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沉默
出版社: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11
ISBN:9787208113954
作者:[美]乔治·斯坦纳
页数:446页
作者简介
◆当今文学世界最伟大的心灵，当代人文主义批评大师 乔治•斯坦纳经典代表作
◆最彻骨的现代启示录，最宏阔的人文主义襟怀
本书的主题——对政治暴行的深入反思——极具当代性
对文学的梳理兼具历史感与现实关怀
可谓能指引我们重识自身与时代的经典作品
◆著名学者李欧梵倾情作序推荐
本书是乔治•斯坦纳的代表作，也是20世纪西方人文批评的经典著作。其核心议题是语言、文学批评与人道主义（及反人道主义）。其辑录的文章写于不同时期，但都共有一个根本的主题——语言的生命。在斯坦纳看来，语言是文化的代表。而现代西方的几股非人道主义逆流（尤其是纳粹）导致了语言文化的滥用与污染，使西方文学的创作陷入“沉默”。因此，在经历了种种浩劫之后，语言及其相关的现实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批评家与知识分子在这一过程中又该担当何种责任？
书籍目录
序言
人文素养
人文素养
逃离言词
沉默与诗人
教化我们的绅士
夜语——高雅色情文学与人的隐私
毕达哥拉斯文体——一份猜测，为纪念恩斯特• 布洛赫而作
走出黑暗的语言
空洞的奇迹
君特• 格拉斯札记一则
K
勋伯格的《摩西与亚伦》
一种幸存者——献给埃利• 维瑟尔（Elie Wiesel）
后 记
经典
荷马与学者们
《圣经》
莎士比亚400 年
两种翻译
大师
利维斯（F. R. LEAVIS）
俄尔甫斯及其神话：列维—斯特劳斯
马歇尔• 麦克卢汉
小说与今日
梅里美
托马斯• 曼的《菲利克斯• 克鲁尔》
劳伦斯• 达雷尔与巴洛克小说
建构一座丰碑
“死亡是一门艺术”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家
乔治• 卢卡奇与他的魔鬼契约
美学宣言
走出中欧
作家与共产主义
托洛茨基与悲剧想像力
文学与以后的历史——纪念乔治• 卢卡奇
译后记
内容概要
乔治·斯坦纳 George Steiner (1929 - )，美国著名文艺批评大师与翻译理论家，当代杰出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熟谙英、法、德等数国语言与文化，执教于牛津、哈佛等著名高校。主要研究语言、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及“二战”大屠杀的影响。美国文理学院荣誉会员，曾 获法国政府荣誉团骑士级奖章、阿方索·雷耶斯国际奖等多项殊荣。代表作有《语言与沉默》《悲剧之死》《巴别塔之后》等。
译者 李小均，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著有《自由与反讽》、《信仰之海》，译有《薇拉》、《纳博科夫评传》、《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梅尔维尔的政治哲学》、《在西方的目光下》、《在美国》、《古罗马的马车竞赛》、《碎心曲》、《尼采的使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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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批评界有着一些大鲸似的批评家，如哈罗德·布鲁姆、埃德蒙·威尔逊、纳博科夫……他们睿智、敏捷、博学、热情，知识和才华的“吞吐量”惊人。他们在遥远的海面上喷洒钻石般令人欣羡的语言水花，又有能力潜入文学的深海，嬉戏在艺术大洋潜藏的激流中，或直抵神秘瑰丽的海底世界，聆听寂静包裹的回音。他们是祭司，对艺术充满虔敬之心；他们的视野升降在一个辽阔的幅度，在他们的观察中，光明和黑暗都有奇特的视觉。而乔治·斯坦纳显然也是这些巨人中的一员。
国内近期出版的《语言与沉默》一书是斯坦纳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写的一系列评论和论文的合集，杰出的译本淋漓尽致地为我们展现了作者遣词造句的高超能力。全书分为“人文素养”、“走出黑暗的语言”、“经典”、“大师”、“小说与今日”、“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六个宏大专题，最终在标题“语言与沉默”的统领下集中。副标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可视为关键词，斯坦纳始终在通过写作去帮助自己也提醒读者关注思考这三者间的关系，它们中的契合与冲突潜藏着一个令作者困惑和不安的主题，即：语言，作为文学和文化表达的媒介，在“非人道”历史现实的伤害中陷入了深刻的危机。
斯坦纳涉猎广泛，触角敏锐，儒雅中又不失锋芒，他所揭示的状况和诚实的态度直至当下仍充满启示。他文学批评锁定的对象“不仅仅是文学”，还带有文化与社会批评的性质，这一点类似阿诺德、卢卡奇，也和他同时代的萨义德相接近。在斯坦纳的观点中，文学和作为文学基本单位的语言背后始终指涉着一个庞大真实的社会语境，一个曾经发生并仍在进行的现实。在本书中它更准确地指代纳粹主义等政治暴行，现实使人文价值和希望遭到毁灭的同时也将语言和文学推向一个灰暗的境地。从文学到文化，斯坦纳向我们展示了他批评的思路和理想。他身上体现的两种素质：对文学艺术的直觉和感情，以及作为知识分子的道德职责，则追根溯源来自他作为“中欧人文主义者”的精神背景，这个名词在全书中频频出现，带着一种往昔高贵和骄傲的荣光，好像童年斯坦纳痴迷的古老纹章。
斯坦纳在书中指出“中欧人”的鲜明特征就是“对古典文化和欧洲文学语言如数家珍”；他进一步描述“中欧人文主义者”的独特性，“他们在多种语言间如在家中自由出入，或者至少说是多种语言的常客；他们突出的特征是博览群书，典故信手拈来；他们非常孤独”。犹太知识分子是继承和复兴这种“中欧人文主义”的关键力量，斯坦纳的犹太血统使他对此十分敏感，他认为一个犹太精英“会加快西方思想的节奏，会使西方思想的轮廓更加复杂。他们会将激进的想象力带进每一个领域，更具体地说，才华卓越的犹太人能重新获得古典文明中的某些核心要素，使它们复兴或暴露出问题”，他关注卡夫卡、勋伯格、马克思、弗洛伊德，都暗含了这个理念；但是，纳粹的兴起，对犹太人的暴行，摧毁了欧洲人文主义前行的进程，文明经历了浩劫，被粗暴地拔起了根脉，留下贫瘠与荒芜。此时的斯坦纳同汉娜·阿伦特等战后的一批犹太知识分子一样，重新审视这场灾难，不仅带着“创伤”的体验和痛苦，更有延续、拯救“人文主义”的决心。斯坦纳的执着很多时候像是“抗争”，带着犹太人的“坚韧”品性。
二
文学批评是斯坦纳的武器，但他也认为许多批评家过的只是“二手生活”，当斯坦纳承认“凭借风格之力，批评也可能成为文学”时，我们确信他的谦逊和努力。阅读他的文学批评，我们首先发现的还是一位“理想读者”的典范和一种美妙的风格。在早期的著作《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里，斯坦纳便赋予读者调整目光和焦点的能力，（就像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中所做的那样）不断提醒着我们遗漏了什么，应该重新去关注什么，引导我们体会“文本细读”的愉悦。他的写作有着清晰优雅的文风，语词和篇章显示从容的节奏和精巧的比喻，弥漫着醉人的气息。斯坦纳的评论无疑是一篇篇优美的散文，通过将读者注意力放在艺术的神经结点上，让他们自己权衡和判断阅读的感受与经验；同时他又始终保持艺术与现实的关联，他尤为特别地在批评中拨动读者道德和经验的隐蔽心弦。他的批评艺术是真正的兴奋剂，让我们扎进他的语言之网，仿佛降临一个浪漫的境界，那里艺术博物馆的四壁投射来强烈的光芒，占据了我们的感官。斯坦纳的批评是一场盛宴、一个节日，是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他在培育、激发我们敏感的品质；正是这种敏感使我们与小说精妙的构思之间产生电光火石般的交流。于是，我们在艺术中操练自己的眼光和呼吸，锤炼我们感官的肌肉和心灵的质地。我们接近艺术难以捉摸的中心，而艺术的回馈则是我们精神上脱胎换骨的变化。
在“经典”和“小说与今日”的专题里，斯坦纳评论了荷马、《圣经》、莎士比亚、梅里美、托马斯·曼、劳伦斯·达雷尔、威廉·戈尔丁等作家作品，即便一些话题早已被无数次地谈论，他依旧能发出独特的声音。他饱含激情的《梅里美》一文，向我们展示了卡门和她的创造者梅里美迷人的魅力，作家和他的人物竟一起自由嬉戏；其中，斯坦纳又天衣无缝地穿插了一段学者式的观点，认为梅里美“继承的是古典文学的谱系，主要是伏尔泰和拉克洛的传统。如果要举与他相似的英国作家，我们立刻会准确地想到文风优雅灵动的休谟和切斯特菲尔德”，这样的“定位”透露出评论家的灵感和判断（另在《F.R.利维斯》一文中斯坦纳冷静和公允的判断力更加鲜明）。恰如梅里美、司汤达一代人体会浪漫主义荣光消逝的失落，小说的叙事（故事性的成分）也经历着消亡，小说文学已经换上新的装束与服饰，现代小说的特质和焦点业已改变。《卡门》、《高龙芭》是逝去的梦，引得斯坦纳的偏爱，而梅里美无疑属于那种“天生的”小说家，迷人而优雅。
在揭示托马斯·曼的《菲利克斯·克鲁尔》艺术上戏仿与拼贴的手法时，斯坦纳发现了笑声掩盖的严肃主题，即对社会的讽刺。这和后现代的解构话语并不一致，根源在于斯坦纳对“文本之外一无所有”的观点并不赞同，他甚至在他的《回忆录》（《斯坦纳回忆录：审视自己的生命》）中表达了拒绝信任“理论”的观念，在他看来，人文领域里的“理论”不过是“失了耐心的直觉”（《回忆录》，6），驱动斯坦纳文章的力量似乎源于更深厚的素养和更真诚的疑问。批评类似于接受启示，而不是“器官移植术”的解剖学，更不是“功利”。斯坦纳认为自己是在反“解构主义”之道而行：“无论多么模糊暧昧，都要去探讨文字与世界的关系：无论多么难解，都要去探讨文本、艺术作品的意图，寻求认同。”（《回忆录》，22）正是这个陷入道德危机的社会中，克鲁尔的骗术游刃有余。这赋予整部小说荒诞和讽刺一个沉重的内核，如果克鲁尔代表着时代情绪的化身，这着实令人不安。斯坦纳写道：“《菲利克斯·克鲁尔》提醒我们，社会的外表无论多么优雅，有两个地方需要赤露：床上和坟墓。”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莫泊桑那部讽刺小说《漂亮朋友》的主人公杜洛瓦的感叹和情欲与死亡的主题。通过斯坦纳，我们渐渐意识到这部并不熟悉的小说真正试图表达的内容。
斯坦纳对语言的贪恋在关于莎士比亚和劳伦斯·达雷尔的两篇文章中达到了极致。他先是在赞誉中将莎士比亚捧至峰顶，又漫步在达雷尔巴洛克式的语词殿堂里。溢美之词在连续的排比中倾泻而出：
“达雷尔用来包围对象物的形容词，就像长长的闪光的阿拉伯式花饰，不只是在训练语词杂技。它们连续攻击事物的内在神秘，企图（经常气急败坏、充满戏剧性）用精确于此编织的网囚禁现实。达雷尔的感应力超强，他能感觉到光线、气味和声音的繁复变化。他是从变动不居之流上的倒影来看世界，他是从不断变化的季节、颜色和心情的万花筒中来捕捉城市的本性。他对亚历山大城的书写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达雷尔笔下的这座城市（当然，不是我们平常熟悉的那个埃及港口城市）是虚构建筑中的真正丰碑。在繁复与连贯方面，它堪与普鲁斯特的巴黎和乔伊斯的都柏林媲美。”
极为个性化的评论，但这不正是我们所期待的吗？难道在这样的段落中，我们不能依靠一点想象力从中分享审美上的震撼吗？难道在参照了普鲁斯特的巴黎和乔伊斯的都柏林后，我们竟不会对达雷尔的艺术也充满向往？
优秀的批评能引起心智和思维全面而丰富的反应，在跟随批评家对作品细节和主题的体验过程中，我们始终感到激动；优秀的批评提供清晰透彻的感觉，字句精确而明亮，就像一条顺着艺术品形态和纹理曲折缠绕的藤蔓，浸透了艺术品的汁液。批评自然生长，生气勃勃，没有僵化的视角和近视眼似的模糊。批评家在艺术唤醒的激情鼓舞中写下他的评论（斯坦纳对莎士比亚的赞誉尤其如此），行文不显苦涩和陈腐，语言不是平摊在纸面上的，而是纷纷起立，鲜活饱满。在艺术化作评论的路途上（或也可以反过来说），斯坦纳兼具诗人和哲人的双重气质，他甚至会在戈尔丁小说营造的封闭空间中“着魔”：
“人的性格会分裂为恐惧的原始碎片、极度自私的原始碎片。我们一起警告灾祸降临，但我们独自撕裂肉体。蒙受天恩的机遇要靠大量的意志劳动：把灵魂变成纯粹的意志火焰，我们死死抓住岩石的顶端，我们蔑视罪恶的嘲笑图腾，我们冲出储藏间。但付出的代价是失去了心智的平衡，这足以致命，时间一长，我们就会眩晕，然后一头栽下。”
这俨然是诗句的风格，暴烈又阳刚，喷薄而出的修辞附加于难以平复的审美感受之上，艺术品的主题被锻造锃亮，情感被放大饱和直击人心。乔瑟林的意志如爆炸一般毁灭同塔尖一齐坠落，斯坦纳写道：“小说的每一页都承受着反叛石头的重压。”评论的紧张节奏还原了小说情节推进的过程，显得异常有力。斯坦纳懂得怎样让文字燃烧起来，懂得怎样调度艺术评论疯狂的激情，这便是他的才能。
三
作为一位有经验的冒险家和勘探者，斯坦纳带领我们重新发现文学作品的美丽，发现语言富饶盛景和无穷宝藏，这是有其用意的，因为我们似乎渐渐淡忘了荷马和莎士比亚的真正内涵，淡忘了语言搂着文学与人性自由起舞的时光。我们阅读与文化的种种“精致形式”不说明任何问题，暴行终究起源于文明的心脏，这块曾孕育了经典的大陆也会孵化出纳粹这样的怪兽，一幅幅“现代启示录”般的图景让斯坦纳感到困惑。
普拉斯的诗歌屡屡扫过阴影，“集中营”印象和记忆的想象如同一个个黑洞，吞咽逼退其他词语，哪怕是凝视这个词也会让人不寒而栗。“大屠杀的著名碎片似乎进入了她的生活”，斯坦纳说，“直抵终极的恐怖”。诗歌对这类意象的使用，以及作为一个未经历过大屠杀的诗人却最终产生和犹太人痛苦与命运的认同，这看起来像纳粹之后人类灵魂深处的噩梦复现。正如斯坦纳所言：“我们不能假装贝尔森集中营与负责任的虚构生活没有关联。在不久之前，人施于人的暴行已经影响到作家的主要材料（人类行为的极限和可能），并用新的黑暗挤压大脑。”普拉斯的诗歌是在证明灾难留下的后遗症，也似乎是对阿多诺那句“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另类注脚？
诗人与作家正艰难地遭遇和抵抗“非人道”的力量。语言已成为棘手的工具，唤起伤痛的记忆。曾经，荷马与弥尔顿的诗作以缪斯赐予灵感开篇，诗人需要语言，而且相信语言源于崇高的存在；莎士比亚剧作所展现的也是语言的富足和多产。但到了现代，卡夫卡等一类艺术家却开始表达一种“沉默的诱惑”。在《塞壬》中，我们感到寂静无止境地膨胀进而压迫着我们的耳膜，卡夫卡提供了一种关于语言状态的绝妙象征和预言。这里的描述已不仅仅局限于斯坦纳在《逃离言词》（1961）中从形而上学的层面讨论现实和言说与沉默的关系，也不是在表明科学领域中言词性质的改变，而是语言已经受到政治非人道和技术化大社会本质上伤害的后果。斯坦纳在分析纳粹统治下的德语状况时就说：“当语言从道德生活和感情生活的根部斩断，当语言随着陈词滥调、未经省察的定义和残余的语词而僵化，政治暴行与谎言会怎样改变一门语言。”
《空洞的奇迹》（1959）所描绘的纳粹对德语的胁迫与改造以及《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家》（1958）中提及的斯大林官僚政治下正统派“倾向性文学”（“倾向性文学”从根本上而言是对真实书写的限制，是文学观念上狭隘的偏见。艺术精神生活被要求与政治生活的目标高度一致，必将出现压迫和扭曲，甚至沉默）是政治暴力大锤砸向语言文学领域的典型例子。昔日璀璨的项链打得支离破碎，人性、语言、文学、道德、尊严这些原本串联在一起的理想断裂了。语言陷入了危机，政治中非人性化的行为绑架了语言，编织谎言、极权话语，由此语言变得虚弱，它的纯粹性、生命力，它作为传统人文价值和精神的载体性质已经受到了玷污。人道主义和理性精神原本依靠语言放出辉煌的光芒，但如今的语言渐渐成为一具死去的尸体，一件残废的工具，它的灵魂黯淡，人们对语言表述感到怀疑和悲观。当语言本身失去了其内涵中精确和厚重的感觉时，那留给艺术家的将只剩下满地空洞的材料和巨大的惶恐，用语言建造起来的艺术大厦也会摇摇欲坠。虽有坚韧的作家努力摸索语言之矿中角角落落未开发的纯净宝藏，一批卓越的魔法师尝试吹醒语言枯木上微弱的火星，他们混合新的元素，创造语言表达上新的可能；可整体上，他们面对的却是一个在语言感受力上麻木的世界。诗人们对语言纯正性的崇拜和语言危机之间的矛盾使他们感到忧虑，越来越多的语言实验折回自身、变得内向，甚至一些诗人选择不愿表达，化作一片沉默。因此，较之荷尔德林和兰波的沉默（他们的沉默带着个人诗学实验的理想），现代社会的语言困境更让人忧虑：
“感觉到语言出现了问题，感觉到语词可能正在丧失其人性化的力量，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他有两种重要态度可供选择：努力使自己的语言成为代表，表现普遍的危机，传递交流活动本身的不稳定和脆弱；或者选择自杀性的修辞——沉默。”（60）
在《K》（1963）中，通过表现卡夫卡的担心，斯坦纳对沉默立场也另有解释：
“但是，沉默的引诱——认为艺术在某些现实情况下微不足道、无济于事——也近在眼前，集中营的世界，是在理性的范畴之外，也是在语言的范围之外，如果说出这种‘不可言说’的东西，会危害到语言的存在，因为语言本是人道和理性之真理的创造者和存载者。一种充溢着谎言和暴力的语言，不可能再有生命。”（140）
可见即便是沉默的绝望选择也显出高贵的姿态，至少它没有在轻佻美化中陷于卑鄙堕落。
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文明之中会生长出野蛮暴行？而在野蛮肆虐的时代，文化和人性的力量又在哪里？它们似乎真的“沉默”了，斯坦纳总是在为我们描绘一种“并置”状态，光明和黑暗，崇高与邪恶，残酷的屠杀和日常的安逸难以置信地“共存”，就像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和纽约，“相同的时间，却有两套不同的经历，无法调和达成任何共同的人类价值准则”，反映了人性与文化的深刻悖论：
“我们是大屠杀时代的产物。我们现在知道，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弹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要说他读了这些书而不知其意，弹了这些曲而不通其音，这是矫饰之词……那些公认的文明传播媒介（大学、艺术、书籍），不但没有对政治暴行进行充分的抵抗，反而经常主动投怀送抱，欢迎礼赞。为什么会这样？在高雅文化的精神心理定势和非人化的诱惑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尚不为人所知的纽带？”（4-5）；
“文学与文化价值的流布不仅难以钳制极权主义；相反，有许多著名例子表明，人文学问和艺术的重镇实际上欢迎并助长了这种新的恐惧。在基督教人文主义、文艺复兴文化和古典理性主义的地盘上，暴行肆虐。我们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设计者和管理者，有些受过教育，阅读并将继续阅读莎士比亚或歌德。”（11）
无论是斯坦纳所说的文明内部的“厌倦”或“过度抽象的观念”还是通常观念中的“非理性”似乎都过于笼统，难以完满解释这场暴行和这些悖论的根源。可文学价值和极端非人性关系的事实却给了斯坦纳全新审视的眼光：“我们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文学研究能够丰富或稳定道德认知，或者具有人性化的力量。我们没有证据表明，文学批评真的使人仁慈。”斯坦纳对人文教育和学科持有怀疑的态度，而我们也多少会有这样悖谬的感觉，总会对人类本性怀着沉重阴郁的看法：我们的文化与教育似乎并未从根本上塑造出一种自省和判断的品质，并没有阻挡精神变得残酷和冷漠的可能；我们在自己身上幻想和演绎着某种情感，甚至带有夸张的表演和自恋的成分。在夜晚的一刻，党卫军军官在台灯旁、钢琴前陶醉于艺术之中，也许他们的艺术见解卓越而高明，但这能意味着他们是崇高的吗？他们对人类未来的期许是扭曲、毫不在意的，他们置身于骗局和自欺之中，从而侵蚀了人类文化的热情和力量。可他们显然受过很好的“教育”。于是，斯坦纳在表达对当今英语文学研究教学意见的《教化我们的绅士》（1965）一文中写道：
“我发现自己难以自信断言，人文学科具有人性化的力量。事实上，我甚至会说：至少可以设想，当注意力集中于书写文本（书写文本是我们训练和追求的材料），我们在现实中道德反应的敏锐性会下降。因为我们受到训练，心理上和道德上都要相信虚构的东西，相信戏剧或小说中的人物，相信我们从诗歌中获得的精神状况，结果我们也许会发现，更难与现实世界认同，更难入心（to heart）体会现实经验世界——“入心”这个说法很有启迪。任何人身上的虚构反思能力或道德冒险能力都很有限，它能被虚构作品迅速吸收。因此，诗歌中的呼喊也许比外面街头的呼喊声音更大、更急迫、更真实。小说中的死亡也许比隔壁邻居的死亡更震撼。或许，在美学反应的培养和个人非人化的潜力之间，存在着秘密的间离关系。那么，在从事文学研究和教学之时，我们在做什么？”（73）
我们似乎从斯坦纳的观点中感到隐约的不安和愧疚。踩着书和虚构的石头跳过其间流动的现实，这动作有时显得极不自然。谈文学、鉴赏艺术并不代表道德和人性本身，也不会一直证明光华和孤傲背后就没有躲藏着一个侏儒似的人格。斯坦纳的反省是基于他看到了所谓精华与精英背后的空洞与软弱，他必须对人文学科，对自己作为教师的职责诚实，科学的“客观性”和道德中立实际上“阻碍了科学与人的终极关联”，我们对于人类本性和行为的体察只能依靠人文的力量。如果人文学科只有表面上的精致和高尚，如果这门学科的道德和精神的力量实际上是迟钝和怯懦的，那么人文教育就存在着冷漠与虚伪。这就是为什么斯坦纳对集中营持续的关注曾令学校里的同行感到奇怪，而他的回答是：“在进行教学之前我们必须问问自己：人文主义是否具有人性化的力量，如果是，那么为什么它们在大屠杀面前失败了？”（George steiner: A Reader, p.35）
四
当个体面对世界时表现出脆弱与多变，当暴行和政治野蛮喧嚣的力量无孔不入时，我们唯一的期待应该是我们能够保存自己的“人性”，保持“人”的感受力和“真正的敏感”。读到乔治·斯坦纳怀着无比深情写下的那篇《后记》（1966），面对在书页上陈列的恐怖事实，你怎能不为之动容？气息沉到双膝处打颤，你怎会不像作者般感受到那种对暴行的愤怒？你怎会不像挨了一鞭子，重新去审视自己同现实的关联，自身处境和行为的性质？深刻的人性审视和反思应当是永恒的，我们将警惕自己是否枕睡在噩梦身旁；我们将检验自己正义和动机的纯洁度。斯坦纳评述的两本产生于纳粹时代的作品无疑像夹缝中的语言仪式，《痛苦的经卷：卡普兰华沙日记》和《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作者勇敢地书写真实，以此对抗野蛮，维护人性的尊严；这些从“人间地狱”遗存下的记录，也带着安魂曲般祈祷和深切的感情。
到了战后，又有一些作家的努力引起了斯坦纳的关注。艺术家终究是不可控制的力量，君特·格拉斯对“地狱语言”的重新锻造，“他那吼声，压倒了令人沉醉麻木的塞壬之声，让德国人直面邪恶的历史”。姑且不论格拉斯的技巧是否是斯坦纳所认为的理想形式，但这证明了语言又从泥泞中站了起来，恢复道德和人性的力量；艺术家仍然有能力依靠语言的革新和可能性表达他们在社会中的感受和态度，这也是斯坦纳为什么赞赏卡夫卡、乔伊斯、劳伦斯·达雷尔、赫尔曼·布洛赫、列维·斯特劳斯的原因。他对文学综合艺术、音乐或数学等其他领域语言和形式规则而创建出“毕达哥拉斯文体”的设想以及小说衰落后戏剧兴起的预言，仍是在表达他对语言和文学未来的殷切期待。
由此我想，斯坦纳绝不会轻易谈论“文学已死”的问题，他的精神中仍然根植着“希望”（一种他认为的“人性化力量”），他试图恢复古老的对话模式（文学便是其中之一），就像他推崇的卢卡奇，那位有着坚定信念的批评家，忍受着巨大的磨难，不断提炼着欧洲文学和哲学的精神资源，旨在使过去与未来的自由世界间架起桥梁。在全书的开篇，我们曾听到斯坦纳深情的叮嘱：
“那么，请尽可能地与文学同道。一个人读了《伊利亚特》第十四卷（普里阿摩斯夜会阿基琉斯），读了阿廖沙·卡拉马佐夫跪向星空那一幕，读了《蒙田随笔》的第二十章，读了哈姆莱特对这章的引用，如果他的人生没有改变，他对自己生命的领悟没有改变，他没有用一点点彻底不同的方式打量他行走其中的屋子，打量那些敲门的人，那么，他虽然是用肉眼在阅读，但他的心灵却是盲视。读了《安娜·卡列尼娜》或普鲁斯特的人，在心灵的深处，能不体验到新的虚弱或需求？”（17）
他借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癫痫病人之梦的描述形容艺术的人性力量真正对我们发生作用的那个过程：
“一个人突然觉得脱离肉体而飞升，他回头看见自己，顿时感到疯狂和恐惧，因为另一个人进了他的身体，他再没有回去的路。灵魂感到这种恐惧之后，会茫然摸索，直到骤然苏醒。”（17）
文学的自我教育蕴藏于真诚和深切的阅读体验中，那时文本中的语言和想象就像凸透镜聚焦起经验和情感，并在新的焦点高温中燃烧成形。他意味着一个人放弃依恋，抛弃五光十色虚幻的希望，垂着头的灵魂在某一刻感到颤抖，身体和精神获得饱满与净化，甚至判若两人。文学的终极目标指向理想，而这过程一定是纯粹而严肃的。卡夫卡说得好：“我们必须有的是这些书，它们像厄运一样降临我们，让我们深感痛苦，像我们最心爱的人死去，像自杀。一本书必须是一把冰镐，砍碎我们内心的冰海。”文学是生命孤独的冒险，带着某种宗教自我拯救的意味，最终是向现实之海漩涡中抛下铁锚，就像斯坦纳在那篇《荷马与学者们》一文中多多少少流露出来的情感那样。斯坦纳从小就受到荷马的感召，并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他反复阅读《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终生受益。深沉和智慧的斯坦纳依靠想象还原了在游历思考中从青年迈入老年的荷马形象，论述绵密醇厚仿佛史诗中酒红色的大海，两部史诗前后价值观的对照使读者深为感动，斯坦纳常常神游降临特洛伊的战场，降临哭泣的奥德修斯身旁，他与荷马一样在摸索那远古永恒的命题——生与死。全文最终给人留下无尽的遐想和沉思。作为读者的斯坦纳一定寂寞又幸福，因为文学占据了他，滋养并塑造了他，仿佛永恒的爱情。 -
世间再无斯坦纳——《语言与沉默》品读记王西平 在走进《语言与沉默》之前，有必要了解下这本书的作者乔治·斯坦纳。斯坦纳是当代最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1929年出生于法国巴黎，以德语、法语、英语为母语。2007年，获得阿方索·雷耶斯国际奖。父亲是维也纳知识分子，其犹太人的身份与热爱艺术的秉性对斯坦纳产生了重要影响。小时候，父亲就鼓励他阅读并理解荷马和西塞罗，希望唤醒儿子内在的公共情愫。 作为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的创始人之一和《纽约客》常盛不衰的批评专栏作家，斯坦纳在欧洲人文学界一向拥有令人羡慕的威望，然而《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语言与沉默》等一系列重要著作的问世，令他名满天下，其著作被传播到全国世界。中国大陆曾引进斯坦纳的著作有《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海德格尔》、《通天塔之后》、《斯坦纳回忆录》等，台湾版有《哈佛诺顿讲座之大师与门徒》、《勘误表：审视后的生命》等。 斯坦纳既博学多识又爱开玩笑，既充满睿智又心地善良。写文章时常常会岔开文学，畅谈音乐、数学、科学与其他艺术形态，下笔不拘一格，行云万里，意境又往往超乎语言之上，进入任何论题的哲学与理论层次在他的许多论述中。 即使如此，斯坦纳仍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有人曾这样描述他：读书少的可能不知所云，读书多的可能喜欢玩味其微妙，读书更多的则可能嫌他玩过头了。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曾表明过他对斯坦纳的态度：貌似很博学，但他的博学却可能是靠不住的或禁不起推敲。国际著名记者、作家艾泼斯坦则强调斯坦纳没有自己的东西。这些质疑都有道理，斯坦纳本人也在《我没写的那些书》里哀叹过自己原创力的欠缺。 然而李欧梵教授撰文对斯坦纳的文才大表佩服，上个世纪60年代就读到了他的《语言与沉默》，然而历经将近半个世纪，在他的主持下，这部经典才引进中国，并由世纪集团近期出版。在《〈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总序》）李欧梵这样写道：“在此书中，他处处反思欧洲文化经历纳粹浩劫后的反响，令我深深感动。我再三咀嚼此书中的篇章，甚至学习斯坦纳的英文文体。”由此可见他对斯氏是何等推崇。 不论如何，就斯坦纳而言，或贬或褒，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世间再无斯坦纳”，他在整个欧洲学界甚至全世界，是绝对的“独一”。 面对一部400多页的著作，我们如何阅读并梳理其纷扰复杂的思想头绪呢，李欧梵在《语言与沉默》的序言中为读者切准了脉，他认为斯坦纳“与当代西方的潮流息息相关，他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的几种‘逆流’，更表现出忧心忡忡”，的确如此，在这部评批著作中，时时体现出了斯坦纳的文化忧郁和公共责任，以及基于其职业特征，率先对“大屠杀时代”进行了反思：“我们现在知道，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弹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要说他读了这些书而不知其意，弹了这些曲而不通其音，这是矫饰之词。这些知识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对文学和社会产生影响？为什么会这样？”在自序中，斯坦纳对语言的教育意义产生了怀疑，那么面对扭曲的强权，他对人格极度分裂的“文明”的屠夫提出了怎样的警惕呢？这一切，在书中都有准确的阐述。 作为人文批评家，斯坦纳很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独特，在《人文素养》一文中，他很快将自己与普通的文学批评家分离开来，并确信自己不会过那样的“二手生活”，他要“走在前头”关注“人类行为的方式与动机”，并凭其别致的“风格之力”，创作属于自己的文学。斯坦纳的担忧不无道理，事实上很少有批评家能够独立存活，或者说，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师级的批评家存在。斯坦纳笔下的利维斯却是个例外，他从个人经验出发，对利维斯的分析更加贴近批评信念的核心，那就是“呼吁具有人文活力的社会秩序”，我们通常所谓的独立批评也正是如此。在斯坦纳的理念中，评论是再创作而不是二传手，除非你是柯勒律治、艾略特或兰色姆、布莱克默、泰特，用自己的语言捍卫自己的诗学观点。 斯坦纳通过对利维斯的论述，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敢于“骂人”，他骂过“学界中的人”，嘲笑他们和他们的牛律或剑桥大学“已经大大违背了真正的、不可缺少的教学功能”。在斯坦纳看来，一个平庸的人很难界定利维斯到底优秀在哪里，但他的个人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学院本身，因为他反对一切“批评话语中夹杂着闪亮但含混的专业术语”，他是一个批评界的“清教徒”，不惜与他的学生批评家闹翻，并时常“超然隐现于周围的激烈争议和无情傲慢之上”，基于种种，在关于利维斯的论述中，斯坦纳最后给出了中肯的结论：“在他的成就中，作为核心的批评明显无疑；但作为人文的批评经常是可悲地缺席。” 斯坦纳的结论恰恰应证了他自己身上存在的弊病，就以他与弟子闹翻一事来讲，始终交织着爱与怨与恨与羡与妒。2003年，斯坦纳在其出版的《大师与门徒》一书中，就探讨过师父与弟子间这种复杂的矛盾感：“在我五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有四个学生，三男一女，是比我更有能力，比我更有原创性，比我更能适应危机和现代性的。其中两位，在政治及心理的层面上，跟我翻了脸。他们令我自己的著作受到嘲笑。还有一位，多少保持着礼貌上的恭敬。第四位用自毁行为让满怀期望的我受到了惩罚，这是最让人痛苦的责难。”实际上，斯坦纳在作品《勘误表：审视后的生命》中已经谈过这四位弟子，然而在这部《语言与沉默》中，语气已经相当淡化了。 对“言词”的研究，是本书的核心之一。作为一个博学的批评家，也未必深谙神秘的中国东方禅宗学，斯坦纳在《逃离言词》中一文中，将语言的沉默浅显地比作人类对“道”或“大道”的彻悟，并引出“西方传统也知道超越语言进入沉默”的结论，这多少有些东拉西扯。因为中国道式沉默并不简单等同于“天主教中特拉普派强调的缄口苦修”，也不等同于“高柱苦修者沙漠教父那样放弃言词”。但斯坦纳还是看到了言词沉默的可怕性，他越来越发现，与莎士比亚和弥尔顿时代相比，在当今西方的经验生活里，“语词的世界已经萎缩”，作家所掌握的语词越来越少，越来越简单，斯坦纳认为，这种“锐减”势必会影响语言的品质，也就是说，他担心语词失去“部分精确和活力”从而被动地“承担起越来越俗气的任务，”以致最坏的结果是，“导致道德和政治价值的廉价崩溃抑或是由于政治活力的下降，才消弱了语言”。 猪八戒也是天上帅神，但也跟俗人一样喜欢人间他二姨妈。就算牛郎与织女结婚，依中国人的底线也会省略情色的诱惑。在《夜语——高雅色情文学与人的隐私》一文中，斯坦纳猜测，今后的情色文学是不是会超越人类极限，比如主人翁幻想与银河系某个怪物进行手淫。我倒认为这还不够，应该在斯坦纳猜测的基础上，再将某个黑洞视为其性器官的象征而往里植入精子，生一窝粒子结构的猪仔呢，以此来拓展人类的性领域不是更好。当然是笑话了。 不过斯坦纳的“问题”就在于，人的肉体上到底有多少欲“洞”？生理的性高潮机制意味着欲望的衰竭或中断吗？斯坦纳认为萨德侯爵所谓的“双重快感”纯属一派胡言，因为情色书注定是单调的，任何对性的描述手段，都是太程式化，太套路了，都是佯装文学或“标榜为文学的性爱文学”。在斯坦纳看来，禁书与街头黄书的区别就在于刺激男根所用的词汇和修辞水准的问题。面对真正意义上拓宽人类情感潜力的色情文学，斯坦纳首当其冲地推崇古希腊女诗人萨福，因为她让西方人第一次听到了性的尖叫。至于古罗马诗人卡图路斯，充其量只是带来了陈旧的新东西而已，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和托马斯·曼才可能是真正的新东西。但这不足以令人兴奋，真正的兴奋在于哈里斯，在《我的生活与爱》中，当哈里斯描写到“在与两个裸体东方少女以及她们的英国老鸨运用各种姿势颠鸾倒凤之时”，他突然醒悟了，并说：“的确可以证明，马克思的许多思想都经不住推敲。真正的自由只有放荡不羁之徒，哪里轮得到无产阶级。”事实上，从查泰莱夫人和米勒查禁失败以来，斯坦纳一直在怀疑一个问题，那就是书籍审查官为何会失职？难道情色也让每一个人变得愚蠢而又无力吗？但危机文学自由的，并非是审查官或语言的沉默，而是作家对“读者、人物和语言的轻薄”。在我看来，斯坦纳将文学的公共使命推在作家一人的身上，未免有点“过分”，如果真有一天文学的自由完全丧失，整个人类将难咎其责。 读小说是否是一种浪费？是否是“对时间不经济的利用，极端有害”？斯坦纳从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身上发现了秘密的答案，他认为去日不多的他们（老年人）追求的不再是年青人式的消遣，而是分门别类后的经典以及“纪实和核心的事实”，比如历史。更可怕的是，随着人之年岁的增长，这种小说无用的心态日趋增加，这正是小说危机的所在——小说出品的恣肆并伴随着市场饱合、阅读萎缩而快速沉沦，最终成为存货或化为纸浆。这还只是表面现象，题材的来源被削弱，媒介强行介入并制造诸多生活假象，比起严重受损的小说，斯坦纳认为以视觉阅读、体验为形式，以互动增进社群气氛为目的，并融合多种艺术形态的戏剧其前途更令人惊喜。 在《空洞的奇迹》一文中，斯坦纳批判曾经被路德、歌德、席勒、海涅、尼采等大师使用的过德语受到了极大摧残，日常生活中人们用德语交流显得毫无意义，真正的语言体内生出了虫蛀，语言不再冒险，不再主动。为此，斯坦纳揭示了摧残德语的本质，那就是历史上感染了极端的非人道。如果正如克劳斯·曼所说的那样，“是不是希和特勒污染了尼采和荷尔德林的语言？”斯坦纳很快指认定了曼的这一推论，并表示，的确是希特勒踏灭了德语身上“上帝的身影”。 难道语言的沉默一再持续下去吗？难道没有真正的语言英雄显现吗？不，斯坦纳说：诗人和哲学才是语言的卫士。在《君特·格拉斯札记一则》中，斯坦纳谈到了格拉斯的力量来源就是语言，格拉斯对希特勒的语言戏仿，借用语言歇斯底里的神秘特性，似乎从表面上看，德语是从希特勒亲手炮制的灰烬中站了起来，但他认为格拉斯最出色的，是在《狗年月》里对海德格尔哲学术语的戏仿。 斯坦纳在他的回录中一再强调自己的犹太背景，这正是他人文关怀的法典之一。 《后记》一文中，斯坦纳呈现了同一空间的两套时间体系，既有“美好时代”也有野蛮时代，比如当日耳曼人开始驱逐行动时，地狱掀翻了人们先前平静生活的空间而敞开了它那邪恶的空间。“当上帝背对着人类时，贝尔森集中营的历史就会发生”，上帝太忙，实在无暇顾及人类每扇窗户里的内容，这恰恰给了德国人制造虚假体系的机会：为了伪造两套时间体系，在特雷林卡集中营，纳粹模拟了车站月台，还涂上了艳丽的色彩，点缀了一些鲜花，有趣的是，彩色的时钟永远指向三点。斯坦纳赤裸裸地揭示了这一暴行，他说，这些人利用视觉的敏感特质，就是为了让新来者不能发现“美好”之外的另一时间体系——半英里之外的毒气室。当谈到卡普兰关于集中营生活日记时，斯坦纳用“不夸大，不扭曲”“他的日记几乎没有一丝仇恨，只有去理解和用理性检验洞察的渴望”来评价他的“完美性”。他还注意到了卡普兰所注意到的德国人身上古怪神秘的特征，即同一个人身上，既有兽性，也有人性——这是一个拥有“神圣书香”传统的纳粹，他们“不但拥有书籍，还拥有利剑，这就是它的强大威力所在”，他们手中的书“很可能来自歌德、里尔克，这是个重要但令人气愤的真相”。 中国有句古话，流氓不害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德国人的恐怖也正是源于这种流氓的深层病理。斯坦纳认识到了卡普兰掌握了“宽恕权”的的独一性。 作者多元论，集体拼贴式创作，拙劣的插入，满篇硬伤斑斑的痕迹……一直以来，对荷马作品的分拆游戏络绎不绝，并由此诞生了一批又一批研究荷马的学者，在《荷马与学者们》一文中，斯坦纳评述了这种“分拆”风潮。诚然，苍蝇不盯无缝的蛋，荷马作品自身携带的神话般的伤痕，后来被一些编辑家辩解为“文字脱漏或者穿插的地方，往往是诗性想像的迂回或特殊逻辑”。惠特曼教授化百川为一，认定荷马作品并非出自拙劣的团队枪手，也非出自印刷巨匠或者家庭巧妇，其“统一性无法抹杀”。在种种分拆和臆测的基础上，斯坦纳冷静地分析道：“荷马是西方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手稿很可能由一个游呤诗人组成的团体保存，并伺机在某个希腊节庆上造就了听众。斯坦纳并没有交待听众是如何造就的，我想肯定是通过某种集体呤诵的方式。对于一些人质疑荷马本人是否有读写能力，斯坦纳认为这没什么，倘若他真是盲人的话，完全“可以口述，而让一位经师代笔，”也就是说，他完全可以成为自己作品的编纂者，也可以成为自己作品的创造者，“他抓住了古老叙述模式中严格的对称性”。 在《圣经》一文中，斯坦纳充分传达了自己的翻译观点，认为从“卡佛代尔本”到“钦定本”，任何版本的《圣经》都是对原作的背叛或圣化。他认为即使是钦定本的语言也并非真的是当时的语言，“它的语言略微有点古奥，译者似乎希望赋予经文一丝崇高的陌生感。”相比之下，倒是在斯宾塞、胡克、锡德尼、弗洛里奥、莎士比亚、琼生、培根、多恩等人的英语世界里，《圣经》的“感情习惯和想像力”才得以像黄金般释放。与人们所担心的德语的命运不同，斯坦纳认为只要“钦定本”的《圣经》存在，英文就不会消失。即使后来出现了现代英语文本、诺克斯本、摩法特本等诸多手抄本，但通过对比，只有《圣经》钦定本的帝王权位不可动摇，新英文本充其量只是一个“神志清醒、知识渊博的侍童”而已。 对于莎士比亚的分析，斯坦纳显得更加精准、到位。莎翁与他伟大作品自诞生以来，伴随着的莎评不断，打倒莎翁霸主地位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但是数百年来，仍然不断有人向莎翁致敬，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师。但是一直以来很少有人能说清莎士比亚为什么伟大，伟大在何处，斯坦纳却给出了答案，他认为莎翁的幸运就在于，奇迹般地赶上了一个“美好时代”，这是一个根植于“大众价值观”存续的时代，莎翁可以自由吸取古老与现代养分，并以此为推动力，展示多种语言手法。另外，莎翁的幸运，是因为他拥有大量高水准的剧院和观众。在他的那个时代，戏剧是一种很日常的消费，除了极度贫困的人，普通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花一个便士进环球剧院看戏，按照现在的汇率一便士仅仅是人民币一毛钱，正因如此，斯坦纳认为“莎士比亚的剧院体现了异常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利益”。 莎士比亚根植于伊丽莎白时代的希腊语、拉丁语、欧洲各国的世俗语言以及美洲语言，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借用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马来语、化用荷兰短语去准确地表达车轮修造工或水手，士兵或药剂师，法律办事员或接生婆。他的伟大成为所有人的负担，即使总有人不服气，试图找回在语言魔力之前的纯真，甚至烧毁莎翁的所有作品也无济于事。 “阅读麦克卢汉，这可不是一件易事”，斯坦纳之所以这样说，料定麦克卢汉一定给他带来了理解上的焦虑：“阅读他是否本身就是一种过时的交流模式，这个问题暗含在麦克卢汉的作品中”。他认为《机器新娘》是其“发轫之作”，《理解媒介》却像是在“炒冷饭”，《谷登堡星汉璀灿》仍然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只有《古登堡的银河系》才显现出麦克卢汉在技术方法上公平性的判断。斯坦纳批评这本书布满了“隐晦的断语”，一些说法“非常草率”，甚至抛弃了经验而关注语言自身，使得他的作品处处拉响了警笛——紧张而又廉价，我想这里的廉价，正是斯坦纳进一点要阐述的“容易和愚蠢”，即“许多武断、气人、迷惑的表述”，这一切的一切，正是麦克卢汉有意玩出的手段和策略。即使人们并不完全接受《古登堡的银河系》的“总体观点”，但斯坦纳还是发觉了其中有益且有趣的“局部的洞见”：麦克卢汉从印刷文本中发现了私人的剽窃观念，这种发现竟然源于电子时代视听模式或秩序的压力。 在对几位小说家的评述中，作家梅里美始终站在一定距离之外，斯坦纳说，只有把文学看作情妇的人，婚姻更加坚实，梅里美就有这一品格，他把“狂野、秘密的精神”贴在历史的门楣之后，像一个不断开启想像的主人或仆人；斯坦纳认为托马斯·曼由于其作为艺术家、浪漫者、歌德的继承人而显得“形而上”，即使这一立场遭受嘲笑，甚至遭受自己的作品《菲利克斯·克鲁尔》的嘲笑，然而这部作品又恰恰“掩护了曼身上蔑视礼俗的天赋”，因为，《菲利克斯·克鲁尔》中的确蕴藏着“中国魔盒”；斯坦纳将卡夫卡之后的批评产业，归结于卡夫卡式的迷宫：孤独、个人性的虚弱、忧郁、法律训练、超现实、预言性、梦魇幻象、非人道的暗示、真正的黑暗的语言的构成了迷宫的全部，并将卡夫卡追求的“超越词语的自由，脱离语词的自由”视为迷宫唯一的出口；斯坦纳认为达雷尔是一流的天才，是拼贴语言的马赛克高手，认为美国青年阅读新偶像戈尔丁，与托马斯·曼相比，他的视野更加“幻想、孤独和暴力”，有点接近于梅里美，但又完全不同…… -
关于“沉默”，让人更多地想起的是阿多诺那句很有名的话：“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面对保罗·策兰那些带血的诗句，阿多诺很快收回了他的话：“长期受苦更有权表达，就像被折磨者在叫喊，因此奥斯威之后不能写诗的说法或许是错的。”阿多诺后来的意思好象在说，在奥斯威辛之后，“沉默”与否不是一个问题，怎么表达、表达什么才是一个问题，在他之后，著名的文艺批评大师乔治·斯坦纳也企图理清“语言与沉默”的关系，并就此写了一本书，但他很快就掉进了“沉默”的困境。乔治·斯坦纳在他的《语言与沉默》中多次表达过对数学语言精确性的羡慕，很奇怪的是，同一个词，在他的同一本书里却没有追求精确，而是内涵与外延一直在不停地变化。比如在《语言与沉默》中的关键词“语言”、“沉默”即使在同一篇文章里意思也不尽相同。在斯坦纳的书中“语言”有时仅仅是指作为信息载体的语言，有时是指作为文学的语言，而沉默刚更为复杂。他这种逻辑上的不严密也正是他很快掉入“沉默”困境的原因。在《诗人与沉默》中，斯坦纳提及他喜爱的两个诗人荷林德尔和兰波在创作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之后都不失时机地选择了沉默，斯坦纳解释说，他们在“沉默中实现了自我”、“沉默代表着对理想境界的渴望”、“鉴于人类语言的社会习俗化本性，那样的一种理想的语言只能是沉默”。在这里，“沉默”是一种美学上的主动选择。而在文章的最后，斯坦纳又说：“当城市中的语言充满了野蛮与谎言，再没有什么比放弃写成的诗歌更有力。”在这里的“沉默”又表现为一种不合作、不同流合污。在随后的文章里，斯坦纳又多次提到，面对不断传来的“大屠杀”的消息，盟军飞机选择了沉默（他们干吗不去轰炸运送囚犯的铁路线呢？）、梵蒂冈教皇选择了沉默，甚至美国的犹太人都选择了沉默，在这里“沉默”是一种泠漠，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其实从任何意义上，斯坦纳都不主张“沉默”，要不也不会有他对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以及所有他的书中提到的那些大师们的一再赞美，当然也不会有他的《语言与沉默》，或许只有一种例外，那就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无论是从美学意义上还是从主张正义的意义上。他说：“如果沉默再次莅临一个遭到毁灭的的文明，它将是双重意义的沉默，大声而绝望的沉默，带着词语的记忆。”在斯坦纳看来，我们都是“大屠杀”和现代文明的产物，而这两者都会给语言造成了伤害。大屠杀给语言带来的伤害自不待言，让斯坦纳最感困惑（也是所有正义之人的困惑）的是，代表着美的文学、音乐乃至一切艺术为何没有转化成一种“行为力量”，非但如此，那些极有艺术修养的德国人甚至是大屠杀的设计者、参与者、合作者或者至少是逢迎者、漠然者，但翻遍全书，斯坦纳并没有能给我们一个现成的答案。其实他不可能给出一个答案，因为一个人艺术修养的提高并不天然地造就一个人道主义者，真未必导致美，美未必导致善，而爱因斯坦，这个伟大的科学家，倒是看出了症结所在：“光有知识和技能并不能使人类过上幸福而优裕的生活，人类有充分的理由把对高尚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的赞美置于对客观真理的发现之上。人类从佛陀、摩西以及耶稣这样的伟人身上得到的教益，就我来说要比所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建设性的见解更为重要。”而关于现在文明对语言的伤害，斯坦纳五十年前就洞若观火，在他看来，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方便的新媒体、越来越精细的社会分工以及越来越专业的研究领域，都在侵蚀着小说这门古老的手艺，他认为小说家的“想像力已经落后于花哨的极端现实”，而小说家想抢回读者，必须“朝内转，力求以高难度的技巧、语言的丰富、形式的多元”来吸引读者注意。虽然意识到危机重重，“叙事文学在十九世纪就走向了自己的终结”，但斯坦纳像卡尔维诺一样，对小说的前途并不悲观：“可以证明的是，荷马、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对人类的洞见超过了全部的神经科学和统计学；遗传学中的发现，无法危及和超越普鲁斯特对家族的魔咒或负担的洞察；当奥赛罗提醒我们想起明亮刀锋上的水锈，我们对人生必然经历的感官短暂现实之体验，胜过了物理梦想传达给我们的感觉；在理解政治动机和策略方面，任何计量学都难以与司汤达媲美。”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斯坦纳说着正确的废话，因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本来就不可相互代替，他的这段显摆博学的话，其实用卡尔给诺的一句话就可以代替：“我对文学的未来是有信心的，因为我知道有些东西只能靠文学及其特殊的手段提供给我们。”斯坦纳对现代小说的看法以及小说未来发展的趋势可谓谬误与真知卓见并存，比如他认为纳博科夫的小说是语言的宝藏而海明威的小说对语言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认为未来的小说会从艺术、音乐甚至数学中吸收营养同时认为一部活页小说是荒唐和可笑的，可以说他成功地预测到博尔赫斯、卡尔维诺、艾柯的出现，而萨波特的《作品第一号》则甩了他一记耳光。在《沉默与诗人》的结尾，斯坦纳忧伤地感叹到：“现在倾泄而出的‘言’中，究竟有多少在载‘道’？如果我们要想听到从‘言”到‘道“的演变，所需要的沉默在哪里？”此时，他似乎忘了，他赞美过的那些大师的作品最伟大之处正是在其并不载“道”，而一切的极权主义对语言最大的伤害正是因为他们强迫“以言载道”，在一个极权社会里，无论哪个人是否沉默，都会成为极权主义的合谋者。如果你沉默，你就是对人间的苦难视而不见，如果你不沉默，你的语言只能被迫载极权者的“道”，这正是在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以及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发生的言语灾难，也是大屠杀最终发生的源渊。====发表于2014年2月4日《青年时报》http://www.qnsb.com/fzepaper/site1/qnsb/html/2014-02/04/content_477531.htm
精彩短评 (总计5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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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在这个不断被图像化侵蚀的时代里应该背负更多的伦理力量，人文精神是所有美学精神的核心。 -
看不懂 -
电视电影带来的感官刺激要大于阅读，书中科幻情节与香艳情节的增多也算是一种抗衡。 -
冰镐 -
用锤子一敲，沉默的矿石就开始了歌唱。（易卜生） -
斯坦纳脑残粉的我 -
不适合用作通识读本，比较适合文学专业书，里面专业名词一大堆，啃起来困难。 -
三星。声声情切 -
2017•41 -
2015年第122本：斯坦纳说：“没有批评，创造本身或许也会陷入沉默”，正如他笔下声名卓著的批评家卢卡奇、利维斯、本雅明一样，斯坦纳的这些批评文字，虽从特定文本出发，但却将其放在更深远的文化、哲学、道德与政治层面条分缕析。那些关于语言与沉默、关于语言与谎言、关于语言的失败与衰落的文字，让他在展现时代精神与困境的同时，更让自己的批评文字跨越文本，成为流传甚广的文学样式之一。 -
很有洞见，图片充斥着各个方面的今天，语言开始衰落，人们难得爱上长篇的文字。
其中《k》还有《莎士比亚400年》以及《死亡是一种艺术》很好看，最后一章受我水平有限，无法继续读下去。 -
最近比较低落，读不进去，辜负了这本好书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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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同道。 -
没有看《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那么喜欢了……人道主义……鹅且有1种很奇怪的感觉，乔治斯坦纳诱导性很强……近于欺骗了（或者是我太优柔寡断），但是他1定还是很相信自己写出的这些评论的，至少表面上吧。（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说什么… -
前半部分精彩停不下来，后半部分尤其是写到了“共产主义”这一块，感觉穿越到了中学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堂，但那时候老师从来也没讲过“马克思主义美学”概念，或者“共产主义的美学”啊。。。对托洛茨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觉得他有些地方与某位大人物相似吗？ -
需要好好研读
着实被斯坦纳的人文精神感动 -
最近看的书里，这本最棒，标记。 -
读了两篇，受益匪浅。 -
在说到文学评论、小说、语言、沉默的前半部分，既专业又精彩，虽然读起来非常慢。到了后面的小说评论，以及说起共产主义的文学，就没法置评了。当然Steiner对共产主义的认知只是停留在1960s，他有听说过贵国的样板戏么？ -
第一次读到这么畅快的评论集，很惊奇的一点是，上世纪60年代，斯坦纳的评论。尽然在今天的中国读来，那么感同身受，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们的确落后很多~ -
读罢竟有种畅快感，有些地方如醍醐灌顶，斯坦纳以极大博爱，试图为文学，为语言，为人类，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语言之外的沉默之海，孕育的即是在嘈杂世间不可言的美好，也是对人性的深切关怀与悲哀。或许人的归宿，如其笔下的犹太人般，在风里，在时间里，在我们内心里。剩下的几篇具体评文等看完作品再印证了。。 -
（1.有用，目的性明确。2.能连接到某个节点。除此之外，别读了。时间和频次不是重点，常态化就好。时间。）rd_341 -
“当批评家回望，他看见的是太监的身影。如果能当作家，谁会做批评家？如果能焊接一寸《卡拉玛佐夫兄弟》，谁会对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复敲打最敏锐的洞见？如果能塑造《虹》中迸发的自由生命，谁会去议论劳伦斯的心智平衡？所有伟大写作都源于最后的欲望，源于精神对抗死亡的刺眼光芒，源于利用创造力战胜时间的希冀。如果能赋诗传唱，如果能从自己有限人生中取材并铸就不朽小说，创造永恒形象，谁会选择文学批评？”“相比于邻人的苦难，我们对文学中的悲伤更为敏感。”“为了迎合大众文化和大众传播的要求，今日的语言承担起越来越俗气的任务。”“当语言从道德生活和感情生活的根部斩断，当语言随着陈词滥调、未经审察的定义和残余的词语而僵化，政治暴行与谎言将会怎样改变一门语言。”“书籍的泛滥是否本身就是对意义的颠覆。” -
好正道的一位大家。其实，我赞成文学日益碎片式边缘化的。一个好时代，就是各种声音共存但都低语，伦理自成的时代。 -
批评使得感受力的地图更加开阔和复杂 -
為人性，為公义，為反映现实，為振聾發聵而創作的，才是真正的文學。 -
看他在评论莎士比亚说，“大众教育产生出的是一种特殊的半文盲……这种文化素养和语词意识与隐藏于伊丽莎白时代文本中的情感习惯和参照体系严重脱节。”半文盲无语泪流。另外的部分，大概是马尔库塞那个关于艺术两重性（一方面反对现实缺陷，一方面允许虚幻的体验通过幻象减轻痛苦降低变化真实发生的可能）的犹太人版本：“诗歌中的呼喊比外面街头的呼喊声音更大、更急迫、更真实，小说中的死亡比隔壁邻居的死亡更震撼。”依然是挣扎着想要维持和现实关联的文学。克尔凯郭尔：“不能变成礼物的过去，不值得记忆。”另外斯坦纳竟然认为卢卡契忽视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其实早年卢卡契是后者的狂热崇拜者，果然是有接受时差啊。 -
不错，有些章节 -
印象中就是没啥印象，在看的时候就是前看后忘记 -
人类的邪恶不能依靠书院解决，也不能归因于书院。 -
很少遇到这样的评论著作。 -
2017.1.25-2.3 -
第一遍。 -
……不是很懂 -
批评精神，见解到位。只不过在我看过的文学批评理论中，没有一个作者拥有足够的才德，来使他自己表达出一个完美的、看待作品和伟人的方法论。很少有人懂人的可爱，总是片面的、机械的。 -
“一本书必须是一把冰镐，砍碎我们内心的冰海。”借着卡夫卡这句话，斯坦纳的这本书也发出一种担忧，这种担忧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一直存在，在这里，语言不再只是一种工具，它成为文化的表现，或者说，他就是人的心性，当语言被污染时，也意味着我们自身不再纯洁，借乔纳森卡勒对于文学的定义来说，那么文学不仅仅是在地域上的，也是在时间上的，与文学创作者不同，文学批评者对于维持语言的纯洁有着责无旁贷的意义，“一个合格的文学批评者同时也是合格的读者。”我们再不能说什么就文本而论文本，正如战争是血淋淋的现实一样，文学不可能扯断这层联系，也就是说，脱离现实的文学没有立足之地。 -
科学与文明不一定值得追随，科学的发展导致了语言的逐渐消逝，文明掩盖了诸多罪恶… -
“但我们必须有的是这些书，它们像厄运一样降临我们，让我们深感痛苦，像我们最心爱的人死去，像自杀。一本书必须是一把冰镐，砍碎我们内心的冰海。” -
用好长时间才读完，值得一读再读。好多地方，值得大声颂读。 在去雅典的飞机上读关于荷马史诗的论述，读得我心潮起伏，我们必将带着死亡前行，并为之愤懑 -
选修课上老师推荐的读物。我表示还需要多看几遍。 -
第一篇就说书评无意义，所以这本书也没啥意思，充满了该与不该，人文主义无聊。 -
人类最终死于语言的滥用。 -
勘一处误吧：69页，斯坦纳引了一处《威尼斯商人》In such a night，Medea gathered the enchanted herbs That did renew old Aeson。李小均直接用译林出版社校的朱生豪版本，把Aeson“埃宋”误为“伊阿宋”，一错全错。读时我就纳闷，怕是自己把典故记错。后来一查，还是人社靠谱，不但校的准确，还加了注释：埃宋是伊阿宋之父。并指出美狄亚这段故事来自奥维德《变形记》。 -
就大二分专业前上过的文学课的底子来读是困难的。但很受教。 -
“当我们捧读一部重要作品，无论是文学还是哲学，无论是虚构还是理论，都会有同样的灵魂震颤苏醒的感觉。这感觉或许就逐渐完全地占有我们，我们像中了魔一样，在敬畏中前行，在残缺的认识中前行。” -
长久以来，我执着地相信，人是“语言的存在”。无论是表达，还是思维，依循“自然而然”的组合规则和聚合规则，描述这个世界，进而缔造“人”的世界。但我没法回避这样一个现实，即我们仿佛处在一个“失语”的时代，或者说，语言表达的符码，发生了彻底的转变：言谈思维的工具，由铅墨转向了0和1。我越来越难接受文学性语言，像刚做完器官移植一般，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排异反应。这种不适、呕吐，甚至歇斯底里，迫使我对比两个时代的人，并得出一个近乎荒诞的结论：若有进化，现代人已经“超越”智人。一个有些过气的公共话题，这是一个读图时代。或者，用一个更俏皮的词，我们在使用表情包，也在不断表情包化。这一变化，我无动于衷。是事实，那便接受。如果我对未来还有所期待，总还是想看看“沉默”的未来如何，不悲观，至少既浪漫又满含好奇。 -
批评范例。一本书读了半个月，该打。 -
大开眼界
慢慢懂了一些文学，语言，艺术
东西很丰富
想批评当代 -
这本书正是那把“敲碎冰面的冰镐”。语言、文学、文学评论的尊严、价值究竟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