晰，恰是因为中国近现代史的若干阶段对他产生的直接影响，比如科考的废除，比如辛亥，比如蒋冯阎大战，抗战。社会史的写法，见微知著，以小人物的命运沉浮，给人更直观的感受。 -
读书人的所有价值观随着变革与世态变化而变得峥嵘，很无奈也很痛心。 -
社会学研究方法老师推荐书目，刚下课就借来读了。主人公内圣的追求与腐烂的现实之间的张力，被日记所构建起来了。打算拿“梦醒子”当笔名了，哈哈。 -
研一读的吧，上英语课的时候读一点。只能说老外很会选角度，讲的道理和事情太普通，毕竟她的潜在读者是老外。 -
新旧时代转换时的个人应对，犹如当下面对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感觉。 -
溫柔的一刀。寫法很高明 -
华北乡居者刘大鹏的一生，细腻的心态变迁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晚清帝国时期的士人，在新世界势力崛起的大背景中让人甚感悲凉。 -
17年地铁读书第三本。进度实在太慢，以至于最末一些内容选择在家看完。作者着实絮叨了一些，细节，个人与时代的结合也不够精彩。 -
断断续续，一个美国人写了一个山西晋中乡绅的微观史 -
传统的儒家思想内地乡村似乎有着更为浓重的残余，然而彼时新式的与传统格格不入的文化已经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作为传统文化之堡垒的乡村，也被撕开一道巨大的口子，被迫接受新思想的涤荡。而作为同时接受过儒家教育和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在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也即传统文化支离破碎之际，必将因为早年确立的价值标准被新的评价体系不断否定、冲击而感到万分痛苦并无法自遣。新的价值体系的建立会把一批人推往时代的潮头，在新的道路上带领他们的追随者前进；而在他们身后，是无数因为坚守旧价值旧伦理而被淹死的殉葬者。没有人为这最后一批批殉葬者收尸，即便是他们的死了1000年2000年的圣人，也被从坟墓中拖出来鞭尸。 -
这本书真好看（封面与内容），虽然没有太多深入的分析，但看这些带有传记色彩的书能让我有更多的历史感 -
书很薄，文笔很淡定，但对我其实满震撼的，没想到一位乡绅的一生可以经历过那么多不同生计/角色，坐馆、投资煤矿、议政，奈何几乎都因政局变换而落败。
主人公的形象 应该主要取材于其数十年的日记，另外作者也做了很多实地访谈；但我最喜欢的是，作者视野很广 从全国的经济商贸、文化、政治，都抉发出对山西的影响，从而简洁而清晰有力的说明了清末至民国的全国、全球的局势如何左右着太原县赤桥村。
主人公的谋生和生活虽被时局播弄起伏，儒家信念却一以贯之，真诚而坚定，使其迥异于时人和同侪，也反过来说明儒家的必败。主人公晚年，乡村凋敝 维生艰辛 更兼日寇凌虐，饱尝“亡国奴之困苦”，真令人心酸痛惜，天地不仁 历史残忍。 -
刘大鹏的一生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即其所受教育和他那明显的对儒家的坚持让他在地方事务上有发言权。如今他却被忽视了，因为世界改变了：他的教育和行为不再标志着他是个正直的人，仅是历史存留的古董。 -
谋篇巧妙融合个人生命周期、活动领域与时代进程，分述不同类型价值冲突与行动选择，统贯现代化进程中士绅全面退位农村注定衰败的主线。行文洗练，情感内敛，愈增力度，一如作者其人。译质上乘。史料与方法并无突破，惟拿捏精确，宏微兼顾，合理想象，与史景迁萧邦齐各占胜场。 -
大時代下的小人物命運，比之大而空的理論確實有意思也更真實，只是很期待看到的華北的鄉村與珠三角鄉村的差異沒感覺到。 -
反正就是，好看。 -
刘大鹏所代表的，实际上是一个溢出传统的“国家精英”范畴的知识分子群体，也就是坐馆先生、师爷或者胥吏阶层。这是中国历史中非常独特的一种身份类型，有知识，但没有地位，处于上层精英与下层民众夹缝地带。对这种灰色身份经验的研究，使我想起卜正民对抗日时期上海孤岛中选择“合作”的公务员的研究（有趣的是，刘大鹏的后代也选择了与日本人合作），因其夹缝，故成其意义。在现代性进入山西大地时，边缘人的命运具有了一种独特的透视性质，通过对《退想斋日记》的解读，我们能看到商业精神怎样渗透和改编着儒学教义——一如资本主义精神改写了新教的面目——也能看到实体已然衰朽的儒学怎样以“名望”、“德行”的方式渗透着经过现代洗礼的人事制度与思考方式。刘大鹏的日记提供了一个观察变迁的样本。 -
一个华北乡居者的人生，乱世之中普通人是如何自处的，他应该是个悲剧，信仰的崩塌才是最崩溃。 -
读完了，没太大感觉，人生史？ -
用外国人的视角回顾历史 大概更有趣吧 -
分析与叙述夹杂，后半段的分析不如前半段。尤其讨厌类似“现代化进程重写了道德秩序，也重塑了地理空间”这种看上去很高大上实则是简单粗暴的name dropping且缺乏分析的句子。 -
3.5 略沉闷 -
阅历太浅怎么都分析不好他们所处的时代中不起眼的个人 不断跋涉却无法到达的未知世界 -
微观史视角的乡村士绅 是饱满而真实的人 不是专业术语定义下冷冰冰的头衔 读了之后受益匪浅 农村为何被冠以落后的烙印 乡村和农村的区别 不同区域近代化的表现 以及日记中主观色彩下的认识和理解时事 都值得我们警惕和深入挖掘 不妨来反思当代农村 中国士绅阶层消失 随着城乡差距拉大 乡村人员外流 如今该如何去拯救我们的乡村 -
这是一个小人物的历史。关于他的六个面相。 -
一个乡居士人的一生。各方面都照顾到了，所谓写得不够深入的批评或许有些苛刻了，本来不是教科书的意思吗？之前接触这一层面的东西太少，给我的启发还是很大的。对现代化的反思自然是本书的出彩之处，最让我感慨的还是所谓的精英“建构”、上层对下层的影响，到底到了什么程度？放在刘大鹏周围的邻居的角度来看，很小，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自身的利益，当然不能排除有时代特点影响什么的，但是的确是如此：如果上层变革不真正“戳”到下层，下层其实不是很会在乎上面是谁在统治 管理，他们宣扬的理念也不能达到多种形式的“权力”渗入，从而使下层发生改变，这也是导师今天讲的一点。 -
挺不错的个案研究，透过刘大鹏这么一位下层士绅的经历，描述清末民初以来的社会剧变以及面对这一剧变，以刘大鹏为代表的这一群坚守传统的士绅的处境，对于现代化带来这群人的身份焦虑，更令人对现代化的种种问题产生思考 -
书太多，选着读，偶尔读到稍不如意的一本就难以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