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花》书评

致读者——伊巴涅斯

（手动录入。纪念窗边的下午。——Gabriela）《五月花》是我的第二部小说，写于一八九五年，当时我正在巴伦西亚主编我创办的共和派的日报——《人民报》。同我的第一部小说《大米和马车》一样，《五月花》是为这家报纸的文艺副刊写的。《茅屋》《妓女索尼卡》和《在柑橘园里》也是首先在《人民报》上发表的。其中有几部小说是我断断续续写成的，每天根据文艺小品栏的需要交稿排印。我的记者生活不允许我长期地、持续地集中精力去从事这种写作。那是我一生中最富于幻想，摩顶放踵而又备尝艰辛的年代。我苦苦地支撑着这家宣传革命的报纸。每份报纸除了从读者那里卖得五分钱之外，既没有广告费的收入，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资助。由于入不敷出，为了把报纸办下去，我花光了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一点资产，几乎陷入了贫穷的深渊。有时，我把家庭糊口所需的费用来贴补《人民报》，但我还得装出有钱的样子，不使别人知道我的困境。不仅如此，我的充满浪漫色彩的狂热的共和思想，使我几乎每月都遭到审讯和关押。而获得自由后，我又马上投入绝望而痛苦的经济战斗。其实，那时我仅有的一些平平安安和休养生息的时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由于付不起编辑部同事们的工钱，我从不要求他们加班。他们是一些青年人，出于热心，他们在自己愿意动笔的时候写些自己想写的东西。为了办报，我要及时处理各种繁琐的工作，从激起当局疯狂迫害的头版头条的zz文章起直到那些无足轻重的琐闻。我以言词夸张的方式对那些来自马德里和国外的为数甚微的电讯加以发挥，进行加工，用新闻术语来说，就是充实内容。我总是通宵工作。当黎明的曙光渐渐照亮了编辑部的窗户的时候，我那极为平庸的工作才算结束了。就这样，我终于成了一个小说家。《大米和马车》《五月花》《茅屋》和《在柑橘园里》都是这样写成的：拂晓，在这家前途未卜的报社的可怜的编辑部里，作者已困倦不堪，楼下，印第一批报纸的机器正在隆隆地转动，为他唱着催眠曲，而新的一天城市的嘈杂的声音又开始在耳旁回响。我的这种小说家工作通常总要进行到第二天上午，或者说，一直到身体的疲劳和困意终于把我降服了的时候。有几次，我在躺下之前，还要沿着果园的小路，或在地中海岸边溜达，以便直接构思即将在我的小说里所描写的人物和景色。我那夜游病患者的散步，不正常地持续到霞光万道的早晨。象其他凡人一样，这是我能够见到太阳的唯一机会。通常我快到中午的时候才能上床，醒来已是薄暮；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那累人的写作生活重又开始了。无论如何，我再也不去过这种充满牺牲、贫困和为一个至今毫无所获的理想而不断奋斗的生活了。但是，每当我回想起这段生活，心里就激动不已，因为它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时期之一。我对我初期的小说有一种偏爱，正如富贵人家对他们在贫困的日子里所生的孩子有所偏爱一样。有时，我还回忆起青年小说作家的奔放的热情驱使我参加的那些冒险生活，因为我当时不能满足于道听途说，我渴望亲眼看一看自己想要描写的东西。当时，我把《人民报》的领导暂时托付给一群把我当作老师和社长的青年人——尽管我们的年龄只有四五岁之差。我登上了卡瓦尼亚尔的渔船，过着水手的艰苦生活，在远海参加捕鱼作业。好在事情已经过了近三十年，我甚至敢说，我还在一条走私船上和人们一起在阿尔及尔沿海一带干过活。另一个使我激动的回忆就是《五月花》了。有许多次，我在海滩上散步时，常常会遇到一位青年画家，他仅仅比我大五岁。他在炎炎赤日下绘画，在画布上神奇地绘出金色的光芒，透明的天空，逼真的蓝色的地中海，纯白而又有坚实的质感的船帆，以及那些威风凛凛拖着渔船破浪前进的大黄牛。我同这位画家从孩提时代起就认识，一度分别了。那时，他刚从意大利回来，初露头角。他把现实主义运用到艺术领域中来，他讨厌在画院里作画，他的唯一的老师是巴伦西亚的大海，他热烈地赞赏它的灿烂的光辉。我们在一起工作，面对着同一个对象，他作画，我写小说。我们的友谊就这样重又开始了。我们情同手足，不久前死神才把我们分开。他的名字叫做华金-索罗利亚。维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一九二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