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寅与康熙》书评

触不到的绊

这是一本学术性比较强的书，我主要是从两位主人公的角度出发去理解和体会他们之间的点点关系。由于康熙的奶妈是曹寅的母亲，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康熙会对曹寅的母亲有种别样的情感，从南巡到曹母家时就已经有所抒发，想必发小的康熙和曹寅的关系从小就有比较厚实的基础，但基于皇权和包衣的身份，康熙也会不得不保持距离，以便树立皇威。皇帝一般都以孤家寡人自称，但对于康熙，曹寅的存在确实是他在晚年所能挂念和回忆的部分，尤其在曹寅作为耳目在江南的时候，那种信任感是前所未有的，甚至在曹寅过世后，康熙对曹家嗣子关于曹家的大小事务的过问，可以看出康熙是那么挂念曹家。要是没有皇室包衣的身份束缚，没准他们两可以称兄道弟......社会各个层面都离不开人与人的关系，梳理那层看似很薄却坚韧异常的沙网才是最为重要的。时不时让我想到了阿米尔与哈桑。

“皇帝-家奴”关系

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历史，第一次看史景迁的书，作者深刻的描述了在皇帝和家奴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让我不由自主的想起了现如今：博导-博士的关系），作者梳理了大量的文献和典籍（有些典籍可能是国内的学者无法轻易获取的），并用换位思考的方式进行了分析。书中具体的讲述了几个方面：第一，包衣制度的起源和发展。借由曹家的发展阐述了“包衣”制度的演变和发展，从其最初的起源到后来在雍正时期的巅峰进行了描述。但是琢磨与康熙一朝，使得在雍正时期的“包衣”制度没有进行过多介绍。毕竟作者着眼的还是曹家这个特例。第二，论述了在正常的官僚体系之外的“密折”制度。这种制度是随着明朝宦官的衰落而必然出现的一种制度。当然这也是在强大的中央集权系统之外，用于加强个人集权的一种有效手段。第三，对正常的赋税制度之外的、用于皇帝个人小金库的敛财手段的描述，如盐政、织造等。并在适当的段落论述了该种敛财体系对正常的税赋体系的补充，尤其是动用此类税收去弥补河工等基础设施系统的资金。第四，从作者对曹家的分析和研究，适当对《红楼梦》中的相关论点进行了分析和佐证。但是作者本身并不是红学家，所以并无新颖的观点提出。个人阅读之后，觉得有几个小的局限（个人愚见，欢迎大家批评指正）：第一，作者本身是外国人，虽然可能有新颖的角度去分析中国史，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作者实际上未必能深刻体悟中国文化的蕴含，尤其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和文官制度的有效运作。所以书中不免在分析“包衣”对常规官僚体系的补充，以及相对应的“张力”之间，缺乏一种有效的分析。尤其是“包衣”+“密折”制度同常规的官僚体系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深刻的分析。第二，误差的放大。作者本身是写作一本书供大众阅读，所有史料必定都是中文，然后经过作者的写作（英文），再经过译者翻译回归中文。虽然没读过英文版，但是想必在翻译的过程中也会有所误差。这样的误差可能造成专业的汉学家对史景迁的批判。第三，康熙一朝的党争是非常严重的，曹家也肯定是陷入党争内的，而且曹家在党争内所支持的派系显然不是后来继位的“雍正”一派。但是作者在描述曹家陷入党争时的局面（可能是缺乏史料）时，显然并未达到一定的深度。而这样的党争是曹家没落的主因。

曹寅与康熙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历史学者，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史景迁”一名意在“景仰太史公司马迁”，《曹寅与康熙》是史景迁就读于耶鲁大学时完成的博士生论文。本书并未局限于康熙与曹寅之间的君臣关系，而是进一步勾画出康熙盛世这一表象之下的社会冲突和政治生态。曹寅出身于满清“上三旗”之一的正白旗，属旗人包衣、皇帝家奴。这是一种极其矛盾的身份，一方面，他们在统治集团内至微至贱，另一方面，他们也更有机会靠近权力中心，扭转局势以享尊崇。历朝历代封疆守土的君王最信任的，永远不是战功赫赫的封疆大吏，而是自己人，康熙也不例外。康熙启用包衣来牵制明朝遗留下来的宦官体制，作为自己的情报工具，实则与东厂锦衣卫一类特务机构异曲同工。于康熙朝始，启用密折制度，曹寅于此时获得直达天听的荣宠，康熙与曹寅之间形成了君臣相互依附的密切关系。曹寅作为旗人包衣的杰出代表，为康熙朝的政权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就不难理解康熙对曹寅争名逐利等一系列行为的默许。有红学研究者认为，曹雪芹著《红楼梦》的灵感正源于曹家在雍正朝的衰败。康熙对曹寅乃至曹家可谓恩宠至极：曹寅任江宁织造期间，兼任两淮巡盐监察御使，同时把持着朝廷两大暴利行业；曹寅过世后，其子曹颙接任江宁织造；曹颙过世，江宁织造一职由曹寅继子曹頫接任。而作为康熙的继承者，雍正显然没有继承对曹家的信任，史书中或说雍正因江宁织造账上亏空太过而震怒以致抄没曹家，或说雍正即位为树立权威整肃朝纲，曹家只是作了新旧政权交替下的牺牲品。无论怎样，自古一朝天子一朝臣，失去了康熙的庇护，曹家最终沦为了统治集团的弃子。我知道这本书一定还有其他深意，但通读下来很多都思绪混乱无从表达。想起与史景迁同样致力于研究中国史的华裔日本学者陈舜臣，还有我不知道的更多学者，倾尽毕生之力钻研中国历史的治学精神，万分钦佩。

史景迁历史研究的初心

读了周汝昌、吴世昌、俞平伯、甚至胡适和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及书籍之后，再来读史景迁这本也算是“红学”研究的《曹寅与康熙》，从一个刚刚成为“汉学家”或者即将成为“史学家”的角度看《红楼梦》的背景，别有一番滋味上心头。或可以说，掸去数世纪的岁月浮尘，《红楼梦》这本在中国文学史中已经成为一块明恒玉石的小说，宛如<温雅绮丽的缤纷亮彩，在史景迁作为历史的研究论文的《曹寅与康熙》里，成为了其中主子奴才间既神秘又瑰丽的结晶，虽然无法替代过往的历史，却带给历史无限的浪漫遐思。当然，《曹寅和康熙》作为史景迁的“博士论文”，并不能让我们传统型历史学者作为认同和定位为“史学家”或者“汉学家”的有力证据，反而在很多中国人眼中，行文流畅，不带诘屈聱牙的史景迁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史学家或汉学家，更多的是一个“讲故事人”。更何况，此书成书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现在又按照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版本重印的，诸多变化已经发生，但对滚滚的人类历史长河来说，有多少历史是可以仅仅作为历史而不被“讲故事人”“八卦”，或者直接按照某个阶层的要求“改编”的呢？以著都铎王朝宫廷争斗小说《狼厅》而获得2009年英国布克奖的女作家希拉里·曼特尔曾经说：“历史下面还有一层历史。”因此，若生硬地将《曹寅与康熙》当做闲谈杂书来读读也未尝不可以的。展开经过再次校雠的精装本，当史景迁以他一直被风评极佳的行云流水的行文，在流畅自如的“故事”叙述中，以曹寅家族的特别身份“包衣”入手，顺展通爽地、一步步铺开了迈向康熙王朝大场面的大红毯，读者面对的是具有雄厚背景，同时有颇有才情风致的栩栩如生的曹寅，兴致勃勃的读兴大起则是必然的。虽然说，史景迁以曹寅作为满清的“包衣”这点入手，对于拥有漫长专制集权统治、同时通晓奴性的中国读者来说，曹寅与康熙就是皇帝与“皇帝家的奴才”的关系，这点可能会令部分读者感觉平常和不具有新鲜刺，但是，回想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成书时间，在经阅了身为“史学家”的史景迁花费了大量的篇幅，站在研究的角度，细致论述，认真着力地诠释“包衣”这个具有奴隶制色彩的社会角色之后，曹寅所代表的这个不同于明代宦官，也不同于历代官僚，不但具有行政职能还具有皇帝私人密探的特别身份逐渐被一一剖析，同时，高度集权的满清王权统治手段更为清晰地被剥示出来，由此可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这正是一个史景迁专属的历史研究探索地，他已经开始从一个人身上去论著一个时代，也开始从细微之处直指历史的大方向。这在他此后从张岱的身世展示明末清初的社会景象的《前朝梦忆》，以及从一个中国天主教徒《胡若望的疑问》揭示东西方文化差异，特别是在《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展示传教士在中国的种种影响等等中，都能看得出来。由此可见，《曹寅与康熙》又绝不能仅仅当做“故事书”去读的。因而也可以说，史景迁的书的确兼具了雅俗共赏、学术与通俗并存的妙处。不过，既然说到了史景迁没有艰深词句的行文，那么，寻常读者便能轻松地从《曹寅与康熙》之中读到一个老谋深算的康熙，也更能更读到一个性格清晰的曹寅了。身为江宁织造的曹寅，既是独属于“皇帝家的奴才”又具有汉人的血脉，他在满汉文化之中游刃有余，徜徉在骑射和诗赋之间，于江南的山温水软处，运用娴熟的官场手段，或大刀阔斧改革盐政为自己博名，或“从善如流”地享受官场中的财帛肥缺为自己搏利，对上见风使舵、逢迎谄媚，对下雷厉风行、恩威并施，长袖善舞地为曹家谋下了丰厚的家当，也为曹家的衰亡埋下了伏笔。更妙的是，史景迁所要展示的关键重点在于：曹寅并非康熙朝的肱骨栋梁，他仅仅是帝王家奴，却能得到封疆大吏所没有的信任，这便是中国极权顶峰的“康熙盛世”的体制肿瘤：作为“明君”的康熙以为启用自己专属的家奴，便可以牵制明代以来的顽固腐朽的官僚制度，又可以不被宦官体制影响地直接拥有专属他私人的情报工具和执行代理。因此，他不但给予家奴超越众多官僚的“直达天听”的特权，同时也默许和保护了家奴们贪污财帛的便宜。在书中，那一篇篇康熙与曹寅之间隐秘和微妙交流，既是极权的象征，又是奴性的极致。盛极之时，他们看不见危机，一旦曹寅仰仗的康熙亡故，大厦便倾覆与雍正脚下，因为，曹寅不是雍正的家奴，这种主子与奴才的微妙关系，正是本书的精髓所在，这也是《红楼梦》里时不时显现的悲剧所在，比如贾宝玉丫鬟晴雯的命运，她不仅倍受贾母或宝玉的宠爱，为人也“风流灵巧”，一旦被人构陷，不过破席一张了结璀璨的生命。历史，有时候的确是以艺术的形式展现的，多少幕戏上演，多少幕戏落幕，在时光的流动里，各种看上去牢固的关系，最终随着生命的离去而消失殆尽。康熙对曹寅的信赖完全基于“主子与奴才”这点，对于曹寅“撒娇”“卖萌”型的告疏，他最擅长的恩威并施的“帝王心术”，最终也没有庇护曹寅一家，到头来，“只落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唯一留下来的是穷困潦倒的曹家后裔曹雪芹“呕心沥血”的巨著《红楼梦》。可以说，史景迁以一本《曹寅与康熙》演出了满清时代一个所谓“明睿”专制帝王与他精明能干的宠奴之间那微妙无比的悲喜剧，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提供了研究“红学”更丰富的背景史料，虽然有些史料已经被证实过时，但依然呈现了史景迁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他对《红楼梦》的一些看法，仅就他认同袁枚的随园正是大观园这点便让并不认同的我依然觉得兴味盎然。再有，读到史景迁同意吴世昌《红楼梦探源》的见解（P308页），读到他对于吴世昌和俞平伯当年的论战或者其他论战，发现他自有一套自圆其说的看法时，这在曾经或者正在着迷《红楼梦》的我眼中，更是蛮趣味的探讨。当然，掩卷之时，有一点，我是已经被史景迁说服了，那便是他关于《红楼梦》这名字具有十九世纪之后的时代感，而《石头记》恐怕才更符合曹雪芹自己意愿的看法。 《曹寅与康熙》就这么在立夏之日读完了，作为一本历史书，读来令我潸然泪下的是奴隶制下的“半文人半奴才”的曹寅，而驾驭他的极权之顶峰的康熙便纵然是天纵之才也逃不过历史的局限性，这便是史景迁从一个人展开一个时代的初心；另外一方面，作为一本可当作“红学”研究的闲杂书，读来最令人回味的则是曹雪芹的家族史那一笔看上去清晰实际上依然糊涂的乱帐，史景迁这本作为“红学”研究论文也算是一家之言，可供参考了。【原文地址】【天涯】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150117&PostID=58206621【网易】http://iwenqing.blog.163.com/blog/static/1430144220144595157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