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与权力》章节试读

《王国与权力》的笔记-第1页

大多数记者都不安分，都是喜欢偷看下流场面的人，吹毛求疵，在各种人身上和各个地方寻找瑕疵。对他们有诱惑力的不是日常生活的健全场面，而是诸如骚乱和抢劫、国家分裂和轮船遭难、银行家流窜到里约和烧死尼姑之类的事情——荣耀是他们的追求，壮观是他们的激情，而正规却是他们的敌人。
记者们带着相互感染的紧张气氛扎堆儿到处跑，他们只能猜测在什么程度上他们的大量出现会激起一种偶然事件，把人们的情绪鼓动起来。因为记者招待会、照相机和麦克风已经成了我们时代所发生事件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以致今天没有人知道是人在制造新闻还是新闻在造就人——南越总理阮高祺威胁着红色中国的安全，因为在他第六次登上杂志封面后，无疑感觉更强大了。在纽约警察袭击了年轻无赖们的指挥部后，人们发现一些匪徒头子保存有报刊资料剪贴簿；在巴尔的摩，当《亨特利–布林德利报告》 提到该城市整个夏天平安无事没发生一起种族骚乱之后仅一天, 就出现了一场种族骚乱。如果没有新闻界的介入，政治家们就知道他们没有必要发表演说了，民权游行者就会推迟他们的游行，危言耸听者也要撤销他们可怕的预言了。自越南成了报纸上的主要话题以来，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柏林墙两边的军队，自然是相安无事，无聊地观看姑娘们在旁边走来走去。
消息如果不被报道，就没有任何影响。因此，记者可以与野心家画等号，是事件发生的“导火线”。记者常会被邀请参加舞会，受到讨好和赞美，很容易掌握一些没有上名册的电话号码，接触生活的各个层面。他可以给美国发去一个关于非洲的贫困、关于酷刑拷打折磨的挑衅性消息，然后又心安理得地去大使的游泳池里游泳。有时一个记者会错误地假定，正是他的魅力，而不是他的职业，才得到了这样的特权；但大多数记者都是现实主义者，不会被这种游戏所愚弄。他们利用别人，就像他们被别人利用一样。而且他们还是不安分的。他们的作品，不断地发表，但差不多也不断地被忘掉，于是他们必须不停地寻找新的东西，必须靠副业生活，不能让别人抢先发了新闻，必须去填塞报纸和电视得不到满足的胃口，满足商业对新的面孔、时尚、爱好、怨恨的渴望。他们不必担心消息何时会发生，因为他们就在那儿；他们也不必思索有这样的可能性，即他们一生所目击和写的每件事情也许有一天在21 世纪的教科书里只占几行。
一个凌厉的开场。

《王国与权力》的笔记-第485页 - 16

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并不真正关心这本书—主要是肯尼迪夫人的想法，她很惧怕肯尼迪的死会使光辉的岁月和不倒的神话破灭。
501页：他怀疑她（杰奎琳·肯尼迪）是真的想要隐私，还是喜欢玩弄隐私——就像她喜欢出现在时髦的滑雪场，或者地中海的游轮上，以此来刺激狗仔队的关注。科里承认，新闻界也应该受到谴责，包括《纽约时报》。新闻界把她树立起来，我们把她树立起来，所以时尚杂志拍她的各式各样的照片，通过广告推销药盒帽和蓬松的发式——每一个人做出一点行动，这就是很大一笔生意，而我是其中的一部分。
结合电影 Jackie 看，杰奎琳·肯尼迪通过对肯尼迪的葬礼和往事叙述的控制来确保了一个任期仅短短两年的总统的历史地位。新闻界或者媒体有时仅仅是一种帮手，看似有监督的权力，但无法摆脱对关注度的毒瘾。可能杰奎琳是个正面的例子，而川普是个负面的例子。

《王国与权力》的笔记-第69页 - 3

《纽约时报》一直有许多优秀的记者，但几乎没有什么优秀的作家。啊哈！在我看来，NYT 应该把它们糟糕透顶的专栏作家们全部开除……

《王国与权力》的笔记-第567页 - 19

1967年冬天，赫尔伯特·L·马修斯一个人孤凄地坐在十层上走廊边的社论作家的1048房间。还有什么比孤凄更使他难受的呢？因为几年前在古巴他曾使《纽约时报》碰到麻烦，所以现在一个人在象牙塔里赎罪。马修斯既自负又冲动。他已67岁，长得高大、瘦削，只是略显精力不足，但其机敏丝毫不减1922年他刚加入《纽约时报》的时候。这个职业让他1929年在北京观察大获全胜的蒋介石，1936年在亚的斯亚贝巴骑着马与入侵的意军并行；1939年在佩皮尼昂写下了来自西班牙内战的最后一份电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去过意大利、印度和北非，战后去了伦敦；1957年在古巴山区采访了一个当时被大多数人认为已经死掉了的大胡子革命领袖。
由于这些有关卡斯特罗的文章及以后有关古巴的文章，《纽约时报》最终被指责为赤化了这个海岛，新闻编辑部里很多编辑都对马修斯存有戒心。1963年，作为约翰·奥凯斯负责的社论部的成员，马修斯再次访问了古巴并拜访了卡斯特罗，但当他回到纽约提出为新闻编辑部撰稿时，却遭到了拒绝。1966年，他再次代表编辑部重访古巴和卡斯特罗。在那一年，《纽约时报》的其他人是进不去古巴的。马修斯积累了2.5万字的资料，但他撰稿的要求，再次被新闻部拒绝。结果，整整一年，《纽约时报》没发表一篇由本社人员提供的有关古巴的消息。
569页：1967年，他准备离开《纽约时报》，打算写自己的书，并坚信历史会最终宽恕他。即使是现在，他还相信卡斯特罗在革命开始时并不是个共产主义者，而在马修斯社论版最后一篇文章当中——四篇回忆他曾挥洒汗水的四个大陆的署名文章的最后一篇——他写道：
对美国来说，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古巴革命为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冷漠和忽视的拉丁美洲燃起了生命。当古巴的领袖和他的政府变身共产主义者，并且后来几乎发起一场核战，有些人必须受到谴责。其中就包括我。
新闻对于历史的影响是一个令人痴迷而具有争议的话题，这个话题造成了相当多无意义的讨论。我不会否认，1957年2月17日寒冷的清晨，当我与菲德尔·卡斯特罗、他的兄弟劳尔、切·格瓦拉等人一同坐在马埃斯特拉山间时，历史女神克利俄用她的魔杖触了我一下——不管她用的到底是什么。由此而来的在《纽约时报》上的宣传赋予卡斯特罗、他的游击队一个全国性的，甚至是世界性的名声，以至于从年代上来看，这个时间点是整个拉丁美洲独立史过程中所有领袖光辉事业的开端。
然而，古巴“已经为革命做好了准备”，正如小亚瑟·施莱辛格为国务院白皮书所写的那样。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应时代而生的人，从长远来看，任何事都阻挡不了他的脚步……
回顾这过去的45年间世界发生的千变万化，回想那些造就了我们时代历史的男人和女人，是一个能让我们感到一丝自豪、一丝谦逊——以及某种无助的过程。至少，当我们想到有人并不会人云亦云的时候，还是会得到一丝残余的满足。
一位新闻从业者与很多片土地上的伟人走在一起，但是他必须走自己的路……直到尽头。
在2016年11月25日晚间菲德尔·卡斯特罗去世后，《纽约时报》于27日头版刊发了 Anthony DePalma 撰写的文章 Fidel Castro, Cuban Revolutionary Who Defied U.S., Dies at 90
原文：https://www.nytimes.com/2016/11/26/world/americas/fidel-castro-dies.html
译文：http://www.qdaily.com/articles/34937.html
文中详细回顾了1957年马修斯对卡斯特罗的采访导致的局势变化：
“世界各地的报纸都报道说，他在 1956 年 12 月的登陆战中被杀了，但三个月之后，卡斯特罗又在一系列文章中接受了采访，并重新开始行动，最终改变了历史。
这次冒险行动的开端，是卡斯特罗拥护者联系到了《纽约时报》记者兼社论作者赫伯特·L·马修斯（Herbert L. Matthews，逝于 1977 年 7 月 30 日）并为他安排了对卡斯特罗的采访。几名支持者把马修斯装扮成了一位富有的美国种植园主，带进了群山之中。
从报道文章来看，马修斯带着很大的好感写出了卡斯特罗的为人和举止，描写了时年 30 岁的卡斯特罗如何分开丛林的树叶、大步走进专门为采访清空的场地里。
马修斯写道：‘这是一个相当醒目的男人：孔武有力的六英尺（1.83 米）身高、橄榄色肌肤、丰满的脸颊上有着凌乱的胡须。’
这三篇文章从 1957 年 2 月 24 日星期天开始刊登在《纽约时报》上，呈现了一个可以让美国人支持的卡斯特罗。马修斯写道：‘这个男人的人格让人无法抵抗，他是一个有教养、有奉献精神的狂热分子，也是一个有理想、有勇气，并且有着卓越领导才能的男人。’
这几篇文章再三重申了卡斯特罗的断言：古巴未来绝对不会是社会主义国家。马修斯写道：‘他有着强烈的自由、民主、社会公正以及需要恢复宪法并进行选举的思想。’当被问到对美国的看法时，卡斯特罗回答道：‘你可以确信，我们对美国和美国人民是没有敌意的。’
当时的古巴政府公开谴责马修斯，称他的文章都是捏造的。然而卡斯特罗从登陆战中活下来的消息还是给他的行动注入了生命力。他带领着一小帮非正规军与政府军队进行小规模战斗，而且每次遭遇之后都会提高他们在古巴以及全世界的支持——尽管城市里的其它反叛力量也在为推翻巴蒂斯塔政府而战斗。
而真正压垮政府的并不是卡斯特罗所控制的军备力量，而是他那些行动所带有的象征性力量。就在 1959 年新年这天的午夜刚过、巴蒂斯塔逃离哈瓦那一座漆黑的机场时，卡斯特罗已经成为了一个传奇。与其竞争的反对派根本无法夺取政权。”
12月1日，《纽约时报》又在“时报内情”(Times Insider)专栏刊发了一篇回忆1995年卡斯特罗造访《纽约时报》总部的文章，在其中记录了卡斯特罗对马修斯的那次采访的回忆：
原文：https://www.nytimes.com/2016/12/01/insider/1995-castro-visits-a-word-factory-ours.html
译文：http://cn.nytimes.com/usa/20161206/1995-castro-visits-a-word-factory-ours/
“卡斯特罗还给听众留下了一种他可以狡猾操纵新闻的印象，即便是在他30岁出头的时候。
他回忆起1957年时，时报记者赫伯特·L·马修斯(Herbert L. Matthews)前往他在马埃斯特拉山的藏身处，对他所做的一次著名的采访。当时他是一个法外之徒，全世界都以为他已经死了。卡斯特罗说，他下令让人数不多的同一群叛军在马修斯面前反复走来走去。
‘我们想给马修斯留下一种我们有很多人的印象，’卡斯特罗说。”
甚至在1961年的猪湾事件中，《纽约时报》也扮演了一个尴尬的角色：
“《纽约时报》记者舒尔茨事先听说了这次入侵的消息，于是撰写了一篇相关文章。但在肯尼迪政府的要求下，《纽约时报》没有发表舒尔茨发现的全部信息，包括即将发起一次进攻的消息。特别提到中情局的几处内容也被删去。”
也就是说，在古巴革命的两个关键节点上，《纽约时报》的新闻产品都对历史起到了令人震惊的影响。马修斯并没有对这种影响感到懊悔，而是把多数对这种影响的讨论判定为“无意义的”，用历史开启的神话故事包装掩盖了自己所作所为带来的严重后果——一个无害的革命明星形象的树立最终让人类文明逼近过灭亡。
而《纽约时报》在面对左翼运动虚情假意上的误判像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
538页：《纽约时报》对俄国革命的报道，先是忽略，然后又低估列宁的影响。《纽约时报》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记者沃尔特·杜兰蒂，按《纽约时报》编辑们的看法，已经成了斯大林的卫道士了。从1941年到1943年《纽约时报》驻苏联的记者，后来转向为共产党的《工人日报》（Daily Worker）的伦敦版和纽约版写作。
最终，作者特立斯还是为老东家挽回了一点颜面，也总结了马修斯这类人容易被蛊惑的弱点：赫伯特·马修斯这种人，这种充满了理想主义和自我专注的个人主义者，与1967年的《纽约时报》的风格是格格不入的。

《王国与权力》的笔记-第99页 - 4

广告费尽管是由热情的支持者支付的，同时也为《纽约时报》的读者提供合法的消息。它不仅告诉人们买什么和在哪里买，而且每天还描述了国家的经济，对当代品味的见解。广告对日常生活展现了第二种愿景，证明世界不完全是充满了贫穷、威胁、爆炸和灰烬。在广告上穿着名牌服装的漂亮姑娘、吸着一支温和昂贵的香烟的男士，都为《纽约时报》读者在阅读灰色的庄重栏目之余提供一种轻松的休闲。从现在开始到50年后，那时历史学家想知道20世纪60年代的人如何生活和梦想时，他们就像阅读新闻一样也从阅读广告中得到许多启示。当然，广告强调的是积极的方面，而新闻强调的是消极方面。真理就在二者之间的某个地方。
相比经常重复昨日往事的新闻报道，广告甚至还附加了人类正在不断演进的美学取向。一个是行将就木的传统领域，一个是活力充沛的创新领域。真理也在这二者之间的某个地方。

《王国与权力》的笔记-第578页 - 19

赖斯顿（《纽约时报》总编辑）经常感到《纽约时报》内部失和时相当正常的事——像很多历史悠久、规模庞大的机构一样，《纽约时报》正在经历一段自我解析、实验的时期，以便确定过去的技术是否适合于未来。……
他认为，问题部分在于，世界变化的速度超过了人类能改变自身的速度，政府和新闻界的领袖还以过去一度管用但现在已经过时的理论和假想为指南。《纽约时报》纽约总部的编辑们和世界各地的编辑们，对于60年代哪些新闻事重要的、应该如何来表现的问题，可能处于一种迷惘或重新评价的状态。在电视时代，报纸是应该刊登更少的硬新闻和更多的解释呢，还是恰恰相反？是应该使现代记者自由度更大、编辑自由度更小，还是恰恰相反？赖斯顿在他认为略带异端色彩的时刻，怀疑世界是不是成了太复杂和太严肃的地方，而让报人无法报道
不知道《纽约时报》在互联网时代找到答案没有？

《王国与权力》的笔记-第78页 - 3

那些特殊利益集团从30年代到60年代不停地指责《纽约时报》是华尔街的工具，是亲英国的，亲德国的，反劳工的，亲共产党人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是美国国务院的卫道士，不一而足。
事实上，有一个例子能用来对《纽约时报》进行这样的指责，但这是一个脆弱的例子，因为也能很容易地——但不是永远地——用相反的证据来抵消它。《纽约时报》在新闻报道方面原则上力图客观，但现实中它不可能永远是客观的。它是由人，是由有缺陷的人来管理的，这些人以他们能够看到的或者有时是愿意看到的那样来看待事物。他们根据当时受到的压力来诠释原则，希望能够平衡这两者。这就是所有故事中最古老的故事。在理想情况下，《纽约时报》在它的新闻栏目里不打算表达任何意见，把意见限制在社论版上。现实地看，这是不可能的。编辑的意见和口味每一天都在新闻里表现出来——是他们决定某篇报道的篇幅，给某篇报道安排位置或者准备标题，甚至不发表这种报道，或者只印一次，或者加重口气，或者压制几天，然后在厚厚的星期天版的后面印出来，放在烧烤架广告和巴克拉克刚刚登场的漂亮姑娘的照片之间。记者的自我也是新闻报道的一个因素——他写他擅长写的东西，他写他理解的东西，来反映他一生的经验，及其自豪和偏见的影子。他写作有时是为了取悦于编辑，有时是让人注意他自己的风格，还有时是希望他能在《纽约时报》上署名，证明他这一天还活着，这一天活在《纽约时报》，以及其所有以后的缩微胶卷上。
《纽约时报》是人的组织，庞大而脆弱。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它也是庞大而脆弱的。每一个工作日在时报大楼里都要做出几百个决定。每一个决定，如果挑出来的话，都能导致误解——误解也是新闻报道本身内在的问题。但同样真实的是，《纽约时报》永远力图做到公正，有时没有理由或设计，事情就在《纽约时报》上发生了。在这些行动背后没有什么恶棍似的编辑，没有任何虚夸的行为。事情恰恰就发生了。
恰巧最近 NYT 的公众编辑发表了一篇《〈纽约时报〉是一份民主党报纸吗？》的文章，解读了 NYT 近期特别是大选年报道偏向的问题，可以移步：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60826/liz-spayd-the-new-york-times-public-editor/
“想像一下，如果记者不觉得有透过他人视角看待这个世界的迫切需要，那么他们会漏掉什么……想像一下自由世界里最伟大、最有力的新闻编辑部不被看做是一个面向所有人的声音，而被看作是一个持有立场的声音。
还是这些已经发生了？”
盖伊·特立斯在书中对报纸偏向性的解释，在对 NYT 的偏向性越来越反感的人看来，显然是一种富有技巧的诡辩和对 NYT 被赋予的那种社会责任的开脱。

《王国与权力》的笔记-第347页 - 12

联合国的成员先在布朗克斯校园，后来在长岛的成功湖，似乎比后来更团结。联合国后来于1951年迁到了它现在的总部，曼哈顿东河边上的玻璃摩天大楼和光亮的综合楼。这座摩天大楼把垂直状态带给了联合国，把它分成了上千个小房间，把世界各地的为求团结而来到纽约的人分割开来。但在曼哈顿的这些建筑起用之前，在布朗克斯和长岛，联合国是水平状地分散在几个小的建筑里。代表们、他们的助手们和记者们都不得不走很多路才能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在道路上、大街上和台阶上，都会有更多的交际和碰面。
建筑导致的政治结果。

《王国与权力》的笔记-第155页 - 5

在《纽约时报》里权力几乎一直是有种有点模糊不清的东西，在它达到高潮时便失去了它大胆的线索和形状。《纽约时报》的一个高层管理者果断而明确地显示权力，不是什么好形式，是和奥克斯关于谦虚的公理相冲突的，是被视为不明智的。所以，这些年《纽约时报》高层人的行为同接近底层人的行为并无显著的不同。
那些地位仅次于最高层之下的《纽约时报》人，偶尔显示出自己的权威，其中一些人艰难曲折地推进，其他一些人爬到了高层，但后来被同化进这个等级制度中，他们失去了一度使他们显得杰出的大部分个性和动力。不管怎样，《纽约时报》的下层人，记者和文字编辑，很少知道谁在上面操纵着哪条线。他们只能猜测。有时他们怀疑走在《纽约时报》的前列是否真值得努力。看起来向上的每一步都使个人以牺牲他自身的一部分为代价—有更大的权力就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有更多的谨慎，更多的谦逊，更少的自由。那些最终得到大权的人似乎并不用它，也许不能用它。如果他们不能用它，有权还有什么意思呢？更重要的是，如何才能证实权力的存在呢？一个政治家必须赢得选举，一个明星演员必须在票房上挣钱，一个电视评论家必须保持收视率，但《纽约时报》一个有头衔的人也许几十年都不断随着机构的势头走，不会面对任何单个的考验，对个人的成就不会增添任何信心。然而，他个人得到了美国的国务活动家、独裁者、银行家、总统的宠爱，这些人认为他拥有这个机构里的说服力量。
《纽约时报》的高层权力是一种飘渺的因素——约束了能力，形成了压力，约定来自公司集体，但很难看出哪个人做了什么，经常像是实际上没有人做任何事情。决定像是从一大群挤在一起的管理实体渗出来的，它们互相依靠，转换，偏斜，耸耸肩膀，后仰，走边道，最终奔向某个试验性的方向。但谁跃跃欲试呢？谁的力量是大家都能感觉到的呢？新闻编辑部里的记者们不知道。他们对市政府、华尔街、联合国的秘密事务知道得很多，但他们不知道《纽约时报》的高层在进行什么。
大公司病嘛就是。人类社会终极的产品可能就是官僚体系。

《王国与权力》的笔记-第1页 - 第一章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3297791/answer/134337832
大多数记者都不安分，都是喜欢偷看下流场面的人，吹毛求疵，在各种人身上和各个地方寻找瑕疵。对他们有诱惑力的不是日常生活的健全场面，而是诸如骚乱和抢劫、国家分裂和轮船遭难、银行家流窜到里约和烧死尼姑之类的事情——荣耀是他们的追求，壮观是他们的激情，而正规却是他们的敌人。
稍微有一点 常识的读者大概都不能认同本段译文吧？
点评：首句不太符合语法，建议把 “都是喜欢偷看下流场面的人” 改为 “都喜欢偷看下流场面”。再说了，记者喜欢偷看 “下流场面”，不合事实和情理，这样的翻译肯定有问题。
本人修改译文：大多数记者都很难安分守己，他们都喜欢追逐低俗场面、热衷吹毛求疵——不管在哪里、对什么人，都有爱挑刺的毛病。日常生活的端庄画面很难吸引他们，反倒是类似骚乱、抢劫、银行家流窜到纽约或烧死尼姑之类的事最能勾起他们的兴趣——他们追求荣耀，热衷宏大叙事，却视“庸常”为敌人。
（本人英文水平有限，未参考英文原文，仅结合中文译本和现实的理解，不足处，欢迎指正！）
英文原文为：
Most journalists are restless voyeurs who see the warts on the world, the imperfections in people and places. The sane scene that is much of life, the great portion of the planet unmarked by madness, does not lure them like riots and raids, crumbling countries and sinking ships, bankers banished to Rio and burning Buddhist nuns—gloom is their game, the spectacle their passion, normality their nemesis.

《王国与权力》的笔记-第506页 - 17

人们对《纽约时报》非常好奇，其中许多人通过听到和看到丹尼尔（《纽约时报》主编）而证实了他们关于《纽约时报》、它冷静的姿态和表面的自傲、对自身的传统的敬重和美德的确定性的看法。他们从丹尼尔那里获得了报社为自身所打造的形象，虽然这种形象不一定体现了表面背后的全部现实，因为《纽约时报》还有它其他的面目……
“冷静的姿态和表面的自傲、对自身的传统的敬重和美德的确定性”，特立斯用琐碎的写法破坏了这种神话，纽约时报也只是一个平庸的零散的的人类构成的机构。

《王国与权力》的笔记-第152页 - 5

比起现在，当时哥伦比亚大学更是为《纽约时报》培养人的学校，已经和《纽约时报》建立了一种机构性合作。苏兹贝格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理事会成员，家族的许多成员都到过那里，哥伦比亚校园里的新闻在《纽约时报》的新闻编辑部受到特殊的关照。
这个情况让人想起上海媒体在对待复旦大学相关消息特别是负面消息上的一贯偏向。如何处理母校相关的消息，的确经常是媒体人不能克服人情上的缺陷的典型。NYT 也是不能免俗。

《王国与权力》的笔记-第1页 - 1

1：大多数记者都不安分，都是喜欢偷看下流场面的人，吹毛求疵，在各种人身上和各种地方寻找瑕疵。对他们有诱惑力的不是日常生活的健全场面，而是诸如骚乱和抢劫、国家分裂和轮船遭难、银行家流窜到里约和烧死尼姑之类的事情——荣耀是他们的追求，壮观是他们的激情，而正规却是他们的敌人。
记者们带着相互感染的紧张气愤扎堆儿到处跑，他们只能猜测在什么程度上他们的大量出现会激起一种偶然事件，把人们的情绪鼓动起来。因为记者招待会、照相机和麦克风已经成了我们时代所发生事件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以致今天没有人知道是人在制造新闻,还是新闻在造就人——在纽约警察袭击了年轻无赖们的指挥部后，人们发现一些匪徒头子保存有报刊资料剪贴簿；在巴尔的摩，当亨特利-布林德利的报告提到该城市整个夏天平安无事没发生一起种族骚乱之后仅一天，就出现了一场种族骚乱。如果没有新闻的介入，政治家们就知道他们没有必要发表演说了，民权游行者就会推迟他们的行动，危言耸听者也要撤消他们可怕的预言了。自从越南成了报纸上的主要话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柏林墙两边的军队，自然是相安无事，无聊地观看姑娘们在旁边走来走去。
消息如果不被报道，就没有任何影响。因此，记者可以与野心家划等号，是事件发生的“导火线”。记者常会被邀请参加舞会，受到讨好和赞美，很容易掌握一些没有上名册的电话号码，接触生活的各个层面。他可以给美国发去一个关于非洲贫困、关于酷刑拷打折磨的挑衅性消息，然后又心安理得地去大使的游泳池里游泳。有时一个记者会错误地假定，正是他们的魅力，而不是他的职业，才得到了这样的特权；但大多数记者都是现实主义者，不会被这种游戏愚弄。他们去利用别人，就像他们被别人利用一样。而且他们还是不安分的。他们的作品，不断地发表，但差不多也不断地被忘掉，于是他们必须不停地寻找新的东西，必须靠副业生活，不能让别人抢先发了新闻，必须去填塞报纸和网络得不到满足的胃口，满足商业对新的面孔、时尚、爱好、怨恨的渴望。他们不必担心消息何时会发生，因为他们就在那儿；他们也不必思索有这样的可能性，即他们一生所目击和写的每件事情也许有一天在21世纪的教科书里只占几行。
所以，每一天，抱有各种信念、具有不同品质的记者不顾及历史，投生于紧迫的事情，急促地报道他们看到的、听到的、相信的、理解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消息。

《王国与权力》的笔记-第579页 - 19

纽约的编辑们感到，《纽约时报》不需要短评家或更多的专栏作家，但它的确需要那些不玩世不恭，但会更深刻、更清晰地调查政府行为的记者。这些记者不应侵犯国家安全，但他们应知道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差异。西奥多·伯恩斯坦过去经常说，在战争或临战条件下，国家安全问题便产生，此时出版界应该遵循什么路线是不容质疑的。编辑们掌握的信息或专业知识不允许他们指责一个会危及国家安全的官方决定。但伯恩斯坦认为，国家利益问题就不同了：它们可以是政治问题，而且一个人对什么是国家利益的理解可能像另一个人的理解一样。伯恩斯坦说，新闻界应该记住，总统本人在不同的场合起不同的作用；有时他是宪法规定的最高统帅，有时他是国家的政治领袖。伯恩斯坦还说，新闻界必须区分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然后才能妥当行动。它不应被外界的看法所左右，包括总统本人的看法。
原则上讲，赖斯顿同意这种观点。不过，正是在这些原则的应用上出现了差异，情感和自我开始起作用，每个编辑一生的体验造就了多种多样的版面。虽然纽约总部发生了很多变化，但赖斯顿仍把它视为受传统限制的。它庞大而拙笨，它对新闻的态度是陈旧的。牛栏反映了伯恩斯坦原教旨主义的价值观，他们是一班靠第二次大战期间形成的编辑部混乱和价值判断起家的或受其影响的编辑人员。这些人习惯于对发生的事件本身而不是对发生的过程做出反应，尤其是戏剧性的事件。编辑们经常把原因视为推测性的，因此没有足够的硬新闻放在头版或者在报社受到最优先待遇。
……赖斯顿在一次讲演中说……记者们追踪报道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像消防队员一样，火灭了就走了。越战爆发后，各报派出数百名记者赴越报道，每天的头版都充斥着他们的报道，还挤掉来自世界其他各地的新闻报道，但在这场大灾难之前却没有派出足够的记者前往这些正在煽动动乱的地区，那时的报道才会唤醒防范性的政治行为。赖斯顿认为，有关古巴巴蒂斯塔政府垮台的报道登上了头版头条，但是前政权下的社会不公平和不稳定却在新闻当中没有得到充分展示。不过，对这些新闻界弱点的确切的解决办法，即使对赖斯顿来说，也不是完全清楚的。
在有些情形下好像不会有任何答案，肯定没有一个使赖斯顿完全接受并与他对美国政府的国内外最高利益的责任感保持一致的答案。这就是詹姆斯·赖斯顿的进退两难之处。他承认理想主义，但最终受到华盛顿现实的影响，如他认真去评论的政治家一样。他可以坚持认为，并且在一次讲演中也的确说过，让美国公众知情甚至比以前更有必要，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增强，总统也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力，这样就需要一个不是更顺从的新闻界，而是更具批评性的和更少民族主义色彩的新闻界。但是，赖斯顿本人在华盛顿的长期工作并没有体现出这种精神，因为他经常觉得有必要向公众隐瞒某些有争议的真相，这些真相会损及60年代在华盛顿尚存的有关新闻诚实的幻想。他不仅仅鼓励《纽约时报》限制报道猪湾事件，而且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不让公众知道美国在巴基斯坦军事基地的U-2侦察机多次飞至苏联上空，直到有一架飞机被击落后，《纽约时报》才不得不报道了这一消息。
显然把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割裂看待在一些人的观念里是十分奇怪的。这个办法拓展了新闻自由的边界，但也结结实实触到了新的边界，这个边界更模糊不清更难以捉摸。在古巴问题上，《纽约时报》在新闻自由上的实践是失败的。作为主编的进退两难，有时候可能同总统决策的进退两难有的一拼。这意味着新闻界对事件缘起需要更敏锐的觉察力，而不仅仅作为事件的记录者，但这看起来真是一种终极的权力呀。

《王国与权力》的笔记-第99页

尽管这不无道理，但格林还是相当怨恨他楼上一些同事漫不经心的态度，怀疑他们对待报纸商业方面的方式也许反映了他们私下对他的看法。他像他们一样意识到了《纽约时报》的吸引力，但他也认为《纽约时报》一年在广告上吸引1亿多美元不单是靠这种磁力——还与格林有关，与他的干劲、他的决定以及他的工作人员有关。正是他们带来了金钱，使得十层编辑部的聪明人能大发慈悲，也正是在这金钱的支持下，三层的记者们才可以仅仅为了核实一项事实而打电话去柬埔寨。格林还觉得，广告费尽管是由热情的支持者支付的，同时也为《纽约时报》的读者提供合法的消息。它不仅告诉人们买什么和在哪里买，而且每天还描述了国家的经济，对当代品味的见解。广告对日常生活展现了第二种愿景，证明世界不完全是充满了贫穷、威胁、炸弹和灰烬。在广告上穿着名牌服装的漂亮姑娘、吸着一支温和昂贵的香烟的男士，都为《纽约时报》读者在阅读灰色的庄重栏目之余提供一种轻松的休闲。格林怀疑，从现在开始到50年后，那时历史学家想知道20世纪60年代的人如何生活和梦想时，他们就像阅读新闻一样也从阅读广告中得到许多启示。当然，广告强调的是积极的方面，而新闻强调的是消极的方面。真理就在二者之间的某个地方。
6月的这一天，新闻集中注意的是“漫长炎热的夏天”，密西西比的种族暴力；广告突出的是夏天的交易——梅西百货公司宽松的貂皮长外套，通常是299美元，现在降到了236美元。新闻挑出来的是严重的失业问题；帮助与求助广告塞满了对熟练工和新手提供职业的信息。新闻强调是住宅的短缺；广告展示的是在纽约周围各种价格的可购买的住宅。新闻注意的是名誉和权力、巨大的成功和巨大的失败；广告却迎合了每一个人每天的梦想，可得到的甜蜜生活，消遣的小玩意和可供出逃的交通工具。
广告也记录日常人的悲剧，但只是在报纸背后以最小的字体，在商场清单和腾达的管理者平淡的照片之间——在这里，接近于最下面，一个人可以在极小的字体中读到那些已经破产的人的名字，那些已经被抛弃的人的名字，那些已经失去了包括梦想在内的某种东西并试图复苏的人的名字。他们把这些消息告诉《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会发表它，在它的分类广告版里每一行只收取几美元—时报大楼六层的一个特殊部门负责这件事，成员主要是中年妇女，她们坐在用玻璃隔开的小房间里，接听电话，匆匆记下日常生活的可怜事实。如果这些事实不是太庸俗或报复性的，她们便把这些事实转发到四层的排字室，供《纽约时报》下一版的公告栏目用。
对报刊广告的另一种解读。

《王国与权力》的笔记-第244页 - 8

克罗克也不想让他的记者每天或每周的任务变来变去；相反，他想让他们每一个人都集中注意政府的一个具体领域，在这个领域发展消息源并进行报道——一个记者集中注意五角大楼，另一个记者注意白宫，第三个记者注意国务院，第四个记者注意劳动部，依此类推，直到政府的每一个机构都有《纽约时报》的人在监视。
在理论上，这种体制有明显的优势。记者会更渊博，可以写得更深刻，可能会少犯错误，少造成误解，少被政府发言人愚弄。但这种体制也有内在的劣势——记者会太熟悉他们的题材，最终无意识地假定一种读者并不具备的熟悉度；记者还会成为沃尔特·李普曼所谓的报纸事业的祸根，即任人唯亲，新闻界和政府消息源之间的朋友情谊。这是由他们密切的日常关系、他们彼此间个人的信任和在职业合作上的相互依赖造成的，这最终——的确经常——意味着记者在精神上成了政府的一部分。或者即使不是精神上的一部分，记者至少也会对他负责的政府部门有一种专属的兴趣。他每日的发稿取决于他从这个部门的消息源获得情报的能力。如果他以前写了不利的报道，他们的合作便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对大多数记者最有利的就是从正面报道政府新闻，只有最优秀的记者，最独立和雄心勃勃的记者，才会不受这种任人唯亲的影响。
……当赖斯顿接过（华盛顿）分社的指挥权时，可能存在的任人唯亲现象还不会引起纽约总部过多的关注和注意，因为美国政府仍然是一个受人欢迎、值得信任的机构。“信任鸿沟”的出现，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获胜之后的鼓舞精神，在战后繁荣时期的顺从，对国家智慧和正义的信仰深深注入了美国人的思想里，这种哲学并没有被朝鲜战争或杜鲁门政府的丑闻所破坏。直到艾森豪威尔执政的最后几年，许多关于美国的幻想才开始减退。
加速这种幻灭的是这样一些因素，如苏联在空间领域的成就所引起的震惊，当局在U-2飞机遭苏联击坠事件期间散步的谎言，这是“信任鸿沟”的开端。到20世纪60年代，全国性的怀疑已经加剧为全国性的不满，这首先是由不被旧的幻想所触及的新一代美国人激发的。这一代人不愿意在道义上支持政府在越南的军事行动，或者在国内的民权姿态。这种不满也是由几百个个人的理由和畏惧所激发起来的，人们想从反政府的更大呼声中寻找安慰——国旗和兵役应征卡被烧掉了，爱国主义成了傻瓜的品格，旧态度和术语的含义被扭曲——“法律与秩序”实际上意味着种族主义，“母亲”和“和平”成了有争议的词，媒体从许多小事件和小人物中制造出了巨大的事件和庞大的人物。
从奥巴马政府对白宫媒体的操控，到媒体对川普的无休止追捧，都显示了我们陷入了一个毫无独立自由媒体可言的局面。美国作为自由价值观的形象从60年代国内的崩塌扩大到目前其全球范围的崩塌。这也意味着现存国际秩序的终结迹象，但带来的不是什么希望，而是历史上出现过的那种大变革前的恐慌。在这个时刻，媒体的失职实在是太过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