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书评

基本经济区和公共水利事业的发展

一本八十年前在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博士论文著作，其实是不太好评论的。一是时代的隔膜，很难用现在的学术标准去衡量当时的著作，对于这种跨越时代的学位论文著作来说，已经是属于不同世代了，学术思想和方法的根基完全不同，要做到比较充分的评价，最好是和当时的学术标准和当时相关领域的学术论文做比较；二是这本书本身的话语体系和作者的个人背景，也是我难以很好进行评价的。就现在直观的来看此书，在不考虑写作年代的前提下，可以说本书的相关结论和论述并无太多新奇之处（当然这不是夸赞个人水平，故意贬低作者的水准）。很大的原因是水利建设、经济区这类名次、概念和衍生出的诸多理论化的总结，已经在本书诞生之后的这八十年里充斥在历史学界和主流政治话语当中。这部分又和作者个人的经历、价值取向密切相关。因此在我没有更深入考证作者的赴美求学历程和当时哥伦比亚大学及相关专业的学术取向的前提下，不由自主的问出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篇明显社会主义式的“左派”“唯物主义”的学术文章，何以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学术突破，并被广泛认可和宣扬？在一开篇，毫无疑问作者要对“基本经济区”做一个概念上的界定，并就自秦代以来的五个基本经济区进行了历史脉络上的梳理，具体位置和相对地位的转移，比如在战国末期，强调了秦国水利建设的完善，为征服六国和把关中地区作为全国最重要经济区的作用，今日看来也是相当熟悉的。并且作者强调漕运、水利建设的相对重要性，这也基本和当今主流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下的描述基本一致。就此，虽说作者用历史脉络在分析（而我认为这仅在描述的层次上）水利建设对于基本经济区发展、转移的重要作用，但我觉得作者并没有总结出一套因果机制：究竟基本经济区的形成与水利建设的发展谁为因谁为果？究竟是人们想把一个地方扩展势力，将它变为一个基本经济区，进而需要大力发展水利建设？还是进行了水利建设的大力发展之后，随着时代的演进，会逐步的将该地变成一个基本经济区？并且我觉得作者对于总共四个经济区，包括两个基本经济区（黄河流域中下游、长江中下游）、两个次等基本经济区（四川、珠江流域）的划分，是否过于宽泛？因为这些区域内部差异也是显著存在的，并且各个时段特点也差异很大，能否以写作年代的视角出发，来合理总结归纳出就是这四个区域在此消彼长的互动，我个人表示怀疑。而在文中，作者当然也说明了长江中下游区域有分散到整合的过程历时千年，那么其机制仅仅存在于事件的相对总结和选取（当然历史学家会说这些选取也是选自标准的正史）吗？况且对于这个问题，作者也是一笔带过。另一个问题就是，是否作者太关注与“基本经济区”这个他自己界定和创造的学术概念呢？比如他没有去探讨一般“经济区”的形成、演进和特点，因为太强调这个key，就可以将区域的范围做到相对的庞大和虚拟，因此作者就对两个次级基本经济区四川和珠江流域仅是一笔带过的提到，而又在强调水利设施、军屯的重要地位，怎么就没去讨论一下在河西、西域这些地方，同样也是历经长期的中央政府军屯、水利设施投入的地方，它们经济区是否形成？尽管没有成为基本经济区，那么其原因何在？缺失了其他地区（除了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详尽讨论，从目录就能窥见一般，我更觉的这篇文章仅是探讨最基本的中国经济重心转移的相关问题，何以黄河流域在关中和关东之间的转移互动、运河漕运的南北关系。无独有偶，作者在第一章中也提到过这个问题，尽管他表示这是两个问题。在结尾之处，作者表示自近代中国进入世界体系以来，经济区的概念已经发生变化，要总结归纳出一个线索的话，其标准的界定使用需要重新处理，其实我个人是很想看看作者是如何评判在他生前或者论文截稿之时（1935年），是怎样一个大致的判断和想法？究竟和作者构建的古代中国“基本经济区”的概念发生怎样的变化？其当时判断的基本经济区会发生怎样的地理位置的变化？当然这只能靠后人的猜测了。PS：再版的时候，把本书的小标题给取消了，我个人是很不赞成这样的，并且我认为在81年的出版的书名基础上还要加上“public”的翻译，因此本书的书名应当是《公共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