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余偶拾》书评

两种史学证法

做考证文章，学者严耕望曾比较过陈垣先生的“述证”法和陈寅恪先生的“辨证”法：认为前者“只要历举具体史料，加以贯串，使史事真相适当的显露出来。此法最重史料搜集之详赡，与史料比次之缜密，再加以精心组织，能于纷繁中见条理，得出前所未知的新结论”；后者“重在运用史料，作曲折委蛇的辨析，以达成自己所透视所理解的新结论。此种论文较深刻，亦较难写”。囿于梳理材料繁琐不易，加之一味求新，后学往往追慕寅恪先生“辨证”法的为多。杨宪益的《译余偶拾》，便是一例。此书虽是上月面世，文章却早已在近六十年前刊行过。众所周知，杨宪益是位译作等身的翻译家，曾汉译英《离骚》、《红楼梦》、《水浒传》等。抗战期间他寄居重庆，在国立编辑馆与同仁英译《资治通鉴》，工作之余，写了一些文史考证的文章发表在上海《新中华》杂志，于战后结集出版。仅此一版，自然埋没已久，后来新写的部分，又只能自印赠人，所以杨氏年轻时代曾搞过考证的旧事，恐怕如今知道的人已是凤毛麟角了。年轻人做考证，往往心气高傲，好作惊人之发现。草草翻过一遍《译余偶拾》，此类情形俯拾皆是。如穆天子即汉武帝，于阗为希腊殖民地，西亚希腊诸王采用汉初皇帝谥号前“孝”字，等等。至于古典小说“板桥三娘子”，钩沉源于《奥德修纪》，而中国也有扫灰娘（即灰姑娘）和英雄（席格弗里德）屠龙的故事，则更是言之凿凿，令人不得不信。我虽一直不敢窥考证之门径，见到这样的文字，倒也不得不十分小心。前人做考证文字，最忌穿凿。陈寅恪先生的“辨证”法，其实极需天分和学力，后学大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却“往往不免有过分强调别解之病”。严耕望曾告诫道，“学者只当取其意境，不可一味追摩仿学；浅学之士若一意追摩，更可能有走火入魔的危险。”杨氏文章，某种程度上同寅恪先生很相似，尤以运用异族史料、宗教典籍等新材料为长。杨氏还精通外语（观此书，可知不仅通晓英语，对梵语、拉丁语、古希腊语都有涉猎），这也同寅恪先生极相似。但就行文来看，毕竟积淀尚浅，很多地方常常附会于一两个音近词汇，或凭孤证做推断，未免失之草率。杨氏后来不再走这条路子，想来也是有所体会了罢。

中国猜谜学术传统的延续

昨天看到杨宪益逝世的消息，想起自己一直打算简单地评论几句杨宪益。他的主要成果，比如英译的《离骚》、《红楼梦》，我都没有看过。《译余偶记》我也读的很少，只看了《读书》杂志选登的《译余偶记》。一个基本印象是联想丰富，逻辑混乱。比如他说李白的《月下独酌》，与意大利十四行诗的规律完全一样，并由此猜想，十四行诗可能是从中国传到大食，再由大食传到意大利。且不说《月下独酌》能否和十四行诗类比，至少，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意大利体十四行体诗，在中国曾广泛流行。我们怎么可以单凭少数作品，就做出十四行诗由中国传出的猜想呢？这样的猜想，和我小时候，由于故乡情节作祟（我原籍湖南），以潇湘馆名字为依据，就断言大观园不在北京、南京，而在湖南，有什么差别呢？再比如他考证，薛平贵的故事和格林童话中的《熊皮》很接近，其中一段论述，完全可以作为逻辑混乱的病例：“我们当然可以说东西民间传说偶合的很多，不过我们如研究一下德国故事的名称，便可知这两个故事必出自一源。熊皮（The bear hide）的译音在古代北欧语里与薛平贵三字竟完全相同。The字古文做Se， 相当于中文的“薛”音，bear在现代冰岛与瑞典文里还作bjorn，相当于中文的“平”音，hide在冰岛文里作Huo，丹麦文里作Hiurn，古希腊文作Kutos，可见古代当读若Kuid，相当于中文的“贵”音。所以Se Bjorn Kuid也就是薛平贵。这故事如果是唐宋间出现的，它又初见于秦腔，且长安附近有武家坡的地名，则必又由欧洲经西域古道传过来的，当时回鹘（音回胡）在西北边疆为中西文化交通的媒介，所以薛平贵是回鹘人传过来的欧洲故事。”《读书》上选登的《译余偶记》，几乎所有寻找不同文化中相似点的论述，都是牵强的糊涂账。有兴趣的可以参看附在文后的链接。在我看来，中国学界有猜谜的传统，从蔡元培时期《红楼梦》的索隐派，到现在故作惊人之语的噱头派，这传统都在传承。差别在于老一辈的学者要勤奋踏实一些，但由于缺乏足够的逻辑基础，无法驾驭他们掌握的大量知识性资料，常常一本正经地说出不着边际的话来。比如周汝昌，在百家讲坛上，就曾严肃的说：“红楼梦当然是一百零八回，你看，一百零八在中国是个多么好的数字，女娲补天用的石头数，也是一百零八的整数倍。”（大意）周先生在自己的传记中，在“顾曲家风”一节，还有这样几段：“我大哥（震昌）英才早逝，留有照片。后见鲁迅少年相片，不禁惊奇：他们何其相似乃尔!都留着“平头”（当时发式），方脸盘儿（面型），简直像“堂兄弟”。听这话的人，已然发笑了。但这不是“单文孤证”。再说说我的四哥（祜昌）。他的面貌如何？我不会“描写”，但他居乡之后期，任商业部的业余中学教师时，学员们私下里给他一个“绰号”：周建人! 此为何故？只因人们“一致认为”他和周建人的长相儿十分地相似!〔大哥、四哥面型略同。 我与三哥（泽昌）的相貌有共同点。这似乎是由于父母的遗传所具的小分别。〕大哥四哥，都无意中让人窥见了与绍兴周的某些相联的微痕，恐怕未必全出一个“偶然”吧？ 就拿鄙人来说，我时常到过外地，或各处来访者初见我面，常有这样的话：“您不像北方人，是‘北人南相’。”这也像是一个“参证”。我从报上看到报道，已然由谱牒证实，周扬是周公瑾的远裔，而绍兴周也是同源。——好了，大弯子绕完了，我想攀周郎为汉末上世的祖风，也许可以“存此一说”了吧？ ”如果周先生不是有心说笑，就只能说他逻辑不清了。说到周汝昌，他曾把曹雪芹的残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补全。吴世昌看了以后，做了详尽了考证，认为这就是曹雪芹的原作，并说“从这诗的思想性、艺术性，以及韵律、技巧等种种方面加以考察的结果，认为这是雪芹原作，绝无可疑。”。有人说是周汝昌写的，吴世昌说，这么好的诗，凭周汝昌的才学，根本写不出来。后来有人认为他们有学术造假的嫌疑，我觉得不是，他们大概真的相信自己的理论，这只是中国猜谜学术传统的延续了。附：《译余偶记》的部分内容：http://tieba.baidu.com/f?kz=151330858杨先生还写过一篇：《薛平贵故事的来源》http://www.jingjuok.com/mbb/view.asp?t_id=25796

这本书可以一窥杨先生学问的广度

很遗憾，杨先生这样的笔墨竟然没有变成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翻译，还有好几本西洋历史巨著，杨先生是有这种翻译资格和实力的，却没有做出这样的成果，哪一个时代能有这样的文化巨人再现呢？山东画报出版社功德无量啊，能出这样的书，剑桥中国史的几部好像都是我们山东出的。杨先生和杨夫人对中国文化的输出贡献极大-----他们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马烽的小说，我看过，水平我不敢评论，只能说很流利，有的单词我还不认识呢 惭愧惭愧杨先生的 漏船载酒 我看过一遍，翻译稿很冷淡，也是 我们这个国家亏欠这样的大学者太多了。想起当年九十年代末的时候，杨先生表现出的风骨，实在是让人心折。当年的烈士，你们的领导者们在美国逍遥的时候可曾想起你们？是这些远离尘嚣的老师们牵挂着你们灵魂的安宁。

纯属8卦

作者的这些文史考证始于抗战期间，其时杨宪益先生应梁实秋之邀在国立编译馆做英译《资治通鉴》的工作，译书之余，在兴趣的驱动下写出这些笔记。作者曾在自传《漏船载酒忆当年》中对这段工作有所追忆：由于国立编译馆中的中国书籍丰富，作者在1944～1946年间写下大量笔记，并写了大约两百篇短论文，内容涉及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学史、古代神话传说、古代中外关系史以及中国少数民族的早期历史等。文章在新中华书店出版的《新中华》杂志上发表，1947年结集为《零墨新笺》。在南京定居后，在兼职和政治工作之余，作者还抽时间写些短文，主要是关于中国北方诸少数民族和蒙古、满、回纥、朝鲜古代历史的研究文章，发表在当时《和平日报》古代史增刊上，1949年又辑成《零墨续笺》。两集的内容至上世纪80年代初由三联书店再次出版，更名《译余偶拾》，并在去年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再版。作者在自传中说如果他的丰产期持续得更久，将很可能成为一位历史学家，成为中国古代史有关的各种课题的权威。这并非大话。作者并非只会译书的匠人，旧学基础扎实。杨敏如(杨的妹妹)曾在一段访谈中说：“我们刚学对对对子，我哥哥已经要做诗了；我们刚上四书，我哥哥已经十三经都会背了。先生说从来没有教过他那么聪明的人。”能够译《资治通鉴》《史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的人，仅有英文水平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杨的自传中提到一件小事也很有意思：50年代，作者在中南海与毛主席见面时，周总理在一旁介绍说杨宪益已经把《离骚》译成中文，毛在握手时问“你觉得离骚能够翻译吗，恩？”“主席，谅必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可以翻译的吧。”毛微微一笑，欲言又止，作为诗人的毛显然并不相信离骚可译。作者对古典文学的翻译还包括汉魏乐府和明清传奇，比如洪昇的《长生殿》。前一段时间看过一个黄宗江的访谈，他提到在美国教书的时候曾组织学生演《牡丹亭》，译本大概用的就是杨宪益的。后来他与英若诚在美国和中国两次用英文演《十五贯》片断(从录像看大概是“测字”一折)，用的也是杨译。后面两剧我没有查到有杨的译本，不知道黄宗江的记忆是不是准确。《译余偶拾》的内容过于专门，特别是中西交通和民族史部分。但关于神话部分还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考证《酉阳杂俎·支诺皋》实本于欧洲的扫灰娘(Cinderella，今译灰姑娘)故事，有趣的是在中文本中，这位姑娘的名字名为叶限，显然是Aschen(盎格鲁萨克逊文)或Asan(梵文)的译音。《安徒生童话》中《国王新衣》一篇在一千多年前早见于《高僧传》，推断故事源出印度，并至迟在公元6世纪就已传入中国了。而我国民间传说的薛平贵故事(有戏剧“武家坡”)则与格林童话中的《熊皮》相近。“The bear bide”的译音在古代北欧语里与“薛平贵”三字完全相同。此故事在唐宋间出现，又初见于秦腔，长安附近又有武家坡这个地名，则可以推断这是薛平贵是回鹘人传过来的欧洲故事。再比如对火鸡、青瓷和纸的名称考证也饶有趣味。另外，推荐作者的自传：《漏船载酒忆当年》。

唐朝的灰姑娘

杨宪益先生的《译余偶拾》是一本中西文化交流的考据集，虽是学术著作，但这本书却非常有趣。李商隐、苏东坡、唐伯虎乃至晚唐至宋元明清民国的中国人也知道灰姑娘和尼伯龙根的指环的故事？《秦王破阵乐》可能是从罗马传来？南北朝的《高僧传》中已经有皇帝的新装的故事原型？王宝钏的故事源自格林童话？明朝时中国人的书中已经出现了火鸡？这些推测至少部分是有根据的。就灰姑娘的传说而言，晚唐时的《酉阳杂俎》已经有了类似的故事，只是在那里她叫叶限（“灰”的德文Aschen或梵文Asan的音译），而民国时的杨先生把Cinderella翻成了“扫灰娘”。但从现在流传的版本看来，薛平贵和王宝钏的故事源自格林童话中的熊皮人有些牵强，两个故事仅有的相似只怕就是两位小姐都是三姐妹中最小的且因为选人的眼光问题而受了一段时间的苦，只是考虑到这两个故事都流传了上千年且都被接受方多多少少加入了些本民族的元素，最初出现的时候相互借鉴倒是极有可能。至少就我所知，阿拉伯的传说中是有类似于我们的一枕黄粱的故事的。而如果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各民族的早期行为大概还是有些相似性，所以出现一些相似的故事或传说也算正常。具体的例子《金枝》中有很多。出于个人兴趣，我对于东西文化早期的交流史非常感兴趣，在双方彼此都不了解时，那些懵懵懂懂的先行者面对一个全然未知的世界的眼光应该就如爱丽丝初入仙境一样，是充满好奇的，而这种好奇的眼光在我们这些已经对那个世界有所了解的后来人看来是同样新奇而有趣的。《译余偶拾》中提到了乾隆年间的广东人谢清高最早对英国的记载，《七缀集》中提到的早期驻欧使节对各国生活的记载都是如此，杨、钱二位先生学贯中西，作了大量的考据工作。对像我这样无心且无才做学问、仅凭兴趣看书的人来讲，可真是功德无量。

三点

考研时看的。那时刚看过《漏船载酒忆当年》。得知作者的一些经历，有所不为，自己钦慕其风骨，自然找其书读了。此书是作者在重庆编译局英译资治通鉴时顺手做的一些考证文章。现在隐约记得有好几篇参证希腊语和波斯语之类指出中国一些事与词是由此而来的。 其中显示出文明西来的具体例子。
这个寒假在家，每晚睡下后用TOUCH看完了何伟的《甲骨文》，其中书末提到一个业余研究中国文字起源的美国人，此人认为汉语属于语标型文字，形成过程可能受到过当时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或埃及人的上古的文字的影响。（维托·H·）麦尔的理论认为，中国文字是在与近东那些有文字的文明直接或间接的交流而产生。（何伟《甲骨文》，翻译：x2zhao） 另一个是看张爱玲《谈读书》一文，她提到小时候看《阅微草堂笔记》里记载西域地方有人见个头很小的人，她联系到了西方的小矮人。
还有就是苏三的《汉字起源新解》和《新文明简史》，对汉字、中国文化起源考虑大胆而周详，非常开阔视野。
这三者都指向一点：有确切记载之前和之后都有文化与物品自西域来。看过这些书有时候了，很多细节可能复述不准确。写在这里，备忘。