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确定中游走：本雅明传

后记

译后记《否定辩证法》的英译者E•B•阿什顿在该书英译序中讲了一件轶事，说他特别推崇的一位翻译家受人之托翻译一本书，最后，当人们问他是否读过这本书时，他答曰：“我翻译了，但我没有读。”乍听起来，这句话近乎悖论，让人一时摸不着头脑，但这次的翻译实践却着实让我体会到了这句话的意味。诚然，那位大翻译家的话未必道出了翻译与解读之间的必然关系，但从一定意义上讲，却也指出了翻译过程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形。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大脑紧张的双语转换过程中，译者关注的是每句话、每个短语，每个标点，甚至英语中表示时态的动词，稍一疏忽，就有可能“谬之千里”而浑然不觉，等到回过头来看到自己犯下的弥天大错，不禁又喜又怕，喜的是自己跟自己开了一个玩笑，怕的是万一没有发现，岂不要让它“毒害”读者？更何况，这同时也是对原作者犯下的不可饶恕的错误。再往下只能更加小心，不要让自己一时的笔下失误，或者指尖的“自由”，酿成众人所指的谬误。回首从接手翻译任务到现在基本封笔，心中酸甜苦辣真是应有尽有。想想几个月以来，大部分时候每晚将近11点才关上心爱的电脑，慢悠悠地回去睡觉，一路上想着今天一共翻了几千字，明天怎么来更好地利用时间。最烦心的时候是一天下来，没有赶完预定的任务。真是“喜”为了翻译的收获喜，“忧”由于翻译的进展忧。闲下来翻翻那一沓子完成的原稿，委实有一种简单纯朴的成就感；每次在图书馆解决了一个难题，自己都忍不住笑容满面。是否可说，这也算是耕耘的快乐？手头这本《本雅明传》本身就是从德语翻译过来的英译本，现在展示在读者面前的等于是经过了两道手续的产品。本雅明原籍德国，后来又辗转在瑞士、意大利、法国、丹麦等地生活，或者作短暂逗留，自然与他相关的许多友人、同行也大都以德语或法语等进行写作，他所读的书籍也多是德文、法文，然而，这些无形中却给我们这些“二道贩子”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英语是外语，法语、德语就不用说了。有意思的是，经过这次“历练”，我竟然认识了一些简单、常用的法语和德语词汇，像文集、学会、艺术、建筑之类，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吧。还有一点必须声明，由于译者学力不够，再加上时间有点紧迫，尽管慎之又慎，还是难免有疏漏，敬请方家里手不吝赐教。下面将我们几个人的分工情况作一介绍：第一、二、三、四章，正文、注释，国荣；第五章，正文，韦美璇、唐盈；注释，国荣、唐盈；第六、七章，正文、注释，宋泽宁；第八章，正文、唐盈；注释，唐盈、国荣。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导师王宁先生，正是在他的鼓励，有时甚至是敦促之下，才使我们最终完成了这件原来想也不敢想的任务。而且，他还在百忙之中审校了我们的初稿，改正了不少错误，并为之撰写了前言。国 荣2000年1月于北京

作者简介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20世纪最富原创性和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一生颠沛流离，去世后声名鹊起，是其所处时代的“异数”，被公认为“欧洲最后一位知识分子”。本书作者毛姆·布罗德森借助大量一手资料，全面展示了本雅明“在不确定中游 走”的一生：他优裕的童年生活，以及他那个犹太资产阶级大家庭的冲突；他在德国青年运动时期的活跃身影，以及理想主义、社会主义和犹太复国运动对他的影响；他在不同时期的著述和译著引起的批评和纷争，以及他悲惨的流亡生活和他的“不确定性死亡”……

书籍目录

第一卷 在柏林的童年和青年时代（1892—1901）

第二卷 弗里德里希大帝学校（1901—1912）

第三卷 弗莱堡和柏林的学生时代（1912—1915）

第四卷 慕尼黑和伯尔尼（1915—1919）

第五卷 德国通货膨胀巡礼（1919—1924）

第六卷 从莫斯科到巴黎（1925—1929）

第七卷 文学战场上的谋略家（1929—1933）

第八卷 活着的忧伤：流亡中的本雅明（1933—1940）

本雅明年表

译后记

编辑推荐

《人物志12•在不确定中游走:本雅明传》编辑推荐：1.《人物志12•在不确定中游走:本雅明传》的作者不仅详细论述了本雅明作为学者之颠沛流离的人生，也全面展示了他在个人生活方面的点点滴滴。2.本雅明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一个波德莱尔和普鲁斯特译者的成功与挫折，自然也是《人物志12•在不确定中游走:本雅明传》的重中之重。

前言

似曾相识燕归来——修订版序2012年6月的一天中午，我在学校附近的超市闲逛，突然手机响了，是金城出版社的编辑郭凤岭先生。简短寒暄之后，他问我是否愿意修订我十二年前负责翻译的一本学术传记——《本雅明传》，想到有机会和我熟悉的书和人再续前缘，我感到由衷的欣喜，于是慨然应允。1999年初，在我着手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只找到了两本相关的中文参考书，一个是1989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的中译本，一本是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的刘北成的《本雅明思想肖像》；而现在随手从网上搜索一下，就可以找到十来本之多，《灵韵与救赎——本雅明思想研究》、《政治诗学——本雅明思想的当代阐释》、《视读本雅明》等等，不一而足。由此可见，仅仅十多年的时间，本雅明研究已经在国内蔚然成风，小有规模。本雅明于1892年出生在德国柏林一个富足的犹太商人家庭，童年在优裕的家庭环境中度过，也奠定了他日后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但他成年后的生活，却充满坎坷，四处漂泊，严重的时候甚至要为第二天的午餐忧虑。1939年，二战爆发后，流亡法国的本雅明又由于他的外国人身份，被关进拘留营。最后，为了逃离再度被关押的厄运，他决定绕道西班牙，前往美国，却不幸在西班牙边境一个叫做布港的小镇上，被边防警察抓获，在身心俱疲，又面临遣返的困境中，他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本雅明的人生悲剧也到此戛然而止。正如很多学人所评论过的，本雅明是他所处时代的一个“异数”。他生前著述甚丰，却鲜为人知，除了大量见诸报端的评论文章外，只有两部著作问世——《德国悲剧的起源》和《单行道》，而且，即使是这两部著作也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然而，去世后，他却在欧美学界声名鹊起。随着20世纪50年代两卷本的《本雅明选集》以及70年代七卷本的《本雅明文集》的出版，他精辟睿智的理论内涵才引起人们注意，被公认为是第二次大战前德国最伟大的文学评论家，他的著作也被视为文化批判的经典。即使如此，“被复兴”的本雅明在整个思想界仍然是一个“异数”，因为他的思想很难简单地归类。他一直被认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心成员之一，但其思想却与阿多诺为代表的学派主题思想大相径庭；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其写作却被指责为“非辩证法的”；他在语言哲学、文学批评、文化批判和历史哲学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观点，却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正如爱尔兰学者理查德•卡尼所描绘的那样：“他既是诗人神学家，又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既是形而上学的语言学家，又是献身政治的游荡者，……在纳粹德国，他是一个犹太人；在莫斯科，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在欢乐的巴黎，他是一个冷静的德国人。他永远没有家园，没有祖国，甚至没有职业——作为文人，学术界不承认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但他所写的一切却最终成为一种独特的东西”。这段话恰切地点明了本雅明在为人和为文两方面的矛盾和统一——“在”与“不在”的悖论。毛姆•布罗德森这本传记除了描述本雅明的生平事迹之外，着重对他在不同时期的著作进行了详细的评述。从本雅明的著述来看，他似乎一直处于争议的中心，他积极地挑战别人，却发现没有人公开应战。早先翻译波德莱尔的《巴黎风景》，他挑战的是当时德国诗歌界的领军人物斯特凡•格奥尔格；后来，写作《论歌德的〈亲和力〉》，他的目标又对准了格奥尔格旗下的贡多尔夫。然而，正如他在谋职过程中所遭遇的没有硝烟的战场，在文学批评界，他的挑战也一次次被化为云烟，因为没有回应而被大众媒体一次又一次地忽略了。从他撰写《〈新天使〉杂志的出版宣言》，到他创作《论歌德的〈亲和力〉》，再至后来的《德国悲剧的起源》，本雅明一直在试图通过否定别人的论点，来建树自己的理论观点。也许，这也算是他的一种文学策略，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并非这方面的高手。回顾这半年来的修订工作，心中颇多感概。当初轻易就答应了，开始之后，才发现这一修订任务比我想象的要艰巨得多。原本以为一个暑假就可以完成，没想到半年过去了，我的稿子才脱手。我常常忍不住感慨，这本书写得太好了，但是翻译成汉语却着实是太难了。我的工作与其说是修订，很多时候，不如说是重译，尤其是书中的诸多引文，常常是英文看不懂，汉语更是不知所云，只好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很多时候，一个晚上就在那，面对一页纸发呆。可以说，这次修订我是逐字逐句地修订，不仅对正文做了修改，也对注释逐一进行了对照检查。最后，我想说的是，感谢金城出版社，也感谢凤岭编辑，让我有机会修订以前的错误。也感谢这半年来，在我情绪最低落的时候，有本雅明的生命故事相伴。本雅明博士毕业后，竟然连一份“大学讲师”的职位都谋不到；年过四十，却踏上了颠沛流离的流亡之路；在通往自由的霞光初现时，又由于一点点阴错阳差，而客死在异乡不知名的旅店。沉浸于这本书，就像沉浸在对伟人的缅怀中。希望大家关注的不仅仅是本雅明的学术和理论体系，也感怀他在逆境中视学术高于生命的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本人学力有限，尽管慎之又慎，也难免有疏漏，请大家谅解。国荣2013年3月

内容概要

毛姆·布罗德森（Momme Brodersen），1951年出生，德国学者，本雅明研究者，1977年起在意大利巴勒莫大学讲授德语及相关课程，曾在多家德国媒体发表文章，并有多部本雅明研究专著问世。

国荣，河北隆尧人，2011年6月毕业于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比较文学专业，获博士学位，现就职于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文法学院外语系，主要兴趣是后殖民研究、离散书写和海外华人文学，曾翻译《萨缪尔·贝克特》，以及比较文学专业方面的学术论文若干。

名人推荐

他永远没有家园，没有祖国，甚至没有职业——作为文人，学术界不承认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但他所写的一切却最终成为一种独特的东西。——理查德•卡尼（Richard Kearney）为了在我们通常的参考框架中精确地描述他的作品和他本人，人们也许会使用一连串的否定性陈述……我将试着展示他那些诗意的思考，但他既不是诗人，也不是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本雅明充满激情地，同时也是充满反讽地把自己放置在交叉路口。对他来说，保持开放他的许多“位置”十分重要……作出决定当然会打破这些位置之间的平衡，而踌躇犹豫却可以使它们各就其位。——苏珊•桑塔格

章节摘录

在柏林的童年和青年时代 （1892-1901）柏林的传统之一就是要忘却自己的过去 11892年7月15日，瓦尔特•本雅明在柏林出生，这时候，德国正处于从帝国建立（187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1914年）的中段。柏林，作为正在崛起的崭新的德意志帝国的首都，正在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大都市，从它的身上几乎找不到一点儿昔日普鲁士王国高贵典雅的举止和朴实无华的影子。在19世纪即将结束的最后几年里，经济的扩张和技术的革新，正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实实在在地变革着欧洲每一个主要的大城市。在柏林，这些变化那么彻底，那么迅速，即使是柏林市民，也觉得自己像过客一样，几乎弄不明白这些变革是正在兴起还是已经成为过去。柏林，处于时代巅峰的大都市在1900年前后十几年的时间里，一个崭新的柏林从大地上崛起，它的规模那么宏大，风格又完全迥异于往昔，以至于它的过去和过去的历史，几乎被完全掩盖了起来。对昔日老柏林的明显改变，表现在一条条极为宽广而且差不多一模一样的街道上，这些林阴大道从城市建筑物之间穿过去，形成了清晰而又宽阔的街衢。2以豪斯曼时代巴黎的大道和林阴路为样板，这些街衢为柏林营造出了一种全新的氛围，而把它的过去深深地埋在了脚下。至于说这种“风格渗透”给柏林的城市面貌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则可以从那些原本纯朴、奇异的建筑风格的杂陈与不和谐中看出来。沿着那些新建的壮观的街道看过去，新哥特式建筑和德国的巴洛克风格、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与弗里德里希大帝时期的古典风格，甚至还有摩尔人的建筑特色，各种风格的建筑荟萃，交相辉映，装点着柏林的街面。整个城市宏伟壮丽，独具柏林特别的浮华风采，这也是当时的新时代精神的最有力的见证。那时候，人们都认为柏林是当时最现代化的都市，从许多方面看，也确实如此。在那里，昨天街上跑的还是马拉的车子，今天就开始了最先进的技术革新。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那种装有辐条的老式马车，由于沙子在钢条和石子之间摩擦，走起路来发出吱吱嘎嘎的无可比拟的刺耳的声音。每前进一步，乘车人都会感到颠簸得难以忍受。如今，生活的步伐已被新发明的、同样吵得令人心烦的各式交通工具加快了，首先是在林格和施塔德特车站出现的蒸汽机车，跑起路来，拖着长长的蒸汽尾巴，怪物似的吼叫着；然后是电车，它赖以运作的电线杆子和架在空中的导电轨在市区的上方，形成了一张纵横交错的电线和铁轨的网络；最后是小汽车，即使人们仍然一厢情愿地怀恋旧日里那些因汉斯•法拉达的小说《一个冷酷的古斯塔夫》而获得不朽声誉的骏马和忠实的车夫，也阻止不住它胜利前进的步伐。人们需要安静下来，铭记并思考这一系列的变化，然而在这样一个人人都关注未来，而没有人肯回顾过去的世界里，宁静和沉思便没有了存在的空间。3在亚历山大广场中心曾经有一个长满灌木的绿色小土丘，上面放着长凳，过路的人可以在那儿小憩。但是，旧城改造工程甚至把市中心这个惟一的和平与宁静的绿洲也破坏了。这个小小的公园被新兴商品世界里的市场和贸易中心所包围，甚至“囚禁”起来。对成群的购物者来说，它已经成为他们的障碍，所以这个小土丘被夷为平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的位置又被一个新设计的且受到公众大肆嘲弄的柏林女神像贝罗丽娜代替，这个美人雕像由埃米尔•洪德利泽设计，具有一定的纪念意义。）从另一方面来看，摩登时代对柏林这个城市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新鲜事。从1871到1892这二十年的时间里，它的人口增加了一倍还多，即将突破200万大关（1905年达到了200万）。在市区，大量的条件极为简陋的公寓区已经如蜂窝似的建立了起来，大部分人口挤住在里面，其中主要是办公室职员和工厂的工人，那时候，他们代表着半数以上的城市居民。在这里，在这些被开阔的庭院所环绕的住宅楼里，隐藏着人们的悲惨处境，它暴露出了柏林即使同属于现代化，却不那么光彩的一面。在这里，整个属于那个时代的“以自我为中心、目光短浅以及傲慢自大”4等特点被暴露无遗。作为柏林几乎像火山爆发似的急遽发展和旧城改造的见证人，本雅明注定要诠释他与他的母亲城之间的这种渊源关系，他没有逃避这个责任。这个城市对他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他在那里的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生活和思想方式，都将大量地、以不同的角度出现在他今后的写作中：比如他在早期和晚年的散文、完成的著述和未完成的作品片断（如《拱廊》计划）、格言集（《单行道》）5、报道（《巴黎日记》）6、评论文章和述评（《浪子的回归》）7以及他的小镇风情8（本雅明在他的莫斯科写真开头写道，“人们通过莫斯科了解柏林，比了解莫斯科自己快多了”，这绝不是巧合）9，但最主要的，还是他写的有关他1900年前后在柏林度过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回忆录。本雅明在将近40岁的时候才开始这些写作，而且，还给我们留下了不止一个版本：《柏林纪事》和《1900年前后在柏林的童年时代》10。他一生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他与自己所生活的这座城市的渊源的反映，这样说可能会使人们误以为，这是一种没有中断的连续反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思索，在印象迅速地不断变化着的迷宫里，对个人变换的要求和可能性的思索，对自己能否在一定的情境里仍然可以注意到，而且抓住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或者更进一步地说，对它作出一定的描述的思索。简而言之，就是怎样应付，怎样找到自己的出路。那些在柏林政治历史上比较特别的日期，虽然也会偶尔出现在他写的关于他在柏林的日子的回忆录（或者他自己的自传）中，但关系并不是很大。对一个生活在威廉统治时代的小孩子来说，如果哪一年“没有‘色当日’（Sedan Day）的大游行”11——为了庆祝在1870—1871年法德战争中取得胜利，每年都要举行的大阅兵式——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自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疑也在本雅明的一生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但除此之外，贯穿本雅明的回顾和观察的思想之线，不是世界政治事件大事记，也不是他个人的经历。只是在一开始，这些事件便被写进了《柏林纪事》的初稿，后来又经过改写成为《1900年前后在柏林的童年时代》。在这本书里，年月日的存在显得有点模糊，但是，有一点确凿无疑，那就是这些观察和思索所反映的经历，都与柏林这座城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如他在后来写的《拱廊》计划中所说的那样，它们的现代性，它们“永远的现在时”，似乎没有受到任何“历史”的影响。12这样，本雅明前20年的生活回忆，就不只是数字和类似的抽象物，而是与地点以及各种各样的具体事物相连，如街道、火车站、广场、公寓和平房等等，这就使他的描述生动多了。因此，收入《1900年前后在柏林的童年时代》一书的单篇文章就有了以下各种名字，如《动物乐园》、《胜利纪念碑》、《施泰格利茨和根厅大街拐角处》、《布卢迈斯庄园12号》、《电话》、《一双长筒袜》、《针线盒》等等。这些肯定不是一般的记忆文字，它是一种独特的回忆，可用德语Erinnerung（回忆）一词表示，本意是指：人对自己内心和周围环境的自省和反思，关于这座城市、事件和空间。这些描述可以被称作是社会生活纪实，或者说得更合适点儿，是对生活和经历过的这座城市的志铭，即使是最偏僻的角落也都一一予以说明。而且，像这样，通过对童年经历过的那些有纪念意义的事情进行朴素而客观的描述，就超越了学校历史书上对事实的歪曲。但是，谁要想全面地了解那个城市的生活和面貌，那么这本书就不合适了。如果要在当年的柏林市区图上寻找他童年曾经到过的一些地方，那么你的手指几乎就不会移动到柏林市区的东、南、北部，因为在那些地方坐落着一些大工厂，从它们的烟囱里冒出来的黑烟，笼罩着周围的地区，而且与那些灰色建筑物还那么般配。有时候，这些烟雾不是很快就飘走，而是先在柏林旧城区上空盘旋，然后才移向新开发的西部。柏林西进运动本雅明的出生地马格德堡区第四广场（Magdeburger Platz 4），在柏林的“老”西部地区，在这一地区居住的都是社会名流和富贵人家。跟他们家房子相对的是新落成的市场大厅，没过多久，小瓦尔特就从这里获得了他对所出生的时代的第一手活生生的印象。“在我们家房子后面有一片开阔地，入口处安着危险而又笨重的双开式弹簧门。由于地上有许多卖鱼人排放的污水和其他各种垃圾，走在这里的石板路上，人们很容易滑倒在那些诸如胡萝卜和莴苣之类的烂菜叶子上。”13如本雅明根据童年时代对这个地方寓言式的记忆所描述的，这些似乎正在向新世界迈进的假象，看起来悄无声息，又隐隐透出一种疏远：市场大厅里的一个个摊位都用铁丝网隔着，每个摊位还标着号码（这在当时还是很少见的），观光和购物的人群形成了一股缓慢涌动着的“无声的溪流”。1419世纪末，柏林开始“西进运动”。拥挤的市中心再也适应不了这个急遽扩展的商业世界。越来越多的公司和商号搬走，位于菲德烈斯大街和莱比锡大街周围的娱乐和购物区延展到了波茨坦大街，这些流光溢彩的商店、咖啡屋、酒吧，又从那里延伸到了比娄和克莱斯特街，接着又到了陶恩奇恩大街，最后与新建的金光闪闪的库尔菲斯滕大坝相接。原本属于中上流人士“保留地”的老柏林西部地区的居住情况，也渐渐地发生了变化，而在这一变化的过程中，丢失了它原有的似乎永远不会被破坏的浪漫氛围。居民住宅楼让位于办公楼，而且，从那时候起，生活的节拍也开始由购物者、办公室职员和官员的步子来决定。那些花得起钱的人家纷纷逃离了这个寒冷而又纷乱的商业世界，这个城市“已经再没有什么地方适合居住、值得人们留恋”，“店面之间折射出一种冷漠的色彩，而且在十字路口甚至还很危险”。15本雅明一家也是隔不了多长时间就要搬一次家，而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对舒适家居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19世纪90年代中期，他们已经开始在靠近马格德堡广场的库尔菲斯滕大街住，几年之后又搬到内特尔贝克大街，后来又往西搬到卡默尔大街，在夏洛藤堡区这个地方已经是处在市区的边缘。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经过这次搬家以后，他们已经跨过了柏林过去的西部和现在的西部的分界线，他们等于是接受了柏林的新西部，而丢开了这个城市的过去。再往西就是格仑瓦尔德（“格仑瓦尔德”的德文原意就是绿森林——译者注）那片开阔地，除了森林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后来在1912年，本雅明的父亲在皇家苑囿的旧地——德尔布吕克大街，买了一所“城堡似的”16别墅。在那时，这已经是远得超乎人们的想象。本雅明一家人住在建有温室而且格调高雅的一层，而把其他的房子租了出去。【恰好，这所房子与《未来》杂志（Die Zukunft）的出版商马克西米利亚•哈尔登17的房子几乎紧挨着，哈尔登原来曾是被推翻的俾斯麦的支持者，后来成为威廉二世最强有力的敌人】如果说维尔纳•黑格曼的书（《冷漠的柏林》，1930年）可信的话，那么基本上可以这样认为，作为商人的埃米尔•本雅明几乎是没花什么钱就获得了他的乡村别墅。搬到位于柏林市区之外的夏洛藤堡区，他所付的税款，比起那些住在柏林市区的人来说要少得多。这种个人所得税方面的差别肯定特别大，使得他——一个刚开始只是“拥有一点儿财富的人”，在那么短的时间里积攒了那么多钱，以至于对他来说，买“一栋价值几十万马克的别墅”根本算不得什么：18这是完全合法的避税——但是，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一方面希望享受近在眼前的城市所提供的各种便利条件，一方面却又不愿意承担城市所带来的任何负担，这样做，确实有点儿不道德的感觉。富贵人家在世纪之交，格仑瓦尔德地区在房地产商人的眼里不仅仅意味着家，还是“人间天堂”。当时的一位观察家这样说，“简直是每一个人”都要在这里投资。商人、工厂主、机械师、建筑师、工匠、医生、艺术家、学者、各个阶层的公职人员，甚至还有一些神职人员也不以买田置地为不齿，而是“用这种卓有成效的方式来表明他们对未来的关注”。19这些人从来都不把自己看做是“投机者”，在他们看来，这种带有侮辱性质的观点只能来自心胸狭窄的人，或者是那些无所建树的无能之辈。确实，他们这种商业行为几乎不存在什么风险，所以当他们不愿意再做他们原先的所谓“正当”职业的时候（本雅明的父亲一生都把自己看做是一个商人），他们就成了“承租者”——这是当时对那些指望投资收益发财的人的通常的称呼。这一称呼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包含了很多积极的色彩在里面——从歌德的《亲和力》（Goethe’s Elective Affinities）到冯塔纳的《艾菲•布里斯特》（Fontane’s Effi Briest），这些德国文学的倡导者，都为之提供了足够的证据。那些不仅仅把钱用在购买政府证券方面，而且还用来购买股票、土地、以及优先权之类的人，被看作是真正的进步人士。这种态度也影响了本雅明对父亲的印象。尽管本雅明与父亲之间由于由来已久的紧张关系而导致了他们之间的距离感，他还是在回忆录中写到，“我父亲骨子里就已经拥有了一个大商人所需具备的创业精神，尽管由于出身和社会价值取向所导致的一系列约束，使他在很多时候都显得很克制”。20按现在的说法，埃米尔•本雅明•本雅明21（1856—1926）先在一家银行做了一段学徒，然后就离开他的家乡科隆去了巴黎。年轻的他在那儿待了几年时间。19世纪80年代末，他回到柏林。在那里，他遇到了比他小十三岁的保莉妮•伊丽泽•舍恩弗利斯，他们于1891年结婚，生了三个孩子：瓦尔特、格奥尔格（1895—1942）和朵拉（1901—1946）。列普克拍卖行当时很繁荣，它位于科契舍恩弗来兹大街，主要经营艺术品和古玩。埃米尔•本雅明在与之合作的时候，还算有一个“正当”的职业：拍卖师。然而，他的儿子却只能通过童年的想象才能知道他的这些事情：本雅明印象最深的就是，看着躺在写字台上的小槌子，“想象父亲在拍卖过程中敲响它以后的情景”。22当埃米尔•本雅明在商号的股份被其他的股票持有者全部买走以后，“他越来越关注如何对他的资本进行投资”。他买进大量的公司和集团股票，其中包括一家药品供应商、一家建筑公司、“中央葡萄酒批发商”，还有建于1910年的“冰宫”滑冰场。23埃米尔•本雅明的家人都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和气而又容易相处的人”，24他的“外向型性格”总使他显得“彬彬有礼，而且很随和”，只是偶尔，尤其是在生意场上和贸易伙伴谈判的时候，他才表现出“与他的财富，有时候甚至是巨额财富相称”的属于大商人的“精明与果断”。25从外表上来看，他似乎与这张照片完全吻合，至少从当时拍摄的照片上来看，是这样的。中等个子，神情落落大方，身子微微有点儿胖，整个儿架势都显出一种自我克制和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特点，这些特点又进一步从他的面部表情上突出地表现了出来：他那标志着智慧的高额头、严肃而又有点儿忧郁的眼睛，他的嘴唇以及微微上翘的大八字胡，流露出不太明显的嘲讽。虽然他这种八字胡显示了他对当时的潮流的迎合，却仍然从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的独立和不加修饰的自信，因为它跟威廉二世时代宫廷理发师极力推崇的样式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所推崇的那种八字胡几乎是成90度向上生长，似乎在极力地向他人表达这样的富有侵略色彩的信息：“我可不是一般的人！”或者“我是成功者！”但是，后来留在他儿子记忆中的并不是他的这些特点。本雅明能够清楚记得的，是他父亲那种不可忍受的习惯做法，他把日常生活中的几乎每一个决定，都按照商业和贸易的逻辑来考虑。他的这种倾向竟然达到了如此地步，即使单纯的“家庭娱乐活动”，也要求与他为了其他目的而发起的商业活动保持一致。他可能不知道，这种做法，使他在多大程度上干扰了其他家庭成员的生活，尤其是他妻子的性情跟他又很相配。可以说，他们生活的小镇是一个崭新的无可置疑的印象与经验的大熔炉，但是，通过她，孩子们对这个地方却没有更多的发现，他们只是生活在一种“商品的陷阱”里，被强拽着穿上新制服，站在那里，“两只手像肮脏的价格标签一样，从袖子下面偷偷地伸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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